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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偏愛神壇的毛澤東不同,鄧小平偏愛祭壇
送交者: 高伐林 2013年02月25日16:26:29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沒有一個國家領導人像鄧小平這樣,領導自己國家轉型,從貧窮落後難得溫飽,到經濟總量世界第二,在本國名聲不佳,在其他國家卻被高度評價。這也決定了傅高義這本傳記的命運:作者和美國輿論非常欽佩這本書,獲得各種最佳圖書稱號,但譯本到了中國,主流輿論保持緘默,網絡輿論毀譽參半



  老高按:關於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議論並未平息。前天有位朋友給我發來了美國著名歷史學者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對傅高義這本書的書評《中國研究中的美國心》。英文原文發表在2012年2月9日發行的《倫敦書評》第34卷第9期,經由管學翻譯成中文,發表在2012年10月出版的《公共知識分子》雜誌第四期上。在華文世界高度評價傅高義這本鄧小平傳記時,這篇文章從鄧小平完整身世、歷史人物傳記撰寫基本功、學者良知及自由民主世界的政治道德角度,對這本書及傅高義本人提出了很多不同看法,有的看法相當尖銳。但因涉及版權問題,我不能在這裡轉載這篇很有意思的文章。
  今天讀到中國著名學者吳稼祥對傅高義的書評《為中國強大甘願受難的人》。他所說的這個人,是指鄧小平。他對鄧小平的看法,會得到人們的認同嗎?
  吳稼祥1955年出生於安徽省銅陵市,“文革”結束恢復高考制度之後,考入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後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傳部,後轉職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中共中央辦公廳。他在八十年代中期發表過很多文章,當時被視作“新權威主義”的代表性學者之一。“六四”期間吳稼祥義無反顧地以自己的方式對當局的鎮壓提出強烈抗議,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關進秦城監獄,三年後才被釋放。2000年,吳稼祥到哈佛大學當訪問學者,現居中國大陸。
  他長期從事經濟、政治、國際政治、企業戰略以及中國傳統謀略思想研究,出版過很多著作:《鄧小平:思想與實踐》(1988年)、《新權威主義述評》(1989年)、《神奇的加與減:中國第一謀略》(1997)、《把海倒進杯子》(2003)、《民主進程中的中國崛起》(2004)、《果殼裡的帝國:洲級國家時代的中國戰略》(上海三聯書店,2005)《入世心法:從歷史看加減》(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7)。我讀過他很多文章,他對趙紫陽、江澤民、曾慶紅、胡錦濤、溫家寶等許多中共高官一針見血又別開生面的評價,讓我心折。此處難以備述,有興趣的朋友,在網上一查即知。


為中國強大甘願受難的人
——讀傅高義《鄧小平時代》

吳稼祥,鳳凰網讀書2013-02-25




作者:傅高義,譯者:馮克利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1月出版


  有兩個原因,促使我答應鳳凰網讀書頻道《讀藥》周刊的邀請,談談我讀傅高義《鄧小平時代》的感想:第一,我是中國大陸最早的鄧小平思想研究專著《鄧小平:思想與實踐(1977——1987)》(1988年版)的作者之一;第二,傅高義先生於2000年決定寫鄧小平專著時,我是最早與他交談這個主題的人之一,我2000年3月開始在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做自費訪問學者,我們每周交談一次,持續半年。

  一、四次取經

  讀完傅教授這本巨著(下稱傅著),加深了,而不是修改了一直以來我對鄧小平的一個印象:他是一個為自己祖國強大到處取經、並甘願受難的人。
  一般人都知道,傅著也同意一個看法:鄧的一生,多災多難,三落三起。其實,他的一生,可不止三落三起,而是四落四起。唐僧師徒四人西天取經,九九八十一難,那是傳說。鄧小平16歲就踏上西天取經之路,則是真實的故事,第一站是西方法國,第二站是東方蘇聯;74歲第二次踏上西天取經之路,第一站是日本,第二站是美國。根據傅著記載,鄧1978年10月訪問日本時,他對好客的東道主說,此次來日本有3個目的,第3個目的,是“像徐福一樣來尋找‘仙草’”,並解釋說,他所說的“仙草”,就是如何實現現代化的秘密。3個月後,1979年1月,為尋找“仙草”,他又踏上了訪美之路。
  四次取經,前後相隔近60年。60年,一甲子,在中國文化里,其含義,就是一個輪迴。這個輪迴,對鄧小平而言,是一個痛苦的反思過程。這個反思,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要取的經卷,從東方蘇聯,轉向西方美日,這是今天的自我,對過去自我的痛苦否定;第二,他當時其實已經很清楚,中國強大的仙草,不在別人手裡,就在自己腳下:從經濟生活開始,逐步擴大個人自由。這是中國數千年來沒有做到的(除了民國10年),限制,甚至禁止工商業,是華夏歷史上所有王朝的國策。1949年後,官方不禁止,反而親自操辦“公有制”工商業,但絕對禁止民間工商業。
  正是因為鄧找到了這根仙草,他才鼓勵從安徽小崗村開始的農民單幹,從廣東深圳開始的引進外資,和自由經濟特區。舊體制的多米諾骨牌,就是從這兩張牌開始倒下的,一張在牌頭,一張在牌尾,一起向中間倒。

  二、五次受難

  我這裡所說的“五次受難”,其中三次,也就是“三落三起”中的三落(1933年江西,1969年江西,1976年北京),就不必浪費筆墨再重複敘述了。我想說的另外兩難,一是頭難,第一難,一是尾難,第五難,也是最後一難。第一難,雖然很少人提起,但痛楚想必最深。
  鄧小平一生三任妻子。第一任是張錫媛,1926年莫斯科中山大學同學,1928年春結婚,1930年春病逝;第二任是金維映(阿金),1931年下半年結婚,1933年5月在鄧受打擊時離開了他;第三任是蒲瓊英(卓琳),1939年結婚,相伴終生。三任妻子中,他最愛張,最遺憾金,最感激蒲。他為了領導廣西左右江起義,張懷孕時不能照料,難產時束手無策,母子雙亡後無暇安葬。他的女兒毛毛談到她父親此時的感受時,用了“十分悲痛”四個字。這種悲痛如此之深,以致於從那以後,鄧便從一個“又說又笑”(鄧穎超用語)的川哥,變成了一個不苟言笑的硬漢。來不及安葬亡妻,應該是他一生的痛。1949年他率領部隊進入上海,第一時間就去尋找張錫媛的墓,並把被水浸淹的遺骸取出,重新安葬。
  他所經受的最後一難,是1989年。他一生政治生涯的頂峰時刻,是一直被他打壓的蘇聯,其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來訪,蘇聯人第一次完全按照中方開出的條件,緩和了兩國關係,但他卻不能在國家廣場上為他舉行歡迎儀式。這一年,他已經85歲,不會不知道,鎮壓學生運動,將會背上何等的歷史罵名,當他下決心這樣做時,如果不是肝膽寸斷,也是汗發沾衣。他這樣做的理由,大概只有一個,那就是他認為,不這樣做,國家就會失去穩定,他所珍視的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很可能夭折。現代化和改革,此時,幾乎成了他心中的上帝,為了它,一切都可以犧牲,無論他自己生前事、身後名,還是作為他使徒的改革派領袖及其陣營。他遭遇的悖論是,假如為了穩定犧牲了改革團隊,穩定又有何用?改革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1992年南巡,表明他自己已經意識到這個悖論。
  為了表明那個困難抉擇,與他個人權力考慮沒有關係,他在那場事件發生5個月後(1989年11月)全面退休,讓出了軍權。
  五次受難,他從不抱怨,原因之一,就是他甘願承受。每一次,他都清楚地知道,他所堅持的東西,會給他帶來什麼後果。

  三、供上祭壇

  與偏愛神壇的偉大領袖、導師、統帥、舵手不同,鄧小平偏愛祭壇。所有與鄧發生親密關係的人和事,都或遲或早要被供上祭壇,成為他政治目標——實現四化的犧牲品。因為這個緣故,為了減少犧牲,他很少任用私人。傅著注意到了這一點:“鄧小平不跟他任命的人發展私人關係,即使對提拔到高層的人也是如此。”不發展私人關係,不僅不是冷遇,而是真正的關心,為了保護那些被他用的人。因為他知道,所有與他發生親密關係的人和事,對手遲早要他作出犧牲。而且,他控制什麼,目的是要便於犧牲,為改革和現代化掃清障礙。
  他直接控制的是中顧委和中央軍委,與他關係最近的是胡耀邦、趙紫陽。結果怎麼樣呢:
  ——首先,剛剛被他和胡耀邦等平反的老幹部們,寶座還沒有捂暖,就要被鄧抽走——1980年就提出要“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決定設立“顧問委員會”,讓“老同志”退到這兒。他自己做了中顧委主任,目的是帶着他們第一步退居二線,第二步徹底退休。老幹部們是愛他,還是恨他,可想而知。他設立並領導中顧委,就是為了讓它消亡。
  ——其次,在四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性排序上,他把工業、農業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都置於優先地位,把軍隊現代化排在最後,推遲軍隊現代化的目的,是不與民用產業現代化爭資源。不僅推遲,還主動對軍隊動刀:1979年3月,對越自衛戰剛結束,他就提出裁軍,1985年提出裁軍100萬,1988年基本完成;而且還不斷減少軍費開支,軍費開支“從1979年開始改革時占國民生產總值的4.6%,不斷下降到1991年的1.4%。1980年代,中國購買外國武器的花費只及越南的1/6,台灣地區的一半,但中國的人口卻分別是越南的20倍和台灣地區的50倍。這兩件事情,不是鄧小平,估計沒有任何領導人可以做到,他管軍隊,似乎只是為了讓它服服帖帖地接受先發展民用經濟,再強大國防的國策。
  ——第三,胡耀邦和趙紫陽,都是為改革開放衝鋒陷陣的猛將,鄧不僅與他們價值認同,還是改革的戰友,胡和趙是他的左右手。但是,改革就是革執政黨自己的命,並不是所有黨員,所有黨的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和老幹部願意接受的。當不接受某些觸及到命根子的改革的黨內高層人數增多時,他們選擇的反對方式,就是直接剪除鄧的左右手,間接警告鄧本人。這時,為了不讓自己立即出局,改革終止,他選擇的對策是,必要的退步和揮淚割愛。他這樣做時,想必痛徹心扉。某些鄧本人曾經欣賞,但讀不懂他內心的人,在給胡開的生活會上,痛下殺手,想博鄧的歡心,殊不知是在他傷口上撒鹽。這樣的人從此淡出接班梯隊,容易理解。
  ——最後,犧牲的是他自己。1989年,他最後做出清場決策,知道自己犧牲了身後美名。幾個月後,全面退休,放棄的是他生存的主要精神支柱——權力。1992年春天,以88歲高齡,孤注一擲地到南方各省呼籲改革,他押上的,是他一生的資本:身名。如果失敗,必將身敗名裂。1997年2月19日,他獻出了他最後的珍寶——遺體:眼角膜,捐獻給眼科研究;內臟,捐獻給醫學研究;軀體,捐獻給火苗;骨灰,捐獻給大海。

  四、悲劇英雄

  沒有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像他這樣,領導自己的國家轉型,從貧窮落後難得溫飽,到經濟總量世界第二,在自己的國家名聲不佳,在其他國家,卻被高度評價。這也決定了這本傅著的命運:作者非常“欽佩”鄧小平,美國輿論非常欽佩這本書,獲得各種最佳圖書稱號,但它的譯本到了中國——主人公的故鄉,主流輿論保持緘默,網絡輿論毀譽參半。
  北京奧運會前,有英國出版商多次找我,希望我在奧運會前寫一本鄧小平評傳,用英文出版,因為我當時在構思《公天下》,不敢允諾。他每次來,幾乎都要問同樣一個問題:
  “鄧小平到底做了什麼,讓中國這樣脫胎換骨?”
  “施了魔法,”我第一次這樣開玩笑,但隨後解釋說,“大概是改變了執政黨的基因吧,從一個殘酷鬥爭的黨,到一個可以內部談判的黨。”
  這個轉變,是以鄧小平的自我犧牲為代價的。他犧牲自己,這還好說;犧牲他自己的黨,自己的階層,自己的同齡人,以及自己的學生,就不那麼好說了。所有被犧牲的,都可能引起對他的廣泛怨恨。
  不僅如此,在中國這樣一個超大規模、全權且墮入文革瘋狂的國家,改革,意味着擴大自由的邊界,同時,還要保持社會穩定與秩序,不重蹈十年動亂的覆轍。為此,他與他的對手,也與他的戰友,在自由的邊界上反覆拉鋸。就因為這個,他必然左右不討好。保守派恨他太右,自由派討厭他無情。
  他想與他親手參與締造的舊體制同歸於盡,遺憾的是,他垂垂老矣。為了趕時間,前半生都被黨內激進派整的他,80歲後開始激進:1986年急切提出政治體制改革,激起同年學潮;1987年急切提出全面價格改革,導致物價飛漲……胡為前者埋單,趙為後者背鍋。
  鄧小平不是神,他是一個想通過自我犧牲來完成自我救贖,通過自我救贖,來救贖他的黨和他的國家的悲劇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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