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選駿：希特勒是一個猶太人

出版說明

英國《每日郵報》2010年8月23日報道：根據最新出爐的DNA檢測結果：希特勒可能是猶太人或北非人的後裔。而北非人和猶太人在遺傳學上、在體質人類學而不是文化人類學上，其實是具有相當重合的。

比利時記者讓·保羅·穆德斯和歷史學家馬克·維爾米倫。這兩個人根據希特勒家族的39位親屬的DNA檢測結果，發現這39個人的DNA樣本中都含有一種名叫“Haplopgroup E1b1b”的染色體，即父系遺傳(Y-DNA)。希特勒的這些親屬中包括一位名叫羅伯特的奧地利農場主，他被確認為是希特勒的遠房表兄。而在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利比亞和突尼斯的柏柏爾族人，以及生活在德國和西班牙的猶太人體內，希特勒家族的這種基因片斷非常普遍。“人們可以據此推測，希特勒本人與這些他所強烈鄙視的人種存在某些聯繫。”

另外一位名叫羅尼·德柯特的基因遺傳學專家說，他完全同意上述的判斷，他認為希特勒的祖先可能來自於北非地區。他說：“這真是一個令人吃驚的發現。對於那些支持或者反對希特勒的人來說，目前尚難以預測這一新發現將會意味着什麼。”德柯特說，Y-DNA基因片斷有18%至20%發現存在於德系猶太人體內，有8.6%至30%發現存在於西班牙系猶太人體內。

簡單地說，希特勒家族是個猶太家族，希特勒是一個猶太人！

但是一直以來，歷史學家們一致認為：納粹頭子希特勒是個極端的種族主義者和反猶太主義者。二戰期間，他曾對猶太人實施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這種矛盾現象如何解釋呢？

這就是我長期以來所進行的一個研究項目所要解釋和描述的：“二十世紀的騙局”。

現在，趁着這項希特勒家族的基因研究成果的公開報道，我也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公諸於世。一方面可以佐證希特勒家族的基因研究報告，另方面也能反過來：用這個最新的基因研究報告來證明我多年以來的研究所得：“希特勒是一個猶太人”。

《希特勒是一個猶太人》

（二十世紀的騙局──以阿道夫·希特勒為研究案例）
（2001年—2010年，紐約）

謝選駿
題記

“黑格爾、達爾文、尼采，他們是導致幾百萬人死亡的真正元兇。思想在殺人，語言比任何一種謀殺更為兇惡，思想在向英雄和群眾復仇。”

──戈特弗里德·本（Gottfried Benn，1886—1956年）：《論歷史》（1943年）
目錄

導論
聲東擊西：二十世紀的政治秘密

第一篇
希特勒：最後一個殖民主義者

第二篇
納粹主義與逆向殖民主義的興起

第三篇
反猶主義的“猶太叛徒”

第四篇
出身於“猶太家庭”的希特勒

第五篇
複雜混亂病態的希特勒家族

第六篇
梅毒讓希特勒成為世界強人

第七篇
猶太人希特勒的異化過程

第八篇
猶太人為何屠殺猶太人

第九篇
美國金融市場的希特勒

第十篇
希特勒何以鍾愛海德里希

第十一篇
崇拜列寧的左派奮青希特勒

第十二篇
博學、自控、記憶力超群

第十三篇
斯大林遮掩希特勒遺蹟

第十四篇
希特勒的戰略：間接路線

第十五篇
猶太人配合日軍在華建國

結束語
希特勒的教訓及其後果
附錄之一
《“錫安長老會議”議定書》的來龍去脈

附錄之二
反納粹記者的納粹論述

導論

聲東擊西：二十世紀的政治秘密

“黑格爾、達爾文、尼采，他們是導致幾百萬人死亡的真正元兇。思想在殺人，語言比任何一種謀殺更為兇惡，思想在向英雄和群眾復仇。”──戈特弗里德·本（Gottfried Benn，1886—1956年）：《論歷史》（1943年）

戈特弗里德·本說得很好。但是戈特弗里德·本沒有說出真相。因為戈特弗里德·本故意放走了一個最大的“元兇”──卡爾·馬克思。

作為二十世紀革命災難的頭號元兇，卡爾·馬克思提出了“階級鬥爭”學說，但本書即將揭示的事實表明：“階級鬥爭”、“種族鬥爭”這些學說，就和古代中國的“人以群分、物以類聚”以及“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一樣，都是極為面化的標籤，作為社會分析的依據都是極為脆弱的。

而使得馬克思成為元兇的，除了他的變態思想以外，還有什麼呢？是德國猶太人的特殊身份嗎？

據英國曼薩協會2005年公布的一項研究指出：中國人的智商指數平均106，猶太人的智商指數平均竟然是110，比中國人還要聰明，這是因為猶太人在“隔都”里長大，人數較少，受到定向的遺傳篩選；所以在中國人裡面，上海人的智商又是比較高的。此外智商的測定和教育還有一定的關係，無法完全排除文化的干擾；所以在中國人裡面，大城市居民的平均智商要高於中小城市尤其高於農村地區。

長期隔離尤其導致受到異族圍困的德國系統的猶太人智商高──愛因斯坦及馬克思均為顯例。此外還有哲學家斯賓諾莎、心理學家弗洛伊德、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蓋爾曼等人，這個名單一張紙也寫不完。

2005年6月美國的《生物社會科學雜誌》上，獨立科學家格雷戈里·科克倫與美國猶他大學的賈森·哈迪和亨利·哈彭丁發表論文大膽指出，德系猶太人要比其它人類族群更聰明，而且導致這一結果的過程是社會性的“自然選擇”。但是，這也使得德系猶太人也比大多數人更容易患多種遺傳病，像泰薩二氏病和乳癌。可是，以前人們認為這些事實沒有什麼內在聯繫。智商高被認為是高度重視教育等社會影響使然；而遺傳病則被看作是德系猶太人傾向於族內通婚這種遺傳隔離造成的結果。

通過研究可以則認為高智商與疾病有密切關係：德系猶太人不同尋常的歷史致使他們受到了獨特的進化壓力，進而導致了這種矛盾的狀態。德系猶太人的歷史始於公元一世紀猶太人反抗羅馬統治。當反抗遭到鎮壓時，猶太難民四處逃生。逃往歐洲的後代成為德系猶太人。中世紀，歐洲猶太人遭到法律歧視，他們不得不從事與金錢相關的職業，如被人看不起或不准基督徒涉足的銀行或徵稅工作；而且他們只能與鄰居中社會地位較低的非猶太人通婚。科克倫博士認為歐洲猶太人從事的職業都是高度重視智力因素的職業。雖然現在很難證明這種重視智力因素中世紀就已存在；但是，這種重視在當代這類職業中是千真萬確的。有多項研究表明智力因素與職業收入存在高度相關聯繫。

此外，歷史記載能證明：中世紀，歐洲猶太人中職業成功人士比底層人士撫養的子女更多，這在非猶太人中也一樣。把智力與成功的關聯以及成功與生殖力的關聯合二為一，你就具備了有利於智商提高的基因傳播的條件。問題是這種智商基因確實存在嗎？科克倫博士認為它們的確存在，而且正是這種基因引起了折磨德系猶太人的遺傳疾病。這真可以說是“魔鬼的禮物”。

生育隔離的少數族群容易遺傳疾病，這是眾所周知的現象。不斷地與同一族群的遠親通婚，結果減少了基因多樣性，因此一些疾病基因無一定規律地變得比較常見。但是，正是由於這個過程是非常任意的，它才意味着哪種疾病基因的頻率加大是沒有可信規律可循的。就德系猶太人而言，情況不是這樣。他們當中最常見的十幾種疾病基因基本上可以歸結於兩類：要麼參與神經細胞中鞘脂類特殊脂肪的儲存，要麼參與DNA的修復。前者會引發神經性疾病，如泰薩二氏病、腦苷脂沉積病和神經鞘磷脂沉積病；而後者會導致癌症。

德系猶太人的某些基因如果以單份出現可以提高智力，一旦以雙份出現就會引起疾病（原理為生物學中的顯性基因和隱性基因）。雖然，科克倫博士還沒有證明他認為的致病基因確實能夠影響智力；但是某些基因的活動區域表面它們或許確實能夠影響智力。鞘脂儲存類疾病，如泰薩二氏病、腦苷脂沉積病和神經鞘磷脂沉積病，都涉及到連接神經細胞的凸起的多餘生長和分叉。顯然，這種生長和分叉太多的話就會引起疾病。但是，也有可能，僅有單份致病基因的人會出現比較有限的、但仍然加強了的凸起生長。這將有助於加強腦細胞之間的連接，或許因此導致智力提高。實際上，在腦苷脂沉積病的例子中，在三分之一能夠活到成年的患者中，確實有證據表明完全發病的人擁有高於平均值的智商。根據一家專門治療腦苷脂沉積病的以色列診所的醫療記錄，患者中的工程師、科學家、會計和律師的比例多餘一班人。

基因修復系統失靈會提高智力，現在還不清楚原因何在。雖然，陸續有證據表明有一種基因參與限制大腦的早期發育，但是這也許是該理論的薄弱環節。不過，該理論也有令人信服的地方：它對於擁有單份泰薩二氏病或腦苷脂沉積病或神經鞘磷脂沉積病基因的人會比普通人更聰明做出了明確而可檢驗的預測，認為他們的智商會比平均水平高出5個點。如果確實如此，它將有力地證明德系猶太人經歷了偶然性的優生實驗，而這為他們帶來了智商上的優勢。
 
而希特勒的祖父正好也是一個“德系猶太人”。事實表明，希特勒自己就是他自己後來想要予以滅絕的那種人──“四分之一猶太人”，所以他不想再生孩子，以免留下孽種。希特勒心目中應該滅絕的“猶太人”和“吉普賽人”的“低能者”、“邊緣人”、“社會寄生蟲”甚至“梅毒患者”……就是他自己沾過邊的人。那麼，創造歷史的希特勒是怎樣完成了這一“自我否決的歷史蛻變”的呢？多種跡象表明，造成這一蛻變的關鍵，是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在希特勒的這一蛻變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戰加馬克思主義，已經造就了蘇維埃俄國這一吃人的怪獸。

據“美國版最新人種基因圖譜”，德國人平均擁有5%的“阿拉伯基因”和5.5%的“東北非基因”，這兩項基因都與猶太人的血緣密切相關。也就是說，現在德國人已經混有了超過十分之一的猶太人血液。

但是，這畢竟還是比希特勒本人的超過25%的猶太血統為低。

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年4月20日－1945年4月30日）自1933年起任德國總理；1934年起任納粹德國的元首直至去世。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他兼任德國武裝力量最高統帥。他被公認為是二戰的主要發動者。許多研究指出，希特勒的父親是一個猶太人的私生子，希特勒因此具有四分之一的猶太血統，但與此同時他也是一個反右運動積極倡導者和推動者，並直接策劃和實施了“最後解決猶太人問題”的種族滅絕活動。

納粹的法律規定，具有四分之一以上猶太人血統的人，即為猶太人。希特勒在德國人普遍具有的十分之一猶太血統的基礎上，還要加上這個自己特有的四分之一猶太血統，其猶太血緣的總量應該超過了三分之一。在這種意義上，納粹領袖阿道夫·希特勒自己就是一個不可不扣的猶太人。不僅理論上的希特勒如此，實際上的希特勒也體現了許多猶太人的特點。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拍攝的歷史資料影片《少年希特勒》記載：

1、希特勒在家鄉林茨的神秘初戀對象，經過專家考證，原來是一位猶太少女。（當希特勒與庫比席克在蘭德大街散步時，他們碰上一個“外表莊重，身材苗條的高個子”姑娘，她有一頭漂亮的濃髮，梳成髮髻；她是個年輕的“瓦爾基里” 。阿道夫激動地抓着同伴的胳膊，堅定地說：“我告訴你，我愛上她了。”她的名字叫斯特芬妮·詹斯坦，也住在烏爾法爾。他為她寫了許多情詩，其中有一首叫《獻給愛人的歌》，阿道夫還將這首詩給忠誠的庫斯特爾朗誦過。他承認，他從未與她說過話，但，“用不着說一句話，一切都會清楚的。”希特勒說，他們是美妙的一對，彼此靠眉目就可傳情。“這些事是無法解釋的，”他說，“我心裡有的，斯特芬妮心裡也有。”庫比席克催他趕快向斯特芬妮和她無時不在的母親作自我介紹，但希特勒拒絕這樣做。他說，若自我介紹，必然要介紹自己的職業，而他還不是個職業畫家。另外，他還在埋頭研究挪威和德國神話；他發現，神話里的女人都是非凡的，而他自己對性的概念或許是浪漫的、騎士般的。）

2、希特勒在維也納賣畫的主顧們大多為猶太商人，給希特勒出主意唆使他開始賣畫為生的也是一個猶太人。

3、1918年10月，在部隊裡提議授與希特勒鐵十字勳章的是一位猶太軍官，而後來希特勒終身佩戴這枚勳章。

4、許多證據表明，希特勒在各人神國的領域是極度偏愛猶太人的，“希特勒政治上的反猶主義是他加入納粹黨以後才產生的”。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希特勒喜歡猶太人，尤其喜歡猶太人的表演藝術家；但為了政治原因，他不得不和猶太人保持距離，甚至不得不出賣猶太人。其實這一點都不奇怪，因為這正是風行於猶太社會的“猶大人格”。

5、1919年4月7日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無政府主義者和巴伐利亞農民聯盟建立蘇維埃共和國，12日至13日，巴伐利亞共產黨通過武裝暴亂奪取政權，後來受到巴伐利亞邦霍夫曼政府圍剿，5月3日被擊敗。現已查明，在這短短的半個多月中，希特勒得到十九票的支持，被選入巴伐利亞蘇維埃屬下的“軍隊蘇維埃委員會”，而且是擁有兩個“T”字記號的顧問，其地位甚至高於他在後來參加的納粹黨黨內的地位。但是隨着共產革命的迅速瓦解，這一經歷成為污點，為了掩蓋自己的這一共產黨背景，希特勒不得不積極扮演一個反共角色。正如為了掩蓋自己的猶太人血統，希特勒不得不積極扮演一個反猶角色。但即使如此，共產黨還是在納粹黨留下了深深的印記：納粹黨旗的三種顏色中的紅色就是。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一書中說：“紅色象徵我們這個運動的社會意義，白色象徵民族主義思想。（黑色死亡）‘卐’字象徵爭取雅利安人勝利鬥爭的使命。”原來納粹運動的社會意義就是共產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看來蔣經國、李登輝之流入共、出共、投共、反共，確實也是“吾道不孤”。

6、實際上關於“希特勒與猶太人”的故事遠遠不止這些，我們隨手就可以再舉出一些：

給希特勒母親治病的是猶太人，當希特勒窮困潦倒時送給他一件破舊呢大衣的是猶太人，希特勒眼睛被英軍毒瞎了住院，給他治病的還是一位猶太醫生……

還有一件事，說明希特勒對於“四分之一猶太人”具有一種天然的好感：貝納蒂是一個5歲的小女孩，長着一雙藍色的大眼睛和一大蓬金色的頭髮。有一天，希特勒在一群到伯格霍夫來向他致意的孩子中注意到了這個小女孩。他非常喜歡這個小女孩，鼓勵她一有機會就來看他。3年時間裡，小女孩的母親在各種場合把自己的小女孩介紹給希特勒，出盡了風頭。希特勒總是以一種父親的柔情對待小女孩，多次跟她合影。一天，一封匿名信突然打斷了這些愉快的相聚。這封匿名信揭發小女孩的母親是半個猶太人。希特勒特別鬱悶，叫人通知她不要再企圖接近他，並讓人銷毀了所有他和小貝納蒂一起玩耍的合影。

一個類似的例子是，1943年，來了一個助理廚師為希特勒做素食，素食後來成了元首的專用食品。在半年時間裡，希特勒總是滔滔不絕地誇讚這位新廚師的烹調技術好，甚至時不時地邀請她過來一道喝茶。後來，蓋世太保發現這個廚師的血統不符合純種雅利安法律，有四分之一猶太血統，而讓一個有“四分之一猶太血統的人”為希特勒準備飲食，這也太不可思議了！但希特勒不敢貿然把她打發走。他按照自己的習慣，宣稱自己的胃痛，基本上吃不了這個廚師準備的食物。這個手藝高明的廚師絕望了，不明白這種突然沒胃口是怎麼回事。希特勒沉默不語，直到1944年2月才最終把這個故事畫上了句號。他延長了在貝希特斯加登逗留的時間，給廚師也放同樣長時間的假，但他不敢承認他的這種奇怪態度的真正原因。鮑曼通過信函告訴廚師，解僱她的是希特勒的人事處，原因是她的祖先血統不純。但這件事遠沒有了結，女廚師成功地再次見到了希特勒，抱怨自己成了一樁可恥的陰謀的犧牲品。希特勒感到非常尷尬，答應她把事情查個水落石出。當天晚上，他重複了他的這位女職員的理由，當着下屬的面說，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他的前任廚師的祖母是猶太人，可能是由於她那源自土耳其的名字導致情報部門出了錯。

希特勒偶爾也會和希姆萊討論人種問題。這個時候，希姆萊總是批評一些德國藝術家的舉止神態不像雅利安人。他不明白，希特勒的“北歐種族主義政權”，其實是允許某些演員的體貌特徵與理想的雅利安人截然不同的，就像希特勒本人一樣。希特勒天生喜歡接近猶太人，只是為了政治壓力，他不得不犧牲猶太人。希特勒不僅在對待猶太人和共產黨的態度上，如此“過河拆橋”，在對待他的盟友日本人的態度上，也準備如此行。

有一篇《希特勒自稱喜歡日本，禁止討論南京大屠殺》的文章指出：

日本侵略軍1937年12月13日進入南京，開始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三十多萬中國平民遇難。當時留在南京的國際人士見證紀錄了日本軍隊的血腥行為，並勇敢地向世人揭露。德國人拉貝就是其中一位，而他在南京大屠殺前後，一直努力為制止日軍屠殺奔走呼籲，多次寫信給納粹德國首領希特勒，寄希望於希特勒能阻止日本，但是希特勒無動於衷，事後還下令禁止德國討論南京大屠殺的事情，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指日本人）會和英美作對，所以我喜歡他們。”

南京城在1937年11月底已經岌岌可危了，外國僑民紛紛撤離，但是有二十多位西方人留了下來，其中15人自發組織成立了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德國商人約翰·拉貝被推舉為主席。拉貝1908年就到了中國，1930年後擔任德國西門子公司南京分行經理，在南京期間加人了納粹黨，是納粹黨南京小組長。他出任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有望更好地與日本當局進行談判”。當時的大背景是，1936年11月，德國與日本締結了《反對共產國際條約》，1937年11月，德國、日本、意大利軸心國形成。

南京淪陷後，國際安全委員會在救助難民的同時，也通過各種手段紀錄日軍的暴行，並向外界揭露。在不到兩個月內，向日本政府提交了日軍暴行報告428件，公函69件。徐淑希將其編纂成《南京安全區檔案》；英國記者田伯烈據此報告、公函以及外籍人士的親歷記錄編成《外人目睹之日軍暴行》。美國聖公會牧師、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主席馬驥，用小型攝影機拍攝的日軍暴行影片。

拉貝也在日記中詳細紀錄日軍的行徑，他的日記從1937年9月21日至1938年2月28日止，長達2117頁，記錄了五百多個慘案。

早在籌備國際安全區時，拉貝就幻想通過希特勒來迫使日本同意設立安全區。1937年11月25日，拉貝通過上海德國總領事館領事克里伯爾和上海國社黨中國分部負責人拉曼給希特勒發電報，請求“元首閣下勸說日本政府同意為平民建立一個中立區，否則即將爆發的南京爭奪戰將危及二十多萬人的生命。”

拉貝說：“如果計劃不能實現，我們該怎麼辦？困難確實很大！我寄希望於希特勒。”“我仍然希望希特勒幫助我們。一個和你我一樣普通而樸實的人想必不僅僅對自己民族的災難，而且對中國的災難也有着最深的同情。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不堅信，希特勒的一句話（也只有他的話）會對日本當局產生最大的影響，有利於我們建立中立區，而且，這句話他一定會說的！！”

德國大使館秘書羅森12月1日從美國那裡得到消息，電報已發出去了，估計柏林已收到，拉貝因而十分高興，對希特勒充滿了幻想，“謝天謝地，現在我敢肯定，我們有救了。元首不會丟下我不管的！”但是12月2日，法國饒神父從上海轉來日本當局的答覆，日本政府對安全區予以否決，但表示“只要與日方必要的軍事措施不相衝突，日本政府將努力尊重此區域。”同一天，拉貝從羅森處得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認為他沒有必要給希特勒發那份電報。12月5日，國際安全區委員會又收到了東京的正式否決答覆。

大屠殺發生後不久，拉貝就接到西門子上海總部回國的命令，於1938年2月22日離開南京前往上海，4月底回到德國。他在5月2日至25日在德國外交部等處作了五場演講，向人們展示他的南京日記內容和日軍暴行照片，揭露日軍在南京的暴行。

在遭到蓋世太保多次警告“不要再作此類的報告及出示與此有關的照片”後，拉貝仍然沒有忘掉“對在華朋友所做的諾言”，繼續向希特勒“匯報中國人民在南京所經歷的苦難”，1938年6月8日他給希特勒寄出一份揭露日軍暴行的報告。

報告寄出沒幾天，拉貝就被秘密警察逮捕，他的六本日記和有關日軍暴行照片被搜走了。拉貝被強令保持沉默，不得再舉辦報告會、出版書籍，尤其不允許展示日軍暴行照片。三天后，拉貝在西門子公司擔保下被釋放。1938年10月，拉貝拿回了他的日記，而部分照片被沒收了。

在希特勒的干預下，南京大屠殺這一話題在納粹德國銷聲匿跡。曾有人問過希特勒為什麼要替日本人遮醜，希特勒回答道：“因為他們（指日本人）會和英美作對，所以我喜歡他們。”

但是，問題來了：希特勒真的喜歡日本人嗎？非也。

據希特勒的女秘書克里斯塔·施羅德的遺著，希特勒在一次談話中說：“有人譴責我同情日本人。什麼叫同情？日本人是黃皮膚，小眼睛，但他們與美國人和英國人對抗，因而對德國有益。也就是說，我喜歡他們。”又說：“必須從長遠考慮，總有一天會與黃種人鬧翻！”這裡揭示了希特勒對待日本人以至黃色人種的態度。

希特勒這個白人至上論者，卻“喜歡日本人”；希特勒這個“猶太雜種”卻成為集體滅絕猶太種族的急先鋒──其動機完全是機會主義的。這正如神學生斯大林集體滅絕神職人員階層，小富農毛澤東集體滅絕地主富農階層，留法學生波爾布特集體滅絕親西方勢力──他們的這種“人格異化”，對他們的生存其實是必要的：一方面是要證明自己不是“吸血鬼”，二方面卻是吸血鬼特性的集中發作。一個純樸信徒或是一個“非猶太人”或是一個貧下中農或是“沒有受過西方教育的人”，反而不會像斯大林、希特勒、毛澤東、波爾布特他們那麼窮凶極惡。

實際上，斯大林是用最壞的神職人員的方式在滅絕神職人員，希特勒是用最壞的猶太人的方式在滅絕猶太種族，毛澤東是在用最壞的地主富農的方式在滅絕地主富農，波爾布特是在用最壞的西方真理在滅絕親西方勢力──以便讓斯大林自己成為超級神職人員、希特勒自己成為超級猶太財閥、毛澤東自己成為超級地富分子、波爾布特自己成為超級西方走狗。斯大林經營蘇共的手段，因此黑過了教皇經營教會；希特勒經營集中營的手段，因此黑過了猶太人經營交易所；毛澤東經營地產的手段，因此黑過了任何一個惡霸地主；波爾布特經營動物莊園的手段，超過了馬克思恩格斯。

而且，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BBC的片子指出，“希特勒《我的奮鬥》一書，充滿個人歷史的含義”：在少年希特勒迷戀上日耳曼英雄故事和中學的歷史課程之前，他曾經深深地迷戀過美國的西部故事！這些血腥故事描寫白人種族主義分子如何獵殺印第安人，深深地嵌入了少年希特勒的內心，後來他在《我的奮鬥》中所闡述的“向東歐殖民擴張”，實際上正是以“向美國西部殖民擴張”為藍本的，儘管它打着“繼承日耳曼條頓騎士團歷史擴張”的幌子。實際上，歷史上的日耳曼東擴並沒有大舉滅猶，也沒有隔離和奴役斯拉夫人。這使我想起了毛澤東的“土改”、“集體化”、“人民公社”、“統購統銷”──毛澤東在1950年代的秘密講話中曾經宣稱，中國沒有海外殖民地，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要實現工業化，必須犧牲農民，必須壓低農民的生活標準，把中國農民當作殖民地人民來剝削、壓榨，從中獲得必要的工業資本。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幾千萬中國農民遭到滅絕，受到了美洲印第安人、德國猶太人、蘇聯東歐人一樣的“待遇”。可以說，這是中國學習納粹、納粹學習英國的“歷史的經驗”。

作為二十世紀革命災難的頭號元兇，卡爾·馬克思提出了“階級鬥爭”學說，但本書即將揭示的事實表明：“階級鬥爭”、“種族鬥爭”這些學說，就和古代中國的“人以群分、物以類聚”以及“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一樣，都是極為面化的標籤，作為社會分析的依據都是極為脆弱的。例如根據我們了解的事實，是剝削階級在帶領無產階級殺害剝削階級，以便讓自己獲利；猶太人在帶領德國人殺害猶太人，以便讓自己獲利：在這裡，起作用的不是“階級”和“種族”等金字招牌，而是個人的物慾和野心。這就好像在戰爭中，對立的人帶着自己的鷹犬、戰馬、駱駝、大象，彼此廝殺──這裡發生的不是什麼“階級鬥爭”、“種族鬥爭”，不是什麼“物以類聚”以及“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是相反的東西！──人與人廝殺，鷹犬與鷹犬廝殺、戰馬與戰馬廝殺、駱駝與駱駝廝殺、大象與大象廝殺：階級彼此廝，種族彼此廝殺──為的是讓那個僭主出世，讓塵土浮現一個光環。在這裡，無產階級不過是充當了剝削階級如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人的鷹犬、戰馬、駱駝、大象，德國人民不過是充當了猶太人例如我們下面要談到的希特勒、海德里希、艾希曼等人的鷹犬、戰馬、駱駝、大象。而所謂蘇德戰爭、“偉大的衛國戰爭”，就是一場典型的人與人廝殺，鷹犬與鷹犬廝殺、戰馬與戰馬廝殺、坦克與坦克廝殺。

約瑟夫·戈培爾臨終前談到德國人民的時候鄙夷地說：“我一點兒都不憐憫他們！我再說一遍，我一點兒都不憐憫他們！德國人選擇了他們的命運。這可能會讓一些人吃驚。但不要騙你自己，我們沒有強迫德國人，是他們給了我們統治的權力，現在，他們的小喉嚨要被割斷了。”他還說：“讓孩子同我們一起離開人世，本身就是對他們最大的愛。我們認為，今後的德國不配我們優秀的孩子為它生存……”

這就是二十世紀的僭主政治。

在這種政治之下，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敢於反抗。1931年，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權勒令全國1200位大學教授宣誓效忠，僅有12人拒絕，並為此失去工作。其餘皆為保住教職而屈從。“也許這1188人是對的，”有一個意大利人評論說，“但那12個人挽救了其大學、乃至我們國家的榮譽。這就是為什麼你必須說不，即便這樣做毫無益處。因為有朝一日，你可以說，你說過不。”十二君子僅僅是大學教授集體的百分之一，在全體意大利人中的比例更微不足道，但他們事後足以為集體恥感提供一個排遣的通道，雖不至完全脫罪，亦可讓失序的心理找回某種平衡。如果一個集體找不到可引為代表的英雄，幫他們卸去頸上的重軛，讓他們有理由說出：“我們也曾反抗過，”那麼這個集體終將不能自如地面對過去。這就是抵抗者的價值，文天祥式的“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價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