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石：譚嗣同與月照

一八九七年九月，戊戌變法失敗，梁啓超入日本公使館避難。譚嗣同也曾一度進了日本公使館，但他不是為了逃命，而是為了將自己的一些詩文、家書交給梁啓超。當時梁啓超勸其與之一起避難。而譚嗣同說：各國變法沒有不流血的，但是在我國沒有人為變法流血，這是我國不好的地方，那麼現在就讓我第一個為變法流血。他還對梁啓超說：你來作西鄉，我來作月照。
我在讀到這段史實時，不由得有些驚訝，驚訝的是當時的譚嗣同和梁啓超對日本的歷史如此耳熟能詳而且還作為典故來引用。
月照（1817-1858）是日本幕末京都清水寺的住持，對“黑船襲來（歐美船襲來，強迫日本開國）”和幕府的軟弱非常憤慨，於是積極投入“尊皇倒幕”運動，在共同的“尊皇倒幕”運動中，他和薩摩藩士西鄉隆盛相識，同仇敵愾進行倒幕運動，因此受到幕府的追捕。他們逃出京都，來到長州，但當時長州已在幕府手中，他們又去薩摩島津去找理解他們的鹿兒島藩主島津齊彬以求庇護，但島津齊彬已死，兩人無路可走，在御津浦試圖投水自殺，月照溺死，西鄉被救。
譚嗣同引用月照和西鄉的例子對梁啓超說：必須有人活下來去工作，也必須有人去死，死易生難，我做容易的事去死，你選擇難事，繼續活下去，去輔佐陛下（光緒帝）。
如果是如此的生死選擇之事，在筆者看來，引用春秋時“搜孤救孤”之典更為恰當。春秋時晉國權臣屠岸賈殘殺趙盾全家，並搜捕孤兒趙武，趙家門客程嬰和公孫杵臼定計救出趙武，程嬰假稱自己的孩子是趙武，交給公孫杵臼，並告發之，因此程嬰之子與公孫杵臼被殺，趙武得救，並由程嬰撫養成人，後報了家仇。在程嬰和公孫杵臼定計之時，公孫杵臼說了和譚嗣同幾乎相同的話：必須有人活下來，也必須有人去死，死易生難，我做容易的事去死，你選擇難事，繼續活下去。
作為清代高官，譚嗣同應深諳中國文化典故，談起生死選擇，死易生難之事，他不能不想到程嬰和公孫杵臼，而他偏偏引用月照和西鄉之典，大致的原因可能有兩點。一是戊戌變法是以日本“明治維新”為楷模，“尊皇倒幕”的鬥士自然成為變法志士的楷模；二是變法志士對日本文化歷史心儀甚久，以至“耳熟能詳”，超過了中國的古典。
戊戌變法失敗以後，日本幾乎成了中國改良變法派和革命派的大本營，君主立憲派辦《新民叢報》，革命派辦《民報》，探索中國之出路同時也相互論戰，那時有一萬多名中國留學生奔赴日本尋求中國之新生，東京成了革命的基地，銅扣立領的日本的學生服成了中國人的“革命服”，也就是後來的“中山服”。
其實中國的近、現代的歷史，有很大部分是向日本學習的歷史，但是直到現在，但是沒學到當時的“君主立憲”，也沒有學到現在的“三權分立”，更有甚者還有“留日者反日”的傾向的。 這是為什麼呢？我想兩方面都有原因，日本方面的原因大約如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的那樣：“先生為什麼老是侵略學生呢？”；而中國方面的原因用一句時髦的話就是“國情不同”，說起“國情不同”，那就太複雜了，說上他幾十年也說不清楚，就此擱筆也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