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精英是怎樣被毛澤東毀滅的？【4】【5】

第4單元　文壇巨擘

1、“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冤情震驚中外

 

“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是20世紀50年代初在中國大陸發生的一場從文藝爭論上升到政治審判高度的大冤案。最初僅僅是因為胡風文藝理論被認為偏離毛澤東紅色文藝理論而引起局部性的爭論，但後來逐步升級，胡風及其追隨者和以周揚等官方人士的文藝爭論升級到政治上敵我鬥爭的高度。隨着事件的惡性發展，毛澤東的親自介入並給予胡風“反革命”的政治定性，涉案的這些人最終遭到司法審判，許多人被投入監獄。該事件是中共掌握全國政權以後第一次大規模的政治運動，也是首次‘以文定罪’、‘以言定罪’典型的文字獄；並為此後中國大陸一連串的思想批判運動開啟先河，發展為1949年後文化界以至於學術界、政界、軍界全面的、大規模的政治整肅和清洗運動。受害人之眾多、之慘烈，均令人髮指。

胡風先生原名張光人（1902—1985年）湖北蘄春縣人，1923年入南京東南大學附中，受當時進步思想的影響，參加了共青團。後來還參加了一九二五年‘五卅’愛國運動。1929年去日本留學。在日期間，參加日本共產黨和日本普羅科學研究所的藝術學研究會，同時還參加左翼抗日文化團體。因此被日本警察機關逮捕並驅逐回國。回到上海後，胡風繼續參與左翼文化活動，初任‘左聯’宣傳部長，並繼茅盾之後擔任‘左聯’常務書記。後因有人告密說胡風是南京派來的‘內奸’，為了在政治上負責，毅然辭去此職，並與‘左聯’斷絕組織關係，專門從事寫作。

胡風是民國時期著名的文藝理論家，和魯迅的交往密切，並受魯迅思想的影響。較之強調階級性，反對個性的毛澤東文藝路線，魯迅和胡風的主張更講求人性、人道和張揚個性。雖然胡風在政治上擁護中共、在文藝理論方面也對周作人和林語堂等脫離現實的“興趣主義”和“性靈主義”不滿，但同時也對左聯內部從前蘇聯引進的所謂“辯證唯物主義創作方法”及其後在“左聯”作家隊伍中所產生的“主觀公式主義”、“客觀主義”不贊同，在創作上強調作家的“主觀戰鬥精神”。因此形成對中共官方文藝思想及毛澤東文藝觀點的嚴重挑戰。早在1936年，左聯內部就曾出現關於“國防文學”（周揚、夏衍、郭沫若等人提出）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魯迅、馮雪峰、胡風等人提出）的兩個口號的爭論，同時胡風和周揚又發生過關於典型問題的爭論；1938年毛澤東在文化問題上提出“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之後，在文化界開展的關於“民族形式”的討論。在討論中，胡風等表達了與毛澤東相左的觀點。40年代和50年代初，胡風等實際上已處於受批判的地位。1948年在香港出版《大眾文藝叢刊》。對胡風等文學思想和創作的批評，是該刊的主題之一。邵荃麟的《對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胡繩的《魯迅思想發展道路》、《評路翎的短篇小說》，喬冠華的《文藝創作與主觀》等文，都秉承這一主題。中共取得全國政權後，對胡風等人的批評更日益驕橫，甚至達到盛氣凌人的程度。胡風及其追隨者已處於受冷落、被排擠的地位。不過他們對自己的觀點和主張仍然堅持，並且堅信一定能取得勝利。因此對於來自官方的各種批評和質疑，性情直率的胡風也毫不客氣地進行反批評。這在一個法治國家裡本來是很正常的現象，卻未料到此後竟成為被圍剿的、被批鬥的對象，乃至最終訴諸專政手段。企圖用“武器的批判”來代替“批判的武器”，來解決後者所未能解決、也不可能解決的問題。在中國現代史上開創了極端惡劣的先例和非常可悲、可恥的記錄。

為了貫徹黨的意志統帥一切的方針，在文藝界首先要清除胡風及其追隨者的文藝思想的影響，當局決定由林默涵和何其芳兩位寫文章進行公開批評。林默涵和何其芳代表着左翼文學權威勢力對胡風等’異端’進行系統清理的文章－－《胡風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現實主義的路，還是反現實主義的路？》公開發表在1953年第2期和第3期《文藝報》上。此前，還有舒蕪所寫的《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文發表在最高權威的《人民日報》上（1952年6月8日）。在該文之前並加了編者按語（據說出自胡喬木之手筆）。該文的作用在於直接將胡風和他的朋友們推到官方意識形態的對立面，置身於‘被告席’。

當時仍然是中國文聯委員和全國人大代表的胡風對此不服，1954年3月至7月，胡風在其支持者的協助下，完成《關於解放以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即所謂“30萬言書”。以中國傳統文人“上書”的方式，在1954年7月22日“轉呈”中共中央政治局。報告共四部分：幾年來的經過簡況；關於幾個理論性問題的說明材料；事實舉例和關於黨性；作為參考的建議。

胡風的報告全面否定了林默涵和何其芳文章的批評，申述自己在若乾重要的文藝理論問題上的觀點，批評“解放以來”文藝工作上的方針、政策和具體措施，並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胡風先生“30萬言書”的中心論點概括起來就是：文藝的本質是人，是人道主義。因此，應該反對教條主義和文化專制主義：即只有完美無缺的一元化共產主義世界觀才能作為創作的指導思想；只有工農兵的生活才是生活；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創作；只有過去的傳統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題材有重要與否之分，題材決定作品價值。這就是所謂‘五把刀子’。這些觀點實質上就是對最高權威的公開挑戰，而且擊中要害。至於‘宗派問題’，一直被當局所批判、也被扭曲。實踐證明：創作需要相近、相吸的群體，觀點傾向理想相同，互相切磋，有利於激發創作的靈感，助推優秀作品的產生。現在的人藝、八一、總政歌舞團等……不都是這樣推出新人新作，並形成自己的風格嗎？

同年年底，中國文聯和作協主席團召開聯席擴大會，討論《紅樓夢研究》問題並檢查《文藝報》的工作。胡風錯估了形勢，以為毛澤東和中央對《文藝報》和文藝界領導的批評，是他的“意見書”起了作用，認為全面質疑、挑戰官方對文學強制規範的時機已到，便在會議上做了兩次長篇發言，抨擊當時文藝界的主持者。於是，此次本來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檢查《文藝報》的“錯誤”的會議，在快結束時，卻將鬥爭的矛頭轉向胡風。周揚在《我們必須戰鬥》（經毛澤東審閱）發言的第三部分，把胡風問題單獨提出，並作出“為着保衛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為着保衛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着發展科學事業和文學藝術事業”，“我們必須戰鬥”的號召。

不久，胡風的《意見書》便由中共中央交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處理。1955年1月中共中央批轉中宣部《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2月，中國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決定對胡風文藝思想進行全面批判。主席團將胡風報告其中的二、四兩部分專印成冊，隨《文藝報》1955年第1、2期合刊附發，“在文藝界和《文藝報》讀者群眾中公開討論”。毛澤東也在一份批示中，要求文藝界“應對胡風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進行徹底的批判”。一場全國性的批判運動全面展開，大量報刊發表批判文章。4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郭沫若的文章《反社會主義的胡風綱領》，首次把胡風問題升級到政治上敵我的高度。不久，胡風原來的朋友舒蕪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胡風文藝思想反黨反人民的實質》反戈一擊、緊緊跟進。隨後並交出了在40年代與胡風的私人通信。後來又“搜出”或要當事人交出他們的往來信件後，“性質”立刻上升為“反革命集團”。

同時，毛澤東親自審閱舒蕪交出的胡風給他的多封信件，立即指示中央宣傳部和公安部成立“胡風反革命集團專案小組”。5月13日在《人民日報》以“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為名，公布這些信件。以後又陸續公布一些材料，併集結成書，由毛澤東親自作序、加寫按語後公開出版，在全國開展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1955年5月13日至6月20日《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共三批）的按語中出現了許多殺氣騰騰的文字：

“胡風分子是以偽裝出現的反革命分子，他們給人以假象，而將真相隱蔽着。”

“胡風和胡風集團中的許多骨幹分子很早以來就是蔣介石國民黨的忠實走狗，他們和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機關有密切聯繫，長期地偽裝革命，潛藏在進步人民內部，干着反革命勾當。”

“他們的基本隊伍，或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動軍官，或是共產黨的叛徒。由這些人做骨幹組成了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一個地下的獨立王國。這個反革命派別和地下王國，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

從5月18日到6月8日的20天中，《人民日報》每天在第三版用五分之二以上甚至全版的篇幅，有時還擴印兩張共計12版的篇幅刊登表態性的聲討文章、讀者來信和漫畫，版面上方安排了《提高警惕揭露胡風》的大標題。第三批材料公布後，連續一個月類似報導約占15個版面，版面大標題改為《堅決徹底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同時大量宣傳書籍甚至政治漫畫開始在全國範圍湧現，宣傳機器在全國開動。

官方主流媒體宣傳的影響力是巨大的，文藝界人士也開始紛紛與胡風“劃清界限”。1955年5月26日《人民日報》所發表的巴金文章——《必須徹底打跨胡風反黨集團》成為頗具典型的一例。同時檢討會、座談會在各地、各部門紛紛召開。

1955年5月16日胡風被捕，【編者按：此時胡風仍然是全國人大代表。按照法律，非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是不能逮捕的】。直至兩天后即5月1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才做出逮捕決定。如此公然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動，竟然無人敢於提出質疑。這種現象在一個法治國家是不可想象的。胡風在看守所被隔離3個月，後被關押在北京秦城監獄的單人牢房裡，直到1965年底被判刑為止。另有許多人由於牽涉“反革命集團案”而遭到清查，先後有數十人被捕。根據1980年7月21日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複查報告》披露，1955-1956年全國共審查了2100多人，逮捕92人，隔離62人，停職反省73人，到1956年，正式定為“胡風分子”78人，其中骨幹23人。比較著名的有：路翎、阿壟（亦門）、魯藜、牛漢、綠原、彭柏山、呂熒、賈植芳、謝韜、王元化、默林、劉雪葦、滿濤、何滿子、蘆甸、彭燕郊、曾卓、耿庸、張中曉、羅洛、胡征、方然、朱懷谷、王戎、化鐵等。

10年後即1965年11月26日，法院才正式對胡風做出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4年。由於已經服刑10年，剩餘4年刑期監外執行。

同時，按照當時中共“因人廢言”的思想言論控制制度，胡風及胡風集團骨幹分子所有作品均被停售。甚至波及恩格斯和高爾基的著作，只要是胡風分子所翻譯的，均不得在市面銷售，也不得在圖書館公開借閱。

‘文化大革命’之初，，胡風夫婦被押送到四川成都西邊的蘆山縣苗溪勞改農場監督勞動。1967年11月四川省公安廳在沒有任何罪名的情況下，將胡風收監。1970年1月，因胡風在報紙空隙處寫詩，被四川省革命委員會以“在毛主席像上寫反動詩詞”罪名判處無期徒刑，不得上訴。

耐人尋味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當年胡風事件的官方代表人物——周揚及一大批文藝界人士，紛紛以各種形式遭到整肅；周揚甚至入獄，被關押在曾關押過胡風的那個秦城監獄。而曾被毛澤東表揚過的舒蕪，早在反右運動期間就被定性為右派，‘文革’中也歷經磨難。

【這種現象證實了毛澤東那句名言：“飯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個一個地打，敵人要一個一個地消滅。”如果有人暫時沒有被整肅，請不要高興得太早，也許下一個就輪到閣下您了。在毛澤東“不斷革命理論”的全局戰略眼光看來，根本就沒有真正的朋友，只有暫時的朋友，或者叫‘同路人’，只能同行某一段路程。也許下一段就該分道揚鑣、兵戎相見了。】

50多年來，各界人士對於胡風案件的反思和質疑一直沒有停止。胡風自己在回憶中就遭到整肅的原因時坦承：因為毛澤東“不願意聽不同意見，不喜歡別人不佩服他。也許他覺得我不尊重他。”

周正章先生在《胡風事件五十年祭》裡的分析非常精彩：

“如果把胡風案件放到毛澤東施政方略這個高度，去尋覓至今尚存的謎團，似乎才能夠破譯這個事件的密碼…….1951年10月23日，毛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的開幕詞中，向全國知識分子發出思想改造的號召：”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於是，一雷天下響，各個領域知識分子的頭面人物在從中央到地方的報刊上，紛紛做出思想改造的示範，各基層單位的芸芸小人物則一一仿效。這個在各個層面上展開的、大規模的以知識分子自貶、自損、自賤、自謗為主要內容的思想改造運動，為了達到讓斯文掃地，從思想到行動絕對服從中共及其最高領袖的目的，幾乎到了要人人表態過關的地步。在國家已控制全部資源的情況下，這個知識分子群體不得不紛紛繳械投降、以對毛頂禮膜拜為核心的思想改造運動，對中共及其領袖毛的威信與權威在全社會的大幅提升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方面被動的與主動的、真誠的與敷衍的、公開的與未公開的書面檢討資料，真是堆積如山。

但是到了1954年，在這堆積如山的檢討書中，有一份期待已久的合格檢討書始終未到。這就是生性倔強，恃才傲物，自以為是黨外布爾什維克的胡風。即使1952年9月，特別安排過四次”胡風文藝思想討論會“，實質是要胡低頭認錯做檢討的專題會議；1953年又繼而公開發表林默涵、何其芳批判胡風並向其施壓的文章，意欲徹底打掉胡的”氣焰“，以迫使胡完全就範，按照口徑，全面檢討。但胡軟硬不買賬，執意堅持，拒絕檢討。這樣抵制”思想改造“的例子，當時實屬罕見。連當年對獨夫蔣介石都絕不買賬的馬寅初，都帶頭在北京大學率先開展”思想改造“了；更不必說許多從蔣政權之下走過來的硬漢子了。而胡風，在重慶時期確實有些牴牾《講話》的言論，並被他的”宿敵“、時任文藝界”奴隸總管“的周揚歷歷記錄在案，甚至連主人毛也芥蒂於心呢。

【編者按：所引文的下劃線是編者所加。文中所云”在國家已控制全部資源的情況下“乃是毛澤東實現自己戰略意圖的物質基礎。作為旁證，可以參見毛澤東1957年1月在省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這關繫到國際問題。出這一點錢買了這麼一個階級（包括它的知識分子、民主黨派共約800萬人），他們是知識比較高的階級，要把他們的政治資本剝乾淨，辦法一是出錢贖買，二是出位置安排。共產黨加左派占三分之二，三分之一非舉手不可，不舉手就沒有飯吃。按照“不舉手就沒有飯吃。”的指示，此後便形成了“不聽話者不得食”的分配原則，更確切地說應該是‘恩賜’原則。】

另外，以李新宇為代表的學者則認為，對胡風的批判實際上就是對魯迅的批判，對胡風文藝思想整肅也成了對魯迅思想和文學方向的整肅。如果追究責任的話，幾乎一致認為：毛澤東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甚至有觀點認為，舒蕪的信只是給予毛澤東一個“可以下的台階”，一個說得過去的“藉口”。加之糾纏不清的文藝流派爭執甚至“文人相輕”的傳統，必然產生政治定性，群起而攻之的歷史悲劇。進入21世紀，謝泳等學者將目光轉移到制度層面，指出50年代的“文字獄”並非個人所為，而是制度化暴力的產物。

胡風案中表現出的一系列現象也被視為‘文革’的“熱身”：憑空捏造、輿論動員、全國聲討，從行動到大批判語言都驚人的類似。由舒蕪“獻私信構築‘反革命材料’，賣友求榮的道德敗壞倡導，導致此後打小報告、作竊聽器者群起，知識分子和全民道德崩潰，假大空盛行。同時，當時的大陸媒體，尤以《人民日報》為首，受到政治干預，完全淪為政治宣傳機器，用政治鬥爭代替學術討論，”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新聞界自身的形象也受到損害。“

由於胡風案件已有定論，今天的史學和文學界一致認為：由於此前已經有過對胡適、俞平伯等人或事件的批判之風,胡風案件以及此後掀起的對知識分子的整肅和清理，使得當時的知識界噤若寒蟬。由於政權易幟，民國時期的諸多知識分子感到”心驚膽跳“，”畏罪自殺“事件屢屢發生。雖然1955年之後胡風案及其帶來的整肅運動最為狂暴的時期已經過去，但”知識界空氣空前沉悶，知識分子心情壓抑，意志消沉，政治熱情、工作熱情受到嚴重挫傷“。最為脆弱、敏感的文藝界在批判後的蕭條景象的尤為明顯。此後的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案件發生後，進一步加劇了文藝界的緊張氛圍。30年代的老作家大多封筆，前解放區的作家也常受批判，文藝作品不但數量少，而且題材狹窄、內容貧乏、枯燥，公式化現象嚴重。對胡風案和此後的整肅運動所造成知識分子群體性的疑慮、壓抑和恐懼感，更令知識界心中極為不滿。‘肅反擴大化’後來成為1957年”鳴放“運動中表達最多的一個話題。

值得注意的是：在辦案過程中，並不是沒有不同意見。據負責承辦此案、一度主持正義，後來卻被打成”三反分子“的王康先生回憶：

“後來專案組查閱了南京敵偽檔案館的機密檔案，卻發現胡風不僅和國民黨特務機關沒有任何秘密聯繫，而且是他們嚴密監視迫害的對象。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CC系統的特務頭子之一的張道藩，甚至一再密令國民黨圖書審查委員會嚴格審查和嚴厲打擊胡風出版的刊物，務必迫使它停刊。與此同時，我還聽到參加審查材料的一位同志說，審查和摘錄胡風集團第三批材料的“密信”工作有片面性，壞的內容就摘引，反之就不摘錄，摘錄時又採取掐頭去尾的辦法。因此，我對第三批材料的真實性產生了懷疑。……經過幾位同事的醞釀，本來準備開一次10人小組的會，互相交流看法，重新研究一番。但幾天后周揚用電話通知我說，他和羅部長商量了一下，認為“胡風反革命案”是毛主席定的，怎麼能夠討論呢？我只好自慰地想：反正我已盡到了一個共產黨員的責任，至於整個案件，我也無能為力了。

看來整個案件的主持人羅瑞卿和陸定一都是忠實貫徹毛澤東的最高意圖的“好幹部”，他二人根本就不管案件的當事人怎麼申辯，怎麼想，也不關心事實真相如何，只關心如何不折不扣地執行領袖的意旨。

【編者按：歷史老人的幽默就在於：僅僅過了11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羅瑞卿和陸定一都先後被打成了“彭羅陸楊反革命集團”，他們最大的罪名當然是反對毛主席，這同樣是一個黑白顛倒、天大的冤枉!他們在明知毛澤東錯了的時候都未曾有過一絲一毫的反對。羅瑞卿越來越想不開，終於從高樓上縱身一躍，自殺未成，卻摔斷了腿。這算不算是一種‘報應’？】

被胡風案件牽連的所有人幾乎都是備受摧殘、死裡逃生，而有的人卻未能逃出來。例如張中曉（1930-1966或1967？）由於政治迫害與疾病交加，歿於盛年37歲。例如方然（1919--1966年）在‘文革’初期即憤而自殺。其中最為慘烈的有以下幾位：

路翎（1923-1994年）祖籍安徽省無為縣，生於江蘇南京。原名徐嗣興。漢族。中國當代著名作家，1937年即開始發表作品。着有長篇小說《財主的兒女們》，中篇小說《飢餓的郭素娥》，短篇小說集《朱桂花的故事》、《初雪》、《求愛》，話劇劇本《英雄母親》、《祖國在前進》等。

少年亡父，故改隨母姓，寄居於舅父的封建大家庭中。抗戰逃難中接觸到蘇聯著作，開始嘗試寫作。因寫作宣傳抗日的《實戰日記》而被學校開除。17歲時以短篇小說《“要塞”退出以後》、《一個青年經紀人底遭遇》受胡風賞識，開始在文壇初露頭角。此後便成為30年代‘七月派’的主力作家。1940年之後曾在礦區生活工作，因此創作了一些以此為題材的作品，其中《卸煤台下》頗有成就。

1940年曾任國民政府經濟部礦治研究所職員、煤焦辦事處職員，南京中央大學文學系講師。1942年後，未滿20歲的路翎進入創作高峰，創作了被邵荃麟評價為“在中國新現實主義文學中放射出一道鮮明的光彩”的中篇小說《飢餓的郭素娥》（1944年發表）、篇幅最長的長篇小說《財主底兒女》（1945年），表現封建家庭出身的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1949年後歷任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創作組組長，中國劇協劇本創作室專業作家。路翎是‘七月派’中作品最多，成就最高的作家。他的創作，善於揭示社會的複雜內涵，描寫人物心理的多面性。他在整個現代文學史上的成就是非常罕見的。

文學批評家曾唐湜這樣稱讚路翎：“路翎無疑的是目前最有才能的，想象力最豐富而又全心充滿着火焰似的熱情的小說家之一。雖然他的熱情像是到處噴射着的，還不夠凝練。但也正因為有這一點生澀與未成熟，他的前途也就更不可限量。”

從踏足文壇起，路翎就開始斷斷續續創作《財主底兒女們》，寫完後交給了胡風。但是稿子在戰亂中丟失。路翎並不氣餒，以驚人的毅力重寫。1945年7月，當重新寫成的長篇小說《財主底兒女們》即將出版時，胡風極其莊嚴地宣布：“時間將會證明：《財主底兒女們》的出版是中國新文學史上一個重大的事件。”

路翎以《飢餓的郭素娥》寫礦工和下層女性，以《財主底兒女們》寫舊家族和知識分子，達到了他藝術創作的第一個巔峰狀態。之後，他又開始向新的人生領域掘進，寫農村生活。抗戰勝利後，農村和農民題材成為路翎創作的重點。他在這方面貢獻了《羅大斗底一生》《王炳全底道路》《蝸牛在荊棘上》《燃燒的荒地》等著名作品。

路翎的思考和創作接通了當時胡風提出來的“精神奴役創傷”與“主觀戰鬥精神”這兩個命題。胡風是路翎一生最親密的導師和友人。

胡風曾說：“別人都說路翎的文藝創作，受我的文藝理論的影響，豈不知我的文藝理論，正有不少地方受路翎文藝創作的影響呢，正是從他的創作中，形成了我的一些理論觀點。”到底是胡風的理論啟發了路翎的創作，還是路翎的作品激發了胡風的理論思考？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也許可以這樣說：路翎的小說創作與胡風的“主觀戰鬥精神”和“精神奴役的創傷”理論是有着密切的互動關係，則是無疑的。

路翎不斷地發表小說，在沉寂的大後方，就像令人目不暇接的禮花一樣，引起了讀者的注意和驚喜。

著名批評家李健吾曾經稱路翎為中國“未來的佐拉”。其實更準確地說，路翎應該是中國“未來的羅曼.羅蘭”，他的創作手法與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相似。用胡風的話說：“路翎所要的並不是歷史事變的記錄，而是歷史事變下面的精神世界洶湧的波瀾和它們的來龍去脈，是那些火辣辣的心靈在歷史命運這個無情的審判者面前搏鬥的經驗。”

1946年路翎回到南京，1948年在南京中央大學任講師，開設小說寫作課程。這時候讀到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據化鐵回憶：“我們仿佛還不太懂得這篇文章。在延安對文藝工作者提出來的課題，對於我們這些生活在南京這塊狹小天地里的人們來說，似懂非懂。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我記得他說過‘作者必須深入生活，作者必須熱愛人民’。——當時誰又能預見到：‘生活’與‘人民’這兩個詞，從概念到完全與作者融為一體，也就是作者自我改造的過程，竟然需要付出如此巨大的、血的代價的呢！”

1948年，雲集在香港的中共正統批評家通過《大眾文藝叢刊》對胡風的理論和路翎的創作展開了猛烈的批評。路翎寫了一些文章回擊，從此與中共正統批評家結怨。

中共主流文藝批評家對路翎的創作天才也是承認的，但是他們認為，路翎的創作走上了邪路。他們的批評與指責主要表現在兩點：

一是認為路翎筆下的人物不真實。工人不像工人，農民不像農民，認為工人和農民不可能有那樣複雜的心情，認為路翎硬把屬於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東西裝到了工人農民心裡去。胡繩對路翎小說的心理描寫特色作出了這樣的批評：“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往往是一方面為自己心情上的復雜的矛盾而苦惱，另一方面，卻又沾沾自喜，溺愛着自己的這種微妙而纖細的心理，以為憑這點，正足以傲視於一切市儈。”

二是批評路翎小說主題。胡繩對路翎小說的主題有這樣的批評：“他們不了解人民的力量存在於人民大眾從被壓迫生活中的覺醒與可能覺醒中，卻反而想去從人民中找什麼‘原始的強力’，他們不了解人民的力量存在於覺醒的人民的集體鬥爭中，卻片面地看重了‘個性解放’的問題。”胡繩認為：“作者多追求着的‘人民的原始強力，個性的積極解放’是和為了不使自己為生活‘壓潰’，而從生活中‘飛’起來的要求相聯結的，表面上是要‘強’，要‘解放’，實際上卻是想超脫現實生活逃避現實的鬥爭。”

在40年代末已經形成了新的文學規範，即要求文學表現人民群眾，倡導集體主義精神，反映階級鬥爭生活。在這種文學規範的對照下，中共主流批評家批評路翎醜化了人民，提倡的是個人主義，讚揚的是個性解放，是不符合革命文學要求的。

1949年4月，南京解放，路翎出任南京軍管會文藝處創作組組長。1949年5月，他送給新中國第一個見面禮——劇本《人民萬歲》。這個劇本描寫的是解放前夕工人的護廠鬥爭。題材、主題都是無可挑剔的。劇本送到文藝處，大家一致說好，可是要上演時卻接到通知要修改。但是到底怎麼修改，上面既無具體意見，又沒有明確的標準。路翎從5月改到10月，依然沒有通過。

這時，北京青年藝術劇院看了劇本，決定首演，並調路翎去劇院當創作組長。1950年，路翎調到北京。但這個劇本最終還是沒有上演。

路翎積極反映新生活，歌頌新時代，又寫了《英雄母親》、《祖國在前進》等劇本，但這兩個劇本也沒有得到公演的機會。

路翎有着非常純潔的品質。1952年，實行薪金制。路翎的工資級別很高，可以領到約二百元工資，但他向組織上申請只領以前供給制時的20元工資。理由是他每月已有一定數目的稿酬收入，他不需要更多的錢。

但是，路翎不適應新的文學規範。寫什麼都會招來批判。寫得越多，批判得越猛烈。結果搞得作家手足無措。以至於發出這樣的嘆息：“我如就此擱筆，也許算是個好公民吧，但這樣怠工吃閒飯，又怎能算得上一個作家呢？”

1952年9月，《文藝報》加編者按發表“七月派”著名作家舒蕪反戈一擊的《致路翎的公開信》，直指路翎屬於“以胡風為首的一個文藝上的小集團”，“在基本路線上是和黨所領導的無產階級的文藝路線——毛澤東文藝方向背道而馳的”。在各方的批評壓力下，1952年12月，路翎主動要求赴朝鮮前線。1953年7月回國。先後寫出了反映志願軍生活的短篇小說《初雪》、《窪地上的“戰役”》。

《初雪》寫的是朝鮮戰場上志願軍司機劉強和助手王德貴，奉命從前線把一群受敵人炮火洗劫的朝鮮婦孺，穿越封鎖線，運送到安全的後方。作品在一車之間的有限天地，一途之程的有限時間內，把戰士對朝鮮人民的愛與自己悲慘身世的回憶、對祖國親人幸福生活的聯想交融在一起，相當深刻地展示了志願軍戰士豐富而美好的內心世界。巴人高度評價《初雪》。巴金曾有這樣的回憶：“路翎的短篇《初雪》剛剛在《人民文學》上發表，荃麟同志向我稱讚它，我讀過也覺得好，還對人講過。

《窪地上的‘戰役’》寫朝鮮房東的女兒金聖姬，對給他們挑水、劈柴、做好事的志願軍戰士王應洪產生了微妙而又純潔的愛情，王應洪牢記班長的話，知道在軍隊的嚴格紀律和嚴酷的戰鬥任務面前，這種愛情是斷不能容許的。他和偵察班到敵陣的前沿去捉”活舌頭“，發現了金聖姬在給自己洗的衣服里放進了一條繡有兩人名字的手帕。他抓獲了敵人的軍官，但是俘虜的狂叫引來了敵軍兇猛的反撲，為了掩護戰友轉移，他和班長機智地與敵軍周旋在窪地叢林中。最後，鮮血染紅了那條繡花手帕。這篇小說以朝鮮姑娘金聖姬和志願軍戰士王應洪之間真實樸素而又微妙的愛情為中心情節，寫出了兩人由無私的幫助、共同的戰鬥自然滋生的愛情，又寫出了志願軍戰士自覺地以紀律約束感情，不作兒女之態，在戰鬥中接受磨鍊的國際主義獻身精神。

在這些小說中，路翎表現出一種善於在如火如荼的戰火中的小插曲里，發掘生活的真實，發掘細膩而又深邃的人物內心世界的才能。這些作品引起了讀者的注目和熱烈反響，但是，《窪地上的”戰役“》遭到了嚴厲批評。批判的理由來自志願軍戰士不准和朝鮮姑娘談戀愛的軍紀，認為路翎不應該違反軍紀寫這樣一個故事，”歪曲了士兵們的求實的精神和神聖的責任感“。

路翎的文學信念是堅定的。路翎有一股青年人的衝勁，決不甘心一批就倒，越批他越要寫。路翎讀到這些批評文章非常生氣，寫了反批評文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批評?》。當時作家挨棍子的比比皆是，但敢於同那些棍子正面相抗，着文質問”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批評“卻只有路翎一人。其實，批評路翎目的並不在路翎本身，而在胡風。這裡涉及到馬克思主義文藝陣營由來已久，根深蒂固的宗派矛盾。

由於文藝創作一再遭到政治批判，胡風在撰寫《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時，路翎根據自己的經歷和體會也參與討論和提供意見。同年11月，路翎不滿於一些批評家”以政治結論和政治判決來代替創作上的討論“，又寫出四萬餘言的反批評文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批評？》。”我的批評家們就充滿了‘左’的激情，他們在作品的任何詞句，任何形容詞裡都可以找出‘資產階級’以至‘反抗祖國’的罪名來。這種批評的危害性是很顯然的，它嚴重地摧殘着文學創作的生機。在這種批評面前，文學作品非放棄它的豐富的生活形象來教育人的職能不可，非放棄它的文學的語言、表現內容的多樣的風格不可，文學作品的人物也不能按照他們的性格和具體感情來說話和思想，而非要說大家都說過的、報紙上在說着的話不可。“此文被《文藝報》作為反面材料剛連載完畢，路翎便於1955年6月19日被當作”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分子“抄家和逮捕。

路翎素質剛烈，性格剛強。他夫人後來說：”別人都很理智，他不，他鬧，鬧得誰都不理他了。“路翎對強加於身的罪名無法接受。他曾拍着桌子怒斥審訊他的人是特務、混蛋，直至吵鬧衝突，被捆綁起來關入黑屋子裡。在單身監房中，路翎不停地嗥叫，用頭撞牆。路翎先被關了10年，1965年保釋出獄。但在保釋的一年內路翎寫了三十餘封上訴信，結果被以書寫反動信件的罪名再抓起來。路翎感到絕望，精神從此變得失常。每日被施以電療，還服用藥物冬眠靈，為的是抑制狂躁的心情。電擊和藥物極大地損害了路翎的中樞神經系統，使他頭腦變得反應遲鈍，整個人從此有點痴呆。1975年路翎出獄，監督勞動，發配在街道掃馬路。路翎把自己很少的錢都拿來買酒喝。什麼菜也不要，端起酒瓶就喝。妻子讓他上街買醬油，他買回來的還是酒。酒精嚴重損害了他的大腦，路翎已經成為一個精神分裂症患者。

1980年11月18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告路翎無罪。街道幹部通知他平反的消息時，他正在低頭掃大街。他並沒有狂喜或痛苦，只是點了點頭，繼續掃大街。第二天一大早，他照舊挾着掃帚出外掃地。街道幹部把他拖回來，說：”你的處分已經撤消了，不要再掃街了。“路翎說：”還沒有人接替我的工作呀，街道這麼髒，不能不掃乾淨的。“當人們聽了這樣半痴半醒的話，怎不令人心酸？

這時路翎已經57歲，從32歲被關進監獄到57歲平反，人生中創造力最旺盛的25年就這樣白白消耗了。當年那個英俊、智慧、激情的青年路翎消失了；路翎的外表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原來的路翎有着非常英俊的外表，他”精力充沛，體格健壯，擅長游泳。看到他不禁使人想起羅丹的雕塑《巴爾扎克》“。聶紺弩曾說：路翎是個美男子。但是現在曾經大而明亮的眼睛變得空洞無神，曾經熱情洋溢的表情變得漠然憔悴。路翎的文學才能也差不多被消磨殆盡了。此後路翎曾逐步恢復了一些文學才能，重新發表了一些文學作品，但再也不是以前才華橫溢的路翎了。1994年2月12日，大年初三，路翎早晨起床穿好衣服，在客廳中突然摔倒，因腦溢血而遽然去世。

路翎這個才華橫溢的作家。17歲就闖入文壇，寫短篇、寫長篇、寫中篇，寫劇本、寫批評，可惜的是正在攀登創作高峰時，卻被毀滅了。不過人們都會記得：他的天才曾經閃光，那麼亮，像一顆流星。

阿壠（1907—1967年）原名陳亦門，又名陳守梅，生於浙江杭州，讀中學時酷愛文學，尤其喜歡詩歌，嘗試着給杭、滬、寧等地的報紙副刊和文學刊物投稿，發表一些詩作。他的詩風沉鬱，別具一格，曾受到郁達夫、徐志摩等名家的好評。上世紀30年代初，阿壠多以筆名”S·M“發表作品。他當過職員、編輯，思想追求進步。”九一八“以後多次參加抗日救國遊行，曾被當局拘禁。1934年，阿壠出於抗日激情，投筆從戎，報考中央軍校。因有遠親黨國高官陳儀擔保始被錄取，入步兵科學習。畢業分配到首都警衛師（88師）為見習排長。”七七“盧溝橋事變後，抗日軍興，國民黨最高當局已預感到侵華日軍勢必將在上海挑起戰事，急調87師、88師等擁有德國裝備的精銳部隊開往淞滬。阿壠那時已是少尉排長，在”八一三“戰爭打響後，他身先士卒，幾次帶領士兵們主動出擊守住了陣地。他兩次負傷，自謂多虧了背包與頭上戴的德制鋼盔，為他擋住了日軍炮彈爆炸的碎片……。70天血戰打下來，中國軍隊主力傷亡慘重。但他們粉碎了日軍‘半個月內攻下上海’的狂妄計劃，以血肉之軀捍衛了中華民族的尊嚴。阿壠的那個連隊犧牲過半。於1937年11月被迫西撤，回防首都南京。幾年後，他調任重慶國民黨陸軍大學教官時，講授的主課之一便是淞滬作戰史。1938年8月，他的系列抗日回憶錄《閘北打了起來》、《血，不會白流的》等在大後方的《抗敵》旬刊連載，廣受人們的歡迎。

1939年去延安進‘抗大’學習，由於在野戰演習中眼球受傷，經組織同意去西安治療。此時寫有《南京》(出版時改名為《南京血祭》)。傷愈後，因回延安交通被封鎖，只得留在國統區。他利用職務掩護，仍繼續為中共效力。他還編輯地下刊物《呼吸》，並寫作大量的文學作品，刊於《希望》等雜誌。1946年底被國民黨當局通緝，逃出成都，浪跡於杭州、上海等地。在此困難時期，他仍千方百計冒生命危險，繼續為中共提供軍事情報。

解放後，上海方面為他安排了工作。後因天津文藝方面領導誠邀，遂由上海離職去天津，任市文聯委員、創作組長、天津作協編輯部主任。1955年5月28日因胡風冤案被捕，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於1967年3月15日瘐死獄中。

阿壠雖是職業軍人，但氣質上實在是個文化人。他一生寫過幾百萬字的著作，其中有風格凌厲的新詩、情懷壯烈的舊詩、還有詩論、散文、報告文學等。他在1938年就寫出了最早的抗戰報告文學《從攻擊到防禦》《閘北打了起來》等名篇；1939年寫出報告體小說《南京》，是當時唯一反映南京大屠殺的文學作品，不久就獲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徵文獎；直到抗日戰爭五十周年的1987年，才由後人將當年的舊稿（修改稿已找不到了）重新整理後改名《南京血祭》，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和中國讀者見面。幾年後，又由日本學者譯成日文出版，把日本侵略者的血腥罪行和中國人民英勇的抗戰精神向日本人民作了遲到的介紹。1940年又寫出報告文學《斜交遭遇戰》。上述抗戰文學作品當時都產生過相當大的影響。1942年他的抗戰詩集《無弦琴》由希望社在桂林出版，收集了他在延安和國統區兩地所寫的詩作，其中不少是抨擊國內外法西斯勢力的，如《小兵》《難民》《再生的日子》等。阿壠是一位真正的抗戰軍人兼抗戰作家，政治上愛祖國、愛民族，追求共產主義赤心不改；對朋友，他慷慨大方；對親人，他忠貞不貳。1944年他與文學青年張瑞相愛結婚，兩年後張不幸離世，阿壠悲痛異常，為亡妻寫了大量動人的情詩，並將這種濃郁的愛情保持終身。

阿壠是‘七月派’的重要詩人，也是中國新詩理論的系統研究者。他的新詩以想象奇特、風格遒勁着稱，在新詩界有其不可忽視的地位；他的詩論見解深透，體系完整，深得行家好評。在創作新詩的同時，阿壠還寫過許多舊體詩詞，情感真摯，格律嚴謹，讀者從中能夠領略到濃郁的藝術氣質。

著名詩人綠原曾這樣評價說：阿壠的詩，不論是新體還是舊體，都不是輕易產生的，”而是伴着戰鬥的生命節奏，透過深刻的生命體驗，蘸着或從身上或從心頭流出的血發出來的。其代表作《縴夫》、《無題》、《去國》等為多種新詩選集所收藏。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阿壠詩文集》。

 

 

附：阿壠在去世前兩年所寫的申訴書，實際也就是遺書的部分內容：

 

首先，從根本上說，“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全然是人為的、虛構的、捏造的！

所發布的“材料”，不僅實質上是不真實的，而且還恰好混淆、顛倒了是非黑白，真是駭人聽聞的。“材料”本身的選擇、組織和利用，材料發表的方式，編者所做的按語，以及製造出來的整個氣氛等等，都說明了、足夠說明了“案件”是人為的。現在，我坦率地指出：這樣做法，是為了造成假象，造成錯覺；也就是說：一方面歪曲對方，迫害對方，另一方面則欺騙和愚弄全黨群眾和全國人民！

因此，我認為，這個“案件”，肯定是一個錯誤。

就像巴西政變當局一樣！就像“松川事件”一樣！但那是資產階級政權，那是資產階級政客。

如果一個無產階級政黨也暗中偷干類似的事，那它就喪失了無產階級的氣息，就一絲一毫的無產階級的氣息也保留不住了，那它就成了假無產階級政黨了！

何況被迫害的人，政治上是同志，並非敵人。

即使是打擊敵人，也應該用敵人本身的罪過去打，不能捏造罪名，無中生有，更不能顛倒是非，混淆黑白。

國會縱火案不是已經破產了嗎？！……謊話的壽命是不長的。一個政黨，一向人民說謊，在道義上它就自己崩潰了。

 

呂熒（1915—1969年）原名何佶，出生於安徽省天長縣，1935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一二.九”運動中加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為北平進步文藝團體“浪花社”骨幹。1941年畢業於西南聯大，40年代在文學評論與譯介普希金代表作方面卓有成就。50年代初任教於山東大學，後來在人民文學出版社作為一名編外特約翻譯，陸續出版一系列譯着與文藝論集。1954年加入中國作協並被聘為《人民日報》文藝部顧問。

1955年5月25日，也就是《人民日報》公布《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二批材料》的第二天，在北京東城貢院西街北總布胡同的新聞總署禮堂，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中國作協主席團舉行了有七百餘人參加的聯席擴大會議，討論“胡風集團反革命活動問題”。在此前九天，胡風夫婦已被逮捕。從5月中旬至6月上旬，在北京及其它省市，陸續有人因受株連而失去人身自由。

上述會議由中國文聯主席郭沫若主持，中國作協秘書長陳白塵報告說：

近期中國文聯和作協共收到來自全國各地文藝界二百餘人簽名的六十九封來信，信中一致要求”把胡風從革命陣營里清除出去，並徹底揭露這一集團的全部陰謀活動“。大會以掌聲通過了如下決議：

我們不能容許偽裝擁護革命而實際反對革命的暗藏分子胡風繼續混在革命隊伍里。因此一致決議：

一，根據《中國作家協會章程》第四條，開除胡風的中國作家協會會籍，並撤銷其所擔任的中國作家協會理事和《人民文學》編委的職務。

二，撤銷胡風所擔任的中國文聯全國委員會委員的職務。

三，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建議：依據憲法第38條的規定，撤銷胡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資格。

四，向最高人民檢察院建議：對胡風的反革命罪行進行必要的處理。

五，我們警告中國作家協會及中國文聯其它協會會員中的胡風集團分子，他們必須站出來揭露胡風，批判自己，重新做人。今後是否保留他們的會籍，將根據他們的實際行動來加以考慮。

本來會議完成了既定任務就要閉幕了，卻有一位‘不識時務’的人——呂熒，接連三次要求發言。他上台後開口便說：“我們批評、幫助胡風是應該的，但他不是反革命，他所寫的都不過是文藝問題上的討論……”。會議出現這樣的插曲，令當時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特別是主持會議的人，更是如坐針氈。坐在台下的張光年站了起來，衝着呂熒大聲說：“你不要講了！……”“你現在不要講這些東西了，要交代你和胡風的關係！……”接着人們跟着起鬨。郭沫若說：“呂熒先生，我以主席身份請你停止發言……”呂熒面色灰白，嘟嘟囔囔地很不情願地慢慢走下台去。

對於這突如其來的一幕，後人是如何評價的呢？

張光年回憶說：“那時候，整個是個人迷信，執行上面的決策，開始也理解不了，然後就緊跟，犯錯誤，經過‘文革’才認識了。呂熒同志我不熟，很對不起他……。”

八十年代初，呂熒的長女潘怡前往探視胡風夫婦，胡風說：“我傻，你爸爸比我還傻”。

八十年代初駱賓基在香港《文匯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美學家呂熒之死》的文章。提及呂熒那次令人難忘的發言，駱賓基說他不愧為“5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驕傲”

1955年6月至1956年5月，呂熒因反胡風運動中受株連而被隔離審查，出現輕度精神分裂症狀。1966年6月被公安部以“胡風反革命分子影響社會治安”為由收容強制勞動，1969年3月5日病逝於北京清河勞改農場，終年54歲。

 

【編者按：呂熒顯然是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但在他的身上卻體現了作為人的最高貴的品質和尊嚴、最難得的良知、最無畏的衝勁。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可惜的是，在那個令人詛咒的年代裡，多少人的是非觀念早已付諸東流，剩下的僅僅是犬儒主義的苟活而已。而這正是當局所最需要、因而極力營造的大環境。當局最害怕、最不喜歡的恰恰就是人們保留那怕一點點是非觀念。因為有了是非觀念，就會“說三道四”，就會批評時政、臧否人物、指點江山。這種現象在一個正常的法治國家裡當然是允許的、合法的，是一種天賦人權。但在我們這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度里，卻是當局最大的威脅。威脅什麼？威脅到他們所需要的‘穩定’，他們的所謂“和諧”等等。因此，像呂熒這樣的人，根本就不適合我們這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生存。其被整肅、被毀滅，就是命中注定的了。

我們把呂熒收錄於此書，是因為其具有相當的代表性，代表了一大批這樣的‘傻瓜蛋’。因此，呂熒的被毀滅，就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悲劇，而是我們整個社會的悲哀，更是我們民族的最大不幸！】

 

 

2、傅雷：著名文學翻譯家憤然服毒自盡

 

傅雷（1908--1966年）出生於江南望族。因出生時哭聲洪亮，長輩們便以“雷”字為其名，以“怒安”為其字。1924年因反迷信、反宗教，言辭激烈，為徐匯公學開除。後以同等學歷考入上海大同大學附屬中學。1925年，在大同大學附中參加“五卅”運動，上街遊行講演，控訴帝國主義的血腥暴行。1926年，在北伐勝利的鼓舞下，與同學姚之訓等帶頭參加反學閥運動，大同校董吳稚暉下令逮捕。母親為安全起見，強行送子回鄉。1928年出國赴法國留學四年。首站到達馬賽港，次日抵巴黎，途中寫《法行通信》15篇（1月2日至2月9日），陸續發表於當年《貢獻旬刊》第1、2卷各期。後為文學家曹聚仁所欣賞和推重，編入《名家書信集》。

1932年認識了也是留法的龐熏琹和在上海美專的倪貽德，出於對現實的不滿，意欲為改變現狀有所作為而結成“決瀾社”，公開發表《決瀾社宣言》。傅雷在《宣言》上簽名。並與倪貽德合編《藝術旬刊》，由美專出版。同年，傅雷與青梅竹馬的表妹朱梅馥結婚。

1937年，傅雷所譯羅曼·羅蘭《約翰·克利斯朵夫》第1卷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冠有《譯者獻詞》。7月應福建省教育廳之約，去福州為“中等學校教師暑期講習班”講美術史大要。

1941年2月，所譯《約翰·克利斯朵夫》第2、3、4卷由商務印書館陸續出版。第2卷冠有《譯者弁言》。這部譯着令傅雷名聲鵲起。

在中共政權下。仍然專注於自己的翻譯事業，成果甚豐。主要是翻譯巴爾扎克的許多名著，如《歐也妮·葛朗台》、《高老頭》等以及《巴爾扎克全集》第5、6、7、11、13、14等卷。這些作品都是屬於“人間喜劇：風俗研究”。因此文學家公認：“沒有他，就沒有巴爾扎克在中國”。此外，他翻譯的羅曼·羅蘭名著《約翰·克利斯朵夫》深深影響了幾代中國人。作為音樂鑑賞家，他寫下了對貝多芬、莫扎特和肖邦的賞析。作為文學評論家，他對張愛玲小說的精湛點評，為文學界做出了文本批評深入淺出的典範；他寫給長子傅聰的家書《傅雷家書》自出版以來，五次重版，十九次重印，發行已達一百多萬冊，感動了數百萬讀者。曾榮獲“全國首屆優秀青年讀物”(1986年)，足以證明這本小書影響之大。《傅雷家書》是一本“充滿着父愛的苦心孤詣、嘔心瀝血的教子篇”，也是“最好的藝術學徒修養讀物”，更是既平凡又典型的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生存環境和內心活動的生動寫照。在該書裡有許多至理名言。例如：“巴爾扎克說得好：有些罪過只能補贖，不能洗刷！”、“藝術家與行政工作，總是不能兩立的！”、“只要是先進經驗，蘇聯的要學，別的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也要學。”（50年代的中國人能有如此“反動”的思想，實屬難能可貴）、“藝術特別需要苦思冥想；老在人堆里，會缺少反省的機會；思想、感覺、感情、也不能好好的整理、歸納”。

1957年，傅雷以“親美”、“反蘇”的罪名被上海市作協開會批判十次之多，但傅雷卻說：“人格比任何東西都可貴，我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我無法做那樣的‘深刻檢查’”。他拒不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因而無法‘戴帽’。到了1958年“反右補課”，傅雷再也無法倖免了。在一次專門為他召開的批判大會結束後，傅雷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回家見到夫人的第一句話是：“如果不是阿敏還太小，還在念書，今天我就……”。在他的家書中這樣表白自己的心情：“只是含冤不白，無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還要難過”。比較了解傅雷的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石西民說：“傅雷是個有個性、有思想的鐵漢子、硬漢子，他把人格看得比什麼都重”。

如此看重‘人格’二字的傅雷，到了每個人都人格掃地的‘文革’期間，當然無法生存下去。1966年，從8月底開始的四天三夜的查抄、罰跪，變着花樣的辱罵、毆打，傅雷覺得自己不可能再這樣忍受下去了，毅然決然地離開這個令人詛咒的時代和國度——自殺。9月2日的晚上，他頭朝天堂，眼望故鄉，將一杯和有毒鴆的藥水仰脖吞下。兩小時後，他的夫人朱梅馥從一塊浦東土布做成的被單上撕下兩條布帶，打圈，系在鐵窗橫框上，尾隨夫君而去。

在那個遍地災難、人命如蟻的年代裡，“自絕於人民”的事是經常發生的。當女傭周菊娣失魂落魄地將二人死亡的消息報告給當地政府後，幾個神情傲慢的片區警察來了。經過匆匆的訊問就決定火化，甚至連近在北京的傅敏(死者的次子)也沒有機會向父母的遺體告別，就匆匆地被掩埋，像送走一盆過時的盆景。

傅雷身後有兩個兒子：

 

傅聰：1934年3月10日出生於上海一個充滿藝術氛圍和學術氣息的知識分子家庭。傅雷對中西文化和多種藝術的淵博學識，獨到的見解以及縝密嚴謹的學風，對藝術和真理的執着追求等待，無不直接地、長期地、深遠地薰陶着、影響着傅聰的演奏藝術。1953年，第四屆“世界青年聯歡節”在羅馬尼亞舉行。經國內選拔，傅聰作為唯一的中國選手參加“聯歡節”的鋼琴比賽，結果獲三等獎。當時他演奏的斯克里亞賓的《前奏曲》，曾將蘇聯選手感動得潸然淚下。1955年3月，第五屆肖邦國際鋼琴比賽在華沙舉行。來自世界各地的74名選手齊聚波蘭首都。傅聰是唯一的中國選手，也是音樂資歷最淺的選手。經三輪比賽，他以和前兩名相近的成績獲得第三名，還獲得《瑪祖卡》演奏最優獎。這是東方人首次在肖邦比賽中取得的突出成績。雖為第三，但傅聰的演奏魅力，足以使他成為這一屆比賽中最引人注目的選手之一。

賽後傅聰繼續留在波蘭，就學於傑維埃茨基教授門下，直到1958年底提前畢業。這期間，傅聰曾於1956年8月返回中國休假，在北京舉行了個人獨奏會；在上海，與上海交響樂團合作，舉行了莫扎特協奏曲音樂會。此外，還在東歐各國許多城市演奏。到1958年離開波蘭前，已達五百餘場。這些國家的廣大聽眾領略了中國青年鋼琴家的風采，傅聰也積累了專業鋼琴表演中寶貴的舞台經驗。

1958年12月傅聰毅然離開波蘭，移居英國倫敦。在此後20年間，先後舉行了約2,400場獨奏音樂會；與梅紐因、托塔里、巴倫鮑伊姆、鄭京和等等許多國際著名演奏家合作過；錄製了約50張唱片；擔任過肖邦國際鋼琴比賽、比利時伊麗莎白皇太后國際音樂比賽以及挪威、意大利、瑞士、葡萄牙、東南亞等等國家和地區的音樂比賽的評委；演奏的足跡遍及幾乎整個歐洲、美洲、中東、東南亞、日本、大洋洲各地。如此廣泛、持久、頻繁的藝術活動本身，就是高度藝術成就的證明。他以辛勤的勞動贏得了“有分量的巨匠”的評價。《時代周刊》亦曾譽其為“當今最偉大的中國音樂家”。

 

傅敏：中學畢業後，被保送到北京外交學院。在同學們羨慕的目光之中，傅敏步入北京外交學院的大門。1958年4月30日，父親傅雷被錯劃為“右派”。1959年秋天，北京外交學院忽然把傅敏作為“代培生”，調入北京外國語學院，插入英語系三年級學習。外交家之夢從此徹底破滅了。傅敏強忍着內心的隱痛，在冷漠的目光之中，堅持到1962年暑假畢業。一個有着“可怕的”家庭背景的大學畢業生，竟然沒有一個單位敢要他！北京女一中老校長挺身而出，說：“這麼個高材生，你們不要，我要！”。儘管父親曾說過他“是塊教書的料”，但他本人卻不以為然。萬萬沒有想到，竟給父親在十年前言中了！傅雷給他打氣，校長扶他上馬，學生是一團火。一接觸天真無邪、活潑可愛的學生，傅敏心中的冰塊立即融化了。

但是，1966年9月3日晚8點，“父母亡故”的噩耗傳來，一夜之間，失去雙親，傅敏悲痛萬分。儘管當時他還不知道父母雙亡的詳情，但他斷定：百分之百地是死於非命！不幸連着不幸。就在傅敏最為不幸的時刻，又失去了心愛的人。他們早在北京外語學院時便開始相愛。傅敏被分配到北京女一中時，那個名叫‘小蓉’的女孩常常來看他。

料想不到的是，1966年開始的“史無前例”的“革命”，成了對傅敏與小蓉之間愛情“暴風驟雨式的考驗”：9月3日，從上海傳來了傅雷夫婦憤然棄世的噩耗。北京外國語學院馬上就貼出大字報“批判”小蓉，醒目的標題是“大右派傅雷的兒媳婦”！

這年年底，小蓉參加了所謂的“革命大串連”後，回到上海。

翌年初，當小蓉重返北京，就不再來看望傅敏了。正在傅敏感到納悶之際，小蓉寫來一封信…….從此不再往來。

傅敏在寫給一位插隊東北的同學的信中，講述了對“文革”的種種不滿，那封信落到了紅衛兵手中，便成了傅敏的“三反罪證”。他立刻成了囚徒，被關押在學校的“土班房”里。

腥風血雨，籠罩着女一中。傅敏全身浮腫，臉都變樣了，每天連冷饅頭都吃不飽，餓得眼冒金星。有冤無處伸，有理無處講，拿人不當人，皮鞭棍子響。傅敏實在忍無可忍，終於決心走上絕路，跳河自盡…….

傅敏跳了下去，誰知水淺，沒有淹死。這時，又被紅衛兵發現了。他拼命地往牆上撞，頭上撞了個大窟窿，殷紅的鮮血頓時涌了出來……被人急送北大醫院。由於他的身份是“現行反革命”，醫生在給他縫頭皮的時候，連麻醉針都不打。傅敏忍着劇痛，被縫了十幾針，一聲也沒吭！欲生不得，欲死不能。人生的咸、酸、苦、辣，傅敏算是嘗夠了。他仿佛成了一個麻木的人，不知道時間怎樣從身邊溜過。

1979年，傅敏去英國探望惟一的親人——兄長傅聰。同事們揮淚相送，都以為他不會回來了。然而，1980年8月，傅敏從英國途經香港、上海，乘火車回到北京。校長兼黨支部書記劉鳳梧親自到北京火車站迎接。此後，傅敏一直從事教學生涯，直到退休。

 

【編者按：全部書稿完成後，偶讀舊報又發現一則資料，頗有意思。‘文革’期間，紅衛兵折磨他三天四夜。‘罪名’是什麼？原來就是在其妻的三姐寄放在他家的兩箱雜物中，抄家者有了“重大發現”：找到‘一面小鏡和一張舊的畫報’。鏡子的背面是宋美齡的畫像，而舊畫報上則有蔣介石的頭像。於是這兩樣東西就成為“反黨”和“幻想變天”的鐵證。傅雷本人也感到“百口莫辯”。今天看來，簡直就是兒戲，但當年卻是了不得的“罪行”】

 

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說：

1、國家的根本職責不是發展經濟，也不是強大軍事，而是維護社會公平與正義，保護弱勢群體不被淘汰。這才是國家的根本任務。發展經濟是國民的事情，政府只是通過政策調整各方的利益。如果國家赤膊上陣自己去做，豈不是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焉有不腐敗的？

2、統一的前提是：自由、民主、均富，統一才有意義。否則只好維持現狀。

 

 

3、老舍：“人民藝術家”投湖自盡 以身殉難

老舍（1899—1966年）當代作家，原名舒慶春，字舍予。滿族，出生於北京一個貧民家庭。1918年北京師範學校畢業後曾任小學校長和中學教員。1924年赴英國任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漢語講師。這期間閱讀了大量英文作品，並從事小說創作，1926年加入文學研究會。1930年回國後任濟南齊魯大學、青島山東大學教授。抗日戰爭爆發後南下赴漢口和重慶。1938年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他被選為理事兼總務部主任，主持文協日常工作。在創作上，以抗戰救國為主題，寫了各種形式的文藝作品。1946年應邀赴美國講學1年，期滿後旅居美國從事創作。中共政權建立後應召回國，曾任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等職。熱心參加各種政治、社會、文化和對外友好交流等活動，特別注意對青年文學工作者的培養和輔導。曾因創作優秀話劇《龍須溝》而被授予“人民藝術家”稱號。

老舍一生寫了約計800萬字的作品。主要著作有：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貓城記》、《離婚》、《牛天賜傳》、《文博士》、《駱駝祥子》、《火葬》、《四世同堂》，《鼓書藝人》、《正紅旗下》（未完），中篇小說《月牙兒》，《我這一輩子》，短篇小說集《趕集》、《櫻海集》，《蛤藻集》、《火車集》、《貧血集》，劇本《龍鬚溝》、《茶館》，另有《老舍劇作全集》，《老舍散文集》、《老舍詩選》、《老舍文藝評論集》和《老舍文集》等。老舍以長篇小說和劇作着稱於世。他的作品大都取材於市民生活，為中國現代文學開拓了重要的題材領域。他所描寫的自然風光、世態人情、習俗時尚，運用群眾口語，大都呈現出濃郁的“京味”。優秀長篇小說《駱駝祥子》、《四世同堂》便是描寫北京市民生活的代表作。他的短篇小說構思精巧，取材較為寬廣，其中的《柳家大院》、《上任》、《斷魂槍》等篇各具特色，耐人咀嚼。他的作品已被譯成20余種文字出版，以具有獨特的幽默風格和濃郁的民族色彩，以及從內容到形式的雅俗共賞而贏得了廣大讀者的喜愛。

1966年初夏，有人發現：“太平湖裡突然出現許多大紅、墨黑的金魚”，後來知道：當時人們為了拋棄和“四舊”沾邊的任何生活喜好，就在太平湖放生養的金魚。再後來，經常還能從湖裡撈起字畫、瓷器，甚至三槍牌自行車，再後來就會漂上來一些死人，從此，小孩連林子也不敢進了，怕裡面有吊死鬼。

1966年5月29日清華附中的幾十名學生成立“紅衛兵”組織，這是全國出現的第一個“紅衛兵”組織。7月從全國各地到北京參加串聯的學生越來越多，中央在北京設立‘外地革命師生接待站’。“8、18”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之後，“掃四舊”風起雲湧。8月23日“紅衛兵”以掃“四舊”名義，在北京國子監(孔廟)大院內大批量地焚燒戲裝、道具，揪鬥了一大批文藝界名人和幹部，其中就有老舍。可他是勇敢正直的人，永遠不肯低下那顆高貴的頭顱，並且滿腔悲憤地把手中的牌子向地上砸去，結果皮帶，拳頭，皮靴，口號，唾沫全朝他鋪天蓋地落下來。

據“八二三”事件親歷者張林琪和白瑜所寫的文章稱：“人群中一個四十多歲的婦女，尖着嗓子叫‘我揭發，老舍在解放前把《駱駝祥子》的版權賣給了美國……’”蕭軍後來曾寫文章稱：8月23日在國子監同被批鬥，老舍和自己有目光的交流，老舍眼中發出奇異的光，那光讓他不寒而慄。學者傅光明還採訪了在國子監參與揪斗老舍的當年女八中的近百位紅衛兵“只有一個人隱瞞姓名接受了採訪，不斷地哭，她當時還只是一個孩子，希望轉告自己對老舍家人的歉意。”

至於老舍為什麼選擇太平湖作為人生終點站，舒乙說這也是個謎，因為當時家裡在燈市口附近，距離太平湖很遠。8月25日清晨，舒乙去太平湖認領父親的屍體。他認為“父親應該是24日一整天在太平湖邊徘徊，他是一個作家，最後應該留下點文字性的東西，但是我沒有看到。”

老舍先生的最後一天，常見的文本敘事細節是：老舍拉着3歲小孫女的手，說：“和爺爺說再——見——！”這一幕與老舍作品《茶館》的結尾幾乎一模一樣。冰心後來跟舒乙說，“你發現沒有，你父親作品裡的好人大多姓李，姓李的人大多自殺，自殺的方式大多選擇投水。”最經常被提及的《四世同堂》中的祈天佑最後也難逃被羞辱而死。老舍寫道，“河水流得很快，好像已等他等得不耐煩，水發出一點點的聲音仿佛向他低聲地呼喚呢。很快的，他想起了一輩子的事情；很快的，他忘了一切。漂、漂、漂、他將漂到大海里去，自由、清涼、乾淨、快樂，而且洗淨了他胸前的紅字。”

再讓我們追述一段往事：1941年，抗日戰爭正如火如荼地進行中，文人們醞釀設一個‘詩人節’。為此，老舍先生寫了一篇題為“詩人”的小文，發表在當年5月31日的《新蜀報》上。文章中有這麼一段話，是談詩人特質的：

“他的眼要看真理，要看山川之美；他的心要世界進步，要人人幸福。他的居心與聖哲相同，恐怕就不屑於或來不及再管衣衫的破爛，或見人必須作揖問好了。所以他被稱為狂士、為瘋子。這狂士對那些小小的舉動可以無關宏旨而忽略，大事就一點也不放鬆，在別人正興高采烈，歌舞昇平的時節，他會極不得人心的來警告大家。大家笑得正歡，他會痛哭流涕。及至社會上真有了禍患，他會以身諫，他投水，他殉難！”這最後一句簡直是在預告他自己的未來——“及至社會上真有了禍患，他會以身諫，他投水，他殉難”！

他是比較早以身殉難者之一。

一個合理的問題：那麼早，他能看出問題嗎？當時絕大部分人對“文革”還是看不甚清楚的，相反，都心悅誠服地，虔誠地跟着毛澤東走，以為自己是錯的，以為自己寫的東西是毒草，自己需要徹底的改造。在作家群中大概只有茅盾先生，憑藉他豐富的黨內經歷，有不同的是非判斷，斷然採取了不參加、不合作的態度。他的老資格地位對他也有天然的保護作用。他的情況可以算是極個別的例外。那麼，老舍先生呢？他從一開始就保持了清醒的頭腦，對“文革”持斷然不同的看法。

“是誰給他們的權力？”這是舒乙回憶和父親最後那次談話中，老舍的問話。顯然，他早有答案在胸。是誰發動了“紅衛兵”。他是在問嗎？不，他在怒吼，在反抗！他還說：“歷史上，外國的文化大革命，從來都是破壞文化的，文物遭到了大損害。”、“又要死人了！”、“尤其是那些剛烈而清白的人。”舒乙斷言：“在受盡一天一夜的殘暴毆打奇恥大辱，並進行了驚心動魄的、剛烈的、直接反抗之後，投水自殺。沒有第二種選擇。反過來說，如果有第二種選擇，那絕不是他！”因為，他已經把一切事都看穿了。

根據老朋友馬松亭先生的回憶，8月初他們最後那次見面，老舍就有了決絕之心。可見投水只不過是他最後的一筆，圖畫的大框架早已勾勒好了。

它說明，人比動物偉大之處就在於人能計劃和安排自己的死。

它說明，士不可辱和寧折不彎並不能全部概括他的死。

因為他是一個極清醒的人，他看到了災難，不光是對他一個人的災難。

老舍先生成了太平湖中第一位殉難者。當天，曾有成百上千的人聞訊而來，消息迅速傳遍北京城。繼老舍先生之後，太平湖成了“文革”殉難者的盛地，連續幾日，每天幾十人往裡跳。

這一切，都是旁人無法替他安排的，是他的本意，有源、有根、有理。

他的好朋友巴金先生、冰心先生還有許多其它的人得知這一消息後，放聲痛哭過，國外的文學家更揮毫寫下了悼念他的文章和小說，瑞典人在不知原委的情況下甚至準備給他頒發諾貝爾文學獎，可是，這一切，他都不知道了，他走了，實現了他的預言——“當發生禍患時，身諫，投水，殉難”。

“他的頭上、脖子上、胸口上、手臂上有已經凝固的大塊血斑，還有大片、大片青紫色的淤血，他遍體鱗傷。”（見舒乙：《爸爸的最後兩天》）

這個悲壯而悽慘的結局，至今，還強烈地震撼着人們的心，深深地，重重地，久久地，讓一切善良的人們想起來便黯然淚下……並在酸楚中終於明白了他的死的全部分量。

 

【補白】AA如果人民害怕政府，就是暴政；相反，政府害怕人民就是自由。

——美國第三任總統、《獨立宣言》起草人托馬斯·傑斐遜

 

 

4、田漢：國歌歌詞的作者瘐死於監獄中

 

田漢（1898—1968年）出生於湖南省長沙縣，原名壽昌。多才多藝，著作等身。既擅長寫作話劇、戲曲，電影劇本、小說，又兼具詩人、歌詞作家、文藝批評家、社會活動家的才能。他既是文藝工作的領導者，更是中國現代戲劇的奠基人。

少年時代的田漢深受譚嗣同、陳天華、黃興等革命志士和南社詩人、舅父易象的影響，從小就具有反帝、愛國的宏大志向。1912年就讀於長沙師範學校。1916年得舅父易象之助，東渡日本，考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1919年，在東京加入李大釗等組織的少年中國學會，開始發表詩歌和評論。翌年，創作了劇本《咖啡店之一夜》。1921年，與郭沫若、成仿吾等組織創造社，倡導新文學。1922年回國，受聘於上海中華書局編輯所。1924年，田漢與妻子易漱諭創辦《南國半月刊》，發表獨幕悲劇《獲虎之夜》，上海各學校競相上演。從此，先後在長沙第一師範學校、上海大學、大復大學任教。1926年，在上海與唐槐秋等創辦南國電影劇社，打算編導拍攝《到民間去》，因故未成。1927年秋，任上海藝術大學文學科主任，不久被推舉為校長。同時還寫作了話劇《蘇州夜話》、《名優之死》等。年底，會同歐陽予倩、唐槐秋、周信芳，高百歲等舉行“魚龍會”演出，影響頗廣。1928年，與徐悲鴻、歐陽予倩組建南國藝術學院，田漢任院長兼文學科主任。同年秋，成立南國社，確定“團結與時代共痛癢之有為青年，作藝術上之革命運動”的宗旨。南國社青年走向社會，以狂飆精神推進新戲劇運動，曾多次到南京、杭州、廣州等地演出。同時，田漢主編了《南國月刊》，寫作了《古潭的聲音》、《顫慄》、《南歸》、《第五號病室》、《火之跳舞》、《孫中山之死》、《一致》等劇本和一系列關於戲劇運動的文章。

1920～1929年田漢的早期戲劇活動，對中國新興話劇的奠基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在戲劇文學方面，他的創作徹底擺脫了“文明戲”的影響，吸取了中國戲曲和歐美戲劇的精華，使中國話劇劇本作為一種獨立的文學形式走向新的高峰。《獲虎之夜》和《名優之死》就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作。他創建的南國社，是最早具有專業性質的話劇團體之一，它推動話劇由校園走向社會，對話劇的普及和戲劇運動的開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南國社的創作和演出，不僅產生了進步的社會影響，而且培養了一批藝術骨幹，對話劇事業的開拓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從1929年冬開始，田漢在從事文藝活動的同時，積極參加政治活動。1930年3月，他以發起人之一的身份參加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並被選為以魯迅為首的7人執行委員之一，接着參加了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6月，南國社繼藝術劇社之後被反動派查封。為了進一步加強左翼劇人的團結，左翼劇團聯盟改組為左翼戲劇家聯盟，田漢是發起、組織者之一。1932年參加中共，從此開始參與中共對文藝事業的領導，先後擔任過“劇聯”的黨團書記和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這期間，他創作了話劇《梅雨》、《亂鍾》、《暴風雨中的七個女性》、《回春之曲》等大量作品；同時又和夏衍、陽翰笙等打入電影陣地，為“藝華”、“聯華”等影片公司寫了《三個摩登的女性》、《青年進行曲》、《風雲兒女》等一批進步電影文學劇本，使電影文學從思想到藝術出現了新面貌。此外他還創作了由聶耳譜曲的《畢業歌》、《義勇軍進行曲》等著名歌曲。這個時期是田漢政治熱情和藝術才華全面展現的時期，同時對左翼文化活動的開展，也起了領導和推動作用。

1935年2月，中共江蘇省委和上海文委被破壞，田漢與陽翰笙、杜國庠等被捕入獄，後保釋出獄，被軟禁於南京。同年秋，華北事件發生，田漢與應雲衛、馬彥祥組織中國舞台協會。12月，邀集上海、北平、天津等地演員，在南京舉行了為期18天的公演，演出了田漢創作的《回春之曲》、《械鬥》(與馬彥祥合作)、《黎明之前》、《洪水》。期間曾拒絕國民黨政府參與其事並給予經濟補助。翌年，改編並演出了6幕話劇《復活》，創作了獨幕話劇《阿必西尼亞母親》、《女記者》和戲曲劇本《土橋之戰》。1937年春，據魯迅小說改編5幕話劇《阿Q正傳》，由中國旅行劇團首演。

“七七事變”後，創作了5幕話劇《盧溝橋》，並舉行勞軍演出。不久，中共代表團到達南京，審查了田漢被捕後的表現，恢復了他的組織關係。8月，田漢赴上海，參加文化界救亡工作。上海淪陷後，田漢南下長沙，又轉赴武漢從事戲劇界抗日統一戰線工作。12月武漢聯合公演《最後的勝利》，接着成立了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田漢是主要組織者之一，並起草成立宣言。1938年初，據抗敵劇協“決議”，田漢與馬彥祥、廖沫沙等編輯出版了《抗戰戲劇》半月刊。後去長沙，又籌辦了長沙《抗戰日報》，並着文明確提出：“現階段的劇運路線是戲劇游擊戰”，號召戲劇工作者為民族解放而鬥爭。1938年2月，田漢應周恩來之邀，到武漢參加國共合作的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任第六處處長，負責藝術宣傳工作，同洪深等組建了10個抗敵演劇隊、4個抗敵宣傳隊和一個孩子劇團。1938年11月，撤離武漢到長沙，團結湖南廣大戲曲藝人進行抗日救國的演出，並親自寫作《新雁門關》、《江漢漁歌》、《岳飛》等戲曲劇本。1940年應第三廳之召赴重慶，期間與歐陽予倩、杜宣、許之喬等創辦《戲劇春秋》，在桂林出版；田漢曾先後主持“戲劇的民族形式問題座談會”和“歷史劇問題座談會”，產生了很大影響。“皖南事變”後，田漢離開重慶到湖南南嶽，隨後到桂林從事抗戰戲劇活動，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領導組建了新中國劇社和京劇、湘劇等民間抗日演劇團體。同時寫作了話劇《秋聲賦》、《黃金時代》，與洪深、夏衍合編了《再會吧，香港》。1944年春，田漢與歐陽予倩等在桂林主持了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檢閱了國民黨統治區抗日進步戲劇隊伍和大批優秀劇作的演出，對加強戲劇隊伍的團結和堅持進步戲劇運動起了很大推動作用。

抗戰勝利後，田漢於1946年春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民主運動，寫作《麗人行》、《憶江南》、《梨園春秋》等戲劇和電影。

這個時期，田漢主要是以公開身份組織領導演劇活動。除了新文藝工作者組成的演劇團體之外，田漢更注意戲曲藝人的團結和民族傳統形式的運用和改造，廣泛動員戲劇界各種力量，投入抗日救亡和爭取民主、反對內戰的運動。

1949年後，田漢任文化部戲曲改進局局長、藝術事業管理局局長、中國戲曲學校首任校長。他緊密團結廣大戲劇工作者，為壯大戲劇隊伍、繁榮戲劇創作做了大量工作。他積極推動戲曲改革，促進了傳統戲曲藝術的發展。與此同時，還創作了話劇《關漢卿》、《文成公主》，改編戲曲《白蛇傳》、《謝瑤環》等作品。田漢畢生從事文藝事業，創作了話劇、歌劇60餘部，電影劇本20餘部，戲曲劇本24部，歌詞和新舊體詩歌近2000首。他寫的《義勇軍進行曲》，經聶耳譜曲傳唱全國，被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他不僅是中國革命戲劇運動的奠基人和戲曲改革事業的先驅者，同時也是中國早期革命音樂、電影事業的卓越組織者和創造者。

我們不厭其煩地羅列他的創作成果，是為了證明其過人的才華、旺盛的精力、以及對政治的耿耿忠心和對信仰的堅定不移。但是，對於像他這樣既有才華又具備知識分子良知和執着個性的人，很難為政治所接納、所包容。儘管他忠心耿耿，但‘上面’仍然視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果然，到了60年代初，田漢的地位就開始受到挑戰，他的仕途生涯也開始走下坡路：1962年文化部和全國劇協在廣州聯合召開戲劇創作座談會，周恩來在會上作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驅散了反右以來瀰漫在戲劇界的一些陰雲。與此同時，作為會議的主持人之一，田漢也公開贊同戲劇題材應該更廣闊的論點，號召在寫實的話劇與寫意的戲曲之間建立起一座金橋，相互學習，建立起一套具有民族氣派的話劇體系。他這種無視階級鬥爭觀念和革命色彩的‘調和’論調，在當時劍拔弩張、危機四伏的政治氣氛中，顯然不合時宜。尚未得勢的江青、張春橋等人不敢公開批評總理，但對田漢卻無需手下留情，他們把這次會議定為“黑會”，把田漢定為文藝黑線人物。緊接着在上海舉行的華東話劇觀摩演出，身為全國劇協主席的田漢被毫無理由的剝奪了坐在主席台上的資格，並禁止其發言。張春橋等人把持會議，大肆宣傳“大寫十三年”，以否定其它文藝成果。此時的田漢似乎還缺乏必要的政治敏感，竟然跑到江蘇去作報告，傳達周揚在劇協常務會議上的指示，以反駁“大寫十三年”的觀點。殊不知：這絕不是一場文藝戰線上的爭論，而是有着嚴重的政治背景。張春橋等人把他的講話定位為“兩個司令部的鬥爭”，污衊田漢是“叛徒”，最後迫使田漢在會議尚未結束時，便黯然離場，到蘇州散心去了。在蘇州期間，田漢曾寫下了這樣的詩句：“斷裂腰身剩薄皮，新枝依舊翠雲垂。司徒廟裡精忠柏，暴雨飆風總不移。”（《題蘇州司徒廟古柏》）由此可見，田漢在意識到政治上失勢後，想到的並不是如何進行反撲，而是抱定堅持真理，不惜犧牲的文人風骨。多麼天真！

政治賜給田漢的最後一次機會是在文化大革命爆發前的1965年。當時，江青正苦於沒有足夠分量的藝術家支持她搞現代革命樣板戲，於是便找到了田漢，聲稱只要田漢不再堅持以往的歷史劇觀點，就可以對其網開一面。面對誘惑，“暴雨飆風總不移”的田漢斷然拒絕。於是，陰謀和悲劇開始上演了……。

由於長年忘我的工作，田漢的身體早就跨了：嚴重的糖尿病和精神上的鬱郁不得志，使得暮年的田漢宛如暴風中的孤燭，奄奄一息。1966年文化大革命正式爆發，田漢被率先打倒，關入“牛棚”，忍受着暴風驟雨的摧殘。

人們也許會問：倔強的田漢為什麼沒有像老舍那樣自殺呢？其一：老舍堅持的是人性的尊嚴和道德的崇高，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而田漢堅守的除了人文的骨氣外，還有政治上的信仰；第二，田漢90多歲的老母尚在人世，他不忍因自己的輕生而毀滅掉老母盼兒歸來的一線希望。

他默默地忍受着，期待着。不久田漢走出了“牛棚”，但等着他的卻不是自由，而是被正式逮捕入獄。此時此刻的田漢依然天真地堅守着自己的政治信仰。他在自己人生中最後一首詩中寫道：“先烈熱血寫神州，我等後輩有何求？沿着主席道路走，堅貞何惜拋我頭。”如果和他早年所寫的《義勇軍進行曲》對比，早年作品中的豪邁激昂氣概已是蕩然無存了。悲夫！

被政治無情拋入命運谷底的田漢沒能見到日夜思念的老母，便於1968年12月10日含冤而去,連骨灰都沒有留下。AA一代戲劇大師，就這樣戲劇般地離開了人生舞台，而拋棄他的正是他深深熱愛着的那個時代。

與老舍先生之死比起來，世人對田漢先生之死，顯然存在着多種看法，其中不乏反思的意識。也許這是他對政治的幼稚，甘為政治旗手所付出的代價。政治對於文人來說是就像一片充滿誘惑的泥潭，生於亂世不問政治未免有些冷漠，但一旦邁入，稍有差池便難以自拔。聰明而狡猾的政治家會利用愛國意識把文人引入這個泥潭，然後再把這種愛國意識狹義化、功利化，任你如何掙扎，只能愈陷愈深。郭沫若如此、老舍、田漢、巴金、周揚……無不如此，哪一代的知識分子能夠例外？……唯一的區別是，老舍是捲入政治泥潭的文人，周揚是政治家兼文人，郭沫若是文人兼政治家，而田漢卻是個典型的不願意放棄文人風骨、因而不稱職的政治家。

 

【編者按：直到今天，每次重大會議都必奏國歌。在奏國歌的時候，人們還能不能想起這位國歌歌詞的作者？是否知道這位作者被國家政權迫害致死？】

 

獨裁者把國家說成是至高無上的，因為他們就代表着國家；這樣說實際就是要求人們把他們自己看成至高無上。……如果主權自己侵犯人權，這樣的主權要它何用？

把國家利益看成比人民利益更重要，造成這個顛倒的原因在於政治家的故意宣傳。

——著名學者茅于軾

               

 

5，樹趙理：“山藥蛋派”著名作家的慘死

 

趙樹理（1906～1970年），原名趙樹禮，出生在山西沁水縣尉遲村的貧苦農民家庭，現代著名小說家、人民藝術家。小說多以華北農村為背景，反映農村社會變遷和存在其間的矛盾鬥爭，塑造農村各式人物的形象。趙樹理在農村中長大，不僅了解農民，也熱愛和深通民間藝術。青年時代外出求學和流浪，曾就學於長治的山西第四師範學院，接觸到新文學，受到極大影響。1930年底，趙樹理一邊流浪一邊開始寫作。1937年投身抗日工作，編報紙副刊，同時寫出了許多反映農村社會生活、深受廣大群眾歡迎的小說，如《小二黑結婚》（1943）、《李有才板話》（1943）、《李家莊的變遷》（1946）、《福貴》等。1949年後，繼續深入農村生活，筆耕不輟，馳騁於中國文壇。短篇小說《鍛煉鍛煉》《登記》、長篇評書《靈泉洞》（上集），以及《實幹家潘永福》、長篇小說《三里灣》（1955）等。趙樹理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是我國真正熟悉農村、熱愛人民的少有的傑出作家之一，他的作品鄉土氣息濃厚，真實地再現了我國農村幾十年來的巨大變革，有一種新鮮活潑、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大眾化風格。因而形成一個俗稱“山藥蛋派”的文學流派，成為新中國文學史上最重要、最有影響的文學流派之一。

1937年加入中共，歷任中國文聯常務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中國曲藝協會主席，擔任《曲藝》《人民文學》編委、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代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三屆代表。

趙樹理雖然擁有這麼許多頭銜和光環，但他的性格和氣質卻與當時的風氣格格不入。這種矛盾很早就暴露出來。1955年11月，趙樹理和劇作家張萬一看了一場戲《柳毅傳書》。這是一出傳統戲，說的是洞庭龍宮中的龍女和書生柳毅的愛情故事。但是，在當時突出階級鬥爭思想的影響下，這齣戲被改編成地主壓迫農民，農民憤怒卻苦無對策。正好有個名叫‘柳毅’的勇士，公開揭露剝削關係，領導農民清算地主。龍女和柳毅的愛情也因此建立在受壓迫的階級感情基礎上。看完戲後，別人問他戲怎麼樣？他突然反問：“柳毅入黨了沒有？”又說：“如果還沒有，該討論他的入黨問題了。”張萬一等人明白了他的意思，不禁大笑。他卻非常幽默地進一步說：“柳毅同志歷史清白成分好，立場鮮明覺悟高。”最後他坦率地表明：《柳毅傳書》這個戲，故事完整，情節優美。如果一定要塞進階級鬥爭的內容，這叫強姦民間故事。在那個“一切為政治服務”的荒唐年代，這種‘強姦民意’的事情，發生得還少嗎？以趙樹理的性格，勢必與當時的形勢發生尖銳的矛盾。他的悲劇就在所難免了。

1966年7月1日，《紅旗》雜誌公開載文污衊周揚是“文藝黑線”的“祖師爺”、“總頭目”，預示着倍受周揚讚譽的趙樹理也在劫難逃。對趙樹理的批判始於1966年夏天，當時他在山西晉城縣掛職擔任縣委副書記。7月20日、7月21日，由晉東南地委書記等署名，接連貼出兩張大字報，對趙樹理進行全面“揭發”批判。8月8日，山西省委宣傳部召開座談會，說趙樹理是“周揚黑幫”樹立的“標兵”。從此，開始了對趙樹理的公開批判。8月9日，《山西日報》用了一個半版刊登了韶寶、宏光《從趙樹理的作品看他的反動實質》的批判文章。接着，趙樹理的家鄉晉城縣、長治市、晉東南地區就開始了對趙樹理的揪斗，然後全省的造反派組織拉着趙樹理，到全省各地城鎮鄉村去游斗。

1967年1月8日《光明日報》又發表了《趙樹理是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的“標兵”》對他的批判和鬥爭迅速升級。山西晉城師範學校的紅衛兵首先批鬥趙樹理，他們採用當時最時髦的“噴氣式”姿勢，把趙樹理押到會場，給他戴上高帽，掛上大牌子，上面寫着打紅叉的“黑幫分子趙樹理”。不料趙樹理上台之後，竟然摘下牌子和頭上的高帽子，使勁摜下台去，然後昂然挺直了腰。這一非同尋常的舉動自然激怒了造反派。“革命小將”分成三班，晝夜不停地跟趙樹理“拼刺刀”（比喻激烈的辯論）。不久，對趙樹理的批鬥再度升級，他被“揪回”太原。太原的造反派輪流批鬥趙樹理。一次批鬥會上，一個造反派居然把趙樹理從主席台上拉下來，朝他胸部拳打腳踢，趙樹理的肋骨被打斷，肺葉被折斷的肋骨刺穿。1969年，趙樹理再次被“揪回”晉城批鬥。在一次批鬥時，趙樹理被人從高高的桌子上猛然推下，髖骨被摔斷，直不起身子。從此，趙樹理殘廢了，生活上不能自理。

1970年6月，江青在一次會上又點名要批判趙樹理。6月25日，山西省革命委員會發出《關於批判反動作家趙樹理的通知》，要求各地組織大批判，並抽調人員組織寫作班子，編寫了趙樹理的“黑材料”，下發各地，供各單位批判用。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軍管組成立了“趙樹理專案組”，28日趙樹理被投入監獄。從7月開始，山西各報連篇累牘地發表工農兵群眾批判趙樹理的文章，到了年底，《山西日報》發表的批判趙樹理的文章已達70多篇。

這時他的病情越來越嚴重：被打斷的肋骨，摔斷的髕骨等等。但因為他是“反動作家”而得不到有效治療，發炎化膿，引起了肺部感染，最後發展成肺氣腫，連呼吸都十分困難。9月17日，山西省革委會又召開批鬥趙樹理的大會。會前有人說：“趙樹理病勢沉重已經不能動彈。”一個借‘文革’而得勢的掌權者說：“他動不了，爬也要爬到會場去”。已奄奄一息的趙樹理被架着來到太原湖濱會場接受批鬥。因他實在站不住，造反派在台上放一張桌子讓他雙手撐着。勉強維持了半小時，他終於支持不住了，一頭栽倒在地。9月20日，趙樹理開始不能進食。9月22日下午，牢房裡的趙樹理突然渾身顫抖，雙手亂抓，口吐白沫，嗓子裡“呼嚕”作響。經專案組批准，被送到醫院。9月23日凌晨2時45分，離他64歲生日僅差一天，趙樹理告別了他熱愛的人生，也脫離了無邊的苦海。

臨終之前，他預感到自己將不久於人世，於9月6日抄好了毛澤東的《卜算子·詠梅》交給女兒說：“如果將來有一天你能看到黨的領導，就替我把它交給黨，黨會明白的。”為了不給他人留下任何話柄，不給家人帶來任何不測，他只能用毛澤東的詩句“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來表示自己的心跡。

毛澤東的《詠梅》是仿陸游的《詠梅》而作，反其意而用之。陸游的《詠梅》末句是：

“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這，也許才是趙樹理髮自內心的聲音吧。

在‘文革’期間，整個文藝界先後被整死的作家、詩人、文學評論家不知凡幾。僅僅根據網上的資料，摘錄部分名單如下：

 

陳笑雨：1917年生，江蘇靖江縣人。著名文藝評論家。1949年後歷任《文藝報》副主編、《新觀察》主編、《人民日報》編委兼文藝部主任。文革初期即遭批鬥，因不甘屈辱，於1966年8月24日投永定河自盡。（據《炎黃春秋》2004年第10期第31~34頁資料，‘文革’期間僅《人民日報》社就有7人先後自殺）。

葉以群：1911年生，安徽歙縣人。著名文藝理論家。1932年加入中共，同年加入“左聯”並任組織部長。1949年後曾任上海電影製片廠副廠長、上海文聯副主席、上海作協副主席等職。1966年跳樓自殺。

金仲華：1907年生，浙江桐鄉人。新聞出版家、國際問題專家。曾任《文匯報》社社長、上海市副市長、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副主席、上海社科院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文革’中遭受迫害，於1968.4.3逝世。

彭慧（女）1907年生,湖南長沙人。是上個世紀30年代中國著名的女作家，中國作協會員。1957年被打成“右派”，開除黨籍。‘文革’開始後即遭受殘酷迫害。1968年7月11日晚上被批鬥後倒在北師大的操場上，沒有得到及時治療，被送回到一間無人照顧的小屋。次日中午死亡，終年61歲。

楊朔：1913年生，山東蓬萊人。著名作家。1949年後曾任中國作協外國文學委員會主任、保衛世界和平大會黨組常委。‘文革’開始後，楊朔被中國作協的造反派列為重點批鬥對象，1968年8月3日吞服安眠藥自殺，屍骨無存。

聞捷：1923年生，江蘇丹徒人。著名作家、詩人。1949年後曾任新華社新疆分社副社長、中國作協蘭州分會副主席。‘文革’一開始即遭批鬥，1971年1月13日聞捷於當晚寫好遺書後開煤氣自殺。十餘年後，作家戴厚英據此寫成長篇小說《詩人之死》。

侯金鏡：1920年出生，文學評論家。‘文革’初期即上書中央，希望以史為鑑，不要把彭德懷當成敵我矛盾。再一個罪名就是指着林彪的畫像罵曰：政治小丑。被揭發後，打成現行反革命。1971年夏天在苦役中猝死於幹校。

劉克林：1924年出生，當年是燕京大學新聞系的高材生，畢業後即入《大公報》擔任編輯。李慎之以16字贊曰：“才思敏捷，倚馬成文，采寫編論，無所不能。”後來調入中共中央宣傳部。他是當年中共和蘇共論戰的‘九評’文章執筆人之一。《九評》被定位為“文革”之理論基礎，而他本人卻被‘文革’的大潮所吞沒。1966年8月6日，憤然從辦公室4樓上飛躍而下身亡。

戚學毅：《北京日報》社記者，因拒絕揭發劉賓雁而從5樓飛躍而下，以死抗爭。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一個小記者卻不惜以生命為代價來捍衛自己的尊嚴，堅持自己的‘志’。不懼於淫威，不屈於權勢。戚學毅做出了驚天地、泣鬼神、極其壯烈的偉大行動，值得記錄，以警當代，以策後人。

 

【補白】

如果要用一個詞來描繪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我想不出比“心碎”更恰當的了。心碎是因為：獻身以求的理想破滅；內心感受被逼迫承認並不存在的錯誤，侮辱自己的人格，用自己的手把心靈徹底打碎，在精神上再也站不起來。

——引自學者趙復三着文《懷念李慎之》

 

第5單元　文科名師

1、潘光旦：著名社會學家慘死於文革

 

潘光旦（1899—1967年）字仲昂，社會學家，優生學家，民族學家。出生於江蘇省寶山縣羅店鎮。1913年至1922年在北京清華學校讀書，1922年至1926年留學美國。回國後於1927年參與籌設新月書店。著作有《優生學》、《人文生物學論叢》、《中國之家庭問題》等，另有譯着《性心理學》等。

（《性心理學》原著作者英國性心理學大師靄理士（Henry Havelock Ellis 1859-1939），是與弗洛伊德齊名的性心理學泰斗。）

回國後在上海、長沙、昆明和北京等地多所大學任教授。曾先後兼任清華大學及西南聯大教務長、社會系主任以及清華大學圖書館館館長等職。他畢生致力於愛國民主事業，倡導民主自由思想，於1941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歷任民盟第一、二屆中央常委，第三屆中央委員。潘光旦先生一生學問廣博，在性心理學、社會思想史、家庭制度、優生學、人才學、家譜學、民族歷史、教育思想等諸多領域都有很深的造詣。

在中共政權下，先後擔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政務院文化委員會名詞統一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第二、三、四屆委員。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時，由於中共當局的無知和粗暴，竟然荒謬地撤消社會系學科。潘光旦遂調入中央民族學院，改行從事少數民族歷史的研究。

研究中國現代教育，必須首先着重研究潘光旦。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他是最早發現專業化教育之弊端，並提出通才教育思想的著名教育家。他在教育上的最具特色的貢獻是提出了“位育”之道——這可能是中國學界自嚴復後將傳統文化精神與西方先進科技知識相結合最早的成功範例。潘光旦一生都在極力倡導的‘通才教育’思想是他留給後人的一份寶貴的精神遺產。特別是當我們走過了近50年專業化教育的彎路，目睹這一彎路造成國民人文素質嚴重滑坡的時候，重溫這位集科學家的睿智和文學家的文采於一身的教育家的思想，對正在呼喚通才教育和人文關懷的當代中國教育界無疑是非常有意義的。潘光旦明確提出：教育的目的必須是以人為本，以人的發展和完善為最終目的。教育就是為了促進個性發展，讓受教育者完善“自我”，把自我推進到一個“至善”的境界，成為“完人”。專業教育必須在完成人的教育之後，在成為完整的“人”的意義上，才談得到進一步專業化，否則只能是‘優良的工具’而已。當我們深入了解潘先生的全面教育思想以後，很自然地就會提出這樣的質疑：為什麼近代中國教育會背離對人的全面培養這一根本原則？為什麼會出現教育的專業化、技術化、工具化等等不良傾向？

根據潘教授的長期觀察和思考，在專制主義政體的國家裡，教育的專業化、技術化是很普遍的現象。為什麼？就是因為專制主義政體要求‘一切都必須服從於、服務於政治’、‘政治統帥一切，當然包括教育在內’。這就是禍根，就是所有扭曲現象的源頭。50年代，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就非常坦率地公開說：清華大學培養目標首先是要聽話，其次還要有用。‘聽話’和‘有用’四個字十分準確地概括了中共政權對教育事業的最終目的。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潘先生的教育思想顯得格格不入，因此被視為‘異端’也就不足為怪了。

潘先生還十分準確地使用3個S來概括中共政權下知識分子的命運：Surrender、Submit、Survive。頭兩個S是：“屈服”和“投降”。第三個S則是活命。這三個S既是事實的概括，又具有震撼人心的意義：只有“屈服”和“投降”，才可能“活命”；要想活命，就必須投降和屈服。事實正是如此。當一個政權掌握了所有的資源，包括經濟和職業的資源，甚至糧食，再由這個政權來判斷什麼是對、什麼是錯，知識分子和所有普通人就只有“屈服”和“投降”，沒有別的活路。

托洛茨基曾經批評斯大林把“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個古老的法則變成了“不服從者不得食”（哈耶克在《走向奴役之路》裡曾引用托洛茨基的這段話。）在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的中國所有大學裡也是如此。更具體地說，就是“不檢討者不得食”、“不交代者不得食”、“不服從分配者不得食”。在對每個人的控制手段上，從50年代開始，逐步收緊，逐步嚴密、細化。最後甚至深入到每個家庭、每個月只能消費幾兩油、幾斤米，都得聽命於‘上級’和領導。

早在封建時代裡，還允許某個人遁跡山林，不食周粟、耕讀為生。可是在中共統治下，這種可能也沒有了。如果不聽話、不檢討，就只有餓死一條路。中共對整個社會的控制已經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了。這也許就是許多知識分子過去敢於‘橫眉冷對’國民黨、蔣介石，在中共政權下卻一個個乖乖地低眉俯首、夾緊尾巴的主要原因吧？由此我們不能不佩服毛澤東的本領高，實在是高！他實現了歷朝歷代皇帝所夢寐以求而未能做到的夢想：控制一切，包括思想、語言在內。每個臣民如何思考、如何說話都必須按照他的要求和模式；否則就不給飯吃，讓你餓死。

潘光旦在1957年反右派鬥爭中被錯劃為右派分子。他和吳澤霖、黃現璠、吳文藻、費孝通等被稱為人類學、民族學界的‘五大右派’。他的“罪名”之一就是所謂“破壞民族關係”。

1966年8月，大規模的校園暴力開始，學生紅衛兵控制了各個學校。到處都建立了“牛鬼蛇神隊”，又稱“勞改隊”或者“專政隊”。潘光旦是“摘帽右派份子”，又是“反動學術權威”，是鐵定進入“勞改隊”的人物。潘光旦又是個殘疾人，他的一條腿早年因傷而截肢，平時走路要撐雙拐。當時潘光旦已是67歲的老人。1966年夏天，校園“勞改隊”的“牛鬼蛇神”們常常被命令在校園裡拔草。拔草雖然不是重活，但在夏天赤日炎炎下暴曬，就是一種很嚴厲的懲罰。更重要的是：讓這些“牛鬼蛇神”天天、時時刻刻地‘示眾’，以便來來往往的革命群眾可以恣意侮辱他們。“勞改隊”由學生紅衛兵負責看管。拔草需要蹲下，潘光旦只有一條腿蹲不下，他要求用一個小板凳，看管他們的紅衛兵竟然不准許。於是他只能坐在地上或者趴在地上幹活。過往路人，目睹此景，不勝唏噓！潘光旦的家被抄了，所有的房間都被封了，只准他睡在廚房外面的地上。他腿有殘疾，仍然得每天去“勞改隊”中“勞改”，得不到任何寬待。坐在地上勞動受寒、受潮濕，以致膀胱發炎。病重之後，又得不到應有的醫療。

1967年6月，在中央民族學院的“勞改隊”中“勞改”10個月後，潘光旦去世。6月10日的晚上，老保姆看到潘光旦情況不好，急忙請隔壁的費孝通過來。潘光旦向費孝通索要止痛片，費孝通沒有，他又要安眠藥，費孝通也沒有。後來，費孝通將潘光旦擁入懷中，潘光旦逐漸停止呼吸。費孝通哀嘆“日夕旁伺，無力救援；淒風慘雨，徒呼奈何”，直至潘光旦停止呼吸。

臨終時，潘光旦向老朋友吐露心言：用投降、屈服、活命和滅亡來概括他的後半生，才有了‘四個Ｓ’的說法。從1951年開始，他使用前三個S的對策：他不斷地屈服與投降，為的是活命，但最後還是逃脫不了徹底的毀滅的命運，也就是最後一個S（Succumb）。

潘光旦有三個女兒：一個在美國，中美兩國隔絕多年，父女無法見面。另一個女兒嫁給北京大學的程賢策，這個女婿在遭受三個月的“批鬥”後，於1966年9月2日自殺身亡。另一個女兒和丈夫都因所謂“現行反革命”問題而被長期關押（夫婦倆的所謂“現行反革命活動”，僅僅是夫婦間的悄悄話）。這個女婿就是北京大學生物系講師胡壽文。據胡壽文晚年的回憶：1966年6月18日，北大校園裡開始了大規模暴力“鬥爭”，斗“黑幫”。他被學生用一根繩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着就走。因此，幾乎窒息昏死過去。幸虧急中生智，用雙手使勁拉住繩子套，才沒有被勒死。後來，他又遭到學生們用銅頭皮帶毒打，襯衫的布絲被打進肉里，脫不下來。被打耳光乃是家常便飯。他也不斷地被拉到“鬥爭會”上被“批鬥”。“鬥爭會”常常延續幾個小時。在“鬥爭會”上，斗人的人，都坐着；對被斗的人，最客氣的做法，也要長時間低頭站立，聽取“批判”，常常還有“坐噴氣式”，即90度彎腰雙臂後舉形狀如噴氣式飛機；如果堅持不住而倒下，則遭毒打。

和潘先生同樣著名、也是社會學家的吳景超（1901—1968年），也是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罪名是“章羅聯盟”的謀士。經歷了‘文革’初期的折磨後，於1968年死於肝癌。

像吳景超、費孝通、儲安平、羅隆基、潘光旦、曾昭掄、吳晗、錢端升等等，他們都是比較有代表性的自由主義學者，對於新時代的到來充滿幻想，可是在一夜之間就放棄了自己整個人生的信念，最終產生了莫大的悲劇。這顯然不僅僅是某個人或幾個人的悲劇，而是整個社會、整個民族的大悲劇。而製造這個大悲劇的罪魁禍首今天仍然在被人們頂禮膜拜，其高大的頭像仍然高高地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之上，這實在是對全中國人民莫大的侮辱和諷刺。他幾乎毀滅了整個國家，當然也差一點毀滅了整個黨。但令人莫解的是這個黨依然奉為至尊，是耶，非耶？智乎，愚乎？

 

【補白】

伽利略被燒死了，但地球還是在繞着太陽轉。

——1910年出生的水利專家黃萬里

 

關於選舉：有備選叫人家選，這是尊重；沒有備選叫人家選，這叫侮辱。

——著名學者陳四益《讀書》2011年1期

 

 

2、陳夢家：新月派詩人考古學家不堪凌辱憤而自縊

 

陳夢家（1911～1966年）筆名陳慢哉，出生於南京，祖籍浙江省上虞縣。他最初愛好文學，是新月派的重要詩人。後來改行成為古文字學家，最後又改而從事考古學研究。

陳夢家早年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法律系。1932年在燕京大學宗教學院學習，1934年改攻古文字學，後留校任教，主講古文字學、《尚書》通論等課程。1937年在西南聯大、美國芝加哥大學、清華大學任教。1944年赴美國芝加哥大學講授古文字學。1947年在遊歷了英國、法國、丹麥、荷蘭、瑞典等國後，於同年秋季到清華大學任教。

早年師從徐志摩、聞一多，是新月派的重要成員。受聞一多、徐志摩詩歌理論的影響，1930年1月，年僅19歲的陳夢家在《國立中央大學半月刊》第1卷第7期上發表詩論《詩的裝飾和靈魂》，公開宣告自己關於詩歌創作方面整套的藝術主張：

首先，詩就其本質來說“是美的文學”，“詩應當是可以觀賞的、歌詠的、思味的文學”，因此，“詩必須具有其獨具之形象與靈魂。”

其次，詩的成分“簡要的可從其性質分為兩種：一是外在的形式，就是韻律”“一是內在的精神，就是詩感”。在詩的形式上，他主張“用美術和音樂的調配，便因美觀的格式與和諧的音韻所生出的美感，襯托詩的靈魂”。同時他又指出：“詩的靈魂－－就是詩的精神--應當較之外形的修飾更為切要。”詩在內容上“不僅是一些平凡的描摹與感慨，更要有哲學意味。”

第三，在風格上，突出地強調“詩，要其有自然的格式，自然的音韻，自然的感情”，要把“哲學意味溶化在詩里”。

1931年，剛滿20歲的時候，陳夢家的第一部詩集《夢家詩集》由新月書店出版，很快就銷售一空。一時好評如潮，陳夢家從此詩名大噪。1931年7月，《夢家詩集》增選後再版發行。

1931年9月，徐志摩將《詩刊》交予陳夢家主編。11月19日，這位中國的“詩哲”在濟南附近的党家莊墜機身亡。導師臨終遺言與悲劇性的命運引起陳夢家內心的震動和深沉的思索。

1932年1月，陳夢家編完了老師徐志摩的遺稿《雲遊》集。正當陳夢家規劃自己未來生活道路時，“1·28”戰爭爆發了！19路軍在上海抵抗日寇的隆隆炮聲震醒了深埋在詩人心底的熾熱的愛國主義激情。戰爭的第二天，他即與同學劉啟來到122旅旅部，參加抗日宣傳工作。後來甚至親臨火線，搶救傷員。他看到勇敢的中國士兵們在槍林彈雨中無畏地衝殺，掛彩的傷員染成了血人，有的戰士犧牲時仍保持着托槍瞄準的姿勢。田野上到處是抗日誌士的新墳。在戰士墓前，陳夢家寫下了動人肺腑的悲壯詩篇－－《在薀藻浜的戰場上》。1934年1月，陳夢家的詩集《鐵馬集》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同月，陳夢家赴北平為燕京大學研究院研究生，專攻古文字學。這時他的主要精力已移向學術研究，但課餘常在津、滬《大公報》的文藝副刊及《文藝月刊》、《新詩》月刊等報刊上發表詩作。他後期的詩作，詩風老成，技巧純熟，但已失卻了前一階段的激情，表現一種閒適自如的意趣。

陳夢家在20世紀30年代的詩名很大，曾與聞一多、徐志摩、朱湘一起被目為新月詩派的四大詩人。

1936年9月，陳夢家獲碩士學位，留燕京大學中文系任助教，從此全力專注於中國古文字學、古史學的研究。在聞一多先生的影響和指導下，不少後期新月詩人如孫毓棠、俞大綱、孫洵侯都由詩人成為學者，走上同一條路。

1937年7月，抗戰爆發。陳夢家由聞一多先生推薦，到長沙清華大學教授國文。是年秋，赴昆明西南聯大任教。

1944年秋，經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和清華大學金岳霖教授介紹，到美國芝加哥大學講授中國古文字學。1947年夏，遊歷英、法、瑞典、丹麥、荷蘭等國。他在國外以極大的愛國熱情與驚人的毅力，備嘗艱辛，致力於收集流散於歐美的我國銅器資料。1947年秋，他拒絕別人勸他留住美國的要求，毅然啟程回國，繼續在清華大學任教。

中共掌權後，於1952年搞了所謂‘院系調整’大大壓縮文科學科，‘古文字學’被迫取消。陳夢家這一次是被迫改行，轉到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擔任研究員，併兼任考古所學術委員會委員、《考古學報》編委、《考古通訊》副主編。

50年代初，中共開始所謂“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要求全國知識份子，特別是高級知識份子，“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的影響。學校一律停課搞“運動”。教授們必須在群眾大會上逐個“自我檢討”，有的人還得多次檢討，才能“過關”。除了檢討自己，還“揭發批判”別人。“思想改造運動”之後，又開始了“忠誠老實運動”，每個人都必須詳細“交代”自己歷史上做過的事情。被認為“態度惡劣”的人，則被“隔離反省”。

1957年，在考古研究所的陳夢家被劃成“右派份子”。和黃現璠、向達、雷海宗、王重民四位並稱為史學界著名的‘五大右派’。其罪名之一是“反對文字改革”，其實他只是說過“文字改革應該慎重”。雖然考古和政治鬥爭相距甚遠，考古界還是對他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他的妻子趙蘿蕤受到過度刺激，導致精神分裂。當年有上百萬知識份子被劃成“右派分子”，其中有一大批曾經留學歐美的各種專家、學者。

劃成“右派分子”後，對陳夢家的懲罰是“降級使用”。比起那些被送到“北大荒”的人們來說，他受到的處罰不算最重。他仍然在考古研究所，曾經一度“下放”到河南農村勞動，做踩水車等項勞動。

‘文革’開始，1966年8月，陳夢家在考古所被“批鬥”。他的家被抄，他們夫婦的住房被別人占用。

1966年8月24日，北京紅衛兵暴力行動進入了最野蠻、最瘋狂的階段。紅衛兵到處抄家、打人、燒毀文物、沒收財產。考古研究所位於北京市中心，離王府井大街很近，穿過馬路就是中國美術館。那一天，在考古研究所旁邊的東廠胡同，至少有6位居民被紅衛兵活活打死。拷打從下午一直延續到深夜，除了用棍棒皮鞭打，還用沸水澆燙被綁在葡萄架上挨打的兩位老年婦女。“像殺豬一樣”，鄰居如是說。被折磨者的悽厲慘叫在夜空中迴蕩。鄰居們聽得毛骨悚然，不寒而慄。天明時分，火葬場的大卡車開來，成批地運走大量屍體。

這一天的傍晚，陳夢家在被“鬥爭”後，離開考古所，來到住在附近的一位朋友家中。他告訴朋友說：“我不能再讓別人把我當猴耍了”。這時，考古所的造反派跟蹤而來，在他的朋友家中，強按他跪在地上，大聲叱罵他。然後，這些人把他從朋友家又押回考古研究所。當天晚上，不准陳夢家回家。被關在考古所里的陳夢家，一定聽到了被打者死前的慘叫聲。那時候，他所面臨的已不只是詩歌和學術的毀滅，也不僅是體面和尊嚴的喪失，而是面臨生命的殞滅，甚至死得不如一頭豬。在農村，豬養大了，要聘請會殺豬的人來，一刀殺死。殺死以後才用沸水澆燙以利除毛。但是在1966年紅衛兵的八月的大殺戮中，被害人不是被子彈或者大刀一下子殺死的，而是被紅衛兵用銅頭皮帶和棍棒以及各種殘忍手段進行虐殺，虐殺的過程長達數小時，甚至延長數日。顯然，這種殺害方式也更為殘酷、更令人感到痛苦。鄰居們用“殺豬一樣”來形容東廠胡同1966年8月24日晚上的大規模虐殺，只是因為找不到更好文字來表述和形容。

夜已深了，陳夢家仍然在奮筆直書。他在寫什麼？寫遺書！然後服用大量安眠藥。這一次由於安眠藥量不足以致未死。但10天以後，陳夢家該為自縊的方式來結束自己的生命。

他死於1966年9月3日，年僅55歲。

在陳夢家的兩次自殺之間，北京有數千人被紅衛兵打死；有數萬人被沒收財產並被驅逐出北京；大批人在各個工作單位建立的“勞改隊”中受盡侮辱和折磨；大批人在受到殘酷“鬥爭”和侮辱後憤然自殺。火葬場的焚屍爐日夜不熄地運轉，而陳屍依然堆積如山。所有被打死和自殺者，當局一律不准留骨灰。無數的冤魂連個姓名都沒有留下，就頓時化作一縷青煙，從人間消失了。什麼叫‘人命如蟻’？請看‘文革’中這一幕。

在陳夢家死後兩天，1966年9月5日，當時領導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組”發出了一期《簡報》，標題是《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紅衛兵半個月來戰果纍纍》。根據這份《簡報》的統計：到8月底，北京全市共打死上千人。這份《簡報》的原本至今仍然被作為“國家機密”保存在最高當局的秘密檔案庫里，普通人和學者都無法知道其中的具體內容。但是僅僅這個標題和死亡數字，就告訴我們，‘文革’中所謂“累累”“戰果”，實際就是無數無辜老百姓生命的被毀滅。‘文革’的殘忍和恐怖，超過了《1984年》作者的預見。

 

【編者按：】《1984年》是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於1948年創作、次年出版並風靡全球的一部政治小說，也是具有強烈預言性的幻想小說。令人嘆服的是：從來沒有到過社會主義國家的奧威爾，竟然早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就能夠預見到所謂‘社會主義國家’極權統治的荒誕和殘忍。在小說中，天空永遠是灰濛濛的，街道上永遠貼滿了作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老大哥’的巨幅畫像。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不叫總統，也不叫國王，而叫‘老大哥’，聽起來就像是所謂的‘公僕’、‘人民的兒子’那樣親切，但人們所承受的卻是最高領導人最無恥、最無人性的極權統治。全社會的根本信念只有一條：

‘老大哥’是全能的，‘黨’是一貫正確的。

在這個國家裡，最嚴重的罪行是‘思想罪’。穿着便衣的思想警察混跡於人群之中。沒有人敢保證自己明天不會被逮捕。

每天的工作間隙有兩分鐘‘仇恨’時間。所有人必須放下工作來觀看：又一個從黨的高層揪出來的叛徒、變節分子被醜化的嘴臉。人群中爆發出憤怒的叫喊，有人聲嘶力竭地叫罵着“豬玀！”……

黨是不應該講‘人性’的，因為‘人性’會脫離黨的控制，因此必須儘可能加以摧毀。應該把它轉化為對戰爭狂熱和對領袖頂禮膜拜。

誰控制過去就能控制未來，誰能控制現在就能控制過去。篡改歷史是一項經常性的工作，有專門的機構和人員負責。如果‘老大哥’說過某句話、黨所做的某個預測與後來的事實不符，相關的報紙便會悄悄收回來銷毀，經過修改的內容會被重新翻印。報紙的日期沒變，但觀點變了。要證明‘老大哥’和‘黨’曾經犯過錯誤是不可能的，因為你找不到任何證據。過去的印刷品全部被更新了，沒有留下如何痕跡。

這個政權下面設有‘真理部’，任務是負責修改歷史；還有‘和平部’任務是發動戰爭；‘友愛部’則專門對老百姓嚴刑拷打。人們在閱讀之餘，不能不驚訝於：作者如何能夠在40年代末期就栩栩如生地、精確地預測了、並且生動地描繪了極權制度下的景象及其未來的必然走向？

當中國的讀者讀完這部小說後，難道不會感到“似曾相識”嗎？在我們日常生活中，難道不是時時都感覺到那個所謂‘真理部’無處不在的陰影嗎？

 

 

3、劉盼遂：被抄家毒打致死

 

劉盼遂（1896~1966年）河南省信陽市人，著名古典文學研究專家、古典文獻學家、語言學家。早年就讀於山西大學。曾任山東第二女子師範、曲阜第二師範教師。1925年，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第一屆招生考試中，以一甲名次考入，師從王國維、梁啓超、陳寅恪等先輩。1928年畢業後，先後執教於河南中州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清華大學、河南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上個世紀20年代末，劉盼遂曾與王重民、孫楷第、張西堂、謝國楨、王靜如、羅根澤、孫海波、肖鳴籟、齊念衡、莊尚嚴、傅振倫等知名人士發起組織“學文”學社。1946年起，開始擔任北京師範大學（當時稱北平師範學院）教授。

劉盼遂的一生從事對古代文獻典籍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在經學、小學、史學、文學、鐘鼎、甲骨、校勘、目錄等方面造詣精深。尤精於小學，即音韻、文字、訓詁等學問，曾出版《文字音韻學論叢》、《段王學五種》等著作，對古音分部和段王學的整理與研究，遠邁前賢，達到新的境界。他還善於將小學的學問運用於箋釋、校勘、辨偽、輯佚、考古等方面，着有《論衡集解》。此書被葉聖陶先生贊為“建國後古籍整理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成果”。而《顏氏家訓集解》、《世說新語集解》、《天問校箋》等著作，以及《穆天子傳古文考》、《嫦娥考》等論文，在學術界也產生了廣泛影響，成為人們研讀、徵引的重要依據。劉教授學識淵博，博聞強記。他的同事或學生，要查典故時常常不必翻書而直接問他，都能給予滿意的回答。所以大家給了他一個外號叫“活字典”。

他的代表作是關於李唐為蕃姓的考證。在30年代李唐族源的爭論上，劉盼遂先生曾發表《唐代白氏為蕃姓之史料二事》和《李唐為蕃姓考》、《李唐為蕃姓續考》、《李唐為蕃姓三考》等，力主“李唐為蕃姓”之說。這些文章根據新舊《唐書》、《資治通鑑》、《酉陽雜俎》、《太平廣記》等眾多文獻中有關史料證明“李唐為蕃姓”之立論。其立論之依據前後共達17條之多，讀者不得不為其紮實的史料功底而稱嘆。

他還與郭預衡共同主編《中國歷代散文選》。曾任河南通志館編纂，參與編寫《長葛縣誌》、《太康縣誌》、《汲縣誌》。在清代學術史研究方面，着有《高郵王氏父子著述考》、《王石臞先生年譜附伯伸先生年譜》、《段玉裁先生年譜》、《經韻樓集補編》。他還着有《〈論衡〉注刪要》、《王充〈論衡〉篇數殘佚考》、《論衡校箋》、《後漢書校箋》，《唐寫本世說新書跋尾》、《“世說新語校箋”敘》、《“世說新語校箋”凡例》，《說文師說》、《中國文法複詞中偏義例續舉》、《反切不始於孫叔然辯》、《黃氏古音二十八部商兌》，《甲骨文殷商廟制征》、《由周迄清父子之倫未全確定論》、《赤子解》、《中華人種西來新證》、《齊州即中國解》、《義山錦瑟詩定詁》、《“永樂大典”漫談》等論文。

劉盼遂先生做學問可以用“朴”字概括，樸實無華，而又博大深邃，可謂繼承了乃師王國維的風格。而他做人也可以一個“朴”字概括，他一生淡泊名利，很少社交活動，也從不在背後隨便品評他人。他在清華的老同學謝國禎曾善意地勸他多參加些活動，而劉先生則講了句很有趣味的話：“謝多情，劉寡慾！”頗有《世說新語》的味道。但劉盼遂也不是不懂情趣的人，春秋假日，他常帶學生野外郊遊。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好好先生，卻在1966年8月下旬被紅衛兵揪斗致死。對於劉盼遂先生的死，謝國楨先生寫有一篇《記清華四同學》，談到劉盼遂之死時，他說：“66年秋……余於8月21日晨，訪君（按：指劉盼遂）於其保安寺寓廬，時夜雨初過，君院中所植盆荷正開，荷葉迎風，花紅映日……而余家中……蕙蘭，含苞待放，清香撲鼻，乃邀君至余家看蘭花，酌以清酒，君飽餐而歸。當時余有句雲：‘朝看芙蕖映朝霞，暮看蘭蕙茁新葩；握手言歡從此去，建國門外即天涯。’孰知竟成讖語。8月23日余受衝擊，君遂以自沉，卒年七十有一。是月之晦……過君保安寺之舊居，則見夕陽在牆，板扉洞開，出入無人。猶聞笛聲，《廣陵散》自此遂絕，無異讀潘岳之《懷舊賦》也。”可謂字字含情，句句催淚，悲憤之情溢於言表，讀之令人心酸。

斯人已逝，但無可否認，劉盼遂作為近現代少有的古典文獻學家，他的治學方法和學術精神將是一份十分珍貴的文化遺產。另外，劉先生還是一位藏書家，其豐富的藏書也是一份珍貴遺產。劉先生在‘文革’被打死的時候，家中的豐富藏書被洗劫一空。康生聽說劉的死訊，立即派戚本禹到劉先生家裡去抄家，實際上是去挑書。劉先生所藏的幾十部宋版、元版和明版圖書全部被挑走。‘文革’後，這些書有一部分還了回來，放置在師大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其中一部宋版的《十三經註疏》被國家圖書館拿走，只給了劉先生兒子5000元。2002年6月，劉先生那一批二千八百餘冊的藏書，由北師大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轉贈給北師大圖書館。

人們可以稍感欣慰的是，北京師範大學聶石樵教授花了20餘年，悉心整理出版《劉盼遂文集》。該文集搜羅到的文章涵蓋了劉盼遂先生一生最重要的文字，展示了他遍征古代文獻，出入於語言文字與文學、歷史諸多領域的研究成果。正如聶石樵教授在前言中的精闢概括：《文集》體現出劉盼遂在小學、經學、史學、文學、校勘、目錄方面的專心研究成果。他繼承了干嘉學派的治學方法，而又將其發揚光大，不僅以小學通經，更以小學通史、通一切古籍，從正經、正史到戲曲、小說，乃至敦煌曲詞與民俗方言，均在其研究範圍之內，反映了民國學人在學術認識上的現代性，也昭示了古典文獻學在新的時代的發展道路。

關於他的死，經他的學生仔細查詢結果是這樣的：劉盼遂先生的家在北京西城區西單商場斜對面的一個胡同里。他從教多年，傾其所有，買下一個小四合院。院門上有小匾，匾曰：“安之居”。這三個字和居住在這裡的人被殘酷打死的慘狀形成了極其強烈的反差，幾乎成為一種無言的諷刺。

8月下旬某日，北師大的紅衛兵“勒令”所有的“民主黨派”成員到學校集中。劉盼遂是“民盟”成員。當時教員們家裡都沒有電話。他的一個“民盟”同事為此打電話到他家附近的公用傳呼電話，那邊的回答是劉盼遂已經被抄家，胡同里別的“牛鬼蛇神”也被關在他家，因此不能傳達這個電話。這個同事不敢再多問，更不敢前往他家。

劉盼遂夫婦育有一兒一女。兒子結婚後和他們一起住。女兒結婚在外，當時因懷孕而來娘家住。劉家的院子不大，正房是他們夫婦住，廂房住着兒子媳婦，還有兩間破房子是書庫。劉盼遂有很多書，放在高至屋頂的書架上。

來劉盼遂家抄家的是附近的中學及小學的紅衛兵學生。劉盼遂有自己單獨的小院，是他被抄家的最初原因。紅衛兵亂翻劉家的東西，在劉盼遂女兒的褥子底下搜出一張幾百塊錢的人民銀行存摺。紅衛兵認為：劉家人隱藏存摺，必定也藏有金子。於是開始毆打劉盼遂夫婦，要他們說出金子埋在哪裡。劉盼遂一生當教師，所有的積蓄就是自己的住房和藏書，實在沒有金子。因為交不出金子，他們夫婦被毒打。他們被捆綁在院子裡，不准回屋子，不准吃飯，只給他們喝院子裡自來水管的生水。

紅衛兵又開始挖掘劉家的地面，他們猜想劉盼遂一定是把金子埋在地下。在屋子裡和院子裡挖來挖去，沒有任何收穫。他們一邊挖，一邊毆打折磨劉家的人。經過幾天的折磨，劉盼遂的妻子先被折磨死了。

劉盼遂的妻子是個家庭婦女，識字不多。家裡有同事或者學生來訪，她一般不參加談話。人們稱她“師母”，不知道她的名字。所以這裡無法記錄她的姓名，非常遺憾。

劉盼遂看到妻子死了，非常難過。他頭朝下扎進了家裡的一個水缸。水缸不大，裡面的水也不多。紅衛兵發現後，把他從水缸里拖了出來，繼續毆打。劉盼遂很快就被折磨致死。

關於劉盼遂之死，還有另一種版本：在抄家時，紅衛兵把他家的藏書全部付之一炬，在熊熊的大火中，他畢生珍愛的藏書毀於一旦。他感到錐心般的疼痛，在萬念俱灰的心理支配下，縱身一躍，撲向火海，毅然和所愛的書籍同歸於盡。但被紅衛兵拉出來痛打，終於被打死。編者寧願相信後一種說法，因為撲向火海這一外在行動完全符合一個虔誠書生的內在性格發展邏輯：視書如命，既然書被燒了，人也就沒有再活下去的意義了。

劉盼遂夫婦的死亡日期，是1966年8月“二十幾號”。到底是幾號，現在仍然無法查清。但是人們記得是“二十幾號”，因為那是紅衛兵殺戮的高峰時期。而劉盼遂的家，他們夫婦被打死的地點，距離天安門廣場只有一公里。

特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劉盼遂先生一生從事古代文獻研究，在考查和研究千年以前的事情上頗有成就。但是他自己被折磨致死的具體日期竟然無法考證、成為“不可考”。這是‘文革’的必然結果，也是當局長期禁止披露‘文革’罪惡的證明。

當時，紅衛兵還把臨近街道上抓來的“階級敵人”也關在劉家的小院裡。其中有的被打死在那裡，但是他們的身份和名字，現在還無法查出。

劉盼遂的女兒也被打。她正在懷孕，被打以後，當然就流產。她在一個學校的教務處工作，逃到學校，倖免一死。其兒子溜出家門，來到北京師範大學，請求學校派人去家中說明劉盼遂不是“地富反壞”分子，這樣紅衛兵就可能釋放劉盼遂和他的妻子。當時，北師大文革前的領導人已經被“打倒”，建立了新的權力機構。而這個新的權力機構卻置之不理，聽任紅衛兵把劉盼遂夫婦打死。

實際上，北師大當局如此做法，事非得已。毛澤東剛剛於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百萬紅衛兵，並且戴上了紅衛兵的袖章。給毛澤東獻上袖章的人，是北京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頭頭宋彬彬。宋彬彬的中學在8月5日打死了師大女附中的副校長卞仲耘。這所中學距離劉盼遂家非常近，走路只要10分鐘。在8月18日以後，已經開始了的紅衛兵暴力大規模升級。紅衛兵在北京全市抄家打人，顯然都是在權力當局支持和縱容下進行的。那時候的北師大當局，緊跟最高領導的“偉大戰略部署”猶恐不及，豈敢公然干擾紅衛兵的‘革命壯舉’？

但是從另一方面看，北師大當局也不是沒有一點責任，他們當時還是可以有所作為的。同樣住在西單一帶的北師大中文系楊敏如老師，也被外貿學院外語專科的紅衛兵抄家，砸毀他們的唱片、鋼琴、圖章、書籍、畫和碗碟，拿走了他們的首飾。楊敏如老師的丈夫是電子工業部的高級工程師，曾在著名的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他當時在單位也遭到大字報的攻擊，但電子工業部當局派人來告訴紅衛兵：他不屬於“敵我矛盾”。於是，儘管楊敏如的家裡被砸得一塌糊塗，很多東西被拿走，但是他們並沒有像劉盼遂夫婦那樣被毒打致死。雖然他們的財物無法找回來，但是他們這樣想：人活着就不錯了。

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主任肖璋教授，也住在城裡。紅衛兵巡邏的時候，發現他偷偷把銀器丟掉，就把他捆起來毆打。他說他不是壞人，請求紅衛兵打電話給北京師範大學當局查證他的身份。據說北師大當局幫他說了許多好話，他才沒有被打死。

有人在為劉盼遂之死惋惜之時，又認為劉盼遂和他太太都不善於表達，不會給紅衛兵說好話，因此招致殺身之禍。在‘文革’前，劉盼遂曾經多次被林彪和妻子葉群接去他們家中，為他們講課，講解古文。有人說，林彪當時剛剛當上了二號人物，成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如果劉盼遂能利用一下林彪的地位，也許就能自救。這樣的說法當然不無道理，但是也太天真。北京當時發生的紅衛兵大屠殺，就是在毛澤東和林彪的共同支持和鼓勵下進行的。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的講話，對紅衛兵的行為給予熱烈支持。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林彪會給劉盼遂特別的面子嗎？未必！

周恩來當年曾擬就一個“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在‘文革’後一直被當作他“保護幹部”的善行的被反覆嘉許，甚至津津樂道。但是那份名單上，只有13位聲譽最高的“民主人士”，遠遠輪不到劉盼遂，儘管他也是著名的北京師範大學的教授。

又據目擊者雲：抄家打人者是北京34中的紅衛兵。今天再來追究打人者誰，似乎毫無意義了。

其國民在國家中的地位決定這個國家在世界上的地位。

中國人連最基本的生命權都沒有保障的時候，投票權更無從談起。這個國家能有多高的國際地位呢？

如果僅僅依靠武力，人多勢眾，恐怕難以稱得上是真正強大，更談何對世界的影響力？

 

 

4、王重民：寧死也要捍衛學術尊嚴的古文獻學家

 

王重民（1903—1975年）字有三，號冷廬主人。出生於河北高陽西良淀村。中國古文獻學家、目錄學家、版本學家、圖書館學教育家、敦煌學家。早在保定直隸第六中學讀書時就喜歡閱讀《新青年》、《新潮》等進步刊物。1923年在北京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並回保定六中籌設團支部，被直隸省軍閥曹錕發覺下令通緝，1924年改名為‘重民’，取“國家三寶，以民為貴”之意，考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後改為北京師範大學）。

在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讀國文系，專攻文史，致力於古籍文獻及目錄學研究。大學畢業後，先後在北海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工作。1928年，清末籌建京師圖書館改為“國立北平圖書館”，並將原北海圖書館併入，王重民亦隨之進入該館工作。由於工作努力成就顯着，於1934年被派往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搜集、整理、研究流散在法國和歐洲的敦煌遺書、太平天國資料、明清間來華傳教士著述及珍本中國古籍等。二戰爆發後，來到美國，將北平圖書館寄存於美國國會圖書館的近3000余種善本書全部製成顯微膠捲，並撰寫提要，後又為國會圖書館和其它大學圖書館整理、鑑定中國所藏中國善本書，並寫提要。在海外數年，他對總共近6000種中國善本古籍一一作了提要，詳細記錄了這些書籍的版本特徵、流變、作者、編校者及刻工等情況，對古籍研究貢獻很大。1947年，王重民回國，出任北平圖書館代主任，並在北大兼職，參與了北大圖書館專業的創辦。兩年後，中共政權建立。他作為北平圖書館代館長，負責將全部圖書移交給代表新政權的軍管會。不久，出任北京圖書館副館長，併兼任北京大圖書館系主任。

此時，王重民已是敦煌學、目錄版本學、圖書館學等方面公認的權威。但在辦館方針上與主管領導人的思路不同，以至於在處理館務上的某些設想無法貫徹，在1952年斷然向文化部提出辭去副館長的要求。他的辭呈立即獲准，於是在北大專職任教，仍任系主任。

王重民一生從事文史方面許多學科的研究，著述頗豐，共有專着、論文160餘部(篇)。其主要成就有以下四方面：

1、研究和傳授目錄學。他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和中文系主講《普通目錄學》、《中國目錄學史》、《中國目錄版本學》、《中國古典目錄學》等課程。着有《普通目錄學》(1957年)、《中國目錄學史論叢》(1984年)、《〈校讎通義〉通解》(1987年)等。他多年研究中國目錄學史的成果大部分收在《論叢》一書中。

2、編着和主編大批目錄索引。他編着的《中國善本書提要》(1983年)、《敦煌遺書總目索引》(1962年)、《清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1935年)、《國學論文索引》初編(1929年)等和他主編的《國學論文索引》續編、三編(1931～1934年)，以及《文學論文索引》初編、續編(1930～1933年)等，都是研究文史的主要參考工具書。

3、搜集、研究和介紹流散於國外的中國珍貴文獻。他把1934～1945年在國外搜集到的大量中國珍貴文獻加以整理，並對敦煌文獻進行了大量研究工作，着有《敦煌古籍敘錄》(1958年)、《敦煌遺書論文集》(1984年)等，編有《敦煌曲子詞集》(1950年)、《敦煌變文集》(1957年)、《太平天國官書》(1936年)等。在他所著的《圖書與圖書館論叢》(1949年)一書中，也收有國外訪書記多篇。

4、校輯整理文化遺產。經他收集、校勘、整理出版的有《徐光啟集》(1962年)、《孫淵如外集》(1932年)、《越縵堂文集》(1930年)等。此外，他本人還着有《徐光啟傳》(1981年)、《李越縵先生著述考》(1932年)等。

1957年，在中共邀請的民主人士整風鳴放座談會上發言，對當時主管圖書館事業工作的領導提出一些應該改進的意見，後來又在中共北大黨委召開的座談會上對北大圖書館教育工作也提出一些批評、改進意見。結果被打成“右派”，與黃現璠、向達、雷海宗、陳夢家等人並稱史學界五大右派。同時受到降級、降薪的處分，並撤消系主任職務。

“文革”開始，王重民自然被關進“牛棚”。季羨林在《牛棚雜憶》中的“棚中花絮”一節中，曾記述了他被迫害的具體事例。

1974年“批林批孔”、“評法批儒”運動進入高潮，王重民因其古籍目錄、版本學方面的知識而突然大獲‘上面’的青睞。

李贄是明朝思想家，是“評法批儒”中被廣為讚揚的“法家”人物代表。這時，傳來在福建泉州新發現了一部李贄的著作《史綱評要》。1974年6月，江青在天津的一個“儒法鬥爭史報告會”上興奮地宣布“發現了一部李卓吾(即李贄)的《史綱評要》，現在準備出版”。然而，經過一些專家鑑定，這本書並非李贄所作，而是假造的“偽書”。這個結論，使有關方面大為掃興。於是，他們想起了目錄、版本學的權威、北大教授王重民。北大、清華是毛澤東“親自抓”的“文革典型”中的“兩校”，“兩校”領導人則是“通天”人物。此書的鑑定，便由“兩校”的領導人直接負責，要王重民再作鑑定。他們知道，王先生在這方面一言九鼎，如果他說不是偽書，便可鎮住眾人。然而，王重民先生的鑑定結果也是偽書，令他們大失所望。但他們仍不甘心，要王在圖書館繼續“研究”，實際上希望他明白這是“政治任務”，要他得出與政治需要一致的結論。沒想到，經過幾個月的‘研究’，王先生反而“不識時務”找出了更多的證據，證明這是一部偽書。其夫人劉修業女士後來回憶說：“兩校”領導指着王重民，大發雷霆地問道：“你說這部書是偽書，對你有什麼好處？”

1975年4月15日下午2時，北大召開校批鬥大會。會上校領導以不點名方式批判王重民‘以資產階級思想腐蝕黨員幹部’。會後，系領導還專門找他談話，問他聽到會上講話有何感想。回家見到妻子，王重民悲憤難抑，淚流不止。晚上，系裡又派人到他家中，仍強調要他“對自己腦海中的資產階級思想作檢查”。此時他的冠心病復發，只能用微弱的聲音回答說：“我不能再作思想檢查”。但是，來人仍然強調他一定要作檢查，然後離去。這一夜，王重民一直未能入睡，第二天清晨像往常一樣，對親人說出去散步。然而，他卻再沒有回來。劉修業女士回憶說：親人、同事四處尋找，到深夜，發現他“竟步王國維先生的後塵，自縊於頤和園長廊上。”他還留下一封遺書：“我死了，給全家影響不好，我不要骨灰了”。

臨走前，他還在書桌上留下自己常用的一隻手錶，及一本《李卓吾評傳》。其妻子事後解釋：“他之所以放下《李卓吾評傳》是有深意的，一則因他為李卓吾的事不肯逢迎‘四人幫’的意旨；次則李卓吾也是以古稀高齡，被明末當道者誣衊，自盡於獄的。”

幾年前被關牛棚中被毒打倒地、跪在那裡，他竟然默默忍受。而此時只是開會批判、寫檢查，並未拳腳相加，但他卻以死相爭。顯然，在他的心目中，“古籍版本”這種學問、知識的真偽並非謀生的職業，而是一種比自己的生命還重、甘心為之殉道的偉業。他，容不下權力對學術和真理的褻瀆。

在王重民看來，學術上的是非問題，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更值得去捍衛。舉目當今：“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還有幾個像王重民這樣的‘傻帽’？王重民是絕無僅有的一位，因此更值得我們尊敬。

 

 

5、劉綬松：武漢大學教授夫妻雙雙自縊

 

劉綬松（1912～1969年）原名壽嵩，筆名劉瀨流、宋漱流。原籍湖北省洪湖市（由湖北省荊州市代管）。中國新文學史專家。1935年入清華大學，1938年畢業於西南聯合大學。此後任教於重慶南開中學、西北工學院（今西北工業大學）。1949年後，任國立湖北師範學院、蘭州大學教授。1952年任武漢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教授，主講中國文學史。1955年出版《文藝散論》（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曾於武漢大學講授毛澤東詩詞，深受學生歡迎。1956年加入中共及中國作家協會，任武漢大學中文系中國現代文學教研室主任。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中國新文學史》（初稿），被選定為高等院校教材。1958年出版論文集《京郊集》。1961年赴北京擔任《中國現代文學史》編委、副主編。次年當選為中國作協武漢分會副主席。曾任《長江文藝》副主編，武漢市文聯常委、文學部部長，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主席團委員。

《中國新文學史初稿》是受高教部的委託而出版的高校現代文學史教材。在緒論里，他闡發了研究現代文學的三大任務：第一、敘述“五四”以來先驅者使用文藝武器與統治階級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的實況；第二、把各個歷史時期的戰鬥史實和經驗加以正確的敘述和總結；第三、全面深入地考察和研究各個歷史時期的重要作家和作品。不過，在當時政治文化的主導下，他強調說：“必須在新文學史的研究工作中，劃清敵、我，分別主、從。”在這樣的文學史框架中，朱自清、戴望舒等作家，顯然必須進行‘低調處理’。

到了1958年，留給這位現代文學學科奠基者的任務只能是“檢討”。他在《〈中國新文學史稿〉的自我批判》中寫道：

我錯誤地肯定了許多反動作品，把毒草當作香花，起了很壞的影響。胡風分子的作品，我大都是加以肯定的，還特別立了一節談《七月詩叢》。究竟我肯定這些作品的什麼東西呢？翻開我的書，不外是“情感豐富”之類的詞句，而脫離了作品的思想內容和政治傾向。……我還肯定過丁玲的反黨作品《在醫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時候》，馮雪峰的《靈山歌》和《鄉風與市風》等雜文集。對這些毒草的內容我毫無批判，而是當作香花來肯定了。這除了說明我的立場和思想感情上有和他們共同的地方以外，是很難用其它原因解釋的。

即使如此自我貶低的檢討，但也無法逃脫“文化大革命”這一鬼門關。1968年開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他們夫婦都被“隔離審查”。審查的理由僅僅是：其妻張繼芳是該校職員。因為在抗戰期間的重慶當過廣播電台播音員，以及參加過“三青團”，於是被指控為“特務”。劉綬松元人則被指控為“交代問題不老實”。當時有所謂“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領導“運動”的“軍工宣隊”威脅說，要把劉綬松當作“壞典型”，予以“從嚴處理”。

在無法擺脫的陰影下，他和妻子張繼芳二人忍着強烈的悲痛走上了黃泉路：1969年3月16日，他們回到家中，在樓上堆雜物的小閣樓中豎起一張單人木床，然後一邊一個，在木床欄杆和床腿上，雙雙自縊身亡。他們的骨灰不准留下。留下的二個孩子（分別上中學和小學）只好由其母親、孩子的祖母撫養。但武漢大學強行收回宿舍，劉母只好隨孩子們“下放”農村。

劉綬松，這位現代文學學科的奠基人的命運，竟然如此悲慘。

 

【編者按：劉綬松教授的研究專業是中國文學史。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文學家人才輩出、群星璀璨。在這些璀璨的群星中，女詞人李清照無疑是異彩閃爍、最為耀眼的一顆。劉綬松應該不會忘記她那首著名的《聲聲慢》。該詞開頭就是：“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悽慘慘戚戚”。

如果用這14個字來概括和總結20世紀下半葉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命運，恐怕是再恰當不過了：一開始是‘尋尋覓覓’，尋找真理、探索救國救民之路。經過反覆尋覓，終於尋覓到中國共產黨。可是，事後卻發現大失所望。當年那些豪言壯語所描繪的共產主義天堂變成了遠在天邊、可望而不可及的幻影；當年那些花言巧語所許諾的民主、自由、共和國等等變成了無法充飢的畫餅；當年那些甜言蜜語所承諾的‘民為主、官為仆’，現實卻變成了‘主僕關係大顛倒’。上個世紀90年代曾經流行的順口溜說：‘一等人是公僕，老婆孩子齊享福；……十等人主人翁，繼續革命學雷峰’。這段順口溜就是‘主僕關係大顛倒’非常形象的、通俗的註解。

原來的理想破滅了，只好心灰意冷，過着清貧的日子。但這種‘冷冷清清’的生活也維持不下去。最後是無情的打擊、摧毀，導致’淒悽慘慘戚戚’的結局。本書用近百位精英被毀滅的事實雄辯地證明了這一結局。

人們不能不佩服這位女詞人的英明和遠見，她在800多年前就為我們‘量身定做’地預告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最後命運。她太有先見之明了，真不愧為詞人翹楚、女中豪傑。】

劉綬松平反以後的197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重版了《中國新文學史初稿》。1982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劉綬松文學論集》。

這兩部書是劉綬松教授的永恆的紀念碑。任何權威也批不倒、砸不爛、毀不滅！

 

“把權力賦予人等於引狼入室，因為欲望具有獸性，縱然最優秀者，一旦大權在握，總傾向於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蝕。”

——引自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

 

 

6、張若名：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投水自盡

張若名（1902—1958年），出生於河北清苑縣。其祖父是清苑縣的首富，父親是晚清的小官。1919年，17歲的張若名同本校的郭隆真、鄧穎超、劉清揚以及南開中學的周翔宇（周恩來）、馬駿等一起參加了轟轟烈烈的‘五四’愛國學生運動。當“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即將在喪權辱國的“凡爾賽和約”上簽字的消息傳來時，全國人民義憤填膺，群情鼎沸。5月5日，天津第一女師的學生郭隆真在該校大會上宣講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道理，號召同學們組織起來。張若名頭一個響應號召，爭先報名。很快，“女師”聯合“中西”、“貞淑”等女校，成立了“女界愛國同志會”。會上選舉張若名、郭隆真、鄧文淑（鄧穎超）等為評議委員。後張若名又被選為評議部長。6月27日，她在北京新華門前與各省代表一起請願，在烈日下不吃不喝，一站就是幾個小時，為的就是迫使中國代表拒簽“凡爾賽和約”。10月7日，《天津學生聯合會報》曾以《兩周間的女界愛國同志會》為題，報道了張若名主持評議部開會的情況。那時張若名常化裝成一個農村姑娘，多次奔波於京津之間，參加各種愛國活動。

作為天津的正式代表，她兩次去北京參加反“巴黎和會”簽字請願活動，並加入覺悟社，她的代號為36，在《覺悟》創刊號上，張若名以代號“衫六”署名發表了《“急先鋒”的女子》一文。文章呼籲：“女子解放要從女子自身做起，不要等着旁人解放。”她提出的破除迷信形式的道德觀念，剷除男女心理上的隔閡，打破男女職業不平等等女權主張，代表了中國知識女性的共同聲音，也反映了廣大知識女性追求自身解放的“覺悟”水平。10月中旬，為了更好地統一行動，覺悟社還組成了一個執行機構叫“執行部”，張若名任執行部部長。12月10日在天津北馬路總商會大院召開了“天津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成立大會，張若名擔任大會主席，她在開幕辭中說：“奮鬥的精神是人生觀不可缺少的精神”，應當“與黑暗勢力相鬥”；“奮鬥的精神，進化的精神，男女平等及互助的精神，這是今天的新學生會開會最要緊的幾項”。後來張若名被選為“新學聯評議委員會”委員長。

同年11月，在福州居住的日本人開槍打死我愛國學生和警察，造成“福州慘案”。為抗議這一暴行，天津愛國學生於12月28日在南開學校前廣場舉行了萬人群眾大會，反動當局進行鎮壓。直至次年1月23日至25日學生相繼被打，“各界聯合會”、“學生聯合會”被查封。26日至28日，“覺悟社”秘密到法租界綠牌電車道上的維斯禮堂連續開了3天的緊急會議。決定1月29日再發動一次大規模的遊行示威，並向省公署請願。

1920年1月29日下午，數千名學生雲集於省公署門前，強烈要求恢復被查封的“各聯”、“學聯”，釋放被捕的代表。人們怒吼着，金鋼橋畔人山人海。請願隊伍與荷槍實彈的軍警對峙着。忽然，從人群中走出4位學生代表，他們是周恩來、郭隆真、張若名與於方舟，4人昂首挺胸，登上省公署台階，從大門下面鑽了進去，但立刻被隱藏的警察逮捕。此時，省長曹銳和警察廳廳長楊以德下令軍警用刺刀、木棒驅趕、毆打愛國學生。頓時刀棒亂舞，血肉橫飛。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九一二九”（民國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慘案。

2月6日，周、於、郭、張4人被送到警察廳關押。

張若名和郭隆真在獄中飽受折磨，不斷患病，但她們的鬥志從未減弱。她們互相照顧，彼此鼓勵，成為同生死、共患難的親密難友，並為以後的革命友誼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二個月後，張若名之父張紹文來到拘留所，向女兒“勸降”，想單獨取保釋放。但張若名義正言辭地說：“學生抵制日貨遊行請願是應該的，是愛國的，是合法的，是正義的！”其父聽罷大為光火，當即說：“我不認這個女兒了，你們把她槍斃算了！”

7月17日，經幾個月的預審、公審，經北京名律師劉崇佑義務出庭辯護，周、郭、張、於4人被指控為“騷擾”罪，交罰金後便被釋放。這天清晨，三馬路的法院附近，早就站滿了各界愛國人士來迎接周恩來四人等出獄。當看到他們走出後，大家欣喜若狂，立即為被捕的所有代表胸前佩戴上“為國犧牲”的紀念章和大紅花。然後大家來到天津市總商會召開慶祝反帝愛國鬥爭勝利大會。會後併合影留念，人們把郭隆真和張若名擁到第一排中間。照相後，國貨售品所和公教耶穌教慰問會贈送每人玻璃一面；愛國紳士馮俊甫送每人一把摺扇，扇面上親筆提寫“志士同心光歷史……瀛海澄清捕鱷魚”等詩句。最後由商務會長卞月庭、水產學校校長孫子文在會賓樓飯莊請全體代表吃“壓驚飯”。

8月16日，覺悟社部分社員到北京陶然亭舉行茶話會。李大釗出席了會議，還有少年中國學會、曙光社、人道社等進步組織的代表。會上李大釗論述了世界潮流的發展趨向，周恩來介紹了覺悟社提出的聯合進步團體共謀改造中國的主張，覺悟社的郭隆真、張若名、鄧穎超和劉清揚等了都作了發言。

1920年11月，張若名與周恩來、郭隆真等一起登上輪船離滬赴法。1922年張若名在法國參加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並開始與周恩來相戀；由於張若名法語口語流暢，又是女子，便於隱蔽身份，她在少共組織內擔負與法國共產黨保持秘密聯繫的任務。

但是不久她便離開了巴黎前往裡昂，並與周恩來分手。

1924年1月21日，列寧逝世，法國共產黨里昂支部決定舉行追悼大會，法國政府不允許外國共產黨員參加。但少共主要負責人冒險行事，堅持派張若名參加大會並發言，結果張若名險些被當局驅逐出境並一直被警方跟蹤盯梢。加之因自己的出身問題，又在黨內受到審查。

由於她父母對其投身革命極其反感，曾多次勸說，要她放棄那些“拋頭露面”的行為，在學校好好念書。她非但沒有接受，反而“鬧”得更凶，繼續為革命奔走呼號。父親盛怒之下，登報宣布與她脫離父女關係，不再向她提供生活學習費用。她是在“背叛”封建家庭的情況下去歐洲勤工儉學的。在這樣的背景下，竟然遭到黨內關於家庭出身問題的‘審查’，尤其是她和當時旅歐的中共負責人任卓宣意見不合，任卓宣故意把她暴露給法國當局，以“考驗”她在政治上的堅定性。這使她處於進退維谷的境地。她經過反覆思考後，做出了痛苦的選擇：退出“少共”，脫離政治，專攻學問。

1927年，張若名考取里昂大學，並準備在這裡攻讀博士學位。1930年，完成博士論文《紀德的態度》（紀德，法國著名文學家），獲得獎金並順利取得博士學位。這篇論文在歐、亞、美洲都產生過廣泛的影響。許多專家學者予以高度評價，從未謀面的紀德在致張若名的信中說：“通過您的大作，我似乎獲得了新生。多虧了您，我又重新意識到自己的存在……我確信自己從來沒有被別人這樣透徹地理解過。”張若名的法語啟蒙老師盛成教授在《紀德的態度》中文版序言中盛讚：張若名是紀德的‘伯樂’。從此，紀德的聲譽日隆；他於1947年獲諾貝爾文學獎，恐怕與此不無關係吧！

1930年5月31日，張若名與在里昂大學讀博士的楊堃結婚。1931年元旦剛過，張若名、楊堃戴着“中國第一對博士夫妻”的光環回到北平。張若名被聘為北平中法大學文學院教授，楊堃回到原保送他留學的河北農業大學任教。

1937年至1945年，日軍占領華北，中法大學停辦，她不願為日寇效力，在家賦閒一段時間後參加《法文研究》月刊的編輯工作。

1945年，日本投降後，中法大學復校，張若名回校講授“法國文學史”、“法國戲劇”等課程，並繼續研究文學創作的理論問題，發表了《紀德的介紹》(載《新思潮》，1946)、《小說家的創作心理》（載《新思潮》，1946）、《漫談小說創作》（《文藝先鋒》，1948），還把魯迅和郁達夫的作品譯成法文介紹給法國讀者。

1948年春，張、楊夫婦接受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的邀請，舉家南遷，張若名任雲南大學中文系教授，為中文系講授文藝理論與世界文學史，並在外文系講授法語。

1955年4月，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外長前往印度尼西亞參加亞非萬隆會議，途徑昆明作短暫逗留時，看望了張若名、楊堃夫婦，周總理代鄧穎超向張若名問好，並互致問候和鼓勵，五個小時的親切會面與交談，使她受到極大鼓舞——這是他們最後一次見面。

張若名決心在文藝理論和蘇聯文學方面進行深入的研究，相繼撰寫並發表了《歐洲舊現實主義的成就和缺點》(《雲南大學學報》1956)、《試論文學中型典性的創作過程》(雲南大學《人文科學》，1957)兩篇學術論文。

1957年，“反右”運動中，她因早年退黨“問題”而遭受迫害。（據周恩來後來對她的解釋，當年她所退出的不是共產黨，而是‘少共’即相當於‘青年團’之類的組織。但這種解釋似乎沒有起什麼作用。）

【編者按：周恩來的解釋只是澄清一個事實——她不是退出共產黨，僅是退出‘青年團’之類的外圍組織。但他沒有也不敢觸及價值判斷，即是非問題。難道退出共產黨就成為一大錯誤嗎？否！按照現代政黨理論：政黨是志同道合、具有相同思想、觀點的人們自願結合的組織。第一、參加必須自願（不可強迫），第二、退出可以自由（不可限制）。如果參加後想要退黨竟然受到制約，甚至成為被迫害的藉口，那說明這個組織決不是現代政黨，很可能是舊社會的會道門，或者是現代的黑社會。難道共產黨也是這類組織嗎？】

1958年，在民主黨派和無黨派知識分子就思想改造問題向黨“交心”的運動中，她被列為中文系重點幫助對象，數月的圍攻、批判使她的精神承受了沉重的壓力，難以釋懷。

1958年6月18日，中文系召開反右批判會，要她承認諸多罪名，張若名倍感羞辱，她飽含着淚水，拒絕承認所有的“罪名”，憤而離開會場，獨自走到昆明郊外的龍盤江投河自盡。她選擇這種極端的方式來結束自己的一生，同時也是對當時那種不斷整人運動無聲的抗議。當周恩來了解到張若名的屈死時，異常憤怒。在周恩來、鄧穎超的過問下，中共雲大黨委才承認對張若名的批判是錯誤的，並向家屬賠禮道歉。這是反右運動中唯一的例外。原因僅僅是因為周恩來位高權重，說話有分量。至於其它幾十萬被劃為右派的人，還要等到幾十年以後，甚至生命終結後，才盼來遲到的“改正”二字。

張若名被歷史塵封了近半個多世紀，國內外許多學者開始發掘、研究和介紹這位曾經有過光輝經歷的人物，已有眾多的文章用中文、英文、法文在亞洲、歐洲、美洲一些重要報刊上發表。香港學者黃嫣梨博士，先後撰寫了多篇文章，1997年又在香港出版了《張若名研究及資料輯集》一書。張若名不僅是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還是中國第一位留學法國的女博士，她一生的中法文著作近百萬字，在法語教學領域培養大量人才，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貢獻。1921年，19歲的張若名在法國被《北京晨報》特約通訊員。她寄回國內發表的文章不下20多篇，如《德意志賠償問題與美國》、《留法儉學生最近之大覺悟》、《英吉利之詭秘的外交策略》、《英國煤礦罷工別記》、《土希戰爭與德國形勢》等。1922年到1924年，她又以“一鋒”筆名發表了《剩餘價值》、《階級鬥爭》、《帝國主義淺說》、《現代女子以怎樣的解放為滿意》和《兩個“旅居”法國朋友的信》（後兩篇被編入《天津女星報》一書）

一代女傑，香消玉殞50多年後，才被人們重新認識和研究，這是幸，還是不幸？

 

【補白】

“儘管多黨競爭下，政黨宣傳帶有廣告欺騙性質……但是沒有多黨競爭，欺騙會多得多，而人民揭穿騙局、查明真相的辦法則少得多。”一個國家政治自由越多，其代議機構越健全、越民主化，人民群眾越便於查明真相、揭穿騙局。

——列寧

 

 

7、吳興華：被‘紅衛兵’強灌污水 中毒身亡的北大教授

 

吳興華（1921-1966年）原籍浙江杭州，生於天津塘沽；筆名興華、欽江，曾任北京大學西語系副主任；著名詩人、學者、翻譯家。被公認為“學貫中西，博通文史”的奇才，通曉多國語言及文字。

1937年考入燕京大學西語系，16歲時即發表無韻體長詩《森林的沉默》，轟動詩壇。他的詩在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之外另闢蹊徑，融合了中國傳統詩歌的意境、漢語言文字的特質和西洋詩歌的形式，在實現中國古典詩歌的現代轉化方面做出了可貴的探索。

作為翻譯家，他是第一位把《尤利西斯》引進中國的人，他翻譯的《神曲》和莎士比亞戲劇《亨利四世》被翻譯界推崇為“神品”。

作為學者，他寫下大量詩歌理論，並翻譯了大量文藝理論，可惜由於歲月的湮沒，他的大部分文稿散佚不知去向。

吳興華出生在一個醫生的家庭，父親是留日的醫生。吳興華從小功課就特別好，很多文章能過目成誦。這種超常的記憶本領使老師大為驚奇。1937年，興華考取了燕京大學。他入學考試的作文又引起了很大的轟動。當時燕京大學中文系主任驚嘆：一個16歲的孩子能夠寫出如此水平的作文，大可造就！

在學校期間，他寫了很多詩。興華自己說：當時有激情，也有靈感，加上年輕，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知不覺竟然寫下了那麼多的詩。他的詩後來經過同學宋淇的介紹，輾轉到了一些國外的專家那裡，獲得了他們很高的評價，包括葉維廉、賀麥曉等人，這些專家認為興華的詩開創了一個新的境界。

還在吳興華當學生的時候，錢鍾書先生的《談藝錄》就已出版，吳興華敢於提了一些意見，而且竟然都被錢先生接受。興華也因此被同學們稱為“小錢鍾書”。錢先生因此很器重他；興華去世之後，錢先生對興華全家一直很照顧。當時吳興華的大女兒才十幾歲，從兵團回來之後沒有工作，錢先生就讓她幫着抄一些東西，變相給他家一些幫助。興華在學校里修的是英國文學，他並不滿足，又加修意大利文、法文和德文。結果一學期下來，四門語言的第一名都是興華。

吳興華詩歌創作最活躍的時期大致是1941年前後，當時中國詩歌主流一是解放區如賀敬之類似民謠的創作，一是以穆旦等九葉詩人為代表的現代派風格。吳興華卻和兩者都不相同，他雖然精通西文，卻有意從中國古典詩歌中吸取養分，最後雕琢出一種既具古典之美，又有現代詩歌自由風格的新古典詩歌。可以斷言，這樣的寫作要求詩人在穿透語言的能力之外，同時具有極深的中西古典文化修養，這也就註定了這種寫作方式不可能複製，更不可能形成一個流派。吳興華在這條詩歌道路上只能獨自前進。如果不能登頂，就只有湮沒。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吳興華雖然詩名不顯，但他的詩卻推動了當代華語詩歌的進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詩人自己都不知情的情況下，吳興華的好友宋淇在港台地區以梁文星的筆名發表了吳興華的大量詩歌和詩論，這些作品甚至影響了當代大批文人。

吳興華是詩人，更是學者，同時還是著名的翻譯家。但和他的詩歌一樣，他的譯作和論文同樣只在小圈子流傳，很久沒有再版。雖然他翻譯的《神曲》和莎士比亞戲劇《亨利四世》被翻譯界推崇為“神品”，普通讀者卻很難見到。在10多年前《尤利西斯》同時出版過兩個譯本，但譯者都沒有提到中國第一個譯介這部作品的正是吳興華。同時吳興華還發表了對喬伊斯更晦澀的著作《芬尼根守靈夜》的研究文章，這部作品到現在也還沒有翻譯出來。

最近10年關於吳興華的研究開始升溫，有學者認為吳興華的修養可以與錢鍾書相匹敵。這樣的說法讀者當然無從比較和判斷，只能從留存的《吳興華詩文集》中一窺天才詩人的創作生涯罷了。如今的讀者，知道吳興華的已經不多了。他的詩論、譯着和文學批評文章早已束之高閣，無人問津。這時，當我們看到《吳興華詩文集》引用詩人當年在燕京大學的老師謝迪克先生對詩人的評價，不免感到唏噓：“吳興華是我在燕京教過的學生中才華最高的一位，足以和我在康奈爾大學教過的學生、文學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相匹敵。”布魯姆如今已大名鼎鼎，是西方主流文學的批評大家，而吳興華卻只留存在少數人的記憶中。

著名的文學史專家、台灣中央研究院年齡最長的院士夏志清教授有言：20世紀中國人文知識分子就學養而論，有三位代表人物：第一代是陳寅恪，第二代是錢鍾書，第三代就是吳興華。

京城有名的文物專家王世襄也曾經說：“如果吳興華活着，他會是一個錢鍾書式的人物。”而曾經教過吳興華的英籍導師謝迪克則這樣追憶他的學生：他是我在燕京教過的學生中才華最高的一位。

他學貫中西，博通文史，一手寫出《威尼斯商人-衝突與解決》，一手又能寫出《讀通鑑札記》和《讀〈國朝常州駢體文錄〉》。因而被海外學者譽為現代中國真正學貫中西的少數幾位學人之一。

北京大學是‘文革’大規模群眾運動的發源地。1966年6月1日，毛澤東下令電台向全國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寫的那張大字報，攻擊當時的北京大學當局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接着，“工作組”進駐北大，支持聶元梓執掌校政。從此，全國學校相繼停課，以北大為樣板轟轟烈烈地開展‘文革’。

10天后也就是6月11日，北大歷史系副教授汪錢在學生和工作組長時間“鬥爭”後，在家中鎖上房門服用“敵敵畏”自殺。臨死前非常痛苦，呻吟嚎叫，以頭撞牆。其鄰居和同事都聽到了這些恐怖的嚎叫聲。

繼汪錢之後就是吳興華。西語系的紅衛兵到吳興華家抄家，把他的手稿和書籍，就在門口的空地上點火燒掉。手稿中，有他已經基本完成的但丁的《神曲》的譯稿，有他接近完成的一部關於唐朝詩人柳宗元的小說，還有他翻譯的一本希臘文藝理論，是本來計劃要出版的一套外國文學理論叢書之一。像吳興華這樣的懂希臘文的學者很少，該書是出版社指定要他翻譯的。這些稿子統統被付之一炬。

早在1957年，因與蘇聯專家持有不同見解，吳興華被錯劃為“右派份子”，1962年“摘帽”；‘文革’中又被劃入“勞改隊”並被北京大學紅衛兵毆打和抄家。1966年8月3日，吳興華和西語系的其它老師們被勒令“勞改”——清理校園裡的雜草。在勞動中由於體力不支，被紅衛兵們強行灌下從化工廠污水溝里排出的污水，當場昏迷。紅衛兵說他是“裝死”，仍對他又踢又打，不准送學校醫務室。直到晚上，看他還不能起來才送醫院。校醫院醫生又把他送到北醫三院。次日凌晨，這位學貫中西、壯志未酬的文學天才離開了人世，年僅45歲。

關於吳興華的死因，醫生說是死於急性痢疾。而紅衛兵卻說是自殺、對抗文化大革命，罪大惡極。因此下令解剖屍體。吳的妻子謝微一女士多次請求不要解剖屍體，但是無效。他們不顧家屬的反對，強行命令醫生解剖屍體。

在吳興華死後20天，另一位英語教授俞大絪，在被抄家、毆打、侮辱後，服毒自殺。兩年以後，在新的整人高潮“清理階級隊伍”中，北京大學西語系又有三位老師在被整後自殺。他們是德語專業的程遠和徐月如，西班牙語專業的蒙復地。

在上個世紀80年代發表的一批關於文革死難者的紀念文章中，幾乎千篇一律地只寫死難者生前如何優秀，如何貢獻等等。這些文章對於給死者“平反”無疑是有意義的，也是一個極大的進步。但令人遺憾的是對於這些人被整死的具體過程和情節大都語焉不詳。這幾乎成為一種不成文的規矩：不准提他們死亡的經過。其真實的目的無非是為了掩蓋‘文革’的罪惡歷史以避免深究當時領導者的責任和追究‘文革’產生的根源。俗語云：“惡恐人知，必是大惡”，誠哉斯言！

 

【補白】

“你可以暫時欺騙多數人，也可以永久欺騙少數人，但你不能欺騙多數人於永久。”

——美國第16任總統林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