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術論壇
爭論的意義：從“禮儀之爭”看基督教學術爭論



作者：安希孟
文章來源：作者惠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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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清朝“禮儀之爭”是西方來華傳教士內部關於中西宗教哲學思想的差異的研究，無關乎中土宗教和國家事務。爭議並非止於“禮儀”，而是涉及到中西哲學與宗教思想。中國文化停留在自然崇拜上。中國的天乃自然天象。中國禮儀中的“禮儀”二字本身蘊含着皇帝與臣民的不平等(禮不下庶人)。西方基督教的上帝是人類歷史事務的主宰者，在歷史事件中啟示自己。歷史與自然的兩橛乃是西方上帝與中國天神自然崇拜的區別。自然界服從鐵的法則，故崇尚強制；人類歷史是自由的領域。基督教是歷史的宗教，故崇尚自由爭論。處在自然必然性束縛之下的中國宗教祭孔祀祖，受自然律約束。中國宗教缺乏自由爭論的精神，西方神學與哲學卻是自由爭論的領域。對這一爭論的歷史研究應當着眼於對中西宗教思想的差異的揭示，而不是達到兩者的無差別的合一。本文旨在說明應在“禮儀之爭”的“爭”字上做文章，在“爭”字上下功夫，在“爭”字上動腦筋。宗教與哲學上的自由爭論是社會與學術進步的槓桿。似乎禮儀上的是非本身並非十分重要。爭論的精神是懷疑的精神、探索的精神、平等的精神、自由的精神。中國社會至今仍香火不斷地祭祖祀天風水正濃，鬼神之泛濫使人難以責難“禮儀之爭”中的西方傳教士。看來300年前的爭論還要繼續下去。
[關鍵詞] 平等 自由 爭論 寬容 禮儀

在猶太教和基督教之間，始終存在着民族主義（即國家主義）和世界主義（即普遍主義）之間的張力。《新約聖經》比《舊約聖經》包括的地域廣袤——從耶路撒冷起以迄羅馬，具有廣闊的世界性，並且吸納了當時各類思潮。當然，《舊約》裡也有世界主義，例如雅赫維不僅是以色列民族的神，他讓亞述興起懲罰以色列，顯然超越了民族範圍。上帝是唯一的、絕對的，這和中國雜亂眾多的家族行業飲食神靈不同。這當然不是炎黃子孫、龍的傳人的觀念，也沒有什麼祭祖掃墓焚香燃燭引燃山火的事。全人類共同起源的觀念現今被科學證明是對的。但國人寧願接受自己華夏一族獨立起源論。《舊約》的《馬拉基書》看上去是民族主義，但也包含了世界主義：“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但是拉比猶太教的確是狹隘的民族主義。《新約》則不像猶太人那樣和羅馬對立，反而把自己的思想滲透到羅馬：拯救全人類！（這分明就是解放全人類）。公元66年，猶太人開始推行民族主義，這使它和基督教對立。上帝的概念不僅屬於以色列，而且屬於全世界。《但以理書》也是以世界為舞台，《新約》與此一脈相承。《新約》的世界，從埃塞俄比亞到波斯，比中華九州的概念要廣，不僅僅是四海之內的王土王臣。這裡沒有“嚴夷夏之防”的概念。這使我想到國內目前民族沙文主義太囂張：尊孔讀經，開辦私塾，鼓吹漢語統一天下，反對西曆紀元，反對學習英語，鼓吹農曆自然經濟節日。有人連馬克思主義關於民族主義的論述也拋棄批判。有人說，民族主義具有天經地義的合理性。但我不認為有什麼天經地義。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是以排外和無法治聞名於世的，燒殺搶掠，對外界一無所知。這不是什麼自我覺醒，而乃自我麻痹，大概我們應當從基督教中學習一點什麼
天主教在中國傳播過程中曾發生過基督教教義與中國傳統封建禮俗的衝突和爭論。這是對中西文化差異進行的較早一次認真省思，也是對中國陳舊陋俗的一次抨擊。這一爭議具有深刻的文化與宗教意義。假如能循正常途徑，由基督教傳教士及信徒或學者自由爭論，這一“禮儀”問題之爭將推動中外文化的交流和撞擊，對中國陳陳相因的舊傳統未嘗不是針砭。然而由於中國皇帝對理論及神學討論採取簡單化的、橫豎看不慣的態度，中國朝廷竟以“禁教”了事。自今觀之，這已經是對宗教信仰自由及教義的自由辯論的藐視與無知。“禮儀之爭”在中國一方乃是封建文化與狹隘民族宗教對具有人類眼光的世界宗教的反抗。中國皇帝樂於以個人獨斷的方式處理問題，缺乏傳教士內部的民主爭論及會議討論。中國皇帝的金口玉言往往免去了知識分子的爭論，而西方傳教士則以爭鳴與討論為理所當然。後人對這一事件的評論，不少是從非學術觀點出發的。對這一有益爭論的種種非難，實出於當代人對自由的學術爭論不甚習慣。今人以為由權威理論機關發布終極答案是最便當易行的事，因而對學術、信仰上的爭論加以扼殺。今人對於這段公案的研究，斷不可囿於流俗的見解，當從21世紀信仰自由、個人權利與學術尊嚴的角度出發。
清朝“禮儀之爭”是西方來華傳教士內部關於中西宗教哲學思想的差異的研究，無關乎中土宗教和國家事務。爭議並非止於“禮儀”，而是涉及到中西哲學與宗教思想。中國文化停留在自然崇拜上。中國的天乃自然天象。中國禮儀中的“禮儀”二字本身蘊含着皇帝與臣民的不平等(禮不下庶人)。西方基督教的上帝是人類歷史事務的主宰者，在歷史事件中啟示自己。歷史與自然的兩橛乃是西方上帝與中國天神自然崇拜的區別。自然界服從鐵的法則，故崇尚強制；人類歷史是自由的領域。基督教是歷史的宗教，故崇尚自由爭論。處在自然必然性束縛之下的中國宗教祭孔祀祖，受自然律約束。中國宗教缺乏自由爭論的精神，西方神學與哲學卻是自由爭論的領域。對這一爭論的歷史研究應當着眼於對中西宗教思想的差異的揭示，而不是達到兩者的無差別的合一。本文旨在說明應在“禮儀之爭”的“爭”字上做文章，在“爭”字上下功夫，在“爭”字上動腦筋。宗教與哲學上的自由爭論是社會與學術進步的槓桿。似乎禮儀上的是非本身並非十分重要。爭論的精神是懷疑的精神、探索的精神、平等的精神、自由的精神。中國社會至今仍香火不斷地祭祖祀天風水正濃，鬼神之泛濫使人難以責難“禮儀之爭”中的西方傳教士。看來300年前的爭論還要繼續下去。

一、西方傳教士的自由爭論進入華夏古國
明末清初“禮儀之爭”早於“五四運動”約300年對中國傳統宗教崇拜禮儀和道德發出挑戰。後來中國一班復古派重新祭拜孔子的靈位，胡謅什麼隋唐元明的“國子監”就是後來的大學。他們說，算來北京大學已有二千年歷史。真不知道這是從何說起！這個在清光緒三十一年已被廢除的封建皇家或私塾教育機構竟與現代大學接軌！他們又說，南京的成賢街的國子監蛻變成後來的東南大學！早已被“五四”廢棄、被魯迅痛斥的“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竟被說成是在歷史混亂局面中維繫了孔孟仁義的好東西。有人更說，成賢街是首善之區的宏業。 我難以相信，生活在北京的人，怎麼就是首善之區的臣民！
耶穌會士初來華土，遷就中國文化習俗。起初無爭無訟。1623年多明我會士與方濟各會士來華，認為中國禮儀是迷信，反對耶穌會士的傳教方針。這一“禮儀之爭”在歐洲延續一百年，足見西方人重哲學探討達何種程度。因此，嚴格說來，“中國禮儀之爭”是“歐洲‘中國禮儀’之爭”。起初，北京全然不知羅馬和巴黎的爭論。 關於“禮儀之爭”的性質，朱靜先生說：“中國禮儀之爭實質上是遵循獨一性、排他性的基督教教義的天主教無法容忍折衷、寬容為宗旨的中國宗教，中國禮儀之爭可以說是中西兩種宗教文化接觸時發生的碰撞。”在這一次衝撞中，中國完全是被動的。不過朱先生竟然誇讚中國人生觀是折衷、寬容。寬容是近代西方先進思想，而折衷則是傳統中國文化的敗筆。顯然，獨一性的上帝維護了基督教的純真，而折衷則違背了基督教教義。理一分殊。基督教信仰既有一、理，也有殊、分。看來朱先生也認為，對“禮儀之爭”不能一筆抹煞。就爭論的雙方的執着追求真理的精神而言，他們的態度是可欽佩的。總之，中國皇帝禁教，禁止爭論，是不可取的。伏爾泰在《路易十四時代》中說：17世紀在中國宗教問題上發生爭論，“這並不足以使我們心神不安。”“禮儀之爭”是在“中國毫不知覺的情況下”發生的。林金水先生說：“儒家敬天畏天與天主教欽崇天主，實際上是兩碼事，前者是對自然神的崇拜，後者是對位格神（按，即人格神）的崇拜。” 我以為這說法鞭辟入裡，入木三分。中國人至今斥責“禮儀之爭”是淆亂是非。但歐洲人卻認為這是中學輸入西方的極好時機。“禮儀之爭”與其說是關於西方天主教如何傳入中國，不如說是關繫到中國學說如何進入西方的問題。西方哲人愛爭論，中國皇帝平息群喙。“禮儀之爭”是兩種文化接觸時的必然結果。這是學術界目前的共同聲音，學術界一般不認為這是西方傳教士“勾心鬥角”。在當時，這次爭論對中國學術沒有觸動，但卻是歐洲思想進步的催化劑。
基督教入華對中國的“天人合一”即人與自然混沌不分的文化提出批評。我們很難相信“以民為本”就是古代中國的“以人為本”的人權。“以人為本”斷乎不同於“以民為本”。中國古代“民為邦本”，是說自然狀態的“民”是根本，即自然狀態的未脫離必然性的混沌未分的未走上自由的“民”（而不是人）被皇帝當作“本”（民為邦本的“為”的主動者是誰？誰以民“為”本？）。中國古代重山水畫、花鳥畫，而不重人物畫；重田園詩、花間詞，而不重人的主體性。人，遙不可及的小小的人，被點綴在湖光山色之中，沒有透視，沒有遠近之分。花間詞的主題是綺情閨怨，反映的是晚唐五代的夜夜笙歌，醉生夢死，與近代的文藝復興的人的解放不可同日而語。中國天人合一中的“人”尚未脫離自然的襁褓，人缺乏主體性。基督教的上帝卻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歷史的主宰，是人的主體性的保證。我以為基督教的上帝是人的上帝，而不是自然的上帝，是個人的上帝，而不是國家的上帝。個人靈魂單獨與上帝溝通。這上帝對中國傳統宗教是一種批判。“禮儀之爭”是對中國祭天拜地的舊禮儀的衝擊——這禮儀仍在流行。
中國傳統宗教禮儀仍停留在自然崇拜和人身依附上，缺乏基督教對超自然的歷史中（超自然而不是超歷史）的上帝的崇拜，難免對皇帝、皇權、族權的神化和個人崇拜。基督教傳到中國，就夾雜了皇權崇拜——康熙在教堂信手塗鴉地題詞，以為在教堂里可以搞個人崇拜（可參看李天綱書）。他又把中國天人合一的蒼蒼有形之天當作崇拜的對象，表明一個農業宗法社會的宗教對自然力量的恐懼與服從。傳教士有關“禮儀之爭”則表明對中西宗教的差異的辨明和辨析。西方哲學重分析與分別，我們應當學會分析。這種宗教學術自由問題斷不可以由中國皇帝禁絕討論。
“禮儀之爭”在中國成了拒絕西方文明的藉口，然而卻成了歐洲人吸收中國思想的一個極好機會。覽此一段歷史，今天中國士子可以過一回“自大癮”了，可以借外國人之口，大大地誇獎一下自己祖先的“文明”。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當時（以及現在）大量向西方譯介中國經書的，恰恰是西方人，而不是中國人。正像當時向中國大量譯介西方著作的不是中國學者，而是西方學者一樣。箇中奧妙，雍正皇帝一語道破。他對西方傳教士下“逐客令”時說：“試思苟我遣和尚喇嘛到貴國宣傳彼等之教，爾等將何謂乎？”雍正對宗教文化之交流感到茫然。他誤以為西方傳教士是國王、皇帝、政府派出的。他不了解傳教士的自我獻身精神。他不知道，如果東方佛教徒到西方弘揚佛法，那也是會受到歡迎的。今日之美國甚至建有中國道教觀庵，就是證明。雍正的意思是，我們不去，你們也別來。宗教也好，哲學也好，足以成為“敵人”危害中國王朝的工具。大家最好相安無事，老死不相往來。
百年來，中國社會的急劇變革和近代思想發展已經徹底否定了中國的舊“禮儀”（含天人觀、孔子觀）。然而不少文化人，尤其是宗教學者，卻出於對羅馬教廷及所謂中國“傳統文化”的先入為主的偏見，刻意維護本土禮教，美化康熙、雍正諸帝的禁教行為。中國喪葬、祭祖、祀天等“禮儀”究竟是一種宗教，還是一種社會生活習俗，這並不重要，因為儀節與宗教互相包含，斷難一分為二。問題在於，即使是一種社會生活，它也可能同純正基督教信仰存在着矛盾（如納妾、纏腳、冥婚）。我們中華大帝國有高度發達的科技、雜技，可以鏤空雞蛋畫萬里河山圖，當代人喜歡畫百匹駿馬。我們的舞蹈、雜技，堪稱世界一流，破解哥德巴赫猜想亦如探囊取物，指日可待，皇冠明珠非我莫屬。但也得承認，論到哲學、神學、宗教、美學、倫理學，咱們的確不及西方各國。老老實實地迎接傳教士，乃是一種美德。造成排外狀況的原因是，中國的皇帝佬兒什麼都管。據說連馬桶這事他也管——大概馬桶的大小不能超出規矩。這樣做的結果是：民間建築不敢逾矩，不敢僭越，因而斷無盧浮宮、巴黎聖母院那樣的建築。皇帝管“禮儀”，這是孔夫子以來重視“禮儀”的延續。然而持馬克思主義槍法的學者們怎麼忽然匍伏在皇帝腳下？
幾百年來，關於“禮儀之爭”的論述汗牛充棟。儘管中文論述大大少於西文論述，儘管中國文人要與皇帝同步，無須動腦筋來論證中國皇帝之禁教行為的合法性（中國舊制的合法性從未遇到危機，只有農民戰爭時期是例外，但農戰仍是打倒皇帝做皇帝，不觸動舊制），但為尊者諱的中國文化人仍千人一腔地為“禮儀之爭”中中國皇帝幫腔。他們採取現代立場，立時把皇帝佬兒打扮成現代國家主權代表。他們用現代“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詮釋皇室的大一統主義。一個封閉僵化的封建帝國成了他們心目中的“理想國”。學者們在飽經政治苦頭之後，果然身手不凡，他們的剎手鐧好生了得。
歷史的發展已經革除了中國傳統祭天、敬祖、尊孔的陋俗與迷信。今日中國似又有迷霧重來之勢。學人對此不可不察。人類同祖同源，但中國人卻總強調自己是“異稟”，是炎黃子孫，龍的傳人，得天獨厚，與眾不同。人類而今上太空，但我們仍悲情縈繞，仍到大槐樹下尋根。中西人類原來同出一源，但由於幾千年的封閉，中國文化始終未能擺脫五德終始的自然循環，至今漢語仍是方塊與象形，未能如同歐洲那樣從象形文字進入拼音文字。中國文化未進入自由的歷史領域。因而，基督教斷難與原始中國自然崇拜的天人合一的混沌文化結合。天人相分，即人走出自然狀態，乃是一次進步。基督教應當發揮它對中國文化的提升、改造功能。“漢語神學”、“本土神學”及基督教中國化乃是犧牲基督教，使之俯就中國文化。清初“禮儀之爭”的實質是：中國皇帝力圖建立中國本色的基督教，而爭論的另一方則力圖保持基督教原色，重鑄和提升中國文化。假如按基督教的思想行事，今日中國民間社會的喪葬祭禮、封建迷信可能會少得多。傳統中國社會鬼魅橫行，至今，摩天大樓、風馳電掣的汽車的表象下，仍有冥錢紙灰飛舞，仍是陳舊的信念與思想。西方人用上帝約束他們的國王，中國人用皇帝代替上帝。“禮儀之爭”的實質是：崇拜上帝還是崇拜皇帝？這皇帝豈是替“天”行道的自然的化身的真命“天”子？天人合一的實質是大自然即老“天”與皇帝權力合一，君權神授，皇帝代“天”行令。我們今天有人仍指斥“禮儀之爭”對中國傳統帝王文化的掊擊，令人匪夷所思。試看連煙酒都是芙蓉“王”、月兔“王”、白沙“王”，還有“王”朝大酒店、“御”膳酒樓、“皇”家時裝公司！電視機不停播放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大漢天子。中國人連打撲克都講“進貢”。國民濃郁的帝王情對法制和民主有何裨益？君恩似海，臣節如山的思想牢籠着人民。也許我們對“禮儀”還得爭論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