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農民因拿氣槍指毛主席畫像被判坐牢十年
(博訊北京時間2012年2月26日 轉載) 來源：時代周報 作者：張潤芝
核心提示：當時周明夫是大隊裡的會計，大隊裡三個會計有一把氣槍，20多歲的人拿槍比比畫畫，就成了“犯人登記表”上的“用氣槍污衊毛主席寶像”。周明夫現在並不承認自己當時瞄準過毛主席像。30多年過去了，細節無從查證，他在監獄中度過了人生的黃金十年。
本文摘自《時代周報》（168期 第31頁） 作者：張潤芝 原題：塵封的平民“文革”
現在能看到的關於“文革”的回憶或者反思作品，內容幾乎清一色的是關於幹部和知識分子的。普通人“文革”里的生活則少有人關心。
作家徐星在1985年用小說《無主題變奏》以先鋒的姿態闖進人們的視野，一度轟動。《無主題變奏》和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共同被視為“現代主義”小說代表作，徐星和劉索拉也成為“現代派”的標誌性人物。之後徐星遊走在中德之間，進行紀錄片創作。2008年他做了紀錄片《我的“文革”編年史》，試圖將個人的經歷融入歷史的敘述當中。現在，他在做一部關於農民的“文革”紀錄片，拍攝已經完成，後期工作尚在進行，片名他始終沒有想好。
“這麼多年來，‘文革’底層受害者通常不被提及，尤其是農民，他們因‘反革命罪’進就進去了，出就出來了，沒有解釋沒有平反沒有補償。我希望我的新紀錄片給大家多提供一個研究角度—‘文革’中的農民，我試試填補這個空白。”這是徐星在微博上給自己紀錄片的註腳。
畫作背面的犯人登記表
2010年徐星結識了畫家賈和震。“文革”期間，賈和震因為“現行反革命”罪，在浙江十里豐監獄度過了十年。他利用自己“牆報犯”（負責寫牆報、編畫刊和協助管教隊長做犯人的學習改造中的一些文字雜事）的身份，用監獄裡“犯人登記表”的背面偷偷作畫，出獄的時候全部都帶了出來。意外地成了一段平民史的見證。
徐星因此得以見到22份“文革”期間的“犯人登記表”，其中詳細地記錄了這些“犯人”的姓名、年齡、家庭情況，當然還有罪名。徐星給記者展示了部分“犯人登記表”的複印件，這些罪名包括：為首犯貢獻地址、投寄反革命匿名信、製造政治謠言、對黨對社會主義制度不滿、書寫反革命信件、污衊社會主義制度、吹捧劉少奇、參加反革命集體、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用氣槍污衊毛主席寶像、參加反革命集團、任地下團團長……
現在看來，有些說法充滿荒誕色彩。但是在當時，這些農民都按照“文革”期間不成文的規定被判處了至少十年以上的徒刑。這些犯人都是浙江本地人，大部分人都是農民。
一直以來關於“文革”的反思里幾乎見不到農民的身影，他們沒有顯赫的身份，沒有名聲，沒有學識，數量龐大的農民的真正故事消失在浩大的歷史當中。
看到表格的一瞬間，徐星就覺得非常震撼，想要了解這些人的情況和現狀。2011年10月，徐星一個人扛着器材走訪了浙江20個郊縣，尋找當年“犯人登記表”里的人。有些19世紀90年代的人早已死去，還有一些搬遷了住址。當年的住址多以“紅旗”、“革命”這樣的詞彙為名，很難對應到現有地址。
拍攝用了40多天，幾經周折，徐星找到了其中11個當年的“犯人”，還有一位沒有在登記表中，但是當年一個“犯人”的同案犯。這些人現在大部分是70多歲，神智都還清楚，往事被重新訴說。動亂過去了，他們身份一直是農民。
儘管官方歷史顯示，“文革”結束於1976年，但是徐星訪問的這些農民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才被釋放出來。“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才說到平反，但是當時平反的都是大幹部和知識分子，農民就沒人管。他們就像螞蟻一樣。螞蟻一樣出生，螞蟻一樣死去。”
根據徐星的了解，“釋放”的過程僅僅是“釋放”，監獄告訴農民當時錯判了可以回家了。監獄方面會給農民一個釋放證，內容是：從××年到××年，“文革”期間×××，被××組送到××服刑，根據××給予釋放。沒有澄清，沒有正式的書面的官方無罪認可。
農民回到家發現形勢已經變化，再去找當地的鎮、鄉政府，試圖找到某些說法或者補償，當地政府給出的基本統一：國家有困難，要體諒國家，“文革”的災難都是“四人幫”搞的，全國都是這樣，如果人人都賠償怎麼賠得起。
“用氣槍污衊毛主席寶像”
“登記表上記錄的他們的罪行大部分都是誇大的。‘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你想象不到，一個表情，一個態度就可能是犯罪。”徐星說。
農民周明夫的罪行是“偷聽敵台，用氣槍污衊毛主席寶像”。
“偷聽敵台”的罪名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並不少見。周明夫裝了一個小的礦石收音機，當時中蘇關繫緊張，雙方都在用電台做宣傳，蘇聯那邊的信號比較強，周明夫偶然聽到了，就被別人告發了。當時周明夫是大隊裡的會計，大隊裡三個會計有一把氣槍，20多歲的人拿槍比比畫畫，就成了“犯人登記表”上的“用氣槍污衊毛主席寶像”。周明夫現在並不承認自己當時瞄準過毛主席像。30多年過去了，細節無從查證，他在監獄中度過了人生的黃金十年。
徐星給周明夫看他當年的“犯人登記表”，周明夫覺得意外又荒謬，喃喃說：“真可笑，罪名都很可笑。”很多人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之後，接下來的處境就是親人和他們劃清界限，以此避開“反革命家屬”的身份，維持自己的生存。但是周明夫的妻子裘玲是一個異數，她選擇相信丈夫，她覺得丈夫沒有罪，她問農場裡的領導，對方說周明夫沒有什麼錯，裘玲覺得欣慰：“農場裡的領導這麼說的，還有良心哦。”
周明夫本人對這件事的想法是：“想起來十年嘛，這樣過去了……過去了，我想已經過去了，二個呢他也是受別人指使的。那個時候‘文化大革命’，人都是沒有心的。都是踩着別人往上爬，為了表現自己比別人更革命，更愛毛主席，都是為了這個。”
農民翁志渝是徐星在尋找“犯人登記表”上的胡俊錄意外找到的。他的“犯人登記表”並不是胡俊錄的同案犯則被迫給自己捏造了“罪名”。農民翁志渝和胡俊錄被定罪“攻擊社會主義制度，並參加其反革命集團妄圖顛覆的行動”，監管人員為了避免“串供”，把他們隔開審訊，要求他們交代“反革命組織”的名稱。翁志渝實話實說“沒有反革命組織，沒有組織名稱”。審訊員用槍把子在他腦袋背後敲一下，不說就再敲一下，如此逼問之下，翁志渝自知屈打成招是肯定的了：“我知道，（他們）一定要問名稱出來了。”
“他們（指審訊員）說，不會沒有名稱，你們有組織有綱領，你們的名稱是不是反共。我說不是，我知道這個（反共）一講要槍斃。我想，沒有辦法了，再不捏造一個名稱出來，不打死也要打出腦震盪。”
翁志渝當年有讀報看報的習慣，家裡訂着《浙江日報》。他看到報紙上經常提到“反蘇反修”，說斯大林搞個人崇拜、個人迷信，要反斯大林。當時的大喇叭天天唱“中國出了個大救星”，《國際歌》裡又唱“從來就沒有救世主”。翁志渝暗暗想，想同樣是唱歌，一個說大救星，一個說從來就沒有救世主，那中國是不是個人迷信呢？翁志渝還見到過報紙上有“啟蒙”這個詞，覺得“中國老百姓糊塗了，要啟蒙，不能這樣下去”。
審訊員逼問之下，翁志渝想起了自己偷偷有過的想法，說“我想是想了一想”，審訊員立刻問：“你怎麼想的？”翁志渝答：“啟蒙。”審訊組並不知道這個詞，也不知道啟蒙兩字怎麼寫，問翁志渝什麼意思，翁志渝說：“毛主席是個人崇拜。”審訊組大驚失色，狠狠地打了翁志渝一下，“現在想起來還疼”。翁志渝只說了啟蒙兩個字，審訊組又加上“領導核心小組”，“啟蒙領導核心小組”就是翁志渝和其他幾個農民的反革命組織名稱，定罪的時候其他“犯人”對於“啟蒙”兩字毫不知情，對自己的“罪名”也一頭霧水。1970年3月份，翁志渝和胡俊錄被判刑。
“每個人故事都不同，但荒謬是一樣的”
時代周報：農民們看到自己的犯人登記表都是什麼反應？
徐星：農民反正你知道，他們表達能力相對來說弱一些。“現行反革命”這個罪行最少都判了十年，十年在監獄裡，對一個人來說，無論他是農民還是幹嘛的，都是一個很慘痛很悲慘的記憶。儘管他們可能沒有什麼文化程度，表達能力也很差，但是他們看到自己的犯人登記表的時候表情還是非常震撼。
每個人都有故事，各自都不同，但是荒謬和荒誕是一樣的。他們說的話都很有哲理。我覺得讓他們開口不太難，底下的農民都挺敢說的。悲慘的經驗發生在他們身上，他們願意說。
時代周報：你試圖提醒他們錯判應該有補償，或者需要維護自己的權利這些事情嗎？
徐星：我沒有做這個工作，我沒有辦法來做。我就是自由職業的藝術家，我沒有權力，我幫不了他們。我只能以我的作品角度來幫助他們，希望他們能引起關注，也希望他們能得到補償平反。
我就覺得這些事情得讓人知道，不能被忘記了。他們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慾，也有老婆孩子，也許地位比較低，但他們是人。他們應該得到一個公正的待遇，他有他的尊嚴。
從藝術上講，這個故事也是一個比較觸動人心的角度。長城上的磚，你要想去做，每塊磚都有一個故事，歷史是由細節組成的，不是一個很空泛的概念。
時代周報：現在這些農民怎麼看待當年的那些鬥爭？當年的鬥爭對他們以後的生活會有傷害嗎？
徐星：“文革”時期，農村里都要要表忠心，能把敵人都揭發出來就是最忠心的，當時大部分人都在這種漩渦中。他們能理解揭發批鬥自己的人。
問這些人，當年是誰揭發你、打過你，如果那些人還活着，他們就不說了，都在一個村子裡生活，怕傷和氣。如果揭發自己的人死了，他們就說，他已經死了，叫什麼什麼。農民都很寬厚。
時代周報：這些農民現在的生活怎麼樣？
徐星：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基本還可以，江南地方本來就富裕。但也有過得特別苦的，單身漢非常多。判刑之後，很多人面臨的情況是“妻離子散”，這是他們經常說的一個詞，說把我弄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因為那個時代，丈夫被判“現行反革命罪”，老婆不離婚就是“反革命”家屬，小孩也是“反革命”家屬。
時代周報：這些年關於“文革”的各種材料很多，你覺得這個紀錄片和之前的那些有什麼不同？
徐星：你們能從這個片子看到底層、農民，他們在“文革”的時候的經驗、經歷，反正我之前沒有看到過。
之前的反思也好，回憶也好，藝術作品也好，他們更關心知識分子、幹部、藝術家、走資派，沒人關心農民。
時代周報：這幾年，影視劇里提到“文革”年代的事情，好像會陷入某種套路，模式化的情節，你覺得是為什麼？
徐星：你在我的片子裡看到“套路”的東西了嗎？如果有我就特別不成功。
你說的“套路”情況也許是因為年輕人沒有真正的經驗，當年有過經驗的人都老了，做編劇又不太可能，所以會呈現某些“套路”的情節。至於逸事、花邊，我覺得可能有學術上的研究受到限制的情況，只能做花邊。
時代周報：為什麼這幾年對於紀錄片有興趣，而且都是拍的小人物？
徐星：小人物的題材是一個永恆的題材。他們的生活是千差萬別的，都有故事，都有魅力，是水淋淋的，和他們在一起讓我覺得特別刺激，有一種活着的感覺。
你根本不知道底層的人生活在怎樣的世界。我在北方農村的時候，遇到農民老頭老太太，他們問我，你是北京來的？我說是的，他們指着電視裡一個洗髮水廣告問我，真有這樣的人？那是一個美女，頭髮很漂亮，他們不相信這是真的，不相信有人這樣的活着，那麼乾淨那麼漂亮地在洗頭，那就是他們的天使，他們不相信人間會有這樣的生活方式。
時代周報：對於不了解歷史和現實的年輕人，你有什麼建議？
徐星：你要讓我說建議，我建議年輕人多到民間去，到最底層，通過今天的社會現實多少也能折射出一些歷史的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