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随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
徐斌 口述 吴鸢 整理执笔
此文系吴鸢依徐斌口述写成，从未发表过。徐斌原系国民党某部炮兵团团长，1948年作为蒋经国干部培训机构“戡建班”成员被选中，成为“经济管理工作队"（又称“戡建队”）的一员，赴上海“打老虎”，负责清库和检查工作。本文原题为“我随蒋经国在上海限价中的片断”，以客观的态度回忆和评价了蒋经国“打老虎”的全过程。
吴鸢原为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74军参谋处上校科长，抗战末期升任第四方面军司令部第一处少将处长。曾参加淞沪会战、武汉战役、湘西会战等重大战役，并为《民国日报》《大刚报》等多种报刊撰写战地报道；晚年为南昌市政府终身参事，开始回忆录的写作，并帮助多人撰写、整理回忆文章。近期，他的女儿吴仪东将他的作品搜集编辑成书，由壹嘉于2024年1月出版。本文摘自该作品集《鸢飞戾天：一位国军少将的抗战军旅实录》。文中涉及的大案包括：
《鸢飞戾天：一位国军少将的抗战军旅实录》，为“壹嘉个人史”系列之一种，亚马逊及各大网络书店有售。港台地区即将上市，可在博客来书店（台湾）、田园书屋（香港）等购买。
1 前 言
1948年秋，是内战的第三个年头。由于国民党政治上的专制独裁，军事上的连续败北，经济上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法币、关金券都成了废纸。民谚“早晚市价不同”已改为“早午晚市价不同”了。在城市，一般以金、银、美钞为记价单位；在乡村以实物（如米谷、麦子、面粉等）为记价单位。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长是所谓“社会贤达”王云五。他未上台前，高谈阔论，语惊四座；上台后，束手无策，惟一的办法是专程赴美乞求援助。可是在美国政府的眼里，蒋介石已失去扶植价值，吝啬地分文不给，使王云五碰壁而回，彷徨终日，莫知所措。 7月20日，蒋介石在杭州召集有经济专家、顾问参加的经济改革会议，寻求解决经济的方案。8月18日，蒋介石从庐山回到南京，第 二天便发布经济改革方案，其重点大致为：1.自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8月19日起，发行金圆券，收兑法币、关金券及东北流通券；2. 黄金、白银收回国有，民间不得私藏和流通；3.管制外汇，私人手中 的外币要兑换，在国外的资产要向政府呈报；4.加强金融管制，限制 物价，整理税收；5.在行政院下，成立经济管制委员会，上海为全国 金融中心，成立经济督导员办公室，执行限价政策，清查库存物质， 违法囤积者没收。任命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为督导员，蒋经国为副督 导员（实际上由蒋经国负责）。两周后，俞辞去兼职，由蒋经国任督导员。蒋经国受命后，立即从他培训干部的机构——戡建班（国民党党团合并后，编余人员集训的机构）各大队中挑选具有大专文化、 通晓一门外语（英、法、德、日）、年龄在卅岁以下、身体强壮、品行端正者200人，编为一个大队（辖四个中队）进入上海，作为执行限价政策的骨干力量。当时我是驻在屯溪的戡建二大队六中队少校队员。包括中队长谢曼夫在内，全中队挑选了7、8人，我是其中之一。
我在上海七十天，自始至终，执行清库和检查工作，现根据记忆所及，将当时见闻，摘记如后。由于时隔四十余年，手头资料残缺，因职务局限，见闻有限，舛误之处，敬希知者指正。 我到上海后，被编在六大队二中队，受总队长王昇少将管辖， 驻在北京西路国际饭店后面上海警察分局内，其余各中队分驻市区各 警察分局。蒋经国对我们进行了训话。大意是： 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恶势力很严重。你们当中有到过上海 的，也有第一次到上海的。我们的任务是打倒奸商和一切恶势力，将 上海市民从痛苦的生活环境中挽救出来，现在向你们约法三章： 不准接受礼物和财物；
不准去舞厅、戏院、茶室等娱乐场所，如执行任务也必须二人 以上同行；
每日工作十小时；
星期日照常办公；
不准参加任何应酬；如有在外招摇撞骗、贪赃枉法者，一经查出，主管人负同罪。
蒋经国还郑重指出，上海的不法商人使用的武器是“招摇撞骗”、 “勾结贪官污吏”和用金钱收买。但这些，在我们面前，是毫无作用 的，对付这些人，我们决不手软。 当前的任务是打击垄断囤积居奇的大户，只打“老虎”，不拍“苍 蝇”。上海市民一定会同政府合作的。最后，他指定检查结果逐级上报的程序。据我所知，在上海的 七十天限价工作中，戡建队员都能洁身自爱，没有违法的行为。上海扬子建业公司（简称扬子公司）总经理孔令侃，是国民党要人孔祥熙的二公子，与蒋经国为姨表弟兄（孔母宋霭龄是宋美龄的 大姐）。当蒋经国接到检举扬子公司的信件后，认为事件重大，命令王昇大队长成立专案小组，从各单位精选得力人员组成。 王昇奉令后，从戡建队、驻沪宪九团、上海经济警察大队、上 海警备司令部稽查队四单位选出十一人的专案小组，由王昇兼任组 长。戡建队选出的三人是谢曼夫队长、我和另一人（姓名已忘记）。在行动前，蒋经国召见训话，勉以认真办理，打破一切顾虑。 9月22日，专案小组到扬子公司进行突击检查。孔令侃令人打开 仓库，拿出清册，派人陪同清点。各仓库分门别类储存着大批物资。计有：轿车零件、汽车内外胎、各种钢材、钢管、西药、自行车以及 五金交电材料，数量相当庞大。据称：这是公司三个月营业额的储存 量。孔令侃当场声明：这些物质是限价前购进的，有文件可资证明。限价公布后，遵照规定，造册上报，督导员办公室有批文在此，货物 冻结，并无买卖行为。 我们经过几天的详细核对，认为手续完备，并无违法行为。 
由于扬子公司政治背景特殊，名声太大，检查扬子公司的案件 引起了各方的重视。南京政府的监察院、立法院派出委员秘密来沪调 查（监察院两名委员中一名倪弼，另一名姓名忘记了），苏、皖两省 监察使署也派出精干人员协同工作，其结果与我们检查相同。 由于扬子公司库存物资是遵循法令行事，所以未作出任何处理。这件事引起外界种种猜疑。连后来江南写的《蒋经国传》中，用曹聚仁的话说，是杨贵妃（指宋美龄）不好（见该书175—176页）。对这件事来说，这种说法是失实的。我是检查扬子公司专案小组成员之一，身历其境，觉得一件事，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应该保存其真实面目。当时专案小组成员有十一人，如果还有健在者，当知“我言不谬”也。杜月笙是旧上海著名阔人之一，权倾一时。他的二儿子杜维屏凭借父势，在社会上也享有一定的声誉。在限价未公布的前夕，财政部秘书陶启明于8月18日将经改消息告知在沪的妻子李国英，要她抛售永安股票。杜从李国英处得悉消息后，跟着抛售永安纱股票3000万 股，由证券大楼109号经纪人杜尔春吸进1600万股，天裕证券号经纪 人张某吸进1400万股，杜获暴利80亿元，为当时的大案之一。 蒋经国接到举报信后，将杜逮捕，送交上海特种刑庭审理。庭长沈天保，推事方祥海于9月22日开庭公开审理。由于杜维屏的身份关系，开庭这天，两千个听众席以及记者席都坐满了。法庭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在法庭内外布满武装法警，荷枪实弹，气氛严肃。 在第一次庭审时，杜维屏诿称是下面人干的，推得干干净净。辩护律师也说，杜当时生病，很少过问证券交易所业务。由于证人未到庭（可能是怕得罪杜月笙），证据不足，法庭宣布改期再审。 
第二次开庭是9月28日，证人鸣兴证券号经理邱云峰、华美公司 负责人孙树人，到庭证明是杜维屏亲手卖出的。至此，辩护律师只好 改口请求庭上从宽处理。沈庭长当即宣判：
杜维屏在8月18日限价前，抛售大额永纱股票3000万股，获取暴利，犯投机倒把罪，判有期徒8个月。与本案有关的其他人犯李国英被判有期徒刑10个月，杜乐耕被判有期徒刑8个月，杨淑瑶（女）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宣判完毕，四名被告均表示不服，请求上诉。庭长宣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不准上诉。至此四名被告当场被送往提篮桥监狱关押。杜案的判决使当时的上海市民为之称誉。“杜月笙的儿子都坐牢了”这句话传遍全市，给经管限价工作带来了暂时的乐观。 在旧中国，永安堂虎标万金油、八卦丹是尽人皆知的日常用 药。胡好是永安堂创始人胡天虎的儿子，是旧中国著名的阔少之一。
经改公布后，上海执行限价。胡好从香港来到上海，携带有黄 金200两、美钞3万元、港币50万元。下飞机后，住在永安堂驻沪办 事处经理郑源贵家中。因旅途劳顿，委托郑经理将款子妥为装箱待 用。但次日清点款项时，发现美钞3万元不翼而飞，便向市警察局报案。经查明，是郑源贵见财行窃。由于这笔巨款未遵照法令兑换金圆 券，违反经营条例，所以将款项封存，胡好应受拘留处分。胡好在报 案后，因事飞回香港。上海市警察局将其款项兑换成金圆券，代为保 存。胡在港闻讯后，发表声明，愿随传随到，于是不了了之。 自9月19 日起，在执行限价期间，经蒋经国批准逮捕，情节较为 重大的案犯有64名，其中被处决的有三名，其余判刑或释放。除前面 叙述的特大案件外，现再摘要介绍较大的案件。 张亚民系上海稽查大队大队长，戚再玉系官员。二人均系利用 职权受贿、勒索，攫取巨款。经群众检举，蒋经国查实后，予以逮 捕，送交特种刑庭审讯。他俩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经上报南京政 府，于9月20日，以存字第2777号代电批复处决。 戚再玉在临刑前，写信给妻子，大意是，根据法律，我有上诉权，但不准上诉，无可奈何。奉劝亲友，不要介入仕途，免受我同样 命运，望妻不要悲伤，回乡念佛，超度亡灵。张亚民被处决后，他年轻貌美的女友（外室）王蕙蘅，因此精 神失常，服毒自杀，一时成为社会谈料。 荣鸿元在上海有布业大王之称。上海市的棉布，他占有量近百 分之三十。四大公司中的永安、新新，以及大大小小的布店货源，都由他供应，大小仓库十多处。戡建队根据举报材料，对荣鸿元所有的仓库逐一清查，查出帐面与实际存货不相符，且未在限期内登记，按 照囤积居奇罪，送特种刑庭处理。 香烟是上海市民生活的必需品之一，香烟牌号极多。上海市 民中高层次的多吸“大中华”、“三五”牌等，中层者吸“大前门”、“飞马”……，广大劳苦群吸的是杂质烟。黄以聪素有香烟巨头之称，当戡建队接到群众检举黄以聪囤积大批香烟的线索后，在黄以聪的黄浦 路等处仓库，查出各种牌号香烟13000余箱，属于囤积居奇案。香烟 公开以限价出售，黄犯送特种刑庭处理。上海每一行业都有公会，由本行业的商店为成员。这些公会的 负责人都是霸主，操纵一切。米业老虎张墨林，食油业老虎张超在上 海南市、北市都有为数颇多的大米、面粉、食油、食糖等。戡建队根据调查确实，二张均犯有囤积居奇，扰乱油、粮市场罪，报请拘捕送 特种刑庭依法惩办。平凉路412号“老大同”南货店店主吴翼鹏，囤积大量食糖。上海市民于10月5日起，开始排队购买生活用品时，吴翼鹏有货不卖。群众纷纷向戡建队举报，经查库属实。吴被依法逮捕。所有食糖由社会 局配给各商店，按限价出售，货款上交市府，作冬季救济费。 在处理一批情节较大的案件中，逐案也按认罪情况，分别处理。如永安纱厂经理郭棣，就以认罪态度较好，获得宽大处理。郭棣是永安纱厂进货和销售业务的主要负责人，因查实囤积大量棉纱、布匹而被捕。郭在形势逼人的情况下，低头认罪，将所有纱、布，按限价出售。由于抛售了这批纱、布，使市场紧俏的局面暂时得到了缓和。 对外籍人士，亦依法处理。如上海市犹太协会主席比雪·吉，是犹籍白俄，住欠当路拨卡第公寓479号。据举报信，他有买卖外汇 行为。我们派出戡建队员在该处守候，果然有一男一女手提皮包入内，随即入内搜查，发现在沙发内藏有美钞二万元，从抽屉中查出美 钞176元。那一男一女，系中国人，男名章伯祥，女为章妻，是外籍 人的经纪人。他们在限期内未履行登记手续，当即收审。根据供词， 在五楼办公室查出美钞1050元，英镑票23元，大金条8根。本案外籍人两名连同章伯祥一并送特种法庭依法处理。 其他较为重要的有大同、大公、农商三家银行和通易信托公司 的案件。他们的帐目与存款数目不符，经告知有关部门，勒令四家暂时停业，其持有的黄金、外汇，当面封存，负责人交保候讯。这对金 融界来讲，也是一件大案。 9月17日是中秋节，上海经济警察大队长陈义宽带领戡建队员200人及经济警察多人，成立若干组（从二、三人，四、五人到七、八 人不等），从上午9时到下午4时，在金陵路、南京路、江西路、浙江 路、证券交易所等地检查黄金、银元黑市，逮捕人犯24名，其中情节较重者16名送特种刑庭，8名送市警察局。其中倪宪章（“亚光”中 托）、王文彬（“立大成”号）等较为著名。 戡建队根据群众举报，与上海经济警察七队、宪九团组织检查小组，在著名的青莲阁、长乐茶社等处查获黑市交易布匹、呢绒等犯 罪分子王家桢、陶文沛、周斌等十五名。在永安坊查获“李景记”囤积 食糖7142包，当将“李景记”经理收审。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黄牛党。黄牛党分子是一批地痞流氓和乞丐，并无什么组织，而是三五成群，以强买强卖、捣乱市场、牟取暴 利为目的。为了打击这批不法分子，我们分组分批进入市场。他们平 日人多，但现在早已闻风而逃。这些黄牛党还结伙成群套购布匹、食 油、大米等运往外地，（上海是限价价格，比外地要低），以及购买 飞机票、火车票、轮船票和汽车票，高价出售，真是防不胜防。 国民党政府是8月19日公布改革币制的。第四天起，兑换的人群 开始排成长龙，到9月30日止，上海市共收兑黄金1，105，000两，白 银923，300两，美钞3，279，000元，港币10，117，480元，菲律宾币 13，555元，兑出金圆券为372，466，710.6元，全国共兑出52，000万元。 国民党政府认为上海是全国的金融中心，只要上海稳定，便无问题了，所以任命蒋经国在上海执行限价政策。蒋经国便施展他在赣南任行政专员的作风，公布检举方法，号召全市人民检举揭发；亲自部署，由戡建队队员负责，带领上海警备司令部官兵、驻沪宪兵第九 团、市警察局（包括各分局）人员，在车站、机场、码头、仓库，突 击检查。凡携带金银、外币出境者一律予以收缴；抗拒检查和隐匿不 报者，根据情节作出适当处分，连政府官员（包括立法委员、监察委 员）也不例外。对仓库物资，有账货不符的，一律封存候令处理。对出境旅客，进行认真检查，尤其是去港澳和国外的，更为严格。蒋经国上海“打虎”期间聆听地方店主投诉，1948年8月因此，检举信如雪片似的飞到蒋经国的办公室。对查出的金 银、外币一律兑换成金圆券。物资按 8 ：19 限价公开出售。所得货 款分为上缴国库、社会救济金和提成奖励举报人员。 上海市社会局局长莫开光，为表示他对蒋家父子的忠诚，亲率部属数百人，分成若干小组到先施、永安、新新等大中型企业的仓库登记存货。 我曾在北站检查开出的客货车。一列客车，分4—6个检查小组。我在执行任务中，一无收获。有一个小组查获私带美钞3万元。物主魏家修，人被拘留审讯，款被换成金圆券。 我也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查访。为了不暴露身份，我外穿西装，扮成商人模样，只是臀部插上手枪。进得门来，只见人们三三两两，细语低谈，不到一会儿，人们逐渐散去。我是江西口音，又不便贸然开口，唯恐露出破绽，只好泱泱回队。“是不是带了手枪给人家 看出来了？”带着这个疑问去访问几位当地人。他们说，到交易所来 的人都是来找对象的，经过初步商谈，便到平日常去的茶馆坐下来慢 慢地讨论。 为了扩大戡建队的力量，应付当前复杂的局面和繁琐的工作， 蒋经国决定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务团，由王昇兼任总团长，总团下辖四 个分团，每分团辖四个中队。分团团长，大、小中队长，均由戡建队 队员充任，组长则由青年中自行推选。经考核录用的有12000人。在 复兴公园举行成立大会。 10月10日是国民党政府的国庆日。这天蒋经国在虹口公园召开了有戡建大队、青年军上海联谊会、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参加的万人大 会。在会上，蒋经国讲“经改限价工作一定要进行到底，一定要取得 胜利！要打倒一切不法奸商，否则广大人民不能过好日子。人民的力 量最伟大，人民的话最正确，与其一路哭，不如一家哭。”
1948年10月，蒋经国在虹口公园对上海青年服务团讲话
讲完话后，列队游行。沿途高呼“打倒一切恶势力”、“打倒奸商”、 “打倒贪官污吏”、“将经改、限价工作进行到底”等口号。所到之处， 沿途为之堵塞，汽车、电车停止行驶。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限价工作取得成功，上海局势暂时得到 了稳定，蒋经国的经改权力扩大到苏、浙、皖和南京市地区。但这只是昙花一现。不久，上海便发生排队抢购风，日甚一日。于是，蒋经国向上海市民进言，进言的大意是： 1、人们对排队购物有怨言，但这是暂时的现象。目前的一点麻 烦可以给明天带来好处，这是不让有钱的人享受，是尽量将贫富悬殊拉平。
2、过去老百姓买面粉是以斤为单位买，现在是一袋一袋买。上海市存米可供全市人民吃3—4个月。政府已向印度、缅甸各国购买 米、麦。上海棉布现有存货达650万匹，工厂还在生产。
3、上海不是没有物资，而是一些商人在等涨价。按照限价，获 利较少，因此有货不卖。
4、外地来沪物质，可用米、麦交换。
5、米、油等生活必需品，国营商店尽量抛售，私营的，必要时 政府将接管。
6、对近郊县乡农民购货，我们采取物物交换的办法。
7、奸商视钱如命，要杜绝黑市，需要广大人民与政府合作。
8、天下事都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政府下定决心执行经 改限价政策，决不灰心后退。信心动摇是干事业的人最大的敌人。世间最可怕的是既无人生的目标，又怕吃苦的懒汉思想。有了这种思 想，等于慢性自杀。
9.经改限价工作已取得初步成果，希望市民与政府合作，保持已 取得的成果，希望共同奋斗，争取胜利。 稍后，蒋经国又在上海广播电台向全市人民发表讲话。他说： 自8月19日在上海进行经改限价政策后，物价平稳。能取得这样的胜利是与人民对政府的合作和支持分不开的。这次，上海市人民用自己积累的黄金、银元外汇，踊跃向中央银行兑换 金圆券三亿七千多万元，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我们奉派来上海，就是要尽最大的努力，为穷苦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取缔囤积居奇，取缔黑市，一切货物，不准加价。
前几天，有人对我说，他买了米、油、糖，可供一家人全 年食用。我对他说：“你一个人，一家人吃饱了，其他的人吃不饱或没有得吃，你能吃得稳吗？我们目前不是怕货慌，怕的是人们心慌。
上海居民贫富悬殊是众所周知的。有钱人出入舞厅、茶楼、酒馆，或去杭州、北平、南京等处旅游，可是街上的乞丐、流浪汉不知有多少，也许他们中间有人从前也是富家子 弟，希望你们不要步他们的后尘。
最后，他着重声明：发现他的部属有不法行为，可用书面或口 头报告，查清事实，定依法严办。对他个人的缺点，也请大家提出 来，以便改正。 这两次讲话表明蒋经国当时的心境。尽管如此，但抢购之风， 愈演愈烈，连棺材里也装满了吃用的东西，物价开始波动。上海600 多家米店，这时仅有百家开门。商店每天上午9—10点才开门，下午 3—4点就关门。 为了安定人心，原来只对公教人员和60万产业工人供应的平价物品，现在扩大到凡持有上海市户口的人都能享受，但这一措施也扭转不了局面。各业公会的负责人向蒋经国诉苦：不开工，不开门，亏本少些；开工，开门亏本更大，实在无法负担。在抢购风中又出现假冒商品。如西药一时缺货，便有人做假药 卖。根据举报，在中正路南河弄重阳10号有人生产假药。经查获有李实发、邹松泉二人制造假奎宁丸102瓶，当将两人送交特种刑庭处理。 为此，蒋经国邀请经济专家、学者开会。专家、学者们认为经 济改革要按照经济规律办，建议目前应急的措施是： 1、大力解决工厂原料供应；
2、全面实行配给制；
3、政府应压缩开支，厉行节约；官员要廉洁，严办贪官污吏；
4、放宽正当外汇配额；
5、对人民生活必需品如米、面、油、糖、煤、蔬菜，要有充分准备；
6、恢复正常的证券交易。
为了稳定上海的经济局面，国民党行政院长翁文灏召集蒋经国 和有关单位负责人开会，采取如下措施：
1、政府拨出外汇专款，向国外购买工厂生产所需原材料，使工厂能不停产；
2、迅速向国外多方订购米、麦，并迅速启运；
3、提高银行存款利息；
4、出售国营招商局、纱厂和台湾、天津两地的纸业公司股票， 将上海市日伪房产由中央信托局公布价格出售。其中有汉口路90— 130号办公大楼、乍浦路371—385号十处公寓，直（？）天路3212号 学校房地产等。
问题不在于经改的措施如何如何，而是国民党政府政治上的独裁、腐朽，军事上在解放军的凌厉攻势下，战局日益恶化，致使人心慌动。上海市的限价再也无法维持了。连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也受 到冲击。其中立法院的食堂竟因买不到米和蔬菜，一天未举火。 在上海限价的70天中蒋经国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召开了各种大大小小的会议。刚进上海时，他曾在国际饭店邀请各界重要人士召 开座谈会。他在会上说，今天到会的大都是我的父辈，值此国家经济 处在危机中，经国见危受命，督导经改工作，务请各位大力协助。如 有不周之处，敬请随时指正和谅解。 接着，在中央银行会议室陆续开了不少的会议。计有工厂、金融、各行业公会负责人等的谈话会。其要点是希望大家都来协助搞 好经改、限价工作。在中、后期则是阐明情况，安定人心。为疏导原材料来沪，除已有的渠道和办法，还用布、糖、日用品等与农村换原 料；向印度订购大量大米，以维持米价不变；自11月份起实行配给制 等。他强调要打倒一切恶势力，坚决查办囤积居奇者，不管什么人，违法必办决不手软。违法工厂，必要时政府接管。 对民众排队购物事，他认为这是政府宣传工作没有做好。民众对买东西排队不满和抱有反感，他认为这是可以原谅的，但我们应该 向广大人民说明，排队购物有它有利的一面——不受奸商非法剥削， 保持每个人生活上的需要，只是目前给生活带来暂时的不便而已。我 们要向民众反复解释与政府合作的必要。 9月29日上午9时，蒋经国参加了在陕西南路体育馆举行的青年军联谊会。市长代表马敖坤、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书记长方治也到会 讲了话，会场四周贴满了经改运动的标语，如“不打倒奸商，贫苦人 民活不了”、“要使大多数人有饭吃”、“只打老虎，不拍苍蝇”、“挽救 贫苦人民”、“叫奸商、投机倒把者在人民面前发抖”……等等。蒋经 国在会上号召参加青年军的军人投入到经改、限价的工作中去；阐明经济改革是一种社会性质的革命运功，奸商和不法大户，要彻底 打倒，要使大多数贫苦人民有饭吃。我们要用政府给予的权力，以 革命的方法去对付一切恶势力，把他们打倒，为人民撑腰，为人民 做主。世界上最大的力量是人民的力量。荣鸿光被逮捕了，就有人替他说话，说荣鸿光养活了五万多工人。我说，不对，是五万工人养活了荣鸿光！当前，经改工作压倒一切，对违法的一定要办。希望大家象当年参加青年军抗日救亡那样，树立爱国主义精神，为国分忧，渡过困难时期。 10月16日上午，蒋经国在上海市警察局对戡建六大队及上海经 济警察大队人员讲话。上海市警察局局长俞敬平、戡建六大队队长王 昇、经济警察大队长程义宽、组长王恩祖、督导员办公室主任秘书高 理文以及各警察分局局长600余人。 蒋经国讲话的大意是：在前一段限价工作已取得一些成绩。这主要是上海市广大人民给予支持和今天到会的各位日以继夜地忘我工作，做到廉洁、公正得到人民肯定的结果。但是，不要忘记，最艰难的工作尚未开始，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克服一切困难，直到经改工作取得胜利。今后工作重点是，⑴打击黑市交易和投机倒把；⑵对黑市 354 买卖的黄金、白银（银元）、西药、棉纱、布匹等，均为重点打击对 象；⑶对黑市交易者，逮捕后请法庭从严惩办。 在上海经改、限价工作两个月后，由于国民党政府的独裁专 制，腐败无能，军事上的连续败北，蒋管区的面积日益缩小，政府收 入锐减，只好靠发钞票、增税过日子。首先是烟酒增税给限价工作以 严重的一击，从此，裂缝日益明显。 在国民党内部，对限价问题也是各搞一套。如北平的张厉生、 广东的宋子文以及上海近邻的皖、苏、浙等省执行政策宽紧不一，这就使蒋经国孤掌难鸣了。如10月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十时主持检查例会，讨论实施总检查方案时，大家的情绪已不 如过去的旺盛了。这与今天的困难环境有关系。” 为了解决“限价是否坚持下去”？行政院长翁文灏召集各方重要人士开会。到会者有王云五、蒋经国、俞大维、刘攻云、左舜生、徐惜、谷正纲等。会上有两种意见，王云五、蒋经国是主张将限价工作坚持下去的，但大多数人不赞成。最后通过的办法是宣告限价工作停止，内容大致如下： 在保持限价工作的基础上，把不合理的价格酌量调整；
拨一亿五千万美钞购买工厂急需原料，使工厂能从事生产；
将限价改为议价；
公私价格同时调整。
10月30人行政院宣布物价解冻的七条措施是：
粮食自由交易；城市实行配粮；
棉纱、布匹、糖、煤，由中央核定成本定价，其他物品价格， 由各地核定；
调整公教人员待遇；
调整税收；
严禁投机倒把、黑市交易；
工人工资根据各地情况，酌情予以调整。
蒋经国呈请辞职，于11月4日批准，6日离沪。行前，他发表了 给上海人民的道歉书，大意如下：此次奉命担任上海经改限价工作70 天，没有完成政府交给我的任务，辜负了上海人民的期望和支持。在 这70天中，不但没有减除人民的痛苦，反而给人民带来了精神上、物资上的损失。为此我非常内疚，谨向你们深致歉意。
经改限价工作现已告一段落。我不能把失败的责任推卸给别人。我已向政府请求给我以应得的处分。
上海经改限价工作虽遭到挫折，但在挫折和失败面前，我仍不放弃我的政治主张，要把千百万处在痛苦生活挣扎下的人民解放出 来，填补给你们工作上、生活上带来的损失，减少我良心上的指责。我不希冀上海人民对我的经改限价工作表示谅解，而是说明我 对上海人民应尽的责任。我们决不容许投机倒把者一夜之间发了横 财，尤其不能让官僚、恶霸地痞来控制上海。我始终认为上海人民是 愿意与政府合作的，上海的前途是光明的。
6日，蒋经国离沪去奉化溪口老家。行前，曾对一些重要干部讲 过：政府腐败，奸商可恶。他们是一群不拿刀枪的匪徒。 据传，自10月底至11月初，蒋经国常常大量饮酒解闷。蒋经国走后，上海市社会局长莫开先召集各行业公会理事长开会，宣布工业品：烧碱、硫磺、牛油、橡胶、染料、厂丝等八种产品 速报成本，由社会局核价出售；日用品：豆油、火柴、肥皂、煤球、 呢绒、毛线等实行成本核价销售。 在上海经改限价中，据估计，公私经济损失数字都是庞大的。以工业品为例，共计出售棉纱5万件、棉布12万匹，金额达金圆券5千 万元。其中以中新九厂最大，达500万元。奉华毛纺公司出售了20码 呢绒料，损失为400万元，绒线10万磅，损失为2千万元。 关于上海经改限价工作的失败，论者纷纭，这里也毋须介绍。我想用“病入膏肓”这句成语来形容国民党政权的当时情况，是再恰当不过了。经改限价工作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全凭政治高压手段，当然只能是昙花一现了。不过绝大部分上海市人民还是支持蒋经国的。尤其是他那种作风的刚毅、处事的公正还是留在了上海人民的记忆中。随着经改限价工作的终止，在上海奋斗70天的戡建队员也悄然离沪了。他们和驻在其他地方的戡建队一起开赴江西南昌，改编为隶属国防部的青年救国团。王昇大队长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书记长（主委为章益修）。由于局势演变，青年救国团撤至赣州，总团长由王昇充任，王妻胡香棣（浙江人，1942年在赣州女中任教时，与王结婚） 则去了台湾。青年救国团撤至广东曲江时，我任第一团副团长，负责收容败逃官兵。不久我成了解放军的俘虏，经过一段较长时期的改造，获得新生。今天在社会主义祖国的阳光雨露下，成为退休教师，过着幸福的晚年。回首往事，感喟无穷。
无数水滴汇成江海，无数个体成就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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