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稀世珍寶，被英法俄美日考古學家從無知無識的王道士手上騙走，陳寅恪說：“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1957年的颱風也橫掃到千佛洞，上演一場摧殘知識分子的大悲劇，套用陳寅恪的話：“敦煌者，吾國學者之傷心史也。”例如“敦煌守護神”常書鴻和人稱“敦煌魂”的畢可


　　老高按：“常書鴻”這個名字，有多少人知道？恰巧我在三十年前讀過著名報告文學作家徐遲的《祁連山下》，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是“文革”前夕發表在《人民文學》雜誌上的，而且是分成上下，刊載在兩期上，記述兩個愛國知識分子常書鴻、孫健初。他寫得感人至深，影響也很大，雖然趕不上他後來寫的關於數學家陳景潤的《歌德巴赫猜想》。
　　從那時起，我就記住了這個被譽為“敦煌保護神”的常書鴻——他創辦了並主持着敦煌研究所，為保護千佛洞的壁畫與彩塑這些中華民族的瑰寶，付出艱巨的努力，立下不朽的功勳。
　　八十年代初，我有一個機會前往敦煌。一位長輩聽說之後，寫了一封信要我帶去交給敦煌研究所的所長。我一看所長的名字：段文杰？不解地問道：不是常書鴻嗎？長輩笑了：你以為人都長生不老呀？常書鴻快八十了，早交班了！你去就找這位段所長，他能安排你參觀不開放的洞窟，看到一般遊人看不到的藝術珍品！
　　很遺憾那次我沒去成。這位長輩的介紹信，我保留了很長時間，到1987年帶女兒去蘭州，我身上還揣着這份介紹信，但終究無緣踏進敦煌的莫高窟……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讀到李昌林的文章《“敦煌魂”畢可祭》如此震撼了：“敦煌保護神”常書鴻還有另一面：竟然如此狠心地迫害知識分子部屬，不僅由於他瞞上欺下，導致本文的主人公、有才華的青年藝術家畢可活活餓死在夾邊溝，而且還狠心地打壓我那位長輩認識的第二任所長段文杰。致使後來敦煌研究院不管哪一派，都堅決拒絕他再回到敦煌……
　　真可惜我那次沒有去成敦煌，否則我一定能獲知更多有血有肉有血有淚的故事。

常書鴻

　　常書鴻（1904年4月6日－1994年6月23日）就是這樣具有兩面性。多麼可悲啊，中國的知識分子，很少不是像他這樣具有兩面性的。而他們自己的內心，，我相信，一定也深深受着煎熬。只有他們的同代人，因為曾經同樣經歷嚴酷的時代，同樣在煉獄中煅燒過，或許能夠理解他們的光榮與恥辱、驕傲與內疚、弘揚與懺悔……這二者之間的諸多糾纏，以及他們靈魂蛻變的亙古悲劇。而像萬維上許多年輕一點、頭腦簡單一點的朋友，他們根本不知道中國經歷過怎樣的浩劫，留下多麼深重的病灶，當然更無法理解常書鴻、畢可、段文杰這些悲劇人物的悲劇所在。

　　敦煌有個千佛洞，千佛洞裡有着中華民族的千年瑰寶——數量龐大的壁畫與彩塑，尤其是1900年發現了一個貯藏了大量千年古籍的“藏經洞”，但是由於無人管理，大量的稀世珍寶，被英、法、俄、美、日等國家的“考古學家”從一個無知無識的王道士手上騙走，所以歷史學家陳寅恪說：“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1943年，在抗日戰爭最為艱難的時刻，國民政府的最高國防委員會通過決議，於1944年建立了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對敦煌千佛洞實行研究與管理，經過易幟之變，常書鴻風雨不驚，所長照當。1957年的那場席捲全國的政治颱風，也橫掃到這個驚沙大漠中的千年洞窟。天高皇帝不遠，敦煌千佛洞裡，上演了一場摧殘知識分子的大悲劇，我們可以套用陳寅恪的話說：“敦煌者，吾國學者之傷心史也。”
　　敦煌從建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以來，人們推舉出兩個象徵性的代表人物，一個是兩朝的所長常書鴻，被稱為“敦煌守護神”，一個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工作過很短時間的畫家畢可，人稱“敦煌魂”。
　　這裡，我要記敘的是被稱為“敦煌魂”的畢可在反右運動中的驚天大悲劇。他在所里被打成右派，立即被送到甘肅省著名的勞教農場夾邊溝勞改，但是二十幾年後人們發現，省委並沒有批准《右派分子畢可的呈批報告》。作為打他右派的所長常書鴻和黨支部書記李承仙夫婦，隱瞞省委拒批的實情，沒有把畢可調回平反，因此使畢可餓死在夾邊溝。畢可當然不可能知道紅色文件櫥中的這份黑色檔案。對於畢可的遭遇，人們分外同情，也分外憤慨，所以稱之為“敦煌魂”。
　　這樣的悲劇，在55萬右派中不是沒有，但畢竟比較少。
　　本文作者寫作過程中，遇到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採訪到1948——1952年間畢可的領導、戰友、同事高芒和石可，還電話採訪了畢可在夾邊溝的“窩友”並埋葬畢可的寧里。請讓我按照我了解畢可的過程，來敘述這個悲劇，揭示這個悲劇，思考這個悲劇，以此來祭奠遙遠沙漠中玉門關附近的那個冤魂畢可！我和畢可的朋友高芒、石可、寧里，我們作為共命運的右派分子，遙向畢可的冤魂致以深深的哀悼！我們要把你的千古奇冤，報告給世人，使世人看清反右運動和專制制度的醜惡、邪惡、罪惡本質！
　　安息吧，畢可！

　　（一）我第一次知道的畢可
　　一年多以前，我從網上查到畢可的資料，只有寥寥幾句，說他生於1930年，卒於1960年。“魯藝”畢業，1957年被打成“右派”，發配到酒泉夾邊溝農場勞教，死在那裡。范華說：“其實他人不錯，沒有知識分子架子。”僅此而已。范華是事務員，老職工。[1]我推測，從畢可1930年出生來看，有可能是解放前進所的人員。

　　（二）我第二次知道的畢可
　　最近，我從網上查到甘肅作家王家達寫的《血淚鑄敦煌》，對畢可有了更多的了解。王家達是這樣記敘的：
　　畢可，中央戲劇學院畢業的高材生（準確地說是瀋陽的東北魯迅文藝學院），主動要求來敦煌工作。在那不堪回首的年月里，這位紅小鬼出身的藝術家被打成了“階級敵人”，送到夾邊溝農場去改造。一年之後，他和一大批文化人餓死在那裡。屍體找不到了，同伴們從夾邊溝捧回了一包黃土，埋葬在三危山下的沙坡上。風華正茂，壯志未酬，就早早地和他刻骨銘心熱愛的敦煌藝術分手了。為了安慰他的英靈，他的親人、他的學生，從鳴沙山上撿來一顆顆紅色的石子，鑲嵌在墓磚上面，組成了三個大字：敦煌魂。[2]
　　由此可知，畢可有了“敦煌魂”的美譽。這個美譽是由他的親人、學生加封的。

　　（三）畢可1948年在膠東文化協會的同事高芒如是說畢可
　　5月16日，朋友高芒女士和丈夫劉禹軒到北京走親訪友歸來，光臨寒舍，扯東談西。本來他們都要告辭了，不經意間，我說起敦煌，說起常書鴻，說起敦煌的反右運動，又引出了新話題。於是高芒又坐下來繼續說：她在北京參加一次飯局，巧遇《經歷，我的1957年》的作者和鳳鳴，因為這本書是寫夾邊溝右派勞教農場故事的，就問她，有一個叫畢可的人，你可知道？因為高芒曾經和畢可共事過，後來只聽說他到了敦煌，打了右派，死在夾邊溝。和鳳鳴說，我在書裡寫到了，你沒有讀？高芒說，我是在朋友那裡借來的書，剛開始看。於是，和鳳鳴介紹了畢可的情況。
　　現在，我先寫出高芒的回憶。
　　高芒是青島的作家。她陷在深沉的回憶中，向我介紹了畢可：畢可是處在膠東半島尖端的榮成石島人，一個從農村出來的孩子，可能有點小學文化，會畫幾筆宣傳畫。1948年起，他們在膠東文化協會共事。文協的主要人員是文工團，集合了音樂美術唱歌跳舞這麼一大幫人，這些人過的是集體生活，但是因為工作特點，造成生活作風吊兒郎當自由散漫，而畢可是更加邋遢得出名。他的衣服上有了虱子，他不洗不抓，窩一窩，塞到雪堆里去凍，凍過之後，再撒泡尿用尿鹼殺，畢可認說那樣就把虱子殺死了，那種極端不修邊幅邋邋遢遢的樣子，就是在當時那文工團員中也是屬於異類。
　　後來進了青島，畢可分在工人文化宮工作，但是和高芒仍然在文化系統，還有見面的機會。後來知道他和一個紡織女工結了婚。不過，進城後，美術人才多得很，畢可的那點本事就差遠了。這恐怕對他刺激太大，去了瀋陽東北魯迅文藝學院上學。按照文化水平，畢可恐怕難以上大學，但是，他在專業上，畢竟糊弄了幾年，比那些高中生絕對占先，那時考大學，考藝術院校，當然和目下幾十個錄取一個的情況不同，所以，他得到了深造的機會。
　　這就是高芒勾勒出的畢可形象。這樣的人怎麼會打成右派呢？實在費解。

　　（四）和鳳鳴記敘夾邊溝的著作《經歷，我的1957年》記敘的畢可
　　《經歷，我的1957年》已經上網。關於畢可，我把和鳳鳴在《經歷，我的1957年》中的記敘，原文轉述於下：
　　王志在明水分站期間，認識了從敦煌文物研究所來的畫家畢可。此人畢業於東北魯迅文藝研究院，他對繪畫藝術的熱愛，勝過於對自己生命的熱愛，在他們從夾邊溝農場搬遷到明水河前，領導上布置，要大家精簡行裝，只許可帶上鋪蓋及隨身穿的用的物品，其他一概不許帶走。畢可違反規定，硬是把帶到夾邊溝農場的幾大本世界名畫冊又帶到明水河，硬是在狹窄的地窩子裡為他心愛的畫冊找到了容身之地。儘管腹內空空，在有暇之時，畢可仍翻出大畫冊，神遊在名畫的藝術殿堂里，大享精神會餐，直至忘記了一切。
　　畢可告訴王志，他當右派，是因為自己高傲，看不起當時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所長×××。×××在1957年以前已經入了黨，畢可對×××常頂撞，出言不遜，說什麼：“我參加革命時，你還不知道在幹什麼着呢！”到反右派鬥爭時，畢可反對黨員領導×××，以反黨反領導羅織罪名，早早地就送到了酒泉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他內心當然不服，但莫可奈何。在死人大量增加的日子裡，有一天晚上，王志有事到辦公室里去，看見幾個幹部在火爐上搭鍋煮着什麼吃的，只見幾個人從幾本厚畫冊上不斷撕下畫頁塞入爐膛充當燃料，王志一眼就認出撕扯的正是畢可心愛的畫冊，他立即斷定畢可已不在人世。聽見他們撕扯畫頁發出的清脆的‘嘶嘶’聲，王志的心被震顫了。他覺得那‘嘶嘶’的聲音是那樣尖銳刺耳，以至他看到那幾個幹部冷漠無情地繼續撕扯畫頁的手的動作，竟突然萌發了一種應把那幾隻手砍斷的奇想。畢可是他內心非常敬重的難友。畢可在艱苦的勞教生涯中經歷各種難以想象的磨難，在他生命的最後日子裡，依然執著於他熱愛的繪畫藝術，他偉大的人格力量超凡脫俗，可他的血肉之軀無法超越人類生命的極限，他依然只能飲恨離去。在他視為比自己生命更為珍貴的藝術瑰寶，在失去了他生命的衛護後，就成為了管教人員煮食羹湯時的燃料，灰飛煙滅，變作了灰燼。
　　20多年後，王志以自由之身去敦煌文物研究所參觀，見到了此時的所長段文杰。在此時期，全國經過撥亂反正，全國原劃右派分子99。98%以上都已‘改正’平反。王志不能忘記早已離世的難友畢可，便向段文杰問起他的情況，段文杰的回答使他大為吃驚。段文杰沉重地說：“畢可根本不是右派分子，我們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原來，當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將畢可定為右派分子，經過批判鬥爭之後，便急不可耐地宣布了開除公職的處分，作為極右分子將他送往酒泉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同時，也按規定將其材料報請省上有關領導部門批准。過了些日子，送往省上的材料發還回來，批文認為畢可只是對×××個人有嚴重的不滿情緒，其言論尚達不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性質，故不能定為右派分子。批文到達所里時，所里對畢可的處分決定早已宣布，畢可早已在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多日了。為了維護所長×××的面子，所里將錯就錯，將批文壓下，對畢可不予召回平反，直到畢可歷經磨難含冤離世，他自己並不知道省上的批文早已給他平反昭雪。
　　×××作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創建者和締造者，他早已成為世界文化名人，功不可沒。可當他登上了權力的寶座後，就容不得一個對他出言不遜、態度不恭的後輩——論年齡、論藝術資歷，畢可都不及他，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使私慾膨脹的他有了充分發泄和報復的機會。作為所長，他又是黨的領導的化身，按照當時的思維模式，反對黨的領導，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他稍加引導，就將自己視為眼中釘的畢可打翻在地，使革命資歷比他更早的畢可成為階級敵人，即使後來未得到上級領導的批准，他仍一不做二不休，將發落在酒泉夾邊溝農場的畢可釘死在那裡，以至在3年後將其置之於死地。如果不是20年後中國又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革，對55萬多含冤受屈的右派分子甄別改正，省上未批准畢可為右派分子的材料依然沉睡在檔案袋裡，幾經人事變動，一般人已不知有一紙對畢可的批文躺在檔案袋裡。此時的所長已更迭為段文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深受迫害，複查1957年的右派冤案特別認真，所以才出現了畢可的沉冤大白。[3]
　　和鳳鳴行文中的“×××”是誰，只要略略知道一點敦煌的讀者就不難悟到，不過，也許，我估計，作者遵照為尊者諱的古訓不便點穿，因為這個人，如今成了世界文化名人，獲得“敦煌守護神”的桂冠，把他揭穿了，對國家，對敦煌，都不是美事。
　　他就是常書鴻。

　　（五）推測畢可去敦煌的原因
　　問題是畢可在瀋陽畢業之後，為什麼要跑到敦煌去呢？現在，筆者，我，提供一個推測：1944——1945年間，在敦煌藝術研究所的畫家中，有三位東北人。他們是李浴和周紹淼與烏密鳳夫婦。抗戰勝利後他們回到了瀋陽，任教於魯迅美術學院。2001年7月5日，我專程到瀋陽魯迅美術學院拜訪了李浴和烏密風先生（周紹淼去世）。我是為寫作1944年在敦煌臨畫的美籍華人藝術家邵芳而去採訪他們的。關於常書鴻，他們唯一說到的話題，是浙江女作家葉文玲寫了一部文學傳記《敦煌守護神》，寫的時候沒有訪問過那些參與過敦煌研究的開創者，完全是由常書鴻的第二任妻子、1946年去到敦煌的李承先一手操辦的，因此，雖然李承先給他們寄去了書，他們都覺得沒有讀的必要。
　　現在聯繫到畢可，我想，最大的可能，是畢可在瀋陽魯迅美院聽了這幾位到過敦煌的老師的介紹，產生了對敦煌藝術的嚮往。李浴是研究敦煌藝術史的，周紹淼與烏密鳳夫婦是臨摹壁畫的。他們在敦煌的時間大約一年半到兩年的樣子，因此述說起敦煌來，那還不是如數家珍，滔滔不絕，感動了畢可，使畢可對那個東方藝術的神秘洞窟，產生了嚮往，決定前去獻身。如果畢可是1952年入學，那應該在1956年畢業，如果讀的是專科或進修班，時間就更短了，因此，分配到敦煌不算太久，一筋斗就栽到了夾邊溝。

　　（六）畢可1950年的領導、青島文聯美術組組長石可如是說畢可
　　高芒說，對畢可知道得更清楚的要數石可。只是不知道石可現在是在濟南，還是在青島。第二天，她打聽到石可正在濟南住院，因此前去醫院探望了臥床的石可，並且聯繫了我去採訪的事宜。
　　關於石可，上網查詢，得知如下：石可（1924-），字無可，號未了公，山東諸城人。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肄業。功書法、篆刻、金石、版本、考據之學，師從考古學家王獻唐，先後加入中國木刻研究會、中國美術家協會、中國書法家協會。大型雕刻壁畫《孔子事跡圖》長期陳列於曲阜孔廟詩禮堂。1991年被中國美術家協會、中國版畫家協會授予“中國新興版畫貢獻獎”，已出版個人版畫集《人民的新時代》、《石可版畫集》、《魯硯初探》、《論語言印》等。系山東省美協副主席，山東工藝美術研究所所長。
　　總之，石可是山東藝術界的名家。
　　5月19日下午，我騎車前往山東省中醫院病房採訪了石可先生。
　　石可因為塵肺住院，長期臥床休養治療。患這種病主要是呼吸困難，要晝夜不間斷地吸氧。
　　今年78歲的石可，被這麼一種疾病困擾，對身體來說，是非常痛苦的。可是當我提起五十幾年前的這位小同事時，使他激動不已。這對於他的疾病來說，是非常忌諱的。醫生和他的女兒，不斷地勸說我，有話以後慢慢說，談話時間不要太長，云云。
　　下面是石可回憶中的畢可。
　　青島是1949年6月解放的。畢可從農村進到青島後，分配到文聯美術組。組長是石可——1952年後他是文聯住會副主席。沒有受過任何專業訓練、從農村第一次進到大城市的畢可，遇到像石可這樣專業功底深厚的美術家，佩服得五體投地，於是把原名畢遠來改為畢可，以示尊敬仰慕之意。他真心實意地拜石可為師，虛心地向他學習。石可對於他，也不厭其煩地指教，不是老師，勝似老師。
　　石可認為，畢可好學好問，腿腳口舌都很勤快，能討人喜歡，但是畢竟文化底子太差，見不多識不廣，因而在藝術上不是富有靈性的人。藝術在於創造，不是依樣畫葫蘆。
　　畢可雖然藝術才能一般，但卻是來自老解放區，根正苗紅，和那些出身於剝削階級的人，如石可相比，他又有一種隱藏內心的優越感。有一次，石可帶了荊濤、畢可兩人，到滄口的國棉六廠畫畫。那時候國棉六廠出了一個聞名全國的女勞模郝建秀，可了不得，藝術家下廠畫畫，是去為工人階級服務，是和工人結合，改造思想的，廠里當然不會把他們當作上賓無微不至地接待。他們一直畫到半夜，需要休息。紡織廠里到處是灰塵絨絮，工人們邋遢慣了，哪裡都可以坐。一向講究乾淨的石可，找了一張報紙，墊在一個條凳上坐。可是等到抬起屁股一看，正好坐着毛澤東的像。畢可認為這是一個非同小可的政治原則問題，必須立刻向上匯報檢討。石可他們認為已經處在深夜，回到市里有三十華里，可以等到第二天匯報也不遲。這位年青氣盛的畢可自己一人深夜回到市里匯報。好在那時離開文革還有十幾年，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還沒有發展到後來那樣走火入魔的地步，所以聽了匯報的領導，勸說畢可，對這種無意差錯，不必大驚小怪。這件事總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在石可心裡留下了抹不掉的記憶。
　　後來，畢可調到文化宮，也是搞美術。文化宮主任吳傑覺得畢可好學，勤快，對他挺喜歡的，正好遇到機會，保送他進了瀋陽東北魯迅藝術學院學習，至於是兩年制的進修班，還是四年制的本科就不知道或者忘記了。
　　畢可是在青島結的婚。妻子是紡專畢業的技術員。他後來到了敦煌工作，和妻子分居兩地，相隔幾千里。妻子去了無法安排工作，大概他也回不了青島，這大概是和所長常書鴻發生矛盾的一個關鍵。
　　解放前，人員流動自由，敦煌藝術研究所的第一批人員，抗戰勝利後，要走也就走了，全部走光。可是解放後一切由組織決定，調進一個人不容易，常書鴻當然不會輕易放走畢可，矛盾也就勢所必然。石可估計，這恐怕是他和常書鴻發生矛盾的焦點。畢可雖然年齡、資望等等都在常書鴻之下，但還有一個相對優越的“老革命”本錢，為了妻子的調動問題，出言不遜，矛盾激化，傷害了常書鴻是完全可能的。
　　常書鴻雖然1957年前已經入了黨，撐起了紅色保護傘，但是畢竟是國民黨時代過來的人，心理是非常敏感脆弱的。這個時候，常書鴻在敦煌所長的位子上，坐了十幾年，背後有了共產黨作靠山，老婆李承仙是黨支部書記，官僚架子已經養成，絕對不是1944年邵芳信中那個謙虛平和的常書鴻。與之形成對照的是，藝術上未必很強，但在政治上優越感十足的畢可，哪裡會買常書鴻的帳，不知怎麼觸動了常書鴻的哪根神經，點着了常書鴻的死穴，所以常書鴻必欲置之死地不可。反右運動正好逢其時，遂其志。

　　（七）畢可在夾邊溝的窩友寧里的記憶
　　石可介紹，現在住在蓬萊的藝術家寧里曾經在夾邊溝和畢可住在一個地窩裡。他最有資格作證。
　　寧里，是一位自學成才的藝術家，在煙臺地區頗有名氣。當初，他當八路軍排長，去到東北瀋陽，在大街上看到蘇聯紅軍強姦婦女，氣憤難忍，鳴槍警告，因此被開除黨籍軍籍。後來發配西藏，想要翻案，打成右派分子，送到夾邊溝勞教。夾邊溝的勞教農場是由勞改農場改的。夾邊溝勞教農場只是一個總稱，它包括了好多個分場，分布在一個很大的地域裡。夾邊溝突然湧進了三千名右派勞教人員，連最簡單的住房也難以分配，許多人只好住在地窩裡。所謂地窩就是地下比較大的岩石孔穴，可以住兩三個人不等。寧里和畢可在一個地窩裡住了一年。後來畢可餓斃，是寧里掩埋的。
　　寧里今年81歲了。在電話里他一再說記性很不好了，往事都模糊了。他寫過一部回憶錄，20年前交給了北京的一位朋友，以後音信杳然，連下落也不知道了。
　　他唯一記得的一件事是，一個餓死的右派，由三個難友抬去掩埋。他們看看死者身上還有肉，於是三個人商量了一下，一起跪在死者的面前，流着眼淚說：老夥計，對不起了。我們今世不報，來世報你的恩吧！三個人磕了三個頭，然後就動刀動火，忍着心，吃下了這個同伴身上僅剩的肉，但是最後他們三個人也沒有逃脫死神的魔手。
　　總之，有了寧里作證，更加可以確認畢可餓斃夾邊溝，加上高芒、和鳳鳴、石可的介紹，我們對於畢可的遭遇可以勾勒出一個相當具體的輪廓。按照1957年打右派的情況來說，只要是“攻擊”、“反對”了具體單位的黨員領導就是“反黨”，就可以打右派的，可是甘肅省委“認為畢可只是對×××個人有嚴重的不滿情緒，其言論尚達不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性質，故不能定為右派分子”，總算表現了相當的理智和寬容。這本來為畢可留下了一條生路，但是這條生路卻斷送在常書鴻手上。

　　（八）天高皇帝不遠
　　經歷過解放後每一場政治颱風的我，唯一確信的事實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找不到一個死角、防空洞、避風港。颱風總是以摧枯拉朽、橫掃千軍的威猛，把每一個旮旮旯旯都要蕩滌衝決。莫高窟雖然遠離北京，但天高皇帝不遠，豈能逃避逃脫？問題是反右運動對於莫高窟是一場九級地震，十二級颱風，鋪天蓋地的海嘯。
　　當我從一些書籍刊物的字裡行間了解到莫高窟反右運動的情景時，真是驚詫莫名，莫名驚詫。

　　（1）右派孫儒僩和李其瓊夫婦的遭遇
　　1947年來到敦煌的孫儒僩和晚他5年到來的李其瓊是一對藝術家夫婦。1957年反右運動來臨，夫婦倆雙雙被打成“右派分子”，控制使用。但即使背負這樣的精神包袱，仍然阻擋不住他們對藝術的激情。白天李其瓊被監督着勞動，晚上她則偷偷地鑽進洞窟研究壁畫，物我兩忘。右派帽子摘掉後，在美術組的李其瓊繼續投入壁畫臨摹，石窟保護組的孫儒僩對1963——1966年大規模的維修加固工程，則始終是積極的參與者。然而就在這時，一場更大的“文革”風暴將他們卷到了四川老家鄉下。[4]
　　（2）右派史葦湘的遭遇
　　史葦湘和歐陽琳是有着同樣遭遇的一對藝術家夫婦。1948年就來到了莫高窟的史葦湘，熟悉每一幅壁畫，每一尊塑像，石窟和佛經的內容全都在他的大腦里，因而被大家譽為“活資料”、“活字典”。然而就是這本“活字典”，反右運動時成了“右派分子”，“文革”到來後，他被趕到鄉下放羊去了。[5]
　　當敦煌研究院建院50周年的時候，史葦湘著文深情地回憶《初到莫高窟》的情景：那是1948年9月25日：
　　當時敦煌藝術研究所負責管理窟區，共計二十多個工作人員，流沙籟籟在危崖上飄流，像瀑布一樣，窟前沙丘起伏，長着一叢一叢的駱駝剌和紅柳，下層洞窟多半被沙堙埋，危岩殘壁上棧道早毀，上層洞窟大部份要從清末王道士僱人毀壁鑿成的洞穴穿過，奇異的是儘管這些破洞殘壁如此襤褸，其中的壁畫與彩塑卻處處神采奕奕，放射着誘人的藝術魅力，誘惑着我要急切地去認識這個被人類歷史遺忘了的藝術世界。
　　當段文杰、範文藻、孫儒僩、黃文馥、歐剛琳這些老同志領我第一次進入石窟時，我被這些古老瑰麗的壁畫和彩塑驚嚇得發呆了，假若說人間確曾有過什麼“威懾力量”，在我充滿三災八難的一生中，還沒有一次可以與初見莫高窟時，心靈上受到的震憾與衝激可以比擬。當時，我很快就回憶起1943年在成都為張大千先生的“撫臨敦煌壁畫”展覽會上服務時，見到的那些大幅壁畫摹本，如何使我動心。大千先生為我解說敦煌壁畫時說的：“要做一個中國畫家，一定要到敦煌去”的諄諄教導，五年以後的1948年秋天，我終於進入了莫高窟，才發現展覽會上我見到的不過是千分之—萬分之一而已，而且那些精湛的臨本，是張大干先生以他精深、睿智的藝術慧眼理解、研究過的藝術，今天這些壁畫海洋的原貌就在我的眼前，陸離斑駁、五光十色、處處有人類歷史的腳跡，也有人間的幻夢……
　　當時，我剛從藝術專科學校畢業，五年中學到的繪畫基本技法和一些初步的裝飾畫原理，以及一點西洋美術史知識、美學常識，就要來換取進入敦煌藝術殿堂的“門票”，顯然是太自不量力了。
　　但，作為一個風塵千里的朝聖者，我終於踏進這座聖殿的門檻了。[6]
　　這些痴情敦煌藝術的青年，為敦煌藝術，也為常書鴻的事業與理想，奉獻了一切可能奉獻的精靈，但是，他們在常書鴻的夫妻店裡掉進右派深淵。

　　（3）段文杰的遭遇
　　段文杰這個人，對常書鴻太富有戲劇性了。他是繼常書鴻之後，擔任敦煌藝術研究院的第二任院長。
　　1946年6月，常書鴻坐着傅斯年找陳誠調撥的十輪大卡車，離開重慶。常書鴻在自傳中寫道：“車子在路上開開停停，一個月後才到達蘭州。這時又來了一個青年人叫段文杰，前些時候我在蘭州開‘父女畫展’時他曾幫助布置展覽。他希望隨我到敦煌工作。他說他是重慶國立藝專的畢業生，目前在蘭州社會服務處任職業介紹股股長。我接受了他來敦煌工作的要求。在蘭州，我們經過短暫的休整，繼續西行，於1946年的中秋節前夕到達了敦煌。根據我的安排，郭世清負責總務，其妻劉縵雲任會計，段文杰為美術組組長。”[7]
　　這是常書鴻為段文杰所作的記載，僅此而已，不過他還沒有不着一字。
　　我真為常書鴻臉紅。常先生啊，走筆至此，你怎麼能夠不向段文杰表示一丁點、哪怕只有一丁點的歉意呢？！
　　請讀《敦煌百年》的記敘：“自從1944年在重慶看過張大千臨摹的敦煌壁畫展覽後，段文杰便與敦煌藝術結下了終身之緣。他告別家鄉的妻子，一路歷盡艱辛，在1946年來到了敦煌。多年以後，段文杰回憶他第一次到達莫高窟的情景時，依然記憶猶新：‘中秋節前夕，到達了盼望已久的敦煌。當汽車駛入莫高窟時，激動的心情無法抑制，我跳下汽車便鑽進了洞窟，目光貪讒地掃視，像餓牛進了菜園子，飽餐了一頓。”
　　10年後，做小學教師的妻子龍時英為了支持丈夫的事業，帶着兒子從山清水秀的天府之國來到了莫高窟，教那些研究所人員的孩子念書。然而等待她的不僅僅是清貧的生活，隨之而來的反右運動，段文杰更大的厄運還在後頭。
　　“文革”風暴一起，段文杰成為第一批遭打擊的對象。十年的兩地分居，十年的患難與共，面對又一輪的政治風暴，龍時英再也支撐不住了，她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被趕出研究所的段文杰，帶着患病的妻子向農村走去。段文杰將自己省吃儉用購置的書籍中的精華部分捐獻給了研究所資料室，將另一部分書籍拉到廢品收購站，便趕着牛車，離開大路，曲曲折折地駛向了遠在戈壁邊緣的墩灣大隊。此後的兩年裡，這位臨摹、研究敦煌藝術的專家開始了農民的生涯：拉土、墊圈、餵豬、做土肥料，給鄉親們理髮、寫信，去公社裡寫標語、畫宣傳畫……”[8]
　　《血淚鑄敦煌》（王家達）則對段文杰在反右中的“厄運”記敘比較詳細：“反右運動開始了！他的材料迅速地報了上去，他即將被事業上的庸人政治上的強者推進‘右派’的深淵。但是上面沒有在他的材料上簽字。他除了關於敦煌藝術的意見之外，幾乎沒有什麼政治性的言論——因為他的心裡只裝着敦煌。‘右派分子’批不下來，低能兒們就另謀良策。恰好有人揭發了他的一樁令人發噱的‘隱私’：有位廚師的老婆在幫段文杰洗衣服時，從褲兜里發現了一枚金戒指。那是解放前夕，被當作工資發給他的，一直在褲兜里裝着。他一心撲在藝術上，竟忘了這枚戒指的存在。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四周張着一雙雙警惕的目光。這一‘反常’現象立即反饋到運動領導小組。太及時了！不容多辯，‘勾引良家婦女’的罪名成立了。一頂現成的‘壞分子’子戴在了段文杰的頭上。取消了副研究員的資格，工資降到40元，內部控制使用，不准以個人名義發表文章。” [9]
　　段文杰的問題關鍵在反右。段文杰是常書鴻半路上“收容”的人才，他對敦煌一往情深。他在常書鴻手下已經工作了11年。你常書鴻對他還不了解？特別是上報的右派材料已經被拒批的情況下，還要羅織罪名，打成“壞分子”，這就太不仗義了。這個責任該誰承擔？常書鴻？李承先？“事業上的庸人，政治上的強者”、“低能兒們”顯然是暗指常氏夫婦。
　　當我初次讀到高爾泰的記敘云：“那天在中寺大院批鬥常書鴻李承仙，我在陪斗。彎腰低頭，雙手後舉。她（指妻子李茨林）先到家裡，門開着沒人。放下包裹，來看鬥爭會。正碰上美術組組長段文杰揪着李承仙花白的頭髮，一問一個耳光。一大串問題中還提到了她的名字：為什麼把反革命份子的女兒李茨林拉進所里？對於段文杰的凶態有點疑惑，現在知道了前因後果，不免感到悲哀！為段文杰，也為李承先、為常書鴻……”[10]
　　這樣的事情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人，是無論如何難以理解的。這就是段文杰做了第二任所長之後，常書鴻去了北京背景。
　　不過，我覺得段文杰的心胸還比較豁達。在敦煌研究院建院50周年的時候，他寫了《悼念敦煌文物事業的開創者常書鴻先生》，發表在《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上，而常書鴻在自傳中卻毫無表示。難道這也要“留給後人去寫”嗎？

段文杰

　　（九）革命，誰革誰的命？
　　據高爾泰介紹，文革時期，敦煌文物研究所只有49個人，那麼，反右時期人員要少得多，還包括工人。按照政策，工人不打右派。再者，據段文杰記載，原敦煌藝術研究所的人員，堅持到解放的只有14人，其中專業人員只有7人。
　　那麼，這7個專業人員在反右運動中命運如何？這裡可以指名道姓的右派就有孫儒僩、史葦湘以及段文杰 3個，李其瓊和畢可是解放去的，他們都是主動投奔常書鴻的小青年，研究所的元老、骨幹、中堅，和常書鴻風雨同舟過，是有功之臣。段文杰沒有打成右派，卻被打成了壞分子。因此，解放前進所的專業人員7個人，除了常李夫婦大概只有兩個人沒有打右派。這樣的打右派比例，在全中國也沒有聽說過。常書鴻呀，你竟然下得了這個狠心。
　　這個僻處在塞外沙海荒山中的小小單位，它打右派的人數，其比例，絕對屬於“上游”水平。你常書鴻“參加”革命是從國民黨中宣部部長張道藩手下跑來，他們都是藝術院校的畢業生，到底誰“更”革命“更”清白？真令人叫絕！
　　搞政治運動幾乎有個鐵律：某些自己有某種問題的領導，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革命，下手之重簡直是令人膽戰，令人齒冷！相反，有些大老粗，對知識分子反而還要仁慈一些，手輕一些。
　　關於反右，常書鴻在自傳中無隻言片語。一字不着，盡得風流。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也因為這個原因，常書鴻在自傳中，對於抗戰勝利前的工作人員，還有所涉筆，不過主要是記敘他們要“打回老家去”，很少記敘他們的工作成績，而對抗戰勝利後的工作人員情況，幾乎沒有記敘。好像從1944年元旦掛牌建所，到1949年解放，整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工作都是常書鴻一個人做的。常書鴻在自傳中很少為屬下評功擺好，其實絕大部分作品都是他的屬下的心血結晶，常書鴻是學油畫的，國畫他不在行。
　　一個所長，如此貪功，已經夠黑心了，再把別的人都打成右派，所以王家達的文章稱他是“事業上的庸人，政治上的強者”。
　　常書鴻先生企圖以一本自傳來表明，他，一貫正確。
　　說句真話，我對於常書鴻的做派，懷疑了好幾年。曾經在電話中多次詢問大洋那邊的邵芳老太太。她說，那時她每天就是忙於進洞、臨畫，所中同仁關係也非常和睦，旁的方面，實在沒有什麼了解。這話我是相信的，因為有信為證。
　　人是會與時俱進的。常書鴻在“因緣際會，跟風走紅”方面，真是能幹。

　　（十）夫妻合一、黨政合一的夫妻店
　　我們可以拿敦煌藝術研究所解放前後的特點加以比較。
　　解放前，這裡沒有黨支部，沒有搞過政治運動，人員可以自由流動，雙向選擇，來去自由，所以所長顯得“弱勢”，是一家“有限”公司，因此人際關係寬鬆和諧。
　　解放後，這裡逐漸有了黨員和黨支部，政治運動一場接一場，而人員與單位形成依附關係，沒有逃遁的自由。加上這個夫妻合一、黨政合一的夫妻店，處在與世隔絕的沙漠中，卻是中央直屬單位。因此這家“有限”公司隨着改朝換代異化成“無限”公司，山溝里的獨立王國，權力無限膨脹放大。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也導致人性的異化。
　　解放前，職工反對常書鴻沒有什麼了不起，大不了一走了之，那個張民權就是翻了臉走的；解放後反對常書鴻要上綱上線成了“反黨”，不但走不脫，而且要叫你穿小鞋、戴高帽。到1957年，和他共事的職工，最長的有11年之久，如段文杰。鍋碗瓢盆，那有不磕不碰的？解放後，常書鴻一步步成了大紅人，也一步步離開了群眾，等到“大鳴大放”一來，也就成了眾矢之的。
　　解放前的常書鴻沒有絕對權力，沒有一個黨支部的靠山，也沒有政治運動的需要，所以他對下屬不能為所欲為。解放後他獲得了絕對權力，頭上的光圈越來越多越耀眼，使他擁有了絕對權力。絕對權力是銷蝕人品人格人性的硝鏹水。加上他們又是夫妻檔，黨政合而為一，不知是夫唱婦隨，還是婦唱夫隨，或者雙簧齊奏。這更增加了他們施展拳腳的自由度隨意度，沒有一個可以相對制衡權力的內部力量或外部力量，來緩衝矛盾的震撼。他們夫妻最後也在絕對權力的魔力陷阱之中越陷越深而不自知自覺。悲哉！
　　常書鴻寫自傳的時候，已經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十幾年，歷史的是非已經顛倒，尤其是在八十年代輿論仍然有相當的自由空間，反思的氛圍還比較濃厚，但常書鴻自己竟然絲毫沒有自我反省之心。這或許是在自傳中，對十年文革不置一詞的原因或原因之一。他脫離群眾到這步田地，仍然想靠“中央”為他挽回名譽、面子，就太沒有自知之明了。
　　像孫紀元那樣的人，當然應當唾棄，但是自己的帳還得自己算。在良心上毫無懺悔之心，毫無自責之意，毫無內疚之明，仍然以表明三忠於之類的愚忠為光榮，所以落得有“家”回不去的悲情。
　　他為什麼非要堅持回敦煌？還是為了面子，一層塗了班駁油彩的面子，以湊足自傳題目所謂“敦煌五十年”的面子。
　　常書鴻從1943年到達敦煌算起，到1972年4月陪韓素音游敦煌為止，前後在敦煌的時間滿打滿算為29年，以後大概敦煌就不是他的“家”了，因為敦煌的“兩派”群眾都頑固地堅決地反對他回敦煌。常書鴻最後唯一的遺憾是在北京、而不是在敦煌壽終正寢。
　　經過40年的改造，常書鴻確實是“脫胎換骨”了，脫了“資產階級”的胎，換了“無產階級”的骨，“作為老一輩知識分子的常書鴻卻因緣際會，跟風走紅。”（11）但喪失的是正常的人格與健康的胎骨。
　　經歷過文革的人知道，一個領導被本單位的兩派都殘酷揪斗最後還如此拒絕的情況是罕見的個例。通常是一派保，一派革。兩派都革，革到底，這種例子較少。我們無法懸測敦煌的情況，是群眾不通情達理，還是常李夫婦得罪群眾太過分。
　　我看不出常書鴻是一個擅長鑽營玩世不恭八面玲瓏投機取巧的犬儒。
　　他是屬於那種矢志不逾三忠於四熱愛臨死先喊“萬歲”的書生氣十足的愚忠腐儒。

　　（十一）常書鴻夾着尾巴大張撻伐
　　我有幸閱讀了邵芳在敦煌寫的信件，只覺得那時的常書鴻是一位平易近人、體恤下級、心地坦白、毫無忌刻的領導、所長，所以儘管生活是那麼艱苦，但是同仁們都和睦相處，互相關心，互相愛護，親如一家。但是到了解放後，常書鴻自己命懸一弦。他自己成了必須要改造的對象。作為像他那樣來自“舊社會”，和國民黨政權有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的領導，更是要謹小慎微、心懷惴惴，整人與生存，成了一枚硬幣的兩個面。他只能在整人與生存之間作出選擇。
　　像畢可這位有點革命資本的青年，我們估計他對常書鴻就不買帳，所以常書鴻覺得他是自己生存的威脅，假借反右運動，挾私打擊，必欲置之死地才罷休，否則當甘肅省委已經拒絕批准他為右派之後，為什麼不把他從夾邊調回來呢？在反右運動中，有的領導之所以左上加左，大張撻伐，其實是自己夾着一根歷史問題的尾巴。他心虛，怕別人揪出他的歷史問題，就以打右派多多益善來掩蓋自己的歷史尾巴。常書鴻的情況不是極端個別的，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每一次政治運動中，都有這麼一批領導人和積極分子，以極端左傾的整人方式來突顯自己的“革命”面目。這些投機取巧的假革命偽革命腳踩着正直的正派的同伴的政治屍體登上領獎台洋洋得意地舉着黨票官票招搖過市，到處賣乖，好不興奮！
　　常書鴻寫自傳，他那顆膽怯惴惴的心跳動在筆下，所以他要極力渲染新主子上上下下的領導人對他的優渥恩寵，要對國民黨時代的一切儘量歪曲，極力表白自己和他們的對立關係，還自己一個清白之身。這大概是常書鴻要留下一部自傳的心底隱秘。
　　我們閱讀他的自傳，應該顛倒過來閱讀，才可能窺探事實的實情。其實，這樣的傳記，現在充滿了坊間書肆，常書鴻的自傳只是其中之一！靠這些自傳研究歷史的人，千萬要小心，不要以訛傳訛，貽害無窮。研究敦煌的歷史，常書鴻的自傳是最容易產生誤導的資料之一。
　　我讀常書鴻，寫常書鴻，其實是解剖一個知識分子走向人性異化的過程。他只是千萬個常書鴻之一。
　　階級鬥爭，思想改造，政治運動是萬惡之源！
　　阿·托爾斯泰在《苦難的歷程》第二部《一九一八年》的題記中，用“在清水裡泡三次，在血水裡浴三次，在鹼水裡煮三次”來形容思想改造的艱難。常書鴻是清水、血水、鹼水的味道都品嘗過了，歷經四十餘年，終於戴上一頂足以炫耀的桂冠，其實是一把精神枷鎖，因此在告別這個世界的時候，他沒有解放自己，沒有舒筋展骨，沒有站立起來，仍然懷着一顆膽怯惴惴之心，令人不禁惘然悵然！
　　我記得五十幾年之前，郭蘭英一唱走紅的歌是“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回首這五十年的新社會，倒真是不斷上演“把人變成鬼”的正劇、喜劇與悲劇。
　　恕我冒昧直言，作為畫家、文物大家、敦煌守護神，常書鴻是成功了，永垂不朽，但是作為知識分子的人格，“拼將老骨媚公卿”，他功敗垂成！

　　（十二）“洗腦運動”透視
　　常書鴻已經是作古之人。對於作古的前輩，筆者的上述議論，頗失古道厚道。但是常書鴻可以稱得上是一位思想改造成就卓越的典型、樣板，通過他的事例可以再一次看到“洗腦運動”所追求所達到的目標，活生生地體現在他“這一個”身上。我們可以由此看到一代知識分子的人性人格就是這樣被扭曲、被異化！
　　所以對常先生言有不恭之處，敬請先生地下寬宥。
　　何謂知識分子？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能知者，其良知也。”（12）“洗腦運動”的過程就是逐步泯滅知識分子良能良知的過程，文革則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但是，我們翻開自傳，正是文革之後，常書鴻有了與黨和國家領導人頻頻合影的殊榮，有了在國際上頻頻出訪或迎迓貴要的留影，所以也就敷平了心靈的傷口，所有失卻的東西都得到加倍補償，美哉！
　　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為大丈夫。”（13）放眼今日神州大地，何處可以尋到“大丈夫”？

　　引文註：
　　（1）中國青年報記者徐百柯寫的《黑色墓碑旁的敦煌》
　　（2）（9）王家達《血淚鑄敦煌》，和鳳鳴《經歷，我的1957年》
　　（4）（5）（8）敦煌百年——一個民族心靈的歷程，劉詩平、孟憲實著，廣東教育出版社（6） 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
　　（7）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常書鴻著，甘肅文化出版社
　　（10）高爾泰《尋找家園——天空地白》
　　（11）李廷華《敦煌軼事——王子云、張大千、常書鴻》
　　（12）《孟子·盡心上》
　　（13）《孟子·滕文公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