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文宣部門卵翼下的誹謗者們信口開河，毫無史德，每一字一句都是有其政治用意的。即使自稱”用堅實的史料說話”的學子，若耽於只用共方資料作研究而缺乏敏銳的洞察力，最終也會掉入文宣陷阱不自知，人云亦云地說些”湯恩伯部腐化墮落、一觸即潰”等並不堅實的廢話。

蘇俄為避免兩線作戰而希望中共協助抗戰以牽制日本時，《大公報》名記范長江（當年是深受周恩來賞識的親共分子，後來官至《人民日報》社長）在1937年寫過一篇《南口碟血記》，極口誇讚：“湯恩伯，這個鐵漢子，他不要命了。這確是厲害。十三軍從軍長到勤務兵，他們全不要命了！大家都把一條命決心拼在了民族解放戰爭的火線上”。

根據陳寶琦（他於1942年曾投奔湯部參加特種幹部訓練班，班主任就是湯恩伯。後來加入中共，官至貴州省電子局副局長，正廳級待遇）的回憶，”抗戰時期我在河南一年半，就我所見，湯恩伯部隊的軍風紀是嚴整的，湯恩伯馭下極嚴，因為犯有貪污罪，一天就槍斃了一個上校團長和一個少將高參，是我親眼所見”（“ 抗戰歲月回顧”，鐵嶺文史資料第九輯）。

張雪中（前十三軍軍長，後任第一戰區政治部中將主任）曾寫道，”相從湯公20餘載，在授受與應對之間，覺得他：其嚴厲處是一位威肅的長官，其慈祥處是一位愛拂的家長，其認真處是一位嚴格的老師，其隨便處是一位至好的朋友”。（朱連法，《民國上將湯恩伯》）

我們很難相信馭下極嚴、”不要命的抗日鐵漢”湯恩伯居然會縱容官兵奸淫擄掠、強拉壯丁、謀財害命，以至於被河南民眾列為”水旱蝗湯”四大害之一。更難相信他的骨幹嫡系十三軍會是”民謠”所形容的”寧願日本人殺，不願十三軍扎”的土匪部隊。

”水旱蝗湯”一說，早在三十年代之前便流傳甚廣。”上個世紀三十年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朱新繁先生在其所著《中國農村經濟關係及其特質》一書中曾經提及：'河南人民叫土匪為‘老湯’，不知是什麼意思，他們提起了‘老湯’，就談虎色變。'”這個”湯”，乃”蹚匠”的 蹚之諧音。”蹚匠”是河南當地流動的青年打工農民，”一旦工作減少，無所事事，成隊的蹚匠極易變成杆匪，以致兩者之間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所以在魯山的方言裡，土匪統稱 '蹚將'。同音諧轉，也就變成了'湯'字。從蹚匠，到蹚將，再到老湯，無疑顯示了農民與土匪之間不言而喻的關係。”（《“水旱蝗湯，河南四荒”——歷史上農民反抗行為的饑荒動力學分析》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xxsb/722461.htm ，載《學習時報》2004年12月6日，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教授夏明方）

可見，河南人口中的”水旱蝗湯”指的是洪水、乾旱、蝗蟲、蹚將，與湯恩伯及其部隊無關。那麼，是誰硬要把這個”水旱蝗湯”栽贓到湯恩伯頭上的呢？答曰中共的造謠機構。陳寶琦先生提示我們，造謠的具體責任人是著名的文棍陳伯達（”陳伯達寫本書，說河南人民有四害：水、旱、蝗、湯。把湯恩伯比做洪水蝗蟲，為害一方”）。文棍陳伯達延安時期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其抹黑國民政府的功業堪稱”彪炳”，除了栽贓湯恩伯之外，還受命寫了一本“中國四大家族”，將蔣、宋、孔、陳描繪成”掠奪農民”的”買辦、封建奴隸主”。此書1946年11月13日在《解放日報》連載後即以單行本出版，是內戰期間共匪製造的一枚謠言炸彈。

如果說湯恩伯真的靠吃空餉貪污了幾百萬斤軍糧，還做投機生意大發國難財，那他何至於退台僅僅兩年後，就生活困頓，被迫節衣縮食，辭退安保人員，甚至窮到連病都治不起的地步？
湯在1951年3月21日的日記中寫道：”我與一班老同事，過去專致力軍務，一心為國，向來不曾為本身之生活打算。至台後閒居一年，目前均感生活困難。我此次遷鄉居住，本擬節省開支，不料修理房舍又超越預算，反增許多開支。不知住定後，能節省否。服務黨國數十年，至今生活感受威脅，殊為苦悶。自信我能吃苦，諒可隨遇而安的。”

河南1942年遭遇大旱（看中國配圖）

國內學者朱連法在其著作“民國上將湯恩伯”中如此記述：”一次，舊友徐復觀去三峽鎮看湯恩伯，他正在當地的一家小診所里割治盲腸炎。徐復觀問他為何不到中心醫院去做手術，在小診所開刀怎能放心。湯恩伯笑笑說：'沒有關係，這裡便宜。' 這位曾經叱咤風雲的將軍，對部屬、朋友常傾以熱情與精力，而對他自己的身體卻甚為疏慢。由於長期過軍旅生活，眠食靡常，早年落下的胃疾時愈時發，一直未能根治；遷居鄉下後，胃疾又復發了，且日趨嚴重。為方便就醫，他不得不遷居台北市。 但是，治了相當長的時間，病情卻不斷加劇。請中心醫院的外科權威張先林醫師檢診後，發現除胃部潰瘍外，還有十二指腸腫瘤。...身在美國的夫人王竟白得知病訊，十分着急，電邀湯恩伯趕緊赴美就醫，說美國的波士頓對此病手術是世所聞名的。...湯也考慮到，美國醫術先進，但赴美費用昂貴，哪裡支付得起，向人家言窮告借，又覺臉上無光；而到日本醫治，至多七八千元，這還是可以應付的，遂傾向於去日本。”（ http://www.ewen.cc/qikan/bkview.asp?bkid=172280&cid=526574 ）結果，湯在日本動了三次手術，於1954年因醫療事故去世，時年五十五歲。

湯恩伯在日本無力支付醫藥費，寫信向胡宗南求助。胡宗南向蔣介石寫報告，獲批3000美元。此款未到，湯恩伯已死。被中共肆意誣衊為國軍貪污典型的湯恩伯卻死於清廉，死時一窮二白，死前連3000美元都沒有，死後還受盡匪共偽史學家們的嘲笑奚落。不過再怎麼樣，想來也比毛澤東的筆桿子、”江青四人幫集團主犯”陳伯達文棍死得光彩。

所謂貪污罪名站不住腳，而所謂河南旱災中湯部寧可坐視老百姓餓死也不肯發放軍糧賑災的罪名就更其荒誕。這個謠是白記者修德所造。“中國的驚雷”里，他挖空心思抹黑重慶當年的徵實收稅制度（這個制度是美國顧問兼蘇聯間諜居里Lauchlin Currie向蔣中正倡議實行的），還編造了農民每畝地出產二十斤糧食要繳十五斤稅，繳不夠賣耕牛湊數的謊言。他還不如直接寫”蔣幫”數十萬大軍武裝征糧逼死三百萬河南農民得了。可惜，這種事情他的偶像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都幹過（列寧的布爾什維克1918年8月20日曾規定武裝征糧隊每隊不少於75人，配備2、3挺機槍。並用毒氣殺害抗糧農民），中正公沒幹過。

享受正廳級待遇的離休幹部的共產黨員陳寶琦回憶在湯恩伯部經歷時說，”1942年是河南省大旱之年，莊稼顆粒無收，災民靠野菜度日。抗戰官兵為了節約糧食，每天僅吃兩頓飯，節餘部分糧食，發放給附近居民。我還配合陶幹事，到各村大戶人家，查看財主們的糧囤，說服動員富人，出賣糧食，救助鄉親。”已經將湯部勒緊褲腰帶節省軍糧用於救災的情況說的很明白。當然，要求白修德和劉震雲等法定造謠者們承認真相，比登天更難。

國民政府沒有像白修德說的那樣拒絕設法賑災；也沒有等到白修德面見蔣介石，”痛陳”慘況時才迫於壓力關注災情，做做樣子稍作救濟。（“老百姓死了，土地還是中國人的；可是如果當兵的餓死了，日本人就會接管這個國家”估計是白修德這個毫無職業道德的造謠記者自己編的段子。）

“1942~1943年河南災荒研究”（王小靜，山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第三章“國統區的賑災救荒”明確寫道：”1942年秋，河南繼二麥歉收後，秋收又告絕望。值此關鍵時刻，國民黨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救災措施。”9月份成立了河南省救災委員會，制定七項救災方針，六項具體救災辦法。國民黨中央旋即將1942年度徵實徵購糧食由500萬石減為280萬石，並撥發三次急賑款共三千四百萬元，連淪陷區每個縣都有至少數萬元賑款。又向銀行貸款七千餘萬餘元，作工賑工程和水利工程，中央再撥七億五千餘元作疏浚河道，鑿井，修塘等用。河南收到各地捐款約三千餘萬元，均配發各縣。第一戰區副長官湯恩伯個人捐款二十萬元，十萬匯發河南省府發放急賑，十萬購糧救濟災民。

所謂”工賑”，即以工代賑，召集災民，給予工薪和糧食，使其疏浚水利，一來控制旱情，二來救助災民不致餓死。當然，這到了匪共嘴裡，就成了湯恩伯”強拉壯丁魚肉鄉民以逞私慾”的十惡不赦罪狀，居然是1944年”民變”的理由之一。奸黨的文棍們之擅於指鹿為馬顛倒黑白，由此亦可見一斑。

此外，河南省三次開倉貸谷。第一次是1942年春，臨近敵區及災情嚴重縣份貸出所存倉谷總數五分之三，共125770石（每石約合60公斤）。第二次是1942年秋收歉薄之後，貸出及發放154000市石，谷麥各半。第三次是1942年3月，春荒嚴重，省府令各縣速將現存歷年積穀合計332749石8斗6升盡數散放饑民用資救濟。在第三次開倉時，豫省不遺餘力不留存糧，全部積穀用於救人。

軍隊調糧。第一戰區長官部借出後方屯糧3萬包，湯恩伯部借出160萬斤，軍隊節省口糧共300萬斤，又買到陝西存糧2萬包，一一貸放。

又辦理平糶。設立平糶委員會，由中國農民銀行先行貸出一億元予平糶基金配發，後各縣自籌一億餘元，用以平價調撥外省糧食入豫。

老實說，值外寇馳騁國家危亡之際，政府能做到這份上，已是仁至義盡，難能可貴。如果觀察者秉持客觀立場，就不應對國府予以苛責。不過，白修德只是他老師費正清的一條狗，叫他咬誰就咬誰，顯然與客觀中立相距甚遠。我們在“中國的驚雷”里發現了這麼一段：”中央政府撥出的救濟款都是面額為一百元的鈔票。這樣的票面已經夠小的了，因為每磅小麥售價達十元至十八元。但是，當時的糧食囤積者拒絕人們以百元票面的鈔票購買糧食。要購買糧食的農民不得不把這鈔票兌換成五元和十元的鈔票，這就必須去中央銀行。國家銀行在兌換時大打折扣，大鈔票兌換小鈔要抽取百分之十七手續費。河南人民所需要的是糧食，然而直到三月份為止，政府只供應了大約一萬袋大米和兩萬袋雜糧。從秋天起一直在挨餓的三千萬河南人民，平均每人大約只有一磅糧食。”

這傻逼的數據不但不準確，而且口吻特別白痴。就像我們現在說，2012年全中國災情嚴重，政府只供應了大約13億斤糧食，每人不到一磅。當然，這個例子是不準確的，因為共匪不會發放糧食，要發也只發別人捐的，而且紅十字會還要剋扣百分之五十。
河南省在1943年3月前，就給災民發放了四千萬公斤糧食。這還不算查放餘糧和貸放軍糧的。省府為杜絕囤積居奇，查封大戶餘糧以貸借災民，合共88382石。湯恩伯部光是向魯山縣災民就貸放了120萬斤軍糧。

而劉震雲這條作協豢養的狗，還狺狺吠着國民黨不賑災，”日本人...給我們發放了不少軍糧。我們吃了皇軍的軍糧，生命得以維持和壯大”。根本沒有任何日軍放糧的紀錄資料，連白修德都不敢造這種通敵的謠言。我們只能佩服劉震雲的胡柴式臆想性造謠已經遠遠比白修德高明了。

七十年來一以貫之的蠱惑者，代代相傳地引用着”蔣委員長兩膝輕微哆嗦”之類純屬偽造的細節，卻無視蔣委員長開粥廠收養災民等宏觀的史實。1943年1月1日，”豫省遵照蔣委座手令，在隴海沿線重要地點設立粥廠，救濟西運災民”，總經費8，051，000餘元，救濟災民共達558，800餘人。後因省會魯山災民眾多，遂在魯山城關設粥廠，每日收養災民1，500名，進而每日增至4，000餘名。還通飭各縣在春荒時期普遍設立粥廠以宏救濟，總計各縣共設大小粥廠4，289處，收養災民l，891，546名。（王小靜，“1942~1943年河南災荒研究”）

換言之，連張高峰、大公報都還沒折騰出那篇“豫災實錄”之前，中正公就對災情瞭如指掌，並且早已着手救災。幾時輪到白修德跑到中正公面前”大聲疾呼”，還扯淡說中正公只管征糧不問災情，仿佛只有他白修德才是河南人民的大救星。當然，在黨管學者們筆下，這個大救星也輪不到白修德來當：”真正成為災民或移民救星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民主政權”（夏明方語）。蘇聯的孝子賢孫，在抗日中最拿手拖後腿的民族叛徒、二等漢奸，居然成了災民的大救星。歷史在這些文棍學霸們眼裡，已經是可以意淫筆奸不輟的對象了。

追根究底，最早造謠”河南人民不堪壓迫起而繳國軍槍械”的人是中共文宣機構和白修德這對狗男女。查1944年7月8 日“解放日報”社論“豫湘桂戰役為什麼失敗？”，堂而皇之造謠謂："河南連年災荒，千百萬哀黎，草根挖盡，易子而食，而河南省政府對田賦徵實，苛捐雜稅，絲毫未減，湯恩伯在葉縣，無代價地圈占民田四千餘畝，大征民力，攤派巨款，僅葉縣就攤派了 7000多萬，修築官舍，大興土木，河南民眾，怨聲四起。軍隊視民如草芥，而民視軍如寇讎，因此，戰爭一起，老百效便起來繳軍隊的槍。這種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實,究竟是誰的貴任，難道還不洞若觀火嗎？" 同年11月3日中共晉察冀邊區黨委機關報《晉察冀日報》說”這次民變，又是國民黨當局不顧人民死活的'政令'的結果”。

而白修德則在“中國的驚雷”傳謠道：”農民等候這個時機已經等了很久。他們身受很久的災荒以及無情的軍方勒索之苦，已經受得太夠了。 現在他們回過頭來，把獵槍，小刀和鐵耙武裝了自已。他們開始解除個別士兵的武裝，後來把整連整連的人繳械。如果華軍能支特三個月，那才真的不可思議了。 當鄉村處在武裝暴動的狀態之下時，抗戰是一無希望的。在三個星期之內，日軍奪得了全部目的物；平漢路落入日軍之手，三十萬中國大軍停止存在了。”

白修德的騙子老師費正清即以此為據，做起了謠言歷史化的工作：“1944年春，他們深沉的忿懣變得表面化了。當中國士兵在日本的一號作戰面前撤退時，農民們兇猛地攻擊他們。他們用農具、匕首和土炮武裝起來，解除了5萬名本國士兵的武裝，殺了一些——有時甚至把他們活埋了”（《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八節 ）。

中共這具史上最龐大的謠言機器，為什麼要與美國流氓記者聯起手來造出這個彌天大謊呢？難道就為了給幾十年之後滿嘴跑火車的無節操文人劉震雲提供拾人牙慧的機會嗎？當然不是。這不但涉及湯恩伯與中共的恩怨，更不止是美國共產主義同路人們的個人行為。究其本質，乃是”全世界民主自由的領頭羊”美國，與史上最大的獨裁政黨中共的一次巨大合謀，目的是顛覆蔣中正及國府的大陸政權。

或曰，此說有危言聳聽之嫌。非也。美利堅合眾國這個自大傲慢的山姆大叔從一開始就親共成性，主張干涉軍撤退，陷英法於不義，救列寧獨裁政權於水火中，一手扼殺了二月革命，開扶助共產專制的先河。”書生總統”威爾遜誠始作俑者也。

關於豫湘桂戰役是否因國府救災不力、貪污腐化引發民變而失敗，我們（包括立志”用堅實史料說話”的天真學子們）別光聽解放日報、白修德、劉震雲們一脈相承的一面之詞，還是多看看國軍是怎麼說的。兩造印證，真相即可瞭然。

河南第一戰區湯恩伯兵團的核心嫡系部隊第十三軍軍長石覺曾經辯白，”暴民妨礙軍隊作戰，不限於某軍某師，戰地所有國軍...豫籍非豫籍，原駐及初到豫西的軍隊，同樣遭受敗類搗亂...豫省號稱中州，為四戰之地，在軍閥混戰時期，莫不欲逐鹿中原，以致甲去乙來，循環不已。而豫省民性強悍，紅槍會遍地皆是，內戰中常對失勢之一方趁火打劫， 殺人奪械（臨汝及嵩縣間有兩個王寨，截擊國民三軍岳維峻之後尾部隊，岳部回頭對兩寨掃數焚燒屠殺；十六、七年北伐軍某部從洛陽南撤時，亦遇殺人奪械事 故），企圖壯大私人勢力，稱霸一方。殊不知此次為抗日聖戰，關係國族存亡，竟仍視為一如以往內戰，國家意識淡薄如此，因之對作戰發生最大之惡劣影響。更加 土劣匪黨潛伏其間，捏詞煽惑鼓動，成為為虎作倀之一股惡勢力，構成妨礙抗戰行動之絆腳石，作戰部隊為恐投鼠忌器，不克作任何反應，徒增官兵無限艱難感傷而 已。本軍團營級幹部及士兵，十之三四為豫籍，對此景況，亦感茫然啼笑不得。中原會戰前，本軍駐訓於登封臨汝兩縣，會戰前期激戰於登封密縣之間，後期轉戰於臨汝嵩縣境內，會戰終結，竟有三百餘封千篇一律敘述相同之控告函，來自豫省 未淪陷之縣份，向重慶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控告本軍擾民事件，道路傳聞，不堪卒聽。我們疲於奔命，與敵人機械化部隊競腳程，竟有人向重慶統帥部虛報第十三軍士兵都牽着一頭牛走，在那種急於星火情況下，騎馬猶恐趕不到目標，何況牽一頭牛，真是荒謬透頂。...至於奸匪，更施其毒辣卑劣手段，專對本軍作有組織計劃的破壞活動，其情 況如後：⑴穿着本軍士兵服裝、帶假護照，散布各地，製造擾民事件。⑵假冒商賈，於本軍駐地附近，串演扒竊搶劫等事件，宣稱本軍士兵所為。⑶在本軍行軍經過 之處，待部隊通過之後，扮裝本軍落伍兵，將民眾供應茶水用具恣意破壞；或冒充本軍採買，強買強賣，為非作歹。以上跟蹤本軍之破壞者達三十人以上，在灤川朱陽關之間業經發現，直到通過鄖陽之後，才告肅清。上述事件假本軍之名，通過串演製造後，加以運用，廣為傳播，以破壞本軍軍譽，挑撥軍民間感情，同時散布控告函件，使上級對本軍疑心。前者確有某種程度之成功，後者則引起上級之警覺，總政治部陳部長於西坪主持中原會戰檢討會議時向我面告：“有關控告函情況，大多數來函縣份貴軍從未到過，控函遍及全省，顯然別有來源及作用。”其後本軍奉令調華南戰場，經豫西、鄂西、川東長途行軍到達重慶，地方政府沿途查看，湖北省政府主席王東原先生，為軍界耆宿，曾親臨鄂西山地，費時多日，沿途從頭到尾對本軍行軍縱隊暗中檢閱，見我全軍部隊，雖經長途跋涉，依然整齊嚴肅，秩序至為良好。雖行李及伙夫擔亦無例外，且無眷屬隨軍，中原所風傳之謠言，毫無蹤影，沿途各縣所見所報皆同，本軍快過鄂西興山縣境時，王東原主席才由樹林中出來與我見面，向我道賀，告以所見部隊情形，由衷表示讚佩，認為我在中原背了大黑鍋。我到達重慶後，陳部長向我說：“貴軍長途行軍，紀律良好，證明中原謠言乃係惡意中傷，我一定轉報委員長，希望你好好努力。”本軍到達貴陽後，軍事委員會頒 我一座勳章，以賞登封戰捷之功，然而我最大之收穫，不在勳章，乃係此永生難忘於槍炮作戰以外之最大經驗教訓，而最後終於揭開黑鍋還我清白，這比獲得勳章更 為重要。”（“石覺先生訪問記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1986年，台北）

他在答問部分又對”有關湯集團軍紀問題，流傳頗廣，對謠言來源，有無說明？”的問題再度澄清：

”有一個傳播廣泛的口語是：“寧願日本人殺，不願十三軍扎。”這句合韻順口易被記憶傳播的口頭語，完全是政治性的中傷破壞，用以離間軍民合作感情的。它不需要任何事實根據，只要給你戴上這頂黑帽子，就達到目的了。儘管你有輝煌的戰勝紀錄，替國家立過多少 功勞；儘管你走遍數十行省，都受到民眾歡迎；儘管你有過在炮火連天的戰鬥中，民眾幫助你警戒、封鎖、帶路、偵察、運輸、救傷等軍民良好合作的記錄，也輕易 的給這句話摧毀無餘，變成為十惡不赦的了。...請您想想，即使是甘作日寇的走狗漢奸群，最多也不過貪圖一個利字，那有寧願伸長頸子任異族屠殺，而不願自己國軍駐紮的道理？這非常明 白，良善的民眾不會說，官僚土劣也不會說，日寇自己說不出口，只有站在戰線後方專門扯後腿的奸匪才有這份天才捏造得出來。戡亂期間也有一個部隊在此區遭受同樣的誣衊情形。我在東北，也聽到把“新一軍”改稱為“新日軍”，及“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一軍”的類似口語，這些都是奸匪所造出來的玩意。湯集團在中原地區，捉到潛匪數以千計，妨礙了奸匪的生存發展，因之非要將之攆走不可。湯集團原始部隊是十三軍，所以匪矛頭也對準十三軍，即使是 由第十三軍分出之第八十五軍，也遭惡意中傷，當他們毀謗十三軍成功之後，立即加上一句——“八五也是十三”。...可見匪黨編造民謠利用耳語毀謗伎倆，相當成功。 ... 二、河南紅槍會攻擊零星國軍搶奪槍械，請問貴軍曾否與其發生衝突？答：我的部隊沒有和紅槍會衝突 ...我看到一份雜誌說：“三十三年春日軍進犯中原時，湯部兩個集團軍撤退之 際，屢遭豫西民眾攔截……”這是荒唐不過的話，慢說是兩個集團軍，即使是一個戰鬥的班，也根本吃不動，攔不住。我曾見在遠方擔任警戒的班，暴民四五十人逼 近，意圖奪械，班長警告之後，發射兩枚槍榴彈，該等暴民即行鳥獸散；附近村民連忙送茶送水前來，連連好話，表示親熱。只是對離散的官兵有殺人奪械的不少報 導，尤其敵軍猛攻之下或空襲之時，暴民對離散人馬趁火打擊的行為，層出不窮而已。該雜誌又說：“對失散官兵，被民眾繳械資遣。”民眾有資格資遣國軍官兵 嗎？這是黑心瞎說，所謂資遣雲者，乃為遣至地府之飾詞耳。又說：“民團全是自衛，決無為非作歹者。”請問對抗日國軍，敢於殺人劫械，此非為非作歹而何？而 對敵軍縱橫竄擾，奸淫擄掠，無所不為，反無任何阻礙，“自衛”云乎哉？該雜誌既吹噓了民團能攔截兩個集團軍（在豫西作戰是五個集團軍及若干獨立師旅，是日寇動員了大量兵力擊退的，你們只會剪徑的小毛賊，沒有這能力），同時一口咬定戰場地區沒有共匪活動（單是交付感化的潛匪就有兩千多，南召以北山地幾成匪化區），這真是天真到了家，胡塗透了頂。”

台灣在兩蔣治下，無論國計民生還是歷史研究，都比共產大陸正道，而且嚴謹。據說六幾年給白崇禧做口述史，三年間登門二百餘次。從石覺將軍的回憶，我們可以確認幾件事：

一，”暴民”對抗日國軍”繳械”，確有其事。但暴民不是用”獵槍，小刀和鐵耙武裝了自已”的農民，而是由義和拳轉變而來的會道門武裝紅槍會，在豫、魯、陝三省有數十萬人馬，他們掌握着大量的新式武器。中共早在二十年代就對其龐大組織及影響力十分感興趣，陳獨秀、李大釗視其為對抗”帝國主義”和”軍閥”的”農民運動”，下令政宣人員要儘快下鄉，將紅槍會收編為”新式的鄉村的民主的農民協會”（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李大釗文集（下）“魯豫陝等省的紅槍會”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1148/71151/4843801.html ）。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提到的”皖豫魯等省的'大刀會'”，指的就是紅槍會。當時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北方區委，盡一切力量爭取紅槍會，使紅槍會成為農民協會的武裝組織。並要求聯合各地紅槍會建立一個統一聯絡機關，然後召集各地紅槍會領袖開代表會，擬訂共同行動政綱。中共北方區委於1926年冬和1927年春，曾派”一批優秀的共產黨員深入紅槍會作爭取教育工作，加強了對紅槍會的領導”（河北政府網，”紅槍會” http://www.hebei.gov.cn/article/20061211/26450.htm ）。楊靖宇等人對紅槍會改造成功後，在河南確山縣召開農協成立大會，並於1927年率領紅槍會員攻克確山縣城，建立河南第一個中共縣級政權。

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共死灰復燃，馬上又想到”團結爭取”紅槍會，進行”政治鬥爭”。周恩來、彭真對此頗為重視，彭真還寫了“論冀魯豫紅槍會工作”。進入河南的八路軍和新四軍都嚴格遵照這個方針行事。彭雪楓不惜折節與夏邑縣紅槍會首領結拜為兄弟（吳宏亮，“中國共產黨與河南紅槍會”）。基於這個歷史淵源，紅槍會在豫湘桂會戰中攻擊、繳械、”資遣”（實為殺害）國軍抗日官兵，其幕後指使者便呼之欲出了。是時石覺尚未掌握中共秘密策動紅槍會之資料，故有”暴民”之嘆，而不知暴民拳民身後有奸黨的幢幢鬼影。

中共武裝自己同時也按照”內戰內行”的指導思想趁機起而發國難財。騰訊”堅實的”歷史編輯們查到了“登封縣誌”的記載：“駐防登封的國民黨十三軍平時欺壓百姓，戰時一觸即潰，軍長石覺帶領一部潰軍，狼狽逃向臨汝。原於河北抗過日的孫華永率領青年武裝，在馬峪川上口繳獲潰兵步槍30多支。中共地下黨員甄德寬和藺大林組織的游擊隊，在穎陽九龍口繳獲潰兵長槍五支、子彈五箱，騾子兩匹、布五捆。”

二，中共抹黑湯恩伯部及十三軍其來有自。湯部是最鐵心反共的國軍部隊之一，與那些平素慣於眉來眼去勾結共匪的牆頭草們作風迥異，駐紮河南戰區時”捉到潛匪數以千計”，”單是交付感化的潛匪就有兩千多”。中共恨之入骨，但湯部兵力雄厚，不像韓德勤那樣不經打，土八路徒呼奈何，只好使用各種輿論唱衰手段，污衊湯部軍紀敗壞，湯恩伯貪污腐化云云，企圖以栽贓陷害之手段將其趕走。

三，豫湘桂會戰前後，中共冒充河南民眾向重慶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寄去三百多封函件，誣告十三軍擾民，竟至於捏詞稱石覺部士兵每人都牽着一頭牛走。日軍此次大迂迴運動戰旨在捕捉湯部主力，若十三軍敢於如此行進，恐怕早被消滅三百多次了，焉有登封戰鬥之短促勝績。好在軍委總政治部部長陳誠發現”大多數來函縣份貴軍從未到過”之疑點，又有湖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王東原為其辯誣，否則必陷於奸匪狡計中也。石覺明白無誤地說，”將民眾供應茶水用具恣意破壞”者，實為共匪所遣跟蹤破壞者，”堅實的”騰訊編輯們可再加斟酌，免得繼續以訛傳訛誤人子弟。至於“寧願日本人殺，不願十三軍扎”、“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一軍”之類的順口溜，就跟“水旱蝗湯、河南四荒”一樣，想來都是土八路的師爺陳伯達及其高足們的傑作。

歷史上，秦檜雍正之流因專權需要而篡改冊籍文過飾非的奸臣暴君不少，但像中共匪幫那樣大規模地羅織謊言、贗造史實，幾乎泯滅真相的例子卻着實不多。或曰劉少奇尚存些許書生意氣，尚存”人吃人是要上書的”的丁點歷史敬畏感。以毛為代表的贗造歷史派是連這丁點敬畏也不感。人吃人，對他們來說，不及”三面紅旗”重要，救濟饑荒就是要砍紅旗，所以就假裝饑荒不存在。抗日，民族大義，對他們來說，不及武力奪權大事之萬一，所以就躲在窯洞裡與藍萍吳莉莉史沫特萊們夜夜笙歌，好整以暇地派出遊而不擊的匪部幫日本人打國軍，儘量削弱黃埔嫡系，為戰後發動叛亂踢開絆腳石。最令人髮指的是，他們一邊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一邊還把一個個自己的屎盆子扣到蔣和國府頭上，謂之不抗日假抗日，謂之漢奸，謂之貪腐，謂之不救災民，謂之塗炭生靈，謂之不民主，謂之獨裁，滑天下之大稽莫此為甚。

還有一點，湯恩伯兵團在河南做生意、吃空餉，確有其事。做生意是在國窮財盡軍費不繼之下勉強維持大兵團的存在，是得到國府批準的，絕非匪共瞎掰的”大發國難財”。當時國軍一個師的編制約為一萬二三千人，但不僅湯部，全國沒有一個部隊足額，最理想的狀況也只有七八千人。這是因為管糧餉者從不把抗戰的通貨膨脹考慮進軍費發放里，”於是士兵的月餉只等於戰前的幾毛錢，甚至降到幾分錢。一切的副食費、辦公費，都同樣的無形減少，減少到官長如若不吃空額，不僅他本人會餓死，全軍全師都會餓死，更不能打仗”（黎東方“細說抗戰”）。這個問題固然是制度之弊，另一方面，物價飛漲民不聊生，也與蘇聯跟日本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後切斷對中國的物資運輸通道（”一九四一年六月，日、蘇兩國就以一紙“日蘇中立條約“，完全切斷了中國西北經蘇的外援通路”，鄭浪平“不朽的光榮——第二次中日戰爭史”），而美國人又對蔣公卡脖子不給援助脫不了關係。美國通共人士白修德、費正清之流不但不退思己過自慚形穢，反而喋喋不休說蔣公”腐敗無能”，其無恥程度與匪共互相輝映。

最後必須說明，豫中會戰潰敗，與饑荒無關，紅槍會在中共指使下對國軍殺人奪械也只占次要因素。關鍵原因之一是中國戰區參謀長美國人史迪威蓄意提供假情報，說日軍只是例行演習，還匯報羅斯福”日軍即將在中國戰區發動全面攻勢的情報，只是蔣介石藉口來'勒索美國'的援助物資”。史迪威堅持華軍應該”以靜制動”，並抽調五分之四的華軍精銳入緬作戰。他還命令十四航空隊司令陳納德不許支援洛陽守軍，並遲遲不向中國戰區發放後勤物資。

事實上，日軍一號作戰是史上空前的全面出擊作戰，其動員規模超過明治時期日俄戰爭的兩倍以上。空軍儲備了半年的燃油、兩年的彈藥，各軍的糧彈後勤支持，都儲備半年以上使用量，每個師團作戰兵力提升到三萬兩千人，還出動從未在中國戰場上使用過的裝甲師團。豫中會戰的前敵指揮日軍第十二軍司令官內山英太郎中將，轄四個師團、四個旅團，一個戰車師團，總兵力至少十五萬人（鄭浪平，“不朽的光榮——第二次中日戰爭史”）。劉震雲和大陸”軍史家”們硬說日軍進攻河南兵力為五萬人，顯然罔顧事實。
另一個”居功至偉”者是潛伏已久的共諜劉斐。他好不容易鑽營到軍令部次長要職，得蔣公信任，為這次終於可以逮住機會搞垮國軍有生力量而竊竊自喜。劉斐偽造蔣公命令，要國軍不得主動出擊，“未奉上峰命令以前，不許移動”，以湯恩伯部29個師分別死守29個縣，不相往來，不許呼應，不准機動，任由日軍長驅直入、分割包圍、逐個殲滅。好在湯部知機，如石覺部在日戰車師團合圍前退入嵩山；如蔣公令劉茂恩部堅守洛陽7日，劉斐卻變其令為“守至最後一人”，劉部守了12天，傷亡慘重（湯兵團豫中會戰死傷達五萬之眾）不得已撤退，卻被劉斐告以“不戰而逃”。與此同時，劉斐心領神會配合史迪威，將國軍五個集團軍共三十餘萬精銳美械部隊留駐雲南，不讓回援。（黎東方，“細說抗戰”；錢文軍，“臥底劉斐”http://wenjunq.blogchina.com/799479.html）

日本華北方面軍之所以毫無後顧之憂發動豫中會戰，還因為”共軍在山西、河北、江蘇與山東進行“放水”行動，樂意袖手旁觀日軍痛擊蔣介石的部隊，而拒絕發動大規模的敵後全面游擊戰，來牽制日軍”（鄭浪平，“不朽的光榮——第二次中日戰爭史”）。

由此可見，一部“溫故1942”，所溫故的不止是從1942到2012整整七十年的一系列文史謊言，還暗含着一系列中共玩寇自重、為武力奪權部署後手的大陰謀。寧可當亡國奴、不願當中國人的並非河南農民，而是中共匪幫。這是我溫故“溫故1942”，所得出的最後結論。

神州陸沉中共篡權之後，就開始”連根拔起”式地毀滅文化、贗造歷史。“溫故1942”和“一九四二”，其實是“地道戰”、“小兵張嘎”、“鐵道游擊隊”之流文宣片的徒孫， 只不過劉馮們浸淫”市場化”久矣，深諳塗上”人道主義災難”的政治正確偽裝色以魚目混珠之道。雞巴支那國文化共匪們既能祭出灑滿福克納馬爾克斯春藥的莫言肥肉奇葩讓瑞典皇家學院一干左棍老逼們春情勃發為十八大獻禮，也能摘下歪嘴文痞劉震雲馮小剛濁溷中的謊言糞果熏得匪化區愚夫愚婦們五迷三道自掏腰包貢獻票房，不可謂不多財善賈長袖善舞。如此以往，不知伊於胡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