一年前，我在“作為文明開化程度衡量的國家機構的透明化與民主化”中回顧當代中日關係史上最骯髒的一頁：1992年一個陰雨秋天，我在東京出席中日兩國當局舉辦的慶祝“中日關係正常化20周年”會議，因為追討被盜竊的關西1989年支援中國民主運動募到的捐款，被日本國立神戶大學法學部雇用的中國學賊毒打。…我隨後到警察署報案，一個東京警視廳制服警察和一個國家公共安全委員會便服警察帶我到現場拍照、記錄四、五個小時，向我保證：日本是法治國家，一定要公正處理。過了幾個周后，我沒有接到任何聯繫，就直接再次造訪警察署，卻被告知根本沒有我報案的紀錄！更氣憤的是：管轄神戶大學的兵庫縣警“好意”轉告我：“忘掉此案吧！如果你還要追究此案，日本政府可以把你定罪為“鬥毆”，取消在留資格趕出日本！”與國立大阪大學曾經準備以“無完成學業可能”把我趕出日本的校園的做法同出一轍。楊振亞（大使）、唐家璇（公使）控制下的中國駐日機構指使學賊兼學奸混入學生運動，在日本人的“保護”和策劃下在大阪領事館前燒毀“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宣言“不承認李鵬偽政權”，偽造人數宣稱“退出中國共產黨”、還把所謂“日記”公開給日本主流媒體叫囂要“用血與火洗禮中國”、甚至要成立“流亡政府”等；但6月8日鄧小平公開露面後又迫不及待勾結日本當局出賣迫害在日中國留學生，把我們趕出校園、趕出日本，暴露了在國家政權暴力下人性最醜惡的本性。揭開歷史真相也是文明開化程度的度量衡。
1989年在中國和世界展開的民主運動的悲劇的結症正是因為攸關中國political
order政治秩序的正當性legitimacy問題，至今還看不到解決的曙光。自從毛澤東死去到1989年，以“改革開放”為旗號的鄧小平領導層執政的正當性沒有受到普通中國民眾的異議，但26年前的今天，中國人民解放軍坦克對中國政治心臟天安門的占領，把當今中國政治秩序的正當性問題推到了全世界面前，成為26年來所有中國問題的結症。本文所指的正當性，不是一個法律用語（合法性），而是一個社會學概念，與中國傳統的“天”、“道”相近。例如，“替天行道”是“非法”的卻是正當的；雅典五百人法庭判處蘇格拉底死刑是“合法的”卻是不正當的；因為正當性攸關social order社會規範和秩序的更廣泛的人性、人道的人類生活本質。
在人類的歷史上，往往出現這樣的啟示：某一件陷入死結的事件，正是歷史創新的突破口。而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是否如此，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這些參與者和後來人的反思、進取、選擇和行動。考古發掘證實在公元前1250-1200年左右的青銅時代在今天土耳其的小亞細亞海岸的有利地形存在着一個被毀滅的小城堡Troy，這個在古代發生過無數次的事件五百年後經過一個盲人歌手的吟唱成為建樹希臘民族乃至西方文明的歷史、文化、道德、社會和政治規範和秩序的法典。如果天安門事件的悲劇不亞於小城堡Troy的毀滅，我們還有更長的時間來記錄、反省和創造歷史。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教育委員會和駐日機構至今未出示任何書面公文就剝奪我的公派留學生資格和獎學金乃至國籍，遠不如阿姆斯特丹猶太教區“以天使的指示和聖人們的命令，經上帝和所有聖徒的同意，我們革除、驅逐、詛咒和譴責斯賓諾莎”那樣文明開化。我個人慶幸與斯賓諾莎同道，求仁得仁，因為被逐出一個失去了正當性政治秩序的集團，正是屬於整個人類、通往永生的最直接入口。
如果說二十幾年前在國力並不強大的條件下，中國政府迫於西方國家的制裁壓力不得不討好日本政府、配合日本當局迫害中國留學生的話，今天還沒什麼必要隱瞞歷史呢？相反，公開這一段並不複雜的歷史、糾正歷史過錯，正是恢復中國政府正當性的一個必要條件。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5年6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