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軍裝備以弓弩等冷兵器為主，到南宋中期和後期，火藥兵器已較廣泛地裝備部隊，但仍居次要地位。缺乏馬源，不重視建設強大的騎兵，是宋軍的嚴重弱點。 (一)弓弩為主的冷兵器的配置 宋時兵器以弓弩為主，華岳說：“軍器三十有六，而弓為稱首；武藝一十有八，而弓為第一。”(《翠微北征錄》卷7《弓制》)這是當時流行的兵器理論。弓可步兵和騎兵通用，弩其實是弓的一種，一般用足蹶開張，故只能由步兵使用。弩箭比弓箭射程遠，洞穿力強，“然張遲，難以應卒，臨敵不過三發、四發，而短兵已接”(《武經總要》前集卷2《教弩法》)，也就是說，弩的射箭間歇要比弓長。所以宋軍有時分“張弩人”、“進弩人”和“發弩人”，以縮短射箭的間歇，加強弩箭的密集程度。 由於弓弩是主要兵器，故宋時衡量一個人的武技，考核軍士的軍訓水平，主要是看能挽多大的“弓弩鬥力”，以及射箭的準確性，叫做“射親”(《宋會要》兵2之56)。《武經總要》前集卷15《行軍約束》規定：“凡軍中教射，先教射親，次教射遠。” 宋朝對軍士的武藝訓練，制訂過各種標準。宋神宗熙寧元年(1068)，“詔頒河北渚軍教閱法，凡弓分三等，九斗為第一，八斗為第二，七斗為第三；弩分三等，二石七斗為第一，二石四斗為第二，二石一斗為第三。”(《楓窗小牘》卷下)挽弓七、八斗，看來並非是難 於達到的標準。宋孝宗時，虞允文上奏說，“荊、鄂兩軍”，“士挽弓七斗、八斗者甚眾，臣比因呈閱，盡令改教勁弩”(《歷代名臣奏議》卷224)。宋孝宗有一次教閱軍隊，宣布“弓箭手以六十步，每人射八箭，要及五分親”(《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53淳熙元年十二月丁卯)。宋光宗時也規定：“殿、步司諸軍弓箭手帶甲，六十步射一石二鬥力，箭十二，六箭中垛為本等；弩手帶甲，百步射四石力，箭十二，五箭中垛為本等。”(《宋史》卷195《兵志》)按照《夢溪筆談》卷3的記載，宋時弓弩每宋石的鬥力，相當於九十二宋斤半(一宋斤約合一·二市斤)，武卒挽弓的最高記錄為三宋石，蹶弩的最高記錄達九宋石，都相當於春秋．戰國時代武卒弓弩鬥力的幾倍。岳飛和韓世忠都能挽弓三百宋斤，這又超過挽弓三宋石的記錄。南宋孝宗時，范成大任四川制置使，四川軍卒“蹶張者至千斤，挽強過六鈞(每鈞三十宋斤)，而命中者十八、九”(《宋代蜀文輯存》卷73范謨《分弓亭記》)。蹶弩一千宋斤，則又超過北宋九宋石的記錄。然而據南宋的華岳說，步射弓一石或一石一斗，馬射弓一石或九斗，其實是不合實戰需要的“廢物”，步射弓“合用九斗、八斗、七斗”，馬射弓“合用八斗、七斗、六斗”(《翠微北征錄》卷7《弓制》)。 宋朝為製造兵器，設置了軍器監等專門機構，官營兵器工場的規模頗大，如北宋前期，弓弩院兵匠達一千零四十二人，弓弩造箭院工匠達一千零七十一人(《宋會要》職官16之24)。北宋後期，軍器所有“萬全兵匠三千七百人，東、西作坊工匠五千人”(《宋會要》職官16之12)。此外，也可將一部分兵器分配於各地，臨時徵調民匠製作。官營工場內部分工較細，且有勞動定額，當時叫“常課”或“工程”。秦九韶的《數學九章》有一算題說：“據工程，七人九日造弓八張，八人六日造刀五副，三人二日造箭一百五十隻”，而分別由弓作、刀作和箭作生產(《永樂大典》卷16343)。由於官營工場內部存在着苛酷的封建壓迫和剝削，故兵匠生產積極性不高，且不時發生逃亡和反抗事件。宋神宗時，“斬馬刀局有殺作頭、監官者，以其役苦”(《長編》卷262熙寧八年四月己丑)。 因製作有精粗之別，冷兵器的良窳利鈍可以相差甚大。在腐敗的官僚政治下，官營工場內部有尖銳的階級對立，要長期地大批生產合格的精良兵器，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宋太祖時，“製造兵器，旬一進視，謂之旬課，列置武庫，故械器精勁，盈籾充積”(《揮塵錄余話》卷1)。然而到了後世，即使像宋神宗那樣，非常重視兵器製造，當他向弓弩作“取弓三張”，抽樣檢查，卻是“苦良相遠”(《長編》卷295元豐元年十二月丙午)。華岳說，金朝的“軍器上皆有元監造官姓名年月，遇有損害，有誤使用，即將元監造官吏依法施行，斷不輕恕”，故“器具一一如法”，而宋朝“製作之司，一切不問，則欲速成，可以逃責，備數足矣，此所以類皆苟簡滅裂，而不中用也”(《翠微北征錄》卷8《弓箭制》)。這說明宋朝因政治腐敗，並不建立嚴格的責任制度。 在手工業時代，新的冷兵器的研製，新舊冷兵器的更新換代，是非常遲緩的。宋朝三百餘年間，雖也不斷有人貢獻一些新兵器的樣式，但真正經過戰陣檢驗，得以大範圍推廣者，卻是寥寥可數。事實上，要認真製作大批合用的兵器，也很不易。即以弓箭為例，“鏃重則弓軟而去地不遠，箭重則弓硬而中甲不入”，故弓箭必須有適當的鬥力和重量比例，“箭頭重過三錢，則箭去衣〔不〕過百步，箭身重過十錢，則弓力當用一石”(《翠微北征錄》卷8《弓箭制》)。由於冷兵器已經歷了幾千年的發展，積累了相當豐富的製作技術和經驗，再要有重大的改良和提高，確是十分困難的事。 從《武經總要》前集卷13的記載看，宋仁宗時的標準兵器，弓有黃樺弓、黑漆弓等四種，箭有點銅箭、鐵骨麗錐箭等十多種，弩有黑漆弩、跳鐙弩等等，骨朵有蒺藜和蒜頭兩種，棒有狼牙棒、訶藜棒等七種，劍有兩種，大斧有開山。靜燕等等名目，刀有手刀、掩月刀。戟刀等八種，槍有雙鈎槍、單鈎槍、錐槍等九種，分別適合步兵和騎兵使用，還有鐵鞭、鐵簡、連珠雙鐵鞭、鐵鏈夾棒之類，步兵旁牌(盾)甚長，而騎兵旁牌呈圓形。 床子弩是一種重武器，在宋以前已經出現。[《資治通鑑》卷188敘述唐初王世充守洛陽，“八弓弩箭如車輻，鏃如巨斧，射五百步”。胡注說：“八弓弩，八弓共一桊也，如古連弩，今之劃車弩，亦其類也。”又《宋史》卷422：曾三聘傳》：“劃車弩六人挽之，而箭之所及止二百六-卜步。”據《武經總要》前集卷13所繪各種床子弩的圖樣，全是依靠幾張弓的合力射一箭。可知床子弩問世甚早。]據說在宋太祖時，“嘗令試床子弩於近郊外，矢及七百步，又令別造千步弩試之，矢及三里”(《文獻通考》卷161)。這個遠射記錄只怕是弩箭較小較輕之故。[《後桐先生大全集》卷141《神道碑。杜尚書分載宋理宗時，杜呆創置一種三弓弩，“可及千步”，當亦與末太徂時的床子弩相似，如用又重又大的弩箭，射程當不會如此之遠，一千步約合1550米。]因為按宋仁宗到宋神宗時的記錄，當時最大的一種稱為三弓八牛床子弩，“以七十人張發”，其箭稱一槍三劍箭，“射及三百步”(《武經總要》前集卷13，《長編》卷314元豐四年七月丙午)。一步為五宋尺，依每宋尺約合0.31米計，射程約有465米，確是當時一種遠射程兵器。宋朝的床子弩有不同的款式和名目，一般都用四腳木架作為弩座，故相當笨重，不便運輸，往往用於城防。但有時也用於野戰，如澶淵之盟前夕，契丹大將蕭撻覽即是中床子弩箭陣亡，使契丹軍的士氣受到很大挫傷(《長編》卷58景德元年十一月甲戌)。床子弩“又有系鐵斗於弦上，斗中著常箭數十隻，凡一發，可中數十人，世謂之斗子箭，亦云寒鴉箭，言矢之紛散如鴉飛也”(《武經總要》前集卷18)。 神臂弓是在宋神宗時，由百姓李宏研製的精良兵器，實際上也是一種弩，射程遠及二百四十多步，約合372米以上，“仍透穿榆木，沒半簳”，[關於神臂弓，《宋史》卷197《兵志》作“射三百四十餘步，入榆木半苛”，今據《宋會要》兵26之28，《文獻通考》卷161，《容齋三筆》卷16《神臂弓》，《曲洧舊聞》卷9，乃“二百四十餘步”之誤。]足見其勁利。神臂弓不像床子弩那樣笨重，只用一人發射，易於推廣，“施於軍事，實有奇功”(《長編》卷506元符二年二月辛巳)。宋朝對這種兵器十分寶貴，故特別制訂了不准私造，私習以及軍士毀棄，戰陣亡失的專門條法(《慶元條法事類》卷8《漏泄傳報》，卷80《毀失官私物》)。神臂弓在宋軍中長期使用，到南宋初，仍是使金軍望面生畏的武器。韓世忠又加以改進，製成克敵弓，“一人挽之，而射可及三百六十步”(《宋史》卷422《曾三聘傳》)，約合558米，可以貫穿重甲，“每射鐵馬，一發應弦而倒”(《會編》卷218，《容齋三筆》卷16《神臂弓》，《程史》卷5《鳳凰弓》)。 據恩格斯說，直到十四、十五世紀，英國步兵使用的大弓，“可以把箭射出200碼以外”，是當時“一種非常可怕的武器”(《馬恩全集》第14卷26—27頁)。然而與床子弩、神臂弓、克敵弓等相比，其射程和洞穿力還是不如的， 南宋時，還有兩件以步擊騎的有名利器，即是大斧和麻扎刀。在大儀鎮、柘皋等戰役中，宋軍步兵都是以大斧擊敗金軍騎兵。完顏兀朮曾說：“宋用軍器，大妙者不過神臂弓，次者重斧，外無所畏。”(《會編》卷215《征蒙記》)此說反映了神臂弓和大斧的威力，而麻扎刀也不可小視。在著名的郾城之戰中，岳家軍步兵即是以麻扎刀、捉刀和大斧，大破金朝精銳騎兵。麻扎刀也在宋軍中長期行用，[《辛巳泣蘄錄》載，在宋寧宗時，蘄州貯備兵器中，有“長槍五百條，麻扎一百五十柄”。《嘉定鎮江志》卷10載鎮江府駐軍也配置麻扎刀。]吳泳談到宋朝“制馬之具”時曾說，至南宋中期，“畢再遇、扈再興之徒猶能募敢死軍，用麻扎刀以截其脛”(《鶴林集》卷20《邊備札子》)，可知麻扎刀主要用於劈斷戰馬的小腿。 任何兵器總是有其長處和短處。在現代戰爭中，必須實行各軍種和兵種的協同作戰，恰當地組織和發揮各種兵器的所長，才能實現最大的戰鬥威力。其實，對各種兵器恰當地組織和配置，揚其所長，避其所短，藉以發揚合成威力，是古今相通的；只是核兵器和火藥兵器合成威力的組織，遠比古代冷兵器複雜得多。 由於戰爭的需要，宋人在事實上不可能不重視各種兵器合成威力的組織。宋仁宗時，尹洙上奏，談到宋軍中兵器的配置，“諸處馬軍每一都槍手，旗頭共十三人，其八十餘人並系弓箭手；步軍每一都刀手八人，槍手一十六人，其七十餘人並系弩手”。弓弩手占了軍士的大部分，其缺點是“更不學槍刀，雖各帶劍一口，即元不系教習”，結果到短兵相接之際，“束手受害”，他主張“馬。步軍除弓弩外，更須精學刀劍及鐵鞭，短槍之類”(《河南先生文集》卷20《奏閱習短兵狀》)。自北宋至南末， 弓弩手一般都占了軍土的大部分。如南宋孝宗時，荊南府和鄂州兩軍“槍手已不及四分，弓、弩手各及三分以上，仍每人各教用短槍”(《歷代名臣奏議》卷224虞允文奏)。當時“諸路禁軍近法以十分為率，二分習弓，六分習弩，餘二分習槍、牌”(《宋史》卷195《兵志》)。這些兵器配置的比例，都反映了弓弩作為主要兵器的地位。 從《武經總要》前集卷2看，北宋時的軍訓隊列，一般都是槍刀居前，弓弩在後。這種隊列式是接近實戰要求的。南宋也有類似記載。名將吳璘的軍令規定：“逢敵欲戰，必成列為陣，甲軍，弓弩手並坐。視敵兵距陣約一百五十步，令神臂弓兵起立，先用箭約射之，箭之所至，可穿敵陣，即全軍俱發。敵兵距陣約百步，令平射弓兵起立，用箭約射如初，然後全陣俱發。或敵兵直犯拒馬，令甲軍槍手密依拒馬，枕槍攛刺。”(《說郛》卷30《蜀道征討比事》)由此可知，槍手緊靠陣前布設的拒馬之後，也無疑居於弓弩手之前，以便當敵騎沖陣之際，進行白刃戰。 南宋的屯駐大兵，一般都採用五十人一隊的編制，故當時還發生了“純隊”和“花裝”的爭議，純隊是全隊使用清一色的武器，而花裝是全隊以各種武器搭配使用。南宋初，韓世忠等軍都是行用純隊戰術，四川諸軍純隊“以五十六人為隊”。張浚認為，“諸軍當結純槍、純弓、純弩隊。槍之隊在前，弓次之，弩次之。其弓弩手各帶刀斧。每隊九十人，通九隊作一部，九部為一陣。緣弓可射八十步，弩可射二百餘步，虜騎若近，先發弩，槍、弓隊小坐，次發弓，若至前，則純槍之勢甚壯，可御馬足，鮮有不勝”。而花裝“徒便觀看”，“弓弩數少，槍手又散在隊中，參錯失敘”(《歷代名臣奏議》卷222)。這場爭論延續到宋孝宗後期，四川三個都統制吳挺、彭杲和傅鈞都說花裝不如純隊，宋廷才確定取消花裝(《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61 淳熙十一年九月戊子)。花裝和純隊之爭說明，即使軍隊人數和武器數相同，而武器配置的巧拙，也成為戰鬥力強弱的重要因素。 沈括認為，宋朝“擊刺馳射，皆盡夷夏之術，器仗鎧胄，極今古之工巧，武備之盛，前世未有其比”(《夢溪筆談》卷3)。從武器裝備的角度看，沈括之說是符合事實的。宋朝的武器裝備超過了前朝，而與遼朝、金朝、元朝等相比，儘管也有落後的方面，但總的說來，也是要先進一些。然而在冷兵器時代，武器裝備的差距，不可能像火藥兵器和核兵器時代那麼懸殊，一般不足以造成戰略上的優勢。軍隊的戰鬥力是士氣、人數、裝備、指揮等等各種因素的合成力。從合成力的角度看，遼、金、元一般仍對宋居於戰略優勢。 從“擊刺馳射”，即軍事訓練的角度看，沈括之說就不見得符合事實。在多數場合，宋軍的訓練是較差或很差的。這主要是軍政腐朽所致，但訓練不得法，也是原因之一。宋仁宗時，韓琦在對西夏的戰事中，了解到一些軍訓情況，他認為當時的軍訓比不上唐朝，“唐取人皆較實藝”，而“今之試武藝，弓弩惟務鬥力多，而不求所射疏密。其左右斫琮腰〔射〕、腦〔射〕、一綽笞子放數箭之類，乃是軍中之戲。又馬槍止試左右盤弄，而不較所刺中否，皆非實藝”。他重新制訂軍訓條令，規定了弓弩射箭命中率的各種等級標準，“凡馬上使槍，左右十刺得五中木人，為及等，馬上鐵鞭、鐵簡、棍子、雙劍、大斧、連枷之類並是一法，每兩條共重十斤為及等”(《韓魏公集》卷11，《長編》卷132慶曆元年七月丙寅)。經他這次改革後，軍訓標準比較符合實戰要求。總的看來，宋朝雖在某些時期也加強軍訓，但訓練水平往往仍不足以使軍隊的素質根本改觀。 (二)騎兵的落後 恩格斯說：“騎兵在整個中世紀一直是各國軍隊中的主要兵種。”(《馬恩全集》第14卷305—306頁)這句話是很有道理的。騎兵適宜於平原曠野的遠程機動作戰，是封建時代軍隊中的主要突擊力量。一般說來，沒有強大的騎兵，就不可能成為封建軍事強國。 漢武帝與匈奴對抗，組建了強大的騎兵部隊，改變了以步兵為主的陸軍體制，才得以主動出擊，在戰略形勢上轉弱為強。唐太宗是一位偉大的天才的軍事統帥，他最喜選擇敵陣的薄弱部位，親率騎兵飛馳突擊，“必出其陳後反擊之，無不潰敗”(《資治通鑑》卷192)。精銳的騎兵，使唐帝國威震遐邇。然而自中唐以降，由於喪失西北產馬地，唐軍遂轉變為以步兵為主，而又被迫花費大量金銀、絹帛等類，向西北各民族買馬。這種狀況延續到宋代。 北宋時，宋軍的馬源來自與西北少數民族的貿易，需要耗費大量銅錢、銀、絹帛、茶等物資。宋朝還設置監牧養馬，監牧占用大量土地，又需很多官兵負責飼養，因管理腐敗，馬匹死亡率高，馬種低劣，很多馬不能充當戰騎。據宋神宗熙寧二年至五畢(1069—1072)統汁，“河南、北十二監”，平均“歲出馬千六百四十匹，可給騎兵者二百六十四”(《長編》卷262熙寧八年四月己丑)。由於虧本太甚，又實行保馬法和戶馬法，分配保甲和富戶養馬。保馬法徒然對民間造成騷擾，並不能真正改善戰馬的飼養和繁殖。此外，“軍興，籍民馬而市之以給軍，曰括買”(《宋史》卷198《兵志》)，這僅是非常時期的措施。總之，宋朝的馬源，主要還是來自貿易和監牧等飼養。 唐朝極盛時，牧監養馬達七十萬匹以上(《唐會要》卷72《馬》)。宋太宗太平興國時，“和市在京及渚州民間私馬，於是得十七萬三千五百七十九匹”(《長編》卷20太平興國四年十一月)。宋真宗“咸平已後”，“諸坊諸軍積至二十餘萬”(《九華集》卷7《議國馬疏》)，“祥符，天聖間，牧馬至十餘萬”(《歷代名臣奏議》卷242丁度奏)。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天下應有馬十五萬三千六百三十四”(《長編》卷345元豐七年五月丙寅)。這些數字當然與唐朝相距甚遠。北宋買馬數額，一般每年在一萬匹以上(《宋史》卷198《兵志》)，虞允文說：“國家盛時，陝西買馬歲以四萬匹為額。”(《歷代名臣奏議》卷242) 宋時馬匹較小，“買馬自四赤(尺)七寸至四赤一寸七等中，各以一寸為差”(《宋會要》職官43之60)，馬高約合1.27米至1.46米。按當時的標準，“四赤四寸大馬”(《宋會要》職官43之80)，馬高約合1．36米，依現代的標準，當然不算大馬。有一次，韓世忠向宋高宗進獻一馬，“高五尺一寸，雲非人臣所敢乘”(《要錄》卷37建炎四年九月己未)，約合1.58米，這已算是宋時十分罕見的大馬。 北宋禁兵以步兵為主，儘管殿前司馬軍和侍衛馬軍司軍的兵力只占禁兵的少部分，卻仍然經常出現兵多馬少，部分騎兵無馬的情況。宋仁宗時，宋祁說：“今天下馬軍，大率十人無一、二人有馬。”(《歷代名臣奏議》卷242)宋神宗時，因“河北馬軍闕馬，其令射弓一石者先給馬，不及一石令改習弩或槍刃”(喀長編》卷269熙寧八年十月庚寅)。“初，河東騎軍有馬萬一千餘匹”，而到宋神宗熙寧八年(1075)時，“河東正軍有馬九千五百餘匹”，“馬軍多而馬不足，妨廢教閱”(《長編》卷262四月癸未)。宋哲宗初，曾下詔規定：“馬軍所闕馬應給者，在京、府界、京東、京西、河東、陝西路無過七分，河北路無過六分。”(《長編》卷361元豐八年十一月丙午)後來在“陝西路添置蕃落馬軍十指揮，每指揮各以五百人為額，並支馬七分”(《長編》卷487紹聖四年五月壬戌)。宋祁說騎兵竟有十分之八、九以上無馬，只怕是誇張失實；但從宋哲宗詔看來，騎兵有十分之三、四無馬，也足見宋軍缺馬到了何等地步。 南末時，因陝西的喪失，只能增加與西南少數民族的馬匹貿易，故馬的數量和質量，又在北宋之下。陸游詩說：“國家一從失西陲，年年買馬西南夷。瘴鄉所產非權奇，邊頭歲入幾番皮，崔嵬瘦骨帶火印，離立欲不禁風吹。”(《劍南詩稿》卷5《龍眠畫馬》)描畫了當時馬政衰敗的景象。南宋也曾設置過一些監牧，如漢陽軍的“孳生監”，乃鄂州大軍所設，“方其盛時，馬之蕃息，可以足軍中之用”(《歷代名臣奏議》卷242黃干奏)。但因管理不善，都陸續廢罷，遂完全仰仗買馬。南宋馬源主要有川秦馬和廣馬，分別在四川和廣南西路購買。川秦馬每年約一萬多匹，廣馬每年約一千五百匹至三千匹(《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18《川秦買馬》，《廣馬》)。買來的馬分撥各軍，都打上烙印字號：“殿前司甲，馬軍司乙，步軍司丙，江上駐紮御前諸軍，鎮江府丁，建康府戊，池州己，江州庚，鄂州辛，荊南壬。”(《宋會要》兵25之19) 南宋屯駐大兵缺馬的情況，自然也更甚於北宋禁兵。劉光世軍五萬二千多人，才有三千多匹戰馬(《金佗續編》卷8《督府令收掌劉少保下官兵札》)。吳玠軍一說有戰馬九千匹，一說有戰馬六千一百匹(《中興小紀》卷27，卷28)，至多也不及總兵力的七分之一。宋光宗時，殿前副都指揮使郭呆奏：“本司應管戰馬一萬七百匹為額，比之元額，見闕二千二百餘匹。”(《宋會要》兵26之6)殿前司騎兵約占總兵力七分之一，而當時仍約有五分之一的騎兵無馬。宋寧宗嘉泰時，江州都統司兵力編額一萬人中，“馬軍合用披帶馬一千六百八十匹，目今不及千匹”(《宋會要》兵26之15)。“蜀盛時，四戎司馬萬五千有奇，開禧後，安丙裁去三之一，嘉定損耗過半”，至宋寧宗末，“馬僅五千”(《宋史》卷406《崔與之傳》)。這種缺馬的狀況，當然嚴重地影響了宋軍的戰鬥力。 以上簡略地介紹了宋軍缺乏馬匹的客觀事實，然而在主觀上不重視騎兵建設，也許是宋朝騎兵落後更重要的原因。 與宋朝對抗的遼、西夏、金、元等朝軍隊，都是以弓馬騎射見長，而且往往是“一胡人有兩馬”(《懶真子》卷3)，甚至“每正軍一名，馬三匹”(《遼史》卷34《兵衛志》)，這與宋軍缺馬的情況，適成鮮明對照。遼軍比較散漫，也比較靈活，一般迴避打硬仗，“成列而不戰，俟退而乘之”，“退敗無恥，散而復聚”(《長編》卷27雍熙三年正月戊寅)。西夏騎兵慣披“重甲”(《宋史》卷486<<西夏傳》)，“皆冷鍛而成，堅滑光瑩，非勁弩不可入”(《歷代名臣奏議》卷325田況奏)。南宋名將吳璘認為，金軍有“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末史》卷366《吳璘傳》)。吳玠和吳璘兄弟在北宋末曾與西夏軍作戰，據他們的經驗之談：“每戰不過一進卻之頃，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宋史》卷366《吳玠傳》)所謂“更進迭退”，是指金軍騎兵一次衝鋒，一個回合的交戰失敗後，“敗不至亂”，利用騎兵機動性強的優點，退出戰鬥，重整隊列，再次衝鋒。故南宋初的一些大戰，宋金兩軍往往要激戰幾十合，才得以分出勝負。金軍敢於硬打硬拚，忍耐堅久，又為遼和西夏軍所不及。至於橫掃歐亞大陸的蒙古騎兵，自更不待言。 面對着善於騎射的勁敵，宋朝也有入主張加強騎兵。北宋李覺說：“制敵之用，實資騎兵為急。”(《長編》卷29端拱元年十二月)宋真宗時，“諸將喜用騎兵，以多為勝”(《長編》卷73大中洋符三年三月甲辰)。但這些意見不占主導地位，宋朝總的對策還是主張以步制騎，而不是象漢武帝那樣，實行以騎制騎。組建和編練騎兵，自然是一項耗費巨大的投資。除買馬花費重金之外，自五代迄宋，“計一騎土之費，可贍步軍五人”(《舊五代史》卷44《唐明宗紀》，《長編》卷137慶曆二年九月癸亥)，這成為宋朝不少士大夫反對加強騎兵建設的重要理由。 范仲淹認為，“自古騎兵未必為利”，“沿邊市馬，歲幾百萬緡，罷之則絕戎人，行之則困中國”(《長編》卷112明道二年七月甲申)。沈括“以為契丹馬所生，而民習騎戰”，而宋朝“利強弩”，“舍我之長技，勉強所不能，以敵其天產，未聞可以勝人也”(《長編》卷267熙寧八年八月癸巳)，他也不主張發展騎兵。宋祁建議“損馬而益步”，“臣料朝廷與虜相攻，必不深入窮追，驅而去之，及境則止，然則不待馬，而步可用矣”(《歷代名臣奏議》卷328)。這些論點都反映士大夫們戰略目光的短淺，而宋祁之說更是一語道破，不重視騎兵建設，恰好是宋朝傳統的消極防禦戰略的組成部分。 宋祁在另外一個奏中說，宋朝有“馬少，又人不習騎”的短處，“每至賊來作過，則朝廷常以所短敵所長，是以十戰十負，罕有勝理”(《歷代名臣奏議》卷242)。這當然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不善騎射的狀況，是可以通過訓練和戰爭而改進的。宋朝也有成功地使用騎兵的事例。如北宋狄青破依智高，並非依仗大量步兵，主要還是仰賴“蕃落數百騎”(《歷代名臣奏議》卷219范鎮奏)。南宋初，岳飛顯然是重視騎兵的。岳家軍主要通過戰場上繳獲大量馬匹，組成相當強的騎兵，光背嵬軍的馬軍，即有八千多騎(《金佗粹編》卷22《淮西辨》)。在郾城大戰開始時，由岳雲率背嵬和游奕馬軍出擊，與金朝引以為驕傲的主力騎兵搏戰。看來岳家軍騎兵的素質不見得就比女真騎兵遜色。[據《宋會要》兵25之21，即使在岳飛身後頗久，鄂州大軍四、五萬人中，戰馬仍有“萬餘匹”，其騎兵的比例比殿前司軍等高一些。如《景定建康志》卷39載，建康府御前諸軍在紹興十一年後，按宋高宗密札，“以五萬人，馬五千八十七匹為額”。宋孝宗時，侍衛馬軍司實有二萬七千二百人，馬為四千六百匹。殿前司軍的戰馬數在正文中已經交待。]可是除岳飛外，其他大將似乎仍囿於以步制騎的戰略，而看不到以騎擊騎的戰例。 遼、西夏、金等舉行大規模會戰時，往往集中幾萬以至十萬以上騎兵，而步兵僅僅負責運輸，開壕塹等項工作。騎兵作為古代的突擊兵種，集中使用，可以發揮很大威力。漢武帝派衛青、霍去病等將與匈奴角逐，正是採用組建和集中使用騎兵大部隊的戰略，得以深入河西，長驅漠北，取得以往使用步兵作戰不可能達到的戰效，然而宋人卻長期沿用以步兵為主的傳統戰略，不懂得編組騎兵大部隊，集中使用的重要性，而將騎兵分散於各個戰場，各支部隊，作為步兵的附庸。儘管在整體上和總數上，宋朝的騎兵不一定處於劣勢或絕對劣勢，而在各個戰場上或戰役中，卻一般居於劣勢或絕對劣勢。[不僅在古代，現代也有類似的事例。據《第三帝國的興亡》第二十一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初，坦克已成陸軍的主要突擊力量，儘管英，法等盟軍的坦克數量和德軍足可匹敵，而前者分散使用，後者集中使用，結果則是莢，法等軍一敗塗地。]宋祁所謂“以所短敵所長，是以十戰十負，罕有勝理”，實際上即是指這種在戰場上或戰役中，分散使用騎兵的情況。 總之，馬匹缺乏，騎兵訓練差，再加上作戰時的分散使用，成為決定宋帝國武運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火藥兵器的發展 火藥最早由中國發明，已為舉世公認÷然而火藥兵器最初僅是作為燃燒兵器，沒有多少戰鬥威力，故軍隊裝備仍以冷兵器為主。火藥兵器取代冷兵器，經歷了漫長的時間，歐洲自十四世紀到十七世紀，為時近四百年，火藥兵器才得以完全取代冷兵器；而中國的火藥兵器自大約十世紀發明以後，在八、九百年間，雖然也有不少改良和進步，卻始終沒有完善到足以取代冷兵器的程度。到了近代，這個發明火藥的祖國，卻吃盡了西方火藥兵器的苦頭。 宋朝無疑是中國火藥兵器發展的重要階段。宋代的火藥兵器，大致可作以下三方面的介紹。 一，宋朝已經組織了火藥兵器的成批生產。北宋時，東京開封府設有廣備攻城作，後隸屬軍器監，看來是專門製作攻城軍械的。“其作凡一十目，所謂火藥、青窯、猛火油、金、火、大小木、大小爐、皮作、麻作，窯子作是也”。火藥作是十作之一。各作的手工生產“皆有制度作用之法，俾各誦其文，而禁其傳”(《塵史》卷上《朝制》)。火藥等製作，都有一定的工藝規範，工匠等須進行背誦，卻禁止外傳。宋仁宗時的《武經總要》前集卷11和卷12，就記載了毒藥煙球。火炮和蒺藜火球三種火藥配方。黑火藥的主要成分，是硫黃(S)、焰硝(KNO3)和炭(C)。北宋為了生產火藥，從日本大量進口硫黃。如宋神宗時，“募商人於日本國市硫黃五十萬斤”，“每十萬斤為一綱”，自明州押送開封府(《宋會要》食貨38之33)。北宋雖然嚴禁火藥製作技術的外傳，但遼人還是得到了此項技術，在“燕京日閱火炮”，於是北宋政府不得不下令禁止“榷場私買硫黃、焰硝”(《長編》卷275熙寧九年五月辛酉)。 南宋時，看來一些軍事重鎮都設有火藥製造工場。如宋理宗時，江陵府“一月製造一，二千隻”鐵火炮(《可齋續稿》後卷5《條具廣南備御事宜奏》)。建康府在兩年三個月的時間內，“創造，添修火攻器具共六萬三千七百五十四件”，其中“創造三萬八千三百五十九件”，計有： 十斤重鐵炮殼四隻， 七斤重鐵炮殼八隻， 六斤重鐵炮殼一百隻， 五斤重鐵炮殼一萬三千一百零四隻， 三斤重鐵炮殼二萬二千零四十四隻， 火弓箭一千隻， 火弩箭一千隻， 突火筒三百三十三個， 火蒺藜三百三十三個， 火藥弄袴槍頭三百三十三個， 霹靂火炮殼一百隻。 “添修二萬五千三百九十五件”，計有： 火弓箭九千八百零八隻， 火弩箭一萬二千九百八十隻， 突火筒五百零二個， 火藥弄袴槍頭一千三百九十六個， 火藥蒺藜四百零四個， 小鐵炮二百零八隻， 鐵火桶七十四隻， 鐵火椎二十三條(《景定建康志》卷39)。 可見建康府月產鐵火炮的水平，大致與江陵府差不多。由於建康府火藥生產的發達，宋度宗時，還“改築炮藥庫”(《金陵新志》卷3中)。除上述兩個府外，其他軍事重鎮也應有較大規模的火藥兵器生產。 二，宋朝的火藥兵器，大致可分為燃燒性、爆炸性和管形火器三類。燃燒性的火器出現最早，許洞說：“飛火者，謂火炮、火箭之類是也。”(《虎鈐經》卷6《火利第五十三》)末時所謂“火炮”，當然不是現代的管形火炮，而是用人力拋石機拋射各種引火物。據《武經總要》前集卷11至卷13記載，當時火炮的火藥中還有黃蠟、松脂等物，將這類物質“同熬成膏”，再用“藥末旋旋和勻，以紙伍重裹衣，以麻縛定，更別熔松脂傅之”，整個火球可“重及十二斤”，而用火炮拋射。其他如鐵嘴火鷂、竹火鷂等類，“皆以炮放之，燔賊積聚及驚隊兵”。宋時火箭往往是用火藥引火的，“凡燔積聚及應可燔之物，並用火箭射之，或弓，或弩，或床子弩，度遠近放之”。“火箭，施火藥於箭首，弓弩通用之”。火藥鞭箭，“以火藥五兩貫鏃後，燔而發之”。所謂“火弓箭”和“火弩箭”，即是分別用弓和弩發射的。宋太祖時，“兵部令史馮繼升等進火箭法”(《宋史》卷197《兵志》)。直到北宋末年，開封仍藏有“太祖平唐火箭二萬支，金汁、火炮樣”(《會編》卷97《朝野僉言》)。宋初的火箭尚不能確認為一定是火藥箭，而火炮則無疑應是火藥兵器。 黑火藥的爆炸威力不大，故爆炸性火器的發展有一個過程。據《武經總要》前集卷11和卷12記載，煙球“用火藥三斤，外傅黃蒿一重，約重一斤”，毒藥煙球“重五斤”，“其氣熏人，則口鼻血出”，這兩種火器“並以炮放之，害攻城者”。霹靂火球用火藥三、四斤，專用於地道中施放，“用火錐烙球，開聲如霹靂然，以竹扇簸其煙焰，以熏灼敵人”。南宋前期的採石水戰時，宋軍施放霹靂炮，“蓋以紙為之，而實之以石灰、硫黃”，爆炸後，“其聲如雷，紙裂而石灰散為煙霧，眯其人馬之目”(《誠齋集》卷44《海鰌賦》)。總的說來，這類兵器雖然也利用黑火藥的爆炸力，但爆炸本身不具有殺傷作用，而是用爆炸力擴散煙霧、石灰或有毒氣體。 蒺藜火球也用火藥，“以三枝六首鐵刃”，“又施鐵蒺藜八枚”，用炮拋射，“放時燒鐵錐烙透，令焰出”，藉爆炸力進發鐵蒺藜等殺敵，可算是真正意義上的爆炸性兵器。南宋後期大量生產的鐵火炮，是標準的爆炸性火器，鐵火炮的鐵殼內裝填火藥，爆炸時進發鐵片，殺傷敵人，已接近於後世的炮彈。宋寧宗嘉定後期，金軍攻打蘄州，也使用鐵火炮，“其聲大如霹靂”，“其形如匏狀而口小，用生鐵鑄成，厚有二寸”，一名宋兵“被金人以鐵火炮所傷，頭白面霹碎，不見一半”(《辛巳泣蘄錄》)。由於黑火藥的爆炸力不大，故鐵火炮的殺傷力，與石炮尚難分高下。 管形火器的問世，是一大進步，後世的槍炮即由管形火器逐漸演變發展而成的。南宋紹興二年(1132)，陳規守德安府，“以火炮藥造下長竹竿火槍二十餘條”，“皆用兩人共持一條”(《守城錄》卷4)，“以六十人持火槍自西門出”，焚燒攻城的李橫軍的天橋(《宋史》卷377《陳規傳》)。這種火槍看來應是火藥噴火器，但具體形制不詳。宋時有一兵書，叫《行軍須知》，其中談到守城戰術，“用火筒、火炮，長槍、檑木、手炮傷上城人”(《永樂大典》卷8339)。南宋晚期，建康府生產的火器中有火藥弄挎槍頭和突火筒。李曾伯向宋廷報告靜江府貯存的火器，“火槍則止有一百五筒”(《可齋續稿》後卷5《條具廣南備御事宜奏》)。張順和張貴率死士三千人，戰船百艘增援襄陽府，“各船置火槍。火炮、熾炭、巨斧、勁弩”(《宋史》卷450《張順傳》)。宋末揚州之戰，宋方“騎土二人挾火槍刺(史)弼，弼揮刀御之，左右皆仆”(《元史》卷162《史弼傳》)。看來當時所謂火筒或突火筒，其實即是類似陳規所用的火藥噴火器，而火槍或火藥弄袴槍，即是在槍頭上裝置了噴火筒，使之兼可燒人。這些管形兵器與後世的槍炮尚有差別。 宋理宗開慶元年(1259)，壽春府“又造突火槍，以鉅竹為筒，內安子窠，如燒放，焰絕然後子窠發出，如炮聲，遠聞百五十餘步”(《宋史》卷197《兵志》)。這種突火槍已接近後來的槍炮，是一大進步。 總結以上的介紹，宋朝三百餘年間，火藥兵器有相當的進步。儘管出現了鐵火炮，卻仍用拋石機拋射，出現了發射子窠的突火槍，卻尚未用金屬做發射管。這是宋代火藥兵器進步的極限，卻也決定了後世火藥兵器發展的方向。 三、宋軍已裝備了各種火器，特別在南宋中期和後期，火器已在兵器中占有相當的比例。北宋神宗時，在熙州、河州等地部署防守，由開封府運送一批兵器前往，其中包括黃樺弓、神臂弓和黃樺烏梢金線弓各三千張，斬馬刀和劈陣刀各一萬柄，新樣齊頭刀一萬五千口，黑漆獨轅弩二千枝，黑漆床弩一千副，錐槍一萬條，射甲弓長箭二十萬隻，神臂弓箭三萬隻，獨轅弓箭二十萬隻，馬黃弩箭五十萬隻，神臂弓火箭十萬隻，火藥弓箭二萬隻，火藥火炮箭二千隻，火彈二千枚(《長編》卷 343元豐七年二月癸巳)。現在已不知火彈為何物，但火彈與神臂弓火箭、火藥弓箭、火藥火炮箭等無疑都是火器，並已在兵器中占有一定的比例。 自北宋末期至南宋前期，如開封府、洺州等地的守衛戰中，不僅宋軍使用火箭、火炮，金軍在攻城時，也使用火炮。[《會編》卷68，《宋史》卷247《趙士晤傳》，《靖康要錄》卷13靖康元年閨十一月十二日。]但當時火器的應用，似尚局限於城市的攻守，而如富平、和尚原之戰、仙人關、順昌、郾城、潁昌等著名戰役，直至宋軍的符離之潰，尚不見有使用火器的記錄。 到南宋中期和後期，火藥兵器在兵器中的比重無疑是增大了。宋軍抗擊金軍和元軍，已離不開火藥兵器。宋寧宗開禧時，金軍攻擊襄陽府，趙淳派軍士出擊，以火箭，霹靂炮、火炮等射入金營(《襄陽守城錄》)，可知當時火器也應用於野戰。嘉定末年，金軍圍攻蘄州，當時該州貯備的兵器計“弓箭有七十萬，弩箭有三十五萬有奇”，劃車弩箭“約五萬隻”。戰鬥開始時，宋方部署守城的有“弩火藥箭七千隻，弓火藥箭一萬隻，蒺藜火炮共三千隻，皮大炮二萬隻”，這些數字看來尚非是蘄州貯備火藥兵器的全部(《辛巳泣蘄錄》)。蘄州不是南宋頭等的邊防軍事重鎮，但從該州貯備火器在兵器中的比例，以及與前述北宋後期調撥熙州、河州等地的軍器數量相比較，不難看出當時使用火器的廣泛程度。鎮江府的防江軍有一次調撥武器給都統司，其中也包括“火藥弓箭五百隻”，“火藥弩箭五百隻”，“蒺藜火炮二百個”(《嘉定鎮江志》卷10)。 宋理宗時，李曾伯調查靜江府的貯備火器，說“見在鐵火炮大小止有八十五隻而已，如火箭則止有九十五隻，火槍則止有一百五筒，據此不足為千百人一番出軍之用”，而“荊、淮之鐵火炮動十數萬隻”(《可齋續稿》後卷5《條具廣南備御事宜奏》)。在戰爭中如此大量地施用火藥兵器，確是前所未有的。在宋元戰爭中，宋軍曾在濠州用火槍、火炮、火箭、火蒺藜擊敗元軍(《金陵新志》卷14《劉虎傳》)。端平二年(1235)廬州之戰時，蒙古軍“為火炮擊死一大將”(《金陵新志》卷14《王鑑傳》)。由於火藥兵器的大量貯備，有時還發生“炮禍”，丞相趙葵“豢四虎於火藥庫之側，一日焙藥，火作，眾炮鯈發，聲如震霆，地動屋傾，四虎悉斃”(《癸辛雜識》前集《炮禍》)。南宋亡國時，樊城守將牛富“投炮火中自焚死”(《金陵新志》卷13《牛富傳》)。靜江府婁姓鈐轄與部兵二百五十人，“擁一火炮然之”而自殺，火炮爆炸後，“聲如雷霆，震城土皆崩，煙氣漲天”，元軍亦“多驚死者”，婁鈐轄及其部兵更是“灰燼無遺”(《宋史》卷451《馬墍傳》)。這顯然是一具有相當爆炸力的火器。 南宋初，在水軍中已配備了火箭、火炮等兵器(《宋會要》兵29之32)。宋理宗時，包恢也說，水軍中“自有火炮之法”，還有“火箭環射”戰術，可“不一時間，延燒數百者”(《敝帚稿略》卷1《防海寇申省狀》)。元朝滅宋時，宋軍和元軍也都在水戰中使用火藥兵器(《宋史》卷450《張順傳》，卷451《張世傑傳》) 以上從生產、質量和數量三個方面，介紹宋朝火藥兵器的發展狀況。一方面，宋朝的火器固然沒有在兵器中占主要地位；另一方面，卻又無疑是在世界上居於領先地位。[節主要參據已故馮家升先生《火藥的發明和西傳》一書，並作若干補充。] (四)盔甲和軍裝 在軍事史上，火藥兵器發展到較完善的程度，盔甲便隨之淘汰。然而按宋朝火器的發展水平，盔甲卻不可能在淘汰之列。相反，為了與西夏，金的重甲騎兵抗衡，宋朝還不得不發展重甲的生產，推廣重甲的使用。 宋時的盔甲已臻完善的境地，[關於宋時盔甲較前代完善，可參《文物》1978年5期楊泓《甲與鎧》。]《武經總要》前集卷13記載了宋仁宗時各種盔甲和馬甲的圖樣。軍士的盔甲一般分頭鍪、披膊、身甲、腿裙等部分。按宋朝軍事條令：“均配衣甲，亦定長短為三等，量人材大小給之。”(《武經總要》前集卷15《行軍約束》)華岳說：“造甲之法，步軍欲其長，馬軍則欲其短；弩手欲其寬，槍手則欲其窄。”盔甲的大小長短亦須與軍士的高矮肥瘦相稱，否則會妨礙戰鬥。例如“步人則直身行立，短則露足；馬軍則曲膝蹲坐，長則綰絆，馬軍甲裙所以獨用過膝三寸。步人則甲身、腰圈、吊腿連成一片，名曰全裝，而易為披帶；馬軍則吊腿、拕泥遴作二段，名曰摘吊，而便於去取，故截為兩段，上安結項四枚。遇敵則掛上吊腿，而用避矢石，退師則解入搭袋，而免被牽制”(《翠微北征錄》卷7《甲制》，《馬軍甲制》)。這說明當時製造盔甲，已積累了比較豐富的經驗。北宋馬甲分面簾、後搭、雞項、盪胸、馬身甲等部分。南宋馬甲又分大全裝和小全裝兩種。小全裝是在宋寧宗時發明，華岳認為比大全裝“合用”，包括甲身、搭尾、了項。雞項、面子，秋錢六個部分(《翠微北征錄》卷?《馬甲制》)。可知自北宋至南宋，馬甲也有所改進。 終宋一代，在與遼、西夏、金等對抗中，總的趨向，是愈來愈重視使用全裝重甲。遼軍正兵的裝備中，“人鐵甲九事，馬韉轡，馬甲皮鐵，視其力”(《遼史》卷34《兵衛志》)。也就是說，遼的騎兵鐵甲一般分成九個部件，而馬甲或是皮製，或是鐵製。在北宋前期，宋琪等人議論遼軍特長時，並未認為遼軍在盔甲方面占什麼優勢，而據呂頤浩說，宋朝“甲士自來止〔有〕前後掩心，〔而無〕副膊，有皮笠子，而無兜鍪”，他“嘗觀太宗皇帝於北京武庫”貯存的盔甲，“並無全裝”。[《會編》卷176和《忠穆集》卷2《上邊事善後十策》，原文作“甲士自來止〔有〕前後掩心，副膊，有皮笠子，而無兜鍪”，據《忠穆集》卷1《上邊事備御十策》，作”有異心，則無披膊”，可知在“掩心”和“副膊”之間應刊漏“而無”兩字。]還在五代末年，當趙匡胤任後周大將時，“土卒有不致力者”，他“陽為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徧閱其皮笠，有劍跡者數十人，皆斬之”(《資治通鑑》卷293)。可知軍士不披掛全裝重甲，是五代以來的軍事傳統，而宋、遼雙方對盔甲都不太重視。西夏軍慣披經過冷鍛的重甲作戰，而宋軍因“衣甲皆軟脆，不足當矢石”，成為宋夏戰爭初期遭受失敗的原因之一，故田況建議“悉令工匠冷砧打造純鋼甲”，以減殺對方在盔甲方面的優勢(《歷代名臣奏議》卷325)。 南宋初，女真重甲騎兵造成極大威脅。如紹興二年(1132)，李橫、牛皋等人北伐偽齊，開始進展相當順利，“金益兵來，橫等皆無甲，是以敗”，宋高宗為此也得出“無甲何以禦敵”的結論(《中興小紀》卷15)。宋軍步兵中也很快推廣重甲。張俊軍造重甲，“凡鍪甲一副，率重四十有九斤”(《要錄》卷55紹興二年六月丁巳)。提舉製造軍器所造甲，“全裝共四十五斤至五十斤止”，每副用甲葉一千八百二十五片(《宋史》卷197《兵志》)。宋孝宗乾道時，“王琪進三色甲”，“槍手甲每一副皮線穿舉全成重五十八斤一兩至五十三斤八兩”，“弓箭手甲每一副皮線穿舉全成重五十五斤至四十七斤一十四兩”，“弩手甲每一副皮線穿舉全成重四十五斤半至三十七斤一十兩(《宋會要》輿服6之28—29)。1宋斤約合1.2市斤，足見一副重甲，對一名步兵是何等重的負荷。金軍弓矢並不勁利，一副重甲，對防身確有相當用處，故張俊說：“近歲軍中方知帶甲之利。”(《中興小紀》卷15)但重甲負荷太大，又使步兵行動更加遲緩。柘皋之戰打勝後，劉錡“以步兵甲重，不能奔馳，下令無所取，故無俘獲焉”(《要錄》卷139紹興十一年二月丁亥)，這是因重甲而妨礙擴大戰果的一例。南宋末，宗室趙孟錦被元軍追逐，“登舟，失足墮水，身荷重甲溺焉”(《宋史》卷450((趙孟錦傳》)。由於盔甲的笨重，故有人也設法改造輕甲，如南宋中期名將畢再遇“更造輕甲，長不過膝，披不過肘，兜鍪亦殺重為輕，馬甲易以皮”(《宋史》卷402《畢再遇傳》)。這也可算是物極而必反。 宋朝的盔甲分“鐵、皮、紙三等”(《武經總要》前集卷13)。除鐵甲和皮甲外，這裡還須對紙甲也作一些介紹。紙甲至晚在五代時已經出現，後周軍進攻淮南時，南唐“小民相與聚山澤，立堡壁，以農器為兵，以楮為甲，而周師屢為所敗”，“當時謂之白甲軍”(《歷代名臣奏議》卷224楊萬里奏)。 宋代的紙甲的產量也相當多。如北宋仁宗時，曾令“淮南、江、浙州軍造紙甲三萬，給陝西防城弓手”(《長編》卷127康定元年四月)。南宋高宗末，四川“調梁、洋義士萬數，授以楮甲”，驅使與金軍交鋒(《要錄》卷198紹興三十二年閏二月癸未)。末寧宗嘉定時，蘄州曾在三、四個月中造“紙兜鍪一千副”(《辛巳泣蘄錄》)。據明朝的《涌幢小品》卷上《紙鎧綿甲》說：“紙甲用無性極柔之紙，加工錘軟，疊厚三寸，方寸四釘，如遇水雨浸濕，銃箭難透。”可見製造紙甲，並不需要對紙有什麼特別處理的複雜技術，實際上也易於推廣。南方產紙，便可大量生產紙甲。南宋初，“東南州縣鄉兵多因私置紙甲，而嘯聚作過”(《要錄》卷57紹興二年八月辛丑)。完顏亮南侵時，“沿淮數處逃移民社、鄉兵，強壯動以萬計，隨身各有長槍、紙甲”(《會編》卷235《楊廬州忠節錄》)。此外，紙甲也便於水戰，“水軍所需者紙甲”(《真文忠公文集》卷8《申樞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狀》)。由於紙甲有便於推廣，成本較低的優點，宋神宗《熙寧編敕》中曾規定，“若私造紙甲五領者絞”(《要錄》卷57紹興二年八月辛丑)，這也是相當重的刑罰。紙甲極厚，自然也不靈便，建炎三年(1129)冬，金軍渡江，攻打安吉縣時，“鄉兵皆棄紙甲、竹槍而遁”(《要錄》卷30十二月壬午)。可見披掛紙甲，無疑是不能奔跑的。 部隊的軍裝，對於保持軍容，以至區分番號，都是必要的。張方平說，“太祖皇帝訓齊諸軍”，“軍人不得衣皂，但許衣褐，其制不得過膝，豈有紅、紫之服”(《樂全集》卷18《再對御札一道》)，北宋初的軍服一般都是褐色，自然比較難看。然而據宋仁宗初天聖時記載，當時禁兵軍衣已改為緋、紫兩色，又用一件背心，標明番號。殿前司捧日、天武、拱聖、驍騎、驍勝、寧朔、龍猛、飛猛、神勇、宣武、虎翼等軍穿緋納衫子，渤海軍穿紫納衫子，吐渾軍穿紫絕衫子，侍衛馬軍司龍衛、雲騎、武騎等軍穿紫絕衫子，侍衛步軍司神衛、雄武等軍穿紫納衫子，虎翼軍和虎翼水軍穿緋納衫子。各軍都有“緋小綾卓畫帶甲背子”。這些衣衫和背心都“系軍號”，背心上的圖案依各軍番號而不同。此外，三衙馬軍春裝有皂納衫、白絹汗衫、白絹夾褲、紫羅頭巾、緋絹勒帛、白絹襯衣和麻鞋七件，冬裝有皂納綿披襖、黃絹綿襖子、白絹綿襪頭褲、白絹夾襪頭褲、紫羅頭巾、緋絹勒帛和麻鞋七件，步軍春裝有皂納衫、白絹汗衫、白絹夾褲、紫羅頭巾、藍黃搭膊，白絹襯衣和麻鞋七件，冬裝有皂納綿披襖，黃絹綿襖子、白絹綿襪頭褲．紫羅頭巾，藍黃搭膊和麻鞋六件，這些春冬軍服都是“不系軍號”的(《宋會要》刑法7之9—10，《宋朝事實》卷16)。宋時軍隊的冬裝都用絲綿襖。宋神宗時，還規定“歲賜諸軍綿襖，官司為印號”，以防發放時作弊(《長編》卷340元豐六年十月丙戌)。此外，在沿邊冬寒時，還製作“皮裘”，“人給一領，至春暖拘收，官為修完”(《長編》卷270熙寧八年十一月庚申)。 南宋軍裝大致繼承北宋舊制，一般仍是“紫衫戎服”(《秋崖先生小稿》卷20《與蔡憲》)。趙彥衛說：“軍人之衣緋、紫，亦是別其軍號，今廂、禁軍皆衣紫，惟浙漕司兵士獨衣緋衲，頗存往制。”(《雲麓漫鈔》卷3)軍士的背心，也同樣起着區別番號的作用。南宋初，“禁衛班直等服著緋，綠羅紅盤雕背子”(《宋會要》職官32之27)，絲羅製作的背心分緋、綠兩色，其上都有紅色盤雕的圖案。宋理宗時，襄陽府發生克敵軍叛亂，趙范下令，“凡背心有紅月號者皆斬，克敵軍號也”(《齊東野語》卷5《端平襄州本末》)，紅月號的背心是標明了克敵軍的番號。另據《景定建康志》卷39所載，南宋的軍裝也有用布，即麻布製作的。 宋時，將領往往“科率部下，盛為軍裝”，造成“士伍廩給不充其費，因相與亡命為盜”(《長編》卷?0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丁亥朔)。 (五)通信和傳令制度 軍隊的通信和傳令系統，在某種意義上，可說是軍隊的神經系統，至關重要。宋時通信和傳令的主要工具是馬匹，軍隊與朝廷的軍用郵遞制度有金字牌、急遞等等，傳令的憑信有銀牌、銅符、木契，傳信牌等。 宋朝軍事條令規定：“凡行軍，主將不以有無事機，並須日一發奏，仍入急遞；或事非文字可傳者，即差親信馳奏。”(《武經總要》前集卷15《行軍約束》)軍隊向朝廷報告軍情，一是“差親信馳奏”，進行口頭報告，或者書面兼口頭報告；二是向皇帝發書面報告，稱之為奏，或向三省、樞密院發書面報告，稱之為狀，用急遞傳送。急遞全稱急腳遞，在宋仁宗時，正式規定一晝夜行四百里(《宋會要》方域10之22)。“急腳軍士晨夜馳走，甚為勞苦”(《宋會要》方域10之19)，宋時遞鋪用軍土騎馬傳送公文，往來接力奔馳。急腳遞制度延續到南宋，依然是“日行四百里”(《宋會要》方域10之52，11之9)。應當指出，急遞並非僅僅限於軍用通信。 北宋時，除急腳遞外，還有所謂“馬遞鋪”，宋仁宗時規定：“馬鋪每一晝夜行五百里。”(《宋會要》方域10之22)比急腳遞還快一百里，看來可能是傳送朝廷發下的緊急公文，其中自然包括軍事公文。宋時朝廷發下的軍事公文有皇帝親筆御札(手詔)、省札之類。宋神宗時，又出現了金字牌。金字牌在歷史上很出名，人們往往誤解為令牌，其實只是一種最快速的郵遞制度。“金字牌長尺余”，“朱漆黃金字”，金字刻“御前文字，不得入鋪”八字，也就是說，只能跑馬接力傳送，不得入遞鋪停留。金字木牌“光明眩目”，傳送時“過如飛電，望之者無不避路，日行五百餘里”(《夢溪筆淡》卷11，《長編》卷339元豐六年九月丁卯)。金字牌的出現，可以理解為對馬遞鋪制度的一種改進。金字牌雖非令牌，但傳遞的文件自含有緊急之意。北宋末，“朝廷發金字牌勾兵隴西，內侍官暗留不遣”，宋廷查明以後，“斬內侍官匿金字牌者三人”(《會編》卷32)。由於金軍“截攔遞角”，宋朝又一度“將舊法御前札子等不得入鋪朱紅金字牌子，改用黃漆朱紅字牌子”(《會編》卷42)。 南宋時，“金字牌日行五百里”(《宋會要》方域11之17)，全依舊制。在軍情緊急時，用金字牌遞發御前急件的數量很大，如紹興四年(1134)九月至五年(1135)二月，“計發過金字牌文字一千二十三封”(《要錄》卷86紹興五年閏二月戊辰)。宋高宗和秦檜迫令岳飛班師，就是接連用十二道金字牌遞發了班師 詔。宋孝宗時，樞密院又專造青字牌，用雌黃色作牌的底色，規定“日行三百五十里”，作為“軍期急速文字牌”。後來由於“尚書省又置緊急文字牌，亦如之”，故宋光宗時，樞密院又改用“黑漆紅字牌”，規定“日行三百里”(《宋會要》兵29之47，《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9《金字牌》)。宋理宗時，吳昌裔的奏中曾提到“御前金牌”和“密院雌黃牌”(《歷代名臣奏議》卷100)。李曾伯的奏中也說，“遞到御前金字牌八面”(《可齋續稿》後卷3《辭免新除資政殿學士節制四川邊面》)。看來當時紅字牌已經取消，而青字牌仍作為樞密院的快遞牌。 宋朝為保證金字牌、急腳遞、青字牌、紅字牌之類的日行速度，制訂了獎懲制度。“諸遞鋪轉送金字朱牌，無遲滯四次者，轉一資，或賜絹五匹，余每次絹一匹”(《長編》卷345元豐七年四月辛卯)。日行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的急遞和馬遞，“違不滿時者，笞五十，一時杖八十，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宋會要》方域10之25)。但由於當時交通條件等種種原因，這些紙面上的規定速度經常達不到。如宋孝宗時，王炎上奏說：“行在至襄陽府三千一百里，合行六日二時，稽十日方至；荊南二千六百四十里，合行五日三時，稽九日方至，余類此，不可悉陳。”(《宋會要》方域11之20)王炎所例舉者，是金字牌規定日行五百里的速度與實際速度的差距，古代一時即相當於現代的兩小時。宋理宗時，吳昌裔上奏說：“御前金牌向者半月到川，今則往往幾月而不至夔門；密院雌黃牌向者兩句至蜀，今則往往三月而不達諸郡。”(《歷代名臣奏議》卷100)這些都是當時快速郵遞達不到規定速度的例證。 因通信手段的落後，朝廷與前線的文件往返顯然是相當遲緩的。宋神宗時，交阯侵略廣南，“十一月二十日陷欽州，十二月二十日奏方到”(《長編》卷271熙寧八年十二月癸巳)，為時一月。為了及早了解“安南行營軍前動靜”，宋神宗特命邕州知州周沃“日具以聞，遞角後別用長牌”，牌上“大書‘樞密院急速文字，毋得入鋪”’十一字(《長編》卷280熙寧十年正月壬子朔)。邕州距開封府“四千六百里”(《元豐九域志》卷9)，即使分別依急遞和金字牌的日行速度，傳送軍事急件，往返一次，亦須二十天，何況事實上很難達到這樣的速度，而自邕州至前線的急件往返，又尚須時日。南宋初，自岳飛前線軍事總部至臨安府，急件往返一次，約需二十日。李心傳說，用金字牌遞發公文，“自行在至成都，率十八日而至，蓋日行四百餘里”(《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9《金字牌》)。這是實際上可能達到的高速度，然而公文來回一次，也約用四十天。由此可知，宋廷應當通過急遞，及早了解前線的軍事動態，而要通過金字牌遞指揮前方軍事，卻是愚蠢而荒唐的取敗之道。但是，宋廷在某些場合，卻仍通過金字牌遞指揮前線軍事，束縛將帥的自由行動。 宋朝軍事條令規定：“凡朝廷問機密事宜及兵甲錢糧文字，不得只憑口宣，須親見宣敕，方得奏報。”(《武經總要》前集卷15《行軍約束》)這裡規定大將不得只憑使者“口宣”，大概是鑑於宋太宗初年發生的著名的李飛雄案件的教訓。李飛雄“詐為使者”，假稱“受密旨”，企圖殺死秦州邊將，“因據城叛”(《宋史》卷463《劉文裕傳》)。蘇舜欽說，“五代喪亂，凡奉使調發，但樞密院給牒”，後“以李飛雄之為詐，有詔復用銀牌焉”(《蘇學士文集》卷11《乞發兵用銀牌狀》)。使者以銀牌為乘驛馬和發兵的憑信，銀牌“闊二寸半，長六寸，易以八分書，上級二飛風，下鍛二麒麟，兩邊年月，貫以紅絲絛”(《宋史》卷154((輿服志》)。然而到端拱時，又廢除“馳驛使臣”的“篆書銀牌”，“復給樞密院牒”(《宋會要》方域10之18，《容齋三筆》卷4《銀牌使者》)。銀牌制度雖然只行用十餘年，但將帥接見朝廷使者，“不得只憑口宣”，便成為一項固定的條令。 銅符和木契，是宋仁宗康定時製作的發兵憑信。銅符用於樞密院令各路主將發兵，木契用於各路主將令“諸軍、州、城，寨主”發兵。銅符和木契分別以虎豹和魚的圖形作勘合，由發令者和受令者分掌半符半契，以兩個半符半契勘合，作為憑信(《武經總要》前集卷15《符契》，《宋會要》刑法7之12—13)。宋朝的軍法規定，“不候銅符、木契與宣命、文牒相勘合而輒發兵者，斬；得符契不發及不即發(不即發謂出軍臨陣之時，若尋常抽發移替，自依常程日限)，或雖得符契，不依次第，及無宣命、文牒相副而報發者，亦斬。”(《武經總要》前集卷14《罰條》)可見符契發兵，還須有文件“相副”。 宋神宗實行將兵法後，系將禁兵是用銅虎符調發的，按照規定，“虎符遇發兵”，將官“亦合與知州、知縣合符”(《長編》卷365元祐元年二月丙寅)。直到南宋時，還“改鑄東南十[三)將、京畿第二將紹興銅虎符”(《要錄》卷88紹興五年四月乙卯)，仍然保留了樞密院“用虎符調發”的舊制(《會編》卷174)。但南宋調發屯駐大兵，尚不見須用虎符的記載。 傳信牌為宋真宗時所設，用於部隊行軍作戰時的傳令和通信。用“漆木為牌，長六寸，闊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鑿枘令可合”。傳令之際，在傳信牌的槽中插入紙條，“而系軍吏之頸”，以兩個半牌契合為憑(《長編》卷55咸平六年十月戊寅，《宋會要》刑法7之13)。為了防止傳信牌中的字條被敵軍奪去，泄漏軍情，又採取所謂“字驗”的辦法。“約軍中之事略有四十餘條，以一字為暗號”，軍中通信事宜，如“請弓”，“請箭”，“請糧料”，“請添兵”，“請移營”，“被賊圍”，“戰不勝”，“將士叛”之類，“以舊詩四十字，不得令字重，每字依次配一條”，“其字號只令主將旋定”，即戰前臨時編排，“毋得漏軍中”(《武經總要》前集卷15《字驗》，《宋會要》刑法7之13)。即使傳信牌落入敵軍之手，或是遞送傳信牌的軍人被俘和叛變，都不至於泄漏軍事機密。字驗確是宋時軍事通信一種簡便易行的保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