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夢一覺浮生盡(zt)

袁永熙，世家出身。

陳璉，蔣介石侍從室主任陳布雷的獨生女。

袁家代代做官，做到第十八代時，1906年科舉廢止，袁祚廙（yì）便通過姻親關係，去了袁世凱小站練兵的幕府當差，不久又捐了個營口道台的官職。後來辛亥革命爆發，剛坐上道台太師椅的袁祚廙便挾裹着公帑私囊，躲進了天津租界。再後來北洋時期，他又做起了官商，混得有頭有臉。一生娶了五個太太，其中一個太太，產下一個男孩，在全體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十二，大名袁永熙。周歲時，老爹在他的照片上題了首詩：“渾渾元氣，雙目瞳瞳，握拳擦掌，盼顧自雄，人皆願子聰明，我獨願子如痴如聾。”

這男孩後來長大，娶了陳布雷的獨女陳璉為妻。陳布雷怕女兒被人迷惑，特地委託當時的北平副市長張伯瑾調查袁永熙的來歷，結果袁家的來頭，加上朱自清、吳晗、張奚若等教授的溢美之詞，竟把陳布雷迷惑了，將袁永熙這個專和國民政府搗亂的害群之馬當成了端莊青年，以為自己挑選了一個乘龍快婿。

令陳布雷想不到的是，這個女婿，竟然是隱藏很深的學生運動領袖。還在1938年秋，袁永熙在西南聯大讀書時，他便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擔任總支書記、雲南省工委下屬的宣傳部長。在昆明組織、領導了“一二一”反內戰運動。1946年回到北平，任北平、天津南方局地下黨負責人。1946年12月發生的抗議美軍暴行運動和1947年5月發生的反飢餓、反內戰的“五·二〇”學生運動，袁永熙都是組織者和領導者。

1947年9月24日，受地下電台案牽連，袁永熙與陳璉遭國民黨逮捕。因身份特殊，被用飛機送往南京關押。後由陳布雷和葉公超出面具保，釋放出獄。出獄時曾簽過一份“悔過書”。

這份悔過書在後來的審查中，成了爭論的焦點。

本來，這並非大問題，因為袁永熙並沒有暴露自己共產黨員的身份，自然要把原來的角色演到底。但當年的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帥孟奇卻認為，敵人不知道你是共產黨員，你自己總知道吧，怎麼能喪失氣節，向敵人屈服呢？對此，袁永熙的老領導錢瑛表示了不同看法：若不簽“悔過書”，分明就是暴露自己。不僅如此，同案已經被釋放的陳璉、邢福津、陳彰遠也要被重新抓回去，而且還不知會牽連多少其他人。共產黨人的氣節不能這麼堅持。兩位資格一樣老的中央級別的女幹部，為了袁永熙的結論相持不下，官司最終打到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那裡。

劉當然知道其中的是非曲直，他自己早年在奉天也有過這麼一段。不過為了表明不偏不倚，劉少奇批示說：“現在勝利了，對幹部要求嚴格些有好處。可讓其重新入黨，但不影響將來的使用。”這一來，爭論雙方的意見都兼顧了。重新入黨，當然要先開除出黨，這等於對袁永熙的“喪失氣節”做了處分，帥大姐應該沒話說了。袁永熙在獄中嚴守機密，沒給黨造成任何損失，所以准許他重新入黨並註明“不影響使用”，錢大姐的意見也得到了采納。

所以後來一段時間，袁永熙官照作，級照評，由團中央學生部副部長到清華大學黨委第一書記，一路被“使用”下去。

這時的袁永熙，只有三十多歲，以為事情過去了就過去了。只是後來才知道，重新入黨並不表示你舊賬已清、既往不咎了。

高饒事件後，清華有人向上級指控校長蔣南翔，清華黨委作了調查，認為是不實之詞，警告處份了那個幹部。可是蔣認為袁永熙調和矛盾、鬥爭不力，說我是司令，你是政委，有人打司令黑槍，你政委看着不管。兩人從此有了隔閡。

五七年袁永熙的老賬被翻了出來，定性為三類右派，再次開除出黨。他去找蔣，蔣不見他。妻子陳璉，應該最了解他的為人，兩人從1939年到1957年，一起革命了十八年，此時也站出來和他劃清界限，一刀兩斷。陳璉後來給兒子陳必大這樣解釋：你爸爸因為放鬆了思想改造，居功自傲，個人主義膨脹，結果犯了錯誤，走到了黨的對立面。其實袁和蔣之間的矛盾，有時只是工作中的不同意見，何至於就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行為，並拿了這樣的報道，在《人民日報》、《北京日報》、《中國青年報》顯著版面刊登。

但陳璉最終相信了這種說法。為了站穩立場，她選擇了和丈夫堅決離婚，袁永熙這才嘗到了什麼叫做革命革到自己頭上的滋味。陳璉是受袁永熙影響走上革命道路的，她讓袁永熙明白了革命和婚姻是怎樣一回事情。

接下來的二十二年，袁永熙先是在京郊昌平縣長城腳下的一個勞改農場勞改了五年，他自稱如同“蘇武牧羊”。其間感染了羊炭疽病，來勢凶險，很多醫院無法診斷，多虧友誼醫院一位年輕的住院醫生猜出了病因，這才得以治癒。

一九六二年袁永熙從右派變成了“摘帽右派”，下放到冀南的南宮縣教中學。蔣南翔對袁永熙說，你最後的檢查，黨委認為還好，我看還差，但我尊重大家意見，給你摘帽。你那時為什麼反對我？看我不行了？現在怎麼樣？這次沒送你到邊疆，已是很大的照顧了。

摘帽後的袁永熙，試圖通過復婚留在北京，被陳璉拒絕。五年後，獨善其身的陳璉，受到和袁永熙類似的誣陷，她不甘受辱，憤而跳樓自殺。

袁永熙後來每每提到陳璉都黯然神傷，他總說如果兩個人在一起的話，妻子在文革中就不會自殺了。兩人的兒子陳必大是這樣理解“如果”的：如果媽媽能夠接受一個已經離異的摘帽右派，她就能接受世界的不完美、革命的不完美和人生的不完美，她就不會自殺了。

和妻子陳璉的剛烈不同，袁永熙散淡疏懶、不拘一格的性格，倒使他更能承受命運的重擊。袁永熙下放到南宮中學算是脫穎而出，什麼課他都能上，儼然一個“全才”，儘管他在西南聯大基本上沒務什麼“正業”。南宮很窮，但民風淳樸，有習武的傳統，又是老根據地，以盛產“八三四一”戰士而聞名。當時袁永熙從行政十級降到十七級，可到了南宮還是比縣長大。加上又是京城裡來的過去的老革命，犯了錯誤可人家改了（摘帽了），誰還會去為難他呢？久而久之，右派在普通老百姓眼中倒成了可敬的人了。

1965年邢臺大地震，南宮縣城也房倒屋塌，袁永熙一向仰賴的食堂也開不了火。在領導和同事的熱心張羅下，袁永熙和同校的化學教師張蘭芬組成了家庭。陳必大在回憶父親中說，如果沒有這次再婚，袁永熙在“十年浩劫中存活下來的可能性幾乎是零”。

陳必大的這位繼母，說不上多高的政治覺悟，正因為如此，她在維護袁永熙這一點上絕不動搖。“她雖然是大學畢業，但不改鄉土本色，為人質朴，性格張揚豪放，一點事都會弄出很大響動。文革發動後，爸爸被說成是劉少奇、彭真安在南宮的定時炸彈，被斗得死去活來。我繼母見勢不妙，直衝縣人民武裝部，見到支左部隊首長雙膝跪倒，大呼：‘救救袁永熙！’也幸虧這些軍隊幹部出面干預，才把已被打得口鼻流血的爸爸救了下來。一而再，再而三，只要爸爸一被揪走，我繼母就去搬救兵，她腦子裡只有一個固執的念頭：不管他有什麼問題，就是不許你們打他！她不僅拒絕揭發爸爸的問題，還故意和紅衛兵激烈衝突，讓他們把本來沒什麼問題的她也關進牛棚，以便就近照顧爸爸的飲食起居，一起勞改以監視紅衛兵的革命行動。紅衛兵先是威脅要打斷她的腿，後來乾脆放下爸爸，開始斗她。這麼奮不顧身的引火燒身，甚至不惜以死相拼也要保住爸爸，我繼母心地之單純、性情之強韌、只認天理倫常、藐視革命的戒律與教條，聞者無不為之動容。她自己沒有孩子，至親也早已謝世，所以她把爸爸看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不容侵犯。她就像鬼使神差的守護神，在這個節骨眼上來到爸爸身邊，保着爸爸歷經險阻地走出了文革的劫難。”

1979年，袁永熙終獲平反，回到北京，工作一時無法安排，只能暫時在中央辦公廳落實政策辦公室幫忙。當時在胡耀邦主持下，不管是哪次運動、哪個時期、什麼人批示的，冤假錯案有多少平反多少。1980年春節，袁永熙和方群一起去給胡耀邦拜年，胡問袁永熙多大年紀，袁永熙說63了。胡接口說：“63大了點了，做不了多少年了。”胡一指同屋的胡啟立說：“要像他那個年齡就大有可為了。”胡當年50歲，要年輕一大截。

在兒子陳必大看來，父親問題還不止是年紀，22年的右派生涯已把他的銳氣磨盡。但這批人又不能不安置，否則就跟沒平反似的。1982年袁永熙被分配去北京經濟學院當院長，1986年後還做了幾年顧問，給了個第六、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算是對他二十二年右派身份的政治補償。

1996年，是陳必大和父親袁永熙在北京的最後一次團聚。袁永熙已中風多年，深居簡出。不久，陳必大出國，父子再無謀面。

袁永熙去世後，有人寫了一篇文章，標題是“淒風冷雨六十年——袁永熙的悲劇人生”。但在兒子眼裡，袁永熙這一生大起大落，也算波瀾壯闊。他是陳布雷的女婿，又是共產黨在國統區“第二條戰線”上的領導核心成員；他管理過最高學府，也教導過農民的孩子。他曾是國民黨中央信託局敵偽資產處置科的科長，也曾是《人民日報》點名的大右派；他曾被紅衛兵揪斗，也曾在政協舉手„„這些都不是“悲劇人生”四個字就能概括的。

1948年11月12日，陳布雷最後一次看到太陽升起。在他決心自裁以了卻一切煩惱之際，他仍然放心不下半年前才保釋出獄、自己有“嚴加管教”之責的女兒和女婿。女兒是他一生的心病，他的話，女兒總認為是替國民黨當局說的。在這生離死別之際，他打電話叫來了正在中央信託局上班的袁永熙，作了一番臨終囑咐。他對女婿說：“我一生最大的錯誤是從政而不懂政治，投在蔣先生手下，終至不能自拔，如今悔之晚矣。”然後默然了好一會兒，話鋒一轉，切入正題：“政治這個東西不是好弄的，你和憐兒（陳璉小名）像現在這樣，憑自己的本事，做點對社會有益的事，不是很好嗎？千萬不要再卷到政治中去了，千萬，千萬！”

可嘆的是，陳布雷這一番推心置腹的囑咐，並不能指點迷津。女兒女婿，終究還是按自己選定的路走了下去，哪怕是走成了火海刀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