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學者談：毛澤東的經濟思想

羅特薩•帕特內克

周明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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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視野》編者按：這篇文章發表在印度刊物《前線》2008年2月號上，作者是印度學者羅特薩•帕特內克。這是一篇堅持歷史唯物主義、講真話的好文章。
    新中國在改革開放前的經濟建設時代與時下普遍傳聞的情況是大謬不然、完全不同的。那個時代是人類發展史上一個奇蹟倍出的時代，一個高歌猛進的時代。這篇文章讓人懂得一個真理：烏雲是遮不住太陽的光輝的，毛澤東在中國歷史上位居“巍巍崑崙第一峰”的歷史地位是任何人也撼動不了的。
    一個外國人，能夠根據歷史事實，對毛澤東的經濟思想，對中國的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和農村人民公社時期，有如此精闢深刻的分析和公正客觀的評價，是令人十分欽佩的！文章有力的駁斥了對毛澤東時代經濟建設中捏造的種種不實之辭，對諸如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三千萬人的謊言進行了令人信服的回擊，這與時下蔓延的否定毛澤東經濟思想、否定合作化運動、否定前30年社會主義建設輝煌業績和偉大成就，進而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時髦”理論和觀點相對照，顯得多麼遠見卓識，多麼難能可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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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毛澤東領導下建立於1949年的中國，今天已經快速地發展成為一個擁有10多億人口的國家。按照目前的發展速度，20年之後它將超過日本和美國，崛起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在“市場改革”條件下，蘇聯發生變革並在1990年之後經濟和社會快速瓦解。蘇聯的情況令人們尤其關注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在市場改革體制下產生的截然不同的局面。人們共同關心的問題是：1949—1979年的30年間促使中國迅猛發展的戰略特色是什麼？這期間的戰略同目前推動中國快速發展，並被中國設計者稱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策之間是什麼關係？
    這篇文章不會涉及1979年政策改變後的經濟趨勢，因為讀者對此已有一定的了解。文章討論的是1979年之前的25年，各種指數表明這一時期為中國日後的飛速發展奠定了廣闊堅實的基礎。這些指數包括經濟指數及目前標誌“人類發展”的社會福利指數。這段時期快速發展的原因是從50年代初期開始實施的毛澤東戰略，這快速提高了資本形成率，並導致平衡發展。執行這一戰略的必要制度前提是開展大規模的土地改革，隨後建立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此篇文章的中心論點是，經濟學家對毛澤東在新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貢獻並沒有給予足夠的肯定，文章着重強調毛澤東戰略有一個重要創新因素：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充分利用農村剩餘勞動力。這是使經濟中資本形成速度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同時這一舉措沒有對大眾消費的增長速度造成不當限制。

                        實際經濟剩餘及其對於投資的貢獻

    經濟，尤其是農業，是由地主、放債者和商人所主控的，資本家的作用微乎其微。前三者通過收取高額租金和利用高額利率壓榨借債人等方式，從他們的個人利益着眼對剩餘資本投資。從社會角度來看，他們的投資不具任何建設性，因為他們的投資本身並沒有增加生產能力和產出。這種投資回報代表收入從一大群沒有資產的人手中轉到一小群以土地和金錢方式壟斷資產的人手中，而這些人對於提高生產力並沒有太大的興趣。對於他們得到的剩餘資產，地主通常將其消費，或使其產生更多的租金。傳統意義上的商人也對提高生產力沒有興趣，高利貸者只是一心想要將農民借貸用的抵押品轉到自己名下。那麼問題就在於，如何將剩餘形式從對社會沒有建設意義轉變為有利於社會生產，進而增加資產，提高收入。
    在歷史上，這種轉變採取截然不同的兩種道路。第一種道路社會基礎廣泛，具有民主性。這一方式是“沒收充公”，即沒有任何賠償直接沒收收租者的土地權，然後將土地免費並平等地分配給農民，同時註銷未付的債務。出於社會地位得到了改善，農民開始從“底層”推進資本主義生產。第二種道路以一小部分人，即保守派和社會精英的利益為基礎，保留他們大部分的土地所有權，作經濟賠償後向地主收回一小部分土地，並通過市場將其賣給有購買能力的人。這種方法限制了土地的重新分配，令少數有錢人獲得土地，卻排除了多數最需要土地的農民。這種方式以犧牲基礎廣泛的農民資本主義為代價推動土地精英式的資本主義。
    在亞洲，1869年至1873間的日本土地改革是保守道路的範例。在日本，民主改革道路的典範就是1945年由美國占領政權和日本當局共同實施的土地改革。此次改革要求地主占有土地不能超過一疇（2.45畝），超出部分政府回收，並以象徵性的價格分配給佃農；未在所持有土地居住的地主要交出所持有的土地。土地改革還有兩個範例是1917年後蘇聯實施的土地充公及免費分配以及中國1949後的土地改革。在這兩種情況下，土地被平等免費地分配給農民家庭，這樣就成功地完成了廢除封建財產所有權的資本主義革命任務，是最終建立生產合作社或是集體農場之前的過渡階段。最終的合作社和集體所有制將代替個人對於物質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進而擴大了決策、生產和投資單位的規模。
    利皮特的一項有趣的研究強調，中國土地改革的貢獻是它為工業發展提供了直接的資源。1952年，估計農村有產階級通過出租土地、發放高利貸和獲取商業利潤等途徑獲得的收入大約占農業附加值（淨收入）的16.9％，另外有產階級交納的稅收占淨收入的2.l％。因此，農業淨收入的19％，就是1952的93.9億元人民幣為剩餘。土改後這些剩餘中的49億歸新政府，剩餘的45億人民幣保留在農民手中用於提高平均收入。
    這樣一來，農民得到了實惠，同時新政府可以使用通過改革而解放出來的資源：根據利皮特的研究，農村剩餘向國有經濟的轉移，占1952年生產總值和國內淨投資的比率分別是34.7％和44.8％，這些數字是非常可觀的。這表明了土地改革對於發展融資的直接貢獻。然而，就其本質而言，土改是經濟發展的一支強心劑，但持續保持高投資率並使之逐年增加並不會自然而然地發生，而是需要精心計劃。在原則上，土改後農民收入的增加部分可以儲存起來或用於投資，但鑑於在舊的體制下大部分農民生活水平極低，增加的收入很容易被全部消費掉，因為1952年每個農民家庭的全年平均收人只有大約55元人民幣。旨在平等的土地改革，消滅了寄生蟲一樣的地主和賦稅體系，但並不能確保生產性投資的快速增長和最終產量的增長，也沒有能力提供逐漸增長的工業所需的商品糧和原材料。實際上，人們平等地分擔貧窮。
    眾所周知，儘管中國國土面積比印度大，但可耕種土地面積卻少得多，農民多採取更密集的耕作方式。雖然在同樣大的上地上投入更多工作日及肥料的這種密集型勞作使得中國農民獲得更高的產量，人均產量也高於印度，但中國每戶可耕作土地量在1950年僅相當於印度的五分之三。在產量已經很高的情況下進一步提高生產力比在產量低的情況下難度要大很多，因為技術層面上提高的空間更小了。提高產量，提高勞動生產力需要擴大灌溉區域，開墾荒地。每個單獨的農業家庭都缺少足夠的資金投資於固定資產，尤其是投資於灌溉系統和基礎設施建設，而這些設施都是提高產量的基本前提。個體家庭也沒有支付較多稅收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改革舊有的剝削式的中介結構，政府若想從千萬戶農民家庭收取一點點的稅，在費用和可行性上都是大問題。加大生產單位的規模，比如說把100戶家庭組織成一個合作社，可將收稅的難度減少到百分之一，也更便於開發這個領域的財政潛力。
    從社會學的角度，土地改革本身是一種資產階級手段，它就像二百年前的法國革命一樣，但土改為向合作社的進一步制度調整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另外在中國，環境惡化及毀林的情況比印度要糟糕。在1950年之前接近40年的時間裡，以商業為目的的開採、內戰和外部侵略使情形更為惡化，使得獲取投資並積聚農民力量的任務更加急迫。面對大規模的毀林、土壤侵蝕和土地質量惡化等巨大問題，如果依靠個人解決是不現實的，而需要發動成千上萬個家庭的力量做地區工程。許多問題，比如極差的公共衛生和健康保健系統，由於釘螺污染了運河，蚊蟲污染了水系而引發流行病肆虐等，都需要大規模的集體投資來清理環境，建立衛生體系，為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們提供服務，而不管他們是否具有購買力。

                 未充分就業背後的潛在經濟剩餘及對其展開的動員

    我們可以利用經濟剩餘來促成資本形成，即隱含於失業尤其是農村失業人口中的潛在剩餘，術語中通常稱“剩餘勞力”。用一個簡單的數字例子就可以解釋未充分就業帶來的潛在經濟剩餘。在中國以及印度的農村，各種估算顯示總勞動力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屬於剩餘勞力。
    讓我們以土地改革後期一個典型小村莊為例，這個小村莊有30戶農戶，每個家庭情況相同，包括5名家庭成員，每個家庭擁有2名勞力和半公頃的耕地，擁有一樣的農具，每年工作天數相同（每人工作150天，每個家庭工作時間為300天），生產同樣的農作物——大米（每家200公斤）。我們假定為達到這樣的產量，農戶採取了最密集型的耕作方式。目前，我們令生產的季節性抽象化，假定所需的勞動時間在一年之中平均分配，即村中的總勞力人數為60人，一年投入9000個工作日，全年產量為6萬公斤大米（減去六分之一的費用，如種子、動物口糧、消耗等之後，純收入等同於5萬公斤大米）。這樣的產量需要這樣的工作量，即這樣的體系沒有任何無效率的地方，如果減少工作時間就會減低總產量。
    將5萬公斤的淨產量在250人的村莊中分配（人均200公斤），我們認為這可以為村民提供健康所需的充足的卡路里，但是並不能提供理想的收入。在理論上這些工人一年365天中只工作150天，屬於未充分就業。很明顯，如果可能，工人希望多工作多收入。要多工作多久呢？我們不知道。在缺少這方面知識的情況下，我們臨時使用一個工作模式，每周工作五天或一年250天（允許一年兩個星期的年假），這姑且算作每個農業勞力準備投入的時間。所需的工作總時間量9000天，因此只需36個人來完成（9000除250），這樣就可以從大米生產中解放出24人（60減36），他們可以投入到資本形成的生產項目中，比如從事灌溉建設，這在長遠上能幫助農民提高收入。因為糧食產量可以保持先前的標準，36人仍從事大米生產，每年努力工作250天來確保9000天的總工作時間投入。被解放出來的24人繼續拿原來每年200公斤的平均口糧，而他們的250天是從事資本形成項目上的工作。這樣，從人工費用成本角度，資本形成建設分文未花。在這一體系下，潛在的勞力剩餘按時間計算是每個工人100天（250減去150），占原工作天數的66.7％。按工人數計算是24名潛在的勞工剩餘（60減36），占全部勞動力的66．7％。
    然而在實踐中，只要每個家庭各自擁有土地，幾乎不可能解放勞力做工程，聯合生產是將潛在勞力轉化為實際勞力的一個必要前提，因為勞力剩餘是通過勞動天數來反映的，工人是無法分割的，必須以整個人為單位來調動工人，不能從農場調離半個農民。假設原來例子中的30戶農戶繼續單獨工作，那麼調動24名“剩餘” 工人意味着從30家每家調走五分之四個工人，這麼做是不可能的，只能從24家每家調一名工人。這就意味着農田中勞動力明顯短缺，這24戶剩下的一名勞力如果不拼命勞作並打破原有的工作常規，就無法完成原來每家農戶300天的工作量。在這種情況下就不得不僱人，很明顯只能向無外調的另外6戶借，無論這6戶多麼有時間，他們也不會免費為人幹活，工資是要付的。為了保持原有的淨產出，留下的工人需要更努力地工作，另外某些家庭還要支付幫手的工資，這樣的做法並不合理。除此之外，誰擁有新創造的資產呢？如果國家擁有，國家不能讓人民無償勞動，如果政府向大米生產者收稅來支付工資，工人不會更努力地工作。
    簡而言之，正常的勞動力市場運行無法處理這一問題，“不花錢” 的資本形成是不可能的。實質上，不花錢的資本形成需要的是一個“工資延期”系統，即人們都同意在短期不增加收入的情況下更努力地工作。很自然，創造資產的項目一般需要一段成熟期，因而不能馬上提供收入，每個人必須為將來更高的收入而努力工作。但是，在一個財產私有，人們不清楚新資產歸屬的情況下，如何運行“工資延期”系統呢？在暫無報酬的情況下，如果沒有任何激勵機制，人們就不會更努力地工作，潛在的勞動剩餘繼續存在，這對於新資產的形成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在印度60、70年代，經濟學家反覆討論過所有這些問題。達成的共識是：儘管大部分的實地估算表明在不同地區現存勞動力中有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勞動剩餘，但如果沒有根本的改變，想要調動剩餘勞力從事“不花錢”的資本形成簡直是天方夜談。只有那些沒有土地的勞力可以自由從事各種工程。
    然而在中國，確實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無數小規模的生產單位被取消並整合為更大的生產單位。合作社和公社的優點正在於將剩餘勞動時間整合，有效地將“非整個工人” 這樣的潛在剩餘勞力轉化為資本形成。在合作社（包括大約二百到三百戶）以及後來的公社（包括大約三千戶）中，生產力得到了整合，這樣就解決了無法派遣“非整個工人”參加項目工程的問題。如果最初的未充分就業問題嚴重，一旦生產力整合，一小部分人的年工作時間延長一點，整個農業勞動時間就可以與以往相同，實際產出大大提高，也解放出人力從事物質和人力資源形成方面的項目。
    同時，被調派的工人有權同田間勞動者享有同樣的穀物和日常用品配額，同樣記工分，共同分享剩餘的集體收入，平等的分配製度確保這些被調派工人的生活水平與其他人相同（雖然他們從事的項目工程並無實際產出）。一項指導政策規定無論所得工分多少，必須確保至少百分之七十的穀物要平等分配。在這樣的制度之下，當地的穀物所有量至關重要，理性的必然結果就是所有的地區都要種穀物。
    實際上，雖然著名的社會主義分配理論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實際操作中毛主席的平等戰略偏離甚至超越了這個分配理論。具體執行的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這無疑是烏托邦，是極不現實的戰略。但另一方面，這是允許大規模調配剩餘勞力，令資本形成率大大提高的惟一可行的體系。至今仍沒有任何經濟學家能夠精確估算出中國資本形成率提高的水平。因為誰願意無償從事工程建設呢？除非國家在通貨膨脹和財政赤字的情況下發給工人薪水或是其他的補償，這個辦法在當時印度的混合經濟條件下被採用過。另外，所有的研究都低估了中國在1955年到1978年之間的資本形成，因為它們忽略了我們一直在討論的無薪水的勞力投入。雖然有幾項研究將工程工人的勞工因素計算在內，但由於農村生產力被低估，勞工成本進而也被低估。
    如果通讀毛澤東在向高級合作社過渡時期的著作，你就會意識到合作社在調動勞力方面的巨大潛能。
    1954年，毛主席在談到另一位作者的作品時說道：“按照現在的生產條件，就已經多餘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勞動力。過去三個人做的工作，合作化以後，兩個人做就行了，表示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多餘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勞動力向哪裡找出路呢？主要地還是在農村……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他們可以組織起來，向一切可以發揮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門進軍，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替自己創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業。”
    在向高級合作社轉型的進程中，並沒有完全依靠廣大群眾來決定當地應發展何種事業，而是在全面發展各項事業的總體政策指導下因地制宜地推動以下事業：通過改良土壤、山上梯田建設、造林灌溉、基本建設（如修路，修橋和建屋）、能源建設、發展農村副業和工業等方式進行自然資本形成；通過改善公共衛生，建立診所和學校等方式進行人力資本形成。鑑於當時農村極差的物質、教育、健康發展水平，資本形成的可能性是無窮無盡的。在土改和造林方面毛澤東強調，“由國家組織的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的移民墾荒在三個五年計劃期內，準備墾荒四億畝至五億畝”。他接着說：“我看特別是北方的荒山應當綠化，也完全可以綠化。北方的同志有這個勇氣沒有？南方的許多地方也還要綠化。南北各地在多少年以內，我們能夠看到綠化就好。”
    毛澤東自信地預期：在高級合作社時期，在集體制形成之前，每個社員的年工作時間會大幅增長。隨着農村事業的建立，婦女的參與也會增加，這樣既調動了現存勞動剩餘，也增加了物質供應量。
    “在合作化以前，全國很多地方存在着勞動力過剩的問題。在合作化以後，許多合作社感到勞動力不足了，有必要發動過去不參加田間勞動的廣大的婦女群眾參加到勞動戰線上去…對於很多地方說來，生產的規模大了，經營的部門多了，勞動的範圍向自然界的廣度和深度擴張了，工作做得精緻了，勞動力就會感到不足。”
    他進一步闡述道：“鄉村中的剩餘勞動力是能夠在鄉村中找到出路的。一年內每個男女勞動力的工作日，依照經營方法的改進，生產門路的擴大，還可以增加，不是如同文內所說的男的一百多個工作日，女的幾十個工作日，而是可以做到男的二百多個工作日，女的一百多個工作日，或者更多一些。”
    實際上，彼得•施讓的官方資料信息顯示，在中國農村1950年到1959年之間，工作天數從每人每年119天增至189天，1955年後向高級合作社轉換期間增值最快（見以下表格）。利用無償的剩餘勞動力建設資本形成項目，其重要性無與倫比。

                              中國農民勞動天數

年（天數）  人平均天數（天）  每年總數（百萬天）
1950         119.0          26.489
1951         119.0          26.835
1952         119.0          27.168
1953         119.0          27.537
1954         119.3          28.155
1955         121.0          29.439
1956         149.0          38.084
1957         159.5          41.518
1958         174.6          47.474
1959         189.0          58.420
    註：從以上表格可見，1955年至1956年及1957年至1958年的兩個冬天，為農村修建水庫有大規模的人口調動。鑑於1959年全年勞工人員遣散，當年的估計值是不準確的。
    信息來源：彼得•施讓《1950年至1959年的中國農業發展》，第75頁。
    合作社比任何手段都有效地提高了經濟投資的比率；官方資料無疑低估了投資增長的真正廣度，因為我們討論的無需付工資的投資部分沒有被計算進來。在農村，資本形成的計算和表達通常不是通過價值的方式來反映，而是通過具體的數值來顯示，如墾荒和梯田建設增加了多少耕地，建設了多少灌溉水庫，挖掘了多少公里的運河等。進一步解釋，由於平等的分配製度，雖然投資的速度大大提高，但某些人口的消費水準卻沒有降低。在1958年至1979年間，農民和工人的實際消費增長率提高緩慢，這種情形在期望之內，因為在工業化早期，較高的投資率就是以較低的消費增長率為代價的；避免當時的高消費就是為了確保未來較高的消費率。平等的戰略就是最終均衡地分配負擔。
    向大規模公社化轉變的時間並不適宜。由於國內某些地區受水災和蟲災的侵襲，當年糧食收穫量小。1959年至1963年間糧食產量大幅下滑，這使評估公社化轉變變得複雜。單純推斷二者具有因果關係是武斷的。有人認為，即使沒有公社化的制度性轉變，糧食產量也會降低的，因為農業產量具有周期性規律。印度沒有實施任何制度性改革，但經歷了幾年增長之後，1964年至1965年間產量也大幅下滑。一些學者極力批評大規模集體生產，將產量下滑歸罪於公社化轉變。依我們看來，這種觀點站不住腳。真實情況有可能是：首先，在轉變過程中出現了嚴重的管理問題，因而使註定要發生的糧食減產更加劇烈；其次，雖然在1959年至1961之間政府收購了大量的穀物，但期望大規模生產對提高生產力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是極不現實的。由於產量沒有上升而是減少了，農村獲得的糧食大大減少，農村的死亡率大大增加，而這種情況本來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平等的分配體系遮掩了1959年到196l年之間食物減少所造成的真正影響，因為不像在階級社會中，糧食減產集中發生在一小部分人群中。在中國，減產沒有對處於工作年齡段的貧窮強壯勞力產生極端的影響，沒有令他們由於疾病和飢餓極端瘦弱或死亡。同十五年前的類似情況相比，糧食在災區得到了更加均衡的分配，減少營養可能更多影響到體弱人群，如老人、孩子和孕婦等。我們不相信政府對於饑荒惡意保持沉默。相反，人們對在一個平等社會糧食減產所造成的較小影響面心存感激。如後期統計數字顯示，1958年至 1960年間，死亡率增長，同期的出生率銳減。這一情況不難理解，像戰時生產一樣，勞動力要最大限度地調動起來，此時的廣大婦女也投入到勞動大軍中。在“大躍進” 的前期，隨着公社食堂和托兒所的建立，一些家務勞動如做飯、看孩子也被社會化，婦女得到了解放，她們的活動性加大並加入工程建設。原有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如社會轉型般地發生巨大逆轉，婦女決定延緩要孩子並不奇怪，這也在低出生率上反映出來。在1960年，出生率大幅下降以至於出現了負增長。從1962年起，好像推遲生育的人開始要孩子，出生率再度升至前所未有的高點，形成明顯的生育高峰。
    一些學者利用令人質疑的方法計算出1959年至1961年之間虛假並誇大的死亡數字：即在計算全部死亡人口的時候，不但考慮到當時較高的死亡率（這是有依據的方法），而且包括由於出生率低少生的“消失的幾百萬人口”。由於極度缺乏營養而過早夭亡的人同根本就沒有出生的人之間有天壤之別。前者根據可靠的有關饑荒的概念可以被計入到“饑荒死亡”的數據中去，但是後者是無法被界定為夭折或作其他任何界定。中國饑荒造成3000萬人口死亡的誇大數字不但包括沒有出生的嬰兒，也包括根本沒有孕育的嬰兒。按照這樣的邏輯，我們也要說說由於出生率下降，西歐兩次世界大戰中驚人的“饑荒死亡”人數了。沒有任何紮實的求證，這些學術上令人質疑的概念被保留下來，很明顯，這種方法只被應用於發展中國家。過多的死亡非常糟糕，是毛主席時代令人印象深刻的福利成就中的一大污點。由於饑荒，1960年出現了25.43‰的死亡率。這個數字低於1955年至1960年間18個發展中國家的“正常”平均死亡率，而印度在1955年至1960年之間同期的死亡率是24．6‰。然而，沒有人提到在這些發展中國家，甚至印度發生的“饑荒”，這是學術無連續性的很好的例證。
    渡過1959年至1961年之間的危機之後，公社體系基本得到了確立，管理問題逐步解決。大規模經營及持續調動勞力建設物質和人力資源的益處在1978年之前充分地顯示。公共衛生運動的展開及基本有效的農村衛生體系的建立使總體死亡率銳減，嬰幼兒的死亡率下降，文盲水平比其他發展中國家大幅降低。原始數據顯示，農業生產基礎改善，在1978年之前的15年到20年之間，現代工業投入（化肥、燃料、水泥）和固定資產使用（灌溉和排水設備、拖拉機、電機和其他農用機械）每年增長了百分之二十以上。冬季工程項目每年為勞工提供兩個至兩個半月的就業，參加工程人數由70年代初的5000萬人提高到1977、1978、1979年的 1億人， 占全體勞動力的百分之三十。冬季工程包括修梯田，開墾土地，建設土木工程，修建灌溉和能源設施等。到70年代末，農村勞力平均每年的工作日由1959年的190天提高到250天。勞工力量的壯大源於其自身的增長也包括婦女的加入，這是可嘆的成就。
    1979年政策轉變之後，隨着集體所有制開始解體，就業創造、集體資產的維護和新資本形成項目都受到重創；逆轉毛主席發展戰略的一個後果就是農村再度出現嚴重的失業問題。
    最終，一個社會的發展速度，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增長也包括社會保障的發展，取決於它在物質以及人力資本形成方面的投資速度。這篇文章表明毛澤東發展戰略的基本變革，即以平等主義為主要內涵的變革，將明顯的負債轉為資產：以最小的代價將未充分就業的剩餘勞力轉化為資本，為農業化生產轉為工業化發展，為人文發展指數的提高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環球視野》摘自2009年第6期《國外理論動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