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共黨史，在中國不是一般的難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12月10日16:16:21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現代史研究一直是學術界的難點，一是離我們太近，沒有距離感，總是有許多複雜的情感埋藏其中，很難做到客觀；二是資料的匱乏，很多文獻都封在檔案館裡，一般人無法發掘；三是太過于敏感，一不留神就會踩到地雷。楊奎松是一位能拋開歷史是非、以材料說話，又能發掘到未解密檔案，行走在雷區的學術人 　　老高按：前幾天我轉貼中國大陸黨史專家楊奎松的一篇關於土改的文章（請見《從土改開始，中國就走上了歧途》），引起一些朋友對楊奎松教授的的各種議論；最近也看到許多對於新科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的議論，許多求全責備，讓我不以為然。很想寫些文字，談談我的看法——我很不認同逼人表態！但苦於最近好幾個活兒占住了手，無暇分神。只能過幾天了。 　　今天另讀到楊奎松教授數月前回答網友提問，其中談到關於許多歷史問題的具體評價，也談到對於研究歷史的若干普遍問題，令人深思！原文甚長，有好幾萬字，有些問題也與海外讀者不太沾邊，於是我節錄轉貼於下，供網友參考。 楊奎松談如何讀中共黨史 共識網 　　主持人：大家好！今天的“共識在線”，請到的嘉賓是楊奎松老師，請他來解讀中共黨史。一位網友問由張啟華副主任執筆的二卷黨史真實嗎？夠格稱作“史”嗎？ 　　楊奎松：《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捲起草修改過很多稿，有許多人參與，恐怕不能說是張啟華執筆。至於說到這本書講的歷史真實與否，我想裡面還是有一些內容是真實的，畢竟經過十稿以上反反覆覆的修改，弄了很多年。為什麼要做這麼多次的修改，不能說這裡面沒有學術上或準確性上的要求，然而更重要的是，這十多年來我們整個政治環境也在不斷變化。這本書是官方讀本，它的政治性極強，政治環境變動影響其內容的修改，也就不可避免。甚至，即使在政治環境比較穩定的條件下，這本書可以定稿了，因為審讀人的單位、專業、對歷史的了解和需求不同，對這本書也必定會有不同的要求。因此，做為官修的讀本，在眾口難調、各方意見太多的情況，必定會尋求一種平衡。這樣平衡出來的稿子肯定當然不可能簡單以“史”相稱，因為它不是符合學術要求的東西。 　　水何澹澹-芳草：楊老師，如今各種社會矛盾十分突出，腐敗現象很嚴重，所以有一種現象就是否定、醜化共產黨建國以來的歷史，我想在這種情況下，怎樣公正、客觀的評價共產黨執政的這幾十年？ 　　楊奎松：我覺得首先是研究者對自己研究的出發點要有所要求。如果我們意在客觀地研究，甚或是力圖儘可能地還原歷史的真實，我們首先就要做到出發點，亦或立場要儘可能客觀，儘量少帶我們今天自身的傾向、情感和價值判斷來看過去。比如，我看歷史上的事情，通常會抱着一種漸進的觀點，即相信歷史的發展本身是有特定的環境和條件的限制的，在某一個階段總是有一定的條件局限，才會導致有那樣一個結果的。我們不能簡單地拿我們今人的看法和價值判斷來評判處於特定的、具體的歷史環境中的人或事。就像我們今天的社會現實本身和我們期望的理想狀態兩者之間會有很大差別一樣，這樣的差別是一種客觀存在，這種客觀存在的差別又是客觀的社會現實條件所決定的。要改變現實的社會客觀條件，達到期望的理想境界，又一定會受到導致現實的社會客觀條件存在的各種其他社會的、歷史的、文化的，甚至科學技術等方面的條件的限制，不是我們想改變就能按照我們的願望來改變的。從孫中山到毛澤東，他們都曾想要走一條改造或重建中國的捷徑，結果都沒能達到目的。歷史主義的態度不是簡單批判地看問題，那是不現實的。客觀地看問題，就是要像陳寅恪講的那樣，要能夠在保持自由意志、獨立精神的基礎上，能抱一種同情理解的態度，努力與歷史中人處於同一境界，爭取對其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有所了解，而不是簡單地批判和譴責。研究孫中山當如此，研究毛澤東也當如此；研究國民黨當如此，研究共產黨也當如此。 　　網友張錦祥：有句話這樣講“研究無界限，發表有紀律”。請問在當前紀律的限制下，在許多檔案尚未解密的情況下，那些發表出來的學術論文可信度有多大？ 　　楊奎松：我們在80年代剛開始觸碰這方面研究的時候，單位領導就再三講過這種話，叫做“研究無禁區，宣傳有紀律”。當時認為不管你研究什麼，自己研究沒有問題，但發表出來就不一樣了。因為發表也好，講授也好，就是一種宣傳。長期以來，共產黨，不論中國，還是蘇聯，都是把言論與政治直接掛勾的。毛澤東講要輿論一律，就是這個意思。最厲害的時候，不僅公開言論被視為宣傳，要管，就是背後的、私下的言論，都會入罪的。文革搞到後來，兩個人私下講話都有危險，因為萬一對方告密說你講反動話，沒有第三者在場，你連辯解的機會都沒有。所以，從這方面來看，從80年代到今天，或者從文革到今天，我們社會的變化已經太大了，不能不看到這一點。我們今天能夠在網上這樣對話，能夠直言哪些歷史是真實的，哪些是虛假的，就是一種巨大的歷史進步。所以不能說我們今天看到的東西都沒有真實的。何況，如果講到學術研究論文，情況就更不同了。因為這位網友提到的學術研究論文大概指的是中共黨史研究的論文，這方面的論文又分為兩種，一種是發表在某些政治性比較強的專業刊物上的，一種是發表在比較堅持歷史學學術標準的專業刊物上的，前一種或許會比較看政治正確的問題，後一種更為注重的是是否合乎專業學術標準的問題。因此，前一種刊物上發表的研究論文，可能會有些可信度不高；後一種刊物上發表的研究論文，相對可信度就高得多。只不過，即使是後一種雜誌，也一定會受到一定的紀律方面的限制。但它影響到的，更多只是選題，有的題目可以發，有的題目不能發，如此而已。至於檔案解密的影響，嚴格說來並不很大。這一方面要看學者的研究能力，有的學者這方面的能力強，檔案解密與否並不能妨礙他讀出基本的歷史邏輯和大致的歷史真實來。這方面的例子很多，像蘇聯解體後共產國際檔案的大量解密，就進一步印證了我們過去在沒有足夠檔案史料基礎上所做的許多研究和史實判斷，是準確的，新開放的檔案只能補充一些細節而已。 　　網友sleepingforce：您和楊天石先生的諸多著作中確實還原了蔣介石的一些本來面目，在下冒昧的問下能否也還原一下毛？ 　　楊奎松：一個歷史人物有很多不同的側面，而且在這麼一個場合，簡單地用三言兩語談毛，來恢復本來面目也沒有條件。無論從毛的個人能力方面，還是從他個人的性格方面，都有許多可以討論和介紹的地方。每個人的歷史作用都是多方面的，歷史上有很多好人，也有很多所謂的壞人，其實我們今天拍電影、寫小說的人都早就注意到了這一點，即人非常複雜的，在某一方面看起來很壞的人，在另一方面可能也是一般人眼裡非常好的人，如好丈夫、好父親之類。同樣，歷史上的很多看起來偉大得不得了的人，他們的某些方面在今天人的眼裡，卻可能存在許多問題。說我們今天還原了蔣的一些本來面目，也僅僅是因為過去大陸太把蔣妖魔化了，導致我們從小到大看到的都是蔣如何如何不好的一面，不知道蔣還有非常複雜的其他方面。同樣，包括毛在歷史上的作為，也一樣有從哪個角度來看的問題。假如你從中國這個國家及民族統一、獨立和強大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你肯定會注意到他有巨大的貢獻。但如果你換一個角度，從今天大多數人所看重的自由、民主、人權、富裕之類的角度來看問題，你也可以看到他在有的地方弄出了很大問題。所以這不是簡單的一兩句話可以討論清楚和說明白的。 　　主持人：有網友問“能不能說是晚清到五四時期的中國社會思潮導致了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歷史合法性？” 　　楊奎松：這種看法太簡單了，而且，存在決定意識，任何歷史的形成首先都是之前的各種社會條件在起作用。這裡的所謂條件是很複雜的，和社會思潮未必有什麼樣直接的因果關係。晚清到五四時期中國的社會思潮也是一路在變的，包括我們所說的大五四時期，即1915-1922年間的社會思潮，都是變化得很厲害的。何況，五四時哪怕是最激進的社會思潮，也不主張共產主義啊！我們只要看一下中共最初成立過程的複雜就能了解這一點。1920年夏天籌備時的人和1921年開一大時的人，就有一多半不一樣了。1921年開一大時，加入者全國也不過就50幾個人，而且大都是大中青年學生和剛畢業不久的青年人。由此可知，中共成立本身就跟所謂的晚清到中國五四社會思潮沒有什麼關係，而有非常特殊的背景。關於這一點，毛澤東曾經講得很直白，就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中國才有了共產黨。也就是說，就中共在中國當時條件下形成而言，如果沒有十月革命，可能中國共產黨的形成要晚許多年。 　　主持人：這是不是有歷史偶然性的因素呢？有網友提出，從《中間地帶的革命》中可以看出政治充滿了偶然性，甚至幾乎可以說是偶然性決定的。 　　楊奎松：偶然性和必然性的關係非常複雜，歷史的進程確實存在許多偶然性或偶然的作用，但很多偶然性積累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也會發展成為一種必然。同樣，歷史的發生偶然或必然，也還要看是從歷史長程看，還是從歷史的短程看。從短程來看，偶然性非常大；從長程看，必然的因素就會大得多。就是從共產黨產生的問題看，世界上為什麼會有共產黨，這肯定不是偶然的，不是因為德國出了個馬克思，俄國出了個列寧，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好像都是偶然的。共產黨的出現是和共產主義理論形成相聯繫的；共產主義主張乃至理論的形成，是自由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結果，沒有馬克思，也會有恩格斯，沒有恩格斯，還會有別的什麼克思會造出這種以社會進化論為基礎、以終極理想為目標的革命主義。這是因為，在整個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期，如何改造，甚至推翻資本主義，另立新社會的問題，已經成了幾乎所有資本主義國家中理想家們的共同話題，大家只是方法、道路各有不同而已。整個歐洲各種各樣的政治革命、社會革命、工人運動、社會運動此起彼伏，也對催生這一激進革命的主義政黨的產生，起着極大的影響作用。 　　小燁：想請楊老師談一下“思想鬥爭”的歷史及其經驗教訓，還有為什麼自1949年起到現在的歷史總是那麼遮遮掩掩，其實在我國轉型過程中，這個歷史包袱遲早是要放下的，雖然逐步放下比一下子放下可能是有利於保護自身，不知楊老師如何看待我黨歷史的解密問題？ 　　楊奎松：這個其實跟蘇聯過去的長期的歷史經驗有關。蘇聯從列寧時代開始就已經在限制言論思想“異端”化，不允許反對的聲音出現。但列寧到底還是允許黨內討論，即使有分歧，也不會採取殺頭的辦法來解決，而是以團結為主。到斯大林時代就逐漸連黨內的不同聲音也不能聽了，變成“一言堂”。所謂思想鬥爭亦即由此而來。斗什麼，就是要把那些可能變成不同觀點的思想消滅於萌芽之中。由此也就出現了製造“政治正確”，即“偉正光”的歷史形象的需要，一切黨和國家的歷史都以領袖斯大林劃線：所有功勞都是斯大林及其去世的列寧的；所有問題都是被打倒或被消滅的黨內外各種勢力造成的。根據這樣一種需要編纂出來所謂的“聯共黨史”教程，自然也就成了政治宣傳、思想教育的工具。在這種歷史工具論的作用下，如何還能正視或還原歷史？沒有誰是永遠不犯錯誤的，但你把自己弄成“偉光正”，你還可能認識自己過去犯錯誤的原因和根源嗎？不僅不能正確認識，而且誰敢把真實的，哪怕只是部分真實的情況還原出來，誰就冒了大忌，就有掉腦袋的危險，因為你這是“抹黑”，是危害黨和國家的敵對行為。蘇聯這樣做的結果，受蘇聯影響並在蘇聯黨的政治模式下發展起來的其他各國共產黨，大都也都照搬了同樣的作法。中共就是在抗戰以後沿着這個思路逐步按照“聯共黨史”的方式編出自己的歷史敘述來的，結果自然也就形成了“一言堂”的模式。 　　有關中共黨史的“聯共黨史”版本，最早就是1944年通過的那個“歷史決議”。它的形成，就是要像“聯共黨史”那樣，定一調調，把毛澤東絕對正確化、權威化，以確立他置高無上的權力地位，樹立一個正確的形象和思想理論上的旗幟。從當年中共因根據地極端分散，以至山頭林立的情況來講，它在政治上確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對中共後來的發展，比如抗戰後期一直到解放戰爭、到建國，對於統一全黨思想、對避免內部分裂和地方主義勢力的形成，確有很大幫助。但另一方面，像蘇聯一樣，因為它把黨內各種不同聲音及其代表人物統統歸為錯誤路線，也就杜絕了任何有益的思想碰撞和思想自由。明明共產黨軍事革命高度集權的體制就極大地限制了最高領導人了解下情的可能性，必須要解決好信息來源及渠道多元化的問題，才有可能儘可能地避免因信息來源單一或片面，而犯決策錯誤，中共歷史上黨內群策群議的辦法多少能夠在這方面起到一些作用，而把毛澤東推到絕對正確的地位之後，上下之間聯繫的渠道，以及信息的多元化，也就再難做到了。在戰爭年代，用毛自己的話來講，因為對手過多且過於強大，不能不“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他還較少憑一己判斷，主觀決定，因而少犯錯誤。建國後，一切控制在手，再不用小心謹慎，決策的主觀和意志日漸加強，也就不可避免地會接連犯錯誤了。 　　網友：中國的教科書的編排都是從近代史開始的，是不是和民族思潮的興盛有關係？ 　　楊奎松：我覺得兩者不一定直接相關。最早關於近世、近代的觀念也都是從西方譯著中來的，包括最早引進的世界史的書籍也多半都是講的近世西洋史之類的。這種觀念最主要的還是和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和西方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相聯繫的。因為受到這種觀念的影響，再加上中國事實上也是受到這種西方資本主義近代化（今天叫現代化）的潮流的衝擊，古代王朝逐漸瓦解，現代民族國家意識和國家形態逐漸形成，中國人這才逐漸形成了有關中國近代史的概念。因為許多早期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學者多受西方教育，接受的也是西方的現代民族國家觀，因此，他們的著作大都是從中國脫離傳統社會，邁向現代國家的角度來看中國的近代化。比如像蔣廷黻寫的《中國近代史》，也講中國屈辱的情況，但不像後來中國講近代史的著作那樣鼓吹民族主義和主張反對帝國主義。民國期間的中小學教科書，在講授中國屈辱史的同時，則特別注重講自強、自立，也不去特別注意不去鼓動學生的民族仇恨。只要讀一下清末民初或整個民國期間的教科書，都不難發現這一點。當然，自有官修教科書以來，國家與公民意識的培養，就逐漸在強化中，這些都是促進民族國家意識的重要因素。所謂民族思潮的興盛，從這個意義上是有聯繫的。 　　網友：楊老師：您好！我是後輩學生黃文治，目前也在從事國共黨史研究。我目前的研究遇到一個正在思考的問題，其實1927年遠比1911重要，1927年可以作為一個歷史分界點，中國革命發生轉型，從城市運動急速傳入鄉村運動。這是一個外在的轉型表現。但是它還有一個內在的轉型路徑，即中共革命從一個知識精英的理想化革命轉入一個更加布爾什維克化革命的過程，反智主義明顯，這個對後世影響極大。您能否談談這方面的看法，我想聽聽楊老師的看法並作參考。 　　楊奎松：我覺得對1927年的作用問題要看你是從什麼角度來看。你提的問題本身更多地是從中共革命史的角度在看問題，而不是從你說的“中國革命”的角度在看問題。如果真要講“中國革命”的話，1927年應該是國民革命取得成功的時候，它是一個開始成就國家統一的重要分水嶺，國民黨開始從革命黨轉向執政黨，它不是轉向農村，而是更加明顯地走向城市中心主義。同樣，它也沒有走向反智主義，反而逐漸強化其精英主義的特質。如果你談的是中共革命的話，那麼你的說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1927年作為轉折點的意義，卻未必具有轉型的定位的意義。1927-1937年，我一直講，它是中共自己的左傾路線、共產理想，導致其自身失敗的一個過程。雖然從1927年秋天以後它有一部分力量退到農村去，建立了工農割據和紅軍等武裝力量，軍事上也一度取得過一定的發展，但它並沒有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在整個1930年代之前，它並不認同所謂鄉村運動，依舊是城市中心主義的。1931年以後在莫斯科的干預下，放棄了城市中心主義，基本上轉到農村里來了，但是它排斥統一戰線的孤家寡人政策和選擇在沿海地區農村建立根據地的作法，根本不可能成功，失敗是必然的。我一直認為中共真正的成功是從抗戰開始的，1937年抗戰爆發以後，或者說得再早一點，至少也是從1936年它到遠離中國中心地區的陝北和重新制定了統一戰線新政策之後才開始的。至於說反智主義傾向，我想也不是從1927年才開始的。恐怕從五四前後在中國有開始興起這樣一種思潮來了。讀一下蔡元培1918年11月6日關於勞工神聖的講演，讀一下李大釗等人當年宣傳庶民勝利、主張新村、鼓吹靈肉一體的改造，要求青年們到農村去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健康生活的文章，就不難發現，早在中共成立之前，懷疑知識及其價值的思想就已經開始很流行了。俄共階級鬥爭，特別是無產階級是最先進的階級的觀念，隨着中共的成立，以及它全力依靠工農的政治策略，就更進一步把這種激進思潮推向具體實踐的過程中來了。它和1927年這個時間點應該說沒有太多關係，1927年充其量只是部分共產黨人因退到農村去，更重視了農民而已，莫斯科當時則要求中共更重視城市工人。 　　主持人：民間錢文軍先生認為3.24南京事件是斯大林從“極左”轉到“極右”的決定性因素，炮轟事件使斯大林擔心英美等“西方列強”改變了對北伐軍的態度，大批軍隊正在調往中國。一旦他們武裝干涉，必將導致北伐徹底失敗，所以下了一系列命令“糾左”，所謂“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正是斯大林“糾左”的舉措。如果沒有這個變數，國共分裂也是必然的，所不同的是中共先動手，而不是“4.12事變”老蔣先下手。請問楊先生對此議有何高見？ 　　楊奎松：我們看到的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相關資料里看不到斯大林太多擔心外國列強幹涉的判斷，而且，如果陳獨秀中央有所謂“右傾”，最早也不是從南京事件開始，早在1926年12月就開始了。是共產國際第七次執委擴大會議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迫使中共中央改變了過去相對保守謹慎的策略，開始轉向激進。這有1927年2月中共中央承認自己太拘泥於革命階段性，不敢向前邁進的決議可資證明。但即使有這個決議，中共中央也並沒有對農民運動完全鬆綁，還是怕出亂子，尤其是影響到北伐軍的糧食供應。在這裡還需要了解莫斯科這時正在發生的斯大林和托季聯盟之間的激烈鬥爭。這場鬥爭中一個最主要的爭論話題，就是中國革命的政策策略。托洛茨基等人着力批評斯大林在中國革命問題上右傾妥協，因此，斯大林這個時候也不敢太過退讓。但當時情況下，共產黨在上海領導了第三次武裝起義，蔣介石指揮的北伐軍同時進占上海，雙方都想取得對上海的實際控制權，為此，陳獨秀等甚至下令不惜和蔣介石的武裝力量直接衝突。斯大林是在這種情況下下令要上海工人暫時把武器埋起來，不要直接和蔣介石隊伍發生衝突的。這是斯大林極其實用和精明之處，因為他很清楚，工人武裝不可能是蔣介石的對手，何況一旦雙方衝突起來，一定會把蔣介石逼反，上海是列強的大本營，列強會乘機和蔣攜手，更沒有共產黨那點武裝奪權的機會。他採取退讓政策的重要考慮在1927年4月5日的一次講演中解釋很明白，就是要繼續利用蔣介石，不要馬上和蔣翻臉，把他逼到帝國主義一邊去。他講了一句後來被人反覆引用的名言，就是對付蔣介石等人，要像擠檸檬一樣，把他們擠乾淨了再丟掉。由此也可了解，斯大林這時擔心的主要不是列強的武裝干涉，而是蔣介石。 　　錢文軍：1927年3月24日南京排外暴行，《“中間地帶”的革命》P127介紹：“被打敗的直魯聯軍的散兵游勇以及剛‘易幟’的原孫傳芳軍閥部隊的官兵發生了哄搶外僑住宅和英美日領事館的情況，造成外國人6人死亡，6人受傷。”我們知道此說乃歷來教科書規範描述，有根據嗎？現在已經有其他意見認為蔣介石採信的“軍隊內部不良分子和南京共產黨支部成員共同策劃蓄意製造的”更為合理。因為“直魯聯軍”已於前一日逃出南京，北伐軍已進占南京一整夜平安無事，偏偏次日才發生，且受害人回憶打劫者皆北伐軍士兵；且開進南京的是北伐第2軍、第6軍，都是共產黨人擔任黨代表的左派部隊，沒有“易幟”的北洋軍閥部隊開進南京，他們都被蔣介石收編了。聯繫武漢、九江共產黨指揮下已經發生民眾占領哄搶租界的事件，有連貫性。還有說法稱肖勁光親自阻止了對日本領事館的搶劫，這也符合斯大林關於不許冒犯日本的指令。請問楊教授現在哪一種說法更準確？ 　　楊奎松：我的研究比較側重於史料，有切實史料證實這個事情我會按照這個說法調整我的說法。圍繞這個問題的爭論從當年就開始有了，到現在為止，也沒有比較紮實的史料和具體的研究把事情的真實情況搞清楚。因此，我沒有特別着意改變過去的說法。當然，我在原書中其實應該加一個注釋，說明目前研究中的不同說法和已經進展的程度。至少，多數學者已經比較認同是北伐軍第2、6軍裡面一路上收編進來的舊軍隊的士兵哄搶起了很大作用，這是值得考慮的。至於說共產黨有意策劃了這次搶劫，我想我研究國共史這麼多年，還從未看到過這方面的材料。而且我也不相信這樣的策略在當時條件下能夠制定出來。漢口、九江租界事件與南京事件也扯不上關係，兩件事都發生在4月上旬，而且也不是中共中央計劃的。既然前面講說斯大林這個時候怕列強怕得厲害，共產黨這時又怎麼可能去組織沖租界、搶外國人呢？這不矛盾嗎？斯大林是非常重視策略的，鮑羅廷是斯大林在中共中央的代表，他比陳獨秀要保守和實用得多，他會不知道這種事情會給北伐帶來大麻煩，會把本來就有異心反骨的蔣逼到列強一邊去嗎？何況，要去挑動這種事情，也要對自己有利才好。南京是被比較左傾的部隊占領的，共產黨為什麼要把南京搞亂，讓列強幹涉，然後讓蔣派人來占領南京呢？共產黨有沒有過衝擊租界，挑動與列強衝突的計劃呢？有。但那是在“四一二”事變後，是因為上海被蔣介石完全占領了。陳獨秀逼不得已，提出應該考慮在上海衝擊租界，因為這樣可以讓蔣介石陷於困境，並且引起列強幹涉，使蔣反動面目大暴露。但即使這樣的策略，也被黨內和國際代表否定掉了。 　　主持人：中國革命的道路實際受蘇聯影響也是很大的。您也有專著來他這個問題，能否簡單說一下各個時期對中共到底起了哪些決定性作用。 　　楊奎松：這方面的作用太大了。第一，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最初的共產主義者的產生，很大程度都是因為有了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的代錶帶來了各種各樣的宣傳資料，受到思想灌輸。陳獨秀他們所以會在1920年5月以後才逐漸開始轉變成為初步的共產主義者，就是因為他們在5月以後能夠讀到和聽到來自俄國的代表介紹的情況和相關知識，沒有這樣一個契機，陳獨秀他們轉變成為共產主義者，還不知道要經過多少曲折和多長的時間呢。第二，在中國最初要成立這樣一個秘密組織，雖然最初還只是幾十個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加入的小組織，但要開展活動，就需要大量的金錢。靠陳獨秀、李大釗等兩三位有些收入的編輯、教授自己出錢來從事組織上的各種工作，包括支付組織成員生活、工作的開銷，根本就沒有可能性。因此，莫斯科在財政上的支持，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共最初十幾年幾乎都是靠莫斯科提供經費來開展活動的，這對中共早期的成立、發展和壯大，意義極大。另外，1923、1924年共產國際特別是蘇聯對國民黨的援助，包括幫助它改組、派政治軍事顧問、建軍校、成立中央銀行等，也使國民黨面貌一新，從過去一直要依靠軍閥力量，看將軍們臉色，毫無成功希望的黨，一舉有了自己的軍隊和穩固的政權，甚至經過兩年多的準備，就發動了成功的北伐戰爭，整個軍事行動不過一年多，就取得了國民革命的成功。也都和蘇聯有密切關係。可以說，不論共產黨、國民黨，他們革命的每一個階段，無論正面、負面，幾乎都離不開蘇聯的影響和作用。   　　主持人：《“中間地帶”的革命》一書並未細說西安事變，楊教授另有專書《西安事變新探》作了詳述。疑竇在於，相當多讀者讀罷之後感覺，楊教授的論述與所給出的結論正好相反，西安事變非但不是什麼“逼蔣抗日”，跟“抗日”也毫無關聯，張學良地地道道想當西北王。張學良誤以為蘇聯會給他飛機大炮，中共也會誠心誠意擁戴他。直至捉蔣之後，親耳聽到南京廣播的蘇聯強烈譴責他的一批文章，這才絕望，陪老蔣回南京，滿以為還可以混個半獨立地位的封疆大吏（蘆笛兄有專文論說）。不知楊教授對上述異議有何看法？為什麼這些讀者會產生上述感覺呢？或者，楊教授現在如何評價西安事變？ 　　楊奎松：我不是很同意這樣的觀點，研究歷史一要憑藉可靠史料說話，二要合情合理。這樣的觀點主觀性太強，既沒有史料做憑據，也不合乎常情常理。我的書其實最重要是要強調和說明當時張學良和中共的關係，這是過去大家不談或談卻沒有憑據，只能憑猜想來推測的。我的研究一是靠史料說話，一是在史料基礎上儘可能將史實合情合理地描述出來。我的敘述和結論沒有什麼不一致的地方。我講得很清楚，西安事變所以會發生，根本上是由於張學良與中共先前曾有密謀聯合蘇聯，實現西北大聯合的政治基礎。這一計劃雖然一度被莫斯科叫停，國共之間也秘密建立了商談的管道，但由於紅軍全部集中到甘北來，被南京的中央軍團團圍住有全軍覆沒的可能，蔣決心大變，對紅軍堅持要麼收編解散，要麼徹底消滅；中共被迫準備再舉長征，冒險突圍離開西北；張學良在諫蔣停止剿共不成的情況下，被迫選擇發動事變，根本目的是要重舉西北大聯合的旗幟，解救紅軍並實現聯蘇。只是因為蘇聯方面反對事變，力主和平，蔣又轉而承認聯紅抗日，事情才走向另一種結果。我從不認為張發動事變的目的是為了“逼蔣抗日”，我在《中間地帶的革命》一書裡對此解釋得很清楚，即依張對蔣性格的了解，身為軍人的他不可能不了解，把蔣抓起來，拿手槍對着蔣的頭要蔣讓步，蔣怎麼可能服軟？就算是蔣被迫答應了，回頭也必定會反悔，他敢相信嗎？因此，情理上、邏輯上，張學良發動事變都不可能是寄希望於“逼蔣抗日”，張必定是做了最壞的準備，他把事變在內部稱之為“一二一二革命”，也即是如此。如他所說，他是準備兵敗“上山”，甚至“殺頭”的。 　　同樣的情況，說他發動事變是想要當“西北王”，這恐怕更是有些臆測了。張有什麼資本相信他扣蔣造反就能取得蘇聯的援助？就靠中共過去的許諾嗎？張如果相信中共單方面的許諾，他還會單獨派人赴蘇聯絡嗎？1936年8月莫斯科不僅否定了中共的西北計劃，而且也拒絕與張的代表發生關係，張又如何能相信蘇聯會支持他？中共發動寧夏戰役，告訴張莫斯科援助紅軍的數目，要求東北軍加入，張兩度拒絕，並強調數量太少，裝備幾萬紅軍尚有限，如何裝備十幾萬東北軍？寧夏戰役失敗，接取蘇援不成，中央軍大舉進據陝甘，紅軍和東北軍已陷入與中央軍犬牙交錯、腹背是敵的嚴重情況，張如何能預測扣蔣即能一舉改變軍事局面？張確實想再通過中共向莫斯科報告他的行動，爭取蘇聯改變對他的看法，但這也只是破釜沉舟之後唯一的希望所系了，他講得很清楚，即使與紅軍聯手，如無蘇聯援助，順利的情況下軍事上也只能堅持一個月時間，他何曾有什麼有把握的當西北王的計劃？ 　　過去國民黨的史家一直從正統的角度，把張視為野心軍閥，因而相信張發動事變不是為抗日，而是想要實現個人的野心。我的書揭示出張確曾考慮過接受中共的西北大聯合計劃，甚至想過要加入中共以取得蘇聯的信任與援助，因此，一些史家就更是認為可以坐實了張發動事變的目的，就是要當“西北王”。但是，如果這些人全面地研究和閱讀過1933-1936年西安事變前張學良的各種檔案文獻、書信講演等各種文字，深入了解過張赴歐期間及回國後苦惱和焦慮的問題，研究過東北軍原東北籍官兵、家屬、學生，特別是張倚重的年輕幹部的激憤要求，應該就能了解到一個基本的常識性問題，即東北軍官兵及其家屬，沒有哪個人會願意留在關內，無論是鄂豫皖，還是陝甘。張學良想當“西北王”？他有什麼資格，又有什麼資本和條件？！我想，只怕是熟悉民國史的過去國民黨的史家，也得不出這樣的認識來。 　　為什麼張學良去費盡心機想要按照中共的提議，經過西北大聯合的辦法來聯合蘇聯呢？只要了解到張學良此前屢次找蘇聯被拒的經過，就不難看出來，這實在也是不得已的辦法。我在書裡講得很清楚，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張學良及其部下都明白，靠他們自己是回不了東北的，靠蔣介石南京政府也毫無希望。要想回東北，只有一條出路，就是找蘇聯人幫忙，因為唯一在遠東不喜歡日本人占東北的大國，就是蘇聯。這也是為什麼張學良不止一次到通過各種辦法，包括在英國戒煙時通過蘇聯領館正式申請赴蘇，想要求得蘇聯的理解和幫助。他之再三被拒，原因也很簡單。因為他和他的父親過去幾度傷害過蘇聯。因為實在找不到聯合蘇聯的途徑，直到被派駐西北，接觸到中共，這才讓他再度相信有了新的聯蘇的可能性。張學良在和中共代表，以及和各方關鍵人物的談話當中，包括幾度告訴蔣介石，都在講東北軍有失控的危險，原因就在於退進關內幾年來，完全看不到回鄉的希望，官兵和家屬都難以忍受了。當年的地方軍隊，靠的都是在自己的地盤上解決補給和兵源問題。離開東北，東北軍只能派到哪兒補到哪兒。而它所派的關內任何地方，都是其他地方軍閥或地方勢力的地盤，東北軍作為外來的部隊和純粹的外省人，要想雀占鳩巢，據山為王，哪兒那麼容易？會有沒完沒了的麻煩。因此，張才會對國民政府不能及時幫助解決問題和削減軍餉數目極度不滿，因為他常常必須要動用他從東北帶出來的銀行裡面的存款，來解決部隊和家屬的給養問題。 　　所以說，說張學良是軍閥，這沒錯。說張學良想保持半獨立的封疆大吏的地位，這也沒錯。甚至說他想當什麼“王”，也說得通。只是，說他想在東北以外當“王”，就是對中國近代以來軍閥割據史缺少足夠的了解了。張學良為什麼能進西北？這本身就蔣的一步妙棋。我們都知道，西北軍閥勢力一直很抗拒中央軍進入西北。中央軍早先因無力控制西南西北，也一直採取羈縻政策，扶植某個聽話的地方軍閥實際負責那些偏遠的地方，只派個別黨政官員擔任省主席之類，以示中央權力所在。1934年把張學良東北軍調進西北，一方面是蔣還派不出足夠的軍隊進駐西北，另一方面也是他刻意摻沙子，讓西北軍閥不好拒絕。等到東北軍進去了，中央軍在條件許可時，也就很容易利用各種名目進入西北了。事實上也是，1936年中央軍就以追剿紅軍的名義，先後從幾個方面進入到山西、陝西和甘肅來了。而中央軍一旦進來，整個西北也沒有張學良東北軍的什麼事兒了。以東北軍的戰力，連紅軍都打不過，張學良能幻想去和中央軍爭奪西北嗎？ 　　張為什麼要聯蘇？從根子上說，他是想要把他帶出來的這支東北軍保存下來，延續下去，這是人之常情。要想找到保存下來的根本辦法，對張學良來說，第一位的是要維繫軍心，要讓東北人看到他們有回東北的希望。而維繫軍心或讓東北人相信他們能夠回東北靠什麼，只能靠舉抗日的旗，堅定的主張打回去。他靠誰打回去？只能靠聯合蘇聯，取得蘇聯援助。因此，張學良聯蘇，本身就包含着抗日的要求。他也很清楚，如果要想讓蘇聯援助他，也必須要打抗日的旗，走抗日的路，否則蘇聯憑什麼冒險去援助中國的一個軍閥？ 　　主持人：很多網友還是想讓您再談談張學良這個事情。 　　楊奎松：我剛才講的主要是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張學良本身到西北來是被動的選擇，不是主動的。第二，張學良要想在西北長期待下去，基本沒有可能。看當年的資料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1936年全年東北軍內部的矛盾很深，青年軍官甚至集體和張學良激烈爭吵。張學良從來沒有，也不敢向部下許願說，他準備當西北王，控制西北幾省讓大家生活得很好。這是笑話。他唯一能夠用來說服部下的只有一條，就是告訴他們：我一定會帶你們回東北去。怎麼回東北？當然就是要抗日。要抗日，所有人都懂得，必須聯合蘇聯。他之所以會相信中共的西北大聯合計劃可能行得通，則有一個很特殊的背景。就是1936年3月蘇聯和外蒙古簽訂了軍事互助條約。這對中共、對張學良都是很大的一種精神激勵。為什麼？因為外蒙古按1924年中蘇條約的規定，按中國人的觀念，主權是中國的。蘇聯和中國的一個區域可以為抗日而締結互助條約，那麼也應該可以和中國抗日的西北抗日聯合政府締結互助條約。他的想法很簡單，只要舉起抗日旗幟，得到蘇援，就可以組成中共所主張的抗日聯軍。你蔣介石南京政府不敢抗日，到時候我抗日聯軍在蘇聯援助下可以單獨抗日。只要旗子舉起來了，軍心也就安定下來了。一旦找到機會能夠從陝甘寧晉發動作戰，有蘇聯支持，回東北也就有希望了。 　　總之，看這個問題要依據史料，並從常情常理出發，不要太主觀地從個人好惡來看問題。沒有哪個軍閥沒有野心，但野心都是要靠軍隊來實現的。如果連自己的軍隊都控制不了，整個東北軍二十萬人如何能統帥得起來？軍閥的特點就是割據地盤，但也不是什麼地方都能割據的，像西北各省原本就有大批地方軍閥存在着，你東北軍跑來占山為王，想都別想，誰服你？而且東北軍人心思鄉，回不了家鄉，張學良也就當不成他的東北王，也就成不了真正意義上的軍閥了。所以我是不同意你說張學良跟着共產黨和蘇聯的目的就是為了搞一個西北獨立王國，要變成西北王，根本不想抗日，我覺得這種推理太武斷、太主觀了。 　　主持人：楊老師的研究里，有一段是關於國共和談的，都在那本《失去的機會--戰時國共談判實錄》裡了，能否簡單談談是哪些因素導致了國共和談的失敗？ 　　楊奎松：我的書寫的是國共談判，指的是1936-1949年十年裡的多次談判過程。其中稱得上國共和談的只有3次，即重慶談判、1946年談判和1949年北平和談。因為不能次次都講，我們這裡只簡單提一下1946年國共和談失敗的原因問題。這次和談能舉行，最主要的因素是當時的國際背景在起作用，特別是美國的直接干預，和蘇聯的默許。1945年底內戰眼看就要打起來了，美國總統派特使馬歇爾介入，直接來調處國共衝突，蘇聯又表示支持，國共就只好妥協了。毛澤東當時講得很明白，即共產黨背後站的是蘇聯，國民黨背後站的是美國，打還是和，不是單憑國共自己能定的，必須要看美蘇的態度。但1946年又是一個國際政治關係急劇變動的時期，美蘇在國際上正在從戰爭期間的大國合作，轉向戰後勢力範圍的全面爭奪。因此，年初的時候美蘇態度比較一致，國共也很快就妥協下來了。包括通過停火令、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並且通過了五項和平協議等，馬歇爾都以為沒有什麼問題，很快就可以照美國的樣子，在中國實現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徹底消弭內戰危險了。想不到的是，美蘇爭奪勢力範圍的鬥爭很快就白熱化，並且爭奪到中國來了。導致美蘇，特別是蘇聯態度改變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它原來以為美國人已經承認中國東北地區是它的勢力範圍，美國人會尊重並不進入東北。因此，它一直很嚴格地遵守着不介入關內事務，贊同美國出面調處關內國共衝突的作法。它甚至準備讓中共交出軍隊，到國民黨的政府里去做官。然而，進入到1946年，美國政府不止一次地表明立場，要求東北應保持門戶開放，反對蘇聯把中國東北視為自己的勢力範圍，不許第三國勢力進入的態度。這樣一來，蘇聯也急了。原本它很擔心中共在東北地區的發展會影響到它已取得的這些國際承諾，幾度干預過中共在東北的擴張。1946年2月下旬以後，它已不顧一切，支持中共在東北大打，並且希望東北能獨霸東北。結果，就爆發了國共四平大戰。戰爭打了一個多月，中共雖然打敗了，但也控制了小半個東北，特別是取得了三面背靠蘇軍的優勢地位。與此同時，由於蘇軍的援助，中共關內各根據地，也通過海路及陸路得到了大量的軍事物資方面的援助，因而大大加強了抗拒國民黨軍進攻的能力。再加上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不能完全接受政協五項和平協議，中共不願交出軍隊，國民黨不願放棄獨裁地位，和談也再難進行下去了。最終美蘇都放了手，讓國共自己去解決，和談自然也就失敗了。 　　網友：1949之後的關於新民主主義的問題，今年張木生的《改造我們的文化歷史觀》，新民主主義又被重提了，作為一種主張引起學界的廣泛討論。我想請問一下，當年毛澤東為什麼主動放棄這一思想？今天為什麼又被重提？張木生先生和劉源等人關係非常密切，這種思潮會不會在現在中共黨內成為一種主流？ 　　楊奎松：這是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新民主主義本身的形成和放棄的關係；第二個問題是新民主主義這一政策思想的當前意義問題。關於前者，我寫過一篇文章，我一直在強調一個觀點：新民主主義的形成和中共意識形態有密切關係，它是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條件下革命分“兩步走”的一個政策結果。 　　中共在民主革命階段，也就是在1949年以前，對中國社會的認識和中國革命的任務，包括對當時形勢下應該用什麼樣的口號，打什麼樣的旗幟，發生過一系列的變化。導致這些變化的一個原因，我們可以注意到，多半都是跟共產黨自身實力的大小有非常密切關係的。它的力量比較強大的時候，它認為自己已經成為中國革命的領導力量，或唯一革命力量，應該可以打敗國民黨，或必須靠一己之力和國民黨對抗的時候，它對自身革命任務、革命口號，以及政策目標的規定就提得比較高；它的力量比較弱小，或處在一個比較困難的境地的時候，它就會比較重視和強調統一戰線，強調靈活的策略方針，革命任務、口號、目標也會定得比較低。 　　但無論高低，中共自1922年召開二大，接受莫斯科的指導，將中國革命分為兩步，規定第一步只能先搞民主革命之日起，它就一直存在着一個何時向下一階段革命目標，即共產革命的終極目標--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問題。比如，1924年與國民黨合作，最初的革命任務和口號是“打倒列強除軍閥”，建立一個普選的、民主的共和國。所以會這樣提，是因為兩個原因，一是“兩步走”的規定所限，一是實力所限。中共當時有多少實力呢？從人數上講，當時它只有400人左右，比國民黨的數萬黨員，連個零頭兒都不夠。它雖然有蘇聯和共產國際做後盾，孫中山不得不承認接納這幾百人加入國民黨，並擔負許多重要工作，但它要馬上打出自己的旗號、提出自己更高的鬥爭目標，還沒有條件。 　　然而，兩年後的情況就大不同了，中共中央就已經再三在考慮要不要國民黨和要不要按照自己的革命願望另立新國民黨的問題了。為什麼會這樣？根本原因就是共產黨人相信自己的革命才是最徹底和真革命的，並且希望早日實現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不願被國民黨人拖着，去搞什麼資本主義，成立什麼資產階級共和國，大家想的是要在民主革命基本完成後就不停頓地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上去。就像俄國二月革命剛剛推翻沙皇，列寧就馬上領導布爾什維克推翻二月革命成立起義來的小資產階級政府，進行社會革命一樣。為什麼這個時候中共中央能或敢於提出這樣的設想來呢？自然是因為它的力量已經大不同於1924年初，它的黨員人數已經發展到一兩萬人，1927年初更發展到5.7萬人了。它已成為除國民黨外中國第二大革命黨了。 　　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莫斯科，即共產國際也修改了原來“兩步走”的方案和規定，明確規定中共應該在民主革命的過程中，就開始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當然，它並不認為小農經濟的中國真的有條件搞什麼社會主義革命了，但它也不願看到正在順利北伐的國民黨取得全國政權，它主張馬上把革命再向前推進一步，使之走向“非資本主義的發展前途”，努力讓共產黨及其工農階級占據到革命的領導地位上去，避免出現土耳其凱末爾革命那樣的後果，即革命的成果被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占據，共產黨和工農力量再度受到壓制。 　　舉這個例子，就是想告訴大家，這個革命轉變問題始終在影響着中共的政治決策，它不是從1949年或1952年才開始的，早在中共成立後不久，這個問題就產生了。急於轉變，或者叫“不斷革命”，原本就是落後國家共產革命題中應有之義。包括我們今天所講的這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目標或革命任務，其實早在大革命過程中，即當中共力量達到相當強度時，從中共、從莫斯科，就已經都在考慮和設想中了。什麼叫新民主主義？歸結到一點就是：干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領導的卻是無產階級共產黨。共產國際1926年提出的中國必須走的那條“非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講的也是同一個意思，只是用的名詞不同罷了。 　　如果能夠明白這一點，那麼，我們就也可以了解，1927年以後的那個蘇維埃革命，1931年成立的那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等等，其實也都新民主主義的。只是它更加徹底就是了，因為它連資產階級都當成反動階級來打了。因為它徹底得過了頭，把自己變成了孤家寡人，最後它不可避免地失敗了。等到1937年它放棄蘇維埃革命，重新回歸到統一戰線政策上來的時候，它的力量已經變得非常小，不得不接受國民黨改制改編的要求，委曲求全地承認國民政府為中央政府，承認三民主義，把紅軍改編成國民革命軍的一部分，並且準備與國民黨一同建設“三民主義共和國”。這當然不是中共想要的鬥爭任務和目標，只是力量對比太過懸殊條件下它所採取的一種策略。也因此，等到它的力量再度壯大起來時，它的鬥爭任務和目標自然也就會發生改變。 　　中共自身的力量在1937年國共合作時，只有兩三萬黨員和軍隊，國民黨光是軍隊就有將近200萬人。這是中共不得不做原則性重大讓步的原因所在。但是，兩年後，這種情況就改變了。1939年中共正規軍已達到二十七八萬人的時候，它的政治口號和政治目標就開始發生變化了。1939年發生過一個“真三民主義”和“假三民主義”的爭論，中共當時還沒有想到更好的鬥爭口號，但已經不想在蔣介石領導下建什麼三民主義共和國了。怎麼區分國共政治上的不同呢？這就提出了真假三民主義的問題。中共當時主張要建“真三民主義共和國”，說你蔣介石要建的是“假三民主義共和國”。 　　但是，三民主義到底還是國民黨的旗幟和主義，這個爭論還是無法根本區別兩黨的政治性質。1940年，中共軍隊進一步發展到了47萬，毛澤東已經在要求各地大擴軍，準備1941年一舉發展到100萬人，爭取幾年時間發展到和國民黨一樣的200萬人。實力變化如此之大，中共已經成為中國政治舉足輕重的力量了，毛澤東自然相信應該打出自己的旗號來了。這個時候因國民黨搞“限共、防共”，國共摩擦很厲害，第二次世界大戰又爆發了，共產國際已經在要求歐洲各國共產黨全面反對資產階級，再度否定統一戰線政策，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創造了這個“新民主主義”的概念。這個名詞20年代初是江亢虎提出來的，毛把它完全改造成了適合於共產黨意識形態的新的東西。它的基本意思歸結到一點，就是否定中國資產階級的革命性，明確提出中國革命必須以創立一個由工人階級、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幾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革命政權，這個政權應該由共產黨來領導，至少共產黨應該參加領導。在這個政權領導下的國家，就是新民主主義國家。為什麼新？因為它的革命性質固然還是資產階級的，但卻不是由資產階級領導的。 　　新民主主義革命任務的提出，其實就是中共再度下決心把要革命引向社會主義的一種宣示。因此，新民主主義革命任務本身，就已經包含了要不停頓的將民主革命推進到社會革命的鬥爭目標。毛澤東為什麼到1949年時沒有馬上提出轉變問題？這裡面有兩個原因，一個是階段論的限制，蘇聯當年十月革命成功後還經過了12年時間才開始向社會主義轉變，中國經濟基礎比當年的蘇俄還差得遠，理論上不能躐等，也必須先過渡，再轉變。一個原因還是實力問題，剛進城的時候，中共中央領導人都擔心20年在農村，幹部基本上都是農村成長起來的，要學會管理城市、管理經濟、管理偌大一個中國，將會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還必須要倚重民族資產階級，特別是各種知識分子。再加上當時估計進城後能接受過來的資本只占很小的比例，資本家還控制着大部分經濟和生產，要恢復經濟、發展生產、安定人民生活，包括培育和發展國家經濟實力，就要花很長的時間。因此，儘管進城以後大家都估計以後中共的主要敵人將會是資產階級，實質上革命已經改變了性質，但還是沒有馬上提出轉變的問題。 　　1952年，即經濟恢復工作基本完成，再加上幾大政治運動，包括三反、五反運動極大地收拾了國內各個層級的資產階級之後，毛澤東發現國有、公有經濟已經大大超過私營經濟，已經達到60%以上了。再加上整個商業全部為公家所控制，資本家離開政府完全沒有活路，中共已經成功地實現了對整個國家的統治，這意味着實力問題已經解決了，我沒必要再跟你資產階級長期去搞什麼“勞資兩利、公私兼顧”了。正是基於這樣一種估計，毛澤東相信可以，也應該馬上開始向社會主義轉變了。在這種情況下，繼續搞新民主主義，自然就不合適了。 　　主持人：為什麼現在這個時候，新民主主義又重提了？尤其張木生和劉源這些紅二代。 　　楊奎松：兩個原因，改革開放之初很多人都在提，特別是學術界，包括各種對中共歷史比較了解的人，其中許多是老同志、老幹部，大家都認為，改革開放以後，出現了多種經濟成份並存，恢復了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性質，即單一公有制、按勞分配、計劃經濟的三大要素，都已經變了，實際上已經回到了新民主主義的條件之下，為什麼不使之名實相符，公開承認中國還需要補上資本主義的課，因此還必須要再走一段新民主主義的道路呢？這樣的討論和疑問，從改革開放一直到今天一直沒有斷過。當年沒有做這樣的調整或改變，是因為鄧小平不同意，中共中央最後決定還用“社會主義”來定性今天的社會，只不過，鄧小平提議，要上一個“初級階段”，以便說明今天的中國還不夠社會主義，也不是純粹的社會主義，甚至還沒有真正邁進社會主義的門坎。這樣做，可以兼顧兩方面的意見，並避免被人指責政治倒退或是走回頭路。 　　但是，現在回過頭來看，我想張木生提出這個問題，是由於中國當今的社會現實與“社會主義”這四個字實在是相差太遠了。現在已經不僅僅是多種經濟成份並存在、市場經濟，連同多種分配方式同資本主義區別不大的問題了，而且在很多方面，資本主義早就進步到社會主義的政策層面，中國這些年來反而愈來愈不如當今的眾多資本主義國家，步上早期資本主義貧富懸殊、社會分化、金錢至上、貪腐盛行的老路。如果不正視當今的社會現實，繼續漠視這些嚴重的社會問題，不僅名實嚴重背離，你說什麼都沒人會信，而且你繼續打着社會主義的旗號，以為公有、國有真是公的、國的，卻不知道它們中許多事實上已經成了既得利益者上下其手，方便占有、侵吞公有、國有財產的搖錢樹。回到新民主主義的制度下的好處是什麼？我想張木生他們大概是想要在繼續保持共產黨領導的前提下，明晰各種權利關係，從而讓社會各種不同的階級、階層及各種利益集團各明其利、各安其位，並能夠相互監督，以堵塞權貴、官僚階層國家引向崩潰的危險吧。這可能是一個主要的出發點。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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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啥研究中共黨史那麼難呢？ - ericyu33 12/19/12 (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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