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崛川哲男先生逝世一周年

在崛川哲男先生去世一周年時，我從先生的夫人玲子女士那裡收到一本先生前友好、學生們編集的《讓我們都來討論吧！--崛川先生的文與人》的紀念冊。我一口氣把它讀完，感到一種在日本社會中沒有遇到過的道德教誨，使我不得不提筆表達一個中國青年的敬意，雖然我只見過先生一面。

現在回想起來，還感到很內疚。先生到京都的本能寺為中國同學講他的孫文研究，我竟沒有意識到玲子夫人也來參加，完全是由於先生的身體狀況已經進入了生命最垂危的階段。更讓我不安的是，自從《民主中國》雜誌發刊以來，我已經習慣了“拎着大包，到處散發”，分手時也順手發了一本給先生。沒想到過了不久，接到先生的明信片，說很抱歉不能認真讀完我的文章，並鼓勵我大膽地鑽研下去。諒我這樣頭腦簡單的人決不會想到這第一封文通竟是先生給我的最後的字跡！

直到先生去世的消息傳來，我才慢慢從楊希堯、馬燕他們那裡了解到一些先生的為人，更加重了我的尊敬。

真遺憾在京都的中國學生中，雖然有許多文科出身的，卻至今沒有人以文章的形式表達出對於這位曾經無私地關注中國、中國人的京都大學中國近代史教授的應盡之情。以“文筆不佳”或“沒有時間”是不能推卻義務的，我在這裡把關於先生生活中的紀念與回憶再次留給馬燕他們，只想直接地表達從紀念集中獲得的感受。

在《京都大學新聞》1991年12月16日版，有森悅子女士的介紹，稱紀念集為“審視我們生活的警世感言”。一翻開書頁，我們可以讀到在別的出版物讀不到的自我反省的勇氣和真摯。第一篇文章就是此書的標題，討論什麼呢？討論天皇制！這是日本社會中的禁忌，但先生一針見血地指出：“在一個社會中殘留着不可觸及的聖域是很危險的。不光是政黨、新聞媒介如此，在國會的答辯中，關於皇室的費用，關於防衛的費用，都被視為聖域不可提及。”（第5頁）先生聯想到自己在大學中講解天皇制時學生們的冷淡、回絕、甚至反感的表情，真希望大家都來輕鬆地議論一下。就好象我們中國人也應該輕鬆地議論一下中共為什麼把“四項基本原則”強加在憲法的第一條。

但是，我們知道，天皇在日本社會中沒有被輕鬆地議論的條件，甚至在另一件並非“聖域”的問題上，堅持一個學者良知的先生也遭到過各種形式的威脅。那就是教科書問題。寫到這裡，我又想到自己在清華大學時的八二年的暑假，聽到日本政府篡改教科書的消息後，顧北平建議我們“未來與發展協會”寫一篇文章去發表，同時也可以為協會正名，免得校方把我們定義為“持不同政見者”。害得我和陳明星白費了好幾天時間，因為寫完後投了稿還得連續觀察《人民日報》是否會刊登。而崛川先生正是教科書的撰稿人之一，以親身的經歷，先生一方面反省自己不得已在壓力之下“曲筆”而喪失了執筆者的資格；同時明確地指明：一、政府沒有檢閱教科書的權限，根本不應該進入這個領域，因為這是與日本憲法第21條“保障集會、結社及言論、出版等一切表達自由”相矛盾的；二、執筆者對發表的著作內容負全面的責任，而不能把自己的“曲筆”責任轉移到“政府壓力”上；三、教科書是教育青年的書籍，而不是宣傳現政權的政策意圖的工具。我一方面驚奇日本政府與中共政府的相似，一方面更明白了崛川先生的超越狹隘國家利益的一個歷史學者的良知和胸懷。崛川先生進一步指出，日本政府在教科書檢閱中特別注意四個領域：侵略歷史、天皇制、核能、防衛。而且，為了達到檢閱的目的，甚至形成了靠檢定製度寄生的中小教科書出版公司等等。

另外，在關於“金大中綁架事件”、日本聯合紅軍的暴力事件以及張振海劫機事件的議論中，先生指出日本的司法機關和政府是首犯，破壞了法律的威嚴。在重新提及福澤諭吉時，提出他蔑視亞洲（主要是中國）對日本近代化的誤導作用。這一些議論尚有待於進一步的史實公開和學術論爭，可貴的是先生的這種反省自身（個人和民族）的求實精神，真希望日本學術界有更多的公正、良知和勇氣。當然，不能不提的是，先生主要是以孫中山為中心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我完全是門外漢，不敢妄加評說。略為有點遺憾的是此紀念集中沒有評述孫中山（“中山”是日本人的姓）與日本政要的關係，可能是因為這個問題太敏感了。因為不斷有史實表明我們這位“國父”確有一些“賣國”之嫌，這一方面的要素恐怕後來為汪精衛所“發揚光大”了。我個人的經驗雖然非常淺顯，但也大致認為“親日=賣國”、“愛國良知=反日”這樣的結論是可信的。這恐怕是明治維新以來中日關係的基本特徵之一，雖然它是感情多於學術論證的，我本人也寧願用個人命運把這個問題再弄清楚一些。崛川先生分析了孫中山去世的前四個月在神戶的講演後說：孫中山最後的訪日，已經不再對日本的援助抱多大的期待了，更象是在總結自己與日本三十年來的關係，並親手埋葬了它。我們都知道由此之後的中日關係的推移所經歷的苦難，不過，以個人的歷史地位而言，在對日關繫上，汪精衛自然不提，蔣介石和周恩來都不如孫中山來得乾淨。今天，日本人如何讚美蔣、周是他們的自由，但請不要忘了是全中華幾億人遭受了慘無人道的戰爭劫難。

天安門事件以來，有許多日本人表現出是我中華民族的真正的朋友，但象先生那樣對於中國人民傾注了如此之深的愛的日本人卻不多。他在生命的最後期間說：“與日本相比，中國更像我的祖國。”

當楊希堯告訴我先生的這句話時，我的眼角立即濕潤了。

[趙京，首發於《民主中國》1992年8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