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無解的埃及 幻想通過選票政治解決經濟和社會問題是吃錯了藥
　　
馬爾薩斯魔咒：幾乎無解的埃及——麵包、自由、社會正義和人的尊嚴，不是革命就能帶來的。

　　誰也未曾想到，自2011年至今，短短兩年多時間，埃及政局上演了風車般翻轉的一幕，“革命”似乎已經成為埃及的常態：2011年“1.25革命”，執政30年之久的穆巴拉克黯然下台；2012年6月30日，經歷17個月漫長、波折而痛苦的過渡期，帶有宗教原教旨色彩的穆斯林兄弟會上台執政，穆爾西(Mohammed Morsi)成為民選總統；2013年7月3日，也即兄弟會和穆爾西慶祝執政一周年盛典剛過，埃及發生軍事政變，穆爾西政府被軍方廢黜。此舉得到美國的有力支持。

　　倘如某些分析家所言，穆巴拉克的下台，是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春風終於吹入昔日鐵板一塊的阿拉伯世界；兄弟會的執政，是人民經過自由選舉表達的民主意志，那麼7月3日所發生的一切，又該算作什麼？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8月14日，埃及軍方安全部隊和警方對開羅兩處穆爾西支持者的示威營地——吉薩復興廣場和阿達維亞清真寺廣場實施清場行動，坦克壓陣，推土機剷除帳篷，投放催淚彈，驅逐示威者。穆斯林兄弟會表示，剛開始行動40分鐘就已造成120人死亡，示威地點附近的臨時醫院更宣布有450人死亡。

　　曾兩度宣稱“代表人民的意志”推動不流血革命的埃及軍方，這一次對人民，至少是相當一部分的人民揮起了專政的鐵拳。城市裡坦克雲集，槍聲四起，一架架先進的美援AH-64“阿帕奇”武裝直升機盤旋在開羅上空，空氣中瀰漫着濃重的催淚瓦斯，滾滾濃煙。

　　這是民主的代價，還是殺戮的高潮？這是埃及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一個偉大的勝利接着一個更偉大的勝利麼？

　　正如許多分析所指出的，導致穆巴拉克被推翻的“尼羅河革命”構成複雜，但最初的起因卻是社會的、經濟的。埃及最根本的問題不在於政府的專制與腐敗，而在於埃及存在的問題實在難以解決。

　　革命前埃及最大最根本的問題是什麼？不是政治，而是急劇膨脹或應稱為惡性膨脹的人口與國家能提供的資源之間的矛盾。

　　穆巴拉克在薩達特遇刺後上台的，時間是1981年10月，到他2011年2月下台接近30個年頭。1981年，埃及人口只有3500萬左右，到2011年人口數字為8100萬。

　　但由於近1000萬人口出生後未曾登記，很多學者估計實際人口多達9100-9300萬人，30年中人口變成了2.5倍，其中一半處於24歲及以下，大約每6個月就增加100萬人！

　　埃及的面積雖有100萬平方公里，但境內絕大部分均為酷熱少雨，黃沙無垠的熱帶沙漠，只有寬約16公里的尼羅河谷及開羅以下的三角洲，才是一條綠洲帶，其面積約為33700平方公里，僅為其總面積的1/30。在此狹窄的綠帶上，居住了埃及90%的人口（其餘居住在蘇伊士運河兩岸），西諺所說：“尼羅河上午乾涸，埃及下午死亡”，確係實情。

　　全國可耕地面積不過5500萬畝，實際耕地5000萬畝，占國土總面積不到3%。人均耕地只有0.55畝，相當於中國人均耕地1.37畝的40%，出產的糧食，只能勉強養活一半的人口，缺口的糧食自然只能從國際市場上購買。埃及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品進口國之一，每年需進口小麥900萬噸。

　　“阿拉伯之春”發生前，埃及經濟在中東地區頗為耀眼。2004年，埃及開始了大規模的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包括讓埃及鎊自由浮動、將公司和個人的收入稅減少一半、有限度地私有化等措施。2006年至2007年間，埃及經濟增長速度達到7%，成為中東增長最快的國家。

　　但隨着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全球食品價格的上漲，埃及2010年的貿易逆差失控，從2006年的100億美元猛增至250億美元，預算赤字擴大至接近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6。

　　革命前，埃及40%的城市人口和78%的農村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下，18%人口每日生活費不到2美元，15-29歲青年大面積失業，而青年正是示威和暴力活動的主要參與者。糧食價格大漲，他們的生活更加困難，這成了阿拉伯國家革命爆發的導火索。

　　按民眾的總結，那就是專制政府管理國家的水平不行，政府腐敗貪了人民的錢，而人民一旦推翻了獨裁者，將他的贓款納入國庫，各項事業就會立即得到改善。換個政府，一切都會好的。於是就革命了。

　　正因如此，當時社會上各路政治勢力——以穆斯林兄弟會和薩拉菲光明黨為代表的伊斯蘭教派、以世俗派知識分子和親西方中產階級為主的民主派，和由“四月六日運動”、“青年革命同盟”等左翼工團、學生組織和底層無業青年為主的“廣場派”結成統一戰線，並在關鍵時刻爭取到勢力強大的埃及軍官團——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的支持，最終一舉推翻了統治埃及長達30年之久的穆巴拉克政權。

　　然而近兩年過去，現實卻與人們所憧憬的“新埃及”大相徑庭：革命後的埃及，經濟狀況並不比穆巴拉克時代更好，某種程度上甚至每況愈下：

　　穆巴拉克政府下台後，埃及經濟扭頭向下。實際GDP增長率從2010年的5.1%下降為2011年的不到1%（這意味着人均GDP增長為負值）。

　　革命前多達36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至2012年底已縮水至135億美元，蒸發超過一半，僅夠維持3個月的進口。同時，貿易逆差達創紀錄的317億美元。

　　與此相伴，埃鎊劇烈貶值，美元與埃鎊的兌換率從革命初的5.1升至現在黑市上的8.0。由於埃鎊對美元持續貶值，糧食、能源的進口成本進一步加大。

　　2012年，埃及物價指數平均上升了4.5%，而平均工資卻下跌了11%。失業人口比2010年進一步增加了48%，青年失業率更高到“無從統計”的地步；

　　大學畢業生月薪普遍只有1200埃鎊（約合1000人民幣）。有的起薪甚至不足500鎊。若無高等教育經歷，工資會更低。微薄的薪水和渺茫的就業機會使他們結婚、買房、撫養子女的憧憬一一破滅。而在大學生之外，更廣大的底層勞動人民，月收入大多僅在200～400埃鎊之間。

　　據開羅國際發展中心（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entre）統計，僅在穆爾西執政的第一年裡，埃及記錄在案的示威遊行就達9400多次，創下“自法老時代之最”。進入2013年以來，埃及人平均每月示威1140次，且大多伴隨着封路、打砸店鋪、襲擊車輛行人，乃至於強姦等暴力破壞行為。

　　由於革命後暴力衝突持續不斷，外國遊客和投資者望而卻步，革命前埃及的拳頭經濟部門是旅遊部門，提供了10%的GDP總值和12%的就業崗位，革命前一年（2010年）旅遊業年收入125億美元，外國遊客總數1480萬人次，而2012年全年旅遊收入僅90億美元，外國遊客總數僅1050萬人次。

　　進入2013年，大眾的生活比以前更加窘迫。按照埃及中央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今年2-4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漲幅均超過8%，5月份達9%。

　　隨着夏季用電高峰的到來，電力價格上漲16.2%，停水停電時有發生，許多埃及人為此發起拒交水電費運動。此外，燃油配給不足、加油站與黑市勾結導致汽油短缺，引發交通癱瘓和民眾不滿。

　　政府面對居高不下的財政赤字、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束手無策。穆爾西競選時提出的改善經濟、民生、交通和治安的目標基本都沒有兌現。

　　法國《快報》統計認為，埃及政府需要110億歐元資金，才能貼補國民經濟和金融體系的缺口，而這還是在卡塔爾和沙特這兩個“阿拉伯之春”最大推手和“金主”慷慨解囊37億歐元後的結果，如今不僅其它國家對援助埃及望而卻步，就連兩大“金主”也開始變得含糊猶豫。

　　在6月結束的上一財年裡，埃及預算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1.3%，遠遠超過了3%的國際警戒線。為了獲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一筆48億美元的貸款，應對外匯儲備減半的危機，埃及政府不得不應IMF要求，準備縮減對大餅、液化氣和汽油的補貼。

　　然而此舉一出，舉國騷亂，生產停滯，近百人在衝突中喪生。政府最終只好收回成命。

　　不了解麵餅，就無法真正了解埃及這個國家。

　　埃及黑麥麵餅就像中國北方人愛吃的烙餅和饅頭一樣，既平常又普遍，是埃及人的當家主食。

　　在革命之前，埃及政府一直給予高額財政補貼,並指定廠家專門生產這種麵餅。十幾年來，埃及每張政府補貼的麵餅的價格一直保持在0.05埃鎊，大約為人民幣5-6分錢，而其成本約為0.30埃鎊，無補貼的售價則為0.50-0.60埃鎊，為受津貼麵餅的10至12倍。

　　政府對麵餅銷售進行統一管理，每位公民每天可以買到三張補貼麵餅，並且只能憑藉證件到國家糧店購買，那裡進行嚴格的檢查和統計，因為占埃及人口一半左右的貧困人口都要依靠這種政府補貼的麵包為生。

　　從穆巴拉克執政時起，埃及政府每年巨額補貼大餅、水、電、天然氣和汽油的款項就達政府全年財政支出的四分之一。正是這種穆巴拉克時代的補貼制度維繫了埃及貧民的基本生活，維護了社會基本穩定，保證人們基本的生存需要。

　　在革命之後，糧食危機愈發嚴重，據世界糧食計劃署說，幾個月來，埃及的窮人除了大餅以外沒有其他可吃的。就連很多以前從來不考慮食品價格的人，都開始了為了購買津貼麵餅而去排隊。民眾在指定銷售店外排着長長的隊伍，有些人得排上一整晚才能買到。

　　國家的糧食狀況同樣危急，埃及現在僅有夠2個月使用的進口小麥庫存，但應當擁有超過6個月的供給量。

　　儘管埃及人在“革命”的名義下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權，但“麵包”作為人們第一需求卻無法得到滿足。而且，“1.25革命”的四項要求（革命“四兄弟”）——麵包、自由、社會正義和人的尊嚴——除了自由外，其他都沒有實質性進展。

　　很顯然，這一切都絕非“尼羅河革命”中青年學生、失業者所能接受的，他們當初走上解放廣場，目的就是改變糟糕的前途和境遇，如今“革命勝利”了，等來的卻是更糟的際遇。

　　他們一直以為革命能帶來好日子，卻沒想到等來這樣的結果。正是這樣的“大餅綜合症”，導致去年10月還高達80%的穆爾西支持率在政變前跌至50%以下，並讓示威者、尤其年輕人在街頭和廣場聚集不散。但那些根子上的問題，還是沒有辦法解決。

　　因為，引發革命的原因，有穆巴拉克家族和既得利益集團把持權力，其它政治勢力難以染指；官員腐敗，權貴貪婪，社會不公；民眾因無權參與政治決策而產生失望等等政治因素。

　　但從本質上來說，是埃及社會的基本生存總需求與可分配社會財富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是有限的社會生產能力和埃及不斷擴張的人口之間的矛盾。這才是促使民眾參與街頭抗議的更主要、更本質的原因。

　　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中東中心高級研究員易卜拉欣·賽義夫認為，埃及經濟當前正處在漫長和黑暗的隧道當中，而且似乎看不到好轉的跡象。

　　美國中東論壇和倫敦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戴維·P·戈德曼則說，我們目睹過類似的崩潰，例如上世紀80年代在拉美，但它們之間存在一個關鍵的區別。拉美債務國全都出口食品。但埃及是一個不出產香蕉的香蕉共和國。

　　在埃及這一系列紛亂的背後，一個幽靈一樣的名字重新浮現：馬爾薩斯。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眾所周知，他認為不斷增長的人口早晚會導致糧食供不應求。人口增長超越食物供應，會導致人均占有食物的減少，最弱者就會因此而餓死。

　　如果任何政治解決手段都不能養活那麼多人口，結果就必須是消滅這麼多人口（無論願不願意）。為了避免饑荒、戰爭、瘟疫（馬爾薩斯三騎士）成為解決人口和糧食矛盾的方式，人類必須積極節育。

　　歷史上大約沒有多少人的聲譽像馬爾薩斯這樣一波三折，在中國更是如此:人們先說他是對的，然後又說他是錯的，然後又說他是對的，然後又說他是錯的。

　　但實際上，馬爾薩斯到底是對是錯，這取決於政治體系、經濟發展和技術革命。

　　逾越馬爾薩斯陷阱，對發達國家和很多發展中國家已經不再是難題，因為工業革命和科技進步，引發的“石化農業”革命，讓地球養活了比原來預期多得多的人口，第一次讓人類普遍擺脫了飢餓的威脅。

　　但今日世界上仍有相當比例的人口，仍生活在馬爾薩斯的鐵率、陷阱和黑洞內。這樣的“不發展國家”已經陷入人口眾多、資源匱乏的貧窮境地。

　　馬爾薩斯曾為人類描繪了一幅陰鬱的未來圖景：這幅圖景就是當下的埃及，它早已達到了自然環境承載能力的馬爾薩斯極限。

　　這個國家，這種人口密度，如果走不出一條新路，跳出馬爾薩斯陷阱，一切都無解。無論換了誰當政，無論採取任何一種體制都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