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話－－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59)

譚合成

卷七

第五十九章 兩個“右派”家庭的覆滅

1986年我們在道縣採訪期間，對於道縣290余名“右派分子”在文革殺人事件中的人生際遇做了一些關注，當然還包括其他一些以各種“罪名”清洗下去的知識分子，一是由於這些人的生存狀態折射着時代的巨大悲劇；二是這些人（或他們的遺屬）給我們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當時我們思想的局限性，對於地富家庭被革命家史這個禁區，不敢作更深入更本質地觸擊，沒有認識到這裡面折射着一個民族的更加巨大的悲劇。後來，雖然千方百計地做了大量補救工作，但，總是有一種事過境遷的感覺。這一點恐怕將是本文最大的遺憾了。

清溪區青口鄉唐家山村是一個緊靠雙牌水庫的村莊，文革殺人期間它隸屬車頭區梅花公社。唐家山大隊在文革“殺人風”中共殺10人（1人自殺），筆者要講的這個右派分子就是其中之一，他叫蔣安民，一家人4口遇害，僅留下一個女兒蔣蘭菊。

據筆者了解，蔣安民打成“右派”的原因與我們在前面講過的那個唐玉差不多，就是嘴巴子好講，講出的話又不是那麼中聽。平時不讓他提意見，他還忍不住要提，57年，把他們請到縣裡，好吃好喝好招待着，請他們給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他還能不提嗎？就是沒意見，也得想出一條兩條，不然也顯得太不誠心了。與唐玉稍有區別的是，蔣安民打成右派，開除回鄉以後，沒有唐玉那麼“猖狂”，基本上是夾緊尾巴做人，嚇心嚇膽做事，所以沒有惹出唐玉那麼多事來。蔣安民家庭出身中農，打成“右派”回到唐家山以後，雖然矮人一頭，但鄉親們一開始對“右派”究竟是個什麼玩意理解不深，加之他的家庭出身是中農，基本上不拿他當“四類分子”對待。他有點文化，又在外面做過事，見過世面，鄉親們有個大事小情的還常常找他來商量商量，請他幫忙拿個主意。常言說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久而久之，屁股後面的那條尾巴夾得不那麼緊了，看到生產隊和大隊上有些什麼事情，他要是覺得不公，又傷疤未好忘了痛，居然還敢提意見。搞得大隊長蔣利柱，還有民辦教員蔣五華幾個人對他惱火得很。筆者不敢斷言，蔣安民一家4口被殺，是兩蔣報復殺人。那些雞毛蒜皮的事能成為殺人的理由嗎？筆者怕講出去人家不信。要說的還是蔣安民自己的問題。

蔣安民打成“右派”以後，他的前妻和他離了婚。那個年頭，離婚是一種很少見的現象，不到萬不得已，很少有人選擇離婚。蔣安民的前妻也是萬般無奈，不離的話，攤上這麼個老公往後的日子怎麼過？老公成了“階級敵人”，自己也就成了大半個“階級敵人”，這一輩子就算交待了。那時候，他們都還年輕，人生的路還長，不能被拴死在對方身上。所以堅決地選擇離婚，對蔣安民的前妻而言確定是明智之舉。問題是苦了蔣安民，因為他們當時已有一個女兒，老婆離婚以後還要嫁人等等，不能帶着這個女兒，只能把女兒留給蔣安民。而蔣安民遣送回原籍以後，總還要成個家吧，三十來歲的男人沒個老婆，那個日子怎麼過？找不到好的，可以降格以求，世界上女人那麼多，總有不怕死的。但是戴着頂“帽子”又拖着個女兒，敢於上門的人可就不多了。也是萬般無奈，只好把女兒交給姐姐，也就是孩子她姑姑撫養，當然生活費還是由蔣安民來付，他不是那種不負責任的父親。

這個女兒就是蔣安民後來唯一活下來的女兒蔣蘭菊。蘭菊這個名字是蔣安民給起的，意思明白得很，希望女兒如空谷幽蘭般清雅，似東籬黃菊般高潔。

後來蔣安民又成了家，和後妻及兩個孩子一起過日子，對蔣蘭菊的關心也越來越少了。說句實話，就是有心，也很難顧得到。

蔣蘭菊在姑姑家一天天長大，確如父親所願，長得如蘭似菊，但小小的心靈中卻慢慢地滋生出許多對父親的怨恨。她不能理解父親的苦衷，更不能原諒父親把她拋給姑姑去過自己的好日子，為什麼就不可以父女在一起相依為命呢？所以蔣安民到姐姐家來送錢送米，順便來看看她，她也跑出去，躲起不見面。有時把蔣安民搞得很傷心。幸虧那種缺衣少食的日子把人心磨得比較粗糙，沒功夫計較這些當不得飯吃的東西。

蔣安民真正難過的日子是從“社教”運動開始的。通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唐家山的貧下中農搞明白了，“右派分子”就是屬於“地、富、反、壞”中那個“反”字裡面的，甚至比那些“反革命分子”還要壞，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要讓貧下中農“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蔣安民突然一下坐上了唐家山大隊“階級敵人”的頭把交椅，其中的滋味局外人恐怕很難理解，已經不能用矮人一頭來形容，還是農民兄弟的話說得形象，踩到泥巴夾里去了。

1967年8月，縣裡颳起了“殺人風”。

8月23日，梅花公社召開殺人動員大會。

24日，公社副書記王國祥、公社主任何昌金等人專程來到唐家山，找到在這裡蹲點的縣婦聯副主任周玉梅“研究工作”。這裡補充說明一下，道縣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從1962年開始，進行過幾次。1965年8月，中共零陵地委在道縣成立社教總團，下設10個農村社教分團和1個城關社教分團，並從各縣抽調近5000名幹部，於當年的9月份進入道縣城鄉開展系統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目的是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問題。唐家山是社教社教總團的一個點，負責在該大隊蹲點的是道縣婦聯副主任周玉梅。後因“文化大革命開始，社教工作自動結束，很多蹲點幹部都返回原單位參加文化大革命，但周玉梅工作特別認真負責，一直在點上堅守崗位。”

王、何、周三人通過氣後，周玉梅主持召開唐家山大隊幹部會，研究殺人問題。會上，大隊長蔣利柱提出，第一個要殺的就是右派分子蔣安民。

8月25日，王書記與何主任再次來到唐家山要大隊的殺人名單。

8月26日，公社秘書廖隆國打電話到唐家山大隊督促殺人，並通知大隊派人到公社領取炸藥。

當晚，唐家山大隊在雙牌水庫邊的河灘上，用從公社領回的炸藥，請蔣安民等4人坐了“土飛機”。（4個人中沒有蔣安民的老婆和兒子。）

8月31日又殺5人，其中有蔣安民的老婆和兩個兒子。另有一人上吊自殺。

當時16歲的蔣蘭菊因寄養在姑姑家而倖免於難。她聽到父親被殺的消息時，失聲痛哭，聲音尖利淒涼，把姑姑嚇得手足無措。姑姑在一邊拼命地勸她不要哭，小聲點，怎麼也勸不住。好不容易，泣泣咽咽地止住了哭，蔣蘭菊說胸口悶，姑姑連忙幫她去揉，突然，隨着“啊——”一聲尖利的嚎叫，一口鮮血從蔣蘭菊的嘴裡噴出……接着大病一場，從此停經。

後來，聽得別人說這個病結了婚以後就會好。姑媽就急急忙忙找了個人家，草草將她嫁了出去。婚後五年不生育。後來病雖然好了，前前後後一共生了4個孩子，但每個孩子都像嚴霜打過的白菜秧子一般病怏怏的，沒有一個身體好的。

筆者要講的另一個右派家庭是清溪區柑子園公社萬家大隊萬家村的萬光志一家。說起萬光志，有人說他是道縣打得最冤枉的“右派分子”，因為這次開展處遺工作要給他落實政策時，才發現關於他的檔案材料中，竟沒有一點打成“右派”的“錯誤言行”，當然，那些“現在很正確，將來更正確，而當時認為很錯誤的言行”就更沒有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比較合理的解釋是，當時縣委下發了一個打右派的指標（全國各個單位都有指標），估計萬光志那個學校的右派分子不夠指標數，把他頂數頂上去的。那為什麼不頂張三不頂李四，偏偏要頂他萬光志呢？這個原因就可以很多了，家庭出身，領導印象，平時表現，甚至與同事的關係，等等，都可以成為原因。

一位相關的同志說：“人都殺掉了，過去那些破事緊着糾纏有什麼味道，反正一句，他就是一個背時鬼！”

這個背時鬼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開除公職，帶着妻子和兒子回到了老家萬家村。由於一直在外教書，老家留給他的除了一個地主階級的家庭出身之外，其他一無所有。改造思想，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等等放到後面再說，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沒有栖身之處。幸虧有個遠房的親戚房子有多，租了一間給他們，總算解決了燃眉之急。但是，住房從此也成了萬家人的心頭之患。

當時，萬先志和他的老婆李美姣都還年輕力壯，只要下定決心脫胎換骨，勞動關還是好過的，只要節衣縮食、咬緊牙關，生活關也不難過。再說貧下中農過得，自己有什麼過不得的呢？加之3個兒子，也一天天長大，成了勞力和半勞力，這就解決了大問題，農村裡面只要有勞力，什麼事情都好辦。但是起一棟屬於自己的房子談何容易。光有勞力不行，還得要木材，要磚瓦，要地基，要錢。那個年代道縣農村能夠起新屋的人少之又少，整個中國農村也基本如此，絕大多數農民都住在解放前或者說解放初期蓋的房子裡。58年大躍進，把山上的樹砍了燒木炭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化，大兵團作戰，吃公共食堂，又拆了好多房子，把檁子劈了當柴燒，搞得山上的樹子越來越貴。但是房子還是不能不起，因為要住。更因為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男孩子長大了要娶媳婦。娶媳婦有一項重要程序就是“看家”。所謂“看家”就是女方在母親或嫂子陪同下到男方家裡實地考察男方的房和家境等情況，連個房子都沒有，這個“家”怎麼看得過呢？所以這個問題對萬光志家特別現實。老大、老二都老大不小，都到了要成家立業的時候，總不能還是租住別人的房子吧?所以當時萬光志就說了一句類似鐵人王進喜的豪言壯語：“寧可脫掉一身皮，也要把房子砌起來。”

三年苦日子時期（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的事就不說它了，1962年，萬光志向大隊申請了宅基地，準備起房子了。從此，每天晚上生產隊收工以後，乘着天黑之前的一點微光，都會在宅基地上看到萬家人忙活的身影，他帶着幾個兒子從後面的山上往這裡扛料石，打地基。到了冬季，天寒地凍，萬茶心兄弟就會到山上去扎管子、燒石灰，或者篩板子（鋸木板）。這些東西花錢也能買着，但萬家現在缺的就是錢，有的只是勞動力。生產隊10分工只能分得2角錢，靠出工的這點錢把房子蓋起來，要等到猴年馬月。我估計，萬光志打成右派回家的時候，口袋應該會有兩個積蓄，因為中國人都有個喜歡積蓄的好習慣，就是窮得沒飯吃，也得留個塊吧兩塊錢放在貼胸的衣袋裡壯膽，但這麼多年來，過勞動關，過生活關，把三個兒子拉扯大，手上留幾個的可能性不大了。

起屋要用錢的地方多的是，只能勒緊褲袋拼命地省。萬家人採取的基本措施是早晨喝稀飯，中午吃乾飯，晚上經常不吃飯。

萬志光一家人拼死拼活地幹了好幾年，1967年，起屋的一切準備工作總算差不多了，磚、瓦買好了，樹子買好了，木材木料也買好了，水磚更是早就備齊了，只待秋收後馬上就開始動工。萬志光的心中有說不出的歡喜，他對幾個兒子的人品（道縣話“人品”包括品性和長相兩個內容，主要是指後一個。）和勞力還是有一定的自信，現在又要修起一棟明明亮亮的大瓦房，總會有好人家的女兒願意下嫁過來吧。一想到這些他心裡就感到舒服，長久以來，他一直為自己影響了兒子們的前程而深深內疚，可是那是天意，由不得自己，但無論如何他也要把一個做父親的能盡的責任全部盡到，這樣就是死了也會安心些。他的老婆，他的兒子們當然也高興。一家人滿懷憧憬地盼望着那個充滿希望的秋天快快來臨。

1967年8月，道縣颳起了“殺人風”，我又要寫這句話了，每次寫完我就難過，因為寫得太多了，每次寫它我就想換一種寫法，但每次都感到理屈詞窮。“殺人風”刮到了萬家大隊，大隊上成立了“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萬光志者流的末日也來臨了。大隊“貧高院”判處了萬光志一家人的死刑。萬家大隊殺得最狠的不是萬光志家，而是他的堂兄萬光歷家6口殺了5口，萬光歷、萬光歷的老婆王亮姣、二兒子萬選賢、小兒子萬三賢，和最小的女兒萬響玲，只有大兒子萬開賢僥倖逃脫，逃到江西永興縣的深山裡打磚、篩板子為生。萬光志一家5口殺了4口，萬光志、萬光志的老婆李美姣，二兒子萬修心，小兒子萬國心，也是只有一個大兒子萬茶心僥倖逃脫，後在湖南茶陵農村落了戶，也就是招郎。

據說萬光志的二兒子萬修心頭上和脖子上挨了兩刀居然沒死，當天晚上被風一吹醒來了，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爬回村子，又爬回自己家裡，爬上了閣樓，躲進一大堆準備蓋房子用的木板中。第二天萬家大隊“浮財清理小組”查抄“浮財”的時候，從那一大堆木材裡面發現了奄奄一息的萬修心，當時以為碰了鬼，嚇得魂不附體。最後把他從樓上扔下來，摔死在禾堂上。

萬修心臨死前不斷地說着的兩個字是：“我的，我的，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