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一文中指出：“任何地方發生革命動盪，其背後必然有某種社會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礙這種要求得到滿足”；革命爆發和失敗的原因“不應該從一些領袖的偶然的動機、優點、缺點、錯誤或變節中尋找，而應該從每個經歷了動盪的國家的總的社會狀況和生活條件中尋找”。〔31〕因此，根據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我認為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不是憑空出現的。蘇聯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已經決定了改革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須的。那麼，戈爾巴喬夫改革前的蘇聯，究竟是怎樣一種形勢呢？我認為可以用“步履蹣跚、內外交困、危機四伏”十二個字來概括。
（一）經濟危機。蘇聯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步入經濟長期衰退的困境。傳統的粗放型經濟依靠對資源的無限掠奪和限制消費取得的高增長率，到七十年代中期以後也無法維持下去了。值得一提的是，這種經濟危機不是某一領域內的局部短期危機，而是全局性的長期危機。主要表現在：
①蘇聯雖然號稱“最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但主要消費品長期供應不足。經過七十多年建設，1985年蘇聯人均GNP為3396美元，不僅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而且還落後於亞洲、拉丁美洲一些國家。蘇聯人均收入為西方國家的三分之一左右，〔11〕但由於蘇聯實行控制消費、高積累的政策，蘇聯人的生活水平與西方的差距更大。而且，主要消費品長期短缺、供給不足，經常需要憑票供應，暗藏了通貨膨脹的危險，人民生活水平從革命前的居歐洲第五位下降到在八十年代的居世界第八十八位。1985年人均住房面積僅15平米，為西方國家50%；每百戶汽車擁有量為14輛，僅為西方國家的17.50%。〔2〕
②蘇聯雖然擁有發達的宇航、兵器和生物技術，但由於體制原因阻止了科學技術轉化為生產力，只有25～30%的科研成果被採用，平均轉化周期需要10～12年，而美國則有85%的科研成果在5年內轉化為生產力。在現代技術領域，蘇聯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15～20年，而且差距越來越大〔3〕。雖然曾經有人提出了大力加強科學技術的觀點，但該方案被垂暮的領導人長期束之高閣。
③民用工業品技術非常落後，音響設備、錄象機、攝象機等民用電子產品蘇聯幾乎都不能生產。〔3〕而能夠生產的民用產品則質量低劣，即使按照最樂觀的估計，蘇聯工業產品也只有18%達到國際標準，在國際市場上根本沒有競爭力。〔4〕由於工業品缺乏競爭力，蘇聯只有依靠出售自然資源特別是石油資源賺取外匯，淪為原料出口國。〔6〕
④工業生產中浪費驚人，勞動生產率增長幅度不斷降低。單位產品所消耗的原材料為西方國家的2.5倍，能源消耗為西方國家的1.5倍；工業勞動生產率卻只為西方的四分之一。〔3〕在西方國家開展信息革命、進行以取得效益為目的的增長時，蘇聯卻依然沿着追求產量的老路走，使蘇聯費盡力氣實現的主要工業品“趕超”努力成果化為烏有。〔5〕
⑤蘇聯農業長期落後，效率低下。雖然蘇聯把國家投資的27%（美國為5%）、勞動力的20%（美國為3%）用於農業，但農業勞動生產率則只有美國的七分之一。〔7〕八十年代初期，蘇聯農業中僅管理機關人員就多達300萬人，超過了美國全體農業人口數量，〔6〕但蘇聯農業連年歉收，被迫花掉本來就是稀缺資源的外匯進口糧食，每年花費七十多億美元，經濟上捉襟見肘。〔8〕與此同時，蘇聯農用拖拉機報廢率達每年12.5%，為美國的三倍；大批農作物因不能及時收割而損失掉，即使收割了也每年有20%的糧食和33%的土豆因為保管不善霉爛變質，無法食用；〔4〕1980年，全國一半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沒有盈利。〔9〕
⑥石油市場暴跌使得蘇聯在石油收入掩蓋下的經濟衰退顯露。蘇聯以重工業為主的經濟增長模式在七十年代已經喪失了潛力，但恰逢石油危機，石油儲量豐富的蘇聯靠石油的大量出口緩解了經濟衰退。但八十年代以後，世界石油價格猛降50%，低於蘇聯石油的開採成本，使得蘇聯為石油輸出投資的大量輸油管道成為無效投資，〔10〕蘇聯依靠石油出口維持經濟的計劃成為泡影，經濟上陷入絕境。經濟增長率在1981年降為1.5%，甚至低於西方國家的3%，對於一直依賴高積累維持高增長的蘇聯來說，這才是真正的噩夢。
雖說經濟增長與衰退有一定周期性，但蘇聯經濟存在的這些問題，反映出傳統的計劃經濟已經喪失了全部潛力。很大程度上，蘇聯經濟危機是體製造成的，這為後來蘇聯改革急速轉向政治領域埋下了危險的伏筆。
（二）政治危機。長期以來蘇聯實行高度集權、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官僚—精英階層壟斷了政權、財富和真理，人民群眾被排除在政治決策體系之外，“一切權力歸蘇維埃”徒有虛名。幹部任命制、職務終身制為形成既得利益集團創造了良好環境。特別是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領導人思想僵化、墨守成規，貽誤了發展和改革時機，國內問題堆積如山。“表面文章達到令人頭昏目眩的程度，而且國家的主要領導沉醉於帶傻氣的欣快狀態之中”， 〔12〕看不到眼前的萬丈深淵；官僚機構人滿為患，人浮於事；既得利益集團貪污受賄、驕奢淫逸。進入八十年代以後，蘇聯政治危機不可避免地顯露出來：短短三年之內，三位最高領導人相繼去世，整個國家和社會陷入了空前沮喪和對前途的迷惘之中。
（三）信仰危機。蘇聯的黨政不分的體制，決定了蘇聯並非傳統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高度意識形態化的制度。可以說，蘇聯的產生與存續，與社會主義信仰有很大關係。如果說國家機器是維持蘇聯存在的硬件，那麼意識形態就是維持這個國家的軟件。然而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沒有給蘇聯人民帶來令人滿意的生活，導致人民對傳統模式的牴觸、厭惡和冷淡。歲月流逝，選擇了社會主義前途的老一代人退出了歷史舞台，新一代人卻心存疑惑：憑什麼老一代人的選擇在我們這一代還要延續下去？特別是上層的富足生活與普通人生活形成巨大反差時，這種情緒更加強烈，形成了人們蘇共統治合法性的質疑。蘇聯官僚國家的本性，也使得那些嚮往社會主義的外國人信仰滅失，如果說四五十年代願意為蘇聯提供情報的美國人是為了信仰，那麼到了七十年代，則完全是為了錢。〔13〕但是勃列日涅夫、蘇斯洛夫等蘇共主要領導人卻意識不到信仰危機的嚴重性，也找不出解決的辦法，只好繼續重複那些乾癟無力的教條。〔4〕信仰危機，特別是青少年的信仰危機在戈爾巴喬夫時代真實地顯露出來：在剛剛提倡“改革與新思維”時的1987年，莫斯科市有52%的青年技術人員、65%的青年工人和71.4%的大學生自認為自己是與官方持不同政見的“非正式組織”成員。〔14〕而蘇聯社科院一次關於蘇共性質的調查顯示：認為蘇共代表工人的只占4%； 認為代表全體人民的只占7%；認為代表全體黨員的占11%；而認為僅僅代表黨的官僚、幹部和機關工作人員的，竟高達85%。〔30〕
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機是蘇共提倡“革新了的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動因。在我國，有一些研究者指責戈爾巴喬夫提倡“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弄亂了思想，這是不公正的。蘇聯人的思想早已混亂，對傳統社會主義的信仰早已喪失，只是在體制慣性的作用下暫時沒有在桌面上表現出來而已。戈爾巴喬夫所做的，不過是用“公開性”扯掉了那塊掩飾真實情況的遮羞布，露出了事物的本來面目而已。
（四）族際危機。沙皇俄國是靠侵略擴張起家的，這使蘇聯成為世界上民族最多的國家，民族發展極不平衡，很多民族還處在部落階段，民族問題長期以來非常尖銳。無論是沙皇俄國還是蘇聯，都對少數民族實行了壓迫、同化的高壓政策。特別是斯大林時代，採取鎮壓和強制遷徙的政策，給蘇聯民族問題造成了很多欠賬。隨着斯大林的死去，高壓政策被相對的懷柔政策所取代，民族問題開始顯露出來，地方民族主義傾向日趨明顯。特別在勃列日涅夫時代，最高領導人居然認為民族問題已經解決，形成了“新的歷史共同體——蘇聯人民”，因而放鬆了對民族問題的警惕性。各加盟共和國的少數民族領導人，紛紛乘機培植本民族的幹部取代其他民族幹部，為日後蘇聯的分崩離析奠定了基礎。民族主義具有頑強的生命力，一旦壓力消失，就如奔騰的岩漿一樣噴涌而出，造成災難。
（五）國際危機。無論是俄羅斯帝國還是蘇聯，長期以來都具有大國主義、沙文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傳統。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蘇聯出與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的需要，以非理性方式進行軍備競賽，致使軍事開支達到國民收入的四分之一，背上沉重的包袱；同時蘇聯四處伸手，扶植親蘇政權和游擊隊，策劃軍事政變，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反感。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隨即陷入游擊戰爭的泥潭，不但給蘇聯造成了長期無法癒合的“流血的傷口”，每年花掉幾十億盧布，而且使蘇聯的國際形象大大受損，給了西方制裁蘇聯一個大好藉口。為抗議蘇聯的入侵，1980年的莫斯科奧運會時宣布抵制該奧運會的國家達66個，占國際奧委會已承認的147個國家和地區的占五分之二。
1981年裡根上台後，一改原先美國的收縮戰略，處處以強硬態度回擊蘇聯的擴張，並且宣稱進行“星球大戰”計劃的研究，掀起了新一輪軍備競賽高潮。而此時內外交困的蘇聯，再也無力應付，被迫進行全面收縮，最後認敗服輸。
在當時蘇聯領導人中，只有安德羅波夫通過克格勃搜集的情報，對蘇聯面臨的危機了解得一清二楚，並意識到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條。在其擔任總書記以後，進行了短期的整頓，初見一些成效。但安德羅波夫很快因為病情惡化而不能視事，因此他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他最欣賞的戈爾巴喬夫身上。安德羅波夫去世之後，官僚—精英階層擁護勃列日涅夫的心腹契爾年科當上總書記，他上台後立刻停止了安德羅波夫的種種改革努力。
戈爾巴喬夫就是在這種內外交困、危機四伏的狀態下走向領導崗位的。可以說，除了民族問題之外，他對蘇聯存在的其他危機看得比較清楚，在他看來，不改革只有等死，只有義無返顧地投入改革，國家和黨才會有一線生機。可以說，戈爾巴喬夫上台代表了已經意識到國家危機的官僚—精英階層的意志，儘管另外一些官僚—精英反對他帶來變革，但歸根結底是改革占了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