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年過去，我們是否依然是沉默的大多數？

牛皮明明

王小波去世，距今整整23周年。王小波影響了很多人，他用舉重若輕的寫作方式和特立獨行的頭腦，行走於這個世界之上。

他不告而別的方式，更像是一個塵世輓歌，給這個世界留下一個巨大的問號，如果他還在活着？會怎麼樣，會寫出怎樣的作品？會不會影響更多的人？毫無疑問，眾多的人都會拜在王二門下。 而現在特立獨行的頭腦依然是這個時代的稀缺品，而有趣的靈魂依然只能獨行。謹以此文紀念王小波，並試圖在23年後的今天，捕捉一點他的影子。

15年前，老炮兒王朔復出，逮誰咬誰，曾扔出這樣狠話。有一天，別人跟他說，在你沉寂的這幾年裡，出來一個叫王小波的，人家都說把王朔給蓋了。

王朔想也沒想脫口而出：“小波是好樣兒的。”半秒過後，他咽了口吐沫接着道：“我也是好樣的，我們倆不存在誰蓋了誰。王小波要是活着，我覺着他更牛逼。他好不意味着我不好，我們交相輝映可以吧？”

少年聰慧

1952年5月13日，王小波出生在北京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四歲過後，天真可愛逐漸從他臉上消失。

九歲時，他就大概長成了岳母李克林口中“小波實在太醜了，我拿不出手”的樣子。從那以後，岳母與孔孟一樣，被列入到他小說里經常調侃的對象。

王小波有個脾氣暴躁，吼聲如雷的父親。他從很早就不讓孩子們學文科，理由顯而易見——在孩子們成長的時代里，老舍跳了太平湖，胡風關了監獄，王實味被槍斃了。當然，他老人家也是屋內飲酒門外勸水的人，自己本身就是文科教授；但他經常坦白地承認自己擇術不正，不足為訓。

就此，小波兄弟姐妹五個全學了理科，只有他哥哥王小平例外。

七八年考大學時，哥哥是北京城澗煤礦最強壯的礦工，據說吼起來比他爸爸王方名的音量還大。無論是動手揍他，還是沖他吼叫，他爸爸自己都挺不好意思的，就任憑他去學了哲學，在邏輯學屆的泰斗門下當了研究生。

王小波從小到大，身體不算強壯，吼起來音量也不夠大，所以一直本分為人。儘管如此，身上總有一股要寫作的危險情緒。

13歲時，王小波開始跟着哥哥到父親的書櫃裡偷書看。那時候政治氣氛緊張，父親把所有不宜擺在外面的書都鎖了起來，在那個柜子裡，有奧維德的《變形計》，朱生豪譯的莎翁戲劇，甚至還有《十日談》。柜子是鎖着的，哥哥對他說，“我去捅開，你去承認，你小，身體也單薄，爸爸不好意思揍你。” 哥哥王小平自認為閱讀速度奇快，有一次，他把王小波叫來，二人比賽閱讀，後來發現自己讀過一大半，小波已經讀完，兩人經過計算，發現原來王小波的閱讀速度，是常人的7倍。

16歲那年，有天晚上大家都睡了，王小波從蚊帳里走出來，用鋼筆在月光下的一面鏡子上寫詩，寫完趁墨水不干又塗了，然後又寫，直到鏡面全部變藍。

“黃金時代”

同是16歲那年。上級號召青年到廣闊天地里，“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王小波直到四十幾歲，也沒想明白自己的心髒是否因此更紅了一些。總之，他插隊去了3000公里外的雲南。

農活間隙，王小波的手總是忍不住伸向別着書的腰間。

當年，插隊知青大多會在自己偷看的書外包一層“魯迅著”的書皮。不幸的是，王小波遇上一個無惡不作的軍代表，便是連“著迅魯”（ 此處原文是“魯迅著”，而王小波原文是“著迅魯”，指舊版。從王小波原文改。）也不能看。為此，他給壞領導編了一個故事，描寫他從尾骨開始一寸寸變成了一頭驢，以泄心頭之憤。 後來王小波發現卡夫卡也寫了類似這樣的事，有些不好意思，就學着卡夫卡，把那些作品燒得一干二淨。

王小波是自帶優秀作家氣質的人，敏感中夾雜幽默，孤獨中蘊含憂郁，他總想和世界談談。

插隊時，王小波已經長到了一米八四。大個子撅在水田裡，像衝天炮。姿勢已經夠奇怪了，還得插一整天的秧，腰都累斷了卻說是“後腰像是給豬八戒築了兩耙”。

有一陣子，他每天要用獨輪車，推幾百斤重的豬糞上山。他以為這活難不倒他，哪知道幹了才三天，膽汁都差點吐出來。

他仍不忘調侃道，“好在那些豬沒有思想，不然它們看到人類不遺餘力地要把它們的糞便推上山，肯定要笑死。”

自少年起，王小波便看到這是一個無趣的世界，而有趣卻暗含其中，而他能做的就是把有趣講出來。

愚蠢的人於世界曖昧，而聰明人於世界冷眼。

在他的記憶中，這一段別人心中無法抹去的灰黑色時期，卻被他稱為自己的黃金時代。”

“文壇外高手”

1978年恢復高考，26歲的王小波進了人大。

在高考之前，小波面臨選科的問題。一般人多半沒有這個問題，大家或者擅文，或者擅理，可以擇其擅者而從之。而小波兩者都擅長，且兩者都喜歡，怎麼選就很傷腦筋。

當時小波已經在和李銀河處朋友，銀河認為小波在文學上有極高天賦，力主他學文科，甚至跟他說“好好寫，將來諾貝爾文學獎是你的”。但這一主張違背王小波的家訓。他父親王方名鄭重地告誡孩子們：如果不是壽星老上吊嫌命長，儘量離意識形態遠一點。

後來小波去征詢哥哥王小平的意見，哥哥說：“真傳一張紙，假傳萬卷書”，如果得了假傳，在萬卷書間忙得屁滾尿流，還要當一輩子糊塗人。無論什麼時候，理工科的東西基本上屬真傳，而文科則未必如此。

現在看來，王小波當時的選擇不無道理，倘若他入了文科，畢業後會一路進到文壇。 像他這樣的“文壇外高手”，一旦被放到文壇內栽培，以他的心高氣傲，恐怕會覺得很不自在，也許會像魯智深上五台山出家，動不動拿狗腿往和尚嘴裡塞，有時候再玩一出醉打山門，沒準會惹是生非。

王小波仿佛能看到自己的未來，總之，他最終選了理科專業。

什麼樣的靈魂就要什麼樣的養料，越悲愴的時候人就會越想嬉皮。

而書便是王小波靈魂的全部養料。

踏進大學門檻後，他發現有個同學跟他很像，都長得人高馬大，都是一副睡不醒的樣子，而且都能言善辯，巧舌如簧。課間抽煙時，王小波主動過去搭話，後來才知道，這人叫劉曉陽，剛從內蒙插隊回來，二人不僅同班，還同宿舍，兩人老婆也竟然是中學同學，於是關係格外要好。

此後的日子，每天吃完晚飯，王小波都要在校園裡散步，劉曉陽必在路口等他，伸出手臂說：“年兄請！”（此處原文是“王兄請”，而王小波原文是“年兄請”。舊時科考同年中舉者互稱“年兄”。從王小波原文改。）

王小波嘴上說着：“請”。手臂已挎上劉曉陽的胳膊，二人像一對兒情人在校園裡遛起彎來，一路走，一路高談闊論，一度讓學校里的人以為他們是同性戀。

現在看來，卻有點古人坐而論道的意思。

改革開放之初，國家百廢待興，“天下作家一浩然”的出版局面漸次打破。王小波和劉曉陽就像傑克倫敦小說《熱愛生命》裡那個剛被營救起來餓瘋了的生還者，不顧一切地尋找和藏匿食物，如飢似渴地到各處搜尋可讀的書。兩人每個周末回到宿舍，都帶回一捆捆剛買的書。宿舍里放了幾個架子，擺的全是書。

兩人當年看書的習慣，是先看文學史和文學評論，目的是為了知道哪些書是在文學史上有一筆的，然後照單全搜。之後的日子，越來越多的同班同學跟着他們倆屁股後頭，聽着他們從紀曉嵐一路侃到愛因斯坦。

劉曉陽博古通今，擅長引經據典；而胡扯則是王小波的專長。晚上沒事的時候，總有人提議“走啊，咱聽王小波說書去啊。”（中略）

對於愛書的人來說。手裡有本好書在讀的日子，天天都像節日，王小波的四年大學，就如同過年一般。

王小波一生除了身邊的李銀河，大概也就劉曉陽一個知己，兩個人的友誼一直持續了一生。

遇到愛情

如果聊王小波，就繞不開李銀河，這是一個想抽煙，根本離不開打火機的問題。

聊李銀河，時間要退回到王小波考上大學的前一年，1977年。 當時的李銀河在國務院研究室工作，（中略），前程似錦。而那時王小波只是一名街道工人，說“前者居廟堂之高，後者隱市井之巷”一點兒也不為過。

當年，25歲的王小波下鄉回城已經五年。先後在儀器廠和半導體廠做了五年的工人，但心中那股子寫作的慾火卻從未熄滅。

有一天，王小波把剛寫的《綠毛水怪》寄去《光明日報》，經手的女編輯是李銀河的同事。沒出幾分鍾，看得她直掉眼淚。李銀河在旁邊納悶兒，接過來一讀，登時心中一緊，心口像是被什麼東西揪住，30年後，她還清晰記得那一瞬的感覺：“寫作手法雖然稚嫩，但卻有什麼東西深深撥動了我的心弦。”

從此，她記住了這個名字——王小波，一個娃娃臉的名字。

接下來，李銀河借着一次工作當口兒到王小波家。明里去問小波父親一個學術問題，實際卻是會會這位光是文字就讓她揪心的王小波是誰。

這一面，不說是失望透頂，起碼也算斷了李銀河心裡那點悸動的念想。後來，據李銀河回憶：“當時真是嚇了一跳，沒想到這麼丑。”、“不但丑，丑中還帶着一點凶樣。”

可沒成想，幾天之後，王小波找上門來，以還書為由，堵在光明日報門口。二人見面後大談文學，天南海北。正談着火熱，王小波來了一句：“你有男朋友嗎？”

李銀河當時剛分手不久，只能如實相告“沒有。”

王小波接下來一句話，生猛了得，幾乎是嚇了李銀河一跳。“你看我怎麼樣？”

李銀河一回頭，滿眼裝滿的都是那張丑臉，嚇岔劈了。

多年以後，李銀河每想起這件事，還會羞澀：“那才是我們第一次見面呀！”

之後的日子，李銀河不斷收到小波寄來的情書。 “你的名字美極了。真的，單單你的名字就夠我愛一世的了。”“小波望着滿天星斗，念着‘銀河’的名字：‘滿天都是星星，好像一場凍結了的大雨。’”

李銀河念着念着，淚水淌了一臉。王小波在追女孩方面，像寫小說一樣天賦異稟。

最終，李銀河沒能扛住小波的熱烈和率真，兩人就這麼相戀了。

在一起後，芝麻綠豆大小的事兒，李銀河就跟王小波提分手。王小波一直不懂為什麼，追問下去，李銀河憋不住了說：“你確實長得太難看了。”

王小波卻說：“我要去爬蟲館和那些爬蟲比一比，看看我是不是真有那麼難看。”這一下子可把李銀河逗樂了。

一來二去，王小波總是能用自己的有趣，讓李銀河化掉心底那些對長相的不滿，從而讓李銀河愈發地崇拜起王小波來。

這個世界，好女人都異常矯情，有人被才華吸引，有人被有趣吸引，還有人被內心坦盪吸引。而王小波長相比內心坦盪、才華出眾、有趣天成，李銀河扛不住。

說句不負責的話，他們如果不在一起，那就太傷天害理啦！

大學期間，王小波和李銀河結為夫妻。二人沒有辦酒，雙方父母各自擺了一桌，就草草了事。

既然靈魂都可以當飯吃，那還要啥自行車呢。在王小波和李銀河的愛情中，兩個人從不在乎形式。

特立獨行

到了1982年，李銀河申請去美國學習。 當年的出國政策，是大學畢業後至少服務兩年才能申請，也還沒允許夫妻二人同時出國。夫人一走，小波成了留守丈夫，過回光棍的日子，只得終日以書為伴。

屌絲青年寂寞多，那兩年，王小波坐在檯燈下，熬夜寫作，苦悶上頭，最後把長相弄得更加坦盪了。

兩年後，王小波終以伴讀身份去美國尋老婆。

1984年，剛到美國的王小波英語慘不忍睹，經常聽不懂人家在說什麼，只好灰溜溜去錄像店裡租影碟，回家苦練，看了將近一千部美國電影。

後來，英語說得稍有長進，學業卻不順暢。在語言學校時，外國老師告訴他：“你不是要上學，而是要資助！我們系要削減，現在連同事的飯碗都保不住，沒錢管中國人。”

之後，王小波聯系了一大批學校，只等來四個回信，三個拒絕，一個同意，且自掏學費。沒有錢，他動了打零工念頭——去餐廳做服務員。

到了餐廳後，王小波什麼也不會，只能在後廚刷碗。下班後，他看見美國服務員像一群豬一樣吃剩菜，且吃的津津有味。

“即使在叫作天堂的美國，依然有那麼多的人活得沒有尊嚴。”

王小波不願意過這種生活，他厭惡極了，與豬同行，你會覺得走到哪裡，都像是豬圈。

回到家，王小波很失落，而李銀河不聲不響走過來，捧着他的那張丑臉，對王小波說：“你踏實在家寫小說吧，我來想錢的事兒。”

那個年歲出國留學的人，除了像劉索拉那幫被國家送走的，沒幾個能拿的出錢來上學。當年王小波兩個人在美國期間的生活費，還是全靠李銀河的400美元獎學金，日子過得真難。

有一段時間，哥哥王小平也看不下去了，對李銀河說：“小波靠寫小說沒法維生啊。”而李銀河卻很堅定：小波是天才，文學才能荒廢了太可惜，而文學是他的命，不寫小說，他就是行屍走肉，那樣的話，即使物質生活水平再高也沒有任何意義。

在李銀河的庇護下，王小波的美國4年，大把的時間都在積累知識素材。他先是看遍了羅素著作，後來又讀遍西方哲學，終日沐浴在“歐風美雨”。

之後，王小波看書專挑野的看，再後來，他雜文出版後，一些老朋友問他是哪裡聽來的這麼多有趣故事，他說“都是在美國圖書館的禁書區看的。”

此外，這4年裡，他還寫出了《唐人故事》，完成了大量《黃金時代》的寫作架構。

後來的事實證明，李銀河的堅持是值得的。

哀樂中年

青年的動人之處，就在於勇氣，和他們的遠大前程。

1988年春，王小波夫婦回國。李銀河去了北大當博士後。小波在北大當幫閒講師，教研究生使用社會統計軟件。

三年後，王小波又厭倦了，扔下一句“在北大混的沒勁，我要到人大去。”便離開了銀河所在的學校，回自己的母校任教。

那段時間，小波自己都覺得活得窩囊：“我老婆當教授，我狗屁不是。哀樂中年，大概就是這個樣子罷。”

每到這時，李銀河又會像母親一樣，用情地捧起他那張丑臉：“小波，好好寫小說吧，你是無價之寶。”

人世間真的就是一種庸俗勢力的大合唱，誰一旦對它屈服，那就永遠沉淪了。

當時也許李銀河自己也沒想到，她庇護的不只是自己的愛人，還有中國的文學。事實證明，不論她對王小波的愛，還是她對中國文學的期待，都沒有讓她寒心。

到了1992年初，《黃金時代》終於在台灣發表並獲獎，獲得了聯合報25萬台幣。在過去的十幾年，王小波好像是個在黑夜裡趕路的人，前方沒有一點燭火，只有他一個人，孤孤單單地走。

《黃金時代》發表好像給他看到了一點希望。拿到錢後，他馬上從人大辭職。

此後，便一門心思在家寫作。之後4年，他並沒有得到他應有的成功，相反的是挨在臉上的巴掌遠比響起的掌聲要多。

這個自立山頭兒的自由撰稿者，始終是個游離在文壇之外的局外人。

在香港，《黃金時代》被改名為《王二的二三情事》，被當作黃色小說刊登。後來幾年裡，大陸的出版社更是只發表了小波的幾篇雜文。

這個世界上，大多數人都是俗人，你在這個世界上活得越久，就越會發現大多數人的一生如同夢遊。審美如此、讀書如此、人生亦如此。 生活所迫

到了1996年，一個叫李靜的研究生畢業被招到文學雜志社。上任第一天，她就打了雞血似的給王小波寫了一封信。

“王老師：我可能要從您的作品愛好者升格為文學責編了。我已到《北京文學》當編輯，把最好的小說留給我吧！”

同年8月，她來到西單老教育部大院一座筒子樓，王小波頭髮很亂，依然愛笑。

當時王小波寫了幾個長篇，試過幾家出版社，都不接受，還有的被認為思想有問題。“有一編輯說我在小說里搞影射，還猜出了在影射誰，我有那麼無聊嗎？”

聊天時，王小波總愛苦笑。可李靜很堅持 ，問“‘有問題’說給我看看嗎？我怎麼專好這一口兒呢？”王小波樂了：“行，你拿去看看，發不發都沒關係，長篇哈，光這篇幅你們那就夠嗆。”

王小波用針式打印機把書稿打印出來，從紙頁摺疊處輕輕撕下，交到李靜手裡。李靜低頭一瞧，扉頁上寫着：“紅拂夜奔”。

李靜把書稿抱回家，邊看邊怪笑不止，最後竟然笑出了豬聲。

幾經周折後，李靜所在雜志社終於妥協到發表，提出的條件是字數需要從18萬刪到3萬。

王小波忍了，一口氣刪下了“王二”所在的主線，留下紅拂的故事，遞交上去。

而李靜心有不甘，私藏下《紅拂夜奔》全稿，交給在文學系讀研究生的朋友傳看。那哥們讀完，聲稱“三月不知肉味”，又給同宿舍的哥們傳看，一時間在那個小范圍內，“無人不談王小波”。

可兩周後，連三萬字的書稿也被退回，理由是書里內容出現了牙簽和避孕套。

當時，王小波大量壓箱底的作品，都和《紅拂夜奔》有着相同的命運。比如同性戀題材的《萬壽寺》，舞台劇《東宮西宮》，《似水柔情》„„每一部都巧思密布，心血用盡，結果都是一樣，發不出來。

王小波說：人活着都是為了要表演，所以才失去了自我。即便無處可去，也要永不屈服。我堅決不改了。我寧可寫有滋有味發不出來的東西，也不寫自我約束得不成樣子的文章。在此我毫不謙虛地說，我是個高層次的作者，可是有些人卻拿我當十六歲的孩子看待。”

小說發不出來後，王小波一個人去考了個貨車司機駕照。他自嘲道：“以後活不下去，就當個貨車司機吧。”

與世長辭

可他終歸連貨車司機都沒有當成。

1997年4月10日，晚上11點半，鄰居突然聽到小波屋裡傳來兩聲慘叫。第二天下午，鄰居還不見小波出門，覺得不妙，便趕緊推開了小波房門。只見小波倒在地上，身體已經冰冷。

第二天，去美國做訪問的銀河接到了姐姐的電話：“小波出事了，快回來吧。” 從機場回家路上，李銀河腦海里跳出的畫面，全是小波去年10月在機場送別時的樣子。

“他用勁摟了我肩膀一下作為道別，我萬萬沒有想到，這一別竟是永別。”

小波去世後，李銀河找了許多墓地，悉數橫平豎直，都不能令她滿意。後來，她找到昌平佛山靈園的一塊天然大石，天然，不羈，恰似王小波的性情。

王小波生前一點名頭，是靠着雜文打出來。但對於他自己來說，你要是評價他“王小波是個雜文作家”，相當於拿鐵棍子戳他的肺管兒，因為小說才是王小波的命根子。

更荒誕的是，王小波去世一個月後，他一生最看重的時代三部曲得以發表，只是小波已經長眠。

一切都來得太晚了。

人世間最可憐的人，最可憐的事，莫過於當他躺在墳墓里，而他的作品卻得以流傳。

前些年，有一個《新京報》的記者曾對李銀河說：我身邊出色的男士都有個共同點，就是喜歡王小波，包括韓寒，馮唐。他們的共同特點都是有智，有趣。

其實說來並不夸張，20年內，太多人喜歡王小波，喜歡王小波相當於喜歡那個叛逆、特立獨行、恪守內心、追尋自由的自己。

前兩年，有人問李銀河：“有機會，你最想問王小波一個什麼問題？”

李銀河說：早上我去給小波掃墓的時候，有一些讀者在墓前放了鮮花、二鍋頭或者煙，有一個人放了一篇王小波的文字，一隻蝴蝶就一直貼在上面。我很想問問小波：你走得太急了，你走後，時代里每一個人都在變，太多人沒有靈魂，而你呢？你的靈魂還在不在？

人的外表，其實什麼都不是，皮囊而已，在時間里，皮囊終會老去，最後所有的光鮮都會被褶皺吞噬，而靈魂不會，這靈魂里包括你走過的路、經歷過的事，還有你一生的思考。

就像王小波生前對人生的註解：我活在世上，無非想要明白些道理 ，遇到些有趣的事情 。倘若我能夠如願 ，我的一生就算成功。

王小波的思考從七十年代的狂熱中走來，途經八十年代的意識大解放，又在九十年代的思想退潮中沉澱。今天，那些陳腐的觀念碎屑卡在我們的腦迴路之間，消解不掉，又如鯁在喉之時，王小波的文字一路沖刷而下，帶着清明的反思、理性的認識、以及寬和的態度，沿着大腦的溝溝壑壑流淌過去，帶走不少沉渣，讓人的思維瞬間舒暢透亮。

他尖銳，但不刻薄；他理性，但不教條；他清醒，但不冷血；他獨特，但不孤傲；他深刻，但不深沉。他的所思所感，從平凡人的身份出發，着力所有人的困惑和不解，再注入人類文明中那些天才們的思想精華，讓任何瑣碎的日常問題，都變得豐滿，又讓遺世獨立的偉大哲思，變得有趣、平易近人起來。他思故他在，王小波是不死的。

青年學者羽戈說：“這不是一個適合說理的時代，說理才愈發具有意義；這不是一個適合王小波生存的時代，閱讀王小波才愈發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