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前《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現華盛頓自由亞洲電台副台長）在該報發表的調查性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Mass Death in Mao’s China，1994年7月17和18日連載）中的數字：被殺“地主”為100萬到400萬之間；被殺“反革命”及對國民政府同情者為100萬以上；迫害基督教徒和1953年的“肅反”，至少使幾十萬人喪生。

據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Stephane Courtois & Mark Kramer: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從1950到1957年，中共的城市清算鬥爭造成100多萬人異常死亡。”

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輯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從1949年初到1952年初分兩階段進行的“鎮反”，鎮壓了反革命份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餘人被判死刑。

從上述數字推算，這個期間的非正常死亡數字，起碼在中共黨史研究室報告提到的（合計）90萬零2千人，到羅瑞卿估算的400萬之間，或更多。

二，中共建政第二期（50年代中期的反右運動）

據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國“左”禍》一書：在“反右”中，共有552,973人被打成“右派”。至該書出版時，上述全部右派僅有96人沒有“平反”。中共當局堅持“反右”是對的，僅承認“擴大化”了。如以96人沒有平反來計算，那等於“擴大化”了5,700倍！

據上述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部門合編的報告：“在整個反右運動中，有201萬3千3百餘人被定為右派、右傾份子和右派邊際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2,700多人被逮捕，有22,100餘人自殺，3,500餘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蹤。”

從這份中共報告可以看出，在反右運動中被迫害的人多達200餘萬，而且幾乎全部是知識人。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國僅有500多萬知識份子的比例來算，當時有40%的知識份子被迫害。

三，中共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從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中國人口普查數字顯示，人口急劇下降。中共當局把人口下降歸於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糧食減產導致的饑荒造成。但近來越來越多的內部資料和海外研究證實，這是一場“人禍”，是政策錯誤導致，而且死亡數字相當驚人。

西方較早提出具體數字的是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八十年代初的報告《中國變化中的人口》（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該報告根據中國曆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中共大躍進政策失敗後三年災害期間，因飢餓死亡了3,000萬人。”

據專門研究共產國家異常死亡的美國夏威夷大學政治系教授拉梅爾（Rudolph Rummel）在《華爾街日報》（1986年7月7日）發表的“戰爭並非本世紀的最大殺手”（War Is not This Century’s Biggest Killer）一文中的數字：“毛澤東時代，有2,700萬人死於飢餓。”

前《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Harrison Salisbury）在1992年出版了專著《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索爾茲伯里曾多次訪問中國，並採訪過趙紫陽、楊尚昆、薄一波等，該書很多數字來自中共高層官員。在談到六十年代初的饑荒時，該書引述中共公安部一位資深官員的估算，根據當時全國頒發的“領糧證”計算，有3,000萬人餓死（後來再沒使用“領糧證”）。據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估算，“當時餓死的人數在4,300萬到4,600萬之間。”

1996年，前英國《衛報》記者，香港英文《南華早報》駐北京採訪主任貝克爾（Jasper Becker）的專著《餓鬼中國的秘密饑荒》（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在倫敦出版。該書首次對中國六十年代初死於飢餓人數進行了大量採訪和研究。貝克爾曾前往中國幾個省份查看了“地方志”，並通過私人關係看到了一些中共有關文件，進行了第一手察訪，因而該書有很多首次公布的資料。

根據貝克爾的採訪調查，當時所以出現饑荒，主要原因：一是大躍進時九千萬人大煉鋼鐵，沒有照顧農田；二是大躍進謊報糧食產量，導致當局相信農村有足夠糧食，不僅不發糧，還仍按謊報產量推算的數字徵購糧食；三是當出現糧荒時，北京決策者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農民藏糧反對共產黨，因而繼續用強制手段征糧，並鎮壓說餓的農民，禁止村民外逃找糧。

這場人為饑荒導致大規模死亡，貝克爾的書揭示，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甘肅、貴州等五個省最為嚴重：河南（餓死780萬）、安徽（餓死230萬）、甘肅（餓死130萬）、貴州（餓死100萬）、四川（餓死900萬）。只是這五個省，就有2,140萬人死亡。

2008年，中國資深記者楊繼繩花了15年調查採訪寫成的長篇報告《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在香港出版。這本長達1100頁、80萬字的專著，被專家評為迄今對中國那場“大饑荒”的死亡人數、發生原因，最詳盡、深入的調查報告。楊繼繩的結論是，中國當時有3,600萬人餓死。

該書提供了一個以往這方面專著都沒有的信息：在當時中國發生大饑荒，餓死人最多的12個月裡，中國糧食部的記錄顯示，庫存糧仍有887億斤。即使到饑荒最嚴重時，中國仍有403億斤庫存糧，照當時標準，相當於1億4千萬人一年的口糧。有評論說，如按中國歷史上最常用的救荒手段，開倉放糧，即使拿出一半救災，也不會那樣餓死人。這些資料更證明，這完全是一場人為政策造成的大眾死亡。

對中國大饑荒死亡人數提出更多估算的是上海大學學者金輝，他在該校文學院出版的《社會》月刊（1993年4、5月合刊號）發表的“三年自然災害的備忘錄”專文中說：“1959到1961年之間，全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在4,040萬至4,319萬之間。”金輝的數字是從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各年度人口總數、出生率、死亡率為基礎及調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國官方刊物上發表，因此比較引人注目（該雜誌因刊載此文隨後遭當局查禁）。

2010年，荷蘭學者馮克（Frank Dikotter）發表《毛製造的大饑荒：中國最駭人災難的歷史，1958-62》的英文專著，提出中國當年那場大饑荒的死亡數字是4,500萬（是目前這個領域研究中最高的）。馮克的數字是在復旦大學歷史學教授曹樹基（根據中國官方人口統計推算出的3,000萬到3,200萬死亡）的基礎上推算出的。馮克在中國調查時發現，在許多縣的公安局統計中，死亡數字都大過縣委和統計部門50％，“3,000萬加50％就是4,500萬。”而且馮克還首次提出具體比例：很多死者不是由於飢餓，而是被中共當局打死或自殺，這個數字占4,500萬死者的6-8％。即使按最低的6％計算，也有270萬人！

從海內外專家學者的各種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中國那場大饑荒的死亡人數，起碼在3,000萬左右，而且是人為政策造成的，完全是一場“人禍”！

四，中共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據上述黎安友所著《中國的民主》中的數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300萬幹部被定錯，30萬被定罪（多數定為反革命）；該書引述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對南斯拉夫記者所說——“當時有約一億人受株連，占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

據《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上述調查報導中引述的數字：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說文革死了100萬人。

據上述索爾茲伯里的《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中的數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採訪中共高幹陳漢生時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陳伯達煽動講話後的1967年12月26日那天，僅在北京東部，就有8,400人被批鬥，其中2,953人被打死。陳漢生說，在文革十年中，有400萬人被迫害致死。僅在廣西，就有67,500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興縣，1967年8月26日及隨後幾個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鬥，22戶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據前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中的數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餘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萬多個家庭整個被毀。”

中國學者中，對文革深入研究的是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王友琴。她於2003年寫出50萬字的《文革受難者》專著，收集研究了659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者的個案。據該書列表，紅衛兵最殘暴的1966年“紅八月”時，每天打死人數高達三位數；僅八月在北京，就有1,772人被活活打死。

綜合上述數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數在中共官方報告的（合計）210萬人到陳漢生估算的400萬人之間。。

五，中共建政第五期（1989年及之後）

“六四” 屠殺中到底有多少人喪生，至今中國政府沒有公布。上述紀思道和伍潔芳合着的《中國覺醒了》談到“六四”死亡人數時說，根據北京一些醫生提供的信息，估算遇難者在400到800之間，幾千人受傷。紀思道對此感嘆說，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過整個19世紀中國政府所殺的抗議學生總數。紀思道書中引述美國國務院的數字是，約3,000人在六四事件中喪生。

1996年出版的加拿大《環球郵報》記者黃明珍（Jan Wong）的回憶錄《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的數字：“在六四後的6月8日，我進入北京工人醫院，那裡的醫生說，太平間裡堆積至少100具屍體，醫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櫃，每個能裝4具屍體，也都塞滿了，但仍不夠用。”

1996年12月18日，美國參議院就天安門屠殺舉行聽證會，在會上做證的前《時代》周刊駐北京採訪主任艾克曼（David Aikman）說：一位合眾國際社記者在六四之後三天內，曾打電話給北京的幾家醫院詢問死亡人數，最多一家醫院說有323人死亡。

2009年，在“六四”20周年前夕，前中共新華社記者（六四期間擔任該社國內新聞部主任）張萬舒，在香港出版了《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實錄》一書。該書援引當時中國紅十字會黨組書記譚雲鶴的話說，“六四事件死亡人數有727人，其中學生和群眾死亡713人，軍隊死亡14人。”這個數字顯然比當時中國紅十字會記錄的2,700人少很多。

從1989年天安門屠殺至今20年，中國一直是全球處決死刑犯最多的國家。由中國留學生主辦的《中國死刑觀察》說，“中國每年處決的犯人人數，超過了世界其他國家處決犯人的總和。”有時甚至達到全球處決人數的百分之九十。據意大利反對死刑的民間團體Hands Off Cain的報告，2006年全球處決5,628人，其中近5,000例發生在中國。

這些被處決的人，包括法輪功學員，以及基督徒等。根據海外法輪功團體的報告，過去10年，超過1,000名法輪功練習者被強行關進精神病院，兩萬多人未經法律程序被送進勞改營，一萬多人被非法逮捕和監禁；三千多（有名有姓）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

六，中共在內蒙、西藏、新疆的屠殺

在內蒙古、西藏和新疆這三個最重要的其他民族居住區，非正常死亡也數量驚人。據1980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中的數字，在文革中，因內人黨冤案，內蒙有34萬人遭迫害，16,222人被打死。在圖克公社，2 ,961人中，926人被打成內人黨（占成人的71%），409人被活活打死，嚴重傷殘270人。據紐約人權組織《亞洲觀察》：文革中，內蒙有5萬人被迫害致死。

西藏的情況更嚴重，1959年藏人反抗中共遭鎮壓，據西藏軍區編寫的《西藏狀況教育基本教材》：“解放軍消滅了西藏叛亂份子87,000人。”已故第十世班禪喇嘛說，藏人起義被鎮壓後，西藏三區（康區、衛藏、安多）人口中有15%的人被逮捕，其中近一半死在獄中。

藏人起義被鎮壓後，接着就是六十年代初的饑荒，藏人在監獄中死亡比例很大。《餓鬼》一書有專章研究：“藏人在監獄中死亡率高達40-90%。在拉薩郊外的扎奇（Drapchi）監獄，關押的17,000名藏人，14,000人被餓死或迫害致死。”

《餓鬼》引述中共官方人口普查數字指出，從1953年到1964年，西藏人口從278萬降至250萬，下降率10%。達賴喇嘛九十年代初在美國耶魯大學演講時說，在中共統治下，西藏人因飢餓、迫害和槍殺而死亡，占全部西藏人口的五分之一。

在新疆，1961年伊犁地區全民暴動，起因是飢餓。原烏魯木齊市文聯主席阿不力克木（Abdulhekim）在土耳其接受我採訪時說，“在新疆白城，當時就有6萬人被餓死。”當幾千飢餓的民眾聚集在伊犁州政府門外呼喊“要糧食”時，中共新疆軍區司令王震下令開槍，幾百人被打死。隨後有15到20萬當地人逃離新疆、湧進蘇聯境內。

1997年初，伊寧發生暴動。據《國際大赦》報告，有三千到五千維族人被逮捕，幾百人在一個放了水的結冰足球場被關押幾小時；“4人凍死，200多人凍傷。”

2009年7月5日，烏魯木齊有上萬名維族人等上街遊行請願，結果遭當局鎮壓。海外維族人組織說，有幾百人死亡，幾千維族人被逮捕。

七，異常死亡人數可能多達8千萬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60年間，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或由於飢餓致死？據上述夏威夷大學教授拉梅爾1991年出版的專著《中國的血腥世紀︰1900年以來的浩劫和大屠殺》（China’s Bloody Century︰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中的研究推算︰毛澤東時代，中國共有4,500萬人因異常原因死亡，其中2,700萬人死於“饑荒”，1,800萬人死於無產階級專政。

據前述北京《朝華出版社》的《中國“左”禍》一書的數字：“自1949年至1992年，在中共發動的歷次運動中被迫害以及因飢餓原因死亡的人數約5,000萬。”

據紐約大學“瑞瑪克研究所”（Remarque Institute）主任朱蒂特（Tony Judt）1997年12月22日在《紐約時報》發表的文章“通向地獄的漫長之路”（The Longest Road to Hell）中的數字：“在共產中國，可能有6,500萬人異常死亡。”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中的數字：“中共建政後中國喪生的總人數，在4,450萬到7,200萬人之間。”

據前述《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的長篇調查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據各方面調查研究的數字推算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中國因飢餓、迫害和槍殺而死亡的人數可能有8,000萬或更多。”

除了那些永遠消失的生命之外，還有無數人成為終生殘廢；數不清的精神失常者；更有整整幾代人荒廢了青春年華。而那種殘酷的洗腦和非人的環境，對靈魂的扭曲，對人性的摧殘，更是永遠無法用數字統計和衡量的。

無論現在中國在經濟方面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今天的中共都仍是那個殺人政黨的延續。而只要這個政黨繼續統治中國，屠殺就不會停止。中共90年了，對這個殺人政黨，中國人還要沉默多久，還要忍受多久？！（caochangqing.com）

——原載《曹長青網頁》2011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