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參與；作者：陳樹慶

曾經撐起當代中國民運東南一片天地，並在1998年與王有才、林輝、吳義龍、祝正明、毛慶祥、王榮清、朱虞夫、黃培劍等人公開組創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委會的王東海先生，2012年4月28日上午8時30分左右，於浙江天台國清寺訪友途中心臟病突發，經120急救人員現場持續1個小時的搶救無效後，不幸去世。王東海先生是一個平凡的人，但又有着不平凡的一生，現將他的生平簡介如下：

王東海出生於浙江杭州的實業世家，祖父王再堂乃當時杭州最有名的雲裳絲織廠老闆，雲裳絲織廠曾經和都錦生絲織廠齊名，王東海的父親王志良是王再堂的三子。王東海的外公薛禹田16歲開始到杭州拱宸橋的英國運河海關做事（註：庚子賠款關稅抵押），東海的母親薛鳳英，是薛禹田的獨生女兒。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快打到杭州時，英國人就留下1000大洋給薛禹田“留守”，顧自己溜之大吉。日本人占領杭州後，找到薛禹田要他為日本人辦事，但薛禹田對日本人沒有好感，更何況此時日本已經成了明目張胆侵略自己家鄉的敵國，替日本人辦事已經突破了薛禹田的道德底線，他就暗中雇了兩條烏篷船，一船裝人、一船運貨，乘夜攜帶家小匆匆逃難他鄉，從此家道中落。

1946年11月3日王東海出生於運河邊王家河頭的一處房產，當時王家專門從蕭山請來一個叫“許半仙”的瞎子給他算命，瞎子說“小孩命中缺水，秉性剛烈，多劫難”，王再堂順口說“那就讓他叫東海吧，福比南山，壽如東海，還怕沒水不成”，就這樣一改當時王家孫輩男孩以“順”字起名的規矩。

大躍進期間，民生維艱，王東海先生14時就輟學離家自立，到杭州西郊的平山農場幹活。在西郊農場，他結識了各式各樣的人物，除了當地樸實的農戶外，既有勤勤懇懇、愛護青年的共產黨基層幹部，也有欺男霸女的小官痞，有接受改造的“反動軍官”，還有學識淵博的“右派分子”和“家境不佳”的知識青年。環境雖然艱苦，由此也讓王東海有機會偷偷閱讀了許多當時所謂的“禁書”，如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雨果的《93年》、《復活》、《保兒柯察金》、《燒炭黨》、《茶花女》等等，書裡其中有一個情節他記得最為深刻：“雙方激戰即將結束，保皇黨一個將軍本來得及撤退逃跑，但突然發現堡壘熊熊火焰升起，裡面有兩個小女孩哭叫聲，他趕緊返回，用繩索放下兩個女孩後，自己已經錯失了脫身機會被革命黨人俘獲，當時大革命雙方都相互血腥屠殺與鎮壓，但革命黨人的那位將軍卻釋放了保王黨軍官”，讓他隱隱感覺出人性超越階級鬥爭，他把當時現實生活中共產黨大量南下幹部喜歡娶地主資本家的小姐做老婆一對照，他曾對我（陳樹慶）說：“那就是美也可以超越階級鬥爭”。

1963年王東海從平山農場回到杭州，因人長得彪悍有力，一度成了浙江省業餘體校的單人皮划艇運動員。18歲參加工作，在上海鐵路局第四工程段當臨時工，1964年底，參加工作不久的東海因參與一起緊急事故搶險而工傷，病退回家休養。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廣大臨時工出於爭取同等“勞動者權益”之動機的造反席倦全國，稱做“紅色勞動者”，王東海也參加了上鐵第四工程段的造反派。我曾問他：為什麼上面發動“文革”後，你要站出來造反？你當時的真實意圖如何？他說：“當初我和多數起來造反的工人一樣，確實是懷着樸素的無產階級革命感情的，十分痛恨官僚主義，痛恨黨內的特權分子，大家非常相信毛主席一定能夠領導我們能徹底消滅官僚主義。當然，廣大臨時工造反派組織爭取同工同酬權益的目標，同我的切身利益相關，再巧遇我病休在家，有的是時間，就理所當然地投入了文化大革命，也倦進了本單位的運動”。由於王東海一貫的仗義執言，辦事堅毅果敢，為人豪爽，在工人中很有人緣，得到大家支持，被推舉為造反派領袖之一，負責擔任工人糾察隊頭頭，在67年文攻武衛開始後，擔任四工段的工人武衛隊隊長，參與了軍方（當時駐杭州的野戰第20軍）支持的杭州造反派（省聯總）進攻蕭山造反派（紅暴）的武鬥。

1968年，隨着“文化大革命”的進一步深入，當時在上鐵四工段也要為成立革命委員會而緊羅密鼓準備了，在造反派內王東海是負責主管當權派的。在“揭開黨委的階級鬥爭蓋子”運動中，由於他認為並非所有的當權幹部都是“官僚主義、資產階級墮落分子”和“反對文化大革命”的，拒絕參與迫害活動、並一度保護了包括常衞、曹立堂等南下或技術幹部免於“被鬥爭”，最後自己被當做“壞頭頭”揪出“挨斗”，並被進一步被陷害成“反革命分子” （註：新安江工地被批鬥回到杭州監督勞動期間，一次王東海上廁所大便，隨手扯了半張報紙，等他回來後繼續勞動。一會兒，來了許多武衛隊員，押着他到廁所，問他在那個位置如廁，東海指給他們看，他們就從坐坑下撩起了一張濕乎乎、沾滿糞便的報紙，指着說“你是不是用這張報紙揩屁股的？”，東海說是，他們讓東海把折着的報紙打開，上面有毛主席的像。他們一擁而上將東海抓了起來，立即開批鬥會，從此，東海的除了“壞頭頭”的身份被審查批鬥以外，正式加上了一個“現行反革命”的頭銜）。

1972年林彪事件後，在杭州鐵路分局和浙江省革委會裡的某些造反派領導如俞金泉、謝志明等提出要糾正王東海的錯案，但因涉及原單位既定利益格局而受阻，自1974年起王東海雖然仍舊參加鐵路工程的繁重勞動，但也不再受到“批鬥”。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開始上訪申訴，不久被平反，拒絕回原單位組建和擔任後勤服務公司經理，經朋友介紹長期擔任了杭州文瀾商場經理。

過去的經歷讓王東海常常陷入沉思，朦朦朧朧地開始體會到，中國只有走民主法治之路，人民的幸福與安寧才會有保障。1979年，風起雲湧的“民主牆”活動，在杭州也轟轟烈烈地展開。王東海先生先和李錫安（杭州鎖廠）、方醒華（杭鋼軋鋼二分廠）、吳杭等人編印《錢江潮》，在人民大會堂（杭州老市政府，解百西面）演講寫傳單、發表雜誌，談自己的觀點。例如，《浙江潮》的第一期第一篇文章李錫安寫《毛澤東是人，不是神》實際上就是對王東海多次的演講內容的總結，王東海在79年還以石海的名義貼出了一首詩，要求給劉少奇平反。

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6月6日下午王東海帶着方醒華、楊曉樓、陳立群和文瀾商場的全體職工舉着兩幅大幅橫幅標語，紅布黑字（由王東海和方醒華書寫）上面寫着大字“死為鬼雄”，“不准殺學生，向我開槍”，每個人都胸前繫着小白紙花手臂上戴着黑紗（由陳立群負責帶領文瀾商場職工臨時製作）約二十多人帶頭，後面跟着一百多人，從火車站步行通過解放路、延安路到武林門廣場。此時，當局已經三令五申的通知不准上街遊行，前幾天還轟轟烈烈、熱熱鬧鬧的示威遊行已經冷落了下來，王東海他們的遊行就顯得異常的引人注目和悲壯，後被中共浙江當局認為“頂風”而為的“非法遊行”。

遊行結束後，從各種渠道傳來了危險的信號，不乏“好心人”勸他離開杭州，王東海就與陳光明、鍾海濤坐汽車先到溫州，然後到海南，住入黃河清家裡。6月底7月初，王東海在黃家用其家裡的電話給文瀾商場的副經理沈平華問他商場情況，他說好的。第二天東海在看電視，突然間，門口、窗上，前後左右一下子撲進許多人，對面一人拿手槍對準他，問他什麼名字，哪兒人？父親、兒子、妻子的名字，王東海如實回答，有一人拿着傳真看到東海左嘴角上有一黑痣，就說“是浙江省公安廳要抓你”。在海南省公安廳辦理登記手續後，被杭州市公安一處（政保處）人員帶到杭州。當年12月28日被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1989）杭法刑初字第73號《刑事判決書》判決：被告人王東海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用期自一九八九年七月三日至一九九一年七月二日止）。

上訴期一過，因沒有上訴，就從老東嶽杭州市看守所送到了臨平的浙江省第四監獄服刑。在監獄，王東海積極參加獄內絕食、營救難友、悼念六四英靈等活動。在那裡先後結識了一大批政治犯：方月松（杭大政治經濟系）、王強（市郊公司售票員，放氣躺在汽車前）、姚華（美院畢業到省工大美術老師：東風吹，戰鼓擂，我們誰怕誰？不是人民怕共產黨（美帝），而是共產黨（美帝）怕人民）、電子工學院的在杭高校高自聯主席楊澤民、美院的張衛平（打電話給美國之音）、崔建昌（將省政府大門前的國旗降半旗）、浙大的王星、浙江教育學院的毛國良、成立勞工黨（馬德良總書記，叫陳龍德去發展黨員，資料都放在他家，還有一個退休工人）馬德良和陳龍德、黃志道、葉堅定（杭大高自聯學生領袖）、吳高興、葉文相、趙萬敏、傅權等人，以及從北京轉送浙江關押的王有才。

出獄後，王東海積極將浙江的79民運和89民運力量聯繫起來，徐光、胡賢煥和我就是通過王有才認識王東海，進而認識陳龍德、傅國涌等人的。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起，在王東海、陳龍德、王有才等人的帶頭下，浙江民運一度是全國為數不多的最活躍部分，在各種公開信和呼籲書上領銜簽名，王東海因而多次遭到抓捕關押，成為1990年代中期浙江民主運動中最著名的異議人士，1995年還獲得方冠青基金會人權獎。具體事例有：1995年，那一年是“國際寬容年”，許良英老先生發起了一次《呼喚實現國內寬容》的政治簽名活動。與此相配合，為了紀念“六四”六周年，劉曉波、王丹等人也組織國內民運界發表了《吸取血的教訓，推動民主與法治進程》的公開信。在這次活動中，浙江方面表現得很突出，王東海、陳龍德等人都參與了簽名。其中95年11月27日致全國人大常委會《無條件釋放魏京生?推進民主和法制建設》的聯署聲明就由王東海先生牽頭。在96年北京當局對王丹、劉念春等的“五月鎮壓”之後，在全國萬馬齊喑、明知發起異議活動肯定要坐牢的情況下，浙江民運的朋友不畏當局的高壓恐怖統治，繼續大力聲援王丹、魏京生等人，堅守言論自由的最後底線，在中國的東南之角撐起了國內民運的半邊天空，其中96年「六四」7周年期間《呼籲立即釋放魏京生、王丹、劉念春及一切政治犯》聯署聲明由王東海先生起草。該聲明提出無條件釋放魏京生、陳子明、王丹、劉念春、張林、胡石根、徐永海等一切在押的政治犯和宗教犯，重新評價六四和八九民運，召開圓桌會議，廣泛開展與社會各界的對話，有秩序有步驟地進行漸進式政治體制改革等五項建議。為此王東海先生被杭州市公安局判處勞動教養一年。由於王高齡母親病重危急，本人身體患有高血壓等多種疾病，在其家庭向公安局交了3000元人民幣的保證金之後，王被允許“保外執行”，於29日上午回到家中。

1998年6月25日，王東海、王有才、林輝分別作為組黨活動的79民運、89民運、和新生代知識分子的三結合代表，以籌委會的名義率先向浙江省民政廳公開申請註冊成立中國民主黨浙江委員會，揭開了中國民主黨公開組黨的序幕。1999年、2000年的兩年期間，王東海因妻子（程雲惠）懷孕生女兒（王芷怡）家庭經濟一度陷入困境不能公開繼續參與民主黨活動，只能在幕後從事支持工作（雖然我們浙江民主黨內部能夠理解包容，但由此也曾引起過海外一些朋友的誤解），其中由我起草的好幾個浙江民主黨聲明當時就是與王東海商定並直接由他家的傳真機通過盧四清先生向海外轉發的，還有，四川王森在杭州避難期間還在王東海家中住過幾天。2000年底浙江民主黨遭受第三波鎮壓（單稱峰、聶敏之、范子良、戚惠民分別被勞教）後，浙江民主黨活動再度陷入困境時，王東海先生與王榮清先生分別從不同的角度聯繫和解釋消除海內外對於浙江民主黨孤軍奮戰人員的誤解、重新凝聚力量，為2004年由王榮清先生主持的中國民主黨浙江委員會起草並向全國人大提交《中國政黨法草案》戰役打下了基礎，浙江民主黨活動再度漸入高潮後，王東海先生還在2005年底與王榮清、王富華一起首開浙江民主黨每年定期向獄中政治受難朋友募捐的活動。在2005年、2006年兩年期間，王東海在東太平巷的家中，多次成為各地朋友來杭的“接待站”和杭州民主黨人的聚會點，在每次聚會中王東海先生總會引薦一些朋友加入中國民主黨。

2006年9月我因參與民主黨組黨活動及網上撰文被政治迫害後，王東海先生不僅數度牽頭並起草聲明為我呼籲、看望慰問我孤苦的家人。2010年9月我出獄後，從民主黨其他同志介紹的情況中，了解到浙江民主黨聚集人氣的吳山茶會，只要王東海人在杭州，他和毛慶祥、高海兵、皺巍、吳遠明（任偉仁）等人，除非已經受到當地公安強制阻止，不管颳風下雨還是烈日嚴冬，他都會如期參與。今年初我主筆的中國民主黨浙江委員會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修正草案也是王東海先生第一個簽名支持……。

唉，以筆者與王東海先生的交往與了解，憑他的經歷和事跡，為他寫上一本厚厚的傳記也是不乏材料的。但由於我對於外表孔武有力、聲音洪亮宗氣足、目光炯炯有神、待人真誠熱情、思維包容理性、辦事認真執着的王東海先生一直很有信心，認為他的歷史在繼續創造還不到“總結回憶”的時候，不想“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匆忙間只能寫上本篇掛一漏萬的“生平簡介”，要容日後有機會另行補充完善，相信王東海先生在天有靈，是能夠原諒我的。

東海先生，你安心的走吧，女兒芷怡雖未成年，但她的成長和權益，是你的每一戰友都惦記在心，隨時會伸出必要援手的；東海先生，你安心的走吧，只要民主在中國尚未實現，我們就會努力奮進不止！

陳樹慶

2012年4月29日完稿於中國杭州

（參與首發http://www.canyu.org/n47645c6.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