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起7年前在巴黎召開的民主中國陣線成立大會﹐5月17日至20日民陣第四次代表大會和民聯第七次代表大會以及隨後的“台灣大選後兩岸關係與大陸民運研討會”在這個只有20萬人口的俄亥俄州列剋星敦市召開﹐本身就表示海外民主運動的低沉現狀。民聯在93年的“華盛頓合併大會”的分裂之後﹐被迫把總部也從紐約搬到主席吳方城的住址，也只有經營着 3家快餐店的吳老闆能盡地主之誼。民陣的狀況更是今不如昔。在大會上﹐萬潤南主席宣布所有資助自94年墨爾本第三次代表大會以來完全中斷﹐民陣不得不獨自經營約一百萬美元的“歐亞美澳基金”。這次會議也由此基金支付一部分。民陣新一屆的選舉結果﹐萬潤南退任﹐由另一位居住加拿大的老闆杜智富出任主席﹐也意味着民陣政治功能的進一步萎縮。

民陣總部的工作報告包括“總部﹐經濟自立及國內布局”﹐“文宣工作﹐歐洲地區民運”﹐“外交人權工作﹐美洲地區民運”﹐“監事會工作，人權委員會工作”﹐“組織工作﹐亞太地區民運”以及“六四調查委員會工柞”一系列專題﹐但沒有給與會者留下多少記憶﹐只有馬大維先生事先準備的材料可供事後閱讀。不過﹐馬大維先生作為副主席(以及下一屆的監事會主席)的個人貢獻﹐恰好說明了民陣一個政治組織的資源貧乏。以馬先生的“前聯邦政府官員”的背景﹐本該去競選議員﹐以美國公民的身份支持中國民主運動。在馬先生“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怎樣的中國?”等諸多評述中﹐筆者感受到馬先生的“我們”﹐並不是相對於北京當局的“我們中國人民眾”﹐更像是相對於中國的“我們美國﹐我們世界”。

實際上從民陣成立的那一天起﹐關於海外民主運動的性質定位就沒有得到過嚴肅﹑認真的討論﹐甚至由於民陣領導人的錯誤導向﹐嚴重地影響、降低了民主運動的形象。如果說巴黎大會“成立宣言”的內容是幾個剛從國內恐怖環境下逃出來的文人以天安門廣場激情(加上個人意願)壓倒政治分析的結果﹐那麼﹐事隔7年之後﹐民聯民陣的共同宣言中仍然把擁戴“中產階級”(如果存在並可以明確定義的話)、“發展私營經濟”作為主要訴求﹐就難以用“文人議政”的水平問題來解釋﹐而是偏離民眾生活的政治立場的局限了。齊墨起草的這份宣言據說是反映了萬潤南的意向﹐萬潤南明顯地過分強調了以鄧力群為代表的左派保守勢力的弊害。齊墨在說明宣言時竟然擺出對陣的姿態要與鄧力群“打好不滿現狀的工人這張牌”!聽到這裡﹐筆者不由得不顧自己的“列席”身份要求發言﹐也打消了再參與民陣或民聯的組織活動的念頭﹐甚至慶幸海外的民運組織沒有足夠的力量被用於與中共政權“打牌”。當然﹐今天的中國民眾也不會輕易地被任何政治勢力掌握、玩弄。

7年以來﹐以天安門事件觸發的海外民主運動己經耗盡了政治資源﹐也轉化為多層面的社會進化活動了。各種半政治性的、非政治性的團體在輿民運組織的競爭中產生並活躍起來﹐以各種形式表達了民運的部分要求﹐並以“非政治”的形式部分地得以實現。如果我們要繼續海外民運﹐唯一的途徑也只有保持和發揚政治“前衛軍”的功能。落實到具體運作上看﹐正好借“所有外部資助都斷絕”的時機﹐首先徹底清理與各國政府當局的關係。當海外民運盲目自大地幻想與中共爭奪政權時﹐其團體負責人就必然會力圖利用外國政府的政治資源﹐結果只是被外國政府利用並導致內部的分裂。

今後，以“前衛”定位的海外民運﹐由於其追求的政治目的非常有限，其可以採取的策略也非常明確、規範。我們沒有任何一件需求助於任何國家權力的﹐我們必須捍衛任何國家權力企圖但不能剝奪的權利﹐我們必須反對任何國家權力迫害、壓制人權的行為。以此﹐我們就立於最沒有權勢的﹑最廣大的中國民眾之中﹐成為中國平民的一員﹐為我們自身﹑而不是為“他們”的前景而奮鬥。

從小的方面看﹐即便是民運組織的代表大會﹐也沒有必要請求各國政府“恩賜”批准簽證放行。擴大一點看﹐在普通的中國民眾沒有權利踏入台灣﹐一日進入即被投入牢獄(包括貨真價實但沒有足夠“名聲”的民運人士尹進)的現實下﹐任何以“民運人士”名分或其他任何人道之外的理由訪台的行為﹐都必然帶有出賣同胞的性質﹐必然會被正在在興起的中國民族主義浪潮所碾倒。台灣當局敵視中國大陸民眾的性質不在此論範圍﹐但其甄別大陸“精英”入境的手法卻把“精英們”可憐的最後人格面孔也撕掉了。這也是為什麼一部分海外的大陸中國人與西方政客一樣﹐恐懼大陸民族主義的原因。

在中國的民族主義中樹立民主主義的認同﹐正是包括海外民運組織在內的一切中國進步政治力量的責任和使命.

[趙京，首次發表於東京《華人時報》1996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