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在衰敗中走向活潑開放，清在強盛中走向僵化封閉

毛佩琦　　

怎樣認識中國從先進走向落後，中國為什麼從先進走向落後，一直是史學界乃至國人關注的重大問題。許多人熱中於抨擊明朝的腐敗，同時也熱中於稱頌清朝康雍乾盛世。如果孤立地談論這兩個事實，似乎並沒有找到中國走向落後的病根。而將明代中後期與清朝前期聯繫起來觀察，人們則不難從眾所周知的事實中看出問題的癥結。解體中的明朝給新事物的發展提供了可乘之機，強化的清朝統治卻阻斷了前進的步伐。

一

《明史.神宗本紀.贊》上說：“明之亡，實亡於神宗。”[1]明朝到萬曆後期，各種衰敗的徵兆已經盡行顯露。皇帝的怠荒，宦官的跋扈，黨爭的激烈，都使政權處於失控狀態。從根本上看，這時期傳統經濟已發展到頂峰。新的經濟因素已開始腐蝕着固有的社會紐帶。與此相適應的是思想上的離經叛道和社會生活的放縱頹廢，都加速了明政權的崩潰。

但是，無庸置疑的是，中國依然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經濟上，發達的農業手工業處於領先水平，不僅為國內商業活動的發展繁榮提供了基礎，而且支持了強勁的海外貿易。明帝國在通海勢力的強大壓力下逐步放開海禁。中國在海外貿易上顯示出雄厚的實力。中國是當時東方海上貿易的重要角色。據統計，15世紀80年代，葡萄牙人每年把大約100萬度卡（ducat）約合32000公斤白銀運到遠東，其中二分之一以上流入了中國。日本1599年—1637年間共輸出白銀5800萬兩，其中大部分流入中國[2]。聯繫到當時中國國內的情況，明朝自正統年間承認白銀流通的合法，到萬曆年間推行一條鞭法，白銀已成為普遍的價值衡量尺度。國內市場的發展，造成白銀短缺，供不應求，萬曆年間的採礦熱正反映了這種深刻的社會背景。

明朝末年，西方殖民主義勢力東來，中國與西方殖民主義也開始了在軍事上的較量。一些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先後開始了向中國沿海地區的擴張。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相繼來到中國。嘉靖元年（1522年）葡萄牙人米兒丁.甫思多滅兒（Martin Affon de Melle Coutinho）帶兵到廣東沿海，企圖用武力打開通商大門。嘉靖二年（1523年），明備倭指揮柯榮、百戶王應恩在新會縣西草灣截擊葡軍，生擒42人，斬首35級，俘被掠男婦10人，獲其舟2隻。余賊米兒丁等“復率三舟接戰”， 明軍火焚先所獲舟， 王應恩死之，余賊亦遁。[3]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明軍在浙江巡撫朱紈、副使柯喬、都司盧鏜等人率領下圍攻侵占福建詔安馬溪的葡萄牙海盜，使之受到重創。萬曆三十二年（1549年）荷蘭殖民者侵略澎湖失敗。天啟二年（1622年），荷印總督率軍犯澳門被擊敗，北上一度占據澎湖，天啟四年（1624年）被明軍擊退，後荷軍占領台灣。

1661年，鄭成功率軍攻克台灣，荷軍投降。這期間，鄭成功建成了一個海上軍事政治集團。其時，中國人是無可爭議的海上的霸主，“具有高效率、穩定的指揮系統，能迎戰歐洲人在遠東強有力的擴張行為”。[4]儘管明朝作為一個政權，本身已經開始衰敗了，但西方殖民者的勢力，尚不足以與中國的總體實力相抗衡。

在環球大視野上觀察中國在當時世界上的地位，當代德國學者貢德.弗蘭克在考察了1500年以後世界各地的經濟聯繫之後，得出結論，認為在現代早期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處於中心地位的不是歐洲，而是亞洲，是歐洲被吸收在一個早已存在的以亞洲為中心的體系之中，而不是相反。他認為，中國是亞洲的中心，在1500—1800年間中國也是整個世界經濟秩序的中心。

長期以來不論是學術界還是一般輿論，對於明政權的腐敗和社會的解體深惡痛絕,批評有加。但是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觀察，完全可以得出另外一種結論。所有造成明政權和社會解體的因素，都是與傳統觀念相衝突的，其中不乏新的積極的因素，由此顯示了社會進步的希望。

明代商品經濟的活躍和重商主義的抬頭使根植於小農經濟的一切傳統觀念受到挑戰。明政權用以控制人口和土地的手段，戶籍制度、黃冊制度、賦役制度——與以前歷朝大同小異——漸漸失靈。經濟的發展水平和人身的解放程度是衡量社會進步的主要尺度。就明朝中後期的情況而言，中國社會已經明顯地表露出向近代轉型的徵兆。

作為高層次的意識形態，明中後期，程朱理學的統治地位發生動搖，以王陽明為代表的心學逐步發展起來，人的主體意識增長。心學提倡自我，蔑視權威，提倡社會相對平等。傳統的價值觀念、教條受到挑戰。由於明朝政權的腐敗，統治機器的鬆動，對社會控制的能力大大下降。明朝出現了像明武宗、明神宗、明熹宗這樣的皇帝。這對傳統政治是一種瓦解。但政權控制力的減弱，卻給反傳統事物的發展留下了縫隙。新鮮事物和獨立思想所受到的壓力減小了。萬曆年間，皇帝長期不理政務，朝臣的大批奏章被棄之不顧。現在我們還可以看到卷帙浩繁的《神廟留中奏疏匯要》，其中針對時政，甚至指斥皇帝的大膽放言，真不像是在政治高壓、統治嚴密環境下的產物。皇帝的不聞不問，鼓勵了言官們的聲勢。這恰與心學的發展、與市民文化的興起匯成一股潮流，對傳統思想造成了衝擊。

在知識階層，主體意識更加高漲。各種各樣的集會結社普遍出現，強烈要求參與政治、干預社會生活。繼東林黨之後，復社成為全國性的龐大的政治性社團。它具有完整的組織和明確的主張，帶有一些近代政黨的意味。他們那種“品核執政，裁量公卿，雖甚強梗，不能有所屈撓”[5]的精神，給晚明社會添加了一層鮮亮的色彩。

另一方面，推動明代社會進步的又一力量是國門打開後大量異質新知的湧入，在傳統的社會思想和意識形態中打入了楔子。伴隨着西方傳教士的來華，開始了西學東漸的過程。

在傳入中國的西學中，地學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耶穌會士意大利人利瑪竇（Matteo

Ricci等人帶來的世界地圖《萬國全圖》，使中國人第一次了解到在中國以外遠西諸國的情況，知道了中國在地球上的位置，亙古以來的中國中心觀念受到猛烈衝擊。耶穌會士意大利人艾儒略（Aleni.J）的《職方外紀》，介紹了歐洲文明，使中國人知道在中國之外，還有古老而優秀的文化，促進了中國有識之士放開眼界追求新知的態度。以徐光啟、李之藻為代表的先進知識階層，敞開心胸，廣泛吸納外來文化，在傳統中華文明中添加了新鮮血液。為了富國強兵，徐光啟更提出了“欲求超勝，必須會通”[6]的精彩思想，使中國人在接納新知時，有一個很高的起點。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崇禎皇帝的態度。當時的明朝，就自身而言，內憂外患，已成積貧積弱之勢。為挽救明朝的頹勢，崇禎皇帝也在聽取和採納西洋人的意見。傳教士意大利人畢方濟（Franciscus Sambiasi），為了“仰佐中興盛治事”，上書明廷出謀劃策。 他說：“思所以恢復封疆，裨益國家者，一曰明曆法以昭大統，一曰辨礦脈以裕軍需，一曰通西商以官海利，一曰購西銃以資戰守。”[7]不管畢方濟本人還有什麼其他目的，看來他“仰佐中興盛

治”是出於誠心的。但是，恐怕連他自己也沒有意識到，他是在將西方的價值觀向古老的東方文明中灌注。按照他所提出的模式，將會全面吸收當時的科學技術，將會興辦與西方同樣的礦業，將會開展與西方同樣的貿易。這無疑將會使中國出現一番新的景象。崇禎皇帝對這類建議採取了開明的態度。他同意徐光啟的請求，讓羅雅谷（Rho, J）、湯若望(Schall, J-A)等“以其新法相參較，開局修纂”曆法[8]， “指揮督造戰炮”。他“旌湯若望勤勞，賜金字匾額二方，一嘉若望才德，一頌天主教道理真正”，致使“住澳之西國官紳士商，鼓樂放炮，排導歡迎”。崇禎皇帝還下令再次開放了海禁，並讓劉若金伴住畢方濟於海上，“商議澳舶事宜”。[9]如果歷史假以時機，崇禎皇帝的這些做法是可能產生深刻影響的。

整個明朝時期，文藝復興浪潮全面席捲歐洲，歐洲社會普遍發生變革。1540年（明嘉靖十九年），歐洲宗教界中反對路德新教改革的勢力成立了耶穌會，他們致力於復興天主教，努力把自己的勢力向海外拓展。耶穌會士把興辦學校、傳授科學技術等作為傳播宗教的手段。耶穌會士意大利人利瑪竇(Matteo Ricci)於1582年（明萬曆十年）來到中國澳門，1583年來到廣東省香山縣。他以“易佛補儒”之說打入中國上層社會，以他擁有的自然科學知識與中國的知識分子接近。

西方傳教士帶來的科學技術幾乎包括了可能的各個領域，數學、天文學、地理學、測繪學、機械製造學乃至於音樂、繪畫、文字拼音等等。1619年（明萬曆四十七年）7月，耶穌會士比利時人金尼閣（Tyigault, Nicolaus）等人在教皇的支持下，攜帶7000部西文圖書來到澳門，除宗教圖書外，大部分都是有關科學技術的圖書。其中就有哥白尼(Copernicus)的《天體運行論》、開普勒(Kepler,J)的《哥白尼天文學概要》。雖然這些圖書未能全部譯出發揮影響，但也足以顯示西學東來的強勁態勢。

問題在於，為什麼當時西學可以在中國傳播，可以被中國知識分子接受？

這就需要我們回過頭來考察中國當時的情況，考察中國當時科學技術發展的水平。一種外來文化傳入，如果接受地不具備適當的土壤和接受條件，這種外來文化是無法立足的。西學東漸之所以成為可能，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程度的本身。具體地說，中國科學技術已經發展到了面臨轉型的邊緣，中國科學技術自身發展的動力提出了接受新鮮事物的要求。西學東漸是中國科技在當時的大環境下，即相對開放的政治環境和實學思潮蓬勃興起的大背景下的邏輯發展。

明代傳統的科學技術，雖然還沒有發生重大的革命，但當時幾項重大的科技成果在中國科技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表明中國科學技術在原有軌道上的發展走向成熟，向新的突破點的逼近。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是一部偉大的農業、手工業技術的百科全書，全面反映了中國當時的科技水平。明代當時已經採用火藥爆破法開礦，用竹製管道排放煤礦中的毒氣；使用焦碳煉鐵；在冶金中廣泛採用活塞式木風箱鼓風；用木鐵結構機車運送礦料。在紡織等行業的手工工場中，機械使用已經很普遍，手工製造的機械已經相當複雜。中國和歐洲在手工技術方面的水平是相近的。在傳統醫學中，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中的一些材料被200年後的達爾文用來證明他的物種進化理論。王履《醫經溯回集》指出了瘟病與傷寒的區別；吳有性《瘟疫論》對傳染病作了專門研究；陳實功《外科正宗》說明當時已經能吻合切斷的喉管。嘉靖年間，為預防天花，已經發明了種牛痘的方法。在音律學上，朱載育以其新法密率實現了十二平均律的推算，它影響了整個近代音樂的發展。徐霞客所著《徐霞客遊記》，對熔岩地貌進行了廣泛的實地考察和深入的研究。算盤的廣泛使用，《九章算法比類大全》和《算法統宗》都標誌着計算技術的進步。

耶穌會士利瑪竇曾這樣稱讚中國的天文學水平，他說：“他們計算日、月食的時間非常清楚準確，所用方法卻與我們不同，這些人從來沒有和歐洲人交往過，完全由自己的經驗獲得和我們相似的成就，真是一件可以驚奇的事。何況我們的成績是與全世界人士通力合作而得到的。”[10]清朝康熙年間，法國傳教士李明（Le Comte,L.）參觀過北京觀象台後，引用另一位耶穌會傳教士的話說：“這些銅製機器已經製造七百年了，在這個碩大城樓平台上也存放了幾個世紀，可其式樣仍顯明亮清晰，就像是剛鑄造的一樣。無論是存放地點的宏偉，還是機器設計製造的精美，遠非歐洲人所能比……總之，中國以此顯示了他們的全部科學和富庶，這足可讓那些無此等設計製造能力的其他民族感到羞愧。”[11]

英國科學技術史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認為，徐光啟的思想方法上醞釀着近代科學的傾向。他說：“當十六世紀末，利瑪竇到中國同中國學者討論天文學時，中國天文學家的思想（這保存在他的談話記錄中），今天從各方面看來，都比利瑪竇自己的托勒密-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式的世界觀更為近代化一些。”[12]中國學者同樣認為，“徐光啟的哲學思想及方法論是遠遠超出當時和他往還的西方傳教士之上的。他應該公正地不是和他同時代的利瑪竇等人而是和他同時代的培根伽里略和笛卡爾相提並論。”[13]

正是因為中國傳統的科學技術有了這樣的成就，在中國知識界中就有一種將其向前推進的動勢，就能夠以開放的、平和的心態去接納異質的但是較為先進的科學技術。

當時傳入中國的西學是多方面的。在天文學方面，徐光啟、李天經與傳教士共同編制的《崇禎曆書》中，採用了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的宇宙體系，介紹了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的系統，引用了哥白尼(Copernicus,N)、伽利略Galileo)、開普勒(Kepler,J)等人的一些天文數據和資料，引入了地球的概念。雖然由於傳教士的偏見，他們沒有講到哥白尼的宇宙體系，沒有及時介紹開普勒太陽系行星運動定律的偉大發現，但《崇禎曆書》已突破了中國傳統天文學的範圍，引入了新的概念，新的計算方法。值得注意的是，伽利略的《星際使者》一書寫成5年後，就被陽瑪諾(Dia ,E) 以《天問略》的形式介紹到中國。《崇禎曆書》中介紹的“太陽諸星如磁石與鐵”，距哥白尼《天文學概要》發表也不過10年。歐洲礦冶技術的經典《礦冶全書》也被迅速介紹到中國來（阿格里科拉Agricola,G《礦冶全書》1556年初版，1561、1621、1657年重印，1638年由湯若望、李天經譯成中文）。數學在當時傳入中國的西學中占有重要地位。徐光啟與利瑪竇於明萬三十五（1607年）將《幾何原本》前6卷翻譯完成，李之藻與利瑪竇合作譯出了《同文算指》。最重要的是，通過對西方數學著作的介紹，輸入了西方的數學觀念，使中國人認識到數學是一切科學的基礎。徐光啟說：“能精此書者，無一事不可精；好學此書者，無一事不可學。”[14]這是一種與傳統完全不同的近代科學觀念。可以說中國科技已經完全做好了向近代轉化的準備。而這時，有一個使中國學術與世界科技同步發展的機會。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與此同時，在中國和西方之間，也開始了一個東學西漸的過程。在西方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和政治家眼中，中國的完善的文官制度和成熟有序的社會所體現的進步的人文精神是無與倫比的。一些人對中國文化崇拜得五體投地。1621年英國出版了一部奇書，伯頓（Robert Burton）的《憂鬱症的解剖》（Anatomy of Melancholy）,書中有三十多處提到中國，特別讚揚中國人民的勤勞整潔，彬彬有禮，讚揚良好的中國政府以及選拔人才的科舉制度。作者寫道：“他們從哲學家和博士中挑選官員，他們政治上的顯貴是從德行上的顯貴中提拔上來的；顯貴來自事業上的成就，而不是由於出身的高尚……”[15]在葡萄牙人曾德昭（Alvaro Semedo）的《大中國志》（1642、1643年先後以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在歐洲刊行）中介紹了當時中國各方面的情況，他說：“任何行業的人，因從中讀到一個如此機智民族的計劃、管理、和實施都將受益非淺。”[16]眾所周知，西方的文藝復興和啟蒙思想曾得益於中國文化的啟示。也就是說在人文和思想領域中國與西方也沒有大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