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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伐林: 專訪王盛榮(上):“28個半布爾什維克”最後一人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6月27日19:38:50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2005年初冬,我在武漢見到了“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中唯一還健在的王盛榮,他也是中共第一屆軍委唯一還健在的委員——那一屆軍委,後來出了六個元帥。第二年9月,百歲老人王盛榮去世


◆高伐林


  在中共黨史上,有一批人曾被稱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個發源於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末莫斯科中山大學的說法,在中共早期歷史上曾經相當流行,四十年代以後慢慢被人淡忘,卻在“文革”初期因康生斷言“‘二十八個半’沒有一個好人!”將之妖魔化,而重新引起人們注意,人們才知道王明、博古、張聞天、王稼祥、陳昌浩這些黨史上的“錯誤路線代表人物”原來都在其列,“彭羅陸楊反黨集團”中的楊尚昆也是其中一員。這個稱謂就跟六十年代興起的“裴多菲俱樂部”“資產階級司令部”等詞彙一樣,成了“陰謀幫派”的代名詞。以康生當時的權勢氣焰,這句話仿佛蓋棺論定,凡在大陸、還在世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都遭到審查批鬥,有的甚至被關押,被迫害至死。
  歲月流逝,人事代謝,七十年過去,“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陸續作古。其中最年輕而只能屈居“半個”的徐一新,也已經去世,楊尚昆也於1998年壽終正寢。有黨史研究者撰文說:“二十八個半”已經無人在世。但筆者因為意外的機緣,卻查訪到,“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還有一人仍然健在。
  他就是王盛榮,2005年時99歲,按照中國人的習慣,號稱“百歲”。

病房中的老紅軍

  王盛榮這個名字,筆者在“文革”中就曾聽到過、看到過——聽到,是在“打倒”的口號聲中;看到,是名字上打着黑叉。知道他雖然是經歷過長征的老紅軍,但是在中共歷次路線鬥爭中都“站在反對毛主席那一邊”。“文革”中他被打成武漢“反革命組織”“北、決、揚”的“黑後台”,投進監獄。被關押的頭三年,他被押解到全湖北省70多個縣市,掛着鐵牌子,強行反扭雙手、彎腰低頭(俗稱“坐飛機”)接受群眾批鬥,批鬥場次多達190餘場,僅在武鋼就鬥了15場。他是一個殘疾人,在戰爭年代失去一條腿,他的假腿、雙拐支撐不住軀體,多次倒在台上……筆者絕沒有想到,經歷過這麼多摧殘磨難,他居然頑強地活到了今天。
  2005年初冬的一天,經過朋友介紹,獲得王盛榮女兒的信任,筆者坐着她開的車,前往位於武漢東湖之濱的一家醫院,去探訪已經住院23年的王盛榮老人。一路上她告訴我,父親從1967年坐牢,1978年才平反出獄,儘管高齡,頭腦一直非常清楚,接待過不少黨史研究人士,只是在最近思維才有點不很清晰了。
  醫院毗鄰萬頃碧波,在中國這個特大都市的一隅,這一帶勉強算得上相對幽靜。醫院大樓的這一翼病房,都是長住療養的老人,多半自己僱人照顧,雖然醫院設有專門為病員服務的營養食堂,但病房的空氣中仍然洋溢着燒飯炒菜的喧鬧。幾乎每扇病房的門都敞開着,家屬親友探望,進進出出,卻幾乎看不到穿白大褂的醫護人員。我們一路排闥直入,無人把關詢問。
  對於老人,或許這濃郁的人間煙火氣,倒比寂靜無聲更為他所需要。王盛榮老人正坐在病房正中輪椅上休息,見到我們進來,顯得格外驚喜。聽他女兒說我來自美國,他“哦,哦”幾聲,投向我的眼神更帶了幾分好奇。
  老人獨住一個帶衛生間的單間,還有一個兼作廚房的陽台。房間不算多麼寬敞,就像日常家居住房,電視、茶几、沙發一應俱全,對於日常需求十分簡單的老人,足以讓他安享晚年。只是屋角多了吊瓶架和準備應對不時之需的氧氣瓶,提醒我們,這裡畢竟是隨時提防死神的醫院。
  我們是突然闖來的不速之客,老人並未着意修飾,但面容乾乾淨淨,衣着整整齊齊,他不拒絕我給他照相,抓拍、擺拍,都非常配合。與所有年邁者一樣,他的身軀已很瘦小,左腿從大腿根部起就沒有了;但是目光炯炯有神,喜怒哀樂的表情相當豐富,一口地道的武漢鄉音,口齒相當清楚,很願意跟我們多聊聊,問長問短。他問:你從美國來,那邊中國人多嗎?中國人在那兒都幹些啥呢?美國現在情況怎麼樣?……當然,他也很樂意對我這個後生小子講講他自己的往事——雖然他已經無力將百年歲月天翻地覆的大事一一剝離開來,要想從他混蒙的腦海中去撈取某一個事件中的細節、某一個印象,已經不可能了。當問起他的留蘇生涯時,他說:“一起去了三個,一個去了國民黨,一個死掉了,還剩一個——王盛榮在這裡。”風趣地指着自己的鼻子。




王盛榮老人度過六十年跛腿生涯。(高伐林攝)



“我不夠格進‘二十八個半’”

  九九老人王盛榮,在“文革”中被斗得死去活來,其罪名之一,就是說他屬於這個“二十八個半”。他本人對此堅決否認,認為這是個被康生強加、被江青認可的“罪名”。他說:“二十八個半”是以王明為首的黨內高級知識分子的小圈子,這些人學識淵博,共產國際給中共的指示都是由他們翻譯,他們自以為握有上方寶劍,可以號令天下。而自己雖然也在莫斯科學習過,可肚子裡並沒幾滴墨水,與他們也無密切交往,就是想往“二十八個半”裡面鑽,也不夠格啊。
  關於“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七十年來不實之詞確實很多,“文革”中的大字報語言更作不得准。近年來禁區逐漸被突破,比較實事求是的研究著作不斷出版和引進。汪雲生的專著《二十九個人的歷史》(崑崙出版社,1999年2月),翔實介紹了這個群體的來龍去脈;當年也屬“二十八個半”之一的楊尚昆和盛岳,分別在《楊尚昆回憶錄》和《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辟出專章來從根到梢地講了這件事。筆者還查閱了《羅章龍回憶錄》等書,相對可信的多數史料中,是確鑿地將王盛榮列入“二十八個半”的。
  為什麼會有“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樣的稱謂?
  對於今天的讀者,得首先解釋“布爾什維克”。這是俄語“多數派”的音譯。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圍繞黨綱、黨章問題展開激烈爭辯。以列寧為首的一派在選舉中央領導機關成員時獲得多數,就叫“布爾什維克”,“成者為王”,他們自居為“革命派”,後來把少數派驅逐出黨,成為獨立的社會民主黨(布),即俄共、蘇共的前身。
  中共是俄共按自己的模式在“十月革命”後一手建立起來的,中共早期領導人難免採取“拿來主義”,直接搬來“蘇維埃”“布爾什維克”這些音譯詞。這其實並不策略,很難為文化不高的工農大眾理解,更在與反共勢力的宣傳戰中丟分——很容易被對方說成是“盧布黨”。
  “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個稱謂得追溯到20年代的莫斯科中山大學。這所專門招收中國學生的大學成立於1925年秋,全名是“中國勞動者中山大學”(1928年改為“中國勞動者中山共產主義大學”)。冠名“中山”表示銘記孫中山聯俄政策的恩澤。經費主要來自“赤色職工國際”,而這個機構是蘇聯工會中央委員會掏錢操辦。被選派的第一期學生共340名,並不限於國民黨人,共產黨人更多,我們不妨將之看成為國共兩黨按照莫斯科的意旨培養政治理論骨幹的“海外聯合黨校”。在第一、二期學生名單中,我們能發現如下名字:蔣經國,馮洪國、馮弗能、馮弗伐(均為馮玉祥之子女),於秀芝(于右任之女),邵志剛(邵力子之子)……
  該校學制兩年,課程有歷史(包括中國革命運動史、俄國革命史等)、哲學、政治經濟學、經濟地理、列寧主義、軍事學等。先後有三個校長:拉狄克、米夫、威格爾。其中米夫通過學生控制中共的野心最大,但他後來也成了斯大林“清洗”的犧牲品。
  從1925年到1929年,每年都有一批人由中國長途跋涉、輾轉趕赴中山大學學習,莫斯科成為中國精英薈萃之地。不過,1927年春夏,蔣介石在上海“清黨”、汪精衛在武漢“分共”,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聲明“取締”莫斯科中山大學,與之斷絕一切關係,嚴禁再向莫斯科派遣學生,莫斯科中山大學成了蘇共為中共獨家開辦的黨校,直到1930年夏大學宣布解散。

“二十八個半”的確切名單

  “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於1929年夏天誕生。中山大學照例進行一次學期總結大會,中心議題是“大學支部局的路線是否正確”。大會爭議激烈,開了十天,史稱“十天大會”。最後只好就中大支部局的報告舉手表決。有28人投票擁護支部局,一人既年齡小又觀點“搖擺不定”,“二十八個半”便由此而來。
  汪雲生在其著作中考證指出:被稱為“二十八個半”頭頭的王明,幾個月之前就被共產國際派回了中國,其實並沒有出席“十天大會”,沒參加的還有張聞天、王稼祥等。汪雲生說:“‘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一專用名詞是在‘十天大會’上產生出來的,但其具體人物則不是在那次會議上確定的。”在大會上投贊成票的,未必就是“二十八個半”之一;沒有參加那次會並投贊成票的,也未必就不是“二十八個半”之一。當事人楊尚昆也加以澄清說:大會上擁護支部局有90票,仍屬少數。
  早在1927年夏初,年僅23歲的王明心眼多多,向時任副校長的米夫獻計,趁所謂“教務派”和“支部派”之爭,對反對這兩派的“第三勢力”加以利用。這為米夫當校長鋪平了道路,王明也成了米夫的心腹。之後,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聯絡了一批看法接近的人,在反托派、反瞿秋白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反其它各種派別像“江浙同鄉會”、共青團“光澤派”的鬥爭中,逐步形成“二十八個半”。
  筆者看到過好幾種“二十八個半”名單,頗有出入,涉及的人數都加起來,超過一倍都不止。為何眾說不一?原因即在於“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並非確定的群體,沒有明確的成員,這個說法其實是因為王明一夥以“百分之百正確的布爾什維克”(意即“絕對正確”)自居,被反對派扣的一頂帽子,是一種表達反感的蔑稱。
  筆者這裡採納汪雲生給出的名單。他比較了多種資料後說:比較通行、也比較可信的說法,是指以下29個人:
  王明、博古(秦邦憲)、張聞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澤民、陳昌浩、張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凱豐)、楊尚昆、夏曦、孟慶樹(緒)、王保(寶)禮、王盛榮、王雲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純)、孫濟民(際明)、杜作祥、宋潘民(盤銘)、陳原(源)道、李竹聲、李元傑、汪盛荻、肖特甫、殷鑑、袁家鏞、徐以(一)新。

盛極一時,貽禍百載

  有史以來像蘇共、中共這樣將黨內鬥爭看得如此嚴重而絕對,斗得如此執着而殘酷者,數不出幾個。莫斯科中山大學的中共學生本來就帶來國內的矛盾分歧,山頭林立,“像烏眼雞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紅樓夢》語),而校方和共產國際又將蘇共黨內的路線、宗派之爭摻合進來,更攪得你死我活。善良的人往往不解:同在鐮刀斧頭紅旗下,怎麼自己人斗得這麼狠?原因並不複雜:為了在敵我鬥爭中取勝,本來就無所不用其極,專制君主是誰有父王授命誰上台,民主領袖是誰有民意擁戴誰上台,而當時中共拼的是路線——誰能證明自己路線“正確”誰上台,證明不了就下台。為此,就得將論敵打成“內奸”“叛徒”“反革命”和“托派”。
  1929年夏天后,“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陸續回到國內。1930年底,米夫來華。他此行就是要把王明等人扶上台,控制中共權力,以保證“百分之百布爾什維克化”,執行共產國際的路線。
  1931年1月7日,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提出中央委員補選和政治局改組名單,要求中共“按照組織紀律”必須通過。翻臉大吵一番之後,王明、沈澤民、夏曦等九人補進了中央政治局。連中央委員都還不是的27歲青年王明,就成了中共掌舵人——不過,掛名總書記還是向忠發。王明將“二十八個半”派往各蘇區當“欽差大臣”,賦予他們推行極左路線、生殺予奪的極大權力:王稼祥、楊尚昆和筆者見到的王盛榮,被派到中央蘇區,陳昌浩、沈澤民等被派往鄂豫皖蘇區,夏曦等派到湘鄂根據地……王明重新赴蘇聯,就任共產國際代表臨行前,在一家小酒館“任命”博古為接班人,總管臨時中共中央政治局。“二十八個半”控制了從中央到各根據地的權柄。他們推行的對敵鬥爭的路線策略錯得一塌糊塗,這裡姑且不提;他們殘殺自己人不眨眼,讓人毛骨悚然。
  1932年4月,夏曦開始以“肅反”為名實施第一次大清洗,捕殺紅軍、地方幹部達千餘人,師以上幹部27人,都是賀龍紅二軍團和湘鄂西根據地創始人和骨幹。在洪湖地區屠殺基層幹部和群眾達一萬多人。當年8月,夏指揮第二次“肅反”又殺掉一大批人,這一次被屠殺者無法統計,僅團、營、連幹部就有241人。1933年3月,夏曦結合根據地內“清黨”又開始第三次“肅反”,這次殺掉紅軍數千名幹部戰士,連洪湖紅軍傑出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段德昌,毛澤東詩詞中“我失驕楊君失柳”的“柳”即柳直荀,也被殺了。當年6月,第三次“肅反”未結束,又開始第四次“肅反”,殺了三千多人,其中甚至有同屬“二十八個半”但不贊成“肅反擴大化”的宋盤銘。經過四次“肅反”,曾經有兩萬多人的紅三軍,下降到三千餘人。夏曦在位只有兩年多一點,竟然殺掉數萬紅軍官兵和群眾,他是不折不扣的殺人魔王。
  夏曦同張國燾比起來卻是小巫見大巫。去給張當助手的陳昌浩任紅四軍政委,沈澤民當鄂豫皖中央分局副書記,從理論和行動上支持張國燾“肅反”密令,堪稱幫凶。僅1931年秋天兩個月,鄂豫皖蘇區的紅軍指戰員就被殺掉十分之一,達2500多人。1933年3月,紅二十五軍內一次就逮捕3900人,當即殺掉2500人。軍長許繼慎被用繩子活活勒死,另一個軍首長周維炯被亂棍打死。1933年6月以後,張國燾、陳昌浩又在新開闢的川陝根據地大屠殺,殺了紅四軍第一任軍長鄺繼勛;另一領導人曾中生在紅軍中威望很高,他們不敢公開殺,是長征途中在張國燾住房裡被用繩子勒死的……

大浪淘沙,分道揚鑣

  “二十八個半”後來分道揚鑣。
  王稼祥到達中央蘇區後,轉而支持毛澤東領導紅軍;在遵義會議上他與張聞天站在毛這一邊;毛澤東在“七大”時專門講:“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位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中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他們卻沒熬過“文革”,在受衝擊和批判中去世。
  博古與德國顧問李德指揮紅軍作戰一敗塗地,不得不承擔責任,交出了權力。後因飛機失事而亡。“二十八個半”在戰爭年代犧牲、病故或因意外而死的還有:沈澤民、夏曦、殷鑑、陳原道、何子述。
  李竹聲(上海中央局書記)、王雲程(團中央書記)、孫濟民(組織部長)、盛忠亮(代理上海中央局書記)、汪盛荻、袁家鏞(江蘇省委書記)、朱阿根(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等人被捕後叛黨;杜作祥(上海中央局婦女部長)被捕後下落不明。
  凱豐(中宣部副部長)、陳昌浩(中央編譯局副局長)、王盛榮、楊尚昆、徐以新(外交部副部長)、張琴秋(紡織工業部副部長)等人,有幸活到建國以後,還擔任過許多不同職務,也程度不同受到許多衝擊。其中陳昌浩在“文革”中自殺。楊尚昆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中最走運的。抗戰勝利後,他任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後來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1966年,他因對毛澤東錄音竊聽事件被打倒,關了12年。“文革”後平反進入權力中樞,當了國家主席。
  王明、孟慶樹夫婦對於造成的災難未曾悔改。黨的“七大”召開時,王明患病,開幕式時被抬進了會場,歷時15分鐘。毛澤東勸服代表仍將之選為中央委員。1956年2月他去蘇聯治療定居,1974年3月27日,在莫斯科寓所抱病寫完《中共五十年》(東方出版社2004年出版中文版)的第四天病死,享年70歲。
  “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中共黨史上交織血與火的一頁永遠翻過去了。他們,不是神,也不是魔,然而,不論其初衷多麼不同——從最高尚到最卑劣——他們卻在不短的一段時間內,左右了中共的走向,共同寫下了一出大悲劇,包括他們個人的悲劇(而其中像夏曦,不論當權者將他供奉在什麼樣堂皇的先烈祠里,都是中華民族的罪人,被永遠釘在恥辱柱上)。
  對於後人來講,或許更重要的是思索:即便是有憧憬、有信念的年輕人,怎麼才能避免落入陰謀和殘忍的萬劫不覆的夢魘。





王盛榮老人與女兒。(高伐林攝)


附錄:

楊尚昆:“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來龍去脈


  中山大學坐落在莫斯科河西的沃爾洪卡大街16號,是一幢四層的樓房,裡面有教室、辦公室、圖書館和餐廳,據說革命前是俄國一位貴族的府邸,屋宇寬敞豪華,大廳里浮雕精緻,吊燈堂皇。樓前一片樹林,間有排球場地。樓後的籃球場上,我們到達時,潑水成為冰場,許多學員在溜冰。早期的學生就住在這座樓里。後來學生增加了,樓里已容納不下。到我們去的時候,學生上課是一個地方,住的是另一個地方,那裡像大禮堂一樣,一排排床,房子還整潔,但沒有單間房,廁所是公用的。已經結婚的夫妻,就用鐵絲拉起白布,劃出一塊來。學員生活待遇很好,衣食住行都由學校供給,每周還有兩次晚餐改善伙食,星期六有蛋炒飯、火腿腸、雞蛋,每月津貼25盧布,一般用於買煙酒和吃中餐。

“江浙同鄉會”事件

  中大的學員基本上有兩部分人:一部分是大革命失敗以前進校的知識分子,其中有的是留校的畢業生。他們俄語比較好,不但在黨校里占有重要的地位,有的任副校長,有的是支部局委員,有的還是共產國際東方部和校內中國問題研究所的實習生或研究生。王明是米夫的翻譯,中共在莫斯科舉行六大期間又擔任大會的翻譯,斯大林和中國領導人談話時也由他口譯。張聞天和博古先後擔任過向忠發的翻譯。我是翻譯班的,又擔任特別班的口譯。人們稱我們為“翻譯派”,對領導比較靠近。
  另一部分人是大革命失敗後從國內來到莫斯科入校的。他們中不少是老幹部,是大革命鬥爭中的骨幹,被稱為“實際派”。
  這兩部分人經歷不同,心態也不同。
  “翻譯派”自稱“新知識分子”,許多人自命不凡,看不起國內的領導人,認為他們不懂理論,認為“實際派”沒有執行共產國際的路線,把中國革命搞垮了。王明更是如此,他瞧不起原來的領導人,譏諷他們不知道怎麼革命,甚至罵他們是“罪人”。
  所謂“實際派”,他們對大革命的失敗既不甘心,又有埋怨情緒。有的責備領導無能;有的認為共產國際代表羅易和鮑羅廷有嚴重責任,甚至責怪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王明和米夫盛氣凌人地指責這些同志是“右派”、“工人反動派”、“共青團先鋒派”和“教務派的殘餘”等等,帽子滿天飛。後來,凡是對支部局有不滿的,一律被列為搞“第二條路線”,將反托派、反“第二條路線”的鬥爭結合在一起,捕風捉影地鬧出一個“江浙同鄉會”事件。
  中大的江浙籍同學,出於同鄉情誼,常在一起吃中國餐。一次,在東方大學當翻譯的孫冶方,約請董亦湘、俞秀松等老鄉在家裡聚餐,有人開玩笑說:他們是開江浙同鄉會。無獨有偶,蔣經國轉到列寧格勒的軍政學院後,月津貼增加了,俞秀松、董亦湘等老鄉寫信要他作點“貢獻”,戲稱“繳會費”。王明便誣陷這是一個秘密的“政治派別組織”,不但莫斯科有,列寧格勒也有,頭頭是原教務派的俞秀松、董亦湘、周達文,重要成員有蔣經國、左權、朱務善等,而“工人反對派”是受“江浙同鄉會”指使的群眾。米夫請“格別烏”(克格勃前身)派人參加調查。結果“只發現一些微不足道的證據”。王明不肯罷休。這時,中共中央派向忠發、李震瀛到莫斯科出席赤色職工國際第四屆代表大會,米夫和王明就請向忠發到中大來作報告。向忠發偏聽偏信,9月14日在大會上放炮,說“江浙同鄉會”是“反黨小組織”,領袖和中心人物要“予以嚴厲的制裁”,積極分子“應開除黨籍或留黨察看”。這一來,中大江浙籍學員人人自危,他們向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代表團申訴,要求重新調查。代表團指定瞿秋白等處理這件事。王明控制的支部局同瞿秋白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展開一場調查和抵制調查的鬥爭,這就是後來延安整風時博古所說的王明宗派“反對中國黨的第一戰”。
  瞿秋白派中共代表團成員鄧中夏、余飛來中大查對事實,支部局拒絕合作。代表團經共產國際同意到“格別烏”機關查閱“江浙同鄉會”調查材料,他們又予以拒絕。代表團只好通過在中大學習的親屬,像瞿秋白的妻子楊之華、弟弟瞿景白、陸定一的妻子唐義貞和張國燾的妻子楊子烈等找人交談。支部局又說他們是拉幫結夥,想奪學校領導權;他們和誰來往,講了什麼,都有單子記着,甚至用竊聽等極不正派的手段。最後,瞿秋白向中共中央寫報告指出:被指控為“同鄉會負責人”周達文是貴州人,“重要成員”左權、朱務善是湖南人;而張聞天、沈澤民和博古等雖然是江浙人,卻和“同鄉會”的人觀點不同,可見不存在“江浙同鄉會”組織;這些學員確實對支部局有意見,但並不是派別活動。代表團要求王明等提供新的證據,王明等置之不理。國際監察委員會、聯共中央和中共代表團為此組成審查委員會。這時黨的六大已經閉幕,留在莫斯科處理未了事情的周恩來參加審查委員會,召集中大支部局負責人和被指控的董亦湘、孫冶方等進行對質,結論是:指控不實,不存在“江浙同鄉會”。周恩來在中大全體師生大會上宣布了這個正確結論。米夫和王明反中共代表團的“第一戰”輸了。

“十天大會”兩軍對壘

  為了報這“一箭之仇”,1929年暑假前,在10天總結工作大會上又發生一場鬥爭。
  總結工作的黨員大會是例行的,但這一次卻不尋常:第一,它是在聯共黨內正在開展反對托派和右派聯盟的緊張氣氛下召開的;第二,米夫和支部局想借這個時機同“第二條戰線聯盟”攤牌,所以特地請莫斯科區區委書記芬可夫斯基到場講話,共產國際遠東局也派人參加。在這樣的狀況下,瞿秋白沒有應邀出席,而派張國燾到會作代表。王明已在3月間回國,但他和米夫長期以來對中共代表團散布的流言蜚語,卻早在群眾中煽起了對立情緒。我和博古擔任這次大會的翻譯。
  會議開始後,區委書記在講話中全力維護支部局,說它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對“第二條路線聯盟”進行批評。李劍如和余篤三氣憤不過,很不理智地當場起來抵制,會場秩序混亂,不但打斷了區委書記的講話,還不讓博古和我翻譯下去,張聞天也遭到大家的反對,沈澤民幾乎被趕出會場。
  大會對支部局的工作辯論了10天,最後只好付諸表決。李劍如等的魯蠻行動,既激怒了共產國際監委會,又失去了許多群眾的同情,但即使這樣,多數黨員寧肯採取中立,也不願支持支部局。擁護支部局的只有90票,仍占少數。
  會後,聯共中央派人調查,因為米夫和王明排除異己的活動是打着反托派和反右傾的旗號進行的,所以調查報告雖然對支部局日常工作中的許多缺點作了批評,在政治路線上仍給予肯定。

清黨運動

  我們在達那英卡海濱度過暑假後,回到中大,學校的清黨運動就開始了。米夫離開了學校,但共產國際東方部仍然管理中大。10月,支部局調整組織,博古轉到中國問題研究所去了,我可能因為人緣比較好,被選為支部局委員。從1929年10月到1930年底,我不讀書了,主要搞社會工作。當時,支部局成員正職都是蘇聯人,書記蘇聯人托景是米夫派,操縱一切,宣傳部長希季欽,夏曦和我是副部長。王明走後,張聞天和博古也不在支部局了,但是這條線還在,張聞天和博古同米夫主持的東方部有直接聯繫。領導中大清黨運動的三人委員會是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派人組成的,主任委員柏烈仁。柏烈仁指責瞿秋白政治上犯過“左”傾盲動主義錯誤、富農路線,在中大學生中培植派別勢力。這在學生中造成一種空氣,凡是過去不支持支部局而和中共代表團接近的,都將受到追究,他們因此憤憤不平。瞿秋白弟弟景白一氣之下,把聯共的預備黨員證書交還支部局,第二天,他失蹤了。
  1930年5月,米夫向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宣讀了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委員會作出的決議案,聲稱:李劍如、余篤三已“走到實際上與托派聯盟的道路”,中共代表團須擔負“部分責任”,“中共代表團的多數(瞿秋白、鄧中夏、余飛)領導了李劍如、余篤三派的活動”。對瞿秋白等三人下逐客令。他們被迫來中大作檢討。
  清黨第二階段是停課搞人人過關。由柏烈仁坐鎮,中國學生逐個地在大會上“過篩子”,從個人歷史講到現實鬥爭中的立場,不會俄文的有人翻譯。講完後,台下200多黨員都可以向你提意見、揭發、追問,直到沒有人提意見了,就算Pass。提意見和通過的關鍵,是看你是不是緊靠學校支部局。緊靠的,就保護你過關;半靠的,特別是不靠的,就揪住不放,進行所謂“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我是擁護支部局的,清黨委員會對我的結論是:出身不好,但基本立場正確,派回國內做實際工作。清團和清黨同時進行,如法炮製。結果,全校有百分之五六十的學員被扣上“托派”、“托派嫌疑分子”、“階級異己分子”、“右派”等政治帽子,有的開除黨團籍,有的送到工廠農村勞動改造,還逮捕了30多名“主要分子”。瞿秋白的愛人楊之華被送到工廠勞改,陸定一的愛人唐義貞、沈澤民的侄女沈蓮春、我的愛人李伯釗都被開除團籍。中大停課清黨,先後鬧了100多天。
  1930年秋,清黨結束。中大宣布停辦。瞿秋白等隨恩來同志回國。

“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

  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問題,半個多世紀以來,有關當事人和黨史界一直有爭論。1980年,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曾邀請19位當年中大學員開過一次調查會,會上達成共識:“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說法,不能準確反映王明教條宗派的形成、發展和分化的實際情況,也不能說明它的性質和危害,建議今後不要再使用“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個專用名詞。我是出席會議的成員之一,同意這個建議。具體地說,當時確有以王明為核心的教條宗派,主要是指一部分靠近中大支部局的黨員,在政治立場和思想情緒上比較一致,但是,並沒有什麼固定的成員。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只是別人對他們的一種籠統的說法,所指的人也不盡相同,誰也沒有列出過一個確定的名單來。有人說:1929年夏,在支部局召開的總結大會上,最後表決時只有28名黨員擁護支部局,因此得名。這根本不是事實。那次表決,支持支部局的共有90多票,另外還有30票是蘇聯人,但仍居少數。
  還有人說“二十八個半”中的“半個”是指一名共青團員,年紀很輕,所以稱為“半個”。這更經不起推敲。因為參加10天總結大會的是黨員,團員不參加,更沒有表決權。
  以後的歷史證明,王明的教條宗派經過多次分化,經延安整風分清路線後,這個宗派就不存在了。
  米夫和王明在學校中培植這個宗派是有政治野心的。米夫是想在中國黨內安插親信,王明則想藉機在黨內奪取最高權力。1927年來武漢時,米夫就向陳獨秀推薦王明,沒有得逞。據周恩來同志說:六大選舉期間,米夫在籌備選舉的委員會上說過,中國黨負責人理論上很弱,現在有些較強的同志如王明、沈澤民等,暗示可以提拔他們參加中央。當時沒有什麼人理他。這就是後來中大學生中流傳米夫要提拔王明當中央委員的原因。1931年1月,在黨的四中全會上,米夫一手操縱,將沒有實際工作經驗而在會前並非中央委員的王明,一步跨進政治局。足見米夫培植親信的苦心。
  (摘編自《楊尚昆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


  
下篇預告:專訪王盛榮(下):中共黨史上資格最老的健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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