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自由這樣的字眼

          差一點使我流出淚來一一

          你要是有我的經歷，

          就知道我為什麼這樣！”

                                                                                            (美) 休斯∶《自  由》

 相識與相交

  1958年3月,我這個被反右鬥爭折騰得精疲力盡的所謂極右份子,終於被四川省南充縣人民法院判處5年管制送勞動教養,到了勞教隊以後, 首先集中在自貢市上田壩進行了一番認罪服法遵守勞教紀律的學習,歷時十餘天。其間我留下最深刻的記憶是,不論開飯點名,總之只要集合站隊,必得在一位有音樂細胞的勞教份子指揮下,齊聲高唱當時最流行的政治歌曲,歌名叫《社會主義好》,其中有一句是“右派份子想反也反不了”。讓我們這群右派唱着歌兒來作踐自己,我相信在場的管教幹部一定有一種特殊的快感。

        我們這個剛剛成立的勞教單位,全稱為四川省公安廳勞改局築路二支隊, 這裡匯集了大約8、9千名勞教份子,甚中右派占65%左右,其餘35%,則是偷摸扒騙奸之類的壞份子。經過10天左右的入監(應為“入教”)學習,便從自貢出發,開赴到雲南省鹽津縣,那裡有一條內江至昆明的鐵路等待我們去修築。

        我所在的中隊番號為201中隊,也就是築路二支隊一中隊的簡稱。這個中隊全都是依法剝奪了政治權利的管制份子,不像其他中隊那些沒判管制的勞教份子,他們比我們高一個檔次。人們能感覺到的檔次也僅僅體現在選舉權上, 據說是在法定選舉日那天,勞教公民們將領得一張印有5、6個人名的小字片,他們用自己神聖的選舉權,在這些陌生的名字中,選出幾個看起來比較順眼的人名,然後在這個名字的上方,畫一個圓不圓都無所謂的圓圈。以此證明他仍然是有權利決定領導人的一個公民,甚至是國家的主人,我希望這些勞教幸運兒在畫過圓圈以後能有一種幸福的感覺。

        管制中隊裡的“非公民”勞教份子,平均年齡比有公民權中隊的勞教份子高得多,因為其中絕大部份人多多少少有點歷史問題,例如解放前參加過國民黨三青團青幫紅幫之類,當然是一般成員。眾所周知,那些反動黨團會道門的所謂骨幹,在前幾年三反、鎮反、肅反等運動中關的關殺的殺,早己失去了在反右運動中“跳出來表演”的機會。

       那時,我剛滿24歲,在這個中隊裡已屬於小老弟層次,隊上卻還有一個被我稱為朱老弟的,他才22歲,不排除年齡因素在起作用,我和他交往較多。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和他都愛好文學,背包里都帶有幾本愛不釋手的經典著作,這些著作的交換閱讀擺談讀後感之類的人之常情,便成為我們友誼的添加劑, 雖然剛剛經過的反右運動，已經讓我們吃到過友誼二字的苦頭，但友誼的甜頭畢竟魅力萬千，一番審視以後，我終於和他成了知根知底的好朋友。

       到達鹽津後,我們住在有20戶左右人家的一座小鎮上,那裡有一條江,名叫橫江,我們從早到晚站在江水裡淘洗河沙,以備用於鐵路上的混凝土。

                           朱老弟起根發脈  (四川土話，相當於來龍去脈）

        中央在綜述右派份子特點時曾經指出,他們出現在那些“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這位朱老弟的正式學歷卻僅僅是初中一年級,很難和知識份子四個字嫁接,又有人在右派份子四個字前面加上資產階級四個字, 而朱老弟的袒父正因為在“世襲貧農”的位置上呆了幾代人,才痛下決心令他這個長孫背上了書包。祖父去世以後,朱老弟的父親再也支撐不了朱老弟的學雜費用,在對着他父親的靈位叩頭三響表示慚愧以後,就讓朱老弟輟學在家,令他幹些農活以便日後繼承父業,當一輩子老實巴交的農民。但此時的朱老弟已養成了學習習慣,不斷從他原來的老師那裡借來些書籍,利用空餘時間閱讀,除了因為買不起燈油家裡不准他夜間閱讀以外, 像朱老弟騎在牛背上看書,母親煮飯時他負責燒火對着灶堂的火光看書,他父親也從不干涉。

       1949年冬,位於四川中部的朱老弟的家鄉解放了,朱老弟見到了威武的解放軍,聽到他們高亢的軍歌,在得知這支軍隊是替窮苦人打天下的軍隊以後,朱老弟只恨自己年紀小個頭又不高,難以參加進去。後來部隊開走,接着又來了一些穿灰制服的干地方工作的同志,他們發動群眾,開展清匪反霸,其中有一位姓張的北方人,經常找朱老弟的父親談話,了解一些他們村裡的情況。在家裡,他常常看見朱老弟抱着書本閱讀,似乎對他產生了些好感,也順便問了問這個孩子的學習情況。父親告訴他：“家裡沒錢供他上學,只得讓他在家放牛割草做些農活。”又說：“前幾天這娃想去當兵,解放軍嫌他小,沒要他,他還大哭了一場。”

        幾個月後,清匪反霸工作結束,工作同志紛紛離去,行前這位張同志特別到朱老弟家與他父親話別,正準備起身離開之前,看見打豬草回來的朱老弟,張同志摸着他的小腦袋說：“快快長,長大了跟叔叔一起幹革命。”這一句多少帶有點逗孩子味道的話句,朱老弟卻當成一句嚴肅的承諾,深深地嵌入了他的小腦袋裡。

        一年多以後,也就是1951年,朱老弟終於熬過了15歲的生日。有一天,區上召開一次規模空前的大會,據說要槍斃五、六個惡霸地主,朱老弟和幾個小夥伴步行20多里,前去看熱鬧。那一天場鎮上人山人海盛況空前,朱老弟也興奮無比,更使他興奮無比的是,大會上作報告的竟是摸過他腦袋的張同志,也就是今天人稱張書記的區委書記,這時朱老弟下定了決心,要找張同志也就是曾經自稱要和他一起幹革命的叔叔兌現他的承諾。

       在區公所,朱老弟沒費多大力氣便找到了張書記,張書記笑盈盈地問他：“你為啥要參加革命?”朱老弟斬釘截鐵地回答：“為了我們窮人翻身求解放。”張書記的笑容更加燦爛,說出一個好字卻立刻打住,繼續問道：“你父母同意了嗎?”朱老弟使出了他的殺手鐧：“反正你說過你要帶我參加革命的。”張書記沉思了一下說：“這樣吧,你先回去跟你父母談一談,他們同意了再來找我”。

       三天以後朱老弟便成了這位張書記的通信員。

       所謂通信員也就是送送信叫叫人順便打洗腳水倒洗臉水，照顧一下這位三十歲出頭仍然單身的書記的個人生活,剩下的時間朱老弟不外乎看報讀書寫字,張書記也很支持他的業餘學習。朱老弟更是感到一種如魚得水的幸福。

       看來張書記對朱老弟這個出身好,歷史清白,愛好學習平常又寡言少語的小伙子印象不錯。1955年,張書記結婚後,調到縣委組織部任部長,19歲的朱老弟也被這位部長推薦到宣傳部當了一名幹事,成為工資級別23級的國家幹部(多年以來,我們國家黨委機關的幹部和政府部門的幹部似乎都叫國家幹部)。作為宣傳幹事,朱老弟也開始給省報和地區報紙投寄些報導農村新氣象的稿件,偶爾也有幾篇刊登出來,縣級機關的同事竟有人戲稱他為青年作家,朱老弟雖然口頭上不承認,內心深處仍然有一股甜滋滋的暖流在涌動。

        其實這股甜滋滋的暖流並非來自距離遙遠的青年作家的桂冠,而是他和在縣婦聯工作的一位同齡女孩最近才明確了的戀愛關係。這位周姓女孩在學校里的綽號就叫“周美人”,就憑這不同凡響的綽號你就可以把他和銀屏上任何一位楚楚動人的窈窕淑女掛上鈎,如果她那一口頑固不化的土腔土調稍微有點可塑性,去報考一所電影學院或戲劇學校,那些負責招生的老師肯定不會吝嗇他們的給分。

        一年以後, 已到婚齡的一對“郎才女貌”,按當年的婚姻程序向組織人事部門呈交了結婚報告, 像他們這種歷史清白,家庭出身也還可以的人當然順利批准,便決定在十月一日國慶節,這個有紀念意義的日子舉行婚禮。婚禮也真正的舉行得空前隆重,用隆重二字的原因是一對剛參加工作的小不點共青團員的婚禮竟然由縣委組織部長主婚,宣傳部長證婚,加上統戰部團委婦聯工會辦公室的一、二把手,率領他們的眾多部下,幾乎傾巢出動濟濟一堂。眾賓客一致稱頌新郎新娘是才子佳人的完美結合(“文化大革命”以前,才子佳人還不是一個貶義詞)。這場婚禮也成為縣級機關未婚男女仰慕的規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