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丟掉了中國:官僚權貴貪腐 |
送交者: 花蜜蜂 2016年09月16日19:22:34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蔣介石在國共內戰敗逃台灣之後,民國政府人人都在總結經驗教訓,“點點滴滴記心頭 ”!啊!蔣介石怪美國,特別是馬歇爾和杜魯門不支持他;國民黨高官怪蔣介石任人唯親,軍事指揮失敗;普通國民怪蔣介石家族貪腐、權貴斂財、政府經濟破產;有人說是“失去民心”,“失去知識分子”等等,不一而足。 網右津津樂道民國“黃金十年”,怎麼又突然飛快“經濟破產”了呢?主要當然主要是日本入侵,另外就是權貴集團貪腐,湊巧在網絡看到這篇文章: 國家資本主義的末路:權貴食利葬送國民黨作者:海外視角 正如許多亞非拉美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民族民主革命之後的發展道路一樣,國家資本主義不失一個不錯的選擇。國家意志集中全社會資源發展建設,集中力量辦大事,尤適合於經濟基礎薄弱的國家。 國民黨政府在國家資本主義道路上,有了抗戰前的“黃金十年”,但卻在權力與資本的結合之下,由國家資本而官僚資本,進而權貴資本,官僚權貴大發橫財,民族資產階級、民眾深受其害,國家淪為寡頭政府,一步步使中華民國走上絕路。 1935年的上海外灘街景,各式各樣的廣告占滿了公共汽車的車身,可見當時上海的繁榮,由國民黨一黨領導下中國近代史上的 國家資本主義造就“黃金十年”(1927年-1937年) 1927 年初步實現國家形式上統一的國民黨中華民國政府,面臨國家發展道路的選擇,自由資本主義還是國家資本主義。作為國家領袖的蔣介石,對於經濟並不怎麼在行, 能夠依靠的是連襟孔祥熙、妻弟宋子文。宋子文作為深受英美自由資本主義薰陶的國民黨內財經專家,對於自由資本主義有着天然的親近,也曾邀請工商界人士出任國民政府經濟委員會委員,參與經濟決策,曾經支持蔣介石的江浙財團的虞嘯卿、陳光甫、錢新之等人都在國民政府財經系統任要職。國民政府與資本家合作的自由資本主義,支配着這一時期的經濟。 政府之所以與資本家合作,給予其自由,關鍵在一個字——錢。縱觀整個國民政府在大陸二十2年的歷史,沒有那一年財政不是為赤字,為錢發愁,靠借債維持。1929年至1937年,國民政府平均每年的收入五分之一來自借款、政府公債、銀行墊款和透支,1927 年至1934年政府光發行公債就達到146,500萬。通常政府發行的債券在銷售時候給銀行有一定的折扣,最低能達到六折,在加上每年7-10%的利息, 銀行是穩賺不賠的,年收益最高能到25%。這是一筆巨額的、令人垂涎的收益,但反之也成為政府的巨大負擔,為平衡預算宋子文殫精竭慮。 繼宋 子文之後掌控國民政府經濟大權的孔祥熙,同樣為平衡預算發愁,試圖尋求一勞永逸的解決辦法,當然這樣的辦法不是沒有——那就是印鈔票。要印鈔票,首先要收回鑄幣權,要有具有足夠金融實力的銀行支持。 當時的國民政府掌控的銀行,只有中央銀行一家,實力弱小。實力強大曾為北洋政府控制的私人銀行中國銀行、交通 銀行進入了國民政府的視野,通過向兩家銀行發行債券,以債券強行入股的形式,國民政府空手套白狼地掌控了兩家銀行。中央銀行也通過債券增資到1億,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銀行。由此中央銀行、交通銀行、中國銀行與新成立的中國農民銀行,構成了國民政府金融的支柱。 1935年的白銀危機,更給了國民政府貨幣改革的機遇,以四大行發行的法幣統一全國貨幣,印鈔票解決赤字問題成為可能,巨額的債券收益也可肥水不流外人田。貨幣的適度超發不但可以填補財政赤字,也有助於刺激國民經濟的發展。到抗戰爆發前,國民政府控制了全國金融資本的70%,中央銀行經理國庫,交通銀行負責固定資產投資,中國銀行負責外匯兌換,中國農民銀行特許經營鴉片特貨,郵政儲金匯業局特許經營郵政匯兌,中央信託局特許經營全國信託業務,國有金融企業完全掌控了國家金融命脈,作為經濟中樞的金融業,先於其他行業建立了國家資本主義。 在掌控金融的同時,一批所謂的“敵產”,曾由北洋政府及地方軍閥掌控的企業被收歸政府所有,包括鐵路、郵政、輪船招商局等等,建立了最初的國有企業。以國有金融企業為核心,國民政府也投資興建了一批工礦企業,將觸角伸向實業。 1927 年至1937年抗戰爆發前的十年,在國家資本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推動下,國家經濟有了長足的進步,史學界將這十年稱為“黃金十年”,是國民政府統治大陸 22年中唯一的建設時期。 十年間,國民政府修築了浙贛、粵漢、隴海淮南等鐵路3,793公里(不包括東北1,600多公里),全國鐵路通車里程達到 12,000多公里(不包括東北); 修築公路超過4萬公里,全國公路通車里程超過10萬公里,尚有65,979公里未完工; 國民政府交通部設立郵電總局, 各地建立分局,局長、副局長由中國人擔任,全國長途電話線路超過4萬8千公里。 1931年至1936年,中國工業平均增長率達到9.3%,其中鋼鐵工業更 是達到40%,1936年中國工農業總產值達到306.12億元,是近代以來的最高水平。此外,中國還實現了關稅自主,廢除了領事裁判權,收回了鎮江、廈門的英國租界、天津的比利時租界。 十年間,伴隨着國民經濟的大發展,國家資本已經在交通運輸中的鐵路、公路、空運、郵電等部門壟斷乃至獨占地位,但其相對於整個中國經濟來說仍很弱小,並且主要集中在交通運輸、廠礦等需要大額投資的重工業、基礎設施領域,而當時的中國工業經濟中占據主導的是麵粉業、紡織業、火柴業這樣的輕工業。就算是在工礦業中國家資本也不占主導,據統計1936年中國國家、民營工礦業資本總額為13.76億元,其中國家資本只有2.06億元,僅僅占15%。 總的來看,在國家資本主義之下,以國家力量集推動經濟發展,中國社會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中國開始走上資 本主義工業化的道路,開始由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可以說沒有這十年的發展未來的八年抗戰將更加艱難。不過國家資本在顯示其推動經濟發展的正面功效時,其與生俱來的追求壟斷的本性也開始顯現,以金融業為中心向民營經濟伸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被宋子文控制即是一例。 抗戰中的國進民退與國退民進 1937 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全面侵華,十年的黃金時期由此結束。短短一年之內,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半壁江山淪於敵手。為了開發西部資源堅持抗戰,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資源委員會轉隸經濟部,專責後方的資源開發、工礦企業,在自己創辦工礦企業之外,鼓勵其收購合併公私工礦企業。 資源委員會原名國防設計委員會,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籌建,次年成立,隸屬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本部,負責國防經濟調查研究及創辦國防重工業,力圖在中 西部地區建立重工業區,以應對國防需要。 1935年,與軍委會兵工署資源司合併,改稱資源委員會,獲得鎢、銻等稀有金屬的壟斷專營。盧溝橋事變後,又獲得汽油、煤炭、國防物資運輸的專營,以及協助私營工礦企業內遷。國民政府拿出每年預算的1%,以及允許從鎢銻壟斷貿易中抽取部分利潤,用作建設資金,據統計自1936年起至1945年間資源委員會獲得收入折合抗戰前法幣1.8億元。 以充足的資本為後盾,有“戰時所需之礦業、製造軍用品之各工 業、電氣業收歸政府辦理或由政府投資合辦”的政策便利,資源委員會大展拳腳,無論國企、民企只要被看上只有乖乖合併的份。截至1945年,資源委員會下屬工礦企業79個,其中28個來自吞併的公私企業,30個與地方合辦,自己創辦僅21個,而抗戰前資源委員會僅有16家工礦企業。1942年時資源委員會總資產高達法幣8億元,約占整個大後方工業資本(不包括軍需工業)的40%,占國有資本的55%。 資源委員會高歌猛進,國民政府其他機構也未放棄這場權力與資本的盛宴。財政部下屬的中國銀行創辦了雍興實業,總資本2,000萬法幣,下屬18家企業經營遍及紡織、麵粉、機械、皮 革、製藥、火柴等。其中僅紡織一項就擁有紗錠過10萬枚,占當時後方紗錠總數的三分之一,1942、1943兩年棉紗產量更占到40%。糧食部與中央信託 局、中國農民銀行合辦中國糧食工業公司,資本1,000萬法幣,是當時後方最大的糧食加工企業。交通部、鐵道部也有交通工具製造、電廠、煤廠、酒精廠等 22家,資本過法幣1億。至於資源委員會的東家經濟部,其對工礦企業的投資據不完全統計達到4億法幣。 乘着抗戰統制經濟的東風,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則,國民政府大力投資工礦企業,掀起一波國進民退的高潮,大批民企破產或被吞併。但與此同時,也有一些“民企”,同樣高歌猛進,瘋狂發展,中國建設銀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1934 年,因與蔣介石產生矛盾,而辭去公職的“國舅”宋子文,在上海發起成立中國建設銀公司,註冊資本法幣1,000萬,包括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在內 的11家商業銀行為主要股東,個人股不到9%。宋子文任董事長兼總經理,其弟宋子良為協理。作為一家現代意義上的投資銀行,抗戰前主要致力於債券發行,憑藉良好的政府關係,至1937年就為國民政府代理發行債券2.6億,獲利上千萬。其間也曾為企業發行債券,近代著名的上海永安公司就曾因資金困難出現危機,在建設銀公司幫助成功發行抵押債券500萬渡過難關,建設銀不但獲得了債券發行收益,還以極低的價格獲得了永安公司10%的股份。 1937 年開始建設銀公司不再滿足於代理發行債券,將目光轉向實業,通過參股控股蠶食公私企業。首先被看中的是三家國企,隸屬於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的首都電廠、戚 墅堰電廠、淮南煤礦,三家企業經過多年經營規模實力與盈利能力都屬行業前茅、國企中的典範,正常情況下是不可能私有化的。就像許多侵吞國有資產一樣,首先得將企業弄得經營困難,才好名正言順地出售。 1937年5月9日,建設委員會突然宣布三家企業發展需要巨額資金國家無法解決,提請國民政府允許引入民間資本,推薦由建設銀公司負責相關事宜。三天后,國民政府行政院火速批准了計劃,飭令將兩家電廠改組為揚子電氣股份公司,煤礦及鐵路兩局改組為淮南礦路股份公司。兩公司資本1,000萬,除保留200萬官股外,全部由建設銀公司募集民間資本充實,其中建設銀一家所占股份就接近50%,取得了兩家 公司的控制權。 幾天之內,三家國企完成私有化,效率之高令人嘆為觀止,原因何在,都是自己人也。建設委員會委員長、江浙財團大佬張靜江,同時還是建設銀公司監事長,常務理事李石曾、張嘉璈為公司常務董事。三家企業私有化後,又有一批建設委員會高官進入建設銀公司任職,包括事業處處長秦瑜、設 計處處長潘銘新等。大家都是自己人,揩國家的油何樂而不為。 在整個抗戰時期,建設銀公司一邊吞併實業,一邊擔當外國援華的通道,大發橫財。 與此同時,它還完成了自己的私有化,成為宋子文等少數權貴掌控的企業。建設銀公司原本由11家銀行占主導私人資本極少,從性質上來說也算是國企,但到抗戰中後期,隨着國有銀行所持股份的低價隱秘轉讓給包括孔宋家族在內的權貴,其國有股已不足5%,完全成為權貴漁利的工具。 抗戰八年,國家資本主義企業憑藉國家資本,以權力為後盾,在統制經濟政策之下大力擴張,國進民退。而與此同時,權錢結合的權貴資本也沒閒着,憑藉權力內外勾結、暗箱操作,將優質的國企私有化,化公為私,大發橫財。追根溯源,其資本原始積累期的代理國家債券發行、創辦企業,都離不開權力的開道。孔祥熙就曾令中央銀行向其私有的裕華銀行,授予1億法幣的無抵押擔保貸款額度,為其擴張打開資本之門。 政府“劫收”官僚資本大發橫財 抗戰的勝利是國家資本的另一場盛宴,淪陷區一切與偽滿、汪偽、日寇相關的動產、不動產,工礦企業、房地產、金銀外幣、銀行、鐵路、公路及各種物資,都被冠以“逆產”之名,全部收歸國有,由國家處置。 按照國民黨政府的安排,經濟部負責工礦企業,交通部負責公路、鐵路、航運、空運及郵政,財政部負責銀行,中央信託局負責房地產的接收。實際在執行過程中,各部委根本沒按計劃辦,誰先接收就是誰的,誰胳膊粗就是誰的,經常是一個地區經濟部接收一遍,財政部再接收一遍,交通部再接收一遍,甚至軍方還插手接收一 遍,無論逆產非逆產只要被看上了,就是逆產,被接收。 接收後的處理方式包括歸接收單位所有、發還原所有人、移轉、標賣,除發還外基本都是由 接收單位自行處置,尤其是移轉、標賣貓膩尤多,低價內定自己人中標是常事。根據經濟部長王雲五的一次報告,經濟部共接收廠礦企業2,411家,其中僅 127家發還,標賣、移轉681家。國家資本吃肉大發橫財,權貴資本喝湯獲益不小,民族資本、升斗小民深受其害。 截至1946年底,除東北外全部逆產接收處理工作完成,刨去各種國防軍用物資及軍方接收的資產,國民黨政府接收逆產總資產折合戰前法幣232,456萬元。而東北地區作為日本建設的大後方,僅工礦業投資就有20億美元,約合戰前法幣155,882萬元。不過由於東北同時存在中共、蘇聯紅軍、國民政府三方接收,總體接收資產總額很難說的清楚,不過僅瀋陽一地接收資產總額就折合戰前法幣33,216萬元。 老資格的經濟部資源委員會,按照國民政府的安排只能接收工礦企業, 實際上在其接收的292家企業中,除了電力、鋼鐵、煤礦、機械、化工、水泥、電工、金屬礦、石油之外,還包括台灣的13家製糖企業,平津、台灣、東北的 12家造紙企業,以及37家其他行業企業,總資產折合戰前法幣24,216萬元。資源委員會所接收的企業,幾乎囊括了日本在華興辦企業的精華,包括鞍山鋼鐵公司、本溪煤礦、撫順礦務局、東北電力公司、華北鋼鐵、天津化學等等。 經濟部下屬的紡織事業管理委員會,雖沒有資源委員會資格老,但其在接收中同樣獲得大豐收。1945年12月,紡織事業管理委員會將其接收的112家紡織、印染及相關的機械、化工、木工等企業,整合為中國紡織建設公司,這 一中國紡織行業的巨無霸。1947年其擁有紡錠170餘萬枚,線錠33萬餘枚,布機4萬餘台,分別占全國的39.26%、70.7%、60.9%;當年布 匹產量1612萬匹,占全國的40%。作為國民黨政府首屈一指的特大型的國有企業,中紡公司董事長法定由經濟部長出任,總經理同時兼任紡織事業管理委員會 主任,被授予全國紗布的收購與分配的特權。背靠政府,一手壟斷生產,一手壟斷分配,高額利潤可期。1946年中紡公司盈利10,000億,1947年也有 7,000億。1948年,中紡公司資產膨脹到金圓券11億,約合2.75億美元,如果當時有世界500強企業的排名,中紡一定名列前茅。 抗戰後的幾年,國家資本通過接收,迅速在經濟中占據壟斷地位,尤其是重工業幾乎是獨占,資源委員會、中紡公司只是其中的典型。依靠壟斷,國家資本獲得了巨額利潤,民營企業深受其害,大失人心。(過去一直說中國沒有要日本的戰爭賠償,其實日本先後在東北和華北華南的投資和工業企業鐵路建設投資 ,被國民政府接收,也應該看作是戰爭賠償吧?——蜜蜂) 權貴食利將政府推上絕路 抗戰期間,在物資緊缺、統制經濟、大發紙幣、權貴食利合力之下,通貨膨脹極其嚴重。抗戰勝利後,為了緩解物資短缺、通貨膨脹,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的宋子文宣布廢除統制經濟政策,完全放開市場。企圖以大量進口物資緩解短缺,抑制通貨,卻因此給了權貴又一次撈錢的機會,揚子建業、孚中實業就是其中的典型。權貴的參與,不但未使經濟形勢好轉,反而使通貨膨脹加劇,肥了權貴,虧了黨國,失了天下。 揚子建業公司,大名鼎鼎,1946年1 月在上海成立,註冊資本1億法幣。總股本100萬股,其中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獨占24.9萬股,其餘大股東包括杜月笙、范紹增、趙季言、顧心逸、姚文凱等上 海灘名人,孔令侃出任董事長兼總經理。公司獨家代理美國60餘家公司產品的進口,其下屬的利威汽車獨家代理美國雪佛蘭、奧斯汀汽車的進口,每輛進口成本不到1,200美元的汽車,其售價常年在5,000美元以上,獲得了三倍以上利潤。1948年蔣經國打虎查封了揚子公司在上海的倉庫,雖未發現違禁日用品的囤積,卻也曝光了其進口量的巨大,其中僅汽車就有100輛,零配件幾百箱。 孚中公司相對名氣不顯,同樣也是成立於1946年1月,由中國國貨銀行、交通銀行、金城銀行發起,孔祥熙任名譽董事長,交通銀行董事長錢新之任董事長,國貨銀行董事長宋子良任總經理實際掌控公司。公司總股本1億,孔祥熙、錢新之、宋子良三人合占三分之一。孚中公司獨家代理美國13家公司的產品,其中僅鋼鐵一項就占全國總進口量的90%。汽車也是孚中公司的主打產品,早 在公司成立前宋子良就獲得了吉普車的獨家代理權,僅1946年就進口吉普車700餘輛、旅行車數百輛,獲利頗豐。此外,孚中公司還壟斷了豬鬃、茶葉、桐油、生絲等工業原材料的出口。 孚中公司雖然有大量的獨家代理進口業務,但反映在其賬簿上的卻是銷售業務的連年巨虧,盈利極少。1947年全年虧損77億,依靠外匯兌換差價獲取的80億其他收入,才勉強盈利3億。盈利少了,國貨銀行、交通銀行、金城銀行這些國有大股東自然分紅極少,1946、 1947兩年的股東分紅為2312.1萬元、19,530萬元,從數額來看不算少,卻拖到1948年12月才予以發放。在通貨膨脹嚴重,物價一天一個樣的 時代,到分紅髮放時超過兩億的法幣只能兌換一百多美元,對於國有大股東來說,股票僅比廢紙好一些。與對國有大股東的吝嗇成反比的是,對個人股東的大方,董事長錢新之一次獲得的分紅就有8,000美元,還曾獲得交通補助2,400萬法幣。 權貴買辦公司壟斷進出口,獲利豐厚,為了規避通貨膨脹造成的貨幣貶值,利用官方外匯匯率的偏低再撈一筆,買辦商行通常在獲得法幣後最短時間內利用特權兌換為美元外匯。以工業原料硫化元為例,一擔硫化元進口成本 為40美元,出售所得的法幣按官方外匯牌價,卻可以換的500美元,又可訂購12.5擔的硫化元。1947年7月29日的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第4版 披露,孔宋家族的揚子、孚中公司套取外匯超過3億美元,輿論一時譁然。雖然第二天《中央日報》登文澄清,是編輯將小數點弄錯,將數額放大百倍,實際只有 300多萬美元。無論是3億還是300萬,毋庸置疑揚子、孚中都從中獲利豐厚。 《中央日報》的小數點錯誤,故意也好,無意也罷,都從側面體現出社會對權貴資本不顧民生,依靠特權大發橫財的憎恨。民情洶洶,社會掀起倒宋倒孔風潮,國民政府的處置無力,大失民心,埋下了國民黨政府敗亡的伏筆。 中國國內的大規模聲討權貴資本,也傳導到了美國,美國政府發現其對華援助為權貴套取,杜魯門異常憤怒,不查封了被懷疑為國民黨政府權貴在美國銀行中的存款,還停止了對華援助,這對全靠美國輸血吊命的國民黨政府是致命的,不到一年即敗亡。 縱觀國民黨政府在大陸的22年統治,國家資本主義道路的選擇沒有任何問題,並在抗戰前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的發展。然而,國家資本在權力與資本結合之下,畸生出官僚資本、權貴資本,所謂的國有企業就成了官僚集團謀取私利的工具,損公肥私,化公為私,以權謀私,比比皆是,肥了官僚權貴,虧了國家、民眾。官僚權貴食利,一步步將國民黨政府推上絕路。 ~~~~~~~~~~~~~~~~~~~~~~ 這是應該吸取的教訓,在台灣國民黨一致聲討宋子文孔祥熙“發國難財”罷了他們的官,蔣介石認識到這些了?應該認識到了。嘿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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