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我與董良翮的往事

孔丹

今年3月23日，董良翮的兒子董紹新來到我的辦公室，給我送出版的董老家書。我問及他父親的病情時，他說正在用自己的骨髓來幫助治療父親的白血病，我還誇他是孝順孩子。他父親現在雲南瑞麗療養，情況尚屬穩定。

昨晚，突然傳來噩耗，董良翮已溘然長逝，不由錯愕不已。他長我一歲，竟猝然辭世，令我悵然良久，扼腕嘆息。除了懷念故人外，似是也在提示我輩，生也有涯矣。以下從我的口述史中摘取若乾片段，以寄託哀思。

西糾是有總部的，但總部里我們這幾個所謂的頭頭，從來也沒有過什麼明確的稱謂，沒有誰是總指揮了，誰是司令什麼的。不過我們有幾個編號、排名什麼的，我是1號，也不過就是這樣。如果一定要說西糾司令是孔丹，副司令是陳小魯、董良翮，大家也都不否認。

可我從來沒有這個概念，就是負責人，現在叫一把手，或者說就是四中出的組織者。西糾領導層的這個結構，不僅和四中地位有關，和陳小魯、董良翮的性格也有關係。我則有一個很長時間的學生幹部的歷練，不是一天兩天的歷練。所以就自然形成了這樣的格局。

在西糾總部里，有幾個組。其他人回憶說，西糾有宣傳部什麼的，這似乎不對，應當叫宣傳組吧。有一個組織組，組織組是王向榮負責。還有一個後勤組，由趙勝利掌管。宣傳組是秦曉負責，其實非常起作用的是李三友。真正動筆，特別是很重要的6號、7號兩個通令是李三友為主起草的。

李三友的父親文革前是北京公安局副局長，當時實際上已經被打成北京市委的“黑幫分子”了。不過在我們的眼裡，李三友還是自己人，所以讓他發揮着幕後的作用。其實馬凱也在裡面幫着做了不少工作。我印象中，起草西糾的通令馬凱也參與討論了。

西糾總部設在育翔小學的時候有兩個糾察連，一個連全部隊員是四中的，另一個是師大女附中的。我弟弟孔棟是四中老高二的，比我小一歲。他是四中連的連長，徐文連是徐海東的兒子，那時是指導員。師大女附中那個連誰是頭兒，我記不太清了，包括鄧榕當時都參加了女附中連。

所謂一個連，不過就是幾十個人。糾察連的任務就是住在總部，應付緊急情況以便集中行動。我們真正有組織的行動也就有幾次，如在地質部和地院東方紅衝突、在國防科委和北航紅旗的衝突等。

總理要求西糾去北京火車站維持秩序，西糾又臨時從西城區各個學校抽調了300多人，由董良翮、陳小魯率隊去了北京站。這不是從糾察連直接派去的，但也是以西糾的名義組織的。還有些是臨時情況變化就臨時調動，比如保護班禪大師等。

在此之前，總理已經親自主持和部署西糾在北京火車站維持秩序了，起因是紅衛兵大串聯把北京火車站的秩序搞得十分混亂。那天在國務院的一個會議室，他召集鐵道部、國務院辦公廳的人，包括鐵道部副部長武競天，外號武大麻子，還有周榮鑫秘書長參加。他那次把我、陳小魯、董良翮三個人也叫去一起開會。

會上周總理一改在我心目中溫和的形象，發了很大的火。我小的時候，因為父母的關係和總理很熟，從沒見過總理髮脾氣。那天，他把武競天叫起來一通數落，訓斥他失職沒做好工作。武競天是副部長，也算我的父輩，他被叫起來，就坐不下去了，就那樣站在那裡，很尷尬。我還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場面。

總理後來說：今天，我把西糾的紅衛兵請來幫你的忙，來解決這個問題。然後總理對我們說：現在看來，警察不行了，部隊也不行，都不行，都管不住了。只有靠你們紅衛兵了。所以他當場就決定讓西糾把整個北京火車站接管了，讓我們會後馬上布置去做安排。

於是，我們立即組織了幾百人，由董良翮、陳小魯率隊去了北京站。這可不是簡單的事，工作量極大。董良翮帶着很多西糾隊員在那呆了很長時間，扎紮實實地在那兒分兵把口，吃沒吃喝沒喝的，每天都是席地而眠。車站的事我只去看了一兩次，看到大家的高度責任感和奉獻精神，着實感慨得很。董良翮、陳小魯他們把整個車站秩序維持得很好，保證了史無前例的大串聯中一千萬紅衛兵進出北京的秩序。

我在監獄裡呆了整整四個月，1966年12月23日我母親去世當天我被拘捕。1967年4月22日列寧誕辰那天晚上，我被釋放。

因為西糾問題被抓的，除了我以外，還有董良翮和粟寒生。當時把我抓起來，矛頭所指顯然是周總理。從四人幫迫害總理、老幹部的角度來說，這是一個陰謀。那時追查所及，指向了葉劍英、李先念、李富春、陳毅、徐向前、陶鑄、余秋里、廖承志、王任重、何長工、呂東、周榮鑫、雍文濤、孔原、許明等等。中央文革希望從我身上追查出西糾的後台。以現在的標準看，我母親為西糾提供了辦公地點、交通工具、被褥，都夠得上算是支持了，你想撇也撇不清。

我們這個樓道里有十九個號子，我住的是19號，20號是茅號，就是廁所。有一次放風的時候，我撿了根釘子。牆上有一個走煙筒的窟窿，看樣子過去牢房裡是放過爐子的。窟窿已經被堵了，我就用這個釘子慢慢摳，終於鑽了個孔。

那些看守們沒有想到，我可以通過與廁所之間牆上的這個孔，和監獄裡其他18個號子保持密切的聯繫。我們用寫檢查的紙，寫上交流的消息，再捲成細卷，從孔里穿過去。在各個號關押的人上茅號時，我們就用這種方式傳遞消息。

後來因為聯動問題被抓進來的人很多，在我周邊的號子裡都有。通過這種情報交流，我知道了董良翮、粟裕的兒子粟寒生，還有李井泉的兒子李明清等都被抓進來了。通過這種方式，我知道了外邊的很多事情，比如聯動反中央文革的事等等。

我們這批人是在1967年4月22日晚上大概10點鐘左右釋放的。那天，我們都被點名帶出牢房。那陣勢，感覺很恐怖，有的人聲音都抖了。有的女孩兒小聲說，是不是要槍斃咱們啊？我在裡頭算是年紀大的，我還說了一句：放心吧，沒問題，絕不可能槍斃咱們，放心吧！

我們往外走，走到一個操場，燈光很亮，停着幾輛大轎車。本來我們還很有秩序的，後來稀里嘩啦地就上了車。這百十來人分頭上了幾輛車，然後車就啟動了。開着開着，一看，到了人民大會堂南門。我們下車就被帶進去了。不知是哪個廳，裡面都擺好了椅子。本來我跟董良翮走在一起，到裡面就分開了，不知道誰都坐到哪裡去了。

剛坐下來，周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關鋒、戚本禹等，我能認得的大概就這幾個人，都穿着軍裝，一下子就走進來了。他們坐在一排，剛坐下，還沒正式開始呢，江青就說了一句：“哪個是孔丹啊？站起來我看看。”她拉着個臉，陰陽怪氣的。我就站起來了，也沒什麼表情。她看了看說：“坐下吧。”然後總理就上來講話。

總理講話，大概開場就是這麼說的：毛主席講了，不要寫什麼檢查了，放他們出去革命嘛。所以，你們有錯誤，也還是要出來繼續革命，所以把你們都放出來。

總理說到中間的時候，叫到了董良翮和我。我們倆“嘩”一下就都站起來了。總理說：“坐下，坐下，你們兩個是我從小看着長大的，你們犯錯誤我也有責任！”

有人回憶，後面還有一句是說：西糾還是有功的。但我不記得了，而且我覺得當時總理說這樣的話是不可能的，這不等於直接承認自己是西糾後台了嗎。

還有人回憶，說我當時就掉下了眼淚。我現在回想是沒有，當時只是覺得總理那麼講，我心裏面有點酸酸的，但是沒有流淚。我不知道董良翮是不是有這個反應。

那天，康生也去了。因為歷史原因，康生和我父親的私交原來甚好，他對我更熟悉。總理、江青兩次叫我起來時，他都看着我笑，但沒有說話。這次接見的時間不長，總理就宣布：散會了！

當時，我感到這件事很突然。事後聽說，彭小蒙當時給毛主席寫了一封血書。信中談到，聯動的牛皖平等人都是忠於毛主席的革命小將，不是反革命。他們只是對江青有意見而已，不應當將他們繼續關押，因此強烈要求毛主席關注此事。

這封信輾轉送到了毛主席手裡，毛做了批示。就是總理傳達的：不要寫什麼檢查了，放他們出去革命嘛。這才有了4月22日的釋放聯動，我也因此而沾光。

出了人民大會堂，我就問旁邊的看守：我們怎麼走？他就說：你們願意現在離開也可以。我說：號子裡還有我的東西呢！他說：有什麼東西呀？我說：有一桶牙膏，一個洗衣皂，還有點雜物。那我還是回去吧。他說：沒關係，你可以回去，我們這兒有車接送。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景象，我們出了大會堂南門後，多數人一鬨而散，各自就走了。我呢，依然老老實實地上車，回去把我的東西收拾乾淨了，那裡面還有我寫的詩稿啊什麼的。我都收拾好了，再出來。

我印象中，他們是用車把我們回監獄的這些人送到靠近各自住所的地方。我就在地安門大街附近下的車，大概是在深夜裡到家的。我一進門，把我弟弟嚇了一跳。他說：你怎么半夜三更回來了？我說：放了啊，然後就興奮地給他描述晚上的會。

然後，我說：別的不說了，家裡有什麼吃的東西趕緊拿出來。孔棟找出些花生、餅乾之類，我就嘁哩咔嚓開始吃起來，才開始緩過點勁兒來。

我趕緊問孔棟：媽媽呢，怎麼樣了？

他說：你不知道啊？

我說：怎麼啦？！

他說：你進去的那天晚上，媽媽就走了。

我說：我離開醫院的時候，她那呼吸變強了一點，面色稍微有點恢復了啊。

孔棟說：人最後什麼叫迴光返照啊，就是那感覺。我也以為媽媽救過來了，其實也就是身體最後的努力掙扎吧，但一直再也沒恢復知覺。就在你被抓的那天晚上走了。

我說：後事怎麼處理的？

他說：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來個人，幫着一塊處理一下，就拉到八寶山去了……

我說：機關有沒有關心家屬一下啊？

他說：沒有。

那我明白了，就是說國務院機關是把她自殺作為叛黨行為來對待了。

2017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