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夢》節選    徐景賢

徐景賢，上海市人，1933年出生於一個教師家庭。上海解放前，曾就讀於南洋模範中小學，接觸並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學生運動。1951年，被調至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工作，歷任文藝幹事，市委文藝幹事，副科長。

    1964年，被調至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任黨支部書記，在毛澤東、江青、張春橋支持和指使下，和姚文元等一起投入對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1966年12月帶領寫作班全體成員宣布造中共上海市委的反。1967年初，追隨張春橋、姚文元奪了上海市的黨政大權，先後擔任過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九屆、十屆中央委員等職。親身經歷並目睹了許多文革重大事件。

    文革結束後被捕，作為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重要骨幹，被判處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關押在上海市提藍橋監獄。1992年保外就醫，1995年刑滿釋放，1999年恢復政治權利。

    從1992年到2002年，作者用了10年時間，寫成這部回憶錄。

 

文革序曲

上海大亂

我參加了一月奪權

“你方唱罷我登場”

毛澤東肯定上海“一月革命”

張春橋姚文元被“綁架”

王洪文與我爭權

江青擇婿記

游雪濤小組解密

“四.一二”炮打張春橋

葉群林立果上海“選美”內幕

影片《南京長江大橋》為何停演？

張春橋九大整陳毅

林立果的上海夫人是誰？

狼狗鬧“康辦”

毛澤東與林彪決裂的關鍵----1970年廬山會議目擊證言

毛澤東最後一次上海之行

王維國敢死隊的覆滅

林彪公館：神秘的毛家灣

一封原件已被燒毀的重要信件

睡夢裡當上了中央委員

毛澤東為何選王洪文接班？

王洪文與“劉盆子”

周恩來的告別旅程

“瞻仰”王副主席辦公室

文匯報艾玲文革浮沉記

文化部長于會泳的升遷榮辱

鄧小平策反馬天水

江青插手《白毛女》前前後後

王洪文怒砸萬體館

毛澤東發動“批鄧”始末

我替張春橋“找個伴”

毛澤東遺體保存親歷記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徐1980年12月13日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上的證詞）

 

文革序曲

    一九六六年歲末，嚴寒的冬天悄無聲息地來到了人間。

    然而，我卻仿佛沒有感覺到冬天的降臨。刺骨的風，寒徹的雪，似乎都在我那熾烈的熱情面前消散了，融化了。因為，這一年的十二月十八日，由我擔任黨支部書記的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正式發表“造反聲明”；我在造反大會上以市委文革小組成員的身份，作了題為《造反才知主席親》的長篇發言，宣布造上海市委的反。這就是當時上海的各家造反報紙所報道的：“市委心臟爆炸，曹家後院起火！”曹家，指當時主持上海市工作的市委書記、市長曹荻秋。從此，我就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風暴之中。

    我公開宣布造反，在上海市委機關幹部中引起了強烈的震動：一方面是由於中國共產黨的機關紀律嚴明，規定任何情況不得外泄，更不用說是知情人起來造反了；另一方面則是由於我個人的原因。我解放初期就到市委機關工作，當時還只有十七周歲。我在市委工作的十五個年頭裡市委先後換了三屆第一書記：陳毅、柯慶施和陳丕顯，我都沒有離開過市委。我在市委機關里有不少熟人，他們都叫我“小徐”。在宣傳部文藝處，我當過幹事，副科長，以後又擔任市委寫作班支部書記，並被任命為市委文革小組成員，列席市委常委會。我了解機關的內情，也受到領導的重用，所以，當我起來“反戈一擊”的時候，有些領導大驚失色，各部、委、辦的造反派起而呼應，也有些人表示不滿和反對，整個市委機關部亂了套。

 

我的經歷

    我從一個青年學生成長為一個黨的幹部，是中國共產黨長期培養的結果。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我出生在上海一個知識分子的家庭里。父親徐宗駿，是上海郊區奉賢縣一個小商人的兒子，一九二六年畢業干南京東南大學化學系，同年回到奉賢。一九二七年秋和共產黨人李主一、劉曉等創辦了一所曙光中學，他任校長；同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後來，學校被國民黨查封，父親逃往上海，從此脫黨，他先在中學教書，以後在交通大學化學系任教，從助教而講師而副教授。我的母親戴秋楠，原來是小學教員，國共兩黨合作時期擔任過奉賢縣國民黨縣黨部委員，以後成為家庭婦女，養育了我們姐弟三人。我在家裡排行老二。

    我的童年時期和少年時期是在上海交通大學附近的一條石庫門弄堂里度過的。我就學於學費昂貴的南洋模範中小學，因為父親在中學部兼課，可以減免我的一半學費，如果成績優秀的話，還可以減免另一半學費，所以我讀書時經常名列前茅。從小學到中學，我經歷了日本侵略軍占領上海法租界的痛苦生活，因為日軍進駐交通大學改為同文書院，父親憤而辭職，家境日見窘困，我也排隊買過戶口米，吃過六穀粉，培養了仇恨帝國主義侵略的強烈的民族感情。抗日戰爭勝利以後，父親復員回到了交通大學教書，我在交大學生的影響下．和中學同學一起參加了一些反美反蔣的學生運動，擔任過平民夜校的教師，接受了進步思想。在中學裡我參加了學生自治會的競選，擔任學藝部長。

    上海的解放給我帶來了參與各項政治活動的廣闊天地，我在學校里第一批參加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又成為南模通訊組的組長，向報紙雜誌投稿。一九五一年，我高中畢業的時候，違背了父親希望我成為化學家的意願，撕掉了大學入學報名單，報名參加了上海市政建設幹部訓練班。組織部門在選拔時，了解到我愛好寫作，寫過一些文章，竟然直接把我分配到市委宣傳部工作。以一個普通的中學生，能夠被選送到黨的高級領導機關工作，對我來說，實在是莫大的殊榮。從此，我開始了在市委機關工作的漫長生涯。

    一九五三年四月，我經丁景唐和徐嘯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我在市委宣傳部工作時，結識了同事葛蘊芳，她解放前在上海市立女師讀書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解放後曾任夏衍的第一任秘書。我們於一九五六年結婚，婚後有兩個女兒，建立了溫馨的家庭。

    我在市委宣傳部文藝處，開始時分工聯繫群眾文藝，以後又聯繫文藝界。我在工作崗位上繼續自己的學業，參加了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的函授學習，同時，繼續從事業餘寫作，在報刊上發表文學評論，雜文、散文、影評，書評等。我寫過以解放前夕上海學生運動為題材的傳記文學《黨的兒子穆漢祥》，電影劇本《曙光在前》(與人合作)，出版過散文、報告文學集《生命似火》；我參與創作的話劇《年青的一代》，獲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頒發的優秀創作獎，並被搬上了銀幕。一九五九年，我成為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的會員；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0年，我兩次見到了毛澤東主席；一九六五年，我作為青年作家的代表，訪問戰火紛飛的越南，受到了胡志明主席的接見。

    我的這些經歷，為我被調到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並受到重用，創造了條件。

 

上海市委寫作班——文化大革命的輿論策源地

    一九六三年，中共上海市委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要加強意識形態領域裡的階級鬥爭，決定從各方面調集人員，成立—個專門的寫作班子，負責撰寫各個領域的大批判文章。市委寫作班剛建立時，由市委文教書記石西民分管，把我從市委宣傳部文藝處調去，擔任市委寫作班的黨支部書記。市委寫作班的地點設在上海華山路丁香花園，傳說是李鴻章為他的小妾建造的一座大花園。寫作班下設文學組，主要筆名是“丁學雷”，寓丁香花園學習雷鋒之意，由我負責歷史組的主要筆名是“羅思鼎”，寓“做一顆永不生銹的螺絲釘”之意。開始時由復旦大學歷史系的金沖及負責，金沖及隨石西民調去北京以後，改由朱永嘉負責；此外，還有哲學組、自然辯證法組等。寫作班的成員都是從社會科學各部門，各單位，各大專院校，各文藝協會、院團以及市委黨校等處調集的，都是較強的“筆桿子”，都是共產黨員或共青團員。誰要是進了市委寫作班，那就是一名受黨信用的“左派”，在當時是十分光榮的事。

    一九六四年，石西民調去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長，上海市委寫作班改由市委書記張春橋分管。張春橋是我的老上級，在市委文藝工作部和市委宣傳部，都當過我的領導。一九六六年張春橋調到中央文革小組任副組長以後，上海市委寫作班又由市委候補書記楊西光負責。無論是石西民，張春橋或是楊西光，他們對寫作班都抓得很緊，向我們傳達中央的有關指示，部署一個又一個的戰役，審查一個又一個的選題計劃，直至審改一篇又一篇的重點文章。在他們的領導下，市委寫作班在各條戰線上主動出擊，展開了全面的大批判：

在哲學方面，批判了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論、周谷城的“時代精神匯合”論；

在歷史方面，批判了忠王李秀成的“自白書”、影片《清官秘史》的歷史觀；

在文學方面，批判了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等“四條漢子”所代表的“三十年代文藝黑線”，批判了“國防文學”口號和“中間人物”論；在電影方面，批判了《中國電影發展史》和瞿白音的《“創新”獨白》，批判了影片《早春二月》，《北國江南》、《林家鋪子》、《舞台姐妹》……在戲劇方面，批判了“有鬼無害”論，批判了孟超的《李慧娘》、田漢的《謝瑤環》……

    總之，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還沒有揭開，在思想戰線上早已是炮火連天，硝煙瀰漫了。當然，關鍵性的戰役就是對吳晗的《海瑞罷官》的批判。一九六五年初，江青經過毛澤東的批准，在上海通過張春橋找到了姚文元，下達了撰寫批判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的任務。江青強調寫這篇文章要“保密”，姚文元就躲到了我們市委寫作班來。當時寫作班已經搬到武康路二號，張春橋親自向我們宣布了保密紀律，由朱永嘉任組長的“羅思鼎”小組為張春橋和姚文元收集、整理明史資料。

    早在一九五四年，我在討論工人文學創作的座談會上就結識了姚文元。此後，我們之間有着較多的交往，所以對於他的來到寫作班，我作了妥善的安排，替他在武康路二號的二樓辟了一間專門的寫作室。《海瑞罷官》的批判文章寫了八個月，寫到第十稿，由毛澤東親自審定，以《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為題，於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發表於上海《文匯報》，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由此也立了功，後來受到過江青的公開表揚。

    一九六六年，張春橋和姚文元先後被調去北京，擔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和組員。上海市委任命我和朱永嘉任上海市委文革小組成員，替市委到處“救火”。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發表以後，我不想再為市委效勞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朱永嘉被上海市委派到上海駐北京辦事處去“摸氣候”，張春橋和姚文元接見了他，要他帶口信給我，告訴我上海市委在一九六六年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執行了錯誤路線，要我帶領市委寫作班的成員到群眾中去，和群眾站在一起。過了幾天，姚文元又和我通電話，問我“是寫文章，還是上第一線”？意思很清楚：張，姚讓我放下工作上“前線”，是要我和上海市委劃清界線，帶頭起來造上海市委的反。

    當時，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因病住在西郊，市委書記兼市長曹荻秋主持日常工作，苦於應付紅衛兵和造反派的“炮轟”，他要我代他起草向中央和群眾作的“檢查”，還讓我列席市委常委會，使我了解了許多內情。於是，我在十二月十八日的市委寫作班造反大會上當眾作了揭發，並勒令陳丕顯、曹荻秋、楊西光和市委常委常溪萍等人到會聽取批判。我們的口號是：“火燒陳丕顯！揪出曹荻秋！打倒楊西光！砸爛常溪萍！”我們的行動，開了全國各省、幣、自治區黨政機關內部造反的先河。

    我帶頭造反，“揭竿而起”以後，市委機關內部的造反派紛紛殺將出來，我們又成立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和“工總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簡稱)以及各個紅衛兵組織聯合起來，繼續向已經基本上陷於癱瘓的上海市委和市政府進攻。

    那年冬天，我甚至連自己的三十三歲生日都忘記得一乾二淨。每天每日，我騎着自行車，以市委聯絡站負責人的名義，往來奔忙於上海各個造反大會的會場之間。每到一處地方，我就從頭上摘下那頂哥薩克式的皮帽子，解開對襟的中式棉襖，滿頭冒着熱氣，慷慨激昂地發表一通演說，然後匆忙地趕往下一站。在我看來，這真是一個火熱的冬天啊！

 

姚文元打來電話傳達毛主席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那天下午，我們上海市委寫作班的成員們昨天剛剛吃過為毛澤東七十三歲生日祝壽的長壽麵，大家聚集在武康路二號的草坪上，商量着怎麼進一步揭發批判市委的問題。忽然，文學組的一個青年從樓里奔出來叫我：“老徐，北京有長途電話！”我趕緊跑到辦公室，拿起電話聽筒，裡面響起了一個十分熟悉的聲音——夾雜着上海口音和浙江口音的普通話：“徐景賢嗎？我是姚文元啊！今天要向你傳達一下主席的指示……”

    哦，原來是文元。自從他調到北京去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組員以後，幾個月來，總是我有事打電話找他，他從來沒有主動給我打過電話，特別是在市委寫作班宣布造反的前後，我頻頻向北京打電話，尋求他和張春橋的支持，很想傾聽他的意見。但是，電話相當難打，連通過紅色保密機也難以找到他，真是“眾里尋他千百度”。當時，我心裡曾經多次嘀咕：“老朋友也搭起架子來了！”今天，他忽然主動打電話給我，而且要傳達毛主席的指示，真使我喜出望外。我趕緊掏出小本子準備記錄。

    姚文元在電話里一反平常冷靜的語調，用一種按捺不住的興奮語氣說道：“昨天晚上我們中央文革的幾個人都到毛主席那裡去了，祝賀主席生日，給主席敬酒。主席很高興，他平時很少喝酒的，昨天和我們乾杯了。主席對上海的形勢很關心，他從中央文革的《快報》上看到了你們造反的消息。主席說：上海的形勢很好。工人起來了，學生起來了，現在機關幹部也起來了。我問主席：上海市委強調‘內外有別’怎麼辦？主席說：‘內外有別’可以打破，機關的文化大革命很重要，機關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

    我一邊聽，一邊嗯嗯，把姚文元電話傳達的內容一字不漏地記了下來，心裡激動得熱血沸騰。

    姚文元接着說：“主席很欣賞你們的口號：‘火燒陳丕顯！揪出曹荻秋！打倒楊西光！砸爛常溪萍！’他說‘火燒’、‘揪出’，‘打倒’，‘砸爛’，這幾個口號的提法有區別，好！”

    姚文元最後說道：“主席在和我們碰杯的時候說：祝全國全面內戰開始！這一期《紅旗》雜誌將要根據主席的指示發表元旦社論，你們要很好地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我問姚文元：“毛主席的指示我們可不可以在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的範圍內開會傳達?”

    姚文元沉吟了一下，說：“不要開大會，你們先在小圈裡吹吹風吧。我放下電話，興奮萬狀，奔到寫作班的草坪上，逢人便說：“剛才文元同志來電話了！文元同志向我們傳達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了！”我想我宣布造反的時候，雖然有張春橋和姚文元做後盾，但心裡還是不很踏實的，現在毛主席他老人家親自為我們撐腰了，我還怕什麼?!晚上，在武康路二號寫作班二樓的玻璃棚陽台上，由我主持開了一個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骨幹會議。會上先由我傳達毛主席的指示，緊接着哲學組、歷史組，文學組以及市委辦公廳《支部生活》編輯部的人員紛紛爭着發言，有的噙着眼淚，有的莊嚴宣誓，大家的神情異常忠誠、肅穆。

    在討論中，我提醒與會者思考“毛主席說的全國全面內戰開始了，究竟有什麼樣的深刻含義？我們該怎麼做？”

    胖墩墩的朱永嘉說：“我們市委聯絡站比其他造反組織條件優越得多，我們要利用這些條件繼續開大會批市委。”

    從復旦大學哲學系調到市委寫作班哲學組來的郭仁傑，操着山東口音說“毛主席不是說‘內外有別’可以打破嗎?我們把市委檔案室里的檔案翻出來，把有關內容摘錄下來，作為批判市委執行反動路線的炮彈。”

    我覺得這些主意不錯，表態說：“可以，由我寫條子給市委書記馬天水批，過幾天組織幾個黨員進市委檔案室查檔案。這次批判市委的大會要以《紅旗》雜誌的元旦社論為口徑，由我們負責寫出發言稿，大會要和‘工總司’、‘農司(籌)’、‘紅革會’(‘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的簡稱)等組織聯合召開，聲勢要大一點。大會由黨校來的程綺華負責籌備，籌備處就設在淮海中路市委黨校……”

    一切商量定當以後，夜已深了，我們對着毛主席的畫像，輕聲唱起了《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這支歌。我邊唱歌，邊感到自己的身心激動得顫抖起來：這場全國全面內戰的結果是什麼，我還不能預計．但是，我預感到自己將成為一場重大的歷史事件的參與者，在即將到來的全國全面內戰當中，我要堅定地站在毛主席的一邊……

    唱着、唱着，我驀然想起了復旦大學的紅衛兵在我造反以後送給我的一副對聯：革命方覺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親。

    今天，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這個“親”字，我把這個“親”字真正地溶入到這首歌曲里去了。

    我們唱得很輕、很輕，歌聲只在室內迴蕩，因為就在市委寫作班隔壁的一幢樓里，還住着一個市委書記和一個部長。時過中夜，他們家裡黑洞洞的，人們早巳進入了夢鄉。我們不想驚動他們。當然，在沉睡中的他們，也萬萬不會想到：就從近在咫尺的市委寫作班裡，一場席捲全國的一九六七年一月奪權風暴，即將猛烈地刮起來了！

 

上海大亂

    正當我們沉浸在接獲“最高指示”的勝利喜悅中的時候，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傍晚，我得到市委辦公廳造反兵團的緊急報告，說是上海工人赤衛隊有幾萬人包圍了康平路市委大院。

    這個消息太出人意料了，因為上海工人赤衛隊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成立的時候，是公開反對張春橋支持的“上總司”的，對上海市委一直持“保”的態度，所以被罵為“保皇派”，現在怎麼也“造反”了呢?

    我了解了一下，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十二月二十三日，上海工人赤衛隊在市中心的人民廣場召開大會，要求曹荻秋市長到會，提出了與“工總司”相對立的八項要求，讓曹荻秋市長簽字，曹開始時加以拒絕，赤衛隊就批鬥個沒完沒了，一直糾纏到次日凌晨三點鐘，硬要曹市長承認他們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曹市長又急又暈，曾經昏厥過去，最後只得簽字。第二天，上海市委開會時，陳丕顯第一書記批評曹市長不應該簽這個字，要曹給赤衛隊做做工作，妥善解決這個問題。赤衛隊的工作還沒有做通，十二月二十五日，“工總司”又在人民廣場召開批判大會，勒今曹市長到場，迫使他當眾宣布：給赤街隊簽過字的八條作廢，赤衛隊是“保皇組織”。

 

上海的第一場大武鬥

    這樣一來，矛盾激化了，赤衛隊被激怒了，把怒氣出到上海市委頭上。赤衛隊總部一方面給黨中央發電報，要求派專人來上海解決問題，另一方面，從十二月二十七日起，調大批隊伍包圍了康平路上海市委書記處，要找陳丕顯、曹荻秋算賬。陳丕顯、曹荻秋沒有接見他們，赤衛隊就繼續調兵遣將。到十二月二十八日，已經有兩萬多名赤衛隊員湧進了市委大院，還有很多人擁塞在大院外的馬路上。

    在這種急劇變化的局勢面前，我決定親自到現場去走一遭，觀察形勢，再商量對策。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我手持市委機關工作證，擠過層層包圍圈，進入了康平路市委大院。我在大院裡到處走動，實地觀察。天氣很冷，我戴上了一個大口罩，防止被人認出來。我走進市委書記處的辦公樓。只見到處擠滿了人，每一間十幾平方米的辦公室里，至少擠進幾十個人，連不到三平方米的小廁所里，也擠着四、五個人。樓梯頭、走廊邊、草坪上，樹蔭下，滿坑滿谷；全是戴着“赤衛隊”紅袖章的工人。

    原來住在康平路大院裡的市委領導人，已經撤走了；連—向聲稱自己不害怕群眾的市委書記處書記馬天水，也帶着家屬轉移了。整個大院裡只剩下已故的原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的家屬以及張春橋的一家。赤衛隊的頭頭們進人康平路大院之後，到過張春橋的家裡，要求張的妻子李文靜為他們向中央文革小組打電話，反映赤衛隊的要求，隨後就退了出來。柯慶施和張春橋的家屬，都是安全的。我找到位於大院中部公寓裡的張春橋的家。從後面的那座水泥樓梯悄悄地繞道走上去，走到張家的後門口，從玻璃門朝里張望，客廳里不見人影；我試着敲敲後窗，輕輕喊了幾聲，也沒有人答應，估計李文靜和孩子們因為害怕，都躲到內室去了。

    我再返回到大院裡，觀察動靜；只見赤衛隊員們因為總部提出的要求得不到滿足，見不到陳丕顯和曹荻秋，情緒十分低落，有的人用毛筆在牆上寫大標語：“曹老頭決沒有好下場！”“赤衛隊要大造上海市委的反！”發泄自己的不滿。在現場看不到有人在作宣傳鼓動，加上隊員們通宵集合包圍市委，大家根本沒有休息，現在許多人就席地而坐，背靠着背，瞼上顯露出十分疲憊的神色。有幾個工廠的食堂，用黃魚車給本廠的工人送飯菜來，吃剩的飯菜，連同寫着各個工廠廠名的搪瓷盆碗，到處亂扔，滿地狼藉；還有的單位送來幾百箱餅乾，高高地堆在空地上；看到這些情景，我的心裡暗暗高興，我想：市委這下子徹底被動和孤立了；因為把兩派群眾都得罪了。我覺得現在正是從政治上瓦解工人赤衛隊的最好時機。

    正當我興沖沖地走出康平路市委大院的時候，忽然看見有許多打着紅旗的隊伍，從徐家匯、宛平路、餘慶路等方向向康平路湧來，紅旗上印着醒目的黃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工人造反隊”，他們迅速把康平路大院從四面八方包圍了起來。我上前一問，回說隊伍是“工總司”二兵團調來的，有的人還說什麼“赤衛隊抄了張春橋的家”，“我們是來保衛中央文革的”！這時，在康平路大院門口，兩支觀點不同的隊伍對峙着，互不相讓，氣氛頓時緊張起來。

我馬上回到市委寫作班召開緊急會議，商量對策。我說：“‘工總司’這種做法真蠢，康平路市委大院現在是一座空城，讓赤衛隊呆在那裡，沒有幾天就會潰散的。現在二兵團調了大批隊伍去包圍；反而刺激了赤衛隊的情緒，弄得不好，可能要出事。”

    歷史組的朱水嘉說：“我們還是把重點放在準備召開全市的批判大會上，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過來，讓康平路去唱‘空城計’，不要睬它。”哲學組的郭仁傑說：“趕快想辦法找找‘工總司’和二兵團的頭頭王洪文，潘國平和耿金章，要他們把隊伍撤走。”

    於是，我要市委寫作班的機要秘書打電話找王洪文他們，可是到處找不到。我說：“這樣對峙下去，雙方很可能要大打出手，如果出了人命案子，造反派就被動了。我們還是搞文的，要大家把矛頭對準市委，從政治上瓦解赤衛隊。”

    我馬上通知市委辦公廳造反兵團在康平路大院邊緣上的一百八十一號樓里，設立一個聯絡點；要黨刊《支部生活》編輯部造反隊負責，在康平路大院四周高樓上，安裝起幾隻高音喇叭。我布置歷史組、文學組的幾支筆桿子，立刻起草傳單；我自己也親自撰寫了一份《赤衛隊為什麼要大鬧龍宮？》，呼籲赤衛隊員們反戈一擊，殺回工廠去，向市委的反動路線猛烈開火。傳單寫好後立刻被打印出來，還抄成大字報，在康平路大院周圍散發和張貼，並且通過高音喇叭連續向大院內廣播。經過政治攻勢之後，有一批赤衛隊員取下自己的袖章，偷偷從人縫裡溜走了，留在大院裡堅持不走，被包圍着的還剩一萬多人。

    十二月二十八閂晚上，一些憤怒的赤衛隊員把怒火傾瀉到市委頭上，在康平路大院裡刷出了“打倒上海市委”的標語。張春橋的妻子李文靜從康平路連夜給正在北京的張春橋通了電話。二十九日早上，市委寫作班的紅色保密電話機鈴聲響了，我拿起聽筒，是李文靜打來的，她說：“昨天半夜裡我和春橋通了電話，講了康平路大院裡的情況，春橋說：現在赤衛隊造了曹荻秋的反，提出了‘打倒上晦市委’的口號。要告訴徐景賢轉告上海各個造反組織注意，不要讓赤衛隊把勝利果實奪走了！”

    接到張春橋的電話以後，我向市委機關聯絡站的人員作了傳達，並且和幾個領導核心商量如何落實張春橋的指示。我說：“春橋同志的提醒很重要，不然我們造的反，讓赤衛隊摘了果子，豈不前功盡棄？我們召開大會的口號看來要升級了，不能再用‘火燒’、‘揪出’等提法，一定要提‘打倒’。大會一過年就開，口徑要統一，按春橋同志的電話指示精神，正式喊出：‘打倒陳、曹！打倒上海市委！’”

    當天晚上，在緊挨着康平路大院的榮昌路六十號臨時指揮部里，我派出的王承龍、朱維鋒和“工總司”二兵團的司令耿金章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論。耿金章在知道了張春橋的來電以後，不願用“文攻”，繼續增調大批工人造反隊，急於指揮他們打進去。半夜過後，耿金章不聽勸阻、一聲今下，工人造反隊發起了衝鋒，蜂擁進入市委大院，邊沖邊打，把疲勞過度、毫無鬥志的赤衛隊員們打得落花流水，有的人還被從二樓陽台上推下樓去，摔成重傷。赤衛隊員們被俘虜以後，排成長長的單列縱隊，魚貫走出康平路市委的大門。所有的人都被當場剝去赤衛隊的袖章，高舉雙手作出投降的姿勢，每個人的手裡還要拿一根稻草，表示到市委來“撈稻草”的意思，然後排成六路到四周的馬路上集中，聽取訓話後才被釋放回家。

    耿金章他們打勝以後便揚長而去，留下的傷員只好由市委大院裡的後勤工作人員集中處理，清點下來受傷的共計九十一人，其中最嚴重的被打斷腿骨，於是當即叫來救護車把傷員分別送往華山醫院、瑞金醫院和華東醫院救冶。

    等到清點處理完傷員，已經是—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凌晨一點半了，我終於鬆了一口氣：“唉，總算沒有打死人，不然造反派政治上很被動，怎麼向春橋同志交代呢？”

    這場萬人大武鬥，在全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歷史上，也是第一次。武鬥結束以後不到半小時，張春橋從北京親自打電話給我，向我詳細詢問了武鬥的情況，我一一作了匯報。

    張春橋聽完匯報，用他那由於抽煙過度而顯得有些沙啞的嗓音，斬釘截鐵地說：“你們一定要始終把矛頭對準上海市委，大造輿論，大造聲勢。指明這場武鬥完全是市委挑動群眾斗群眾引起的，他們才是這次流血事件的罪魁禍首”臨了，他又說：“再也不要提‘赤衛隊抄張春橋的家’了！”

我回答“我知道啦！最近幾天，我們準備集中全力，召開一次‘打倒上海市委’的大會，牢牢把握鬥爭的大方向。”

 

周總理下令抓赤衛隊頭目

    工人赤衛隊挨了一頓打，當然是不肯善罷甘休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赤衛隊的一些頭頭鼓動了一批隊員、衝進了上海北火車站，準備仿照王洪文、潘國平等人在“安亭事件”中的做法，乘火車上北京請願、告狀去。提起“安亭事件”，人們記憶猶新，那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下午，王洪文聯合各廠的工人造反隊，在文化廣場召開大會，宣布“工總司”正式成立，因為上海市委採取“不參加”、“不承認”、“不支持”的方針，王洪文、潘國平等會後就串兩千多人到市委請願，市委負責人拒不接見，他們就到北站搭火車北上請願。火車開到嘉定縣安亭車站時，被阻在支線上不能前進，工人造反隊索性在滬寧線上靜坐，造成鐵路交通中斷三十小時又三十四分鐘。這件事震動了中央文革，先是陳伯達發來電報，接着張春橋又受命從北京飛來談判，最後同意了“工總司”的要求，滬寧線才恢復交通。現在，赤衛隊就提出：“工總司”可以乘火車上北京請願去，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去呢？

    我對赤衛隊的做法很反感，我想由他們去鬧吧，反正上海市委自食其果，他們總會向中央報告的；而我已經有幾天幾夜沒有好好睡覺了。趁着過除夕夜的機會，我回到常熟路瑞華公寓自己家裡，早早地上了床。

    當我正在沉沉熟睡的時候，床邊的電話鈴急驟地響起來。我抓起聽筒，傳來的是長途台女接線員的聲音：“是徐景賢同志嗎？北京張春橋同志要找您……”

    我打開床燈，看了一下手錶：零點十分。哦，已經是元旦了。“全面內戰”的一九六七年來臨了！

    張春橋在電話的那頭着急地說：“上海的赤衛隊鬧着要乘火車到北京來告狀，中央不同意，但是上海鐵路分局調度所有一個赤衛隊的頭頭，名字叫王玉璽，他利用職權同意調車，我們知道了都很生氣。剛才中央開會研究了，已經由總理直接打電話通知上海市委陳丕顯，要他到鐵路分局去對王玉璽釆取措施。同時，還告訴陳不顯，讓他召集各個造反組織的負責人開一個會，討論一下怎麼把上海的秩序穩定下來。赤衛隊幾千人上北京的話怎麼辦呀，還是要‘抓革命、促生產’嘛！不過，現在陳丕顯說話可能不靈了，造反派的頭頭們不肯聽他的，所以我打電話給你，你可以在會上說一說中央的精神，做做工作……”

    我聽完電話，趕快穿衣起床，妻子在一旁埋怨着：“過年也過不安穩，”我說“可能這幾天回不了家嘍!”幾分鐘以後，市委辦公廳就派小車把我送到了東湖路市委招待所。

    不一會兒，各個造反組織的頭頭絡繹不絕地來到了東湖招待所的餐廳：北京和外地的幾個著名的紅衛兵組織駐滬聯絡站的負責人，幾乎都到齊了，有北大“捍衛團”，有清華“井岡山”，有北航“紅旗”，有北京地質學院、體育學院、電影學院，此外，還有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西安軍事電訊工程學院的駐滬紅衛兵代表。上海的紅衛兵組織有“紅革會”、“紅三司”、“炮司”、交大“反到底”、同濟“東方紅”等。“工總司”的王洪文來得比較遲，他穿着一身較舊的黃綠色棉軍裝，戴着雷鋒式的棉軍帽，滿臉病容，他瓮聲瓮氣地對我說：“我這幾天感冒了，正在發燒。今天開什麼會呀?”我便把自己知道的情況告訴了他。

    最後一個來到會場的是“工總司”二兵團的司令耿金章，他雖然打着“工總司”的旗號；但根本不聽王洪文和潘國平的。耿金章披着一件軍大衣，足蹬一雙高筒皮靴，使他那又瘦又矮的個子顯得神氣起來。他—陣風似地卷進室內，擺出一副剛從前線歸來的指揮官的架勢，咋咋呼呼地說：“我剛剛從崑山回來。被我們從康平路打走的赤衛隊又集中起來了，他們在北站沒有上得了火車，幾千人轉移到崑山，準備從那兒上火車。我已經把我們二兵團的隊伍調去了：把赤衛隊堵住在崑山城裡……”耿金章小時候生活很苦，被抓壯丁參加了國民黨部隊，後來又成了“解放”戰士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復員到上海才當上了工人。他打過仗，所以現在又用部隊的那一套辦法去對付赤衛隊。大家聽到他從崑山帶來的消息，馬上議論紛紛，對如何處理目前這種混亂的局面，各抒己見。

    正當與會者在七嘴八舌的時候，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來了。當時他還兼着上海警備區的第一政委，身穿一身軍裝，一進門就操着福建口音告訴大家：“我剛才接到總理的電話，總理說：要貫徹毛主席‘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做好赴京上訪工人的思想工作，交通不能中斷，革命的秩序要搞好，總理要我同各個群眾組織的負責人協商，一起解決面臨的嚴重問題，接到電話以後，我趕到上海鐵路分局了解情況去了，那個調度所的負責人王玉璽，擅自簽字同意發車，破壞交通，我已經按照總理的指示，把他扣押了起來……”

    陳丕顯邊說着邊脫下軍大衣，然後在白布鋪成的長條桌子前面坐下，繼續向大家介紹上海當前的嚴重局勢：

    ……赤衛隊要北上告狀，現在被阻攔在江蘇崑山一帶。上海鐵路分局調度所的八十多個工作人員中，有七十多人是赤衛隊員，都離開了崗位。滬寧線的鐵路交通，已經完全中斷。從十二月三十日凌晨到現在的二十六個小時中，已經停開客車二十六列，有五萬多旅客不能上車，還有五萬多旅客被阻在中途，喝水，吃飯都成了問題；停開的貨車有三十八列，中途停下的還有二十二列，貨物積壓了好幾萬噸。還有最嚴重的，就是整個上海市只剩一個星期的存糧了。所以，要和大家商量一下，怎麼來扭轉這個局面？各造反組織的頭頭們聽說了這麼嚴重的情況，你一言我一語地嚷開了，有的指責市委挑動群眾斗群眾，有的要陳丕顯自己到崑山去處理問題，還有一個紅衛兵組織的負責人，乘機要陳丕顯批條子給他們配備幾輛摩托車做聯絡用。

    我一看這個混亂的局面，覺得離開張春橋的電話要求太遠了。但是，在這樣的時刻假如由我出面幫陳丕顯說話，難免有當“保皇派”的嫌疑。情急之中我想出了—個辦法——我走到會場正中，站在陳丕顯的對面，大聲說：

    造反派的戰友們．現在的當務之急，是要把散在崑山和其他地方的幾千名赤衛隊員弄回廠里去，使滬寧錢鐵路暢通，把上海的社會秩序和生產恢復起來。究竟誰應該對這個局面負責呢，就是你，陳丕顯！你這個市委第一書記長期躲在幕後指揮，讓市長曹荻秋站在前台，你們先是不承認工人造反隊，扶植了一支赤衛隊，然後又想把赤衛隊甩掉。你們才是這次康平路事件和崑山事件的罪靶禍首，這筆賬我們以後再跟你清算！

    接着，我傳達了剛才張春橋打給我的電話。大家一聽，覺得我的來頭不小，便安靜下來，“炮司”的幾個紅衛兵還一字一句地記下張春橋的“中央文革特急來電”，馬上出去印發傳單了。我順勢出主意說“現在我們這些造反組織，要根據中央文革的指示，出一個聯合聲明：號召全市群眾把矛頭對準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歡迎赤衛隊反戈一擊，回到上海的各個崗位上來，抓革命、促生產。我們還要勒令市委的各級領導幹部堅守崗位，聽從革命造反派的指揮，維護上海的革命秩序，這個聲明寫好以後，讓陳丕顯簽字馬上送到市委印刷廠去，大量印發。……至於崑山那一邊，剛才我已經和‘工總司’王洪文、耿金章同志商量過了，我們立刻趕到那裡去，做做赤衛隊的工作，動員他們回上海。我們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堅決和各兄弟組織的戰友們站在—起，並肩戰鬥！”

大家同意我的建議，我又逼住陳丕顯問道：“陳丕顯，你同意不同意？”

    在陳丕顯表示同意之後，我們當場進行了分工，中央音樂學院駐滬的紅衛乒舒澤池、王立平和上海交通大學“反到底”兵團的楊小兵願意執筆起草《告上海全市人民書》，陳丕顯陪在旁邊等着簽字付印；至於我和王洪文、耿金章等人，帶了其他幾個群眾組織的負責人，立即奔赴崑山。

    一切商量完畢，已經晨曦初露，東方微白，東湖招待所的食堂里端出幾籠白饅頭，我們吃了幾個，便跳上“工總司”二兵團調來的一輛敞篷卡車，向崑山進發……

 

張春橋、姚文元飛抵上海

    我和幾個造反組織的負責人在崑山活動了一整天，又趕往蘇州，最後在城外的一所大廟裡，集中了上千名潰散的赤衛隊員。我們和鐵路分局打了好久交道，才調來一列客車；大家蜂擁上車，抵達上海的時候，已經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的清晨了。

    我回到上海以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來《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的元旦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仔細讀了幾遍。接着，我到市委機關聯絡站檢查“打倒上海市委大會”的準備工作。這次大會的全部發言稿，由寫作班歷史組的朱永嘉、吳瑞武負責撰寫；大會的一、二、三號通今，由哲學組郭仁傑和上海作家協會的幾個人負責撰寫；大會的組織工作，由市委黨校的程綺華抓總。我強調：各個造反組織的頭頭只曉得沖衝殺殺，把握不住主攻的方向，連一篇發言稿都拿不出來，只能由我們先做幕後工作；但是，等到開會的時候，大會的主持人、發言人以及宣讀向毛主席致敬電和全部通令的人員，要由各個造反組織的頭頭來擔任，因為只有他們能夠拉出工人和學生的隊伍來。這次大會要正式宣布“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必須有一個大聯合的聲勢，如果光靠我們這些機關造反派，那是孤掌難鳴的。於是，我們在市委黨校召開了幾次各群眾組織的協商會；經過爭吵和辯論，最後確定大會在一月六日召開。

    正當我們為大會的籌備工作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一月三日下午，姚文元忽然又從北京打電話給我，他問道：“武康路二號寫作班的地方，現在幹什麼用？”我回答：“現在成了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的內部辦公地點，我們對外聯絡部在淮海中路市委黨校。”姚文元說：“春橋和我想要用武康路二號這個地方，你看行不行？”我一時不太明白：他們要用，怎麼用？但我連連回答：“行的，可以的！”我乘機向他匯報了—下打倒上海市委大會的籌備情況，他不表態，只是說：“這件事我需要和春橋商量一下。”便把電話掛了。

    聽完電話，我馬上找郭仁傑一起分析。郭仁傑原來是復旦大學哲學系的教師，總支副書記，調來寫作班哲學組以後，仍和復旦的紅衛兵保持着密切的聯繫，他在推動市委寫作班造反的過程中，起過重要的作用，現在又成了市委機關聯絡站的領導核心。我把他看成是我的智囊，凡事都要和他商量。他聽說姚文元的電話以後，和我一樣感到突然和興奮，我們研究後一致認為張春橋和姚文元肯定要到上海來了！所以他們要用武康路二號……，但是他們究竟什麼時候來，要來多久，來幹什麼……都還是個謎。

    一月四日的上午，我正在武康路二號起草大會的程序，桌上的電話鈴響了，拎起聽筒，姚文元的大嗓門仿佛就在近旁：“徐景賢嗎?春橋和我已經到上海了！”呵，想不到有這麼快，他們一來，我就有了直接的依靠了，“今天下午，你找幾個寫作班的核心，等在武康路二號，我們想來聽聽情況，關於那個大會怎麼開，也一起談一下。關於我們來上海的事，暫時要保密。”

    電話通了以後不久，張春橋留在上海的秘書何秀文就帶了市委警衛處的人員來檢查會場了。我安排出寫作班樓下東廳，作為他們接見的地點。下午兩點多鐘，穿着軍裝、披着軍大衣的張春橋和姚文元，出現在我們面前，他們兩個人當時沒有擔任任何軍職，但自從毛澤東穿着軍裝接見紅衛兵以後，所有的中央文革成員都穿起軍裝來了。

    張春橋、姚文元熱情地和我、郭仁傑、程綺華、朱水嘉、吳瑞武、王知常等一一握手。大家圍着長桌子坐下，張春橋首先開了腔：寫作班的造反在上海，在全國的影響都比較大，推動了全國省、市一級的黨政機關幹部起來造反。最近，中央文革正在起草黨政機關文化大革命的若干條，裡面也吸收了你們的經驗。毛主席在接見中央文革的成員時，肯定了你們的造反，文元已經給你們傳達過了，所以今天我們想先見見你們……

    張春橋說到這裡，略為停頓一下，脫下軍帽放在桌上，用手撫了一下他那稍帶捲曲的頭髮，慢悠悠地點了一支煙，接着往下說：這次我和文元到上海來，是中央文革派我們來的。我們兩個來了當然是和你們站在一起的，聯絡站就作為我們的工作機構。我們到上海來的任務，是做調查研究，然後向中央報告；所以我們不想介入上海的具體活動，同時，我們到上海來的消息，暫時也不想公開。你們的工作還是按照原來的計划進行，不必等我們。這時，姚文元插話說：“你們講一講最近有些什麼動向，那個大會打算什麼時候開?”

    我當即把“康平路事件”以後的上海形勢，作了一個概要的匯報，特別提到自從張春橋打來電話，指出赤衛隊已經提出了“打倒上海市委”的口號，提醒我們不要讓別人把勝利果實奪走了之後，聯絡站就集中全力，準備召開“打倒上海市委”的大會，現在已經準備就緒。接着，我就把大會的名稱、發起單位、八個發言的題目和發言人的姓名，三個通令的內容等，統統作了匯報。當我談到有一個重點發言準備讓“工總司”王洪文來講，內容是“安亭事件”以後市委常委圍攻張春橋的情況時，張春橋馬上表示出很大的興趣，他從黃色玳瑁眼鏡後面向我投來好奇的目光，問道：“這個情況你們怎麼知道的？”

    我回答：“我們翻閱了市委檔案室里的檔案，這些情況是從當時市委常委會的原始記錄中摘出來的。”

    張春橋恍然大悟，說：“大會發言稿給我看一下。”

    我馬上答應：“草稿已經送到報社排印去了，等清樣出來以後就送給您審查。”

張春橋點點頭。

    我又說：“開大會的準備工作經過幾個發起單位的討論，大都取得一致了，我們提出一月六日上午開會，要求陳丕顯、曹荻秋和市委常委們都要到場接受批鬥，根據氣象預報，那天可能有雨雪，所以我們建議大會放在文化廣場室內開，‘工總司’提出要拉到人民廣場露天去開，我們怕效果不好，所以還沒有最後定下來。今天你們兩位來了，關於開會的時間、地點，要向你們請示，請你們決定。”

    張春橋沉吟了一下，徵求了姚文元的意見，然後說：“關於大會的開法和內容，我和文元都沒有什麼意見，就照你們的安排開。至於會場究竟放在文化廣場還是放在人民廣場，我們打算明天找‘工總司’的人見見面，到時候聽聽他們的意見再定吧！”

    談話結束以後，張春橋先走了，姚文元單獨留了下來。因為我聽說他回到上海後還沒有見過家屬，所以我和他打了招呼，派人去把他在盧灣區任街道黨委書記的妻子金英，接到武康路二號來見面。在這等候的間隙中，我們兩人獨處，他向我詳細詢問了市委寫作班人員在造反過程中的表現，我一一作了回答。我認識姚文元已經有十多年了，自從他從盧灣區調到作家協會上海分會，以後又調到《解放》雜誌和《解放日報》，我們的交往日益密切。六十年代初期，我寫了一篇雜文《不做“冷酷的觀眾”》，發表以後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議，姚文元知道以後馬上挺身而出，寫了一篇雜文《井非“挨批”》，為我作了辯護，我很感激他。以後，他生了肝炎，我當時在市委宣傳部工作，就把他的情況向市委寫了報告，經過市委批准，讓他住院治療，等他的病基本痊癒以後，再由市衛生局安排，轉到青島去進行療養。為了答謝我的關心，他送給我一本著作《在前進的道路上》，並在扉頁上題句：蠅死魔走戰士在，黝勵夜色聽雞鳴。

    姚文元的日常生活很樸素，甚至有些落拓。他常年穿一身藍卡其中山裝，腳上是一雙圓口布鞋，肩上掛着一隻草綠色的背包，背包里除了書以外，時常可以翻到早上吃剩下來的麵包等點心。有一次，還揀出過半塊油炸粢飯糕。他就以這身裝束，到處走動，曾經步行到上海錦江飯店去參加一個重要會議，在大門口就被“擋駕”了：不讓進。為此，我為他憤憤不平，因為我也有過類似的遭遇。我曾想：我們這些小人物，一定要在政治上、文學上搞出些名堂來，讓那些瞧不起我們的“龐然大物”瞧瞧，爭一口氣。

    此刻，我和剛從北京回來的姚文元兩人對坐在武康路二號的東客廳里，聽他分析當前階級鬥爭的形勢。他對這裡非常熟悉，就在撰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日子裡，他吃在這裡，睡在這裡，至今在二樓仍保留着他的寫作室。他告訴我：這次回上海張春橋和他都住在興國路招待所。我知道過去這裡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才有資格住的地方。他讓我今後通過紅色保密電話機和他們直接聯繫，但是電話號碼只能我一個人知道，不要外傳。

    我把他說的一切都記在小本子上，又抬頭凝視着面前的這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朋友：他是過去的姚文元，又不像過去的姚文元，他的一身軍裝，使我難以和他過去穿的藍卡其中山裝聯繫起來。他的談話一如既往，但又略帶一點矜持，並且顯得頗為小心謹慎。我覺得在他的身上似乎發生了某種變化。但是我又想不管怎麼樣，姚文元現在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了，我應該接受他的領導……

 

 

 

毛澤東與林彪決裂的關鍵----1970年廬山會議目擊證言

 

江青到華東組與許世友"較量"

    上午，全體中委又集中到大禮堂，重聽林彪講話的錄音：反覆聽了兩遍，中委們覺得這個講話既然如此重要，又朦朦朧朧覺得講話內容若有所指，份量很重；所以把注意力部轉移到這一方面來了。可是，講話中沒有點名，使大家疑竇叢生，說不清楚究竟指的什麼人，也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辦？連林彪在浙江和上海的心腹陳勵耘和王維國，也吃不准林彪講話具體指的是誰，他們去找吳法憲，吳法憲詭秘地在手心裡寫了一個"張"字，陳勵耘和王維國這才心領神會。可是，吳法憲關照："這件事你們可不能說，葉群同志講過：不能點名，只能不點名地點名。"

    陳勵耘和王維國參加華東組的討論。許世友是華東組的組長，這個組沒有那幾員大將當"宣講員"，張春橋倒來參加了。他換下從文革開始就穿着的軍裝，改穿一身淺灰色的毛嗶嘰中山裝，含笑和大家打招呼，大多數人因為不知道林彪講話指的就是他，所以對他很是客氣。

    許世友掌握的華東組討論，比較平穩，一是因為華東組沒有"宣講員"，二是陳勵耘、王維國雖然知道底細也不敢輕舉妄動、搶先出頭，至於其他各省的中委們都感到吃不准，只能泛泛而談，正面領會林彪講話的精神。上海小組的王洪文和我們幾個人，在林彪講話以後還沒有和張春橋單獨接觸過，搞不清楚林彪講話究竟針對什麼人，有什麼背景，所以，決定先看看形勢再說，我們在華東組第一次討論時沒有發言。其他的像安徽省也覺得把握不定，省一級領導人都沒有發言，而是讓-個來自農村的中委、基層大隊黨支部書記，作了一般性的發言。

    華東組總的發言基調，比較平和。在談到林彪講話中關於"毛主席是天才"的觀點的時候，大家一致表示擁護，而且講了很多頌揚毛澤東的話；在談到"設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時，大多數人表示：從自己的願望來說，還是希望毛主席能夠當國家主席，但是最後究竟怎麼辦，聽從中央的決定。

    八月二十四日晚上，華東組討論到一半的時候，江青來了。江青沒有編入固定的小組。而是任她自由選擇。許世友熱情地招呼江青坐在前排沙發里。這時，這次廬山會議的主人，江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省軍區第一政委程世清開腔了。他當着江青的面，提出憲法裡還是應該"設國家主席"。這時，有一些人附和程世清的意見。許世友一向對毛澤東非常尊重，他也開口說："我看還是毛主席當國家主席吧！"他倒是真心實意擁護毛澤東再當國家主席的。

    江青看到有不少人要求設國家主席、就插話說："我覺得，不設國家主席，可以減少國家機構的層次。關於這個問題，主席已經作過多次指示，你們也都聽過傳達。大家還是尊重主席的意見吧！"

    "不設國家主席，群眾在感情上通不過。"浙江的陳勵耘發言了。

    "群眾要我們去做工作嘛"江青答。

    "毛主席也應該聽聽群眾的意見嘛！"程世清的講話有些不太客氣。

    "我們要看得遠一些。主席不但高瞻遠矚、而且深謀遠慮……"江青扶了扶眼鏡，朝會場四周看了一眼，慢條斯理向眾人交底，"要知道，設了-個國家主席的位置；就會有人伸手的，主席都考慮到了。至於主席自己，他是堅決不當國家主席的，他說過：'不要黃袍加身……'"

    江青在這裡引用毛澤東所說的"黃袍加身"的典故，是指宋太祖趙匡胤在陳橋驛兵變時，他的部將用黃袍披在他的身上，擁立他做皇帝。毛澤東以此借喻他自己不願意別人擁立他當國家主席。

    聽了江青的講話，大多數人不響了，有些人還在嘀咕。這時，江青側過瞼去對坐在旁邊沙發上的許世友說：

    "許師傅，你來幫幫我的忙嘛……"江青稱許世友為"許師傅"，因為許年輕時在少林寺當過和尚。

    "別的事我可以幫你的忙，這什事情上我思想還是不通。"許世友是個爽快人，有啥說啥，他看時間不早了；就宣布散會，"好了，好了，今天就討論到這裡。江青同志，歡迎你什麼時候到南京去……"

    "好罷，我們到南京去再較量……"江青吃吃地笑着，一邊和許世友等人握手道別。一邊回答，

    張春橋在華東組的第一次討論會上，坐着靜聽，沒有發言。

    整個華東組的第一次討論的氣氛，由於沒有人煽風點火，比較平和，沒有劍拔弩張的景象。

    類似情況的還有陳錫聯所在的東北組。

 

陳伯達搶了頭功

    但是，其他各組的討論情況就大不一樣了。

    除了華東組、東北組以外，其他各個大組的討論，都有"宣講員"參加，他們紛紛出動，登場亮相。

    在華北組的討論會上，陳伯達迫不及侍，第一個搶先發言，他發表了一大通蠱惑人心的言論："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偉大和謙虛，妄圖貶低毛主席，貶低毛澤東思想。"

    "竟然有個別人把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句話說成'是一種諷刺'。"

    "這種否認天才的人是歷史的蠢才。"

    "林彪同志說，這次修改的憲法裡面規定了毛澤東思想作為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是憲法的靈魂……但是同志們要懂得，加進這條也並不是那麼容易的，是經過很多鬥爭的。"

    "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以後，有的人居然懷疑（八屆）十一中全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公報，這是不是想搞歷史的翻案？"

    講到最後，陳伯達激動地站了起來，比劃着說："多麼猖狂呀，有的反革命分子聽說毛主席不當國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興，高興得跳起來了。"說到這裡，一向老成持重、外號"陳夫子"的陳伯達，居然也做出手舞足蹈的樣了。

    陳伯達講完後，拿到那份《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的汪東興，也跟着發言，本來，是他向政治局傳達過毛澤東關於不設國家主席的指示，但是，現在在全會上發言時，他卻提出了要設國家主席，由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他還講了有人反對手主席的問題。

    他們兩個人一講話，華北組的討論馬上升溫，發言者強烈要求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要求把"妄圖否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的人"揪出來"，要求把"野心家、陰謀家""鬥倒斗臭"、"千刀萬剮"。

    在中南組的討論會上，葉群聲嘶力竭地說："林彪同志在很多會議上都講了毛主席是最偉大的天才，說毛主席比馬克思、列寧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難道這些都要收回嗎？堅決不收回；刀擱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在西南組的討論會上，吳法憲氣憤地嚷道："這次討論修改憲法，有人把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句話說是個諷刺，我聽了氣得發抖。如果這樣，就是推翻八屆十-中全會，是推翻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

    在西北組的討論會上，邱會作呼之欲出地說："林副主席說'毛豐席是天才'……這次演說仍然堅持這樣觀點，為什麼在文化革命勝利、二中全會上還講這個問題，一定有人反對這種說法，有人說天才、創造性發展……是一種諷刺，就是把矛頭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在中南組的討論會上，李作鵬着重替林彪"抬轎子"："有人在憲法上反對提林副主席。所以黨內有股風，是什麼風？是反馬列主義的風，是反毛主席的風，是反林副主席的風，這股風不能往下吹．有的人想往下吹，有人連'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他都反對，說不符合歷史。"

汪東興站錯了隊

    這幾名"宣講員"中，陳伯達起了帶頭的作用，他不但在華北區搶先發言，而且搶先印出簡報，陳伯達畢竟是搞輿論出身的，他懂得如何製造輿論，煽風點火。

    當時中共中央舉行全會或是工作會議，都要出簡報，簡報上刊登會議的動態以及各組的討論情況，上送毛、林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員，讓領導了解情況；同時分發各省、市、自治區與會者，起到交流溝通的作用，每次會議的每期簡報，有一個總的編號，報頭上同時說明這是華北組或是華東組的第幾號簡報。凡是簡報上的重要發言紀錄，特別是政治局委員的發言，都要經本人過目，修改審定，簡報付印以前還要由各組組長和副組長簽字，以示負責。

    陳伯達和汪東興在華北組第一次討論會上發言以後，會議簡報組派到華北組做記錄的工作人員，整理出了一份九屆二中全會簡報（總號為六號，同時註明為華北組的二號簡報）。這份六號簡報整理出來時間已經很晚了，但陳伯達一反常態，馬上審稿，迅速改定；簡報改定稿在八月二十四日深夜十一點多鐘送到華北組的組長手裡，由組長李雪峰，副組長吳德、解學恭簽字後連夜付印，在二十五日一清早就印好分送到有關領導和各組成員手裡。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堪稱第一，在所有各大區的分組討論簡報中，六號簡報出得最快，陳伯達又搶了頭功。

    九屆二中全會的這份六號簡報，摘登了陳伯達的講話，講得很兇，不但為林彪的講話作了詮釋，而且極具煽動性，雖然沒有指名道姓，但是已經明確無誤地指出反對稱毛主席是天才的人，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人，要搞歷史翻案的人，反對毛主席當國家主席的人，就在中央的憲法修改小組裡面，只剩下薄薄的一層紙，一戳就破，簡報同時用較大的篇幅，刊登了汪東興在華北組討論會上的講話，進-步證實了陳伯連所謂的有人反對毛主席是事實，簡報上汪的講話比陳的講話還長，正像後來汪東興自己所抱怨的"他的很少，我的很多"，而且簡報上的語言已經明確使用了"揪出來""鬥倒斗臭""千刀萬剮"等只適用於敵我矛盾的詞彙。簡報對全會所起的引導作用是非常強烈的。

    這份六號簡報當然十分符合林彪的心意，怪不得林彪在聽完秘書讀完這份簡報以後，高興得笑了起來，林彪說："聽了那之多簡報，數這份有份量，講到了實質問題，比較起來，陳伯達講得更好些。"

 

六號簡報出籠以後

    六號簡報一出，天下果真大亂。

    在陳伯達所在的華北組，一些部隊的中委和工農中委特彆氣憤，他們的發言集中到了所謂有人反對毛主席的問題上。連參加華北組討論的陳毅也說：我陳毅是有反黨經驗的人，一聽就知道有人反毛主席了。陳毅當場表示自己的決心說，不論在什麼地方，就是有人在牆旮旯里反對毛主席，我陳毅也要把他揪出來！

    參加華北組討論的還有北京大學的聶元梓。她在一九六六年列席過八屆十一中（擴大）全會。搶先點過鄧小平的名。現在她是九屆候補中央委員，這次她在廬山又活躍起來，先後找了河北的中委、軍委總後的中委，甚至還找北京衛戍區的負責人串聯，要求揪人。然後，河北省的四名候補中委，就在會上先後發言，對中央憲法修改小組提出質疑，點了康生的名。

    六號簡報分發到華東組和其他各組，同樣掀起軒然大波。

    我們上海小組住在華東組的中心地帶，八月二十五日一清早，王洪文還沒有起床，我和馬天水正在吃早餐，就收到了會議秘書組送來的兩份六號簡報。

    我看了陳伯達和汪東興的發言，大吃一驚，連早飯都無心吃了，馬上拿了簡報、奔到王洪文住的小別墅，把他叫醒。看過簡報，兩個人議論開了。

    王洪文和我越談越覺得無所適從，疑竇叢生，而且下午華東組又要開會，上海小組該怎麼表態才好呢？我們想找張春橋，可是又想到此刻恐怕不太適宜。我拎起電話，要總機接到坡下張春橋住的那幢別墅，接電話的是嚴秘書，他說張春橋還沒有起床，我問他看到華北組的簡報沒有，他說沒有收到，我就在電話里把六號簡報的主要內容告訴了嚴秘書，讓他叫醒張春橋請示下-步該怎麼辦。

    我擱下電話，過了片刻，電話鈴響了，還是嚴秘書打來的，他說已經報告了張春橋，張要他馬上來拿簡報。電話掛斷不久，嚴秘書就氣喘吁吁地爬坡上山，到上海小組把我手裡的一份六號簡報取走了。

    王洪文和我商量，趕緊把上海的中委們全部找來，緊急討論下午如何表態。小組的成員們沒有到齊，王洪文和我站在別墅門口的台階上朝坡下望去，只見張春橋從他的住所里匆匆走出來。幾乎是同時，左手別墅里的姚文元也出了他的屋門。看來他們事先已經電話聯繫過了，兩個人見了面，不說一句話，就一起坐進了早巳停在院子門外的一輛轎車裡。轎車朝着江青的住所疾馳而去……

 

上海組也有反骨

    上海的中委們齊集在王洪文的住所，大家翻看着六號簡報，七嘴八舌地議論着，獨有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空四軍政委王維國沉默不語。

    大家議論後認為整個上海小組應該有一個統一的態度，下午由王洪文代表小組集體發言。對於林彪的講話，上海小組討論後一致表態：應該堅決擁護毛主席是天才的觀點；關於設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大家覺得還是應當聽從毛主席的指示，以不設國家主席為準。至於陳伯達，汪東興在華北組的發言，因為不了解情況，上海決定暫不表態：討論的意見基本趨向一致以後：大家推舉由我執筆起草一份上海小組的集體發言。

    我把發言稿寫完後給大家念了一遍，徵求意見，大家表示同意。王維國的瞼上毫無表情，依舊一聲不吭。王洪文瞥了他一眼，正式宣布："沒有不同意見就算一致通過。"散會以後，和王維國住在一幢房子裡的上海電機廠候補中委金祖敏，偷偷地告訴王洪文和我："王維國這幾天接到過吳法憲的電話，多次單獨外出活動過。"

    下午，華東組的會場設在廬山圖書館旁邊的一幢小樓里，場內的氣氛異常。其他省、市的中委們正在交頭接耳，竊竊私議，一見上海小組的人員進場，馬上停止議論：用一種沉默的目光打量着上海的中委們。等到張春橋進場的時候，會場裡寂無聲息，空氣簡直像凍結了似的。

    張春橋還是像上次來華東組參加討論時一樣，面帶微笑走進來，但是這回根本沒有人招呼他，也沒有人回他一個笑瞼。張春橋顯得十分尷尬，訕訕地找了一個單人沙發坐下，連開水也沒人給他倒一杯。

    會議開始之前，我拿了謄寫清楚的上海小組集體發言稿《我們的態度》，給上海的各個中委傳閱；以便交王洪文代表大家發言。其他人都一一畫圈表示同意；發言稿傳到王維國那裡，只見他提起鉛筆；在發言稿下方批了一句話：

"不搞集體發言，各人發各人的為好。"

    我拿到搞子一看楞住了：趕緊找王洪文緊急磋商。

    我說："王維國這傢伙怎麼搞的。上午討論時不發表意見，下午突然來這麼一下，簡直是從背後戳一刀……"

    王洪文氣得呼哧呼哧地："不曉得他在搞什麼名堂？真見鬼！只好下午不發言了，看看再說。"

 

張春橋變成火力點

    八月二十五日下午兩點，華東組組長許世友宣布大組討論開始：很多人的手裡都拿着那份六號簡報。

    王維國搶先第一個發言。前-時期他在什麼事情上都迴避退縮、沉默不言的，如今卻判若兩人。他今天在發言中，先是大肆讚揚林彪的講話如何重要，為全會指明了方向，接着聲稱"毛主席親自締造、林副主席親自指揮的人民軍隊，堅決打倒一切野心家、陰謀家"，把他們揪出來示眾，他又提出："憲法裡還是要設國家主席"，"一個國家總要有一個頭嘛"，希望毛主席考慮大家的意見。在這個重大問題上，王維國的發言和上海小組集體討論的意見正好相反。在他發言時，張春橋聽得非常仔細，板着面孔不動聲色。

    王維國打了頭陣，華東組發言的調子越來越高。

    幾乎所有的發言者，都熱情地謳歌"毛主席是天才"。而激憤地斥責反對毛主席的"野心家"和"陰謀家"，痛批"埋藏在中央的定時炸彈"妄圖"篡黨奪權"，"罪該萬死"。必須把他"揪出來""千刀萬剮"；"全國共誅之，全黨共討之"。有的人發言時拿着六號簡報；直接引用陳伯達等人的講話，可是，所有的人發言時都不公開點名。

    郭沫若副委員長作為中央委員，也被編入華東組參加討論。郭老耳朵重聽，戴了一副助聽器，困難地聽着別人發言，聽到一半，他也要求發言了："我是一個懵懂派，搞不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今天看了華北組的簡報，又聽了剛才幾位的發言，才知道全會上出了大事……"

    其實郭沬若還是沒有搞清楚究竟出了什麼事.

    上海的馬天水坐在我的旁邊,他用胳膊肘輕輕地碰了碰我，輕聲問道："把野心家、陰謀家揪出來，究竟要揪推呀？"

    我只是朝他苦笑。

    過了一會兒，空五軍政委、浙江省革委會副主任陳勵耘邁着八字步、一搖一擺向衛生間走去，馬天水緊隨在他的身後跟了進去。片刻，馬天水出來，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滿臉懊喪地對我說："剛才我問陳勵耘究竟揪誰，他在廁所里回答：誰是陰謀家、野心家就揪誰！這小子，看來他是知道底細的，不肯對我們說。"

    陳勵耘從廁所里回來，也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張春橋的位置正好在他的左側，兩個人的座位是九十度直角形。說來也巧．這時，正好有一個中委在慷慨激昂地發言，說是"不把反對毛主席的人揪出來，決不收兵！"陳勵耘聽到這裡；馬上打斷他的發言，側過瞼去衝着張春橋，大聲地說："自己站出來嘛！"全場為之震驚。

    張春橋的臉色非常難看，他過去總是"揪"別人的，現在輪到自己在中央全會上被別人"揪"了，心頭該是什麼滋味。但他強作鎮靜，也不看陳勵耘一眼：把眼光落在沙發前面的地毯上，只顧猛吸香煙……

    會場裡的"火藥味"越來越濃。浙江省的一個穿着海軍軍裝的候補中委，索性站了起來，帶領大家高呼口號：

    "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

    "打倒野心家！打倒陰謀家！"

    "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林副主席！"

    全場隨之高呼，聲震屋宇。呼聲一直傳到外邊的街道上去。

 

毛澤東宣布"立即休會"

    八月二十五行日這天，隨着六號簡報的下發，各組的討論情況，莫不如此。這股氣勢，正如毛澤東後來所形容的，"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

    看來今天這個會議，不把人"揪出來"真的不會收兵了。誰知道事情發展到了這步田地，卻突然來了一個戲劇性的急轉彎--

    華東組會議開到下午四點鐘左右，有一個工作人員匆匆地走進會場。把許世友叫走了。許世友在臨行前宣布："大家等一等，休息一下，等我回來！"

    許世友一走，張春橋也走了。

    大家守在會場裡，心裡捉摸不定，不曉得上面有些什麼精神。大約過了五十多分鐘，正當眾人在翹首盼望的時候；許世友回來了，他一進門就沒頭沒腦地大聲嚷道："不開了!不開了!散會!"

    大家都愣住了，搞不清楚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沒有人敢動彈。

    許世友既不說話，也不坐下，他身穿軍裝，腳蹬草鞋，天熱時也從不取下頭頂上的軍帽。他低頭無語，還在想什麼事。在廬山這種清涼的氣候中，他忽然顯得渾身燥熱。他把軍裝前面的一排扣子統統解開，讓自己敞着懷，在會場門口不停地來回走動。大家悄無聲息地注視着他，等待他說些什麼，室內靜極了，只聽得他的草鞋摩在地毯上嚓嚓作響。又過了幾分鐘，許世友好像突然從沉思中醒來了，他發現大家都沒行動，就停住腳步，揮揮手說："不開會了。剛才我到毛主席那兒去了。這是毛主席的決定。休會！大家回去吧。"

    原來，剛才毛澤東臨時決定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請各大組組長一起參加。這天上午，張春橋拿到六號簡報以後，馬上和姚文元一起找到江青，本來三人相約到周恩來那裡去的，臨時改為直接去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感到事態嚴重，在了解了一些情報以後，決定下午召開一次緊急會議，毛澤東釆取了斷然措施，在會上作了三點指示：

一、立即休會，停止討論林彪講話。

二、收回六號（華北組二號）簡報。

三、不要搞分裂，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團結起來，陳伯達等人在華北組的發言是違背"九大"方針的。

    毛澤東嚴肅地說"有些話提起來千斤重，放下來只四兩。叫做"提起千斤，放下四兩'。國家主席問題不要提了，要我當國家主席就是要我早點死，你們再繼續這樣，我就下山，讓你們鬧！"

    毛澤東又一次講了孫權要把曹操放在爐火上烤的典故。他正色對林彪說："我勸你也別當國家主席，誰堅持設誰去當。"

    林彪蔫掉了，悶聲不響。

    毛澤東要許世友摸摸他的手，心情沉重地說："你摸摸，我手都涼了。我只能當導演、不能當演員，你回去做做工作，不要選我做國家主席！"

    許世友一向最敬重毛澤東，他馬上果斷地回答"我聽毛主席的！"

    全會休會以後，廬山一片肅靜。

    中央辦公廳通知各組與會人員：白天可以遊覽廬山，晚上放映電影，是當時內部放映的幾部日本影片《日本海大海戰》、《山本五十六》、《啊，海軍》等，可是，誰還有閒心游山逛景看電影呢？中委們都等着毛澤東新的戰略部署。

    與中委們的無事等待成對比的，是周恩來的格外忙碌，為了配合毛澤東查明事情的來龍去脈，周恩來調集了各大組的發言記錄，發現幾個"宣講員"的發言內容驚人地相似，說明事先有過串連，統一過口徑。

    於是，周恩來和康生一起，找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談話，追查他們到各組"宣講"的由來；結果查明了陳伯達編選的、通過汪東興印發的那份《恩格斯、列寧、毛澤東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的出籠經過。

 

筆桿子打敗槍桿子

    為駁斥陳伯達、吳法憲等人散布的謠言和詭辯，周恩來特意把北京存檔的關於毛澤東圈掉"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三個副詞的文件原件，調來供毛澤東和政治局委員們參閱，周恩來白天黑夜地操勞，據他自己說："足足有三十六小時沒有合過眼！"

    由於查到了幾條"槍桿子"事先有預謀，毛澤東作出決定：要李德生下山回北京去，主持軍委辦事組的工作，把總參謀長黃永勝換上山來開會，李先念同時回北京值班，換紀登奎上山參加會議。這樣，黃、吳、葉、李、邱就齊集在廬山了。周恩來找吳法憲談話，要求吳法憲作檢討。

    吳法憲很慌亂、向林彪請示，林彪說："我們這些人打不過他們，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你沒有錯，不要作檢討。"

    吳法憲本來想和陳伯達搶功，要西南組趕快出簡報，並在自己的發言裡加了許多上網上線的"揪人"語句，現在卻統統撤了回來。葉群也緊張地通知秘書不要整理自己的發言稿了，把草稿要了回去，邱會作做得更加徹底，乾脆從會議紀錄本中撕掉了自己的發言記錄。跟着林彪、葉群上山的林立果則驚呼："翻車了！倒大霉了！全怪主任（葉群，時任軍委辦事組辦公室主任)指揮錯誤！"

    至於那被"揪"的一方，休會以後倒開始活躍起來：

    五月二十六日下午，我到張春橋的住所去看他。

    張春橋向我交底說："他們早就想揪我了！就在八月份，憲法修改小組開會時候，吳法憲就和我大吵了一場。"

    張春橋把因為刪去三個副詞而引起的爭吵經過，講了一下。

    我問："那麼所謂有人反對毛主席是天才的提法，指的就是刪去三個副詞這件事情嗎？那是毛主席自己的意見呀！"我參加過黨章修改工作，知道毛澤東刪去副詞的經過。

    張春橋憤憤地說："就是。他們存心要尋事，才不管這些呢？"

    我又問："那末伯達同志為什麼會在華北組作那樣的發言呢？"

    張春橋說："咳，你不知道，這個陳夫子呀，我和文元給他做了多少工作，想不到他竟……"張春橋長嘆一聲，又講下去，"毛主席對他說："我這條船還沒有沉，你這頭老鼠就跑走了！"

    我對張春橋說，目前有些情況還弄不清楚，這幾天想分別去接觸一些人，聽聽情況，過幾天再去看他。張春橋頷首贊同。

    我回到住所，向王洪文、馬天水等介紹了去看望張春橋的情況，大家一致覺得不能關在屋裡，要多出去走動走動。於是，在休會的那幾天裡，王洪文和我去找了政治局候補委員，華北組組長李雪峰，馬天水去找了河北省-把手劉子厚，我和陳敢峰去找了浙江省的南萍和陳勵耘……

 

江青秘密接見王洪文、徐景賢

    這一天晚上，我們都集合在王洪文住所的客廳里，交流外出活動的情況，約摸九點鐘光景，有一個穿軍裝的工作人員走了進來，把王洪文和我到客廳門外，輕聲說："首長請你們去一次，車已經派來了。"

    首長？哪一位首長？王洪文和我不便多問，只是緊隨着那人走下坡去，一起坐上了一輛大"紅旗"轎車。"紅旗"在牯嶺的柏油馬路上行駛片刻，在一個大院子的門外停了下來。

    夜已深，一幢長長的房屋好像一艘軍艦，停泊在大院裡的草坪上。

    房屋的窗戶上都掛着厚厚的窗幔，屋內的燈光都無法透射出來，只看得見整幢房屋的黑黝黝的輪廓；使人感到有一種神秘的氣氛。

    穿軍裝的人把我們引上高高的台階，穿過一條狹長的玻璃棚通道，走入房屋。這時，只見江青的警衛員大周迎了出來，原來是江青接見，王洪文和我交換了一下會意的眼光。大周帶領我們穿過幾個房間，繞到後面的一個小客廳里。

    我們跨進客廳，看見張春橋和姚文元兩個人已經坐在那裡了。張春橋的神情比前兩天鬆快得多了，他主動招呼我們在對面沙發上坐下，並說："等一下江青同志要見見你們。"

    過了片刻，江青出來了，一頭烏黑的頭髮齊耳根剪短，朝後梳着，看得出還吹過風，有一點暗波浪。她裡面穿着白襯衣，外面罩一身淺灰色的毛料服裝。江青從眼鏡後面仔鈿打量了一下王洪文和我，熱情地伸出手來握手，接着輕鬆而隨便地往身後的長沙發上一靠，邊坐邊說："今天--找你們兩位來--是想聽聽你們對這次會議的看法。"

    我們還沒有接口，江青就側身朝左首的張春橋看了一眼："我聽春橋說：你們華東組開會的時候，有些人很兇呀。"

    張春橋微微一笑，坐在一旁的姚文元卻接上了口："其實各個組都差不多，我這次參加西北組，也有'宣講員'。"

    江青打斷了姚文元的話，自顧自地說下去："二十五號那天早上，春橋說有急事找我，他帶來那份華北組簡報，還是從你們那兒拿來的，他自己的一份是後來才查到的。我這裡倒是早發來了，可是我還沒有看吶！看完簡報，我們三個人一商量，覺得情況嚴重啦，打算一起去找總理。上了車以後，不知道那輛車怎麼搞的"

    "主席那天剛要睡覺。主席的習慣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張春橋在一旁補充說。

    "是呀，那天可狼狽啦，主席正坐在床上脫襪子。剛剛準備睡覺，給我們請起來了。"江青剛用手勢比劃着，吃吃地笑起來，"我趕緊給主席報告："主席呀，不得了啦！要揪人啦！"主席開始時莫名其妙，他根本不知道華北組出了這樣一期簡報。"

    江青說到這裡，用手探到她那件漣灰色上裝的里襟夾袋裡去，掏出一份摺疊得方方正正的印刷品，把它展平了在手裡揚着開懷大笑。

 

"四人幫"由此結黨

    "哈哈哈哈……喏，這就是那份華北組六號簡報，他們要我上交，我就是不交，我說找不到了。我要留着看看，好厲害呀！野心家，陰謀家，兩頂帽子，千刀萬剮。這就是證據！"

    "我們的幾份統統交掉了。江青同志這份可以算是海內孤本。"姚文元從旁插話。

    "你們要知道，陳夫子後面有幾條槍桿子呢！"江青突然故意把聲音壓得低低的，以顯示她說的這番話十分秘密和重要，"他們要陳夫子搞了一份馬、恩、列、斯、毛關於天才的語錄，給幾條槍桿子每人發-份。二十四號那天，他們都充當'宣講員'，到各個大組去宣講，所以，問題不僅僅出在華北組一個組，各個組都鬧得很厲害，因此主席決定休會。"

    "那末，東興同志為什麼要這樣發言？他是毛主席身邊的人。"王洪又把憋在肚子裡好久的問題，當面向江青提出來了。

    "哦，老汪嗎？他也收到了一份語錄材料，不過他事先可不知道那些人的活動。那天在華北組的會上，聽了陳伯達的發言，不知怎麼搞的，他的頭腦發熱起來，就說了那番話。老汪他已經向主席作了檢討，那份語錄材料也上交了。"聽得出毛澤東對汪東興採取保護的態度，所以江青也跟着說。

    "你們知道吧，在八月份修改憲法的時候，有人就和春橋大吵一場。"江青指的顯然是吳法憲和張春橋的爭吵。她接着又說下去："其實，矛盾也不是今午才有的，前次文元回上海去，是空軍派的飛機，在半路上就遇到了雷雨雲。"

    姚文元聽到江青提到他的事，就起勁地介紹起來："那次可危險了，飛機進了雷雨區，差一點飛不出來，後來又迫降在濟南……像這種事，在空軍里照理是不允許發生的……"

    "我你們來，是要讓你們心中有數，那幾條槍，主席已經找他們談話進行批評了。要相信，任何情況，主席總是有辦法處理的。"江青說完這一番話，停頓了片刻，用手背掩着嘴打了一個呵欠。

    張春橋及時提醒："讓江青同志早點休息吧！"

    王洪文和我站起身來告辭。江青就在沙發前握手告別，一邊握手，一邊用左手食指點點王洪文說：

    "知道吧？對你的希望很大的！"江青在這裡說的是毛澤東對王洪文的希望。在"九大"期間，毛澤東曾幾次接見王洪文，並要他代表全國工人階級在人會上發言。

     王洪文很快反應過來，流利地回答："我一定不辜負主席和江青同志的希望！"

    我緊跟着說："前一陣子聽說江青同志身體不太好：頭痛，請多加保重！"

    "是呀，不過這幾天他們一鬧，我的頭痛反倒好得多了，哈哈……"

    王洪文和我受到江青秘密接見以後，受寵若驚，回到住處，三腳兩步跨上台階，雀躍不已。因為我們知道，由於毛澤東的親自過問，局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王拱文從別墅的酒櫃裡取出喝剩下的半瓶茅台，一飲而盡。

    在對文革的重大問題上原本態度一致的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如今為了權力爭奪而反目成仇。但是，在廬山一度處於劣勢的江青集團，由於毛澤東的直接干頂，居然轉敗為勝，因禍得福。後來又進一步發展其勢力，在一九七三年的"十大"上占據了更高更重要的位置。不過，這些都是後話了……

    毛澤東依靠周恩來對於廬山事件作了詳細的調查研究，收繳了陳伯達編選．印發的那幾份"稱天才"的語錄；封存和查閱了"宣講員"們在各個大組的發言記錄、從北京調來了毛澤東刪改過的文件檔案……事件漸露端倪，這次突然襲擊的來龍去脈也清楚起來。

 

毛澤東"一點"定乾坤

    從八月二十五日到三十一日，毛澤東分別找政治局委員們作個別談話，進一步了解情況，同時思考如何處理這一事件，花了差不多整整一個星期。

    廬山的這一場鬥爭的實質，毛澤東看清楚了：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他們利用了"天才"這個理論問題做文章，五個常委瞞着三個，也瞞着政治局的大多數人。搞地下活動，搞突然襲擊，欺騙二百多名中央委員……毛澤東憤怒了："重大原則問題，我是不會讓步的。"但是，毛澤東又冷靜思忖，"九大"剛開過一年多，接班人剛剛被寫進黨章，應該考慮到全局，目前全黨不能發生重大的分裂，所以對林彪還是要持保護的態度。想好以後，毛澤東專門找林彪談了一次話，而且決定先從陳伯達身上開刀……。

    一九七O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澤東揮筆寫了《我的一點意見》。這篇文章長七百字，是他用鉛筆寫的，正好寫在收繳得來的陳伯達編選的語錄打印本上。他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幾乎沒有什麼修改，揮灑下筆，一氣呵成，第一頁紙的天地邊緣都寫滿了，再轉到第二頁，寫在背後，文字密密麻麻……寫完以後，文章送到了周恩來手裡，周恩來仔細閱讀辨認着那略帶顫抖而又龍飛鳳舞的字跡，逐字、逐句、逐個標點做了認真的校對，然後排印出來給毛澤東最後審閱，立即印成鉛印的會議文件。附陳伯達編的語錄，分發到每個中央委員的手裡。

 

毛澤東寫道：

    我跟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更不去說很好的配合：……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我這些話：無非是形容我們的天才理論家的心，（是什麼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可絕不是野心）的廣大而已，至於無產階級的天下是否會亂，廬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轉，我看大概不會吧。上過廬山的一位古人說："杞國無事憂天傾'，我們不要學那位杞國人。

    上過廬山的那古人，是指唐朝大詩人李白。毛澤東文章中引了李白的氣勢奔放的《梁甫吟》中的-句"杞國無事憂天傾"。來勸喻各位中央委員不要學"杞人憂天"，因為廬山不會炸平，地球不會停轉。

 

寫到這裡，毛澤東筆鋒一轉，又言簡意賅地論述起關於天才的哲學問題來：

    最後關於我的話，肯定幫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說主要地不是由於人們的天才，而是由於人們的社會實踐：我同林彪同志交換過意見，我們兩人一致認為：這個歷史學家和哲學家爭論不休的問題，即通常所說的：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人的知識（才能也屬於知識的範疇，是先天就有的，還是後天才有的，是唯心論的先驗論，還是唯物論的反映論，我們只有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而決不能跟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不要上了號稱懂得馬克思，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

    在闡述理論的同時，他沒有忘記向全體中央委員發出信息："我同林彪同志交換過意見，我們兩人一致認為……"這就是說，告訴大家在批評時要區別對待，集中火力批陳伯達，同時要保護林彪。至於批在陳伯達身上，是否捅在林彪心上，那只有像佛家所說的，"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了。

    毛澤東的《我的一點意見》一下達。全會的風向立即轉變，前幾天還是陳伯達一夥大叫"揪人"，不幾天馬上又變成了眾人狠批陳伯達。林彪給吳法憲下達指示說"錯誤要往陳伯達身上推。強調上當受騙!"葉群則給吳法憲打電話予以安撫"你犯錯誤不要緊張，還有林副主席、永勝同志在嘛!只要不牽涉到他們兩人就好辦，'大鍋里有飯小鍋里滿'。"

    全會分組批判了幾天陳伯達，毛澤東叫開檢討會。政治局討論決定，要陳伯達、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汪東興檢討。最有意思的是，毛澤東自己不到會，而是要林彪主持檢討會，周恩來、康生協助。到會的是政治局委員和各大組組長，擴大吸收了部分省、市的主要負責人如吳德、王洪文等參加，其他中央委員們聽會議的錄音。會議開了四小時左右，林彪強打精神自始至終主持了會議。

    會上，林彪宣布陳伯達第一個做檢討，陳伯達當年正是六十六歲，但不是"六六大順"而是"六六倒運"。他的檢討發言稿是康生幫助寫的。他滿口的福建惠安土話，再也不能藉助"手舞足蹈"的姿勢表達了，因此別人很難聽懂。於是，讓陳伯達開了一個頭以後，由周恩來替他把檢討發言稿含了一遍。接着，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先後作檢討，口徑差不多，強調自己不學馬列，不懂理論，上了陳伯達的當，做了"宣講員"等等，汪東興則在檢討中說自己犯了錯誤，毛主席關於不設國家主席和不當國家主席的意見，還是他向政治局傳達的，但是在這次會上，他頭腦發熱，又提出了與毛主席相反的意見，毛主席已經批評了他……

    會議開到最後，林彪宣布讓張春橋發言。大家感到很突然，都豎起耳朵。想聽聽張春橋說些什麼。張春橋發言很簡短，主要有兩點內容：

    一是表示堅決擁護毛主席的《我的一點意見》，自己一定要加強學習，加深領會。二是表示堅決團結在"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周圍，做好工作。聽了以後，別人反映張春橋確實工於心計，他的發言避開了"揪人"的事，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真可謂滴水不漏。

    在會上，還傳達了毛澤東對陳伯達等人的批評："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提醒中央委員會的成員們，不要學陳伯達的樣子，注意保持晚節。年輕的中央委員聽不懂這兩句話，也不了解這兩句話的出處。我在會場上遞了一張紙條給郭沫若，請求解答。郭沫若當場拿起筆寫下了答覆："'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出自《詩·大稚》。意思是，萬事萬物無不都有一個開始，但是很少能有善始善終的。"

    關於整個全會究竟怎麼收場，毛澤東也有-句話，叫做"孔夫子打牌--和為貴"。據說很有文化教養的孔夫子為人豁達大度，他老人家打牌的時候從來不想打贏，只想打"和"，叫做"和為貴"。毛澤東引用這句歇後語，主張"和為貴"，全會批了陳伯達，最後還是"團結起來，爭取更大勝利"！

 

張春橋奉命請許世友吃飯

    九屆二中全會的討論接近尾聲了。毛澤東先後找有關人員作個別談話，做做工作。他找了許世友，又找了張春橋，他特意叮囑張春橋，要在廬山請許司令吃一次飯。

    毛澤東知道許世友和張春橋不和。早在文革初期，許世友任南京軍區司今員，張春橋兼任南市軍區第一政委和上海警備區第一政委。張春橋支持上海警備區的軍內"造反派"造南京軍區的反，許世友當然老大不高興。一九六七年夏季，毛澤東視察華東地區時，就要許世友用直升機把張春橋接到軍區所在地，促進他們的團結。這一回在廬山，由於陳伯達和幾條槍桿子的發難，毛澤東覺得許世友和張春橋更有加強團結的必要。所以他親自出馬做調節關係的工作。

    張春橋也覺得現在的主要矛盾不是和許世友的矛盾，他對我說："這次會上揪人，許司令倒沒有出面，他也不知道這件事。只是開始的時候他也要毛主席當國家主席，他並不了解陳伯達他們的活動，後來主席找他談了話；他馬上把華東組的會停了下來。"

    張春橋在自己住的別墅里備了一桌豐盛的筵席，讓廚師做了十幾個菜，廚師還別出心裁地烹調了廬山特有的名菜"三石"-石雞、石魚和石耳。石雞是一種長在山間石罅洞穴里的蛙類，上海人把青蛙叫作田雞，這裡便把廬山上的蛙類叫作石雞。石魚是在山澗清溪里的魚類，身體不大，肉質特別細嫩肥美，石耳是生長在廬山岩崖邊縫裡的一種菌類，很難採集到。"三石"俱全，這桌筵席就真正上了檔次了。

    張春橋鄭重其事地向許世友發出邀請，許世友也知道這次請客是毛澤東的意思，所以欣然應邀赴宴。這桌筵席就兩個人吃，沒有陪客，兩個人又都善飲。許世友喝茅台量大是有名的，張春橋呢，別看他文縐皺的，喝起茅台來卻很兇，在上海當對外友好協會會長期間，他和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會長中島健藏對喝茅台，打了個平手。這一次在廬山，許、張兩人第一次開懷暢飲；喝得痛快，把張春橋餐廳里玻璃柜子裡的存酒，喝了個精光……

    會議快結束之前，各大組分別搞了一次會餐。華東大組的會餐地點設在山坡上的一幢俱樂部里。南京軍區和上海、江蘇、浙江、安徽、山東、福建的中委們濟濟一堂。許世友特意把張春橋也請來了，作為對張春橋設宴的回請。

    張春橋和許世友坐在一桌，舉杯對飲，我們作陪。飯吃到一半，空五軍的政委陳勵耘，手裡舉着一杯茅台酒，一搖一擺地從浙江省中委坐的那張桌子旁走過來，走到張春橋身邊。就是他，八月二十五日在華東組會議上對着張春橋大吼："站出來嘛！"現在，那股有恃無恐的氣勢半點也沒有了，他臉上露着不自然的笑容，謙恭地說："春橋同志，對不起。多多冒犯。請允許我敬你一杯!"

    張春橋把眉毛一楊，嘴角略帶微笑回答："我不在乎。"

    兩個人碰了一下杯，把不是滋味的酒喝乾了。

 

林彪集團向江青們示好

    與陳勵耘的情況相仿，上海空四軍的政委王維國的處境也十分尷尬。全會的局面明朗化以後，上海的中委們都興高采烈，只有候補中委王維國，躲在房間裡偷偷地哭了兩次。在小組討論時，王洪文追問他：為什麼事先不提反對意見，臨時推翻上海小組的集體發言稿？王維國皺着眉頭，噘著嘴巴，連聲檢討有錯誤，但對自己為什麼要這樣做，卻又吞吞吐吐，不肯說出真情；說着說着，竟又哭了起來……事後才知道，不但吳往憲紿他交了底，林立果還秘密約他出去，兩個人坐在汽車裡一邊兜風一邊密談，林立果要他在華東組堅持設國家主席："毛主席不當的話，101(林彪的代號)可以當嘛！"現在，林立果驚呼"翻車了"，王維國的尾巴被別人抓在手裡，他當然傷心不止。

    與這些人的倒霉情緒相反，訌青則顯得神采飛揚。那一天，張春橋、姚文元正在起草九屆二中全會閉幕以後準備發表的公報，王洪文和我、王秀珍、楊富珍等幾個上海的中委到張春橋住的別墅去拜訪。正在談笑之間，江青來了。這幾天江青的情緒特別好，頭也不痛了，讓警衛員和護士替她在山上撲蝴蝶、捕蜻蜒。她和大家握手招呼以後，叫警衛員大周去把她的"戰利品"統統拿來，炫耀一番。

    過了一會兒，大周呼哧呼哧喘着氣，奔上山坡，手裡捧着一塊大木板，板上用大頭針釘着十幾個模樣各異、大小不同的蝴蝶，色彩斑斕，栩栩如生：旁邊還釘着幾隻鼓着大眼睛的蜻蜓。

    江青要大周把標本木板放在沙發前的茶几上，自己蹲身在木板前，向大家---介紹她的獵擭物："這叫玉帶鳳蝶，翅膀下有兩條飄帶……逼叫黑蛺蝶，翅膀上紅自相間，比較稀少，我都查過昆蟲辭典……哎，你們看，那紅蜻蜒的樣了挺可愛的。"

    說着說着，它忽然停住了，站起身來，又把話題轉到全會的形勢上，她的思想和性格就是這樣，經常是跳躍性的。她把眼光在眾人的臉上掃了一圈，正色說："你們別以為，這場鬥爭就算結束了，還早着呢，那幾條槍桿子可厲害哪!"

    正在江青擔心那幾條槍桿子的時候，林彪也想到了江青，他先是屈尊拜訪了江青。一天深夜，林彪又給江青打電話，說是要派葉群來看望她。過了一會兒，葉群果然到江青在廬山的別墅登門造訪，她不是一個人來的，後面還跟着上山不久的黃永勝，以及吳法憲、李作鵬和邱會作。原來她是帶着那幾條槍桿子"負荊請罪"來了。

    葉群故作沉痛地說："這次我們上了陳伯達的當，犯了錯誤。林副主席多次批評我們，辜負了主席的教導，對不起江青同志，林副主席一定要我們來向江青同志道歉，請江青同志原諒。"

    江青聽了喜出望外，順勢說："陳夫子跟春橋、文元有矛盾，文人相輕嘛！我們不要上陳夫子的當。"

    雙方表面一套、心裡一套，握手言歡。

 

陳伯達從主席台上消失了

    一九七零年九月六日下午，歷時十五天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九屆二中全會宣告閉幕。

    那天下午，到會的中央委員們發現，在廬山大禮堂的主席台上，開幕式時出席的五個中央政冶局常委，現在只剩下四個。陳伯達從主席台上消失了。

    穿着軍裝的林彪，仍然坐在穿着中山裝的毛澤東的身邊，但是他臉色煞白，自始至終一聲不吭，再也聽不到他在開幕式上的那種滔滔宏論了。

    會上，宣布了中央關於對陳伯達進行審查的決定。

    在開幕會上沒有講話的毛澤東，在閉幕會上講了較長時間的話。他強調共產黨要搞唯物論。不能搞唯心論。他指出要加強對幹部的教育，特別是中央委員們，要認真讀馬列的書，不然就會上陳伯達這樣的號稱懂得馬克思、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的一類人的當。毛澤東再一次號召黨內外部要團結大多數，反對分裂。

    針對林彪、陳伯達等人提出的"代表人民的標誌就要當國家主席"這種說法，毛澤東一語道破誰想代表人民，你去當嘛……你把廬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辦法呀！

    毛澤東的講話總是旁徵博引，議論風生的。他說他自己不是天才，即使馬克思的著作也不都是天才著作。他援引了馬克思的一封信，說明當時馬克思的經濟很困難，生活很窘迫，因此在應美國的一份刊物約稿時；故意把文章寫得很長，為了多得稿費……

 

毛澤東錯批陳毅

    毛澤東在講話中，有一句話使全場為之驚愕，他說，這次廬山會議是"二陳合流"。這第一個"陳"，指的是陳伯達；第二個"陳"，指的是陳毅，因為陳毅跟着發言，說自己是有反黨經驗的人，不論在什麼地方，就是有人在旮旯里反對毛主席，我陳毅也要把他揪山來，等等。毛澤東聽說了陳毅的這一番發言，就在閉幕會上提出了"二陳合流"的。

    其實，毛澤東此話是錯怪陳毅了。陳毅在會上最多也屬於上當受騙之列，根本談不上和陳伯達"合流"。後來，在林彪自我爆炸之後，病榻上的陳毅立即投入了揭發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的鬥爭，他用實際行動表明了自己和林彪，陳伯達之流毫無瓜葛。一九七二年一月陳毅逝世之後，毛澤東以七十八歲高齡親臨陳毅的追悼會會場，對陳毅的一生作了高度評價，這也是在實際上糾正了過去對陳毅的錯誤批評。在一九七O年的廬山會議上，發生過這樣一段小插曲，補敘如上。

    在閉幕會議上，周恩來和康生都講了話。周恩來進一步部署了"批陳整風"的工作，康生從理論上分析了"天才論"，並就毛澤東提出的幹部學習馬列的問題，作了較詳盡的補充發言。

   全會開到最後，才又回到最初的議程上來，會議一致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批准了國務院關於全國計劃會議和一九七0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批准了中央軍委對於加強戰備工作的報告。全會還一致通過了即將公開發表的九屆二中全會公報，這才宣告正式閉幕。

    毛澤東步出會場，登上汽車之前，在會場外圍日夜操勞的警衛戰士和工作人員們都簇擁上來，歡呼萬歲，山坡上一片喧騰，連綿不絕。可是，這些在場外工作的人們，只曉得由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了一次重要的會議，他們怎麼會知道在會場裡發生了如此驚心動魄的事件呢！

    出於安全的考慮，等到所有的中央領導人和中央委員們離開了廬山以後，即一九七O年九月九日的晚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九屆二中全會公報才公開發表。

    這份公報寫得四平八穩、措詞平淡。所有的國際國內的中國問題研究家們，誰也不可能從中得到任何驚人的信息，甚至也見不到這次會議是在廬山召開的有關內容，只有深諳內情的人，才能讀懂公報蘊含的深意。

 

廬山埋下"九·一三"事件之因

    還在廬山的時候，毛澤東就在《我的一點意見》裡明確地寫道，他"並不認為事情已經完結"。

    事情確實沒有完結，廬山會議以後，除了全黨學習馬列以外，中央下令要吳法憲等人寫出書面檢查。一九七O年十月十四日，毛澤東在吳法憲的書面檢查上批道："作為一個共產黨人，為什麼這樣缺乏光明正大的氣概？由幾個人發難，企圖欺騙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有史以來從來沒有見過。"

    十月十五日，毛澤東在葉群的書面檢查上批道："當上中央委員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線拋到九霄雲外……不聽我的話，陳伯達一吹就上勁了，軍委辦事組好些同志部是如此。黨的政策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除了陳待審查外，凡上當者都適用。"

    十月十六日，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決定召開華北會議。接着又準備在一九七-年四月召開批陳整風匯報會議，進一步揭批陳伯達的問題。在批陳整風匯報會之前，毛澤東要周恩來到北戴河去看林彪，請林彪出來參加一下會議講幾句話，實際上給他一個台階下。可是，林彪既不表態認錯，也不願出席會議。

    最後，在批陳整風匯報會上，由周恩來代表黨中央做了總結講話，指出黃、吳、葉、李、邱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組織上犯了宗派主義的錯誤。希望他們實踐自己的聲明，認真改正錯誤。

    毛澤東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他在這些人的書面檢查上作嚴肅尖銳的批示：這叫做"甩石頭"；他指示改組北京軍區，把李德生、謝富冶、紀登奎派進去，這叫做"挖牆腳"；他批評軍委辦事組"根本不批陳"；因此派紀登奎、張才千等參加由黃永勝、葉群等把持的軍委辦事組；這叫做"摻砂子"……

    毛澤東"並不認為事情已經完結"，林彪當然也"不認為事情已經完結"，他一面要黃、吳、葉、李、邱等做檢討矇混過關，一面加緊策劃武裝政變。一九七一年三月，林立果等人寫出了《517工程"紀要》；九月，趁毛澤東南巡的機會，林彪企圖另立中央、謀害毛澤東、奪取全國政權。陰謀敗露之後．林彪等人倉惶出逃，於"九·一三"事件中自取滅亡。

    一九七O年的廬山會議是因，一九七一年的"九·一三"事件是果。只有弄清了因果關係，才會對林彪的結局有一個透徹的了解。

    雲遮霧障的廬山，現在終於揭開了迷霧；林彪"炸平"廬山的前前後後，真相開始大白於天下。

    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十年前塵封至今的中國共產黨黨內鬥爭的一頁驚心動魄的歷史……

 

  

 文化部長于會泳的升遷榮辱

    一九七三年第十屆中共中央委員會中有一名新的中央委員，就是于會泳，他是"革命文藝戰士的代表"、"革命樣板戲的有功之臣"，經江青提名而成為中央委員的。

    于會泳原來是上海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理論系的教師，身材矮小，四方臉盤，眯着一對小眼睛，嘴巴很闊、我曾經對他開玩笑說："假如給你畫漫畫的話，特徵非常明顯。"他說話的時候喉嚨沙啞，身為作曲家卻最怕人家叫他唱一曲，王洪文和王秀珍碰見他："老於，給我們唱一曲。"他說："不行，不行。"他說話快的時候，會結巴，但作曲很流暢。

    他是山東省乳山縣人，農民家庭出身，從小喜歡吹拉彈唱，各種樂器都能露一手：一九四六年，他參加膠東文工團，演過幾個小歌劇。他對民間音樂和戲曲音樂很感興趣；特別對京劇的曲牌、唱腔很熟悉，在文工團工作的時候，就為新編歷史京劇譜唱腔；上海解放後，經過文工團的保送，一九四九年六月到上海音樂學院進修，成績非常優秀，賀綠汀院長很看重他，留他在上海音樂學院做教師，後來又被提拔為民族音樂理論系副王任。他的妻子也是搞音樂的，姓任，是上晦合唱團女聲部的歌唱演員。

    于會泳在音樂學院重點搞民族、民間音樂的研究和教育，寫過幾本著作，如《山東大鼓》，與人合編《膠東民間歌曲》專集，另外發表過論文《民間曲調研究》。他下鄉採風時也譜寫改編過幾首民歌，其中比較流行的有《不唱山歌心不爽》、《幸福花兒遍地香》、《人民公社好》，于會泳的文字功夫也行；筆頭勤快，教學之餘經常寫些評論文章，投給報刊發表，在民族音樂和戲曲音樂方面經常有新的見解。

 

江青發現了于會泳

    一九六五年，江青在上海抓京劇革命，把參加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獲得好評的《紅燈記》調來演出，為此上海的報紙上發表了各種評論文章。有一天，江青在《文匯報》上看到署名于會泳的評論文章《從<紅燈記>談開去--戲曲音樂必須為塑造英雄形象服務》，大為讚賞。于會泳認為，京劇假如要演革命現代戲的話，必須對原來的京劇音樂、唱腔作重大改革，老腔老調已經不能適應現代戲的內容，他建議，每一出京劇現代戲都要為它設計出整套的唱腔，這成套的唱腔可以大大地流傳。

    于會泳的建議與江青的一貫主張非常合拍，江青一看，馬上對張春橋說："去了解了解，這是什麼人?"張春橋雖然長期在上海主持文藝工作，但也不知道于會泳這個人。江青突然發現了人才，張春橋自然不敢怠慢。江青了解到于會泳是老區來的，又是文工團出身，就馬上在錦江小禮堂接見了于會泳，並當場稱讚他，說他的文章寫到點子上。同時對張春橋說，今後在搞革命現代戲的過程中要重用他。根據江青的旨意，張春橋安排于會泳擔任上海京劇院重點劇目《海港》、《智取威虎山》等劇組的音樂設計組組長。從此以後，于會泳成為江青和張春橋的智囊。

    于會泳先在《海港》劇組擔任作曲，了解到江青最欣賞四大名旦中程硯秋的唱腔，所以在為《海港》女主角方海珍設計唱腔的時候，充分發揮了程派唱腔委婉深沉的特點。戲中方海珍唱"忠於人民忠於黨"這一段時，抑揚頓挫，發揮得淋漓盡致，特別是"有多少烈士的血滲透了這碼頭的土壤"這一句，迴腸盪氣。于會泳把錄音送給江青，江青屏住氣息地聽，覺得唱腔設計非常好，擊節讚賞。

    于會泳在江青心中的砝碼一點點加重。後來，江青認為《海港》的音樂可以過關了，但是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的音樂還不行，又把于會泳調到那裡，要他對全劇音樂進行藝術加工。于會泳到《智取威虎山》劇組，在進行唱腔設計的過程中，逐步摸透了江青的愛好，做得更賣力，更到位。他曾對我說："我從小受母親的影響，熱愛京劇。"他母親是農村婦女，文化程度不高，但喜歡唱京戲，他耳濡目染，對各種流派、唱腔很熟悉。經過音樂學院的學習，他能夠一面哼，一面把譜子全部記下，把民族和西洋的音樂元素相結合，使他的優勢充分發揮出來。

    從前的京劇只是京胡、二胡、板鼓的伴奏，他把整個交響樂隊搬來伴奏中，氣勢很壯，把傳統京劇的韻味和西洋作曲的技法糅合起來，比如"打虎上山"這段，他把京劇鑼鼓的點子與銅管樂器中渾厚的圓號交織在一起，把楊子榮上山揚鞭策馬、風雪怒吼的場面表現得淋漓盡致，這一段的前奏和唱腔在音樂界是有定評的，很精彩。當然，當時是不具名的，很多人不知道是他的傑作。

    于會泳在兩個劇組的表現，越來越受到江青的重用。一九六六年國慶節，《智取威虎山》首次得到江青的批准，到北京演出，江青還提名于會泳乘飛機去。到北京後，江青派秘書用轎車接他到劇場，讓他坐在自己身邊一起看演出，看完演出以後，讓于會泳陪同一起上台接見演員，于會泳受寵若驚。

    不久，上海音樂學院學生造反了，紅衛兵不知道江青重用于會泳的心思，認為學院裡校、系一級的領導都要審查打倒，勒令于會泳回上海音樂學院接受群眾審查。當時市委還沒有垮台，上海音樂學院黨委找市委宣傳部，宣傳部要我給姚文元打電話匯報。《智取威虎山》在北京演出結束的時候，張春橋找于會泳談話："這樣吧，你回上海以後，要和革命小將站在一起。"

    于會泳在一九六六年底回到上海，他知道江青和張春橋是中央文革小組正、副組長，要緊跟；他在學院裡貼了一張《十四點質問》的大字報，宣布造反，表示他和造反的紅衛兵站在一起。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張春橋、姚文元返回上海，領導上海造反派奪權。他們到期上海後，找幾個人談話，其中一個就是于會泳。我感到他們對于會泳非常重視。一月奪權以後，張春橋在上海公開的場合幾次宣布，在上海只保兩個人：于會泳和艾玲。

    于會泳在上海重新負責樣板戲劇組，並擔任上海音樂學院革委會副主任、上海文化系統革命委員會籌備會主任，主要的力量放在抓幾個樣板劇組。江青在抓戲的過程中，三天兩頭有指示下達，她一遍遍看戲，把戲的錄音帶回去，她喜歡一面吃飯，一面聽錄音，琢磨戲裡的台詞、音樂、唱腔。

    一九六五年，江青來上海拍戲時，住在徐匯區太原路招待所。太原路招待所是一幢很漂亮的法國式建築，原來的主人是法國公爵狄爾達，抗戰勝利後英國總統特使馬歇爾曾住在這裡，老上海也稱這裡是馬歇爾公館。解放以後一度給林彪住過，林彪還把妻子葉群安排在上海市教育局工作。隨着林彪地位的上升，這地方就讓給江青住。整幢房子像小型的凡爾賽宮，前面一片大草坪。從大鐵門進去；一條柏油路繞着樹叢，沿台階而上，是一條長長的走廊，汽車可以停到台階前。當時為了保證"客人"的安全，不讓外面的人窺視"客人"的動向，警衛部門把花園四周的居民遷走，把太原路上對着正屋的一排居民房子的窗戶砌掉，讓警衛處的家屬搬進去住。這樣，江青可以在院子裡自由地散步，曬太陽，不受任何干擾，江青很難弄，有一次到上海，房間裡有隻蚊子，她就說"我一夜沒有睡好。"於是動員很多人給她抓蚊子，因為她不准給房間裡噴藥水、點蚊香，只好趁她外出時派人到房間裡抓蚊子。

    太原路招待所有個很大的會客室，大吊燈、地毯，一個壁爐架是柚木雕花的，紋飾都是歐洲的古典圖案，很考究。會客室里長沙發周圍一圈小沙發，江青習慣用橘黃色圓罩子的立式檯燈，不刺眼。環境雖然好，但是江青從不在這裡接見編劇、導演、她在這裡琢磨對戲的修改意見，一面吃飯，一面研究，然後拿出一台錄音機，對着錄音話筒講她對戲的修改的意見，然後把錄音帶交給張春橋。張春橋拿到錄音帶，自己先聽，然後找于會泳少數創作人員聽，討論怎樣貫徹執行。劇組全體人員是聽不到江青的錄音的，由主創人員將她的修改意見傳達。張春橋接到江青的錄音意見後，明確宣布："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最後聽江青同志的。搞革命樣板戲，只能搞一言堂。最後由江青同志做主。"後來我們說："百家爭鳴，一家做主。"

    藝術創作實際上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很難要求意見一致。現在回過頭來看，江青的意見固然也有一些不乏高明之處，因為她畢竟是懂戲懂藝術的，應當承認她在戲劇藝術方面是行家，也會唱京劇，又搞過戲，演過電影，能夠發表一些比較中肯的意見，但她也有考慮不成熟的地方，朝令夕改，靈感式的東西蠻多，也會出幾個餿主意。劇組創作人員和演出人員討論她的意見時，往往會有不同意的地方，本來藝術創作上的不同意見完全是正常的，領導地位高的，學術意見不-定正確，任何-個創作集體中部應該有充分的藝術民主和學術民主，但是在當時的氣候下，對江青的任何指示有任何的議論、不滿意的話，都要上綱作為政治問題，這就嚴重了，再加上藝術圈裡文人相輕、藝人相輕，互相爭名奪利、相互傾軋，彼此之間搞檢舉、揭發的情況就出來了。

    于會泳調到劇組擔任領導後，收集了劇組內很多對江青不滿意的材料，向張春橋當面告狀。張春橋在這方面也很有算計的，他說："你寫書面報告來。"于會泳領受了張春橋的意圖，就以樣板戲領導小組的名義連續寫了幾篇書面報告，報告說："上海京劇院有幾個人，技導李仲林，演員王正屏、支部書記李俐，有惡毒攻擊中央領導同志的言行，請求領導批准，予以逮捕審查。"

    究竟有什麼樣惡毒攻擊的言行呢？有一份專門交給公安局的防擴散材料，于會泳為了表示對我的尊重，先把書面報告送給我，我一看不好表態，交由張春橋決定，張春橋曾經對我說過："樣板劇組是江青同志直接抓的試驗田。江青同志不在的時候，直接由我負責。"既然他的意圖很明確，我就在報告上寫："報請春橋同志批示。"過了一天，張春橋批文下來了："可以由群眾扭送公安機關處理，轉于會泳同志。"這個批示很有心計，把責任推到群眾身上。技導李仲林在京劇《智取威虎山》中出過大力，他原是武生演員，早期扮演過楊子榮，張春橋曾說："有些場面和舞台調度都是李仲林設計的。"後來李仲林對江青有意見，張春橋馬上過河拆橋，把他抓起來。王正屏是京劇中正字輩的接班人角色，唱花臉，曾在新編京劇《黑旋風李逵》中演李逵，獲獎。在《智取威虎山》中扮演李勇奇，對角色唱腔設計也花了很多心血。支部書記李俐從小參加部隊文工團，轉業後到上海京劇團擔任黨的工作。這些人都熱愛京劇事業，在搞《智取威虎山》的過程中有貢獻，他們因不滿江青和于會泳，就被加上惡毒攻擊中央領導的罪名，不審不判被關了好幾年。

 

張春橋保護于會泳

    于會泳靠着江青對他的信任，以及張春橋和我對他的全力支持，搞出了《海港》、《智取威虎山》，又到北京抓《龍江頌》，不斷地出新戲，不斷地走紅，有了更多的政冶資本，就不斷地得到提升。一九六八年，于會泳帶《智取威虎山》劇組到北京演出，張春橋說于會泳貢獻很大，提名于會泳當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常委的候選名單要經過審查後再報中央批准。一九六九年初，名單審查完，準備報中央時，張春橋在康平路市委小禮堂二O三室召開領導成員碰頭會，聽取組織組的政治審查情況。那天，我比張春橋先到會議室，組織組負責人把我請到會議室旁邊，輕聲告訴我："在于會泳的檔案里，發現了一張紙條，這是當年他在山東參加革命部隊以後親筆寫的，內容有問題。"我很吃驚，我對于會泳過去的歷史情況不了解，就追問究竟是怎麼回事。

    解放戰爭時期，于會泳參加了膠東文工團，隨部隊到山東煙臺演出，當時正是一九四七年國民黨向膠東解放區發動重點進攻的時候，人民解放軍實行戰略轉移，于會泳的文工團跟着大部隊一起撤退。撤退以前，每個文工團員發到一批物資，是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留在山東煙臺的救濟物資，有軍毯、衣料、罐頭、食品、奶粉等，戰略轉移不可能隨身帶很多東西，文工團領導決定由個人把這些東西打包埋在地下。于會泳在打包時，寫了張紙條，同時附了張照片："蔣軍兄弟，你們見到這些東西時，我可能已經與世長辭了，我家裡只有一位年邁的老母親，你們如果還有點人性的話，請把這些東西寄到我的家裡：我在九泉之下也將感激不盡。即使把我的東西拿去也不要緊，但要把我的照片寄給我的母親留作紀念（照片後寫有我家的地址）。"他寫完紙條以後，立刻被文工團指導員發現，紙條沒有放進包里，卻放進于會泳的檔案袋。所以審查于會泳材料的時候，發現了這張紙條。

    組織組負責人向我匯報完畢，不作結論，看着我。我覺得事情有點棘手，文革期間的思潮很左，按照當時上綱上線的做法，即使不定你叛徒、變節自首分子，至少也定你在關鍵時刻政治動搖的帽子。我說"等一下再說，春橋同志要來參加會議的，這件事我向他匯報以後再定。"

    組織組負責人在會上把常委的名單講了，沒有問題的就過去了，念到于會泳時，我說"你把情況匯報一下。"他剛提到這張紙條，張春橋馬上接口，一點兒不吃驚，輕描淡寫地說："這事我知道。一九六六年上海音樂學院學生到北京去揪于會泳，這也是一個由頭。這封信後來沒行成為事實嘛。"他這麼一說，我就明白了，他提名于會泳當常委的時候，早就知道于會泳歷史上的問題。

    我在會上發表了意見："我看，問題不大。主要看于會泳現在的表現。"我是負責文化文教這條線的，張春橋和我這麼一表態，其他市革會領導成員誰也不反對。市革會組織組就把于會泳列入名單。我還告訴他們："上報中央審查的時候，不必寫上紙條的事情。"在張春橋和我的保護下，于會泳當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以後，張春橋和我又提名他當"九大"代表。

    于會泳當時在北京抓《智取威虎山》，準備拍電影。我寫信通知他，經過中央領導批准，上海廣大黨員選你做"九大"代表。他很感動，寫了封回信："我自己決不辜負無產階級司令部對我的信任，決心為文藝革命奮鬥終身。"他也知道，沒有我們的力保，他是絕不可能當上市革會常委和"九大"代表的。從此，我和于會泳的交往也越來越密切。

    江青在北京給于會泳下了很多任務，要把所有的樣板戲拍成彩色影片，他在北京抓《海港》、《智取威虎山》的拍攝。影片拍得很苦，拍出來江青不滿意，像《海港》拍了三遍，我說："你要什麼，我全力以赴地支持你。"我特意把上海電影製片廠導演謝晉解放出來，和北京的謝鐵驪合作，到《海港》攝製組共同擔任導演，最後完成任務。

    《龍江頌》主角江水英，原來由張南雲主演，她是演大家閨秀的旦角，現在要演農村大隊的支部書記，怎麼看也不像，我決心把年輕的李炳淑推上去演主角，張南雲是《智取威虎山》主角童祥苓的妻子，我覺得更換張南雲是不是會影響童祥苓的情緒，就跟于會泳商量，于會泳從戲的角色需要出發，全力支持我的意見，這樣對雙方都做了工作。把《龍江頌》的主角作了更換，讓李炳淑當了主角。我在上海抓《龍江頌》有一定基礎後，于會泳就把它接過去，從腳本、音樂、舞台美術等方面都作了全面的加工，後來又把劇組調到北京演出和拍電影，使這齣戲在舞台上和銀幕上都站住了，並得到很多人的讚賞，毛澤東、周恩來都很欣賞這個戲，特別是欣賞李炳淑的演技。周恩來在北京觀看了演出，還接見了全體演出人員。一九七二年七月的一天，毛澤東看了影片《龍江頌》後，特地把李炳淑請到中南海他的住處，那天，毛很愉快，請李炳淑給他清唱幾段，李唱了《龍江頌》中的"手捧寶書暖心懷"，這是當時歌頌毛主席著作的，還唱了幾段傳統戲。毛問了她一些文藝界的情況，還給她講了魯迅著作《故事新編》中的一篇《奔月》，說到后羿、嫦娥吃炸醬麵，毛就說："今天請嫦娥在這裡吃炸醬麵。"李炳淑回來後，告訴我們說毛接見了她，我和于會泳都很高興。

    幾個樣板戲先是演出，再拍電影，又搞劇種移植，如《沙家浜》是從滬劇改為京劇的，後來又移植為滬劇，越劇、淮劇等劇種也紛紛移植樣板戲。幾年後，江青覺得老是八個樣板戲不行，應該搞一些新戲了，她讓于會泳再搞新的節目。首先，要求演過《沙家浜》的北京京劇團改編演出《杜鵑山》，文革前，江青曾在上海看過這齣話劇，是上海歌劇院編劇王樹元編的，要把話劇改編成京劇，就要重新在劇本上作很大的改動，當時，北京京劇團的編劇力量比較薄弱，于會泳與我商量，我馬上同意把原上海歌劇院王樹元調到北京，重新改寫京劇劇本。劇本寫完後，主角柯湘的演員非常難找，江青點名要上海京劇團的楊春霞來演，于會泳打電話給我，說江青有這個意思，於是我趕緊批准楊春霞和她的丈夫"借調"到北京，實際是長期調去，由她主演《杜鵑山》，這樣就一炮打響。

    另外，上海也要搞新的現代京劇，上海有個劇本叫《螺號長鳴》，由《智取威虎山》劇組主攻，他們的劇本搞好後；于會泳把它送給張春橋和我來看。一九七二年，張春橋回上海時，特地在丁香花園接見于會泳，商量劇本，由我作陪。我認為《螺號長鳴》的名字不太像京劇，建議改名《磐石灣》，張春橋表示同意，于會泳也接受了。《磐石灣》由童祥苓擔任主角，主要反映沿海民兵與美蔣特務的鬥爭，也很快通過，並拍成彩色電影在全國放映。在搞戲的過程中，我與于會泳的接觸密切，我感到在抓戲方面，他確實是江青的得力助手。他堅定不移地貫徹江青的意圖，沒有見到過像他那樣忠誠於江青意志的人，而且，他搞起來廢寢忘食，從修改文學劇本、設計唱腔，到舞台美術，舞台監督等，什麼都要親自上陣，還要當導演。江青對某一方面有指示的話，他都要不遺餘力地貫徹、落實，結果就形成了這樣的局面：樣板團聽江青的，搞創作聽于會泳的。江青的意圖下來後，落實時要聽于會泳的。

    在現代京劇《海港》的修改過程中，江青收到一封觀眾來信，說戲中有個反面角色叫錢守維，在糧倉的糧食包里放玻璃纖維的情節不合理，他說，錢守維是階級敵人，但在糧包里放玻璃纖維不會毒死人，沒有危險。江青也不懂，她一看觀眾提出意見，就下命令修改，要把玻璃纖維改成別的東西，比如放毒。于會泳得到江青的旨意後，急急忙忙地從北京趕到上海修改劇本，我把他安排在東湖招待所主樓最好的套房裡，還關照在伙食等方面都要給他特別的照顧，所有費用由我們市委招待處負擔。

    于會泳在這個套房裡，幾天幾夜查資料，打電話，請教專家，想出各種"毒藥"來替代玻璃纖維，可是那些"毒藥"不是有顏色，就是有氣味，或是很容易揮發，毒氣太嚴重，不可能混在糧包里出國的。于會泳搞了幾天后走投無路，就向在上海的張春橋、姚文元匯報，姚文元對江青的意圖也是跟得緊的，他也派人到上海玻璃纖維廠專門召開工人座談會，聽取工人的意見。我到東湖招待所文看于會泳，看他真是急得團團轉，茶不思，飯不香、談話的內容都是有關戲裡究竟放什麼"毒藥"的問題。

    《海港》原來的情節，錢守維在糧包里放玻璃纖維的目的不是為了毒死人，目的是為了損壞我國出口貨物的聲譽，造成惡劣的政治影響。如果改成投毒的話，與原來的意圖不相符，情節的處理過頭的話，反而起副作用。我和姚文元討論後，意見比較一致。但是，要改情節的指示是江青下達的，為了慎重起見，我們把討論的意見單獨向張春橋作了匯報，張春橋也被于會泳三天兩頭的請示搞得頭腦發脹，他看我和姚文元有一個共同意見後，明確表示：于會泳設想的幾種投毒的方案部不可取，還是維持原來的情節為宜；張春橋說，江青那裡由他負責去商量，于會泳這邊要我與他談，提出一個復原的方案。

    我得到張春橋、姚文元的指今後，又趕到東湖招待所，只見于會泳蜷縮在沙發里，臉色灰暗，嘴唇沒有血色，眼睛裡充滿血絲，精神萎靡。小書桌上放滿了稿紙，嘴裡念念有詞地說什麼什麼毒藥，看他這樣下去，真要發毛病的。我把與張春橋、姚文元討論的意見向他作了詳細的傳達，看得出他內心也是贊成我們的看法的，但他嘴裡說"這是江青同志的指示啊"，放不下來，說明他山窮水盡的時候，還不肯鬆口。那天，我離開以後，他居然心力交瘁昏倒在房間門外的地板上，幸虧服務員及時發現，找醫生急救，才把他救過來。從這件事可看出于會泳對江青的指示到了何等忠誠的程度。最後，經張春橋向江青說明，江青也同意維持原狀，決定不改了。于會泳苦苦折騰了一陣子後，終於放下了一個很重的精神包袱。

    由於于會泳在搞樣板戲的過程中忠誠執行江青的指示，江青對他非常信任，江青知道于會泳身體不太好，經常開夜車，多次地把自己吃的補藥、進口藥給他吃，讓他補養身體。于會泳當然很感動，他還捨不得吃，把一包葡萄糖專門從北京送給"南京路上好八連"，說這是江青關愛革命樣板戲文藝戰士的象徵，"好八連"把它放在展覽會上展出。

 

"三位一體"

    于會泳和另外兩個助手劉慶棠、浩亮三人，經常直接到江青在釣魚臺的住處去，江青對他們越來越重用。"九大"前後，國務院成立了一個文化組，組長是吳德，副組長是當時軍委辦事組的成員，叫劉賢權，原是青海省軍區司令，江青提名于會泳當文化組副組長，劉慶棠、浩亮當文化組成員，把藝術創作大權交給這三個人。劉慶棠主演過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中的黨代表洪常青。浩亮原叫錢浩梁，毛澤東說他的名字念起來很坳口，就將他改名浩亮，他演過京劇《紅燈記》的主角李玉和。他們三個人基本上圍着江青轉，他們稱江青的專用名字是"首長"。

    他們三天兩頭到江青那裡，有時是江青找他們，有時是他們主動去匯報，江青的指示由他們直接傳達給文藝界，他們實際上是江青的代言人，連當時文化組負責人吳德也要倒過來從他們那裡聽取江青的指示。

    江青不僅找他們談戲，還時時把他們找到釣魚臺打撲克，作牌友。有時江青到外地，也叫他們作陪。有一次，江青到廣州，趙紫陽接待她，但江青日常沒有人陪，感到很寂寞．於是下命令叫于會泳、劉慶棠、浩亮到廣州來，江青一邊與他們談創作，一邊要他們陪她玩，打牌、游泳，江青和他們三人的關係非常密切，人家在背後就有議論。有一次江青請喬冠華、章含之夫婦吃飯，還請了文物局局長王冶秋，那天吃螃蟹，同時請于會泳、劉慶棠、浩亮作陪。江青在桌上對喬冠華、章含之夫婦和王冶秋說"現在人家造謠說我有'面首'；你們看，假如有'面首'的話，就是他們三個。"當然，江青當時說的是氣話，後來，于會泳把這話告訴了我，我還查了一下《資冶通鑑》，在《宋紀·太宗明皇帝上之上》一篇中寫道："[山陰公主]嘗謂帝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托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惟駙馬一人，事太不均。'帝乃為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胡三省註："面取其貌美，首取其鬂美，"查了以後，我才知道"面首"原來是"男妾"，或是"男寵"。江青敢於對喬冠華等人講外面傳的事，也說明她與這三人的關係密切的程度。

    他們三人是絕對抱成一團的，我給他們起的外號是"三劍客"，王洪文和王秀珍叫他們是"三駕馬車"，他們自稱是"三位一體"。他們憑藉江青當時的地位，可以享受很多特權。有-年夏天，江青批准他們三人以深入生活的名義，到山東避暑，他們從濟南一路逛到青島，國務院文化組還給各地打招呼，說他們是江青派出來深入生活的。他們所到之處，都待之為上賓，住最高級的招待所，還參觀了北海艦隊的秘密軍事設施。于會泳是山東乳山縣人，又順便到老家兜了一圈。最後，他們在青島的海濱療養院住了幾天。洗了海水澡，曬了日光浴，那個夏天，他們回北京時路過上海，我看到他們容光煥發，皮膚曬得又黑又亮，身體非常好，他們門口聲聲感謝"首長"的關懷，于會泳對我說："我現在什麼病都沒有了。"他還拿出一路上寫的打油詩給我看；其中一句我至今還記得："海水真比藥水高。"意思是洗洗海水澡，毛病都沒有了。

    又有一次，于會泳向江青提出，他從來沒有去過海南島，想去看看紅色娘子軍的根據地，江青就批准了。這樣，又是于會泳領隊，跟劉慶棠、浩亮-起到五指山、三亞等地，游遍了天涯海角，他們打着江青的旗號，又不顧影響，人家就寫信到中央告他們的狀，說他們幾個人在外面以江青的名義壓人，拿出大首長的派頭，要這要那。江青看到後將信壓下來，保護了他們。

    由於于會泳身份特殊，他調到北京後，我和王洪文、王秀珍對他也刮目相看。我們每次到北京參加中央全會和中央工作會議時，總要到于會泳那裡去，他當時在前門飯店隔壁的國務院文化組。我們去的時候，他總是在文化組小放映室里招待我們看內部電影，當時的內部電影，我們在上海也很少有機會看。他有幾方面的電影來源，一是中國電影資料館、那裡的片庫很大，有各種各樣的電影；一是釣魚臺江青保留的電影，江青把比較好的電影都保留在她自己的片庫里。有一次江青在那裡招待我們看電影，居然還拿出一本目錄，上面有很多國內外著名電影，還有科教片。于會泳除了上述來源外，還可以調看資料片、過路片，當時中央各口都有一些過路片，如外交部、中聯部。于會泳有權調看這些片。

   于會泳等幾個人也經常來上海，每次都是我到機場接他們，安排他們住在賓館最好的套間，還陪他們參觀，如金山石油化工總廠、松江黃浦江大橋、高橋熱電廠等。當時，我們一般不宴請內賓，但對他們破格，在錦江飯店設宴招待。除了在生活方面厚待外，在政治方面，我們是互相支持的。我每次與于會泳見面，倆人總要作長時間的談話，于會泳把最近時期以來江青對各種問題的議論、江青自己的活動情況，甚至把江青背後說葉劍英壞話的內容都告訴我，說明我們關係密切的程度。我也把自己了解的政治動向告訴于會泳。比如，一九七O年我到廬山去參加九屆二中全會，即林彪要炸平廬山的那次會議的內情，一九七一年中央工作會議，"批陳整風"，實際上是批"黃、吳、葉、李、邱"五員大將等。當時，于會泳不是中央委員，他不了解中央的最核心機密，我就把廬山會議上，葉群和"黃、吳、李、邱"那幾根槍桿子如何發難，怎樣搞突然襲擊的情況以及毛澤東對他們這幾個人的嚴厲批評等，都告訴了于會泳，並向他透露林彪的問題。于會泳聽了非常吃驚，他感到這些情況太重要了，他回北京後，很快將情況告訴了劉慶棠和浩亮。

    于會泳對我在政治上也是全力支持的，一九七二年五月，我率領上海芭蕾舞團訪問朝鮮，這是周恩來總理批準的。回國後，有人編造了一些流言，說毛澤東對徐景賢有批示：此人不宜出國。又說我在朝鮮搞大國沙文主義，拍拍金日成的肩膀，叫他"老金"。當時，我聽了很惱火，就把這些情況告訴于會泳，意思是有些人對我們這些新上去的幹部總是不順眼，于會泳聽了後對我表示同情，要為我闢謠，他就和劉慶棠商量，劉慶棠當時在國務院文化組裡分工管電影，由他命令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把朝鮮拍攝的彩色紀錄片《讓友誼花朵代代相傳》抓緊翻譯，讓這部影片很快在全國放映。這部影片詳細紀錄了上海芭蕾舞團在朝鮮演出的盛況，有金日成首相接見我和主要演員的場面等。影片在全國放映後，為我辟了謠，維護了名譽。

    "投之以桃，報之以李"，一九七三年，在黨的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經江青提名，于會泳當選為中央委員，這樣，他就進入了中國最高的政治領導層。他在北京與我一起參加了十屆一中全會。會議一結束，我陪于會泳到北京友誼賓館，當時上海交響樂團和上海合唱團正在那裡排練交響樂《智取威虎山》，我把全體演奏人員召集起來開大會，鄭重地向大家介紹于會泳是作為優秀文藝戰士代表進入中央委員會的，在江青的直接領導下，他對文藝革命作出重大貢獻，他當選中央委員也是我們全體革命文藝戰士的光榮。我講完後，于會泳也談了他當選中央委員的感想，他那天非常激動。

    一九七四年十月，當時阿爾及利亞國務委員會主席布邁丁邀請北京京劇團《杜鵑山》劇組訪問該國。本來，這樣訪問的規格不是很高的，但江青指定于會泳為團長，這個團的級別就上升了，江青還在對外友協給國務院的有關北京京劇團出訪的報告上批了一段話："過去，球隊、雜技出國，中央都接見，以示鼓勵。這樣的藝術團出國，中央不接見，組長不親自送行，這種安排說明對意識領域的鬥爭不夠重視，建議中央負責同志接見，吳德同志送行。"王洪文當時是中央副主席，他也批了意見。十月二十二日晚上九點鐘，全體中央政治局委員接見于會泳和出訪的《杜鵑山》劇組。于會泳離開北京的時候，吳德到機場送行。這也是史無前例的。在阿爾及利亞，江青委託于會泳以她的個人名義向布邁丁贈送了書籍、圖畫等禮品，還送了一部《杜鵑山》的彩色影片，說明江青對于會泳的出訪重視到了何種程度。

 

終於當上了文化部長

    一九七五年初，我到北京參加十屆二十全會的預備會議，討論四屆人大的議程和政府工作報告，醞釀本屆政府的組成名單。在預備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傳達了毛澤東主席的指示，準備讓鄧小平出來擔任第一副總理，張春橋擔任副總理等，在軍隊方面，鄧小平擔任總參謀長，張春橋擔任總政治部主任，毛對鄧、張有兩個指示、對鄧的評介更高"人材難得，政治思想強。"本來，毛講得更簡略，是"人材難，政治強"。周恩來把它演繹成"人材難得，政治思想強。"毛對張春橋的評介是："有能力。"比較簡略。醞釀的結果，周恩來還是當總理，鄧小平第一副總理，接下來的副總理是張春橋等人。全會還沒有結束，一天，張春橋春風滿面地到京西賓館上海代表團住的房間來，與馬天水、我、王秀珍談下屆政府組成的問題，他說在政治局討論過國務院各部部長的名單，準備在四屆人大的一次會議上確定。討論到文化部長的名單時，周恩來總理說有人提名，仍由原文化部長沈雁冰(茅盾)擔任，張春橋和江青廠贊成，理由是文化部是分工給張管的，他要管得起來。周總理在會上說："那麼我不調徐景賢來，調朱永嘉來，還不行嗎？"當時，朱永嘉是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市寫作組一把手，又是姚文元指定的上海的《紅旗》雜誌組稿小組主要成員，是張、姚在上海很得力的筆桿子，張、姚都不捨得把朱永嘉調到北京去。最後，江青提名由于會泳當文化部長，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都一致表示贊成，這樣就通過了。文化部部長名義上是歸一位副總理領導，當然最後是要請示總理的，但是，大家心裡都明白，這個部只能歸江青領導。這樣，于會泳由上海音樂學院的一名普通教師，因為在搞樣板戲中緊跟江青，終於當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部部長。

    于會泳當了部長後，表示要與文藝黑線統治下的文化部決裂，不到文化部大樓辦公，他找了北京一個原東南亞國家駐華大使館的房子作為辦公地點。他定好後，請我去參觀、吃飯。那天我去的時候，看到那個胡同很寬，走到底是紅漆大門的一個大四台院，門裡是一條石板道，房屋都整修-新，外面看是中式的琉璃瓦房，裡面是很考究的西式裝修，現代化的衛生設備一應俱全，還有暖氣。院子後面，走過月洞門是一個大花園，裡面有石桌、石亭，綠樹、假山、風景很優美。于會泳陪我兜了園林後，就進入一個很精緻的餐廳，桌上已放好了酒菜，京劇演員楊春霞、齊淑芳一起來吃飯。于會泳很得意地告訴我："這個大使館原來有一個特級廚師，最擅長做北京烤鴨，我接收大使館的時候，把這個廚師也一起接、接收下來了。"于會泳一興奮起來，就有點口吃。吃烤鴨的時候，我故意問他："你這個部長是屬於國務院的，你今後請示工作，是找周總理呢，還是找張副總理？"于會泳不加思索，馬上就回答："找江青同志，她有什麼意見，我再轉告他們。"以後，文化部長果然不找總理，連副總理也不找。只有江青不願管的時候，她就對于會泳說："你去找你們的副總理春橋同志，他是分管你們的工作的嘛。"這時，于會泳才會去找張春橋，但轉過頭來又會找江青。張春橋也知道這裡面的錯綜複雜，樂得不管。

    于會泳當部長不久，長春電影製片廠拍成電影《創業》，描寫大慶工人戰天鬥地的事跡，當然也要涉及到石油戰線上的領導。電影拍好後，送北京審查，文化部部長、副部長等都在文化部小放映間裡審片，在座的還有《創業》的原創人員，如編劇張天民等。影片一結束，于會泳拍腿叫好，說："這是一部難得的好影片！"他看完影片後，很快打電話給找，他說："好消息好消息，有一部好影片！"他催促我在上海也要抓幾部好影片，當時，我正在上海抓電影《春苗》。

    過了幾天，江青看片子了，她看了後大發雷霆，指責影片為劉少奇評功擺好，把原石油部的領導也作為劉少奇的幹將一股腦兒地批進去了，姚文元也跟着指出影片有哪些嚴重問題。于會泳頓時傻了眼，他只好把"首長"的十點意見記下來，命令長春電影製片廠修改，否則不准放映。影片的編劇張天民不服氣，寫信給毛澤東。毛看了影片後，批示說："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不要求全責備，而且罪名有十條之多，太過分了，不利於調整黨內的文藝政策。"這個批示下達的同時，也下達了毛針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有關反對經驗主義的批示。江青等人連續遭到毛的批評，馬上就縮回去了，只好由于會泳出面擔當否定《創業》的責任。

    我與文化部的關係十分密切，對于會泳的工作大力支持，我配合他做了以下幾件事：

    第一、我配合他把全部的樣板戲拍成電視片和彩色影片，在全國放映。江青一開始說要把樣板戲拍電視片，要原汁原味地在電視熒幕上拍攝實況演出的片子，連演員額頭上流汗的鏡頭也要拍下來，我們完全忠實地執行了她的指示。電視片畢竟不很清晰，而且又是黑白的，江青又提出要拍彩色影片，於是，在北京、上海將樣板戲都拍成彩色影片。八部樣板戲以後的《龍江頌》、《杜鵑山》、《磐石灣》等也拍成彩色電影。

    第二，幫助他完成一些新的創作，或是一齊搞劇本，或是支援他，要人有人，要物有物。如京劇《杜鵑山》、《磐石灣》；芭蕾舞劇《草原小姐妹》、《紅嫂》，鋼琴恊奏曲《黃河》、《戰颱風》，交響樂《智取威虎山》等。

    第三，根據毛澤東的要求，在上海文化俱樂部，召集一些老藝人和水平比較高的老票友，演傳統京劇，藝戲。當時，毛澤東多病，希望在北京看一些老的傳統京劇曲藝節目，我們在上海組織班子，專門給他拍成彩色紀錄片，對外不說是為毛澤東拍片，而是說為了搶救傳統遺產。這樣，拍了一系列的京劇、曲藝的彩色記錄片。

    第四，根據毛澤東和江青下達的任務，我恢復了上海電影譯製片廠，翻譯了《簡愛》、《巴黎聖母院》、《鴿子號》、《瑞典女王》等，《瑞典女王》是好萊塢演員嘉寶主演的；毛澤東對嘉寶的演技很欣賞，這部影片是特地為毛譯製的，還有什麼《鐵道兒童》，兒童片，江青看了後，主張中國也要拍兒童片，後來就拍了《閃閃的紅星》。

    第五，張春橋到上海來，我陪他參觀了上海電影製片廠，那天張春橋傳達了江青的指示，原話是"給我拉出一個廠子來。"我接受江青的指示後，重組了上海電影製片廠。先是練兵，拍了兩個小故事片：《一副保險帶》、《無影燈下送銀針》。接下來就拍大的影片，在全國打得響的先是《火紅的年代》(一九七四年)，後來又拍了《第二個春天》、《戰船台》、《難忘的戰鬥》、《歡騰的小涼河》等，重拍了《渡江偵察記》，《年青的一代》，這兩部過去部是黑白片，重拍成彩色片。還拍了一些兒童片，如《阿夏河的秘密》、《小將》，反映當時的教育革命的。

    第六，在出版方面，重組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圖書，當時的上海市委寫作組主編出版了《朝霞》雜誌和《朝霞》叢書、還搞了《外國文藝摘譯》等。

    第七，在上海恢復了上海音樂學院、上海戲劇學院，比較早的招收學生。另外，還按照毛澤東的"五.七"指示，上海辦了"'五.七'京劇訓練班"、"'五.七'舞蹈訓練班"、"'五.七'音樂訓練班"等，培養了一批京劇演員、芭蕾舞演員、音樂演奏員，當時的意圖是培養樣板戲的接班人。

    一九七五年，"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後，于會泳兩次向我傳達了江青的指示，要大寫批判"走資派"的作品，要寫更高級別的"走資派"，更能體現出黨內的兩條路線鬥爭。上海抓緊把影片《春苗》推上去，《春苗》搞了好幾年，原來是不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我一看不行。決定在裡面要反映文化大革命，編劇改了幾次還不行，我就叫寫作組下面的電影小組專門修改，花了很多功夫後送到我這裡，我還是不滿意，最後，我不顧自己正在發偏頭痛，抱病修改，把杜文杰這個基層衛生院的院長說成是從上到下都有一條黑線串起來的"走資派"，上到衛生部，下列衛生院，大大加強了同"走資派"鬥爭的內容。我指定謝晉當導演。《春苗》在全國公映後，"反擊右傾翻案風"更猛烈了。于會泳指示文化部的寫作班以"初瀾"的筆名在《紅旗》雜誌發表文章，肯定《春苗》，批判鄧小平。上海的另一部電影《歡騰的小涼河》，也是我決定在影片中公開點名批判鄧小平的。于會泳在文化部審片時說，配合得緊，配合得及時。

    《春苗》公映後，于會泳從毛遠新那裡得到重要情報，說鄧小平看這部電影的時候，沒看完就大叫"極左！極左！"離席而去。當時，中央已開過打招呼會議，毛澤東已發動批鄧，我們感到這個材料好極了。在初瀾的文章里第一次把這件事拋出來，以後把它作為批鄧的重要材料，與"走資派還在走"聯繫起來，大批了一通。

    一九七六年初，我們去北京參加中央召開的打招呼會。在一次飯桌上，毛遠新要于會泳積極支持遲群、謝靜宜拍一部反映清華、北大教育革命，反擊"走資派"的電影，後來，毛遠新和于會泳一起到京西賓館看望我們，在馬天水住的套間裡又強調了這一點，于會泳極力支持他們，從討論劇本一直到拍攝，最後完成電影《反擊》。這樣，我們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過程中，連續作戰，打了好幾仗。

    一九七六年十月初，于會泳有一天打電話告訴我，他要作為中國文化代表團團長率團訪問阿爾巴尼亞。十月六日，"四人幫"已被捕，但我們都不知道，十月七日，馬天水被中央找到北京去了，馬天水走以前，找我和王秀珍商量分析有什麼情況，但我們都估計不出來。那天深夜十二時左右，我打電話給于會泳，問他北京有些什麼動向，他說，今天下午國務院辦公廳主任吳慶彤通知他，中國文化代表團不出訪了，是華總理決定的，于會泳覺得很奇怪。我說，中央突然把馬天水找去開會，但內容沒有告訴我們，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重大事情。我們在電話里約好要多聯繫，我說："於部長，你有什麼消息要及時告訴我。"十月八日那天晚上，我們不斷找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但都找不着。那兩天裡面，于會泳和劉慶棠連續向上海打電話，我也要秘書給他們打電話。他們說，"首長"找不到了，我感到很緊張。我告訴他們，上海與王、張、姚也聯絡不上。于會泳他們最後一次給我們的電話用了暗語："我們幾個都生病了。"

    一九七七年，我在離職反省、隔離審查的時候，看到《人民日報》刊登一篇批判于會泳的文章，說他"罪有應得，死有餘辜"。我看後就估計他已經死了。直到後來，我才知道：一九七七年八月一日，于會泳在接受批鬥期間，在文化部的隔離審查地點，偷服了廁所里的消毒藥水，自殺身亡。他被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結束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唯一的一任文化部部長的生涯。

鄧小平"策反"馬天水

    一九七五年，在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間，他曾經利用陪同外賓到上海訪問的機會，單獨找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馬天水作過一次深談，想要把這個三十年代就參加抗日戰爭的老幹部，從"四人幫"一夥的圈子中拉出來。可是，沒想到馬天水不但不領鄧小平的情，反而馬上把談話內容密報"四人幫"，而且在一九七六年二月中央召開的批鄧打招呼會議上，馬天水還進一步站出來作了揭發，對鄧小平不啻是重重的一擊，把鄧小平搞得很狽不堪。

 

識途老"馬"的經歷

    馬天水，一九-二年出生，河北唐縣人，早年當過小學教員，從青年時代起就參加了抗日游擊戰爭，一九三-年參加中國共產黨，以後在晉察冀解放區從事地方工作。全國解放以後，馬天水調到安徽省任省委副書記，分管工業生產和經濟工作。五十年代以後，又被調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專管工業。

    馬天水高高的身軀，微駝的背，很早就謝了頂，圓圓的禿頭使他的年紀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大得多，所以不到五十歲就被毛澤東稱為"馬老"，於是，大家也跟着叫他"馬老"。馬天水的穿着很樸素，一身灰藍布中山裝，腳上穿着長統紗襪和圓口布鞋，不嗜煙酒，是個"工作狂"，每天要跑不只一個工廠。那時上海的一萬多家工廠企業他去過的少說也有五、六千家，他每到一個工廠，或是和幹部、工人談話，或是直接參加勞動，在煉鋼爐前鏟鋼渣，在碼頭上搬運麻袋包，所以在上海的群眾中聲望很高。

    由於馬天水對計劃經濟下的上海工業生產情況十分熟悉，所以每一屆中共上海市委都離不開他，無論柯慶施當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或是陳丕顯當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都得倚重他。到了張春橋接任上海市委的主要領導以後，還是想到了馬天水。

    張春橋的資格沒有馬天水老，原來在黨內的地位也沒有馬天水高，張春橋是行政八級，馬天水是行政七級。文革前他們在上海市委共事的時候，張春橋先當市委常委，再當市委候補書記，但馬天水早已是書記處書記了。文革開始，張春橋憑藉江青的推薦和毛澤東的提攜，當上了中央文革的副組長。馬天水一度對運動影響生產有所不滿，在一九六六年全國工交會議上發過牢騷，當場受到主持會議的林彪的批評。事後，當時已經去了北京的張春橋找馬天水做工作：別人叫"馬老"，唯獨張春橋叫他"老馬"，希望這匹"識途老馬"及早轉彎子，"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

    一九六六年底，上海市委被打倒以前，我在市委寫作班擔任黨支部書記。在和北京的張春橋、姚文元聯繫以後，我在市委機關內部打出了"造反"的旗幟。當時，姚文元就從北京打保密電話給我，轉達張春橋和他的意見：要我在實施市委"心臟爆炸"、"後院起火"以後，把馬天水從市委的營壘中爭取、分化出來。一九六七年初，上海一月奪權以後，張春橋、姚文元返回上海，就多次做各派群眾組織頭頭的工作，力主早日"解放"馬天水，以輔佐張、姚這兩個"秀才"出身的人抓好上海的經濟工作和工業生產。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張春橋在上海全市大會上公開說："馬天水在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方面、沒有什麼發明創造，人家說什麼，他說什麼……解放馬天水還有點用處，他打電話（指和各地聯繫經濟工作）也比我熟悉。"

    在張春橋的策動下，馬天水終於站了出來，在全市電視鬥爭大會上，義憤填膺地發言，"反戈一擊"，賣力地揭發、批判了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和市長曹荻秋。馬天水此舉獲得了張春橋、姚文元的讚賞和"造反派"的諒解。於是，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建立以後，馬天水被委以主管全市工業生產和經濟工作的重任。

 

向張春橋、王洪文效忠

    "投之以桃，報之以李"。當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上海掀起"炮打"張春橋的浪潮，要把張春橋趕下台時，馬天水挺身而出為張春橋說話了。當天晚上，在上海外灘市革命委員會的大廳里，由我主持召開了一次各群眾組織負責人的會議，馬天水在會上鄭重宣布：春橋同志的歷史我是了解的。春橋同志沒有被捕過、沒有坐過牢，一天也沒有！誰"炮打"張春橋，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就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

    一九六九年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人會召開時，馬天水最初連九大代表都不是，會議中途，張春橋和姚文元突然想到了要安排這匹識途"老馬"，便臨時提名馬天水為候補中央委員候選人。馬天水萬萬沒有想到自己還會進入中央委員會，當選以後，馬天水連夜被召到北京參加九屆一中全會。喜從天降，他激動萬分，剛下飛機住進京西賓館，就急忙寫了一封充滿感激之情的信件，第二天當面遞交到了張春橋和姚文元的手裡。

    一九七二年王洪文從上海調至中央，馬天水接班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他又替王洪文"抬轎子"、"吹喇叭"，一九七三年八月十大預備會議期間，在醞釀王洪文進入中央常委領導班子時，馬天水在京西賓館舉行的華東大組會議上，向華東六省一市、南京軍區的負責人介紹說"我和洪文同志相處工作多年，他看問題、處理問題很全面，不是一個沖衝殺殺的人。他在上海主持工作，我覺得他比我強得多。"

    十大以後，王洪文以黨中央副主席的身份返回上海檢查工作，當時擔任市委書記的馬天水、我和王秀珍在錦江飯店設宴為王洪文接風，在宴席上，馬天水面對王洪文說：

"我覺得你到中央工作以後，進步很大。看問題、講話，都很深刻，很全面，對我教育很大。"這一番話說得王洪文都不好意思起來，連連搖頭，表示不敢當。

 

"他是搖鵝毛扇的人物"

    馬天水的種種表現，都足以證明：自從他重新站出來工作以後，已經把自己的命運．和"四人幫"緊緊地維繫在一起了，他站在"四人幫"的立場上來看待鄧小平，怎麼也看不上眼。一九七三年三月，毛澤東作出了讓鄧小平復出的工作指示，黨中央為此專門發了文件，決定恢復鄧小平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並附發了鄧小平向中央寫的一份《我的自述》。上海市委收到了中央文件，決定向中央發一份電報表示擁護。在討論中央文件時，當時在上海主持工作的馬天水說："鄧小平出來工作我可沒有想到，他是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里搖鵝毛扇的人物，是黨內第二號走資派……這個人我可了解啦，他過去到外地視察，在專列上打橋牌，到了目的地也不下車，讓別人在牌桌上向他匯報工作……"

    痛罵歸痛罵，擁護中央決定的電報還是要發。市委辦公室起草的電報稿，由馬天水最後修改，把自己的語言曲折地塞了進去；電報寫道：鄧小平同志原是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里搖鵝毛扇的人物，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他決心改正錯誤並作了自我檢查，現在毛主席、黨中央對他十分寬大，決定恢復他的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我們表示堅決擁護。

    電報經馬天水之手簽發了。過了兩個多月，上海的幾個領導人到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遇到了張春橋。張春橋在對馬天水和我們作小範圍談話時，特地提到了上海市委的那份表態電報。張春橋責怪說：

   "你們怎麼搞的？在電報里還要提什麼資產階級司令部里搖鵝毛扇的人物。"

    馬天水坐在沙發上，不好意思地用手掌摩挲着光滑的頭皮，向張春橋老實交代："這是我們討論的時候說的……我們對他不大放心……"

    "你們真蠢！"張春橋繼續埋怨，"寫-份簡單明了表示擁護的電報不就得了？！你們不想想，電報送到中央要印發政治局以及有關同志，鄧本人也能看到，他看了會有什麼想法？"

    "是呀，是呀，我們考慮欠周。"馬天水恍然大悟。

    不過，這次張春橋雖然作了批評，但是沒有發火，於是馬天水心裡明白張春橋的想法其實和我們這幾個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只不過那份電報，白紙黑字，寫得太露骨，做法太不高明罷了。

    以後，鄧小平多次以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身份，陪同外國貴賓來上海訪問，馬天水和我們便接受那份表態電報的教訓，表面上對鄧小平十分尊重，在送走外賓以後，鄧小平曾有幾次在上海逗留，順便參觀視察一下上海的工廠企業和重大工程項目。有一次，馬天水陪鄧小於去參觀了金山石油化工總廠，又視察了幾個重點企業，回來以後，馬天水對身邊的人嘟噥說："鄧小平在工廠里一股勁地問幹部和工人：實行不實行計件工資？他這個人哪，就是老一套。"

 

馬天水要給毛澤東寫信

    周總理病倒以後，鄧小平主持國務院的工作，開始着手抓多條戰線的整頓，工交戰線首當其衝。鄧小平主張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提到綱上來。這一下馬天水激動起來了，他說："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是任何國家都能接受的修正主義口號"，"我們上海的鋼鐵生產，就是靠批'唯生產力論'搞上去的"。

    鄧小平在全國部分省市工業書記會議上講了關於整頓的講話，傳到上海，馬天水更是睡不着覺了，他嚷道：

    "我看了鄧小平的講話、不對頭呀！他說工業要整頓、'積重難返'，他把當前形勢說成什麼樣子了，還說'矯枉必須過正'，這是要'矯'到哪裡去呀？不是要糾偏嗎？他就是想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路上去！"

    為了這件事，馬天水有好幾天坐立不安，他晚上把我找去，和我商量，說是打算給毛澤東寫一封信，反映鄧小平講話中存在的"問題"。正在這個時候，新華社上海分社從北京傳來了毛澤東的一個批示，是批在姚文元送審的關於新華總社反對經驗主義的宣傳請示報告上的：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在報告上批道：

    "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

    接着，毛澤東把筆鋒一轉，寫道："我看真懂馬列的人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

    我趕緊把這個批示轉給馬天水。馬天水看到了毛澤東的批示，心中-驚，因為這個批示，分明是針對張春橋在解放軍總政治部的一次報告以及姚文元的一篇文章中關於反對經驗主義的論斷而發的；至於批評"動不動就訓人"的那段話，不就是指的江青嗎？毛澤東為什麼做出這樣的批示呢？在中央政治局內部究竟發生過一些什麼事呢？……馬天水和我都吃不准，也不便問。於是，馬天水想起了那個"搖鵝毛扇"的電報的教訓，決定看一看形勢再說，終於把給毛澤東寫信告鄧小平狀的事，暫時擱了下來。

 

王洪文親自打來電話

    當然，馬天水的這些背後表現和心理活動，鄧小平並不知道。他們兩個人的觀點，實際上已南轅北轍，背道而馳。鄧小平對馬天水與"四人幫"之間的關係，是估計不足的，他想趁着陪外賓到上海的機會，對這個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熟悉的老幹部做做工作，也算是一種"挖牆腳"，想要把馬天水從"四人幫"的營壘里分化出來，爭取過去。但是，鄧小平萬萬沒有想到，這次行動給他帶來了十分麻煩的後果。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二日，是鄧小平陪同菲律賓貴賓從北京抵達上海訪問的日子。六月十一日深夜，馬天水辦公室內紅色保密電話機的鈴聲響了。電話是王洪文從北京親自打來的。

   "馬老嗎？明天鄧要陪外賓到上海，他可能會找你談話，你要有所準備……"

    "他要找我談什麼呀？你看我怎麼準備……"馬天水有些着慌，因為他對鄧小平此行的目的確實不了解，中央政治局發生過什麼事他也不知道，所以想從王洪文那兒摸到一些底細，以便確定自己的態度。

    "反正你準備一下學習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材料，着重介紹上海的經驗，向他作口頭匯報就是了，其他的事不要多談……"王洪文避開馬天水所要打聽的敏感問題，只給他出了這麼一個主意。

    "好的……那我準備一下……"馬天水遲疑地掛斷了電話。王洪文的事先警告，使這匹"識途老馬"更加忐忑不安起來。

 

鄧小平找馬天水密談

    六月十二日，鄧小平果然到達上海。傍晚時分，剛把陪同了一天的外賓送走，鄧小平就叫秘書打電話通知馬天水，要他到瑞金花園鄧的住處去一次。

    在客廳里，燈火通明，賓主就座，服務員端來了茶水，就退了出去。

    沙發上只剩下鄧和馬兩個人。馬天水先寒喧了幾句，問候鄧小平的健康狀況。接着，鄧小平開了腔："馬老哪，你們最近在抓什麼？……"

    "我們，重點在抓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學習，把它提到綱上來，樹了幾個典型……"馬天水把事先準備好的材料，一五一十地匯報起來。

    可是，鄧小平對此沒有多少興趣，聽了片刻，就不耐煩地打斷馬天水的話："馬老哪，我們都是老同志了，有些情況應該跟你通通氣……最近，毛主席對有人批經驗主義很生氣，專門有-個批示，你知道嗎？"

    "我知道……"

    "噢，知道啦？是什麼人告訴你的？"

    "這個……"馬天水猝不及防，來不及編造，只好如實奉告，"是新華社上海分社的同志……到北京去開會傳回來的。"

    "你想過沒有？他們要批的經驗主義，中央的代表人物是誰？各省市的代表人物又是誰？"鄧小平兩眼盯住馬天水的臉，拖長了聲音慢悠悠地說，"再發展下去他們就要揪人羅。"鄧小平的四川口音把"揪"字說得很重，馬天水嚇了一跳。

    "這……我倒不知道……，"馬天水聽鄧小平越講越露骨，只好故意裝傻。

    "我把這件事告訴你，是因為你在上海主持工作，對這種大事要注意。"鄧小平側身看看馬天水，向他進一步交底："他們搞批林批孔，'三箭齊發'、有的人還講：批林批孔是十一次路線鬥爭的開始。這是什麼意思呀？你聽說過沒有？是毛主席撥正了批林批孔的方向噢！"

    馬天水心跳不止，他想：這又是講的江青呀！因為他清楚地記得，江青在批林批孔初期說過關於十一次路線鬥爭的話。現在情況越來越複雜了，鄧小平不但直指張、姚，而且把江青也牽出來了。馬天水下定決心，緊閉嘴巴，絕不表態。

    "現在報紙上老是批'唯生產力論'，誰還敢抓生產呀？還有，把什麼都說成是資產階級法權，真是荒唐，缺乏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多勞多得是應該的嘛，也叫資產階級法權，這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站得住腳嗎？對社會主義建設有什麼好處？你有沒有想一想……"

    "上海批了林彪、陳伯達的'唯生產力論'，生產還是上去了……"

    馬天水不便正面反對，只是在喉嚨里咕噥了一句。

    鄧小平朝旁邊茶几上的煙缸里彈了彈煙灰，轉了一個話題，故意問馬天水："你在北京有沒有老熟人啊？"

    "熟人很多……"馬天水一時摸不着頭腦。

    "先念同志、余秋里同志你熟吧？"鄧小平繼續問。

    "我跟他們可熟了……"馬天水還是猜不透鄧小平的葫蘆里究竟賣的什麼藥。

    "以後你到北京，可以找他們……也可以直接到我家去，找我談嘛！"鄧小平終於把最關鍵的話說了出來。

    "嚇，原來他是要我直接去找他，不要我去找春橋、文元和洪文，我能這樣做嗎？"馬天水畢竟是有着長期鬥爭經歷的人，他立即明白了鄧小平的意思，可是他心裡想的口裡就是不表態。

    "唔……我跟先念同志很熟，過去在經濟工作方面有事也經常找他的。"馬天水採取含含糊糊、"顧左右而言他"的辦法，把最核心的問題迴避了過去。

    鄧小平和馬天水的個別談話，到此結束。

 

今年下半年要出點事

    馬天水告辭主人出來，天色已經昏黑。他臉色蒼白，出了一身冷汗，連頭上帽子的邊沿，都是濕漉漉的。他乘上轎車返回康平路市委大院；獨自一人在小禮堂的地毯上來迴轉圈子，連晚飯都顧不上吃。他不斷捉摸着這次談話的含意，又不斷思量着自己的態度和對策。

    思忖了許久，他終於找了我和王秀珍兩個人，把鄧小平和他個別談話的情況和盤托出。他把過程詳細地談了談，情緒顯得非常激動；聲音都有些發抖：

    "鄧的講話可成問題啦！完全是文化大革命前跟劉少奇-起的那一套……他還攻擊江青同志吶，什麼'批林批孔是十一次路線鬥爭的開始'，我一聽就知道他指的是江青同志……"

    馬天水越說越氣憤，連唾沫星子都飛了出來：

    "我沒有順着他的意思講，他就對我不滿意，這麼晚了，連晚飯都沒有留我吃，我只好餓着肚子回來……"

    "唷，馬老，當心你的糖尿病發作！"王秀珍關切地說。

    "他這次來，是有目的的。就是想來做上海的工作的。他不找你們，就找我這樣的老幹部。他說他知道王秀珍，過去當過勞動模範，現在是工人造反派，他說對老徐也很熟悉，是市委機關造反的。所以他不找你們，只找我，誰曉得我的立場很堅定，他拉不過去的。'挖牆腳'沒有挖成！他沒有想到我這樣的老幹部，居然不跟着他走……"馬天水說到這裡，又得意起來，用他的習慣動作搖起了經常帶着的黑摺扇。

    "馬老，鄧小平對你估計錯誤……"我當面替他鼓勁。

    "上次文元同志講，今年下半年要出點事。我一直在想究竟會有什麼事，"馬天水想起了幾個月前姚文元的預言，"現在看來，要出事恐怕就出在鄧小平身上。他還要我直接去找他，想得倒美，我才不去呢……

    "我要報告中央！"馬天水急着想寫報告，"告他拉攏人，搞非組織活動，要挖上海的牆腳……"

    過了幾天，也就是-九七五年的七月上旬，姚文元到上海，住在興國路招待所。馬天水馬上趕去，密報了鄧小平和他個別談話的詳細惰況。

    姚文元聽了神情凝重；沉吟了半晌，一字一句地說："我早就講過今年下半年要出點事情……馬老，你頂得對！對錯誤的東西就得頂！"

    姚文元一回到北京，馬上把情況捅給了張春橋和王洪文。

    七月下旬，王洪文來到了上海，住在東湖路七號招待所，馬天水又趕了去。王洪文已經知道了全部情況，但仍要馬天水詳細複述一遍。聽完以後，王洪文讚揚說："馬老頂住了，頂得好……有人說什麼毛主席批評了我們幾個，全是造謠。這些謠言，是對着文化大革命來的。"

    馬天水向王洪文請示下-步怎麼辦。王洪文又叮囑說不要急，看看再說。

 

批鄧的"重磅炮彈"

    過了一段時期，到了一九七五年年底，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央政治局開會把鄧小平"右傾翻案"的問題提出來了。馬天水接受王洪文的布置，把鄧小平和他個別談話的內容，作了詳細的回憶。他花了幾天幾夜的時間，和秘書老房一起整理了一份原始記錄，然後一字一句地讀給我和王秀珍聽，讓我們補充、修訂。最後，形成了一份完整的鄧小平與馬天水談話記錄，直送王洪文。

    王洪文拿到這份紀錄，立即報送毛澤東，同時作了批語："印發政治局各同志"，作為批鄧的重要材料。

王洪文興奮地告訴馬天水："馬老，你及時送來了'重磅炮彈'！我批給政治局了，在會上當着鄧的面讀了一下，春橋同志、文元同志和我連續向他開火，批得鄧沒話可說……"

    一九七六年二月，中央把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找到北京，召開批鄧打招呼會議，會議由華國鋒主持，傳達了毛澤東關於"批判黨內資產階級"的十二條指示。上海去參加會議的是馬天水、我和王秀珍等人。會議剛開始的第二天晚上，張春橋就專程來到京西賓館馬天水住的套間裡，給馬天水等人鼓勵打氣。張春橋說：

    "你們在上海時，氣很大，到了北京怎麼就沒有氣了？我看了會議簡報上你們的發言，對鄧似乎都恨不起來。……這是路線鬥爭，為什麼恨不起來呢？鄧的社會基礎很大，要恨得起來，你老馬也沒有氣了，鄧不是對你'策反'嗎？為什麼在會上不講呢？"

    經過張春橋的鼓勵，馬天水就像一個打足了氣的皮球，在當天晚上的會議上就跳起來發言，義憤填膺，連揭帶批，端出了鄧小平對他進行"策反"的全過程，痛駡鄧小平搞非組織活動，"挖牆腳"，分裂黨。

    會議秘書處有專人做了記錄，第二天把馬天水發言登上了會議簡報。馬天水的發言確實氣兒大，火力猛，上綱上線，而且現身說法，有根有據，給了鄧小平致命的一擊。

    馬天水的這次發言，使張春橋感到很滿意。

    批鄧打招呼會議結束以前的一個下午，張春橋把馬天水、我和王秀珍三個人找到釣魚臺，在他住處的二樓會客室里作了-次密談。張春橋那天的情緒很好，一反平時嚴肅的樣子，輕鬆地抽着煙，微笑着說："上次洪文到上海大概已經給你們吹過風了，中央考慮把老馬調到北京，負責國家計委的工作。老馬走後，由誰主持上海的工作，請你們考慮一下……"

    大家都很清楚，過去的幾屆國務院部委負責人中，凡是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一職，都是由國務院副總理兼的。李富春、余秋里副總理，都兼過國家計委主任。所以，這次馬天水要是當上國家計委主任，以後在國務院領導人選上要另作安排，是不言而喻的。

馬天水聽了張春橋的一番話，急忙表態："我不行的，我不行的……"

    張春橋在煙灰缸里用力掐滅了煙頭，乾脆地說："這件事中央已經定了!"

 

馬天水瘋了

    一九七六年四月，在天安門事件中，鄧小平被撤銷了黨內外一切職務，而馬天水，因為揭發鄧小平有功，眼看就要戴上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的"桂冠"了。

    可是，六月毛澤東病重，九月毛澤東逝世，十月"四人幫"破隔離審查，馬天水的"榮升"之夢破滅了。

    揭批"四人幫"揭到了馬天水頭上，可是他還是錯誤地估計了形勢。在上海的一次批鬥大會之前，他以自己的老到的經驗教訓勸慰和告誡我和王秀珍說：

    "這是路線鬥爭，檢查時態度要好，帽子要大，內容要空……我有文化大革命被打倒的經驗，不久就會站出來的。"

    但是，這一次馬天水徹底失算了，他再也"站"不出來了：

    一九七七年初，馬天水被停職審查。

    在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大政治報告中，馬天水被宣布為"四人幫"死黨。

    一九七八年，馬天水被開除黨籍，並以反革命罪遭到正式逮捕。

    這一下馬天水怎麼也想不通，他瘋了。

    一九八二年，上海市司法部門宣布："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上海的重要案犯馬天水，在關押期間，於一九七八年患反應性精神病，喪失供述、申辯能力，經司法醫學鑑定屬實。上海市公安局依法中止預審，待病癒後再予以追究。

    馬天水被送到了精神病醫院。在治病期間，他叨念着上海閔行的電機廠、汽輪機廠、重型機器廠，牽掛着吳涇的熱電廠、金山的石化總廠……在神智清醒的時刻，他一再要求分配工作，一再要求回到工業戰線，他說"讓我出出主意、做做顧問也好"。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五日，馬天水死於上海顓橋精神病醫院，時年七十六歲。

 

 

毛澤東發動"批鄧"始末

    一九七五年四五月份的時候，我們上海的幾個市委書記感到政治空氣很沉悶，張春橋、姚文元很久沒有與上海聯絡了。毛澤東關於反對經驗主義的批示通過不同的渠道傳到上海，我是從新華社上海分社負責人徐壽鏗那裡看到全文的，他是從新華總社得到的。我一看批示很重要，並直接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有關，馬上將情況告訴馬天水、王秀珍。毛澤東在批示中講到"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只提一項"指經驗主義。因為張春橋在北京解放軍總政治部講話的時候專門講到過反對經驗主義問題，現在毛來批評了，"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是很有針對性的，毛在批示里又批評一些人，說："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還說："不懂馬列。"這是明顯地批評江青，江青在政治局經常發脾氣、訓人。接着，毛澤東有關電影《創業》的批示也下達了，這又是批評江青和文化部的。這一連串的批評部是針對我們陣營的，我們覺得日子比較難過。

    與江青、張春橋他們的沉寂相對照，鄧小平的日子過得風風火火。周恩來病重後，他主持國務院工作，不斷有重要講話傳達，主要是談整頓的。他召開各省市工業書記會議，強調整頓，大反派性，而且在鐵路系統抓了幾個大鬧派性、衝擊鐵路交通的壞頭頭，整頓了鐵路秩序。接着，國務院召開計劃工作務虛會，鄧小平在會上作了講話，也強調各條戰線的整頓。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葉劍英請鄧小平講話，鄧小平強調軍隊也要整頓，而且要改組"軟、懶、散"的領導班子。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各軍區都解放了一大批高級領導幹部，充實到各大軍區、各兵種當領導。

 

王洪文上海"蹲點"

    就在這個時刻，在中央工作的王洪文突然從北京來到上海，我們感到很奇怪，他住在東湖路七號招待所里。他對我和馬天水、王秀珍說："我這次到上海是作調查研究的，恐怕要住一段時期。"但他並沒有具體的調查研究的打算，我問他需不需要安排一些項目和日程，他說不要，有什麼事我會告訴你們的。當時，我們覺得在黨中央副主席的排名中，他排在鄧小平的前面，現在鄧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很失意，所以躲到上海來了。

    過了幾天，王洪文在錦江小禮堂，找我和馬天水、王秀珍談話，他從公文包里拿出很厚的一迭中央軍委任命幹部的名單給我們看，這是經過毛澤東批準的各軍種、各兵種、還有各大軍區副司令員、副政委以上幹部名單。他把這些名單放在桌子上面，用手拍拍任命的文件說："鄧小平這個人真厲害，他對軍隊的幹部很熟悉，很多人都是他的老部下，他一當總參謀長，很快就把各總部，各兵種，大軍區的領導班子搭起來，安排他自己信得過的人。中央軍委討論這些名單的時候，我和春橋同志都不熟悉這些人，對有些人的情況，根本不了解，講不出反對的理由，只好通過。"

    王洪文又說："你們知道春橋同志最近說什麼呢？他說，我這個總政治部主任不過是枚橡皮圖章，人家搭好了班子，要總政向上報告，報告上蓋的就是張春橋的簽名章，可是根本不徵求我的意見。"這天，王洪文又問我們，鄧小平和葉劍英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你們覺得怎麼樣？我說："鄧的講話里提到整頓，還要改組'軟、懶、散'的領導班子，根本不作階級分析，什麼'軟'啊'硬'啊，假如推行的資產階級路線，領導班子越硬，那麼危害越大。"王洪文一聽，很讚賞我的說法，他說"老徐說的對！反對'軟、懶、散'，一點階級分析都沒有。實際上，軍隊裡對提拔新生力量，最保守了，全國只有瀋陽軍區毛遠新當了政委，讓孫玉國當了副司令。武漢軍區算是有一個參加過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的年輕副司令。其他軍區進領導班子的，都是一些老傢伙。他們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罵娘。前一時期，社會上的一些政治謠言，都是從軍委擴大會議後傳出來的。"

    王洪文發泄了一通後，馬天水插進來說："這個鄧小平，我可了解了。他倒真是個'鋼鐵公司'，他抓起權來很厲害，過去他當總書記的時候，主持中央會議，連毛主席在場，都不放在眼裡。開會開到最後，也不徵求毛主席的意見，就宣布散會。"王洪文嘆了口氣說；"我最擔心軍隊不在我們手裡，軍隊裡沒有我們的人。這次，我把單文忠調到中央讀書班。單文忠原是上海警備師幹部，那時已調到安徽去了，他和王洪文關係密切。王洪文說："我把他調到中央讀書班，就想派他的用場。他在上海警備區真是個造反派，可是調到安徽省軍區後，只擔任個副參謀長，級別太低，起不了大作用。"

    談到這時，已是深夜了，服務員請我們吃夜餐。王洪文每次到上海，在錦江小禮堂開會或看電影，吃飯就在二樓一個僻靜的小房間裡。這裡一個圓台子，四周放着四把椅子，只有市委的書記來吃宵夜。錦江的人見王洪文來，知道他的老規矩，一瓶茅台，還有他最喜歡的下酒菜：一碟銀蚶，一碟醉蟹，-碟干切牛肉，一碟辣白菜，上面加一點紅辣椒絲，他喝了酒後，再來點麵條、餃子等。馬天水有嚴重的糖尿病，平時很少喝酒，他見王洪文到上海來，就破例端起酒杯向他敬酒。我因為患血管型偏頭痛，不喝酒，王秀珍有皮膚過敏症，也不喝酒，我們倆人只能象徵性地作陪。

    王洪文是個酒葫蘆，有酒必喝，酒量不大但很貪杯，有了幾分醉意後，話就多了。馬天水問他在上海住多久．他說："我給主席的報告沒有講日期，反正，我也不想很快回去。"這時，我和王秀珍交換了一下眼色，因為我們曾議論過，總理生病以後，中央曾決定由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現在他跑到上海來，不是把大權讓給鄧小平了嗎？我們埋怨過他。今天聽他這麼一說，我也試探着問："老王，你本來是主持中央工作的，現在你到上海來，中央的工作由誰主持啊？"王洪文此時已有幾分醉意，說話就比較敞開了，他說："什麼主持工作？還不是讓我往火坑裡跳。"我們一聽，都不便接口。王洪文又說："現在我有什麼權啊？黨中央和國務院都是鄧在抓，軍隊也是他的，我只能抓抓中央黨校的工農兵讀書班嘞。"說到這裡，他一臉很生氣的樣子，因為我一問戳到了他的心病。王洪文又說："這是主席定的，我有啥辦法？"說完，他就往椅子上一靠，他的口氣里對毛主席也不太滿意，我們三人就更不敢出聲了。

 

毛遠新、李先念告鄧小平的狀

    王洪文在上海一住就是幾個月，"八一"建軍節，他沒有回北京，"十一"也在上海過。"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召開時，中央政治局委員都參加，他也沒有去。後來，傳達了鄧小平在這次大會上的講話，他說工業要整頓，農業要整頓，商業也要整頓，文化教育、科技隊伍也要整頓。我們看來，全面整頓，就是全面糾正文化大革命的問題。鄧小平的連續講話，使我們這些在文革中起來的人都不滿意。

    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看到鄧小平的一系列講話後，大有意見，在一九七五年國慶前後，他從遼寧到全國幾個地方走了一圈，到北京後，在中南海向毛澤東當面匯報，他說"今年以來，在省里工作感到有一股風，主要是對文化大革命，似乎比一九七二年批極左還要凶些，我擔心中央出反覆。"毛澤東很同意毛遠新的看法，他說"文化大革命應該是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毛還說："鄧小平是代表一批被打倒過的老幹部說話的。他對文化大革命不是支持的，是持否定態度的。"毛澤東要毛遠新當面找鄧小平談一談，同時要汪東興和陳錫聯一起參加。

    關於毛遠新當面找鄧談話的情況，後來在一九七六年初的"批鄧"打招呼會議期間，他在京西賓館馬天水的套間裡向我們作了詳細的敘述：毛遠新找鄧談話，把鄧的講話中的問題都指出來，但鄧不服貼，鄧說"遠新同志啊，照你這麼說，我是執行了一條修正主義路線羅！說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搞了修正主義路線，不好說，從九號文件以後，全國的形勢是好一點，還是壞一點，可以想一想嘛。"毛遠新說："不錯，你搞的就是修正主義。"毛遠新在向我們敘述這次交鋒時，很激動，又顯得很神氣，講着講着站起來，左手插在腰裡，右手朝前伸，一個指頭做着指向鄧小平的樣子"你就是修正主義！"樣子非常咄咄逼人，他平時也很傲氣，可以想象那天他和鄧小平的談話是兩個"鋼鐵公司"碰在一起了。

 

過了兩天，毛澤東提議政治局討論如何統一認識文化大革命的問題，由鄧小平主持作一個書面決議，肯定文革的成績，當然，也要指出文革的不足。但是，據張春橋告訴我說，鄧小平拒絕作這個決議。鄧小平說："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由我寫這個決議是不合適的。"當時，毛遠新是毛澤東的聯絡員，每一次政治局討論的情況，都由他轉達。鄧小平的態度，大大地得罪了毛澤東。後來毛遠新傳達了毛的十二條指示，其中，我們最感興趣的是毛說："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還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牴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有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毛對鄧的批評越來越尖銳了。

    但是，並非所有的老同志都是如此，比如政治局裡資格很老的李先念，當時不但不要求算文化大革命的賬，而且是首先提出"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員之一，向毛作了匯報，這是世人所不知道的。到現在為止，我看了很多文章，從來沒有人提到過李先念也向毛匯報過鄧的問題，而這是王洪文親口告訴我的。

    事情是這樣的：一九七五年國慶節前後，有幾批重要的外賓由李先念陪同去見毛澤東，毛澤東在中南海紫雲軒的書房裡接見外賓，會見結束，外賓離開後，李先念有單獨與毛澤東談話的機會，他非常了解毛澤東是極其看重他本人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的。雖然毛澤東幾次談到文革的錯誤是"打倒一切，全面內戰"，但這部分只占"三七"開的"三"，實際上，講"二八"開，或"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可能更符合毛的意願。因為他始終把發動文化大革命和反對修正主義、防止和平演變作為千秋大業來看的，從他臨終前與政治局成員談話中也可以看出來，他把發動文化大革命作為畢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解放全中國，把蔣介石趕到海島上去，足見文化大革命在毛澤東心目中的位置和份量之重。這一點，李先念是應該充分體會到的，他在這個問題上有過教訓。

    一九六七年二月，李先念與李富春、陳毅、譚震林等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發過牢騷，作為"二月逆流"參與者，受過嚴厲的批判。但當時，李先念轉得快，檢討得早，因而被毛澤東保了下來。我參加過一九六九年黨的九屆一中全會，毛澤東不僅保留了李的中央委員，還當場提名他當中央政治局委員，當時，李先念非常感動，他當着全體中央委員的面，向毛主席作了公開的檢討。我聽了他的發言以後，感到他言辭很懇切，對參加"二月逆流"的事，心情也很沉重。九屆一中全會以後，我在與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閒談的時候，都認為他的態度不錯，爭取了主動，在卷進"二月逆流"的那幾個人當中，他是態度最好的一個。他很清楚文化大革命在毛心目中的位置。現在到了一九七五年的國慶節，李先念聽了鄧小平的一系列講話，他根據毛對文化大革命的一貫看法，覺得應該表明自己的態度，接待外賓後，在毛澤東的書房裡，他對毛說："最近，有一些講話，我覺得有問題，味道不對，似乎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李先念對鄧小平講話的反映，引起了毛的高度重視。一個毛遠新，一個李先念，一老一少，不謀而合，共同對鄧小平提出質疑，焦點問題是在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上。毛澤東絕不能容忍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鄧小平不願做文革的書面決議後，毛被激怒了，他想通過一個什麼突破口，把鄧小平的問題揭示出來，機會終於給毛抓住了，他借着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的信發難。劉冰一連給毛寫了兩封信，反映遲群和謝靜宜在清華擔任領導後在思想，作風等方面的問題，遲群原是中央警衛局八三四一部隊宣傳科長，派去擔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兼革委會主任，謝靜宜更是毛的人，她參軍後，長期擔任毛的機要員，後擔任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兼北京市委書記。劉冰的信由鄧小平轉送給毛，應該說也是很正常的。但毛認為不正常。他在信上批了："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着我的。"而且針對鄧小平轉信這件事，他寫下六個字："小平偏袒劉冰。"

    這個批件下達後，政治局都很震動。一九七五年的十一月三日，政治局派吳德，紀登奎趕到清華大學，召開黨委擴大會，傳達毛的批示，遲群和謝靜宜看到毛對他們的支持，就來勁了，連續召開常委擴大會，明為批劉冰，實際上矛頭向上，指向教育部，指向鄧小平。毛的批示下達後，清華大學有個政治部副主任叫吳偉煜，寫了一篇大字報，叫《論走資派還在走》，一語道破了這場批判的底蘊。遲群看了吳偉煜的大字報非常高興，要他連續寫它十篇。

    毛澤東問毛遠新有關遲群和謝靜宜的情況，毛遠新匯報說："遲群和謝靜宜在執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線上是比較積極的。"毛澤東聽後說："遲群不能走。遲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嗎？"毛還生氣地說："他們罵遲群，實際上是反對我，可又不敢，就把氣發到遲群身上。"遲群和謝靜宜每天把開會和寫大字報的情況直送政治局，上報毛澤東。

    這時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看到清華大學給政治局的簡報後，非常興奮。

    在北京曾有人問鄧小平，王洪文到哪裡去了？鄧小平鼻子裡哼了一聲："蹲點去了。"這話傳到王洪文那裡，他很惱火。現在聽到這些情況，感到機會來了，他趕快把我們找到東湖路七號招待所的會客室，拿出清華大學的簡報給我們看，說毛已有批示了。我們鼓動他回去參加戰鬥，他說再等幾天，現在是清華大學在開常委擴大會，但是政治局是否開會，我還要看一看。又過了兩天，他說政治局要開會幫助鄧小平了，才正式離開上海。

    在與上海小兄弟們的告別會上，酒過三巡，王洪文說："你們不知道啊，政冶局分成好幾派，中央的鬥爭是複雜、激烈的。從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就可看出問題來了。"王秀珍怕他說漏嘴，趕快扯扯他的衣角，說："喝酒，喝酒！乾杯，乾杯。"王洪文那天酒喝得多了，恨不得把心裡的東西都倒出來："今年七、八、九月，他們造江青同志的謠，造我的謠，可凶啦！這次我回北京就是參加鬥爭去的。"那些小兄弟聽他這麼一說，知道他回北京一定有重大動作。

    第二天，我和馬天水、王秀珍把他送上回北京的專機。當天晚上，他就參加了幫助鄧小平的會議。會後，王洪文打電話給我們，叫我們趕快給他收集鄧在各種會議上的講話材料，這樣，上海市委的機器就開動起來了。

 

政治局批鄧上掛下聯、內外夾攻

    當時的批鄧，按照我的看法，是採取了以教育戰線為突破口，上掛下聯、內外夾攻的打法。在清華、北大以貫徹執行毛主席的批示為契機，一層一層地召開黨委擴大會議，組織重點發言，寫大字報，先是批判劉冰，再掛上支持劉冰觀點的教育部部長周榮鑫，然後提出要挖出右傾翻案風的總代表、總根子鄧小平。姚文元授意清華、北大的寫作班子先後給《紅旗》雜誌寫重點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回擊科技界的右傾翻案風》、《否定文藝革命是為了復辟資本主義》，批判在教育界、科技界、文藝界拉開後，最後遲群指令在文章中點明風源就在"黨內至今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資派"，把矛頭直指鄧小平，這是"上掛"的打法。

    政治局高層領導開會幫助鄧小平的時候，開始並不直接批鄧，而是強調劉冰敢於把矛頭對準主席是得到教育部某些人支持的，把教育部部長周榮鑫叫到政治局挨批，這就是"下聯"。張春橋在講到教育戰線要搞整頓的時候，有一句名言"一個是培養有資產階級覺悟的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一個是培養有覺悟的沒有文化的勞動者，我寧要一個沒有文化的勞動者，也不要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張春橋批判周榮鑫的時候，上綱上線很厲害，實際上，周榮鑫當教育部長一年還不到，他怎麼可能颳起那麼大的右傾翻案風？所以，批判他的人心裡都很清楚，周榮鑫自己也很明白，他坐在那裡，只不過是一個箭靶子，"下聯"他的目的就是要"揪出鄧小平"。

    "內外夾攻"是形成多層次的攻勢，首先是政治局批、幫鄧小平需要炮彈。我們趕快把鄧的言論整理出來，交給上海市委印刷廠印成大字本，直接送給王洪文。馬天水急忙寫了《鄧小平策反我的過程》也交給了王洪文，由王洪文批轉印發給政治局參加會議的人。我在收集鄧小平的材料時也是挖空心思的，我知道這是批判的重要依據。當時，鄧小平在各種場合講了一些話，有的是在很小的範圍內講的，我千方百計要搜集到他的講話材料。

    張春橋："一個是培養有資產階級覺悟的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一個是培養有覺悟的沒有文化的勞動者，我寧要一個沒有文化的勞動者，也不要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

    有一次，我在北京開會，住在京西賓館，聽說有一個鄧小平找四川省委三代第一書記的談話，第一代是李井泉，第二代是廖志高，第三代是趙紫陽，鄧小平重新出來主持工作以後，把三代領導人找在一起談話，鄧小平本身是四川人，又長期在西南地區擔任領導工作。我認為，這次談話一定是說了許多心腹話，苦於打聽不到談話的內容。後來我聽說江蘇省委副書記、南京市委書記楊廣立，在江蘇的一次發言中，提到過這次談話。我想，這是機會，因為楊廣立帶領南京小紅花藝術團訪問上海的時候，我曾經熱情接待過他，覺得同他有一些交情。所以我直接到京西賓館楊廣立住的客房去找他。楊廣立告訴我，他是在江蘇省委召開省委常委會的時候，從省委第一書記彭沖那裡看到了鄧小平的這次談話記錄，我打聽到來龍去脈以後，經過多方努力，最終終於拿到了這份談話。

    又有一次，鄧小平找了南方十二省、市、自治區的第一書記開會，作了專門講話。這十二個省、市、自治區中沒有北京，也沒有上海，所以我們對這次會議的內容不了解。我想了很多辦法，也沒有打聽到。正在着急地四處尋找這份講話的時候，江西省造反派頭頭塗烈，和我們在中央開會的時候認識了，他派專人到上海送給我一份絕密件，我打開一看，是一封用毛筆抄寫的有十幾頁紙張的密件。原來是他參加江西省委常委會的時候，聽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傳達了鄧小平的談話記錄。塗烈知道我急需這份材料，連夜派入送過來，我看了以後，非常興奮，馬上叫市委辦公室打印出來，一面上報給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一面趕緊讓市委的機要交通員把這材料直送清華、北大的遲群、謝靜宜，供兩校編輯《鄧小平言論摘編》使用。

    還有一次，北京有一個科研單位的工作人員到上海出差，去同濟大學聯繫工作，當時談起鄧小平在北京的科技座談會上有個講話，這個工作人員聽過傳達，所以在他隨身攜帶的筆記本里有講話的記錄。這時候，同濟大學黨委馬上把這情況向市革命委員會文教組反映，當時我們布置給下面的任務很緊，到處搜羅材料，所以文教組姓孫的幹部立刻趕來，當面給我匯報，我要他把北京工作人員的筆記本直接取來，我親自翻閱了筆記本，記得十分潦草，但是經過辨認，覺得鄧小平講話中有不少可以供我們批判的觀點。所以我就布置市革命委員會文教組連夜把這份講話打印出來，由我報送給北京的有關方面，這樣，就為科技戰線方面批鄧提供了彈藥。

    內外夾攻的戰術還運用到了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馬天水、我和王秀珍到北京開會的時候，遲群，謝靜宜到京西賓館看望我們，在我們的房間裡談悄悄話。他們說，在政冶局剛開始"幫助"鄧小平的時候，有一些政治局委員的態度很不積極，有的一言不發，有的在會上打瞌睡，所以整個批幫會的火力不強。根據這個情況，經過毛澤東的批准，決定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從外面調進一些年輕人列席政治局會議，讓他們發言，加強火力。

 

這些年輕人是：從清華、北大兩校調去的遲群和謝靜宜；從外交部調去的王海容和唐聞生，王海容是外交部副部長，毛澤東表兄王季范的孫女，唐聞生是外交部副司長，我國駐聯合國副秘書長唐明照的女兒，長期擔任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英文翻譯；同時，毛澤東又委派他的侄子毛遠新擔任他和政冶局之間的聯絡員，毛遠新不但可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批判發言，而且隨時把政治局會議的情況向毛澤東當面匯報，然後再把毛的指示帶回政治局傳達。當時參加擴大會議的年輕人都不是政治局委員，其中絕大多數還不是中央委員，只有謝靜宜是中央委員，唐聞生是候補中央委員，他們都是毛澤東身邊的人，他們列席會議就有特殊含義。這種內外結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的開法，我覺得和文革初期用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取代當時中央政治局成員的做法，有異曲同工之妙。經過充實新生力量的政治局"批判會"，會上的火力自然大大加強。

 

遲群和謝靜宜在我們房間談話的時候，我見遲群的眼睛因為熬夜布滿血絲，通紅通紅的，可是他的精神特別興奮，他操着山東話，眉飛色舞地對我說："政治局開會，開得可有勁了，我們幾個列席會議的輪着發言，小謝和我提供事實，王海容和小唐開炮，最後由春橋同志和文元同志提高到理論上來拎一拎，這樣，鄧小平連話都說不出來。"

 

後來，張春橋也到京西賓館來，在馬天水的套間裡，對馬天水、我和王秀珍也描述了政治局開會的情況，特別介紹了鄧小平當時的神態，他繪聲繪色地說"我們批了鄧小平那麼多話，可是他從頭到底一言不發，就是坐在椅子裡面，一支接着一支抽煙，穩坐釣魚臺。他的這種情況，我早就見過了，那是在一九六六年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時候，政治局和中央文革開會批他，他也是悶聲不響，自始至終沒有說過一句話。這個人可頑固了！現在，他說他耳朵聾了，聽不清楚別人的發言，實際上，他的聽覺可好呢！政治局會議結束的時候，華國鋒坐在桌子的另外一邊主持會議，輕輕地說了聲散會，鄧小平馬上聽到了，哧啦一下站起來就走。你說他耳朵聾嘛，他是裝聾！"後來新華總社在內參上發了一篇文章，介紹政治局批鄧的情況，談到清華，北大派人到政治局會議上作批判發言，說鄧小平裝聾作啞，一言不發。內參引用清華、北大一些人咒罵鄧小平的刻毒用語："死豬不怕開水燙。"

 

政治局開了幾次批幫鄧小平的會議後，決定把批判右傾翻案風的運動逐步推向全國。以中央的名義起草一個文件《打招呼會議的講話要點》，經毛澤東審批後，發到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文件引用毛澤東對於清華大學問題的一段批示，指出：中央認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絕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有些人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賬，總是要翻案。

 

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之後，中央文件發下來之前，我們就得風氣之先，王洪文幾乎每隔一兩天就和上海通熱線電話，把消息捅過來，要我們把材料趕快送上去。短短的一段時間裡，我們總共搜集了四十三種講話記錄，送給市委印刷廠，印成大字本白頭內部文件，每種印二十份，送給王洪文，作為中央政治局批判用的材料。王洪文選擇其中比較重要的，直接發給政冶局會議。江青還布置清華、北大兩校整理鄧小平的材料，由兩校編成《鄧小平言論摘錄》上、下兩本，印成小冊子散發。

 

《鄧小平言論摘錄》剛剛印出，遲群他們立刻就給我送來。我拿到後，又大量翻印，轉送給江西、福建、浙江、陝西等跟我們關係比較密切的負責人。我看到清華、北大的動作很快，上海不甘於落後，便選擇復旦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兩校作為上海的窗口，和北京的兩校南北呼應。當姚文元在《紅旗》雜誌用頭條發表《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文章，點出右傾翻案風問題的時候，當天我就布置上海的大學、中學貼大字報響應。華東師大和復旦大學的大字報貼得最多。

 

但是我覺得上海有質量的大字報不多，十分着急。正在我心急火燎的時候，張春橋幫了我的大忙。當時清華、北大把學校里的大字報印成《大字報選》，上報給中央政治局委員，張春橋每收到清華、北大的《大字報選》，都在封面上批下幾個字：送景賢同志參閱。然後通過他留在上海的秘書何秀文以最快的速度轉給我，當我收到這些十六開、用道林紙印的大字本《大字報選》，看到裡面有清華大學政治部副主任吳偉煜寫的《十論走資派還在走》，還有兩校著名教授．像哲學家馮友蘭、固體物理學家黃昆等人寫的批判文章，這正是我在上海發動大批判急需的材料。我想，張春橋為人一貫小心謹慎，過去他從沒有把政治局委員收閱的文件直接轉給我過，這次卻一反常態，說明他的心情和我一樣急切，他在封面上寫"送景賢同志參閱"，哪裡是參閱參閱而已，分明是要我擴散，而且他轉來的《大字報選》擴散後，可以不露痕跡，誰都可以說是從清華、北大傳抄來的。當然最關鍵的是搶時間，爭分奪秒，把批鄧的風及早吹到全國去。我充分領會張春橋的意圖，馬上把印有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大字報選》的封面撕下來，把裡面的重要文章拆開變成散頁，然後我帶着這些散頁的大字報，專門坐車趕到華東師大，找到黨委書記楊希康，把這些單頁的鉛印大字報當面交給他。他根據我的布置，馬上找人用毛筆重新抄寫張貼到華東師大的大字報專欄上。

 

這一下，果然引起轟動效應。那天，細雨霏霏，我穿着雨衣，去看他們剛剛抄出來的大字報。大字報欄前人頭攢動，年輕的，年老的，本校的，外來的，大家都爭着看清華、北大的最新動態，還有些人在雨中認真地抄錄，當時我心中很得意，因為這是張春橋和我聯合操作的，這件事情果然收到了預期的效果。

 

從華東師大回來，我覺得這樣做還不夠。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是通過幾所大學張貼大字報、相互大串聯把劉少奇、鄧小平給揪出來的，現在是不是也可以重演這段歷史。當然目前大字報上還沒有公開點鄧小平的名，但是批判的論點"不管白貓，黑貓，只要能抓老鼠就是好貓"，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指什麼人了。因此，我與馬天水商量，決定由市委辦公廳下達通知：市革命委員會各組辦、各區縣局部可以組織群眾到復旦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去看大字報。還通知復旦和華師大兩校編印各自的《大字報選》，裝訂成冊，凡是有組織來參觀的單位，或者外地來取經的學校，要主動贈送給他們，擴大影響。甚至連美籍華人、物理學家楊振寧到上海高等學校訪問的時候，我也告訴復旦大學，可以把《大字報選》贈送給他。這樣，不但把批鄧的信息吹向全國，而且傳播到海外去。

 

當然，像我們這樣內外夾攻，煽風點火，只能製造輿論，形成批鄧的氣候，還不足以把鄧小平拉下馬。我們很清楚地知道，真正要搞倒鄧小平，只有毛主席下決心才能辦到。

 

 

 

 

 

把鄧小平拉下馬

 

 

 

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後，鄧小平不吭聲，不表態，會後要求毛主席單獨接見，他要面陳一切。但是毛澤東對他的請求不予置理。相反，派到政治局的聯絡員毛遠新幾乎天天可以見到毛澤東，這樣，毛遠新把政治局擴大會議的進展情況，各人發言的內容，鄧小平在會上的態度等等，一一向毛澤東作了詳細匯報，毛對鄧的問題不斷地做出口頭指示，由毛遠新當場記錄下來，再交給毛澤東過目，然後到政冶局擴大會議上向大家傳達。毛的指示在當時確實有雷霆萬鈞之力，他從"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一直到"翻案不得人心"，連續有十二條指示，好像十二道金牌，把鄧小平打入冷宮。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澤東提議由華國鋒出任國務院代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的最後決心一下，鄧小平墜入了"三上、三下"的深淵。

 

二月二日，毛澤東批示同意的一號文件下達，一號文件有兩點重要內容：一是由華國鋒擔任國務院代總理，實際上解除了鄧小平的職務；另一點就是宣布葉劍英生病期間，由陳錫聯主持中央軍委工作，實際上剝奪了葉劍英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權力。

 

一號文件到達上海的那天，馬天水、我和王秀珍都非常興奮，兩個月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終於有了成果，從組織上把鄧小平拉下了馬。在康平路小禮堂學習室，我們一面看文件，一面議論開了。

 

我說："鄧小平這下徹底完了，主席的安排非常理想，誰也想不到，主席會選華國鋒主持中央工作，這樣新的、老的都沒有話說，雙方都能接受。"

 

馬天水贊成我的分析，說："對，非常理想。華國鋒這個人我熟悉，他在國務院業務組工作，人忠厚，能力不強，選這樣的人。大家都能夠接受。反正今後中央都是集體領導的嘛。"

 

王秀珍看到文件的後面一段，她擊掌道："關鍵是軍權。葉劍英體面下台，陳司令掌權，太好了。"王秀珍是東北人，陳錫聯是瀋陽軍區司令員，跟毛遠新關係密切，我們與毛遠新、陳錫聯觀點一致。每次我們到中央去開會，都要看望陳錫聯和毛遠新。王秀珍在一九七五年回遼陽老家探親的時候，專門拜會過陳錫聯，所以她對陳鍚聯主持軍委工作特別高興。

 

按照一九七五年四屆人大決定的政府人選，當時第一副總理是鄧小平，排第二位的是張春橋，按照名單，鄧小平下台，替補上去的應該是張春橋，但是我們看了毛主席的決策後，覺得十分明智，因為我知道，張春橋在中央擺不平，中央一些老的不贊成。

 

一號文件下達不久，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央召開打招呼會議，把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找到北京。我們特別注意會議開幕那天鄧小平會不會來，因為文件沒有宣市撤銷鄧的工作。會議開幕那天，走進京西賓館禮堂，氣氛很肅穆、凝重，除了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各軍兵種負責人外，中央各部委負責人也全來了。我看到廖承志一個人走進來，坐在後排，默不作聲；與他相對照，馬天水情緒特別好，馬上坐到錢正英旁邊，大談電力供應的事情。我對王秀珍說："今天我們要看看，鄧小平出來不出來，出來的話，肯定是一副尷尬相。"

 

等到會場的燈亮起來，華國鋒帶頭走在前面，所有中央領導人跟在後面走上主席台。後面是王洪文、張春橋、江青、李先念、吳德、紀登奎等，走完了，沒有鄧小平。我與馬天水彼此交換了一下眼色，我覺得鄧小平可能要從中國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華國鋒主持會議，正當他要講話的時候，我看到毛遠新、遲群與謝靜宜三人從會場的邊門走進來，他們坐到後面很高的一級一級升起來的座位上，可以居高臨下地看全場的情況，我主動地走到他們身邊，跟他們握手，打招呼。我知道，他們是毛主席身邊舉足輕重的人，從一九七五年十月到一九七六年一月關於批鄧的談話，都是毛遠新傳達的。今天也是這樣，華國鋒在台上拿了一份文件，宣讀毛關於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十二條指示，毛遠新手裡也有一份文本，他當場打開，華國鋒念的時候，毛遠新逐條對照，邊聽邊笑，有時候還笑出聲音來。有一條毛的指示"做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裡，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說到"走"的時候，毛遠新和謝靜宜高興地大笑。我也很聽得進，毛的這一條批示非常尖銳地指出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而且又一次地提到"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與文革開始時我們起來造反一樣。那天我們這些人與會場裡其他人的沉悶相對照，有點得意忘形。

 

京西賓館的大會一結束，就轉入小組討論。在討論過程中，到上海小組來的人非常多，這是過去從未有過的。當時參加上海小組討論的有馬天水、我、王秀珍和黃濤。馬天水住的套間是大家聚會的地方。我印象中，歷次中央開會毛遠新是不來上海小組的，這次破例，他連續幾次來看望我們，與我們聊天。有時聊到半夜一兩點鐘，然後一起去吃宵夜。除毛遠新外，遲群、謝靜宜、于會泳、劉慶棠、浩亮他們也來。各省與我們接近的人來串連的也很頻繁。

 

有一次。毛遠新來的時候，于會泳、劉慶棠也來了。我們重點談了電影的事情。毛遠新稱讚上海的《春苗》拍得好："徐景賢，你是懂電影的，所以抓得出這樣的影片來。"毛遠新提出，上海和北京都有電影製片廠，但是遼寧沒有。他想在遼寧建一個電影製片廠，希望我能夠從上海支援他們一些骨幹，我馬上答應。事後，毛遠新果然派人到上海具體地討論籌建工作，還把遼寧拍的樣片送到上海。我同意把遼寧拍的記錄片在上海公開放映，表示對他們的全力支持。

 

那天，大家還談了鄧小平是怎樣評價《春苗》的，于會泳聽到毛遠新提供的一個材料，說鄧小平審看《春苗》看到一半的時候，批評《春苗》極左，就離場了。我當時認為這是極好的材料，於是對于會泳說，一定要把這材料寫進文章里去。

 

文革結束後，在批判我的時候，發言人說鄧小平看《春苗》有這回事，但鄧小平並投有說極左，他看了一半，要去接待外賓，有人來叫鄧小平走，鄧小平說："就走，就走。"他說的四川話，有人把"就走，就走"聽成"極左，極左"了。為這事我們把鄧小平狠批了一下。一九七六年二月，批鄧打招呼會議期間，江青也破例到我們這裡，簡直讓我們感到榮幸之至。她來了一次，又來一次，談天說地，因為從組織上解決了鄧小平的問題，她興高采烈。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日晚上，江青來到馬天水的套間，她說："你們是上海幫啊？你們知道嗎？他們把我也說成'上海幫'了。"我們第一次聽說"上海幫"，是從江青嘴裡說出來的。江青對馬天水說："他（鄧小平）不是對你進行策反嗎？"

 

馬天水回答："是啊，他去年六月單獨找我談話，我已經都做了揭發。"

 

江青說："說十一次路線鬥爭，是我闖了一個禍。"

 

馬天水立刻說："他當時一講這個問題，我就知道矛頭是對着你的。"

 

江青說："他呀，他有野心，他是覬覦。"這兩個字，馬天水和王秀珍他們聽不懂，我想了想，聽懂了，趕快拿了張紙，把"覬覦"兩個字寫下來給江青看，江青說："對，對。"這時候，王秀珍給江青送了幾包從上海帶去的五香豆，坐到江青的旁邊。江青對王秀珍說："你這個人，大咧咧的，應該把你調到政治局來。"

 

王秀珍聽不懂此話的意思，以為要提拔她，非常喜歡，但又裝得非常謙虛地拉着江青的手，連聲說："不行的，不行的，江青同志。上海在政治局工作的同志已經很多了。"

 

我一聽，唉，你根本沒有聽懂這個意思，就在旁邊插嘴說："江青同志是說要把你調到政治局來挨挨整。這樣，你這個人說話大咧咧的缺點就會改掉了。"

 

江青說："是啊。"如此一來，王秀珍的臉就紅了，顯得很尷尬。

 

江青來了兩次，在我們房間裡把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也找來談話。那時候，馬天水的套間變成一個串連點。

 

會後，江青又讓我們幾個到釣魚臺去。她住在九號樓，還有一個十五號樓專門放電影的。她先與我們談話，接着給我們送禮物。禮物是毛澤東看過的全國地圖影印本。毛澤東用紅筆、黑筆在上面畫了很多圈，留有毛澤東的手跡。又送我們毛澤東親自看過的《詞綜》，也是一本影印本。我們都說這是很珍貴的禮物。

 

江青還讓我們參觀她的玻璃暖房，她給我們推薦東北帶來的油料作物，叫油莎豆，她說："這是一種非常好的油料作物，又能榨油，又能釀酒，以後我再送你們幾瓶灑。"後來又帶我們到她放映室里看內部電影。

 

會議結束的時候，張春橋把馬天水、我和王秀珍叫到釣魚臺面談。張春橋說："鄧的問題總算解決了。毛主席有指示，今後只讓他分管外事。"

 

我們插嘴說："他已不在中央擔任工作了，怎麼能分管外事呢？"

 

張春橋笑笑，接着說："今後你們要注意，柳宗元有一篇文章叫《敵戒》，裡面有兩句話：'敵存減禍，敵去招過'。"張春橋解釋道："大敵當前的時候，團結問題往往比較好，而敵人不存在了，內部往往容易發生問題。"張春橋說："中央已經決定，要把老馬調中央來抓經濟工作。"他徵求我們三人的意見："今後上海還是要有一位老幹部來主持日常工作。"大家的意見傾向讓馮國柱來當，不贊成黃濤。

 

那次談話的時候，張春橋還要我們研究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社會主義革命對象和任務及現階段的階級關係。張春橋說："真正會顛覆政權的不是老資產階級，而是黨內的走資派。假如榮毅仁到天安門去發號召，沒有多少人會聽的；假如鄧小平到天安門去發號召，會一呼百應的。所以真正要重視的還是黨內的走資派。"根據張春橋的指示，我們回上海後於二月底三月初，召開了一個大型理論工作座談會，專門討論黨內走資派的問題。

 

四月初，召開萬人大會，馬天水和我在會上作了長篇講話，我的講話《從民主派變成走資派》經張春橋審閱同意，從這個角度狠狠批判了鄧小平。也是在那次談話的時候，張春橋講了魯迅小說的故事：阿Q和小D打架，相互抓辮子，忘記了背後有個趙七爺的大辮子。啟發我們要抓就要抓人家的大辮子。我回來後把張春橋的談話傳達給朱永嘉、王知常，他們馬上寫出一篇文章，發表在《學習與批判》雜誌上。文章由王知常修改定稿，標題也是他定的，長達三十三個字《從趙七爺的辮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辮子兼論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大辮子》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天安門事件發生後，毛澤東做了兩項決定：一是宣布天安門事件為反革命事件；二是決定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當天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全國聯播節目播出了這一消息。當時我在上海大廈接待外賓，外事組工作人員遞條子進來說中央有重要廣播，我讓外事組的人當場記錄下來，然後送進來給我看，我看到這個消息後，非常高興，就儘早結束宴請外賓的飯局，趕到康平路。到那裡時，市委常委們正在重新收聽中央文件的廣播錄音，馬天水興高采烈地說："我們今天在一起，大家擁護中央的決定。"他要我和朱水嘉寫一份表態的電報稿。王秀珍說，她已經布置上海民兵在外灘和人民廣場舉行武裝遊行，表示擁護中央的決定，藉機顯示我們的實力。我說："我剛才經過人民大道的時候已經看到了遊行的隊伍。"王秀珍拿起茶杯說："讓我們以茶代酒，乾杯慶祝！"在她的提醒下，市委辦公室負責人張敬標說"有酒，有酒。江青同志給我們送來的油莎豆酒。"工作人員聽到張敬標的話，馬上搬來一箱箱江青送來的酒。陳阿大嚷道："下酒菜沒有，弄點花生米來。"

 

當天晚上，我們向中央發了電報，表示擁護中央決定。上海市委常委們在康平路小禮堂頻頻舉杯，痛飲幾杯油莎豆酒，慶祝我們在毛主席的領導下，經過艱苦的奮戰，終於把鄧小平拉下馬。

 

 

 

  

   

 

 

     

  在六十年代，有那麼一段時間，世上萬事都變得可能，換句話說，那個階段是全人類大解放的時機，也是全球性能量大釋放的時候。就這一點來說，毛澤東對這個進程所作的比喻最發人深省：“我們這個民族”，他大聲疾呼，“就像一顆原子……一旦裡面的核子被撞碎，其釋放的熱量將會產生巨大無比的力量。”在文革中，這個意象促使了舊時封建與鄉村結構的粉碎，同時也促使了那些結構中舊習俗神奇般地消除，進而喚起了一場真正的群眾民主運動。——弗里德里克·傑姆遜   

     

 

 

 

 

   

 

  

 

 

我替張春橋"找個伴"

    一九七六年十月，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被捕以後，上海就盛傳："徐景賢為張春橋找了個老婆。"

    聽說的人都感到奇怪，張春橋不是早就有老婆了嗎？張春橋的老婆不是叫文靜嗎？怎麼又給張春橋找了個老婆呢？

    在各種場合，許多人向我打聽這件事的真相，可是我始終緘口不言。因為，當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派蘇振華、倪志福、彭沖三人到上海主持工作，當時我還沒有失去自由，我便把這件事的前後經過，向他們作了詳細匯報。他們三人聽了以後對我說，這件事情就到此為止，不必再對外講出具體的當事人了，人命關天，這類事情處理得不好會出人命案子的。我也覺得確實應該慎重對待，特別要對當事人負責，所以，我一直把這件事深深地藏在自己的心裡。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我還關在監獄裡，看到有一個作家為張春橋寫的一本傳記。他當然不肯放棄這段頗有吸引力的情節，可是他又打聽不到真實的情況，於是把一些道聽途說的東西寫了進去。他寫道，張春橋不打算"與文靜離婚"，只是"需要一個伴"，"要年輕、漂亮、有文化、有政治頭腦"，"徐景賢畢竟頭腦靈活，派人在上海醫學院物色對象，藉口是給'中央首長，挑選一名護士……'對象'總算找到了。照片、檔案送往北京，張春橋也滿意了。"這個作家把林彪、葉群為林立果"選美"的做法，移植到了張春橋身上，這實在是一種很不嚴肅的寫作態度。可是，當時我正身處囹圄之中，無法出來澄清事實。

    現在，二十多年過去了，我覺得不應該把自己知道的一些東西帶進墳墓里去。我們不但要對歷史負責，而且要如實地寫出當時人們的心態，使後來的讀者進一步了解中國的政治和中國的社會。因此，我決定說出事實的真相。

 

妻子的歷史問題一一張春橋的心病

    張春橋確實早就有妻子了，而且夫妻關係相當融洽，張春橋的妻子叫文靜，原名李淑芳，一九一六年三月出生，年齡比張春橋大一歲。李淑芳是天津人，說一口相當標準的普通話。她的父親，是天津大清銀行的職員，以後又擔任過中國銀行天津分行的副理。李淑芳在天津讀書的時候，就加入過C．Y．(共產主義青年團），抗日戰爭爆發後，又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一九四二年，她來到晉察冀解放區，進人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黨校學習，第二年，分配到北嶽區黨委宣傳部擔任宣傳幹事。李淑芳(文靜）身高一米六十左右，比張春橋略矮一點，她皮膚黝黑，剪着齊耳短髮，常戴一副淺黃色的玳瑁眼鏡，一直是個女學生的打扮。

    李淑芳當時喜歡寫文章，而且寫得一手男子氣概的好字。她經常給《晉察冀日報》投稿，筆名是李岩，李若文。當時，張春橋也在北嶽區黨委宣傳部工作，兩個人趣味相投，由相識而很快進入戀愛階段。此時，張春橋二十六歲，李淑芳二十七歲。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正當張春橋和李淑芳的戀愛進人到"白熱化"的時刻，日本侵略軍對晉察冀地區發動了大掃蕩。張春橋和分局宣傳部的工作人員一起，隱蔽到河北平山、阜平一帶的山溝里；至於當時已經調到平山縣郭蘇區任區委宣傳委員的李淑芳，卻在一個大雪天的早上，落到了突然進村的日本侵略軍的手裡。

    李淑芳被押到石家莊，關進了日本憲兵司令部。為了苟活，她向日本侵略軍自首了。日軍為了利用已經投誠的女共產黨員，吸收李淑芳進宣傳班進行訓練，讓她對八路軍搞"心戰"。她的上級是日本憲兵中尉矢野。於是，李淑芳留在石家莊日本憲兵特別警備隊，番號甲一四一七部隊。既撰寫反共宣傳品，又上日軍廣播電台播音，還參加宣傳演出。她編寫了《棄暗投明》、《我們不再受騙》、《李老太太的悲哀》等反共宣傳文章和節目，污衊中國的抗日軍民，鼓吹"中日親善"，淪落成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喉舌和鷹犬。

    時隔不久，隨着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節節勝利，八路軍在華北大舉反攻．駐石家莊的日軍紛紛潰逃，把李淑芳她們拋棄了。正在阜平縣任《晉察冀日報》副總編輯的張春橋，和中斷了一年多聯繫的李淑芳，終於重新相會。張春橋安排李淑芳進了報社任編輯工作。從此，李淑芳正式改名為"文靜"，並向組織上隱瞞了重大歷史問題。

    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張春橋和文靜在張家口結為夫妻。

    文靜的這段歷史，很快就被黨組織掌握了。共產黨的組織原則是：不能重用向日本侵略者自首變節的人，而且，在後來的審幹、肅反等歷次政治運動中，文靜的政治歷史問題受到了反覆的審查，她的仕途前景黯淡。

    然而，張春橋的政治地位倒是節節上升。特別是隨軍進入上海以後，張春橋擔任過上海市軍管會新聞出版處軍代表、華東新聞出版局副局長、《解放日報》社長兼總編輯。中共上海市委文藝工作部部長、宣傳部部長、市委常委、市委候補書記，文革前當上了市委書記處書記。張春橋長期在柯慶施的領導下工作，在石家莊時期，柯就是張的老上級。解放以後，柯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市長，張春橋寫的文章得到過毛澤東的賞識，所以柯慶施也對張刻意提攜。

    解放以後，文靜一直鬱郁不得志，在政治上被打入冷宮，她被安排在康平路上海市委辦公廳內部，做做調研工作，編編簡報。文革以前，我在市委工作時，唯一的一次看到文靜拋頭露面，就是在黨員幹部大會上給大家宣讀中共中央文件：因為她的普通話講得比較標準。

    六十年代初期，我在宣傳部工作，當時新華社上海分社送來一份報告，建議任命文靜為上海分社的副社長。可是，市委宣傳部部長石西民知道文靜有那段歷史，覺得這個任命要慎重對待，而且文靜又是張春橋的妻子，宣傳部不便表態，便把任命報告轉報給市委。結果市委不予批准，文靜仍舊當不了新華分社副社長。

    長期以來，文靜的嚴重政治歷史問題，成了張春橋的一塊"心病"。

 

文革中文靜給張春橋帶來的麻煩

    文革大潮興起，張春橋當上了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又成為上海市的黨政一把手----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和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文靜自恃成了上海的"第一夫人"，到處拋頭露面。照理說，像文靜這樣有政治歷史問題的老幹部，在文革當中早就被宣布為叛徒、特務加以打倒了，可是因為有了張春橋這頂"保護傘'，沒有人敢來揪她。而且她自己也不思收斂，變得飛揚跋扈，目中無人。

    文靜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裡沒有任何領導職務，可是她卻大搖大擺地出席市革委會領導成員(副市級)會議，發表意見；辦公室發給市級領導的文件，她也有一份；原來的市委書記、老幹部馬天水出來主持工作，有時還要向文靜請示商量。

    文靜習慣於對別人指手劃腳，盛氣凌人。有一天晚上，她直接打保密電話給我，指責我"做出了連舊市委書記都不敢做的事"！究竟做了什麼事呢？無非是我的秘書小張經過我的同意，給住在康平路市委大院裡的家屬孩子們放了一場故事影片《海鷹》。大家看得津津有味，可是她卻興師問罪，關鍵在於：當時張春橋去了北京，而我決定在市委大院裡放映這場電影，事先沒有向她這個"第一夫人"請示。

    這種不符合組織原則的反常情況，持續了一年多時間，到了一九六八年的四月十二日，上海廣大群眾掀起了"炮打張春橋"的浪潮，在鋪天蓋地的大字報里，出現了"張春橋的臭老婆文靜是大叛徒"的標語。與此同時，上海市革委會組織組的幾個負責人，對文靜心存懷疑，從幹部檔案箱中偷偷地調閱了文靜(李淑芳)的歷史檔案。

    這些沉重的打擊使張春橋大為震驚，盛怒之下，他批准一舉撤掉了組織組幾個負責人的職務，改組了領導班子。同時，還同意王少庸的建議，讓我帶了康平路市委辦公室的負責人，一起到外灘市革委會組織組的檔案庫里去，當場取出文靜等人的檔案材料，加以包紮，貼上封條，帶回康平路市委，交給當時主持日常工作的老幹部王少庸，讓他緊鎖在自己辦公室的鐵箱裡。

可是，隨着"抓叛徒運動"的深入，文靜的政治歷史問題不斷外泄。有一天，《解放日報》社給我送來一份報告，說是原報社的一名老幹部隨意對別人議論，擴散了文靜的歷史問題。我把這份報告當面交給張春橋過目，他十分惱火，恨恨地說："這個人很壞！"又有一次，外地專門派人到上海來外調，調查當地一名女幹部的歷史，說她供出了當年和李淑芳（文靜）一起叛變投敵的經過，當地來人要求找文靜面談證實。我覺得此事很棘手，就單獨一個人到張春橋辦公室去，把這份外調材料給他看了。張春橋面對這份材料，滿臉通紅，沉默半晌，亮亮的前額上沁出了幾顆汗珠，顯得十分狼狽。過了一會兒，他悻悻地說了-句："不見了吧！"當面要我把外調材料退回去，拒絕讓文靜與外調人員見面。

    這些接二連三的事件，終於使張春橋意識到文靜的政治歷史問題，將會給他招致極大的麻煩。他開始對文靜採取制約的辦法，不讓她參加市裡的領導層會議，不要她再管康平路辦公室的事，不許她拋頭露面。可是，文靜並不安分，她雖然表面上不再管事，背後仍想插手，不斷施加影響。不過，這時王洪文、馬天水和我對文靜的問題已經心中有數，對張春橋的態度也有所了解，所以我們便對文靜採取了敬而遠之的方針。

 

張春橋終於下決心與文靜離婚

    自從有人在大字報和大標語中公開提出了文靜的政治歷史問題以後，張春橋對這件事變得十分敏感，一有機會，他就要撇清自己和文靜的關係。

    有一次，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在上海展覽館宴會廳召開擴大會議，會議由張春橋主持，我坐在他的旁邊。為了表示發揚民主，允許各群眾組織的代表在會上廣泛提名，由誰，誰擔任市革會委員的候選人，並將名單公開宣讀。有一個群眾組織的頭頭，為了巴結張春橋，可是又不知道"文靜"這個名字，就在會上公開提出由"張春橋的夫人"當市革會委員候選人。

    這下子馬屁拍在馬腳上，張春橋當場聽了勃然大怒，他聲色俱厲地痛罵起來："你這種人算什麼造反派？我們共產黨從來就不搞夫貴妻榮！做了誰的老婆就可以當委員，這完全是封建主義和國民黨的做法，哪像個無產階級革命派！"

一頓臭駡，把那個溜須拍馬的人駡得莫明其妙，尷尬萬分。但是，我卻十分明白：張春橋這種色厲內荏的微妙精神狀態，表明他打算和文靜分道揚鑣了。

    一九六九年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張春橋當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員，文靜開始從上海的公眾場合消失。市里在文化廣場召開萬人大會時，文靜也從不在會場裡露面，而是躲在文化廣場後台的化裝室里，通過廣播喇叭聽台上的報告。我知道這是張春橋的關照和安排，所以也不去邀請她進會場。

    一九七O年夏天，在江西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等人向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發動突然襲擊，首先拿張春橋開刀。一九七一年林彪倉皇出逃。自我爆炸以後，張春橋發現林彪在上海的黨羽、空四軍政委王維國，早就通過各種途徑搜集他的材料；文靜的歷史問題當然是張春橋的政敵最感興趣的"突破口"之一，在王維國設置的延安中路密點裡，就發現了文靜的材料。張春橋知道他今後在政治上的升遷，將無法繞開文靜這一個難題，因此他開始下決心要脫開自己和文靜的關係。

    一九七二年的秋天，張春橋從北京回到上海，住在興國路招待所五號樓。這也是他在文革期間最後一次回到上海，自此之後，一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月，足足有四年時間，他再也沒有回過上海。也就是在這一次，他和文靜作了最後的告別，然後分手。張春橋此後長期住在北京釣魚臺九號樓，文靜也從此搬出了上海興國路招待所，搬回了康平路大院內的家裡。

    從夫妻感情來說，應該說他們之間的關係是不錯的。文革期間，張春橋每次回到上海，總是住在興國路招待所五號樓。這裡原來是英商太古洋行大班建造的一座別墅，前面有一個優雅的大花園。別墅的底層是張春橋的辦公室兼會客室，二樓是套間，外間裝着直通北京的保密電話，裡間便是張春橋夫婦的臥室，安着一張雙人席夢思大床，放着幾把沙發和軟椅等。別墅的三樓還有兩間臥室，是供客人來時使用的，一九六七年初上海形勢比較動盪的時候，張春橋和文靜留我在那裡住過幾天。

    每逢張春橋回到上海，文靜就從康平路大院搬到興國路招待所去住。張春橋習慣於晚上工作，他工作到什麼時候，文靜就守候到什麼時候；張春橋半夜總要吃宵夜，文靜就通知廚師做好，到時候由服務員端上來，由文靜陪着吃。張春橋善飲，文靜有的時候就打開酒瓶，陪張春橋喝上幾盅。

    文靜既會抽煙，又能喝酒，煙癮很大，酒量也不小，這兩方面部和張春橋很契合；文靜和張春橋一共生了四個孩子，三女一男，不時還進行合家團聚，說說笑笑，氣氛十分融洽。據我觀察，文革初期的一個階段，張春橋和文靜之間的夫妻關係，可以用"感情甚篤"來形容。張春橋後來提出要和文靜離婚，可以說完全是出於政治原因。

    一九七三年，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林彪集團宣告破產，江青集團的地位上升。一九七三年八月中旬，我和馬天水，王秀珍等幾個上海市委書記到北京去參加"十大"預備會議，聽到毛澤東主席提名張春橋擔任"十大"的秘書長，我們就預感到張春橋的政治地位即將上升。果然，到了十屆一中全會上，張春橋從政治局委員晉升為政治局常委，這預計着張春橋今後在黨內、政府內將掌握更大的權力。可是，隨着張春橋在政壇上的重大升遷，文靜的那一塊歷史污跡，卻顯得更加見不得人。

    正在這個時候，發生了一件使張春橋感到最最"觸心境"的事。

 

鄧穎超的來訪促進了張春橋的離婚行動

    一九七三年九月，周恩來總理陪同法國總統蓬皮杜到上海訪問，鄧穎超大姐隨同周總理來到上海，重遊這片他們曾經戰鬥過的熟悉的土地。鄧大姐的為人非常熱情而又細緻周到，她善於團結人、關心人，這是眾所周知的。周總理在上海期間，整天都和我們一起陪同外賓活動，而鄧大姐則利用晚上的時間走門串戶，專程到康平路市委大院看望幾戶上海領導人的家屬。她先去了王洪文和姚文元的家又來到了我的家，對我們的家屬和小孩問長問短，特別親切。

    鄧大姐不但關心年輕的幹部，而且非常尊重老幹部。從我家出去以後，她又去探望了市委常委、老幹部王少庸的家屬。當時，張春橋的家就在康平路大院裡，緊挨着王少庸的家，可以說近在咫尺．而且文靜也正在家裡等候，但是，鄧大姐就是不上門。從王少庸家出來，她徑自登上停在門口的汽車，直接駛回茂名南路五十八號住處……鄧穎超當然知道文靜的歷史和為人，她不見文靜，表明了她的原則性。

    鄧穎超來到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的消息，不脛而走，大院裡的家屬們和工作人員們都奔走相告。可是，更加令人深思的是：鄧穎超看望了好幾戶人家，連老幹部王少庸的家都去了，可是為什麼偏偏不去張春橋的家？

    這個問題像一個無聲的炸雷，誰都在背後竊竊私議：鄧大姐肯定不願意見到文靜。這就等於把文靜的歷史問題在康平路大院裡公開了。當然，大人們不便公開議論，只有不懂事的小孩子嘰嘰喳喳，問個不休。我的兩個女兒就盯住我問："爸爸，鄧媽媽到了小紅（姚文元的女兒）家，到了我們家，為什麼不去毛弟（張春橋的兒子）家？"我只好回答："不知道，可能鄧媽媽沒有時間了。小孩子別多問！"

    鄧大姐來訪以後的那幾天，康平路市委大院裡不見了文靜的身影。本來，每天早晨，她肩上挎着一架半導體收音機，一邊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早新聞，一邊在林蔭小道上悠閒地散步；現在，她那矮矮胖胖的身影忽然消失了。又過了幾天，聽說文靜的心病發作，住進了華東醫院。

    鄧穎超來訪的消息，當然也傳到了北京，傳進了張春橋的耳朵里，這對他不啻是一個嚴重的警告。"十大"以後，張春橋在中央取得了更大的權力：毛澤東在任命鄧小平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同時，任命張春橋為總政治部主任。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次會議上，毛澤東確定鄧小平為排名第一位的副總理，而決定張春橋在副總理中排名第二，僅次於鄧。

    張春橋充分意識到自己在政治上正處於關鍵時刻，今後他將面臨尖銳的鬥爭，要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決不能授人以柄，這次，鄧穎超到上海有意不去看文靜，給他發出了一個信號，促使他下決心採取進一步的果斷行動：和文靜離婚！

 

過了一段時間，王洪文陪同外賓來上海訪問。送走外賓的那天晚上，王洪文特意把馬天水、我和王秀珍三個人找到康平路，在小禮堂樓下的貴賓室里開門密談。

    王洪文坐在正中的沙發上，點上一支煙，向我們通報了關於張春橋和文靜離婚的事。他開門見山地說："我這次來，專門要告訴你們一件事，就是春橋同志決定離婚了。這件事他本來早就想解決的，因為中央不斷有事，所以拖了下來。最近，他正式向中央寫了報告，中央也同意了……文靜那裡，春橋同志自己會告訴的。"

    聽到這個消息已經變成事實，我們都感到有些意外。馬天水首先嘟嘟噥噥地說："是不是有這個必要？"

    王秀珍表示惋惜，因為她和文靜的關係很密切。

    我沉默了片刻，說了一句話："我尊重春橋同志本人的意見。"

    王洪文對我們幾個苦笑了一下，繼續說："這件事已經定了。春橋同志的考慮是有道理的，什麼原因你們也了解，我就不多說了。文靜曾經提出：離婚以後她從康平路搬出去，另外找地方住。我和文元同志商量，暫時不必動了，文靜仍舊住在康平路，這裡是她和孩子們的家，這樣對孩子們更好些。這個消息對外不必宣布，要考慮到影響。當然，春橋同志今後到上海不會再回康平路的家了，今後孩子們要看他，可以直接到北京去……"

    就這樣，張春橋和文靜離婚的事，由王洪文向我們幾個作了正式宣布，因為保密，外界誰也不知道這個消息。

    自此以後，我也有意識地迴避和冷淡文靜，很少上門去看她，因為她不再是張春橋的妻子了；當然，偶爾在市委大院裡見了面，我對她還是客客氣氣的，只當不知道這件事。

    一九七五年，姚文元舉家遷往北京，他的妻子金英和三個孩子都從市委大院裡搬走了。王洪文調往中央以後，他的妻子崔根娣和孩子們，每年都到北京探親。可是，這些年來，文靜卻從來沒有到北京去探過一次親，只有孩子們利用假期到北京去看望張春橋。他們已經開始實踐分手時的諾言。

    同時，張春橋的離婚，也為他後來願望的實現，創造了條件。

 

張春橋向馬、徐、王提出要找一個秘書

    一九七六年，張春橋五十九歲。

    他最後一次回到上海是一九七二年，隨後是和文靜離婚，此後，他再也沒有回過上海。我們也吃不准：這是不是他自己的有意安排……

    我和馬天水、王秀珍，曾經一再向張春橋發出邀請，希望他能回上海看看。有一次，我們去北京，又一次重提此事。我說："從一九七二年您回上海以後，有好幾年沒有回去了，真希望您到上海住一陣子。"王秀珍也說"文元同志、洪文同志都到過上海了，春橋同志您什麼時候去上海哪？"

    聽了這些話，張春橋總是淡淡地笑笑，慢悠悠地說："我也很想回去，再不回去，對上海的情況缺乏感性的了解，越來越沒有發言權了！可是，這裡也確實忙，中央的事，國務院的事，再加上總政那一攤子，真是忙不過來……"

    我想想也確實是那麼一回事。特別是"批鄧"的那一陣子，張春橋真可謂無分晝夜、殫精竭慮，在把鄧小平"拉下馬"的戰役中，他發揮了極其重大的作用。因此，我根本沒有覺察到：在他的內心深處，對自己今後的生活伴侶問題，已有所考慮，而且正萌動着一種充滿希冀的欲望……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央在北京召開"批鄧"打招呼會議，華國鋒在會上宣布鄧小平執行的是"修正主義錯誤路線"，對鄧的問題，"可以點名批判"。這樣，張春橋和我們都感到出了一口氣。會議結束以後，張春橋把馬天水、我和王秀珍三個人，找到釣魚臺九號樓二樓他的住處，作了一次長談。

    那次談話，主要談了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痛罵鄧小平，二是議論上海的人事安排，三是張春橋叮囑我們今後在上海要注意的幾種傾向。談話快結束的時候，張春橋似乎很不經意地對我們說："我這裡需要一個秘書，你們看看上海有沒有合適的人……"

    這個問題提得有些突然。我們都知道，張春橋在北京和上海各有一名男秘書，長期在他身邊工作，北京是嚴秘書，上海是何秘書。我想，大概是他對北京的秘書不太滿意，所以想另外找一個。我根本沒有朝女秘書這方面去想。

    說到這個問題，有必要介紹一下上海的有關歷史情況和規定：長期以來，特別是從柯慶施主持上海工作以後，禁止領導幹部身邊用女秘書。因為，女秘書日日夜夜追隨在首長身邊，相處的時間久了，關係密切，有的人便難免掌握不住自己。

    六十年代初期，我自己就聽到過柯慶施針對某個女秘書大發雷霆。那個女秘書曾和某領導幹部有染，可是柯慶施不責備男性領導，卻全部諉過於女秘書，他親自下達指示"這個人是個腐蝕性人物，不能留在市委機關工件，"那個女秘書從此被調離市委。

    接着，根據柯慶施的指令，今後上海市委的各級領導幹部，從書記、常委到各部部長，一律不准用女秘書。柯慶施說，這是為了保護領導幹部。他自己身體力行，身邊沒有一個女秘書。張春橋是緊跟柯慶施的，當然也從來不用女秘書。文革期間，根據張春橋的規定，在我們身邊全是清一色的男秘書。

    由於這樣的歷史背景，所以當張春橋在釣魚臺住處找我們談話，提出要找一個秘書的時候，我腦子裡第一個反應就是指男秘書，根本沒有朝女性這方面去想。

    而且，那天張春橋是在和我們談話快臨近結束的時候，突然提出這件事的，我們幾個都沒有精神準備。馬天水哼哼了兩聲，朝我看看，輕聲說："老徐看，有什麼合適的人嗎？"

    王秀珍是分管組織工作的書記，她當然很想往張春橋身邊派人，可是，她清楚地知道：中央領導對身邊的秘書要求很高，條件很嚴格，而且必須是善搖"筆桿子"的秀才。她自己派不出這樣的人，所以她也沉默着不吭氣。

    我沉思了一下，一時倒也想不起比較合適的人：前一段時期，王洪文調去北京擔任黨中央副主席，向我要一名秘書替他起草文件、撰寫講稿、翻閱資料等。王洪文指名要調市委寫作組的領導核心蕭木。蕭木是鐵路工人出身的知識分子，曾經擔任過《上海鐵道報》的編輯、《支部生活》的編委，他不但會寫理論文章，而且會寫雜文、散文。報告文學和小說……有較深厚的理論修養，為人比較謹慎、隨和。像這樣的人到張春橋身邊工作倒是非常合適的，可是王洪文硬是點名把他挖走了，使我惋惜不止。此刻，再要找一個像蕭木這樣的人給張春橋當秘書，難了……

    張春橋看我們幾個都沒有接口，便不再往下說了。這時，我提議說："這件事讓我回去和寫作組朱永嘉他們商量一下，提出幾個名單來，整理成書面材料，送給您看看再定吧！"張春橋表示同意，我們就告辭了。

    那天，張春橋的心思只是露了一個頭，我們都沒有真正領會。而且，因為馬天水、王秀珍都在場，他不便再說下去。要是只有我一個人在場，也許他就直截了當向我交底了，免得後來為這件事又繞一個大彎子。

    回到上海，我立刻找市革委會的常委、寫作組組長朱永嘉，因為我和他都屬於張春橋的"嫡系"，我們一本正經地商量起給張春橋找秘書的事。

    朱永嘉同樣想當然地認為張春橋在北京要調換秘書或增加秘書，他起勁地排出一批名單：從市委寫作組下屬的文學組、哲學組、經濟組、自然辯證法組……中間，物色了條件比較相當的人員，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理論修養和活動能力，都能拿得起"筆桿子"，而且都比較年輕，沒有家庭牽累。當然．清一色的全是男性共產黨員。

    最後，我和朱水嘉一起選定了其中的三個人。朱水嘉考慮得很周全，他特別向找推薦一名青年骨幹，既會寫文章，又會開汽車。朱永嘉不愧是研究歷史的，他是最早跟着張春橋、姚文元寫批判文章的"羅思鼎"小組的組長，他比我多一個心眼，他說："當了秘書跟着春橋同志出去，萬一有什麼事，馬上可以頂上去當汽車駕駛員！"我笑着採納了他的建議。

    我要市委寫作組把那三個人的檔案材料做了簡要的摘錄，打印出來，由我寫了一封短信，附上摘錄材料，通過市委機要交通員直送北京。信中請張春橋圈定選用其中何人，或者他認為全然不合適，就把材料退回以便再選。

    信和摘錄材料送去以後，許久沒有回音。朱水嘉也問過我，我說這件事由領導決定吧，我們不要催。接着，"批鄧"越來越熱鬧，張春橋在那個階段特別忙，找"秘書"的事情也被延擱了下來。

 

張春橋寫密信要我"找個伴"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門事件"爆發，當時張春橋正站在人民大會堂朝向天安門廣場一側的房間裡，他透過長玻璃窗看到勢如怒潮的人群向大會堂湧來，而持槍的人民解放軍則排成人牆，把洶湧的人流死命擋住。張春橋產生了一種深深的恐懼，事後，他親口對蕭木說："當時我曾經想，假如部隊都把槍口掉過來，那可怎麼辦？！"

    處在深深的恐懼中的張春橋，當然不會想到找老婆。

    自從毛澤東給"天安門事件"定了性質，宣布為"反革命暴亂"以後，張春橋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把"天安門事件"比作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把鄧小平比作策動鬧事的前匈牙利總理伊姆雷.納吉，他說："鄧小平就是今天的納吉，中國的納吉。"毛澤東決定撤銷鄧小平的黨內外-切職務，使張春橋大大地出了一口氣。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八日，張春橋從北京給住在上海康平路市委大院裡的兒子毛弟寫了一封信，可以看出他的心情從恐懼到舒暢的轉換："四月五日，我是中午到的大會堂，如同親眼看到匈牙利事件一樣……我有幸看到這個納吉的醜惡末日，出了一點氣。"

    張春橋的氣舒了，心順了，認為最大的政敵被掃除了，才又重新考慮起自己的生活安排來。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六日，我們隆重地慶祝廠文化大革命發動十周年，"批鄧"也進入了新的高潮，就在這個當口，張春橋單獨給我寄來了一封密信。

    這封信很奇怪。由張春橋親自開了一個信封，正中寫着："徐景賢同志親啟"，在"親啟"下面特意打上兩個圈圈；信封下方的署名直接寫着"張春橋"，接着是發信日期。這封信由張春橋自己封了口，背後再貼上"密封"的籤條、我收到這封信的時候，愣了一下，因為我和張春橋接觸這麼多年，從來沒有收到過他自己寫的"親啟"信封。

    過去張春橋給我寫信，往往只寫在信紙上或寫在文件的天地部分，信封是由秘書代開的，然後再由秘書密封，貼上籤條，蓋上機密圖章，進行編號登記，再轉送給我。即使是內容絕密的信件．他對自己的機要秘書，也是從來不迴避的。像一九七一年"九.一三"林彪出事以後，張春橋立即寫了一紙絕密信給我，要我把廣播電台和電視台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像這樣的絕密信件，張春橋也是把信紙交給秘書，由秘書開信封密封的，所以，在我的印象里，張春橋自己親筆書寫"親啟"件給我，這是頭一遭。可見，這肯定不是一封普通的信件。

    不但我自己意識到了這封信的重要性，而且連機要秘書們也都清楚這一點：這封信經過了三個機要秘書之手，由張春橋在北京的嚴秘書登記後，送給張春橋在上海的秘書小何，再由小何轉送給我的秘書小張簽收；當這封信出現在我辦公桌上的文件夾里的時候，和它一起收到的其他信件和文件，都由秘書剪開拆封、登記編號，獨獨只有這一封信，仍然密封着，上面張春橋寫的加圈的"親啟"兩字，十分引人注目，然而，誰也不敢動它-下。

    我看到信，取出剪刀，急速地剪開封口，展開一頁白色的薄道林信紙，紙上赫然跳出張春橋那熟悉而又漂亮的鉛筆字行書：

 

景賢同志：

    送來的材枓收到了。

    老實說，我要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秘書，而是想找個伴。

    關於我的情況，你是知道的。這幾年來，有時想，反正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殺頭了，何必去想這些事情呢？但有時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於是又想起了這件事。

    你看，有沒有合適的人呢？

    祝好！

春橋

 

     在這頁信紙的最下方，注着一行小字："請閱後燒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

    我看了這封信，恍然大悟：原來張春橋根本不是要找什麼"秘書"，而是要為自己找個伴侶。關於他和文靜離婚的事，自從王洪文到上海向我們傳達以後，回到北京當然已經把我們幾個的反應告訴了他。他以為我們既然知道離婚的事，就想用找"秘書"來暗示我們，誰知道我們竟一本正經地當了真，還替他物色了三名男秘書候選人。看了這封信，我不免暗暗好笑，但我不打算再給馬天水、王秀珍和朱永嘉說穿，我為自己能得到張春橋的高度信賴而深感慶幸。

    然而，要為張春橋"找個伴"，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在信里對於找什麼樣的"伴"也沒有提出任何條件。只是提到希望有一個可以"說話"的人。光憑這一條，就難。

    張春橋本來就是一名"大雜家"，談起話來，國際國內、政冶經濟、文壇逸事、人事變遷……可以說，古往今來，天上地下，無所不談。這和他過去長期從事新聞宣傳工作，後來又選人中央領導層有關，他的話題之廣，談話內容之豐富，談話層次之高，往往使我們都跟不上趟。現在，要找一個能夠經常和他"談話"的"伴"，勢必要求她有較高的思想政治水平，有較豐富的知識積累，能夠作出機敏的反應，我再加上一條：還要有駕馭文字的能力。因為我想：在張春橋身邊生活和工作，如果拿不起筆桿子，那就顯得很不般配了。

    至於那位女性的模樣長得如何，是否年輕、漂亮，我認為不是主要的，關鍵在於內在的素質和教養，外貌只要過得去就可以了。如果比垂垂老矣的文靜略勝一籌，我覺得張春橋是會同意的。何況張春橋和我，都憎惡林彪、葉群"選妃"的那一套做法，我們決不會像某些文章的作者所杜撰的那樣，"派人到上海醫學院物色對象，藉口是給'中央首長'挑選一名貼身護士"，"要年輕、漂亮"，挑出來給張春橋做老婆。

    我用我自己的方式開始了尋訪。我考慮我所要物色的人選，最好是四十歲左右的單身女性，有較豐富的工作經歷，工作單位大體在黨政機關以及文化、教育、新聞、出版、廣播、電視等方面，這樣的女性具備和張春橋共同生活和"對話"的基礎。不但這種女性對張春橋要有所接觸和了解，而且最好張春橋也見過她們的面，那末"牽線搭橋"的工作就會方便得多。方針確定以後，我先不和有關的人直接接觸，而是採取背靠背的方式變明查為暗訪，如有符合條件的人，我就先了解是否是單身女性，然後打算把有關情況向張春橋匯報。等到張春橋認可以後，我再找某個"對象"談話交底，徵求她本人的意見，問她願不願意讓我充當"介紹人"。因為，我深知"強扭的瓜不甜"，這類事情，還得雙方自願才能臻於美滿。

    這項絕密"任務"，關繫到張春橋的終身大事，我始終小心翼翼，親自去辦，從不交給其他人經手，連我的機要秘書小張也被蒙在鼓裡。這真是一項不容易完成的"任務"，我足足花了幾個星期的時間，兜了一個大圈子，既要下解清楚，又要不露聲色，可是結果卻頗為今我失望：凡是符合條件的那些"對象"，都是早已有了家庭的人。而有些獨身女性，則是思想政治水平和文化素養等不夠條件。我選來選去，覺得要從四十歲左右層次較高的女性中，找到至今獨身並適宜成為張春橋的妻子的人，實在是難上加難。

 

終於找到了比較理想的"對象"

    正當我傷透腦筋的時候，一個意外的機會讓我"捕捉"到了一個理想的對象。有-天，我到上海文教系統某機關去參加一個會議，聽取向基層單位派出的專題調研組的工作匯報。一位四十來歲的女性的發言，引起了我的注意：她講話時口齒清晰，條理分明，有自己獨到的見解；言辭敏捷但又不像某些女性那樣咋咋呼呼。我插話間了她幾個問題，她都能對答如流。還能列舉出一些人員的具體情況作為佐證，這說明她在調查研究時，對基層單位的情況摸得很透；工作作風很深入，很細緻。我特別欣賞的是，她在發言中敢於對我的某些看法表示異議，而且能夠委婉而明白無誤地說出她為什麼不同意的理由。我認為這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品質。因為社會上阿諛奉承的人不少，在日常生活或工作中，順從或是附和領導的意見，往往是一種比較普遍的風氣，用沉默來表示異議已經算不錯了，至於能當面說出不同意見來的簡直是鳳毛麟角。

    我對這位女性產生了良好的印象。散會以後，我用隨意交談的方式，向會議的主持人同時又是這個機關的領導了解她的情況。會議主持人說，這位女性是s女士，共產黨員，曾經做過多年的機關工作，又在一個重要刊物的編輯部當過編輯，有相當好的文字表達能力。我回答我聽說過這位s女士，但是沒有見過面。會議主持人說，她調來我們單位不久，前一時期，她在調查研究中發現了一個傾向性的問題，向領導寫了書面匯報，受到領導上的重視，轉給報紙公開發表並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我聽了更為高興，因為就是我看到了這份書面匯報，認為寫得不錯，提出的問題也有深度，所以特地上送給北京的張春橋過目，由張春橋批示同意後公開發表的。當時我只知道這是下級某部門送來的專題簡報。井不了解就是出於s女士之手。

那個會議的主持人看出我頗為賞識s女上的才幹，就進一步補充說：她的工作態度十分認真負責，下去調查研究的時候，往往全心全意、沒日沒夜地干，因為她現在是獨身一人，別無牽掛；她曾經有過一個不錯的婚姻，因為她不育，對方就和她分手離婚了。這樣，她反倒把全副精力都撲在了工作上。

我聽了心裡感到很滿意，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這和給張春橋找對象的要求倒是非常吻合的。當然，美中不足的是s女士的相貌平平---個普通的四十來歲的女幹部，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她具有較高的內在素質，也就足以彌補外貌上的不足了。

    拿定主意以後，我絲毫不露聲色，請會議主持人把s女土找來，由我單獨和她談話，討論如何進一步深人調查研究的問題。在這方面，我信奉毛澤東講過的一句話："要想認識一個人，一定要和他談一次話。"此言不謬。由於我們之間是工作談話，所以s女士顯得毫不拘束，她比較敞開地談了自己的想法，傾訴了工作中的甘苦。通過這樣的交談，我對S女士的思想水平、性格特徵、工作作風、興趣愛好乃至於生活經歷。家庭情況等，都有了進一步的了解。談話結束，我和她握手道別，她在明處，我在暗處；她對我的意圖毫無察覺。我想：下一步，該輪到我向張春橋推薦了，只有得到張春橋的認可以後，我才能正式徵求s女士的意見哩！

    此後幾個月，由於毛澤東病重，中央政冶局第一次向各省、市、自治區書記發出了"毛主席病危"的絕密電報。接着，唐山又發生大地震，黨中央的領導忙於處置各種突發事件，張春橋無暇他顧；到了九月份，又集中全力替毛澤東治喪。我雖然到過北京，但一直沒有機會和張春橋作較長時間的詳細談話。這樣，為張春橋"找伴"的事情，就暫時被耽擱了下來。

 

當面向張春橋匯報、介紹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澤東的喪事辦完以後，我接獲衛生部部長劉湘屏的電話，要我隨帶上海第一醫學院的幾位專家、教授，搭乘一架專機趕往北京，參加衛生部召開的毛澤東遺體保存研討會。我終於得到了向張春橋面陳一切的機會。

    我在人民大會堂開了一個通宵的會議，快結束的時候，我給張春橋通了電話。他約我下午到釣魚臺去，由他派車來接我。下午二時，張春橋的駕駛員開了一輛大紅旗轎車到人民大會堂，把我接到了釣魚臺九號樓。張春橋住的九號樓，樓下是大客廳和工作人員用房，二樓外間是他的辦公室兼小會客室，裡間就是他的臥室。張春橋的住所布置得簡單、樸素，外間的辦公室兼會客室里，中央放着一張小圓桌，四周是四張軟椅；臨窗的一邊安着一張辦公桌，桌面上有一些文件夾。我趁上衛生間的機會，順便看了看他的臥室。臥室里幾乎沒有什麼家具，一張普通的雙人床，兩隻小沙發，床上既沒有席夢思，也沒有絲綢被子，看得出主人的生活是簡樸的。

    張春橋讓我在小會客室背窗的一隻軟椅上坐下，他就坐在我的左首，朝着門口。服務員端來了茶水，我喝茶，張春橋點起了一支煙，側臉看着我，談話就這樣隨意地開始了。

    我那天有幾個重要的話題要和他交談，當然我有意把給他找伴侶的事放在最後談：在談話的過程中也穿插一些日常生活的閒聊，他給我說了地震的那幾天自己是怎麼過的。我問張春橋："最近身體怎麼樣？我們在電視裡看到你為毛主席守靈的時候，幾次用手撫摸心臟部位，是不是胸口發悶，有沒有去檢查過心臟？"

    "當時我自己沒有意識到，"張春橋笑笑說，"後來電視放出來我也看到了，可能那幾天實在太累了。"

    "還是要注意身體。現在有沒有機會出去活動活動？"

    "整天除了看文件、批文件之外，就是開政治局會議的時候出去一下。"

    張春橋吸了一口煙，繼續說，"不過最近我每天早上，在釣魚臺院子裡走上一個小時，繞幾個大圈子，堅持散步。"

    "文元同志搬走以後，可以談話的人就少了……"我知道姚文元和他過從較密，王洪文和他的日常交往則很少。前一時期，姚文元的家屬（妻子和孩子）從上海遷北京，姚文元就搬出了釣魚臺，全家遷到了西單附近過去薄一波住的四合院，釣魚臺里找張春橋的人就更少了。

    "是呀，有時候我坐在這裡看文件，一整天只說六個字：早晨服務員送早餐來，我說'謝謝'，中午又是'謝謝'，晚上也是'謝謝'，這樣，一整天三句話、六個字就過去了。沒有什麼人來，真的是'門可羅雀'。"張春橋說到這裡，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又像嘆息，又像自嘲。

    聽到這裡，我深深地感覺到了張春橋的寂寞和孤獨：妻子離了婚，孩子不在身邊，自己又沒有什麼特殊的嗜好，既不愛打牌，又不打網球，當了中央首長更不能隨意外出。他是個愛聊天的人，目前的這種一人獨處的日子實在難挨，怪不得他在給我的信里寫着"現在整天連個說話的人也沒有……"我不禁對他的處境寄於莫大的同情，他確實儘快需要"找個伴'，他已經五十九歲了。

    談話談到這裡，火候也到了，我當即把話轉入了正題："春橋同志，上次你寫信要我辦的事，我做了努力，但覺得很沒有把握，今天想當面把情況向你介紹一下……"

    他馬上就意識到我要談的就是"找伴"的事，輕輕地"嗯"了一聲，便不再說話。他也不正眼看我，一雙眼睛在鏡片後面微微地垂下眼帘．仿佛在凝視着遠處的什麼地方。但是，看得出他是全神貫注很仔細地在諦聽。

    我把我找"對象"的過程作了概要的介紹，然後着重談了s女士的基本情況，敘述了我和她直接接觸的印象。當我談到s女士寫的那份調查研究的專題匯報，就是經張春橋作了批示後在報紙上公開發表的時候，他頗感興趣地抬起頭來問了一聲："是嗎？"我如實地介紹了S女土的政治水平和文化素養，當然我也不加隱瞞地談了她的相貌很普通以及她過去離異的原因……最後，我說我並沒有把任何底細透露給s女士本人，而是想先聽聽張春橋的意見，如果可以考慮的話，我再和她接觸，當然還要看她自己是否願意。

    張春橋從頭至尾聽完了我的介紹，沉默了片刻，深深地吸了一口煙，緩緩地說："這件事今天先不定，我再考慮一下，以後再告訴你。"

    我說："那好，如果需要的話，我把她的檔案材料調出來，那上面還有照片，一起送你看看。"

    張春橋微微頷首。這次當面介紹的談話就算結束。

    過了十來天，已是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張春橋把我寄給他的關於電影《反擊》問題的一封信，圈閱後退還給我，同時在信的右上角注了一行鉛筆字："你上次提到的某某單位那位女同志的材料，能否送來一閱？"

    這封信沒有寫"絕密""親啟"，是經過幾個秘書的手，隨文件一起送來的。當然，誰也看不懂右上角註明的那句話有什麼含意，只有張春橋和我兩個人心照不宣。

    我覺得張春橋又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不敢有絲毫怠慢，立刻抓緊辦理，通過市革命委員會的有關部門，我把s女土的人事檔案材料全部調來。

    為了避免引起猜疑，我故意同時調了另外不相干的三、四個人的檔案材料，要有關部門一起給我送來。

    當滅晚上，在燈下我一個人打開了一封厚厚的牛皮紙檔案袋，裡面有s女士的履歷表。自傳、入黨志願書。中國共產黨黨員登記表、歷次政治運動小結以及組織上對她的鑑定等等。我從頭至尾翻閱了一遍，總的印象不錯，我認為比較符合張春橋的要求。特別使我滿意的是，在其中的幾張表格上，貼着s女土不同時期的照片。我暗自思忖：這下子張春橋可以"如見其人"了！

    -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的上午，我把這個檔案袋套上了一個大信封，由我自己密封，寫上"北京中央辦公廳張春橋同志親啟"，交給市委的機要交通員直送中央辦公廳。機要交通員是搭每天的航班直飛北京的，我估計當天的下午或傍晚就可以送到張春橋的手裡。

    誰知道，這一天正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當檔案袋剛送到張春橋案頭的時候，他就被抓起來了。一幕我為張春橋"找伴"的戲劇，剛剛開場，就落下了帷幕。

    這麼多年以來，我始終遵守我對蘇振華、倪志福、彭沖等幾個政冶局委員的諾言：要保護s女土，姑隱其名。我雖然要求他們幫助我把s女士的檔案轉回了上海，但是我一直深感不安，因為s女士確確實實自始至終是被蒙在鼓裡的，而我卻背着她幹了一些事，應該說是侵犯了她的人權。

    我也暗自替s女士慶幸，因為我給張春橋"找伴"這件事，虧得沒有成功……

 

題外的話：

    文革結束以後，張春橋的離婚及"找伴"也隨之而結束。一九八一年，張春橋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二年後，改為無期徒刑，張春橋在北京秦城監獄關了二十多年，獲釋以後，文靜仍和他生活在一起，共度晚年。文靜和張春橋的婚姻關係又延續了下去，但這已經是後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