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古斯丁·舒奇Augustin Souchy是二十世紀傳奇人物之一，可惜，他的事跡和文章在德語和西班牙語世界外幾乎無人知曉。1992年，芝加哥的Charles H. Kerr出版公司出版了由列奧·瓦爾丁格Theo Waldinger翻譯的舒齊自傳的英文版，極大地豐富了無政府主義的歷史寶庫。

舒奇出生在十九世紀末德國社會民主黨員的工人家庭。這使得他在參與"主流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的同時認識到其局限性。主要在Gustav Landauer的影響下，他接受了另一種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他意識到：社會民主主義局限於政治領域裡的鬥爭，實行從上到下的"民主集中制"，受限於社會條件（如"愛國主義"等）的制約；而無政府主義更關注社會公平與個人自由，把自主權置於基層（主要是工會），不理會人為設定的國界對人們的區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證明了社會民主主義的破產，舒奇逃到中立國瑞典從事反戰運動。這個時候，另一股反對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勢力——共產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列寧主義異軍突起。

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無條件地支持俄國革命，但推翻沙皇和臨時政府之後的俄羅斯內戰卻分裂了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即一黨專制，是與社會主義格格不入的怪物！舒奇於一九二零年以德國自由工人聯合會FAUD代表的身份應邀訪問俄國，用半年的時間親身體驗、目睹了俄國革命是怎樣被出賣、利用的。

舒奇目睹到所有俄國的非布爾什維克的社會主義者被肅清、關押、流放或處死。當他被列寧召見批判他的“小兒幼稚症”時，他禁不住暗自責問這個新沙皇：“沒有無政府主義者們的奮鬥犧牲，特別是克朗斯塔特的無政府主義水兵在關鍵時刻起義炮擊冬宮，你列寧還在外國流亡呢！”當他要求列寧釋放無政府主義者時，列寧教訓他：“是的，無政府主義者在革命的第一階段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在革命的第二階段，他們不承認革命的國家政權，他們必須被當成反革命來鎮壓。”

舒奇被作為德國代表出席了第二次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但他明白共產國際的目的是布爾什維克為了控制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所設，除俄國之外的組織不但沒有自主權，連請求釋放同志的權利都沒有。托洛茨基在第三次共產國際的代表大會痛斥法國和西班牙代表們：“你是誰？你有什麼權利要求釋放社會革命黨人和無政府主義者這樣的反革命匪徒？”這使得舒奇與許多到俄國來支持俄國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很快就被迫離開了俄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幾十年後，當他訪問古巴、南斯拉夫這些列寧主義一黨專制的國家時，他受到熱情接待，因為他是唯一受到列寧親自教導的老革命！這使舒奇不由得承認在反對資本主義的共同鬥爭，列寧與無政府主義者仍然是tovarish(俄語"同志")。舒奇很遺憾地終生期待着：列寧採取的一些短視的、僅僅是為了保住政權所採取的一系列政策、手段只是暫時條件反射，俄國革命應該回到社會主義的民主、自由宗旨上來。

當列寧主義演化成斯大林專制時，舒奇知道在蘇聯指揮下的世界共產主義組織已經不是“同志”了。斯大林在國際上對社會主義運動的出賣最先體現在西班牙內戰上，而舒奇正是西班牙內戰革命陣營的對外發言人之一。今天，我們已逐步地認識到，舒奇向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所提供的關於西班牙內戰的大致情節是正確的：一九三一年以後成為共和國的西班牙聯合政府的支持者主要是無政府主義者；佛朗哥將軍如果沒有德意法西斯政權的軍事援助就不可能發動叛亂；獲得蘇聯軍事援助（特別是炮火等重型武器）的處於少數地位的西班牙共產黨如果放棄“布爾什維克策略”（單獨奪取政權）而服從聯合政府，佛朗哥的叛亂是可以被擊敗的。現在，通過舒奇等人的文章，我們知道，應該賦予只有短暫五年歷史的西班牙共和國以象巴黎公社那樣的地位。特別是今天，在法西斯和共產主義政治勢力都退出政權時，西班牙共和國實踐的無政府主義性質的社會經濟組織形態是英美自由放任資本主義之外的另一種選擇。

舒奇的生涯自然是其自傳的精彩內容（例如他三次自願或被迫在拉丁美洲生活和工作），但此書最重要的價值在於他對自己親身經歷的這段二十世紀重要歷史的思考。除了列寧主義及其延伸的古巴問題、南斯拉夫問題（所謂吉拉斯Milovan Djilas的“新階級”論）外，舒奇也試圖在墨西哥、以色列社會中找到非集權制的、非官僚化的社會主義組織方式。他的結論是：當然，這個世界離我們追求的目標相去甚遠，但無政府主義者許多先驅性的訴求，甚至包括計劃生育，已廣泛地獲得認可。可惜舒奇沒能親眼看到蘇聯的解體和今天資本主義社會以無政府主義為主導的反抗運動。與二十世紀初期（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形勢相似，無政府主義再次成為挑戰資本主義的另一種可能體制。

在挑戰資本主義的鬥爭中，“恐怖”手段曾經被某些無政府主義者使用，因而使其成了國家權力鎮壓無政府主義的藉口。舒奇很幸運地與三位國際著名的"恐怖分子"交往，對此問題也有深切思考，值得整個無政府主義運動借鑑。

亞歷山大·柏克曼Alexander Berkman是舒奇交往的"恐怖分子"之一，他出生於俄國，十八歲時移民到美國。在這裡等待他的不是新大陸的夢想，而是十二小時工作制下的低工資且無醫療、退休保障。更激憤這個青年的是：一八九二年卡內基鋼鐵廠僱傭私人保安槍殺手無寸鐵的十二名罷工的工人和兒童，卻沒有受到正義和法律的制裁。在社會喪失了維護正義的功能時，個人就應該挺身而出，“替天行道”。二十二歲的柏克曼長途跋涉，趕到卡內基公司，連開三槍射擊公司主管。事實上公司主管並沒有受到多大傷害，柏克曼卻在被捕時被打昏過去，並被判處十四年徒刑。舒奇一九二0年在俄國時遇到柏克曼，並與他一同去見列寧。共產國際的書記拉狄克要求柏克曼將列寧的文章《左派共產主義的小兒幼稚病》翻譯成英文，柏克曼提出要附加一個後記。列寧拒絕了這個條件。列寧提出資助柏克曼和另一位著名無政府主義女戰士古爾德曼Emma Goldman(也是從俄國移民去美國的，因反戰被投入監獄後遣返回俄國)回美國開設共產國際支部，遭到拒絕。

舒奇結識的西班牙無政府主義“恐怖分子”Buenaventura Durruti(刺殺西班牙國王)和從俄國移民到阿根廷的Simon Radowitzky(刺殺警察局長)基本上與柏克曼一樣，都確信在自上而下的正義以及集體意識不能履行的時候，個人意志就應該自下而上去執行正義。舒奇特別指出：與統治階級的日常性壓迫、榨取和列寧主義式的全面暴動、鎮壓相比，無政府主義的“恐怖主義”只是針對個別直接鎮壓民眾的劊子手。而且，在極端情況下行使暴力手段的無政府主義者往往是在抽象的社會主義理念驅使下鋌而走險，很少有集體性的組織行為。應該說，無政府主義的極端“恐怖主義”並沒有越軌，仍然從屬於“建立一個非暴力的社會徹底取代靠強制和鎮壓維持的社會秩序”的無政府主義信念。舒奇如果今天還活着，他會欣慰地看到：社會畢竟有所進步，依靠無政府主義者採取恐怖行為去犧牲個人的必要幾乎已經不存在了。無政府主義就是和平主義。

當狹隘、只局限於政治鬥爭、特別是最高國家權力爭奪的列寧主義及其變種——托洛茨基主義、毛澤東主義等退出歷史舞台後，關於人類組織形態的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理論上的分歧與論爭作為代替資本主義社會的選擇，具有更現實的價值。當然,我們也不否定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專注於政治運動(包括武裝鬥爭)的正當性，但政治運動不可能代替社會革命。另一方面，正如筆者逃離日本前夕與日本的無政府主義同志們在確立新的行動原則所確認的那樣，不能因為理論上的分歧障礙與馬克思主義者（甚至包括一些斯大林、毛澤東的追隨者）在實踐上的合作與互助。為了社會變革，讓我們回到第一國際的共同旗幟下吧！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03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