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宋江實有其人。近人余嘉錫著有《宋江三十六人考實》（載《余嘉錫論學雜著》），收集考辨甚力，可以參看。

　　《宋史·侯蒙傳》載：“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汪應辰《文定集·顯謨閣學士王公墓志銘》謂：“河北劇賊宋江者，肆行莫之御。” 張守《毗陵集·秘閣修撰蔣圓墓志銘》謂：“宋江嘯聚亡命，剽掠山東一路，州縣大振，吏多避匿。”《宋史·徽宗紀》：“宣和三年二月……方臘陷處州，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討之。”《張叔夜傳》所敘最詳：“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聲言將至，叔夜使間者�彼�向。賊徑趨海瀕，劫巨舟十餘，載鹵獲。於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踞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鬥志。伏兵乘之，禽其副賊，江乃降。”

　　史書儘管沒有明言宋江一夥就是在梁山聚嘯，但“梁山泊在宋為盜藪”也是名著史冊的。例如“梁山泊素多盜，宗孟痛治之。雖小偷微罪，亦斷其腳筋。盜雖為衰止，而所殺不可勝計”。（《宋史·蒲宗孟傳》）“梁山泊多盜，皆漁者窟穴。幾籍十人為保，使晨出夕歸，否則以告輒窮治，無脫者。”（同上《江幾傳》）“梁山泊漁者習為盜，盪無名籍。諒伍其家，刻其舟，非是不得輒入。他縣地錯其間者，刻名為表。盜發則督吏名捕，莫敢不盡力，跡無所容。”（同上《任諒傳》）。

　　梁山泊是五代時因黃河決口，將大小湖泊連成一片，而成為汪洋大浸的，它的存在曾使執政者頗費心思。據《邵氏聞見後錄》卷三0載： “王荊公好言利。有小人諂曰：‘決梁山泊八百里水以為田，其利大矣。’荊公喜甚，徐曰：‘策固善，決水何地可容？’劉貢公在坐中，曰：‘自其旁別鑿八百里泊，則可容矣。’荊公笑而後止。”司馬光《涑水紀聞》卷一五亦載同事。蘇轍《欒城集》卷六有《和李公擇赴歷下道中詠梁山泊》詩，云：“近通沂、泗麻鹽熟，遠控江、淮粳稻秋。粗免塵泥氵於車腳，莫嫌菱蔓繞船頭。謀夫欲就桑田變，客意終便畫舫游。愁思錦江千萬里，漁蓑空向夢中求。”注謂：“時議者欲干此泊，以種菽麥。”可知這個問題的確在“新”“舊”黨之間引起過爭議。從蘇詩頭兩句描繪的情況看，梁山泊作為連接南北的水路樞紐，在當時經濟上顯然還有多重作用。所以成為“盜藪”，原因正在於此。一直到宋徽宗時，“有胥吏杜公才者，獻策於（楊）戩……括廢堤棄堰荒山退灘及大河淤流之處，皆勒民主佃……號為‘西城所’。梁山泊，古巨野澤，綿亙數百里，濟、鄆數州賴其捕魚之利。立租算船納直，犯者盜執之。”（《宋史·楊戩傳》）可見仍然是利之所在，故成為“官”與“盜”爭奪的焦點。

　　宋江的性格是在說話人的描述中逐漸豐富起來的。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曾引元人陳泰《所安遺集·補遺》中《江南曲序》，雲其 “童�硶r，聞長老言宋江事”，“宋之為人，勇悍狂狹”。《水滸傳》成書過程中，又結合雜劇戲曲的刻劃，對其人其事進行了全面“包裝”，首先是對“孝義黑三郎”、“及時雨”和“呼保義”作了解釋，又用 “宋十回”展開了他被“逼上梁山”的過程。清人王望如評論“宋公明私放晁天王”時有“重朋友，輕朝廷，市私恩，壞大法，宰相下迨郎官皆然，不獨鄆城宋押司也。”這令人想到作者所以為宋江取字 “公明”，實在是給趙匡胤欽定的《官箴》“公生明，廉生威”一個諷刺。但也因此決定了他與晁蓋、吳用、公孫勝等梁山泊上層人物的緊密關係，為他日後取代晁蓋成為首領奠定了基礎。

　　“招安”可謂宋代特色。語云：“要想官，殺人放火受招安。要想富，跟着行在賣酒醋。”歷史上的宋江確曾招安，並且參與了征討方臘。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五二引《中興姓氏奸邪錄》：“宣和二年，方臘反睦州……東南震動。以（童）貫為江浙宣撫使，領劉延慶、劉光世、辛企宗、宋江等軍二十餘萬討之。”卷二一二引《林泉野記》：“宣和三年，方臘反，（劉）光世別將一軍自饒趨衢、婺，出賊不意，戰多捷。臘走入清溪洞。光世遣諜，察知其要險，與楊可世遣宋江並進，擒其偽將相，送闕下。”李埴《十朝綱要》卷一八： “宣和元年十二月，詔招撫山東盜宋江……宣和三年二月庚辰，宋江犯淮陽軍，又犯京東、河北路，入楚州界。知州張叔夜招撫之，江出降……六月辛丑，辛興宗、宋江破賊上苑洞。”楊仲良《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四一：“（征方臘攻幫源洞）王渙統領馬公直並稗將趙明、趙許、宋江，既次洞後。”與上述史書文集相左的記載，是1939年出土的《宋故武功大夫，河東第二將折公（可存）墓志銘》，其中敘及折在征方臘以後才擒拿宋江的，算是相反孤證。但是自美籍學者馬泰來發現北宋末年人李若水的《忠愍集·捕盜偶成》詩，其中提到：“去年宋江起山東，白晝橫戈犯城郭。殺人紛紛剪草如，九重聞之慘不樂。大書黃紙飛敕來，三十六人同拜爵。獰卒肥驂意氣驕，士女駢觀猶驚諤。”反對“招安說”者也收回了看法。可知宋江一夥接受招安是當時轟動京城的一樁大事，而後世說話人所據亦有本。考慮到《水滸傳》的形成過程，幾乎與主張“尊王攘夷”的理學傳播同步進行，就不難理解為何百回本、百十七回本和百二十回本都描寫了宋江征討方臘之前，先寫他參與征遼戰事。

　　金聖歎評點天下“才子書”，以《水滸》與莊子、屈原、司馬遷，杜甫並列，尤其讚賞《史記》之膽識：“亂民必誅，而《遊俠》立傳；市儈辱人，而《貨殖》名篇。意在窮奇極變，皇惜刳心嘔血。所謂上薄蒼天，下徹黃泉，不盡不快，不快不止也。”（《序一》）被金聖歎“腰斬”（或魯迅所言“斷尾巴蜻蜓”）之由。

　　應該說，宋江的形象一直不能討好。《容與堂刻本水滸傳》沙彌懷林述語有“若夫宋江者，逢人便拜，見人便哭，自稱曰‘小吏小吏’，或招曰‘罪人罪人’，的是假道學真強盜也，然能以此收拾人心，亦非無用人也。當時若使之為相，雖不敢曰休休一個臣，亦必能以人事君，有可觀者也。”金聖歎則認定作者“痛恨宋江奸詐”，他也認為 “宋江是純用術數去籠絡人”，所以“時遷、宋江是一流人”，在一百單八人中“定考下下”。

　　目前尚未發現有關宋江身份的歷史材料。余嘉錫據南宋末年龔開的讚詞“不假稱王，而呼保義。豈若狂卓，專犯忌諱。”而《宋史》記載“保義郎”為五十二階武職中的第四十九階，揣測“宋江以此為號，蓋言其武勇可為使臣。”“江起於平民，以流俗所習知之卑秩自名。”他考證當初隨宋江“橫行河朔”的三十六人中，也沒有可以稱為農民者。這涉及到對宋代社會的認識問題。日本史學界占上風的看法，是把“宋代社會看作已克服了封建性的社會”（中華書局《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二冊425頁），黃仁宇的看法，則以為 “王安石變法”已處於“前資本主義”狀態（三聯書店《中國大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