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走”的鄧小平

讀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三）

傅高義的書名英文為：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如果直譯的話應該是“鄧小平和中國的轉型”。而在當今西方的中國研究學者認為，面對兩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變化最為成功的年代應該就是在鄧小平手握大權的那些年，故中文譯者翻譯為“鄧小平時代”堪稱信達雅了。

既然是一部給美國人看的、反映“鄧小平的時代”的書，對於鄧尚未獨當一面的時代就儘量簡略。全書不含“關鍵人物”、“中共歷次重要會議（1956-1992）”、“注釋”與“索引”外一共有“導言”和24章，共637頁，而敘述鄧小平從1904年出生到1969年被第二次罷官，65年的經歷只用了一個章節、區區24頁（第二章“革命者、建設者、改革者：1904-1969”）。作者的意圖很明顯，那些都不是鄧小平有影響力的時代，他在那個時候僅僅是黨和毛澤東領導下的眾多的高級幹部之一。

儘管如此，作者以史學家細膩，還是搜尋到很多似乎可以證明鄧小平後來因緣際會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領頭人的蛛絲馬跡。

他是如何走上革命的道路？

鄧小平出生於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四川廣安縣的一個富裕農家。這一年，孫中山加入了洪門，日俄在中國的東三省開戰，湖南的黃興成立了“華興會”，準備長沙起義了；浙江的蔡元培開始對體制失望着手成立光復會並研製炸藥驅逐韃靼…--這絕對是一個風起雲湧的年代。由於朝廷翌年宣布廢除科舉，鄧小平在私塾的啟蒙學些什麼不甚清楚，但估計主要還是儒家經典吧，到他十一歲那年考上縣裡的高級小學—現代意義的學校，十四歲那年又升到廣安縣的初級中學。鄧小平的第一個政治活動是參加廣安縣的抵制日貨的活動，1919年的五四運動以“外爭主權，內懲國賊”的口號喚醒國人，從北京蔓延到全國大中城市，在一個小縣城裡很難看到外國人和賣國賊，唯一可以表達的愛國行為就是抵制傾銷中國的東洋貨了。那個時代成長的中國知識青年大都具有救亡圖存的思想，要幫助災難深重的祖國，就一定要加入一個革命組織。有人開玩笑說，如果在法國的那段時間鄧小平不是遇到周恩來等大哥而是碰到同時期旅歐的國民黨大員陳立夫、張道藩等人，給他曉以革命道理、幫助他解決留法期間的生活困難，鄧小平也許是一個國民黨的高級領導人了？

鄧小平和他的旅法勤工儉學的戰友們

鄧小平的信念：

鄧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時代，蘇聯尚處於新經濟政策，鼓勵小農、小工商發展，國家主要發展大型工業，蘇聯甚至鼓勵外國人來投資。再加上共產國際遠東局對於這些未來的革命火種悉心照料，他們的生活條件比起在中國、法國要好的多。用強有力的領導來發展國家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準，想必在那個時候就給鄧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對於他在法國所感受的平等、自由和博愛等，他則認為是次要的、有條件的。鄧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課堂作業中寫道：“集中的權力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從上級命令是絕對必要的。允許多少民主，要視周圍的環境變化而定。”

要拯救中國就必須加入一個先進的革命組織，奪取政權，利用集中的權力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增強國力--免受西方列強的欺負。至於民主多少，則視周圍情況而定。這就是年輕鄧小平的在旅法、留學蘇聯時期的形成的信念，至死未變。

他是一個毛派分子

現在的史料記載，鄧小平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應該是在國共分裂後中共在漢口的八七會議上。那次會議上鄧小平作為秘書做記錄，他應該聽到了毛澤東抨擊前任黨的領導人的言行，並對他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論斷一定印象深刻，但是還沒有到佩服的程度。直到四年後，即一九三一年八月，鄧小平被組織派往江西瑞金擔任縣委書記，這才對根據地的創建者、比他大11歲的毛澤東產生了極大的崇敬。因為，在過去的幾年裡，鄧在廣西百色的武裝鬥爭就歸於失敗，對於如何擊退國民黨軍的圍剿、弄到自己軍隊所需要的給養，還可以得到當地居民的擁護，這些太不容易了。因為對毛的敬重，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指導思想有衝突時，鄧小平站在了毛這一邊，被批為“毛派頭子”，撤銷縣委書記職務，連當時的老婆也和他離婚，速嫁給同學李維漢。這是他在黨內的“三起三落”的第一落，但這第一落，長遠來看，為後面的那兩次落起到了很好的緩衝，因為毛澤東至死都認為鄧小平是自己的人。

難道毛澤東看走眼了？ 沒有，從現在披露的資料看，鄧小平在解放前一直是毛澤東手下一個可以值得放心的監軍人物，在1952年進京後又一直是毛澤東的馬前卒，執行毛澤東的鐵腕路線毫不含糊，略舉兩例：

1952年，為了增加稅收和簡化稅制，中財委副主任兼財政部長薄一波主持召開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修改稅制,新稅法於1952年12月向周恩來匯報並由政務院政務會議通過，以中財委主任陳雲名義在人民日報上公布，於1953年1月1日推行。其中一個主要內容是“公私一律平等”納稅。這個新稅法導致了地方和中央的國資企業利益受損而被上訴中央，毛主席看問題的角度相對敏銳，認為這麼大的事情居然居然自己都不知道，於是要求今後所有政府的政策、法令都必須經由黨中央同意。這就開闢了以黨代政的先例；對於周恩來的擅自行動（即僅僅通過政務院黨組和政務會議），撤銷了政務院黨組，直接歸中央管理，我們今天看到所有的部委都有黨組書記，但國務院沒有，就是這個由來…薄一波呢，則被說成是中了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新稅法不和黨中央—也就是毛澤東商量，只是同資本家商量等等。即刻撤職，接任者就是鄧小平。當然，毛派頭子鄧小平很快就按主子的意思辦事了。這次風波，直接導致了中共將其承諾的新民主主義路線，轉變為“過渡時期總路線”，向着共產主義的道路開始狂奔。待到中國改革開放，實現“利改稅”， 納稅上“公私一律平等”等新政，這都是1992年，四十年過去了！

1957年對於中國的知識分子無疑是一場噩夢，這場“陽謀”的總設計師無疑是毛澤東本人了，但前敵總指揮或者時髦的說法，運動的COO則是鄧小平。 當時，收到衝擊的右派分子多大552877人，絕大分人是高級知識分子，各行業的精英和社會上有良知感言的人，這些人輕則降職撤職，重則送至偏遠地區勞動教養甚至槍斃，民國後幾代培養的精華喪失殆盡。 儘管在胡耀邦的主持下，絕大多數的右派都陸續獲得了平反，但鄧小平掌權後的中共在1981年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對此次運動的結論是“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難怪連薄一波都看不下去，在他晚年的回憶錄中說右派“99%都是錯劃的”。一個99%都是錯的運動，居然一直堅持這場運動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統治者的面子比那些受難百姓的面子確實重要的多了，好在中國人講究實惠，平反、補償後也就不追究了。

上面的兩個例子傅高義先生有提及，但對鄧小平所扮演的助紂為虐之行徑卻並着墨不多，僅僅說鄧在反右運動中力挺毛澤東，“一直讓中國的知識精英耿耿於懷。”對於描寫65歲前的鄧小平，傅高義更多的是為了尋找他後來受到世人矚目的改革開放的正相關原因，其實他所犯的錯誤也為他日後改正提供了教訓呢？太史公“不虛美，不隱惡”的史家精神不僅應該是中國歷史學家的準繩，對於研究中國歷史的西方學者也應該引以為訓呢。

鄧小平的女兒毛毛着手寫《我的父親鄧小平》傳記時，曾問父親：“長征的時候你都幹了些什麼工作?”鄧小平沉默片刻，回答：“跟着走。”這三個字基本上可以概括65歲前的鄧小平的學習和工作。在少年時跟着父母的安排走—去重慶升學、接着留法，旅法時期跟周恩來等一幫大哥們走，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後跟着組織走，服膺毛澤東的領導後一直跟着毛主席走。待他在1969年被貶到江西，鄧小平才開始思考是否可以不“跟着走”而是“摸着石頭過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