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輝    曹長青

 

——《開放》雜誌2004年6—9月號

 

   「他已經忘記了曾做過總統」

 

    在海內外中國人的媒體上，對台灣前總統李登輝的污辱、謾罵和醜化已經不計其數，漢語中找得出來的罵人話也幾乎被用盡了。於是一個一手促使台灣發生了從獨裁走向民主這個本質性變化的人，被中文媒體妖魔化到遠比當今中國的獨裁者江澤民還可惡的地步。在中國人中，我的信息應該不算太貧乏者，但對李登輝，卻從未讀到過任何中國人寫的正向描述和評論他的文字。

 

這次台灣大選前後，我曾三次到台灣，參加了幾場李登輝先生主持的論壇會。通過近距離地觀察，並和他交談，我發現真實的李登輝和我從媒體對他的報導中而得出的先入之見有相當大的差別；而且作為卸任總統，一個沒有任何行政權力的普通百姓，李登輝在台灣民眾中的受歡迎度是遠超過中國人想象的。但上述這兩點，並沒有促使我想寫他，因為寫曾經是當權者的人物很難把握。

 

    導致我對他發生興趣，並決定寫一寫他的原因，是由於在餐桌上聽到的他的兩句話，而由於這兩句話，我自認為發現了李登輝為什麼能不走獨裁之路，一手促成台灣民主化的最大原因（因為就這個原因，我沒有看到過任何深入報導和分析，所以自認是我的發現）；而且就李登輝為什麼能當上總統，我也得出了和媒體報導、甚至和李登輝本人不同的結論。

 

    ●他的性格很像達賴喇嘛

 

    這是兩句台灣人可能早已熟悉、不足為奇的話，但對我來說，卻不僅新奇，更引起我深深的思考。事情的簡單經過是這樣的：

 

    去年十月份，我應邀參加李登輝先生任董事長的群策會舉辦的「兩岸交流與國家安全國際研討會」。開會前晚，李登輝和彭明敏先生宴請會議的發言人。在一桌紛亂的「雜談」中，我忽然聽到李登輝說，「我當總統是很偶然的，不是必然的，真的。蔣經國沒有想到他會那麼快死掉的。他死掉也不一定要我當總統咧。」

 

    這話着實讓我吃了一驚。中國人大概沒幾個沒有聽說過那個關於李登輝怎麼當上副總統的政治笑話，那種從台灣傳出、作踐李登輝的笑話，他本人也一定知道。尤其是國民黨元老們一直打壓李登輝，渲染他不配當總統；那麼李登輝本人似乎應該堅稱，總統本來就應該是他當的，必然是他當的。可他居然輕鬆、隨便地談起，他當上總統根本就是偶然的。

 

    在後來的觀察中發現，自然和率性，是李登輝的一大性格特色。我原來一直以為他是個呆板的、不苟言談的農業專家，而且當了12年的台灣總統，言談必定滿口官腔。但他幾句話就露出了那種「性情中人」的本色。更形象點地說，他的性格很像達賴喇嘛，率真、不做作，既無城府，更無防人之心。我曾多次採訪達賴喇嘛，坦率地說，他的個人性格遠比他「中庸之道」的西藏理念更吸引我。而李登輝居然也是這種性格，難免令我感到驚奇。

 

    因為這種性格的人，（除非像達賴喇嘛那樣轉世）在權術鬥爭激烈的獨裁國家雖然有時也可能攀到高位，但經常會在某個重大事件中，由於不夠老謀深算而被排擠掉；即使在民主國家，也會由於太耿直、率真，政治手腕不夠高明，而被對手擊敗。但李登輝居然能在獨裁和民主的台灣都坐到總統高位，期滿卸任，多少有些令人不可思議。雖然他頗為吸引人的性格，引起了我很大興趣，但也沒有想寫他；覺得台灣有很多人熟悉他，寫過他了，而我的一知半解，實在不到湊熱鬧的程度。但他的另一句話，決定了我這組文章。

 

    ●祈求上帝的幫助

 

    在群策會結束後的晚宴上，我問了李先生一個問題，「當年你哪來的膽量，敢提出『兩國論』，說海峽兩岸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由於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後，引起海峽兩岸的軒然大波，也引發美國學界和媒體的爭吵，我寫了篇題為「李登輝和皇帝的新衣」的文章，說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就像《皇帝新衣》中那個孩子，說出了一個人所共知的事實。但現實就是這麼荒謬，瞎子都看見的事實，就是不容人說出口。而說出一個簡單的真實，常常得具有巨大的勇氣，並付出很大的代價。

 

    「個人是很渺小、軟弱的，」李登輝回答道，「我其實並沒有那麼勇敢，我是個基督徒，在脆弱、困惑的時候，就去向上帝禱告，祈求上帝的幫助。」

 

    我必須承認，他低沉而若有所思的回答，給我的感覺是具有震撼性的。當時我正集中精力思考基督信仰的問題，在經過了共產黨三十多年無神論的透徹洗禮之後，又在美國目睹一個有神論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再經過十多年理性、感性和靈性的掙扎，對基督信仰的重要性和跨入基督教大門的艱難性的感觸，大概是沒有經歷過這一切的人所難以理解的。

 

    雖然我後來了解到，在台灣幾乎任人皆知李登輝是虔誠的基督徒，但在中國人中卻並非只有我孤陋寡聞，回美國後我問了幾個朋友，沒有一個知道李登輝是基督徒。信仰對李登輝的人生、政壇和今天到底起到了什麼作用？它對台灣的意義是什麼？對中國今後的民主之路有什麼暗示？我對這些問題的興趣幾乎超過了對當時正熱火朝天的台灣大選。

 

    於是借晚宴機會我向李先生提了很多問題，他則興致勃勃地有問必答，對任何問題都極為坦言，使我把聚餐變成了一次非正式的採訪。從蔣經國，到魯迅、達賴喇嘛、張學良，到台灣大選、公投制憲，他對任何話題都侃侃而談。我為他的坦誠而驚奇，對旁邊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譚若思感嘆道，「他可真坦率，真敢講話。」譚若思悄聲地對我說了一句精彩的評論，「他已經忘記了他曾做過總統。」

 

    這個已經忘記了，或不感覺他曾做過總統的人，在他的書裡，在我後來的專訪中，對自己的人生、信仰和使命則清晰如昨……

 

    激情浪漫、喜歡文學的李登輝

 

    由於李登輝的性格特色和他的宗教信仰引起了我很大的興趣，所以在台灣大選之前的緊張中，在李登輝一場接一場地站台、趕場的奔波中，我和妻子在「群策會」政策法案研究處處長周美里小姐的陪同下，去李登輝先生在台北翠山莊的官邸對他做了一個專訪。談起他的人生，信仰和台灣的民主之路，在大選前的激盪中，李登輝顯得輕鬆愉快。

 

    ●學農業，為了去中國

 

    記得李登輝說過他年輕的時候熱衷文學和哲學，但怎麼成了農業經濟專家了呢？「本來我是念文學和歷史，」李登輝說，「但學文學和歷史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也沒有什麼出路。後來改成農業，想學完以後去中國發展，因為中國很大，是個農民國家，而且農民生活很苦，中國最可憐的是農民。我尤其是想去中國的東北。但一開始學農業，討厭得不得了，覺得一點味道都沒有。後來慢慢覺得了解一些農業也不錯啦。」

 

    李登輝選擇「農學」，出於他對提高農民福祉的願望。他早年曾研究馬克思的《資本論》，所以頗有些社會主義想法。他認為土地應該歸那些耕作的農民所有，而地主靠世襲得到土地，自己不耕作，靠收租過活，是很不合理的。但他的觀點在家裡就遭到強烈反對，因為他的父親就是地主，而他的岳父則是大地主。

 

    無論土地是否應該分配，李登輝後來卻對農業真的產生了興趣，至今談起都興致勃勃。「我告訴你呵，」他非常認真地說，「我是第一個做台灣的經濟統計的人。」那口氣簡直比說「我是第一個台灣人總統」更自豪。接着，他談起了曾走遍、並記錄了台灣的每一條河川的經歷，話語中清晰地流露着對自己熟悉的專業的留戀，對自己走過的土地的情感。

 

    ●喜歡魯迅、郭沫若，卻不喜歡胡適

 

    在我跟他有限的幾次交談中，就兩次聽他很認真地說，「我年輕的時候真的很喜歡魯迅、郭沫若（指他早期批判封建制度的《十批判書》《青銅時代》等）。老實說，我不喜歡胡適哎，真的不喜歡啦。」「為什麼呢？」我問道。「魯迅和郭沫若有激情嘛。」我立刻明白了他，如同明白我自己。

 

    作家的文風，其實主要由於作者的個性導致。魯迅是那種有激情的、戰鬥型的、全身心投入的人，有一種使命感和理想精神。拋開魯迅後期的左翼傾向，僅從風格比較，我個人對魯迅的欣賞也超過對胡適。讀魯迅有「過癮」感，而讀胡適卻不僅讀不出激情，更有深深的失望，或許是由於他名聲太大，寄望太高，所以讀時難免失望。

 

    喜歡胡適的人，可以很理性地探討自由主義；而喜歡魯迅的人，則總是忍不住充滿激情地身心投入。我無意褒貶哪類人，因為性格是上帝給的，有不同，才有了多彩的世界。但喜歡哪類風格，卻常常可以反映出那個人本身的氣質。熟悉李登輝的人一定認同，他屬於那類熱烈、激情的人，而且一生都沒有放棄對文學的愛好，他給長子取名李憲文，憲是輩份，文則是出於自己對文學的喜愛。

 

    由於李登輝說起他高中時代讀魯迅和郭沫若的作品，都是讀日文版，於是我想到了許多對李登輝喜歡說日語的指責。

 

    ●用日文寫情書

 

    在《李登輝執政告白錄》中，李登輝表示，「很多人故意把我醜化，指我崇拜日本人，說我對日本如何，事實上沒有這回事，我從來沒有這種觀念。」

 

    生於1923年的李登輝，一直到22歲二戰結束為止，都一直生活在日本統治下。日本人為了對台灣實行殖民地教育，鼓勵台灣人改成日本名字，所以他那一代台灣人很多都有日本名，李登輝的日本名字也源於此。當時日本還指定一些家庭為皇民，所以擁有很多土地的李夫人曾文惠家還被列為皇民。

 

    李登輝從小就接受日本教育，說日語，而且從來沒有受過正式的中文教育，所以當年對他喜歡的魯迅和郭沫若，都無法讀中文原著，而只能讀日文版。在二戰前，李登輝也讀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等，都是讀的日文版。

 

    直到1952年，蔣介石政府規定台灣學校一律講北京話，禁止日語和台語，李登輝夫婦才開始學習中文，李夫人還特地請了家庭教師。但畢竟他們的北京話是在成年以後才開始學的，所以並不習慣，他們夫婦平時在家裡仍然用台語和日語對話。由於李登輝的整個青少年時代，讀的幾乎全都是日文書，所以和中文相比，他更善於寫日文；他和妻子兩人之間的情書也都是用日文寫的。

 

    他在美國讀博士的時候，只有妻子陪同，三個正在考中學的孩子則留在了台灣。夫妻倆經常給孩子寫信。他們努力用中文寫，大兒子會給他們打分，「有時打70分，有時50分不及格」，李夫人曾對日本作家上板冬子說，兒子給了不及格的成績，還會鼓勵說：「下次好好努力吧。」

 

    被迫說日語，是李登輝那一代台灣人的命運，由不得他自己選擇。而對一種陪伴你成長的語言的熟悉和親切感，是任何一個成年後開始學其它語言的人都深有體會的。我的朋友，英文《台北時報》總編輯朱立熙先生曾跟我談起，台灣老一輩人對日語的感受是當今台灣的年輕人都無法體會的，更何況中國人了。比如他的父親得了癌症，去世前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精神非常沮喪，跟他說什麼話都無法讓他打起精神，倒是一支日本軍歌，讓他立刻振奮了起來。這並不表明他多麼親日，而是那種熟悉令他振奮。這大概有點像中國當年的下鄉知青，聽到文革老歌時的感覺；儘管那些歌聲伴隨的生活里充滿了血和淚，但那畢竟是你生命的一部份，是你對自己生命的熟悉而產生的親切感，而那份親切是外人無論如何也難以理解的。

 

    我想特別強調的是，李登輝曾經是日本人，是中國的恥辱，而不是台灣的，更不是李登輝的。諾大的大清帝國，在台灣人民的一片悲憤之中，把台灣拱手「永遠割讓給日本」。台灣人民曾經獨立建國，迎戰日本，但終究抵不過把大清帝國都打敗了的日本。今天，由中國人來罵李登輝曾經是日本人，難道不是在招搖祖宗的恥辱嗎？中國人當年毫不心疼地就把台灣扔掉，今天以為又可以隨手把台灣撿回來了。他們當年沒種打日本，今天靠五百枚導彈壯膽，就要打台灣，要用導彈發射「同胞情」。跟這種人群，即使祖宗、雙胞胎都得決裂，何況還不是。

 

    ●伉儷情深

 

    在採訪李先生的過程中，李夫人端上茶點，簡短地寒喧之後就退出了。這是她的一貫風格，據說李登輝經常在家中接待客人，李夫人從來都是打個招呼就退下了。可惜我們失去了一個採訪李夫人的機會。幸好在一次論壇會之後，妻子和李夫人有過簡短的交流；她十分推崇李夫人的風格，說她是那種生性不張揚、不張狂的女性，很像布什總統夫人勞拉，或者說像鄰家姐妹，你可以開心地和她談談先生、孩子和家常，還可以和她談陀斯妥耶夫斯基（勞拉喜歡陀斯妥耶夫斯基，李夫人則是西洋歌劇專家）。

 

    這樣一個性情安寧的女性，和那個熱烈激情、喜歡魯迅郭沫若的李登輝，是怎樣相依相伴度過了半個多世紀的歲月呢？李先生送我們一本日本女作家上板冬子在對他們夫婦做了系列採訪後所寫的《虎口的總統》，算做對我們沒能和李夫人交談的補償吧。

 

    出生於1926年的李夫人曾文惠比李登輝小三歲，畢業於台北女子高等學校。兩家是世交，祖父輩時就關係甚篤。二戰之後，李登輝結束了在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的學習，回到台灣，在台灣大學做農業經濟助教；這時他開始和曾小姐戀愛。別以為學農學的人很呆板，李登輝和女朋友的約會比許多學文學的人都浪漫。

 

    每次見面，他都會送給女友一本日本岩波文庫的書，如他自己最喜歡的哥德作品《少年維特之煩惱》《浮士德》等。然後下次見面兩個人就要交流讀後感。對此李夫人對上板冬子說，其實她在談了自己的感受之後，就是接受李登輝的指教。

 

    我不禁感嘆，他可真挺高明呵，這種對女孩子指教的過程大概是男士最能展示自己博學智慧、最能贏得女孩子心的辦法。從李登輝至今都很健談的情形可以想象，當年他是如何跟曾小姐高談闊論的。果然，他輕而易舉地贏得了女友一顆崇敬的愛慕之心。李登輝也真沒白喜歡了一場文學，他要結婚的時候，跟友人描述自己的未婚妻像做詩：「那女孩就像含蓄害羞的白色百合，但與她聊着聊着，竟然就變成了艷紅的玫瑰花。」

 

    掌權之後，迅速變「質」

 

    獨裁者按照自己的意志迅速做一些事情是容易的，無論是在政策推行上，還是用人提拔上，正如蔣經國對李登輝的提拔。但不想做獨裁者，又要推行一套政策，則困難重重；走民主的道路遠比走獨裁的道路更艱難和緩慢。但被蔣經國火箭般推向政壇的李登輝，的確沒有辜負蔣經國的厚望，在還沒有完全掌握實權的時候，就迫不及待地、也用火箭般的速度，開始了他把台灣政治從「獨裁」轉向「民主」的「質」的改革。他不但盡全力嘗試了，而且做到了。

 

    雖然由於蔣經國的猝死，李登輝按照憲法規定立刻登上總統寶座，但由於那是繼位，在他人眼裡他也不過是個像嚴家淦那種「臨時總統」，因為實權都不在他手裡。所以他能做的，也只有先穩住局勢。在剛出版的新書《見證台灣——蔣經國總統與我》中，李登輝也寫道：「在我繼任的兩年四個月總統任內，可以說只是延續他所做的事情，繼續執行他訂出來的既有計劃。事實上，我在這段期間一直在思考事情，我是先安靜下來；就像颱風要來之前，天空也會先沉靜一陣子。」

 

    ●拒絕宋美齡干政

 

    但在這沉靜的時刻，李登輝並非毫無動作。首先通過選舉，他當上了國民黨主席，又通過換掉行政院長、總統府秘書長、參謀總長等一系列舉動，逐漸掌握了黨、政、軍權。在把國民黨元老郝柏村從最有軍事實權的參謀總長位置調開時，蔣宋美齡親自出馬，用英語向李登輝求情：「Please listen to me，拜託，千萬別讓郝柏村卸下參謀總長的職務，好不好？」當時已年過九旬的宋美齡依然有操控軍權之心。但李登輝認為她這種干預是違憲的，沒有理會。而郝柏村被升為國防部長，後再升為行政院長，仍不肯放棄軍權，要求主持軍事會議，同樣被李登輝斷然拒絕。

 

    國民黨是一黨執政，黨國一體，但畢竟還是執行了憲法，讓李登輝繼任總統，並行使權力。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激烈的政治搏鬥從來都沒有停止過。性格熱烈而富有激情的李登輝，在政治鬥爭中卻冷靜而清晰地、一項一項穩步往前推動。在進行人事格局的大調換中，他延續了蔣經國的國策，穩住了政局，並贏得了黨內信任。

 

    1990年，李登輝繼任總統期滿，按照憲法規定，應由六百多名國大代表投票選舉新的總統。任何要競選總統的人都必須首先得到超過150名國大代表的推薦。李登輝決計競選。他為自己拉票的方式也是奇特的，他一一走訪全體國大代表的家，給每一位贈送自己和已逝的兒子合著的論文集，拜託他們投自己一票。要知道，這部精裝本的論文集厚達10公分，很難想象哪個國大代表能真把它從頭到尾看一遍。但許多人還是被李登輝的真誠所感動，他得到了超過80％的國大代表支持，而當時準備參選的蔣緯國和林洋港都沒有得到超過150名國大代表推薦，於是李登輝在沒有競爭對手的情況下，當選總統。按照當時的憲法規定，總統任期6年，所以這屆總統李登輝可以做到1996年。

 

    ●當上總統立刻致力民主化

 

    出任了由選舉而當上的總統，李登輝立刻就以颱風之勢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

 

    第一：不可一黨專制。1990年3月20日當選總統；4月2日即以總統的身份邀請最大反對黨民進黨主席黃信介到總統府，商談憲政改革、政黨政治等問題。

 

    第二：政治犯的存在是民主國家的恥辱。5月20日宣誓就任總統；5月26日即釋放了因美麗島事件而受刑的施明德、許信良等27名政治犯。隨後指示開始處理「二二八事件」平反工作。

 

    第三：軍隊只能是國家的軍隊，而不能是黨的。六月份讓軍事強人郝柏村從軍隊退役，改任行政院長。逐步削弱國民黨元老對軍隊的左右。

 

    第四：民主政治要通過人民直選領導人得以實現。6月28日即召開國事會議，就台灣民主化問題提出改革議題，其中包括最重要的兩項：第一，讓那些終身未能改選的萬年國代退職，實行新的國大代表選舉方式；第二，總統、副總統、台灣省主席、台北、高雄市長均由人民直選。

 

    第五：台灣在國際社會上應採取「務實外交」。1991年4月舉行修憲會議，廢止某些法律條款，等於認可中華人民共和國；允許承認中華民國的國家同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也是在1991年，李登輝宣布廢除已經成為白色恐怖象徵的警備總司令部。

 

    仍是在1991年，李登輝宣布台灣不再有政治犯，流亡、逃亡海外的政治犯可以回國。

 

    還是在1991年，李登輝宣布台灣不應再有黑名單。

 

    ●自由與尊嚴在台灣的勝利

 

    在修憲把總統由國大代表選舉改成全民直選的過程中，以國民黨元老郝柏村、李煥為首的勢力一直全力阻撓。因為他們認為「黨就是國」，「黨國一體」，所以總統由國民黨內選出就行了。在通過總統直選的大會上，李煥等一百多國民黨人，排着隊對李登輝大肆謾罵，罵到連飯都顧不上吃。但李登輝冷靜地聽着他們罵，堅信直選總統的正確性，毫不妥協地堅守理念，結果他贏得了這個主權在民的最關鍵一步。

 

    一個從威權專制繼任過來的總統，能在自己當政的時候，全力拼搏，把「全民直選」列入憲法，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壯舉。因為只要直選，就充滿變量，任何人都不能保證自己的權力。而只要是黨內選舉，就不僅永遠是一黨專制，而且獨裁者一個人可以把位置做到底，做到死。

 

    在這裡我必須特別強調的是，不在位置的人喊民主容易，因為這個呼喊中包括為自己爭權力（和權利）。而占據最高領導位置的人，能夠不顧一切地全力以赴促成總統直選，是非常不容易、極為難能可貴的！因為只要直選，他早晚只有失去權力的一種可能。

 

    在共產中國，從鄧小平，到江澤民，再到胡錦濤，一直是陷在「進步與退步」的惡性循環中，從來都只有「量變」。而台灣在蔣經國去世前開放黨禁、報禁後，在李登輝任總統的前八年中，通過修憲、確定人民直選總統，一步步從體制上完全脫離了專制獨裁這個封建軌道，完成了把台灣轉變成民主國家的「質變」。

 

    1996年，台灣實行首次全民直選總統，在中共以導彈演習的威嚇下，李登輝高票當選。在就職典禮上，李登輝說，「這不是慶祝某個候選人獲勝，而是人類基本價值——自由與尊嚴——在台灣的勝利。」

 

    於是，「自由與尊嚴」成為台灣這第一個民選總統在後來的四年中全力維護的價值。1999年，李登輝提出中國和台灣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開始了台灣人民爭取主權獨立，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新國家的航程。

 

    ●放棄合法的競選連任

 

    在登上權力的頂峰之後，李登輝曾帶着妻子、兒媳和孫女一起回故鄉淡水去爬觀音山。爬到山頂之後，李登輝對孫女說，「阿公走過那麼長的路，終於爬到了山頂。阿公的周圍沒有一個可依靠的東西。現在更重要的是，前面的路該怎麼走，還有，要如何一步一步走下來。」

 

    這段話既流露了李登輝孤軍奮戰的感受，也體現了他在剛上山頂時，就想到了要走下去，而不是怎樣永遠地盤踞山頂。二千年時，李登輝的第一屆民選總統任職期滿，中央選舉委員會認為他以前做的是國民黨內選的總統，而民選總統他只做了一屆，所以還可以再合法地參選一屆。但李登輝早已決定不再連選，要儘快完成權力移交。

 

    李登輝當時不僅可以合理合法地繼續參選，而且他甚至可以用中共武力威脅台灣為名，實行威權統治下去，但他毫不猶豫地放棄了權力。想到一個個至死緊緊抱着權力的中國領導人，我對李登輝能徹底放棄一切權力，真正做普通公民，深為感佩。所以在採訪他時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你明明有可能繼續執政，是什麼導致你能完全放棄權力呢？」

 

    「權力不是我的，」李登輝說，「制度把權力給我用一下，用完就還回去。權力和我沒有關係，我隨時都準備放棄。」

 

    他輕鬆的回答幾乎令我無言以對，這個對李登輝來說似乎並不難做到的事情，可為什麼在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國，幾千年來，幾十朝幾十代，直到21世紀的今天，別說沒有一個最高統治者放棄權力，連一個想做點衝破專制鏈條嘗試的都沒有。到底是什麼因素，促使李登輝掌權後能如此這般大刀闊斧、風捲殘雲般迅速帶領台灣人民走上民主，然後在民主體制建成之後，急流勇退，徹底放棄一切權力？

 

    「信仰給了我力量」

 

    由於李登輝的基督信仰是我決定寫這組文章的原因，所以我最關注的問題是他如何走上信仰之路的，而信仰又在他的生命中起到了什麼作用。他對這個題目的興致似乎和我一樣，並不亞於對台灣政治。

 

    「我年輕的時候主要面對兩個問題。第一個是怎麼克服自我。我小時深受祖父和母親疼愛，為了使自己不太嬌慣，上中學的時候就每天早晨第一個跑到學校去洗廁所，以鍛煉自己。我的性格又太熱烈，所以十四、五歲的時候，開始坐禪、修行。那時候，我是相信唯心主義的，試圖從佛教中尋找克服自我的力量。」

 

    李登輝的母親也認為他「個性太熱情、太衝動。最好能稍微理性一點。」所以當時李登輝最熱衷閱讀的書是日本明治—昭和時期的佛教哲學家鈴木大拙的《禪與日本文化》。他不僅很認真地坐禪修煉，掃廁所，而且在嚴冬遊泳，為的也是「克服自己」。

 

    「第二個是死的問題。我大概16歲的時候開始發問，人為什麼會死？人死了之後究竟會到哪裡去？我剛上京都帝國大學一年多的時候被徵兵，體檢是甲等，也就是最好的。他們問我要做什麼兵，我說要做步兵。我當時想，我和死亡較量一下吧，拿我的生死做一個賭博。結果由於我是學生兵，不夠資格做衝鋒陷陣的步兵，被分配做了高射炮兵。」他試圖用和死亡較量的方式，來戰勝對死的困惑和恐懼。

 

    ●當了一年多共產黨員

 

    但是，對佛教的修煉似乎沒有解決李登輝的「克服自我」和「對死亡的困惑」這兩個重大問題。於是在20歲左右的時候，他開始轉向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由於戰後台灣社會一片混亂，尤其是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台灣人對國民黨的不滿情緒加重，共產黨的宣傳開始生效。於是和戰後很多年輕人一樣，李登輝開始對馬列主義感興趣，認為台灣要振興，或許應該走社會主義道路，先治理外在的環境，這大概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而唯心主義則是要解決內在的人心問題。

 

    他開始研讀《資本論》等馬克思著作，並加入了共產黨。但僅僅一年多以後，他就退黨了，因為他很快就看出了共產黨的做法沒有人性。當時他只有24歲。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來，一個二十剛出頭的人，只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就看出了共產黨的沒人性，不能不說是相當有智慧的。反觀中國今天許多自認為是自由派知識分子的人，在今天人類對共產主義有了無數深刻的剖析之後，卻還在強調共產黨在1949年以前是好的。

 

    退出了共產黨以後，李登輝就逐漸開始懷疑唯物論了。在歷經了二次世界大戰、又面臨國民黨白色恐怖的動盪不安，30歲的時候，李登輝意識到「人生不僅止於追求真理，更重要的是必須有信仰。」

 

    先明確了必須有信仰，下一步就是信什麼。佛教他已經嘗試過了，對唯物論也不相信了。在這種情況下，他受到妻子的影響，開始對基督教感興趣。李夫人曾文惠的母親在57歲的時候因患乳癌而去世。她深愛母親，面對這個意外的打擊，頓時有失去精神依靠之感。由於她就讀的是基督女校，所以在這時信了基督。當時雖然也對耶穌把兩條魚分給五千人吃的故事表示懷疑，但還是選擇了這個信仰。

 

   ●花了五年時間找到上帝

 

    但李登輝畢竟是個理性很強的知識人，不可能說信一下子就閉上眼睛信了。他是一個非常認真的人，決定信以後，每星期有三、四個晚上，和妻子到處去聽牧師講道，跑遍了台北的20多個教會。「能找到和我共鳴的牧師就打算相信，」他說。

 

    「打算信」是一個人的理性決定，而不是「我能不能信？」的猶豫不決。信耶穌基督是基於「靈性」，而不是理性研究推論的結果；但「決定信」則是理性思考的結果。在理性做出這個決定之後，「靈性」才能開始顯靈。所以一般來說，決定信，打算信，基本就註定了最後一定會信。

 

    但李登輝還是經過了相當的內心掙扎。「開始也很難信，」他說。「聖女瑪麗亞不用男人就懷胎，耶穌又從死里復活，可能嗎？這些都是理性常識所不能解釋的。」但他最後遇到一個牧師強調「先信再說。」他說，「你要相信，單單地相信，信就可以得生。」李登輝被這位牧師的熱情所感動，很欽佩他，於是就去這個教會受洗了。

 

    從30到35歲，他花了5年的時間，除了聽牧師講道，還讀了康德的《純理性批判》等許多哲學著作，認識到人類理性的極限和「為了要讓道德與幸福一致，必須強調靈魂的不滅與神。」最後他終於明白了，「信仰是理性解決不了的，是心的問題。要用心來感覺世界，而不是單純靠頭腦。」我十分欽佩他的認真，同時更感嘆：「你才花了5年時間，可我花了15年。」

 

    雖然在受洗初期李登輝還是有所疑惑，但是隨着生活和閱讀《聖經》，他的信仰越來越堅定，而且信仰在他以後的人生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沒有任何其它力量可以取代的。「我們能夠平穩地活到現在，我想都應該是得到信仰的支撐，」李夫人曾表示，「我們多次遇到挫折和沮喪時，總是打開《聖經》才重新站起來度過難關。」

 

    ●「上帝賜給我們的十字架太重了」

 

    在李登輝夫婦半個多世紀的恩愛姻緣中，最大的傷痛莫過於中年喪子。就在李登輝剛剛升任台灣省主席不久，32歲的長子李憲文患鼻咽癌去世，留下年輕的妻子和只有七個月大的女兒。在《虎口的總統》這本書裡，讀到了李憲文去世前幾年寫的散文《我的母親》，《父親與我》。我驚奇地發現，他的文筆之好超過了我讀過的大多數中文作家，尤其是他有關父母的愛情、父子之情的細膩描繪，簡直催人淚下；字裡行間表現出，他是一個非常正向、上進，更充滿感情的小伙子。難怪他的去世令李登輝夫婦痛苦萬分。

 

    由於不忍心看着兒子的遺體被用擔架推走，李登輝親手抱着憲文送到太平間。獨子的去世，使坐到省主席高位的李登輝痛苦到考慮退出政壇，去當牧師傳教。但教會的人士勸他說，他只能是個平凡的傳教士，而留在政界，將會是個偉大的政治領導人。於是李登輝聽從了教會的指教，留在政界；靠着《聖經》來安慰心靈，渡過了最痛苦的時光；並由基督信仰而使自己重新振作精神。從此之後，父妻倆信仰更加虔誠。

 

    但政壇不僅遠比教堂複雜，更危機四伏。在蔣經國去世、李登輝按照憲法繼任總統之後，國民黨內部那些元老、大老們自然不服，千方百計地抵制他、找他的麻煩。在那些艱難日子裡，柔弱的李夫人更是靠着信仰渡過難關。她不斷地祈禱：「上帝，您賜給我們的十字架太重了，我們背不動。請賜給我們力量和智慧。」上帝應允了李夫人的禱告，幫助李登輝度過了難關，穩住了失去政治強人後驚惶失措的台灣政局。

 

    ●台灣的前途受到上帝的祝福

 

    1990年，李登輝接替蔣經國的總統位置屆滿，下屆總統將由「國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無意當上兩年總統的李登輝，雖然此時已有意一博，競選總統，但黨內鬥爭激烈，國民黨元老李煥、郝柏村等緊鑼密鼓地研究對付李登輝的策略。在這種緊張的時刻，李登輝的精神壓力很大，他有很多夜晚都無法安下心來睡覺，於是就和太太半夜起身，共同跪在床沿，隨手翻開《聖經》的一頁，就照着那頁的經文祈禱，以此尋求神對他的啟示。《聖經》幫助他增加了戰勝困境的信心。

 

    在前八年的總統任職內，李登輝依靠上帝的力量和幫助，衝破國民黨半個多世紀板結起來的專制官僚機構，帶領台灣完成了從獨裁政權走向民主體制的本質性變化。1996六年，通過全民直選，李登輝成為第一個民選的台灣總統，他繼續推動台灣民主化的信心更強了。但中共的打壓、國內舊勢力的阻礙、國際環境的不利，使台灣的進一步突破困難重重，但李登輝依舊靠着上帝的智慧和力量，繼續疾步地往前邁進。

 

    1997年他去巴拿馬參加一個會議，並做了演講。當他走下講台要離開時，一位天主教神父等在出口處告訴他：「回到房間後，讀一讀『以賽亞書』第45章第二、三節。」回到房間後，李登輝夫婦馬上按照神父的指教，找到《聖經》中這段話：「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嶇之地。我必打破銅門，砍斷鐵閘。我要將暗中的寶物，和隱秘的財寶賜給你……」李登輝感覺這是「一道明光」，預示着台灣的前途受到上帝的祝福。在後來的困境中，李登輝多次想起這「一道明光」。

 

    長老教會推動台灣獨立

 

    在李登輝剛當上副總統的那一年，他從原來做禮拜的教堂轉到了屬長老教會的濟南教會。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是1865年從英國傳到台灣的。台灣民主運動最早的重要推動者之一彭明敏先生家就曾是長老教會的主要聚會點之一。彭明敏和李登輝同年出生，他們家皈依基督已有了好幾代人的歷史。他的曾祖父是台灣最早成為基督徒的人士之一，他的祖父還是台灣基督徒中虔誠而活躍的領導人。長老教會不主張超越塵世的純信仰，而主張入世，參與現實中爭取人權的奮鬥。長老教會不僅一直明確地反對國民黨獨裁，而且其支持台灣獨立的立場更是有目共睹。該教會在1971年就發表政治宣言，主張把台灣的主權交給台灣人民。

 

    1975年，也就是蔣介石去世的那一年，長老教會更是發表《人權宣言》，「堅決主張台灣的將來應由台灣一千七百萬住民（當時人口）決定……為達成台灣人民獨立及自由的意願，我們促請政府於此國際情勢危機之際，面對現實，採取有效措施，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所以長老教會被認為是獨立的一個重要根據地。

 

    而李登輝剛當上蔣經國的副總統，就不僅轉入這個教會做禮拜，還請這個教會的翁修恭牧師做「家庭牧師」到家裡來講道；而上述主張台灣獨立的《人權宣言》就是翁牧師一手操盤的，他被認為是獨立的先鋒人物。李登輝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當時不僅不忌諱長老教會和獨立人物，而且賦有一個重大任務，就是與當時的黨外人士溝通。同是基督徒的蔣經國，對此不僅不阻止，而且是希望李登輝這樣做的。

 

    長老教會也對李登輝寄予厚望。曾任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議長的黃彰輝，在蔣經國去世李登輝宣誓繼任總統後表示，「李登輝是一個台灣人、一個基督徒，我對他的評價很高、期待也很大。」李登輝本人更是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使命。

 

    ●手捧《聖經》做台灣的摩西

 

    很多基督徒都有一種使命感，因為他們相信上帝創造每一個人都有祂的目的，都讓他完成一種使命；所以人生在世，首先要弄明白上帝交付給自己的使命。耶穌就是背負着巨大的使命而降生，並為完成自己的使命而去死。在美國的基督徒領袖中，林肯從年輕的時候，就清晰地意識到要結束奴隸制的使命，最後終於在完成這個使命之後，榮歸天國。美國當代總統里根，在上任二個月後即遭暗殺襲擊，但沒有致命，不僅他自己堅信上帝還有需要他完成的使命，而且教皇保羅二世和特里薩修女都同樣告訴他，上帝仍有希望他完成的使命——戰勝蘇聯共產帝國、結束冷戰。

 

    李登輝也是這樣一個充滿使命感的人。許多人形容李登輝帶領台灣人民所走的路，就像《聖經》中摩西帶領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去建立一個上帝給予的新的國家。李登輝本人也這樣激勵自己。他曾不止一次地在大會上引用摩西的故事，說上帝把台灣這片土地給了台灣人民，台灣人應該感謝上帝的恩賜和祝福，並熱愛這片土地。

 

    對於台灣人本身有很多人不認同台灣，李登輝表示很遺憾，說這就像以色列人在摩西帶領下從埃及到西奈半島的過程；他們因為被埃及奴役了四百多年，做慣了奴隸，失去了方向，彼此埋怨，始終走不進迦南地；有人寧肯留在目前的困苦中做奴隸，也不要承受路途的艱難。這其中，除了奴性之外，還有認同的問題。經過四十年的尋找自我、重新建立認同之後，才進入迦南美地。

 

    李登輝說許多台灣人也像以色列人，由於長期被外人統治，做慣了奴隸，缺乏站起來做主人的勇氣和建立新的國家的決心。

 

    ●書給了他智慧，信仰給了他謙卑

 

    但深感背負着摩西般使命的李登輝卻不僅有決心，更對台灣的民主制度有信心。例如，由於這次台灣大選關係重大，對藍營，尤其是對國民黨來說，幾乎是生死存亡的關鍵；而對綠營來說，它不僅影響到年底的立法委員選舉，還影響到2006年的修憲以及2008年前台灣定位的確認等一系列問題，所以也是至關重要。因而選前氣氛非常緊張，於是我問李先生，「如果綠色這次輸了怎麼辦？」

 

    「沒有關係，我們2008年再來嘛。」他的口氣比我見過的任何一個綠色的朋友都輕鬆，「我不看這個（指贏或輸），我是看輸了以後要做些什麼，贏了以後要做些什麼。」 今天回頭來看，他的確具有一個真正民主國家領導人的風範，如果這次民進黨真的輸了，他也一定會用同樣的口氣對綠營說，「沒有關係，我們2008年再來嘛。」而絕不會像連宋那樣，大鬧天空。

 

    性格激情、熱烈的李登輝，在緊張關頭卻平靜而輕鬆；而且在深深地涉入現實政治的情況下，他卻一直能不斷地跳出去，埋頭讀書，遠離塵世地思考「生和死、人生的意義」等哲學問題；這是他和東方文化背景的其它政治家們極大不同的一點。

 

    書給了他智慧，信仰又給了他謙卑。一個人只要跪下來向上帝禱告，立刻就不再狂妄，再也不會覺得自己權力無邊，可以為所欲為。「當了12年總統，還是不習慣權力，」李登輝說，「我並沒有想過能在自己手上推行台灣的民主化，這只能說是老天站在我這一邊。再追溯遠一點，我做夢也沒想到自己會踏入政治的世界。現在不做總統了，更是真正的李登輝，更可以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李登輝去年曾做過一個題為「國家領導人的藝術」的演講，他提出，要做一個好的國家領導人，第一條最重要的是要有信仰。第二條就是，為國着想，不惜放棄權力。「身為政治家，要有那種為了國家，隨時都可以放棄權力的覺悟。」他說自己二千年之所以放棄參選，不僅可以對海內外展示台灣真正實現了民主，也是對打壓台灣的獨裁中共的最漂亮的回答。「政權和平轉移可說是空前的創舉，不僅是在台灣，即使在中國的歷史上，也是頭一遭。」

 

    在和李登輝的交談和對他的觀察中，我從未感覺到他對自己曾做過台灣的總統有什麼自豪感，更無自傲感。倒是他那種強烈的使命感，簡直有一股推人往前衝的氣流般的感染和衝擊力。現在，沒有了任何權力的李登輝，就是用這種感染力和衝擊力，推動台灣人民站起來。

 

    他說，「台灣人四百年來一直做奴隸，做長工，被管得很乖，一直不敢出聲。你給他說話的機會，他也不敢說話。現在要刺激他們站起來發聲。」這就是李登輝正在繼續着的使命。

 

    李登輝當總統可以如他自己所說，是個偶然。但我毫不懷疑這裡面有必然因素，那就是，上帝有意護佑台灣，揀選了李登輝這個虔誠的基督徒，讓他把台灣從專制的軌道中扭轉出來，如摩西帶領以色列人走出埃及一般，帶領台灣人民走出對岸獨裁專制的陰影，走進世界民主自由價值的洪流中，走向一個主權獨立的新的國家。

 

    從李登輝和李光耀看中國民主前景

 

    西方民主制度是在基督文明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這已是不爭的事實。但在西方以外的國家，尤其是在儒家文化影響下的亞洲國家，不靠基督文明，是否有可能自發地走向民主體制？以南韓和台灣的例子來看，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說，基督文明的引進，對儒家文化國家走向民主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但這絕不是說要等國民都成基督徒了，國家才可能走向民主化；而是在從獨裁到民主的轉變過程中，如果國家最高領導人是基督徒的話，將起到決定性的推動作用。而在民主體制建成以後，領導人是不是基督徒，都得把民主的路走下去。

 

    例如，亞洲受中國儒家文化影響較大的是日本、南韓、台灣和新加坡。日本是由於戰敗，被美國強迫實行民主制度，不是自身演變成民主國家的，所以日本不能說明問題。新加坡至今還是威權國家。這四個國家中，只有南韓和台灣，是在沒有外來勢力干預的情況下，自己完成了從獨裁走向民主的過程。而帶領南韓走向民主的金泳三、金大中和帶領台灣走向民主的李登輝，都是虔誠的基督徒。這個現象絕對不是偶然的。為什麼？

 

    ●認普世價值才會走民主之路

 

    首先，民主制度是一個普世的價值。基督教強調普世的愛，認同普世主義、普世價值。而反對民主制度的獨裁者們，首先是反對普世價值。中國今天的獨裁者們一直用「中國特殊國情論」反對在中國實行民主制度，這自不必多言；新加坡的獨裁者李光耀強調的「亞洲價值論」也是人所共知的。（提出「亞洲價值觀」的還有馬來西亞獨裁者馬哈蒂爾等）

 

    讓我們來看看李登輝。他在《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中說，「亞洲確實有價值，但這個價值應該放在人的上面，其中沒有白人、黃人、黑人的區別，只要是人，都需要自由民主。中國人受到封建的影響，容易用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來促成一個概念，李光耀的亞洲價值多少與此有關。他叫了很多中國人、儒教專家到新加坡製作教科書，在我看來那是害死孩子。走出了新加坡，他的亞洲價值被接受的程度不高，在亞洲的其它地區，人民的要求不是那樣的。」

 

    在他的幾部著作中，李登輝強調的都是「普世價值」，全人類共同的價值，而否定那些「東方文化特殊性」、「亞洲和世界的不同」等觀點。這種對普世價值的認同，是他能走民主道路的最根本原因。

 

    ●基督信仰推動政治民主

 

    讓我們再來看看南韓。軍事獨裁者朴正熙也是強調東方文化特殊論，認為西式民主不適合韓國國情，他認為韓國想把美式民主移植過去，「就如同一個嬰兒沒有經過妊娠期，就發育成熟地生出來了」，是根本不現實的想法。

 

    而把南韓從獨裁推向民主制度的金泳三和金大中，不僅完全否定朴正熙的「韓國特殊論」，也根本不理睬李光耀的「亞洲價值」。他們都非常親美、親西方，並把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等概念推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在整個八十年代，他們極力向韓國民眾推銷西方的民主自由理念，使得這些具有普世價值的概念在韓國深入人心。而在九十年代，他們先後當選為韓國總統後，則更進一步推廣美式的民主道路。

 

    金泳三和金大中這兩個虔誠的基督徒，在作為政治異見者從事民主運動時，曾被獨裁政府軟禁並絕食抗議，在這些過程中，他們都是靠着向上帝禱告而堅持了下去。金大中表示：「基督教為這個國家的現代化和民主進程提供了精神上的指導。」他甚至認為：「沒有基督信仰，韓國永遠不會實現民主。」

 

    當然，基督徒占人口比例並不決定該國是否能完成從獨裁到民主的轉變，關鍵是起決定性作用的最高領導人是不是基督徒。以台灣為例，基督徒只占人口的3％左右，而佛教徒（包括佛家和道家）占了75％以上。但就因為最高領導人李登輝是基督徒，所以完成了這個過程。相比之下，新加坡基督徒占其人口比例遠比台灣高，約15％，但就因為最高領導人李光耀不是，所以至今仍獨裁統治。（我沒有查到李光耀是否是基督徒的資料，是從他曾鎮壓基督教的行為推斷。李光耀在1992年元月曾因亞洲基督教協會抨擊政府，而將其總會辦公室關閉。）

 

    韓國的情形有所不同，二戰後基督教迅速發展，目前人口49％是基督徒，基督教成為第一大教。美國最右派的報紙《華盛頓時報》就是一個韓國基督徒投資創辦的。但即使如此，如果金泳三和金大中不是基督徒的話，恐怕就無法走到今天這一步。和台灣長老教會堅決支持彭明敏、李登輝的情形類似，金泳三、金大中等反對派人士在和獨裁政府抗爭的過程中，得到了南韓最著名的大主教和牧師們的堅定支援。

 

    ●李光耀的民族主義和李登輝的民主主義

 

    上述事實證明，認同普世價值的基督徒最高領導人是決定台灣和南韓走向民主的關鍵。而所有獨裁者的口徑都驚人地一致，那就是強調國情特殊論，文化特殊論。換句話說，凡是強調國情和文化特殊性的，全都無一例外地堅持獨裁路線。或者說，國情和文化，是他們要堅持獨裁、拒絕民主時，唯一可以打出的牌子。李光耀、朴正熙和馬哈蒂爾等亞洲國家獨裁者所強調的「亞洲價值論」「民族主義」，和江澤民、胡錦濤強調「中國的特殊國情」在本質上是相同的，所以他們一直死守獨裁政權。

 

    而李登輝卻在另一個軌道上，他說：「我堅信，民主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人類共享的價值標準，不因地域、文化、傳統的不同而有所區別。」

 

    李登輝和李光耀曾是很熟識的朋友，但後來由於理念相悖而分道揚鑣。《文明的衝突》作者、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指出，「李光耀所談的民族主義，他死後就會消失；但是李登輝所說的民主主義，他若過世，台灣的民主主義還是會存在。」

 

    基督信仰在從獨裁走向民主的過程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在前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國家同樣得到證明。東歐最早推翻共產統治的波蘭，在二戰前和今天都是歐洲國家中基督信仰比例最高的；出生于波蘭的羅馬教皇保羅二世，和美國里根總統連手通過教會推翻共產黨的事實，也是人所共知的。

 

    另一個更有意思、更值得引起非常重視的情形是，在美國最近出版的《上帝和里根總統》一書中透露，在戈爾巴喬夫一九八六年當上蘇共總書記之後，曾多次提到上帝；這導致里根相信，這個共產黨人是個秘密基督徒。里根在一九八八年跟戈氏進行了高峰會談之後，興奮地對助手表示，「他相信更高的權威。」於是里根確信蘇聯的政局會從戈巴契夫開始發生變化。

 

    一個無法不令人悲哀，但又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在從獨裁國家走向民主的過程中，最高領導人的確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對中國可能尤其如此。李登輝對這一點在《見證台灣——蔣經國總統與我》一書中也明確指出，「中國的文化，獨裁的政權中，如果只是老百姓反對，政府還是有辦法打壓到底，唯有領導者改變他的思想才能夠民主化，這一點非常重要。」「在中國社會裡面，只有領導人——我們不要說他們是獨裁者——本身思想改變——才有可能改變。這是我的結論。……如果領導人沒有這種頭腦，根本就沒有辦法談民主化。」

 

    所以，無論是從儒教文化影響的獨裁國家，還是從歐洲前共產國家的例子，都起碼可以推出這樣兩個結論：第一，獨裁國家最高領導人的作為，是決定該國走民主或獨裁之路的最關鍵因素之一；第二， 雖然信上帝的領導人不一定都會走民主的道路（例如，蔣介石和宋美齡都是基督徒），但能帶領人民從獨裁轉型到民主這一步的，大概必定得是上帝的信徒。這就如同，私有制不一定都成功，但成功的一定是私有制。

 

    以這些事實推導出的上述觀點看來，中國要發生從獨裁到民主的「質」的變化，看來還路途遙遠，因為在堅信無神論的共產黨內，產生真正的基督徒恐怕很困難；而基督徒能獲得起決定性作用的最高領導人位置，則更難上加難。

 

極權研究

民主與極權                                                     胡適

 

民主主義的覺醒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後幾年，有幾位民主國家的偉大領袖，就開始對極權主義國家的有組織的進攻，加以抵禦。而這些領袖們之所以能夠明了反民主運動的嚴重性，可以說是這次空前的大戰與十幾個自由民主國家的迅速被征服所賜予。在歐洲所上演的大悲劇，和英美各國所遭受的大威脅，已開始使一般民主國家感覺到，民主與極權的衝突的真正嚴重性——這種衝突，是—種計劃周密、指導有方的極權主義，向民主制度和民主文化的基礎進攻。

 

在這幾位徹底明了反民主運動危險的領袖中，最顯著的要算是羅斯福總統了。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二日他在德吞演說時說：

 

我們決心要用我們的人力和財力，去抵抗並擊退這外國的陰謀和宣傳，以及地下戰爭的詭計，這種陰謀詭計和宣傳，發端於歐洲，而現在卻很明顯的企圖進攻太平洋這邊的各民主國家。

 

那種宣傳，反覆宣稱民主主義乃是沒落政治制度。他們告訴我們，說我們的民主理想，和我們民主自由的傳統，都是過去的事物了。

 

我們絕不承認這種說法。我們認為我們是有前途的，而他們所走的方向，卻是退向古埃及王國的束縛的方向，是退向中古黑暗時代的奴役的方向。

 

在羅斯福總統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所發表的就職宣言裡，他曾喊過同樣的口號：

 

有許多人認為民主主義的政府，和民主主義的生活力式，已遭受到—種命運的限制。同時，由於種種原因、專制和奴役已成為未來的澎湃波濤，而自由則僅是漸退的潮水而已。但是我們美國人知道這絕非事實……。

 

我們最近八年來實行民主主義的經驗，對於我們的現在和將來，其關係至大且巨。我們的民主主義在國內克服了許多危機；消滅了多少禍害；建設了嶄新而持久的機構。並且由於這種經驗，得以維持民主主義的一切。

 

因為我們已按照美國憲法上的三條途徑，採取行動。政府各機構，繼續運用自如，執行職務。基本人權依舊保持如故，毫無損傷。選舉自由依然完整無恙。宣稱美國民主主義即將瓦解的預言家們，已承認他們的預言全為捕風捉影之談了。

 

不，民主主義決非瀕於死亡。

 

對此，我們確有把握，因為我們眼見它依然存在，眼見它繼續生長。

 

我們知道它決不會死亡，因為它的基礎是，人民為了共同事業的努力，能享受到自由的直接立法權；所謂事業，就是指大多數自由人民所發表的自由意見，所完成的事業而言。

 

我們對此具有信心，因為在一切政治制度中，只有民主政治能得到人民的開明意志的共同力量。

 

我們對此有信心，因為只有民主政治建設了一種無限制的文化——這種文化在改善人類生活上，具有無止境的進步能力。

 

在這幾段話里，衝突二字，有了定義；極權主義的挑戰，碰到反擊；參加戰鬥，已是義不容辭了。這是民主政治與極權政治的衝突，是自由與奴役的衝突，是由憲法組成的政府與專制獨裁的淫威的衝突，是人民自由開明的意志的表達，與對政黨及“領袖”無條件盲目服從的衝突。

 

在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一日的《紐約時報》上，刊出伊司曼寫的一篇引人注意的通訊（伊司曼因過分激烈反對美國參加第一次大戰，曾兩度受審，倖免徒刑處分）。他說，僅用經濟力量支援英國，讓英國人獨立去作戰，那是—種“替身作戰”，是根本不夠的。他主張美國應當及早準備，必要時，和英國並肩作戰。這次戰爭，不僅是為了國家的權力，而是民主與極權的鬥爭。這次的戰爭是有史以來兩種生活方式之間的戰爭。古代的戰爭，如巴比侖和猶太、埃及和亞述、雅典和斯巴達、希臘和波斯的戰爭，沒有一個可以和這近代的民主主義與極權專制的戰爭相比擬，因為前此的戰爭，根本談不到文化上的衝突。

 

極權主義的持征

 

伊司曼為了證實他對這巨大鬥爭所下的判語確極重要，他列舉極權主義的二十個重要特點，“其中每一點在共產主義的蘇俄和法西斯主義的德意都可找到，而在英美則找不到”。他所開列的二十點，具體說出這兩種相反的生活方式，而這相反的生活方式之所以發生，都是由於主義的衝突。我在這裡把他的二十點，加以縮短，抄錄在下面。極權主義的二十個重要的特徵是：

 

一、狹義的國家主義情緒，提高至宗教狂的程度。

 

二、由一個軍隊般嚴格約束的政黨，來執掌國家的政權。

 

三、嚴厲取締一切反對政府的意見。

 

四、把超然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國家主義的宗教之下。

 

五、“領袖”是—般信仰的中心，實際上，他也就等於一個神。

 

六、提倡反理智反知識，諂媚無知的民眾，嚴懲誠實的思想。

 

七、毀滅書籍，曲解歷史及科學上的真理。

 

八、廢除純粹尋求真理的科學與學問。

 

九、以武斷代替辯論，由政黨控制新聞。

 

十、使人民陷於文化的孤立，對外界的真實情況，無從知曉。

 

十一、由政黨統制一切藝術文化。

 

十二、破壞政治上的信義，使用虛妄偽善的手段。

 

十三、政府計劃的罪惡。

 

十四、鼓勵人民陷害及虐待所謂“公共敵人”。

 

十五、恢復野蠻的家族連坐辦法，對待這種“公共敵人”。

 

十六、準備永久的戰爭，把人民軍事化。

 

十七、不擇手段的鼓勵人口增加。

 

十八、把“勞工階級對資本主義革命”的口號，到處濫用。

 

十九、禁止工人罷工和抗議，摧毀一切勞工運動。

 

二十、工業、農業、商業，皆受執政黨及領袖的統制。

 

羅斯福總統指出，民主政治具有生存及滋長的力量，駁斥那種認為民主政治已沒落的毀謗。伊司曼是列舉極權主義所有而民主主義所無的各種野蠻特點，顯示出這種基本鬥爭的尖銳化。這樣清楚的列舉出這些持點，是一種可貴的方法，以應付反民主主義的挑戰和攻擊。

 

在本文的後半部，我將把民主主義和反民主主義的衝突，歸納為幾種更深刻更基本的哲學上的衝突。使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與反民主政治生活方式互不相存的基本觀念，究竟是什麼？

 

我們暫且把已成濫調的口號和理想（如“自由、平等、博愛”及“天賦的權利”等）撇開不談，我認為民主政治與反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之間真正的衝突，基於兩種基本的矛盾：（—）急進和過激的革命方式，不同於進步和逐漸改革的方式。（二）控制劃一的原則、不同於互異的個人發展的原則。

 

急進的革命與漸進的改革

 

極權政治的第—個基本特徵，是全體擁護急進而驟變的革命，他們嘲笑漸進的改革，認為這種辦法是膚淺而無效的。由於強暴的革命，他們不但獲得了絕對的政治力量，而且還要拼命推行這種殘暴的革命。想要使這種革命普遍化，使整個世界發生同樣激發的革命。他們自稱為“集體革命”的信徒，同時他們也是“世界革命”、“永久革命”、“永久戰爭”的信徒。

 

一八四八年的《共產黨宣言》就呼籲全世界共產黨革命，它說：“共產黨員並不隱藏他們的見解和目標。他們公開宣布，他們達到目的唯一方法，就是用武力摧毀整個現存的社會制度。”

 

自一九一七年以來，所有新興的極權政治制度，都採取急進而過激的革命方式；他們一切行為，似乎都本着一句話：“把現存世界摧毀、另建一個新的世界。”他們的領袖都中了一種觀念的毒，就是認為如果想要推翻—個國家整個現存的社會制度，就非同時把所有與該國毗連的各國的社會制度一齊推翻不可。所以才有世界革命的必要，才有“全體”革命的必要。並且革命的手段更須殘暴而激烈，為的是摧毀舊制度下一切的一切。饒士寧在他的《虛無主義革命》一本書裡說：“破壞應當十分徹底，要使任何事物，無一倖免。舊制度下的任何東西，不論是軍隊或教堂，不論是資產的制度或文化的傳統，一律不准拿到新的制度下，使之生存或殘留。”

 

為了特別着重急進的革命，不管在內政或外交上，都認為它是絕對必須的手段。這個基本觀念是極權政治與近代民主政治根本不同點。我們說“近代”二字，因為我們知道在一百五十年前，有許多主張共和主義者，像羅伯斯比爾、聖鞠斯持、巴伯甫等，也都曾相信並實行急進革命的方法。甚至培因也認為，歐洲各國政治制度終久會遭遇一次普遍的革命，並曾以此自慰。他在一七九二年二月致拉法夷脫的信里說：“等到法國四周圍都起了革命，法國就得到和平與安寧了。”

 

民主政治對進步的看法

 

但是，近代的民主主義已拋棄了急進革命的念頭，而對社會、經濟，及政治上的逐漸改革，感到滿意。近代民主政治程序的基本哲學，是認為殘暴的破壞行為不會產生進步，進步是許多具體的改革積聚起來的結果。美國的哲學家們曾設法使這種不知不覺的趨勢，成為明白清楚的哲學。威爾詹姆斯使用“社會改善論”一名詞，標明一種倫理的哲學，勸告世人謂目前的世界，雖不是完美的世界，但人類都可以使之改善。杜威曾發表過一個關於進步的理論說：“進步並不是一種批發的買賣，而是零售的生意，應當一部一部的定約，—批一批的成文。”這種進步觀念，既不致引起急進的革命，也不發生宿命論的放任主義，但是它需要個人的努力和專心、智慧和忍耐。羅斯福說：“民主主義已獨自創立一種無限制的文明，它在改善人類生活方面，具有無限進步的能力。”由近幾世紀的歷史看來，這種改善人類生活的進步，大半是按照杜威所謂“零售的生意”方式成功。

 

我認為急進革命與逐漸改革二者的區別，正是民主的生活方式與極權的生活方式最基本的不同。這種根本的差別，幾乎可以解釋這兩個互相衝突的制度中的任何問題。我們舉—個例子，它可以解釋反民主的國家為何一定要採取獨裁的手段。一切急進主義必然走上極權政治的道路，因為只有絕對的力量能夠完成急進革命的工作，只有用凶暴的手段，與令人極端恐怖的專制政治，才能把現在的社會制度整個推翻，阻止它恢復或再生。列寧說：“無疑的，革命是世界上最有權威的東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民，利用步槍刺刀以及其他有威力的工具，迫使另一部分人民，依照他們的意志去行動”。

 

於這類的革命，獨裁是絕對不可少的，因為列寧給“獨裁”二字下的定義說：“一種直接使用武力，不受法律約束的權威。”馬克思曾說過，在由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期間內，無產階級的革命獨裁是必要的。但是這急進的革命永遠也沒有完成的一天，那些被打倒被放逐的敵黨，永遠會有捲土重來的危險。這種世界革命的到來，似乎是非常的緩慢。甚至在已革命的國家中，仍時常發生反革命的運動。因此獨裁政治必須無盡無休一直繼續下去！

 

獨裁的力量並非必需的

 

從另一方面看，習慣於逐漸改革的民主主義國家，並不感覺需要絕對的獨裁力量。在戰爭期間或在國家內部發生嚴重危機時，他們時常可以將某種特權，交付與行政首腦。但在和平時期，他們願意逐漸的改革，也就是說，國家有某種需要，便予以某種措施。也許需要二十年的工夫，才能使美國聯邦所得稅通行無阻，也許需要十年的工夫，才能取消全國的酒禁。以一個國家的壽命之悠遠長久，如果把幾天的光陰，用在辯論上，甚至把幾年的時間，用在討論上，根本也算不了什麼浪費，至少比較處於極權統治之下，失去了基本自由強得多。

 

這同樣的基本差別，也把反民主的制度為什麼那樣羨慕理想主義的精神一個問題，解釋清楚。民主主義的逐漸改革，時常是遲緩的，甚至是不得體不適當的，以致沒有耐性的人們，自然會受到所謂“革命的”制度的吸引，因為在革命的制度下，獨裁者的力量，似乎能使他們的理想主義的迷夢，更徹底更迅速的實現。但是經過了長時期的艱苦經驗，和一再的幻想消滅之後，這些理想主義的迷夢者，才會明白：走向進步，並無捷徑，而逐漸改革的程序，畢竟還是真正民主的生活的方式。

 

劃一與互異

 

極權主義的第二個特徵，是根本不容許差異的存在或個人的自由發展。它永遠在設法使全體人民，適合於一個劃一的軌範之內。對於政治信仰、宗教信仰、學術生活，以及經濟組織等無一不是如此。政治活動一律受一小組人員的統制指導，這小組的編制，類似軍事機構，對於領袖絕對服從和信仰。一切反對的行為與反對的論調，都遭受查禁和清除。在宗教方面，極權主義的領袖們，聲稱已由傳統的超自然的宗教束縛下，解放出來了。同時更儘量對全體人民宣傳反宗教的學說，並竭力壓制一切自由獨立的宗教團體。在學術方面，不准許有思想言論自由存在。科學與教育只占次等地位，黨國的權利高於一切，而且思想不得離“黨的路線”。在經濟方面，政府將一個劃一的制度，強加在整個社會上，以期適應其所規定的經濟政策。不論是共產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或農業集體主義，都是政府不容分說，不擇手段，強迫推行一個劃一的制度。在極權國家內，勞工運動已經不存在了，因為實業與生產都是由政府通盤籌劃的。在這個國家裡，不許罷工，不許勞工抗議，唯一可能的消極抗議，只有怠工，但怠工是被認為罪大惡極的。

 

在上述三方面的生活中，規定人民應行接受的“路線”永遠是由黨、國或領袖來決定。而這三方面又制定為三位一體，名異實同。任何人不准違反黨綱或政策。極權主義者說：“個人是沒有自由的，只有國家、民族才談得到自由。”極權主義者為黨的絕對正確性而辯護，不允許一切與黨義不合的事物存在。他們說：“因為我們深信，我們的一切行為都是正當的，我們決不能坐視我們的鄰人也宣稱，他們的行為也是正當的。”

 

正因為這種在生活各方面過分企圖劃一與排除異己，才把反民主的政治與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標出根本的差別來。

 

民主主義的生活方式，根本上是個人主義的。由歷史觀點看來，它肇始於“不從國教”，這初步的宗教個人主義，引起了最初的自由觀點。保衛宗教自由的人們，寧願犧牲自己的生命財產，而反抗壓迫干涉的鬥爭。個人按照自己的意思敬奉上帝，乃是近代民主精神在制度在歷史上的發端。這種不從國教的精神，也和其他各種自由，有密切的關係，如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等自由是。根木的問題是，個人企圖獲得機會，自由發展與表達其自己的感覺、思想與信仰，於是成了一種爭取我行我素的權利的爭鬥。所謂我行我素的權利，是指一種不必墨守成規，不必遵守命令式的軌範而行動的權利。

 

民主制度，於是在宗教信仰、智識醒覺、政治言論，以及等等一切生活方面，這種“不從國教”精神的產物。民主文明，也就是由一般愛好自由的個人主義者所手創的。這些人重視自由，勝過他們的日用飲食，酷愛真理，寧願犧牲他們的性命。我們稱之為“民主”的政治制度，也不過就是這般具有“不從國教”的自由精神的人們，為了保衛自由，所建立的一種政治的防禦物而已。

 

就是連民主文明的經濟情況，也並不是像一般人心目中所想象的一律都是資本主義的。私人的產權與自由的企業之所以能夠長久維持，由歷史看來，都是因為這兩種制度，具有充分的力量，幫助個人的發展；都是因為這兩種制度已使一種極高的經濟福利標準，有實現的可能。

 

經濟發展的千頭萬緒

 

在經濟發展的千頭萬緒中，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出近代民主文明中經濟情勢的持點。一位現代的經濟學家認為近代美國的經濟情形，至少可以分成五種互相懸殊的組織，而這五種組織，是並駕齊驅，不分軒輊的。第一，是傳統的資本主義組織，如個人所有的商店、農場、洗衣店、茶店等。第二，是大公司的經濟組織。第三，是公共事業的經濟組織。第四，如郵政局及“田納西開發區域管理局”等公共團體的經濟組織。第五，是各種的“私人集體組織”如大學、教會，以及消費生產合作社等。這—切組織，以及其他可能的各種不同的“組織”，同時都在發生作用，以滿足人民經濟的需要。至於其他民主國家的情形，多半也是如此。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這些不同的組織中，並沒有人企圖按照一個格式，把它們一律劃一。

 

因此，我們可以說，這區分極權制度與民主制度的第二個基本觀念，就是前者採取生硬的劃一，而後者主張變化及個別發展。這種差異，在任何生活方面，都很顯著。企圖劃一，則必須走上壓制個人發展的道路，則必將阻礙人格與創造力，必將發生偏私、壓迫與奴役等情事，甚至於構成知識上的欺騙，與道德上的偽善。由另一方面看，對於自由發展的重視與鼓勵，可以增進人格修養，加強團體生活，可使公正而富於創造性的藝術思想，自由的開花結果，可以養成容忍與愛好自由真理的良好精神。

 

結論

 

最後，我認為真正的民主與極權的衝突，可以歸納為兩種基本觀念的衝突：第一，這種急進革命的方法，與漸進改善的方法之衝突，第二，這種企圖強迫劃一，與重視自由發展的衝突。為民主的生活方式和民主的制度而辯護，須對於健全的個人主義的價值，具有清楚的了解，必須對於民主主義的遲緩漸進的改善的重要性，具有深刻的認識。進步總是日積月累的，如果個人不能自由發展，便談不到文明。 

 

你從來沒想到的五毛                                              蕭瀚

 

“五毛”——政府雇用的“網絡評論員”，以其每發一條網絡評論，可獲五毛錢報酬而得名。這種職業，以不分是非，只論立場的引導輿論為其工作內容，這立場只有一種，就是當政府行為遭到社會輿論批評或質疑時，永遠站在政府一邊。

 

以我這些年來上網經驗觀之，“五毛”根據其付出與收益，以及職業水平等各方面為標準，存在着一些職業差異，整理歸類一下大約有這麼幾種：

 

一、暴發戶型五毛

 

這類五毛，通常以大學教授、專家（例如法學家、經濟學家）、研究員、資深媒體人、特約評論員等身份出現，形象光輝燦爛，其言論文章經常上電視，上報紙，上官方網站頭條，其論說也常常看似充滿各種概念，有條不紊著稱，但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麼證明那些違反正義、公平、人道原則的具體政府行為是正確合法的，要麼抽象地歌頌政府的偉大英明。他們的這些公共言行由於能使得他們在體制內獲得榮華富貴，所得遠遠超過一條評論五毛這樣的待遇，故而屬於最昂貴的五毛，是暴發戶五毛。暴發戶五毛中，還分為學院派五毛（以大學教授為主體）、通俗派五毛（以特約評論員、資深媒體人為主體）。

 

二．職業五毛

 

這類五毛，由於智商較低，求職能力較差，人品更差，能獲得一份“網評員”這樣的工作已是興高采烈，所以每天都在各大論壇遊走，一見到有批評政府的文章和言論，立刻投入工作，主要內容是用各種下流的語言謾罵批評政府者，稍微敬業一些的就順帶號召大家熱愛政府熱愛黨（不曉得哪個黨），一般簡稱為愛國，每發一條，計費一次，五毛、一塊、一塊五、兩塊、兩塊五……這些職業五毛一天發500條能掙250元，一個月下來收入不菲，不過，現在據說降為一條一毛，職業五毛的工作量一下子增加了四倍，阿彌陀佛，罪過罪過，辛苦啊。

 

在職業五毛中，根據他們的智商分為兩種，一種是低智商五毛（或稱無腦五毛），他們因為腦袋比較弱，拿幾本教科書一夾，腦子就壞了，所以這些人基本上就是認得漢字會說話的機器人，出於人道主義情懷，對他們應該同情，因為靠自己的勞動吃飯，雖然干的惡事，但也有可原諒之處。

 

還有一種高智商五毛（或稱有腦五毛），這些人不是完全不懂公義，也不是完全沒有正義直覺，只是為了那幾毛錢，不要良心，專門說違心話掙錢，這類五毛常常還真能詭辯，但因為理論素養等各方面水準都有待提高，所以還無法得到暴發戶五毛的待遇。

 

三．免費五毛

 

這些五毛，由於腦袋被教科書夾的時候，力度有點偏，所以某些方面才智不錯，不少人考上大學、研究生、得了博士學位的也有，有的甚至還留學國外。但畢竟被教科書夾得比較狠，所以在心智方面存在嚴重缺陷。雖然他們的高學歷能夠讓他們得到較好的職業，收入頗豐，但一涉及時政，他們腦子准暈，於是總是站在政府立場說話，不管別人批評政府是不是批得正確，一見到批評政府就撲過去，一見到國外批評中共政權就撲過去撕咬，他們並不領薪水，但是由於他們真誠的愚昧，往往效果上比職業五毛還有分量。這些免費五毛還可以根據其學歷和職業不同分為：大學生免費五毛、碩士免費五毛、博士免費五毛、海歸免費五毛等。

 

五毛的基本分類主要有上述這些，他們發言的總體特徵就是嫻熟地使用中國邏輯。例如，他們常常會說，“你說西方的制度好，為什麼不去西方呢？”“西方制度那麼好，他們是你爹嗎？”“你罵中國，所以你就是不愛國的，你是洋奴。”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一旦遇到這樣的中國邏輯使用者，辯論對手通常只能落荒而逃，於是五毛們幾乎總是能大獲全勝。

 

當前中國輿論界出現了以暴發戶五毛領銜，以職業五毛為主體和免費五毛協助這樣三軍聯合作戰的宏大氣勢。在每一次社會重大事件發生的時候，都能見到他們的身影，他們對於執政黨地位的鞏固作出了巨大貢獻。

 

五毛們為了維護一個奴隸主可以自由剝奪奴隸的穩定，兢兢業業，可歌可泣，中國至今未出現一個奴隸反抗奴隸主的混亂時期，跟他們的努力關係很大。為此，鄭重建議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考慮把2010年的和平獎頒給中國的五毛群體：

 

“表彰中國五毛群體為中國穩定，使得世界未因中國不穩定而引發動盪所作出的努力。”

 

（2010年2月22日於追遠堂德賽公園）

 

網語精粹

 

有一種反對叫遊行，在民主國家是權利，在專制國家就成了暴亂；

有一種抗議叫罷工，在民主國家是權利，在專制國家就成了暴民；

有一種不滿叫批判，在民主國家是權利，在專制國家就成了煽動；

有一種投票叫選政，在民主國家是權利，在專制國家就成了顛覆；

有一種批評叫問責，在民主國家是權利，在專制國家就成了敵對；

有一種要求叫監督，在民主國家是權利，在專制國家就成了刁民；

有一種加入叫結社，在民主國家是權利，在專制國家就成了謀反；

有一種相聚叫集會，在民主國家是權利，在專制國家就成了擾亂；

有一種抗爭叫捍衛，在民主國家是權利，在專制國家就成了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