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後的大清洗

舒雲

13、空34師副團以上幹部“全軍覆沒”

空34師有四個飛行團，三個機場（西郊、南苑、沙河），共七個團級單位加一個師部，有2000余名幹部。任世信（南苑場站政治處主任）說：“‘九一三’事件後，團以上幹部都在家裡待命，交代問題，一個一個過關。”師里副團以上的領導幹部全部遭到處理，重則被關押10多年，輕者關押若干年轉業。孟獻斌（空34師幹部科科長）說：“師里副團以上幹部全部轉業。本來還準備派一批飛行員去美國學習，也不了了之。”

1971年8月中旬，44歲的時念堂在人民大會堂接受周恩來指示，運送中央歌舞團出訪歐洲各國。9月6日8點30分，他率包括民航在內的三架伊爾18飛機，從首都機場起飛，9月9日14點40分返回北京。他哪裡想到這是最後一次飛行。9月12日晚，時念堂被吳法憲叫到候機室，參與處理“九一三”事件。總政工作組在時，他還是被依靠對象，正常工作了一個多月。

10月，有人糾集101團、203團13名飛行員給毛澤東寫信，說專機師有右傾情緒，捂（師長）蓋子不讓揭。江青用藍鉛筆批“毛主席閱”，毛澤東用紅鉛筆批：“德生處，你們看一看。”李德生立即叫李學清（“九一三”後空34師副政委）跑步前來，痛批一頓。10月28日，空軍指令李學清陪時念堂到空軍談話。時念堂對李學清說：“我恐怕回不來，我家屬膽子小，請你保護。”時念堂被送到空軍東交民巷招待所，從此被關押，並兩次被押到師里批鬥。

總政工作組一分為四，進駐空34師師部和南苑、西郊、沙河機場，這次聲勢浩大，群眾有揭發就辦學習班，誰敢包庇？到年底更多的幹部被辦了學習班。

馬蘭藻（空34師政委）由副政委提升政委才幾個月，也沒有被保住。他是三八式幹部，資格老，但在以飛行為主的專機師沒有地位。有人說他跟胡萍比較緊，是“救火隊長”；也有人替他說好話：老糊塗啦。1972年8月馬蘭藻被免職，給了處分，後又撤銷。

曹慶章（空34師副師長）分管專機，9月20日他被隔離，是繼胡萍之後師里第二個被關押的幹部。曹慶章是陝北人，每天埋頭苦幹。他只知道林彪要從北戴河回北京參加國慶。也沒有查出他有什麼事情，但還是被收進空軍學院學習班。批鬥大會帽子滿天飛，不允許他說一句話。曹慶章嚇壞了，在廁所切手腕自殺。地上流了很大一攤血，他昏倒在地，被抬了出來。以後曹慶章被轉到南苑學習班，“輕犯”可以自己去吃飯，而他是“重犯”，只能“坐享其成”。

副師長王進忠沒有發現什麼問題，也被停職停飛，以後做地面工作，很早就離休了。

張子甲（空34師副師長）沒給處分，靠邊站半年多，被安排在南苑勞動，與空司某幹部同住平房。過春節盛岳獻去看他，張子甲掉了眼淚，表示不願意在那裡。盛岳獻回來向師長、政委匯報，那麼大歲數了，身體又不好。當時空34師旁邊正建空軍干休所，讓張子甲病退進去了。

“九一三”事件發生時，王煥今（空34師副師長）、陳錦忠（100團團長）等人正在蘇聯接收新飛機。王煥今是周宇馳的直升機飛行教員，如果他在國內，就輪不到陳士印上3685直升機了。中央專案組搞不清王煥今是否陷進去，將他提前召回國內，連家也沒讓回，送到招待所揭發、交待問題。王煥今1947年16歲在哈爾濱參軍，分配到38軍野戰醫院，隨四野轉戰大半個中國，又奔赴抗美援朝前線。後被選到空軍一航校學習飛行，1953年畢業。1955年他帶兩個直升機組調入空34師，成為直升機專家。1974年7月，王煥今結束勞改，停飛分配到空軍二航校擔任副參謀長。不久他接到審查結論和處分決定：“第十次路線鬥爭上了賊船，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行政降一級。”

龍振泉（空34師參謀長）被收審半年多，1972年6月被釋放，轉業到安徽大別山林場任副場長。

劉萬祺（空13師副參謀長、原空34師副參謀長）和王洪智（空13師師長）關在一個學習班，三個“警衛”日夜監視。

胡國光（空34師訓練科長）說：師機關幹部幾乎都換了，只剩下他一人。前任訓練科長劉銳因出身不好，嚇出了精神病。張振民（師領航科長）、於學太（師管理科長）、王冬至（師保衛科長）、郭兆恆（師政治部副主任）、陳華芳（師宣傳科幹事）等都被辦了學習班或受到審查。師政治部組織科、幹部科、保衛科的幹部全換了。劉福柱（師修理廠廠長）因安放電影架子也受到審查，場站有一個毛筆字寫得好的戰士曾被叫到毛家灣幫工，也被審查一番。

9月12日早上，師作戰值班室值班員蔡長松（作戰科參謀）接劉樹明（作戰科參謀）的班，9月13日他交了一上午的班也沒有交清楚。僅一天之差，劉樹明成為審查者，而蔡長松成為被審查者。蔡長松原是領航科標圖員，是胡萍把他調到作戰科的，他妻子陳寶珍（301醫院高幹科護士）也是胡萍介紹的，這讓他更說不清楚了。

吳鑒清（空34師工程部副部長）技術好，和胡萍一個機組，成為重點懷疑對象，說他是胡萍的紅人。為什麼“九一三”事件前回到西郊機場？吳鑒清說不出來。梁玉成（100團機務主任）9月12日路過機場，看見有人守衛林彪專機，他好心讓他們回去，他來守衛。結果他被關進學習班，以後轉業。吳鑒清回來後也想去看一看正在改裝的林彪專機，轉念一想上班再說吧。他父親是右派，所以他謹慎慣了，否則那處理肯定比梁玉成要厲害得多。專案組沒有抓到吳鑒清什麼事，但仍讓他靠邊站，馬拉松般地審查四年。有一天，楊扶真（“九一三”後空34師師長）對他說，你還得抓機務工作啊。他這才算官復原職。

沈寶發（林彪專機地勤機械師）以前談了十幾個女朋友都吹了，因為他太忙，“九一三”前他沒有睡過一個好覺，365天每天都是專機任務。1971年6月26日，沈寶發終於領了結婚證，結婚前一天他從254調到256三叉戟飛機上，不放他回家。沈寶發拍了桌子，才給了7天婚假。結婚第6天，他就被電報招回。256被確定為一號專機，它本是一架舊飛機，7月2日郝彥述（100團三大隊政委）正式通知沈寶發負責。下了死命令，不能有任何問題。之後三個多月，沈寶發一直在改裝，地毯式掃雷般過了一遍，包括發動機，換的東西太多了，從庫房、別的飛機上拿最好的換。先說一個月，後又說兩個月改裝完畢。沈寶髮根本沒有家的概念，飯都在飛機上吃。夜裡10點停水，他只能兩手油污睡覺。改裝快到兩個月時，告訴他最近要用。地勤有個不成文的規定，飛機摔了，首先問罪機械師。沈寶發心事重，一直失眠。他根本不知道他維護的256去了山海關，更不知道林彪在飛機上。“九一三”事件後他被關到空軍學院游泳池，上邊沒頂，床板放在地上，“鄰居”是陳晉忠、李克修。他的性格不允許說半點假話，結果說他態度不好，叫他老實交代。拿沈寶發的話說，那是想象不到的審查，（審查者）不是國家是小人。20天後，宣布256墜毀與他無關，但還是審查了一年多。

1974年3月15日，何汝權（空34師機械師、何汝珍弟弟）父親腫瘤手術，他提出能否緩一年復員。不由分說上來四個戰士，把他的胳膊往後一擰，宣布他在政治上有重大問題，押到招待所，窗戶全糊上。又來了六個戰士，把他按在桌上，要他老實交代問題，說他要炸飛機，逼他交代與林彪、何汝珍的關係。

14、魯珉與江騰蛟的不同待遇

9月14日中午，兩天兩夜沒有合眼的李德生正準備在京西賓館午睡，電話響了。軍委一號台告訴他，魯珉有急事找首長。李德生有些奇怪，他到空軍兩天了，一直沒有見到這位作戰部長，他來幹什麼呢？魯珉一進門就放聲大哭，說他“犯了滔天大罪，殺頭之罪，參與了陰謀殺害毛主席”，李德生聽後非常吃驚。魯珉說他為了逃避，在武槓橋（魯珉妻子、空司門診部醫生）幫助下，用鹽水擦紅眼睛，當晚急診住進了空軍總醫院。魯珉是抗美援朝一級戰鬥英雄，曾擊落敵機5架。1956年6月23日凌晨，他在上饒附近擊落入侵蔣軍RB-17偵察機1架，首創我軍在夜間無光空域擊落敵機的作戰記錄，獲國防部通令嘉獎。周恩來對李德生說：“魯珉的揭發交代很重要。”李德生讓魯珉留下，不派專人看管，允許他和妻子、孩子同住，自由活動。

9月14日14點，謝恆玉（北京軍區保衛部警衛科副科長）正在司令部保衛科參加會議，接到龔傑（北京軍區保衛部部長）電話，叫他立即帶一個幹事到司令部招待所85樓，準備一個監房，先把人看起來，不要出事。謝恆玉不到10分鐘就收拾好了，進來一個“藍褲子”。85樓是高幹樓，安排魯珉住進去，既是措手不及，又體現一種“優待”。魯珉無人看管，春天可以到外面種蘿蔔。

魯珉提到江騰蛟（空政黨委書記、原南空政委）。9月14日下午，李德生派秘書去接江騰蛟，交代一定要把他帶過來。江騰蛟住在北京燈市口附近的一座四合院內，路上江騰蛟問：“李主任找我有什麼事啊，要談點什麼？”他走進空軍辦公樓黨委會議室時滿頭是汗，聽到李德生說林彪飛機摔下來了，臉色陡變。當晚江騰蛟被送到亞療，一個勁地唉聲嘆氣，坐立不安。江騰蛟是第一個關進亞療的，謝恆玉奇怪，怎麼又來一個“藍褲子”？他派了4名戰士守衛，夜裡不關燈。李燕平（江騰蛟妻子）也被收審。她被定為反革命分子，開除黨籍、公職，送湖北紅安縣勞動改造。

15、亞療成了“九一三”後被審查人員的監獄

“九一三”事件突然湧現出的大批“犯人”，關到哪裡？李德生讓北京軍區想辦法，倉促之中北京軍區大院南邊二三里的亞療成了監獄。9月14日快16點了，龔傑又來電話，叫謝恆玉到亞療開幾個房間，安排在一樓吧。

亞療全稱是“國際學生聯合會亞洲學生療養院”，位於北京西山八大處路，據說是周恩來選定的院址。1951年2月21日奠基，1954年11月25日開院。文革開始亞療移交北京軍區，1971年成為北京軍區司令部第四招待所。它本是封閉式大院，沒有圍牆的地方拉上鐵絲網，門口新設兩座崗亭。院子漆黑，謝恆玉安排電工裝路燈，服務員打掃房間。以後買了四五十支手電筒，還有飯盒，弄了個2513信箱，第二天報紙就送到這個郵箱裡了。謝恆玉還專門去秦城參觀，學習管理方法，犯人都隱去姓名，叫房間號。

亞療沒有秦城監獄的幾重大鐵門，所以每個“犯人”門口都有看守24小時監視。案情由中央專案組統一管理，北京軍區只是負責警衛，並不知道看守的是什麼人，更不知道案情。後來揭發材料多了，缺一個管材料的保密員，審查非常嚴格，最後經陳先瑞（北京軍區政委）批准，把秦慶生（北京軍區司令部保密室保密員）抽來，只管收文字材料，上交中央專案組。

軍委辦事組的“犯人”陸續來了，兩三個人安排一間房子，由總政保衛隊看管。一塊吃飯，開了一個中灶，每天交一塊錢。這時謝恆玉仍不知道出了什麼事，他以為是飛機出事，龔傑猜可能還大。警衛本想只調一個排，陳政委讓調一個連。看守從北京軍區最近的部隊通信團抽調四五十人，由參謀長帶隊。開始只有四五個“女犯”，謝恆玉從通信總站要了8個女兵，以後看管“女犯”的看守不夠，又從各醫院抽調了十四五個護士。除陳綏圻（吳法憲妻子、吳辦主任）關在空軍學院外，項輝方（黃永勝妻子、總參辦公室主任）、董其采（李作鵬妻子、海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胡敏（邱會作妻子、總後司令部辦公室主任）也都關進來了。胡敏被編為第6號，她關押亞療7年，經常吃不飽。因規定不能剩飯，要了飯吃不下也要強塞，這樣就只能少要，吃不飽只好喝開水充飢。規定6點起床，9點睡覺，若早睡5分鐘，看守要逼着起來穿上衣服，衣服還沒有穿好，睡覺鈴響了又必須脫衣睡下。早起幾分鐘也不行，也要叫你脫衣睡下後重新起來„„除了這樣折騰外，還要受到嚴厲訓斥，根本沒有做人的尊嚴。

9月14日後，梁軍（國防科委參謀長）、何汝珍等一個一個被收審到亞療，謝恆玉還是那幾句話：“招待所剛成立，一會兒首長找你談話。”

9月15日上午陳先瑞來了，問謝恆玉情況怎麼樣，給你增加三個人，不能跑，不能死，不能見面。臨走又說：“你要人給人，要錢給錢。”龔傑對謝恆玉說：“陳政委不讓我回去，也不讓你回去，有事就找沈永權（李德生秘書），他住在姚倫（公安部預審局局長）隔壁。”9月16日晚放了魯珉揭發的錄像，謝恆玉才知道林彪摔死了。他對警衛連說：“沒有我發話，機關幹部誰也不能進來。陳政委在會上講了，這些人涉及國家機密，他們吃飯的表情、穿衣服、說夢話都要報告。” 9月17日下午，曹里懷（空軍副司令員）在指揮所找到王飛（空司副參謀長、黨辦主任），交給他一紙條：“王飛同志，請你到我處一談，李德生。”謝恆玉和沈永權把王飛押到亞療後，就站在門口看。王飛低着頭，小聲說不知道，紀登奎拍着桌子大喊：“你是空司副參謀長，飛機上哪去了你不知道？”他一把扯下王飛的一個領章，往沙發上一扔，示意謝恆玉把王飛另一個領章也扯下來，王飛一句話也沒有說。謝恆玉對通信團林副參謀長說：“紀政委發脾氣了，你可要看好王飛。”王飛沒有挨打，但不給飯吃，也不給水喝，最長38個小時不讓睡覺，弄得他很難受，產生幻覺，這問題那問題一個勁往外拱，叫交代什麼就交代什麼，不由自主講了，好像機器掌握腦子，說是特務，我們就是特務，我們是紅色特務，究竟怎麼回事弄不清楚。肖新（王飛妻子、一機部四局幹部）被關到空軍學院，王魯寧（王飛大兒子，空13師運輸機副駕駛）也被停飛收審。

王飛收審當晚，孫水森（王飛秘書）下班剛到家，梁璞找他，說北京軍區首長找他談話。他出樓門就被一邊一個夾住了，關到亞療，紀登奎叫他寫幾日到幾日在哪裡。孫水森迷迷瞪瞪寫了三四天，有一天中午叫他看魯珉的交代錄像，才知道“南逃名單”上有他。在亞療關了4個多月後，孫水森被關進北京軍區看守所，他的神經出了問題。年底放回空軍，關在老司令部一層，由科研部的人管他。過了一段又把他送到空軍學院關起來。孫水森給周恩來寫信，他沒有郵票，就貼上人民幣，把編號記下來，不許別人拆。他盼了很久沒有回音。

9月22日，武漢軍區接到通知，“護送”關光烈到北京。關光烈被押到東交民巷空軍招待所，謝恆玉去接他，說去談點事情。關光烈說：我有兩隻手錶準備在北京修一修。謝恆玉答應有時間幫他修。關光烈被送到亞療關起來。因為在9月11日他曾被林立果叫到北京，當晚林立果要他調防化連和火焰噴射器。關光烈並不知道林立果要幹什麼，他當場回絕，說調動一個班進京，都要有軍委命令。李德生對關光烈說：過去你給林彪當秘書，是組織上的安排，但林立果叫你到北京來，就不是組織安排了。關光烈進亞療後開始時和魯珉一樣，可以在院裡自由散步，這讓“犯人”們羨慕不已。後來魯珉、關光烈就與亞療所有“犯人”一樣待遇了。

9月28日，宋城（軍委辦公廳第一秘書處第二處長）正在起草向部隊傳達“九一三”的文件，有人叫“老宋你來一下”，從此被關十年。宋城對“九一三”事件一無所知，也沒有參與任何陰謀活動，就是在九屆二中全會前後曾領一幫人替陳伯達找馬列語錄，替黃永勝、葉群寫檢討。就這麼點事，完全是工作關係，在亞療就搞清楚了，但就是不放。1976年宋城被轉押秦城監獄，領章帽徽被扒掉。史楹（宋城妻子，北空466醫院病理科醫生）被勞改，她白天下地幹活，或餵豬，晚上看病理片子，只因技術好被留了下來。

截止1971年9月30日，亞療收審的高級幹部有：王秉璋（空軍副司令員、國防科委第一副主任）、梁軍、王飛、趙啟民（國防科委副主任）、韋統泰（國防科委副主任兼七機部副主任）、劉錦平（民航總局政委）、李丙令（軍政大學副校長）、張秀川（軍政大學政委）、王宏坤（海軍第二政委）、吳瑞林（海軍副司令員）、劉豐（武漢軍區政委、中共湖北省委第二書記）、程世清（福州軍區副政委兼江西省軍區第一政委、江西省革委會主任、省委第一書記）、韋祖珍（廣州軍區政委兼廣西軍區第二政委、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書記、廣西自治區革委會副主任）、雷遠高（雲南省軍區政委兼雲南生產建設兵團政委）、紀亭榭（海軍航空兵副參謀長）、肖雲、薛安祥（海軍上海基地副政委）、魯珉、關光烈、時念堂、葉鎮等。

因為“犯人”太多，亞療關不下，總後勤部收押了邱會作秘書、工作人員等。1971年9、10月，總後副部長伊文、張明遠、丁先國、王希克（兼供應部長）、陳龐、嚴俊，戴金川（總後副政委），靳來川（解放軍總醫院院長）、曹根慧（解放軍總醫院副院長）被總後收押。常漢英（解放軍總醫院耳鼻喉科醫生）因“九一三”前奉命到北戴河給林彪診治，雖未收押，但成為內控對象，評職稱、晉級都受到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