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羅河悲歌：茉莉花 如何結出殺戮之果

7月4日埃及發生反穆爾西政變後，人們曾希望埃及軍方支持的臨時政府願意且能夠帶領這個國家舉行包容性的選舉。但8月14日開羅街頭上演的大屠殺擊碎了這種幻想。武力清場造成至少638人死亡，近4000人受傷，死亡者的屍體滿是鮮血“排成排”，一些死者只有10歲出頭。
穆斯林兄弟會的支持者掀起一輪輪暴力報復行動。憤怒的伊斯蘭派襲擊了埃及各地至少十幾所警察局，殺害了70多名警察。其中激進分子19日在西奈半島攔截了警方的2輛中巴，脅迫警察下車排列成行，然後向他們施以槍決極刑，共造成25人死亡。

而在前一天，當局分別用囚車押送600多名穆兄會支持者前往監獄時，其中一輛囚車突然爆發騷亂，車上警員遭到挾持，軍警施放催淚瓦斯導致36名穆兄會成員窒息死亡。隨着動亂向全國蔓延，死亡人數已經接近1000人，內戰的威脅也在迫近。

“今天，一個西方本想打造為阿拉伯國家民主轉型樣板的進程變得支離破碎。”世界報業辛迪加網站如此感嘆對埃及局面的失望。

如此嚴重的衝突，上演在國際媒體和互聯網的實時直播中，喪生者中包括4名各國記者，這是從未有過的惡劣事件，血腥的屠殺引發國際強烈關注和抨擊，在以微博為主的中文輿論場中，血腥場面也讓中國人震驚不已，也激起諸多冷靜的思考，埃及怎麼了？何至於此？

筆者尤其注意到，此時此刻發聲思索的，更多是平時不太關注政治的人群，包括一些文化工作者，作家，媒體工作者，也包括更多的實業界人士。他們借埃及這面鏡子，表達了對國家前途深沉複雜的思索。

相反，這讓一些這兩年已經對埃及表達過太多讚美的“政治愛好者”很糾結，到底是支持血腥清場呢，還是支持民主正義呢？是支持示威抗議者呢，還是支持打擊伊斯蘭主義呢？

埃及人民的選擇

要說清這個問題，或許要穆巴拉克下台後的2012年首次公開、平等和民主的埃及總統選舉開始。

2012年埃及總統選舉於2012年5月23日、24日舉行，首輪計票結果顯示，穆斯林兄弟會的候選人穆爾西獲得24.78%的得票率，曾任空軍總長的前總理沙菲克獲得23.66%得票率，得票最高的這兩人進入第二輪選舉。

另外穆斯林兄弟會前成員穆奈姆・阿布福圖得票率為17.47%。而之前民意很高的前埃及外長及阿盟秘書長阿穆爾・穆薩得票率僅為11.13%，國際社會熟知的親西方自由派領袖，原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穆罕默德・巴拉迪由於在選前各次民意調查中支持率均僅有2%左右，乾脆就沒有參加選舉。從這個側面，我們可以看到自由派的勢力在埃及是多麼的單薄和渺小。



6月16日、17日舉行第二輪投票。24日，選舉委員會公布穆爾西以51.73%的支持率擊敗48.24%得票率的沙菲克，當選埃及總統。當時，有許多自由派意見領袖們欣喜若狂的歡呼：今夜我們都是埃及人！熟不知，動盪的“潘多拉魔盒”也隨之洞開，埃及動盪從此始。

除了已為人熟知的穆爾西，更有意思的是沙菲克。

沙菲克和穆巴拉克同樣出身於空軍，從軍40年，一直是穆巴拉克的好學生、好弟子、好部下，1996年至2002年擔任埃及空軍司令，2002年至2011年擔任民航部長。2011年1月，埃及爆發大規模反政府示威遊行，總理率內閣集體辭職掛印而去。他隨即被穆巴拉克任命為總理，也就成為穆氏政權的末任總理。

顯然，沙菲克徹徹底底就是舊政權的代表人物，是穆巴拉克的影子，或者說，他就是“另一個穆巴拉克”。但即使這樣，仍然有一半的投票選民把票投給了他。這些人大多是中產階級，他們渴望政治穩定，同時厭惡伊斯蘭教派勢力，沙菲克是他們唯一的選擇。此外，舊政權的支持者，工商業巨頭也在擁護他。

反觀穆爾西代表的、有着80多年歷史的穆斯林兄弟會，則眾所周知的代表着宗教保守勢力。他們的信條是“阿拉是我們的目標；可蘭經是我們的法律，先知是我們的領導；聖戰是我們的道路；為阿拉而死是我們最高的心願。”認為“伊斯蘭教是一切問題的最終答案”，主張回歸伊斯蘭教法治國，回歸以《古蘭經》規則為基礎，“健康”的家庭、社區和國家。

由於穆斯林兄弟會從一開始組建就表現出平民化、社會化的特點。他們強化了傳統的基層社會福利色彩，吸引了許多貧民、青年的參與，影響力一步步擴大。儘管其長期受到打壓、迫害，甚至禁止，仍然頑強的存在、發展、壯大。

在埃及，穆斯林兄弟會早已是範圍最大、歷史最悠久的組織，它有着廣泛的埃及中下層平民階層支持。在推翻穆巴拉克政權的“革命”中，兄弟會一開始保持低調，但當穆巴拉克和“廣場派”劍拔弩張，對抗處於勝負關鍵時刻，兄弟會登高一呼，原本規模有限的反政府示威便迅速發展成為人數眾多、規模浩大的群眾性運動，並進一步引發軍方宣布倒戈，讓“倒穆”成為現實。

鉗制自由的底層兄弟會

兄弟會和軍方被公認為推翻穆巴拉克政權的兩大真正推動力，同時也都是埃及社會真正有組織、有規模、有力量的兩個集團。



在總統選舉之前的2011-2012年埃及議會選舉中，由於當時選舉法則不允許為前政權服務的人組團參選（但可以個人參選），直選的498個議席中，穆斯林兄弟會派系斬獲235席，更原教旨主義、更保守的薩拉菲光明黨派系獲得123席，合計358席，兩家占據了508個總議席的多達70.5%。而自由主義政黨獲得的議席微乎其微，不值一提。

顯然，埃及一直存在着尊崇伊斯蘭主義的中下層大多數和親西方、自由派、世俗的中產階級少數。兩者的政治理念截然不同，無法調和。

在推翻穆巴拉克的示威中，兩者存在交集；但穆巴拉克下台後，這個交集就不存在了。

穆斯林兄弟會組建的政黨自由與正義黨宣布他們上台後將徹底關閉酒吧，不允許飲酒，禁止肚皮舞表演，甚至提出成立“道德警察”以糾正“不合教規行為”，伊斯蘭教法是制定政策的基礎和信念。

自由和民主這兩個詞早已被緊緊地捆綁在了一起，更有很多人認為這兩個詞天然就是一體的，是不分你我的。但埃及當前的政治動盪表明，自由與民主並非總是一回事。有時，兩者可能互為敵人。

穆兄會靠着民主選舉上台後，自由在這個政黨的統治下反而得不到保障，這種行為顛覆了民主理念的一項最基本假定，即選舉權是其他各種自由的根基。

因為該黨從心底里信奉的是，他們只能從真主那裡獲得指示和權威。作為反世俗主義者和神權主義者，民主只不過是他們上台壟斷政權的一種手段罷了，也就是說民主之花被栽種在落後的社會結構里，不一定能結出民主之果，很可能是專制之果。

穆爾西作為當選總統，一意孤行推動穆斯林化改革，不斷向公共生活中添加伊斯蘭主義因素，一意要把埃及打造成伊斯蘭共和國，這是多數人的暴政，不是真正的民主。它最終引發強大的反對派示威。

顯然，按被普遍承認的現代文明信條，任何國家的政府，如果它的統治建立在中世紀倫理、性別歧視、宗教歧視、鉗制自由和不容忍之上，那這個政權的合法性是被廣受質疑的。就如同曾經統治過阿富汗而又被全世界孤立乃至反對的塔利班政權一樣。

文明發展的大方向是從壓抑和扭曲人性走向人性的解放，從普遍愚昧走向普遍理性，從迷信權威走向以我為主批判揚棄，從強制的服從走向自覺地履約，從特權社會走向人權社會，從人治社會走向法治社會，從宗法社會走向平等社會。

這就是文明進步的方向。符合這個方向就是進步的，背離這個方向的就是倒退的。



埃及的政治危機有兩個層面，一是獨裁與民主的對立，二是世俗政治與伊斯蘭主義的對立。穆巴拉克時代是威權獨裁與大眾民主的對立，穆爾西時代則是世俗政治與宗教民意，也就是民粹主義的對立。

由於世俗的中產階級在本質上不可能認同宗教的兄弟會，服從當選的穆爾西就成為不可能的任務。從一開始，代表世俗勢力的政治、行政和司法力量，以及媒體就不斷和穆爾西作對。開始是總檢察長，後來則演變到更多的民間力量。在這種情況下，穆爾西的統治必然遭到強力反彈。

推動屠殺的中產自由派

但是，埃及少數自由世俗派通過街頭運動，並最終得到軍方支持，通過軍隊干權，以政變的違法形式罷黜了一個至少在法理上是100%合法的民選政府，這也是實情。

自由世俗派則認為，他們是通過自己的投票趕走了穆爾西。他們發動了連署簽名活動，為要求穆爾西下台、提前總統選舉收集了2200萬簽名。這一運動遍及埃及各省的城市街頭、工廠、學校、大學和村鎮。

他們認為，這是一次空前的全民公決。有超過2200萬埃及公民親手簽下了自己的姓名、身份證號以及省份名稱的文件。這一數字遠遠超過了總統選舉時支持穆爾西當選的1323萬人，甚至也逼近了真正參與投票的2558萬選民人數，這在法理和情理上都足以讓穆爾西下台滾蛋，他們的主張有足夠的、充分的合法性。

但是他們忘了，2200萬人在埃及5100萬註冊選民、9000萬人口中也只是相對少數，而且最關鍵的一點，這不符合程序正義的基本要求。

按現代民主社會的普遍選舉法則，要罷黜民選總統，迫使其提前下台，只能是在議會表決，通過絕對多數同意的彈劾案，或者是強大的民意迫使其自動宣布辭職（如尼克松），否則，就請等到下一次選舉把他選下去。

就如在2006年9月，經過台灣的百萬人民反貪倒扁靜坐活動（“紅衫軍”“天下圍攻”）之後，弊案纏身的陳水扁早已無任何情理上繼續留任的理由，但由於民進黨死保，議會彈劾無法通過，陳水扁依然留任到2008年5月屆滿下台。這雖不能立即滿足人民的期待，但卻是符合民主理念和程序的。

埃及自由世俗派因為在議會中同樣處於絕對少數派，於是拒不尊重民主博弈程序，一意用街頭示威作為政治訴求，聚集巨大合力和輿論，並與渴望權力的軍方聯手結盟，形成呼應與默契，前後夾擊，向世界現場直播了一次赤裸裸的軍事政變，一次血腥殘忍的大屠殺，最終共同將國家推進嚴重危局。

街頭運動不是靈丹妙藥，用它可以顛覆舊政權，卻無法重構新政權、新秩序和新希望。



不存在民主機制的埃及

代表伊斯蘭主義的穆爾西上台，這原本是大選的結果，但最終卻帶來了自由的喪失，代表中上利益的自由派連同軍方發動程序不正義的政變和連實質都不正義的鎮壓，這更加不是民主的結果。

實際上埃及並不存在民主的基礎，要是這條路走得通，埃及也不至於爆發現在這樣的政治危機。

正如筆者同行闞先生的解析文章“馬爾薩斯魔咒----幾乎無解的埃及”一文所介紹的那樣，埃及是一個底層民眾苦苦掙扎求生，惡性膨脹的人口超出了承載能力，國家瀕臨破產的社會，示威者、尤其年輕人在街頭和廣場聚集不散。兄弟會主張的伊斯蘭主義，世俗派追求的現代自由，兩種草根革命的悲情基因從此劇烈碰撞。

確保民主機制能保持基本的運轉，三個基本要素缺一不可：

1、主流民意不存在不可調和的根本性、原則性分歧；

2、落選的少數要服從當選的多數，當選的多數要包容落選的少數；

3、當選的領袖不實施“多數人暴政”，侵犯“少數人”甚至全民的自由。

違反這三個原則的“一人一票”不是民主，是“多數人的暴政”。但對於埃及來說，這三條統統不成立，今天的悲劇就沒有懸念了。

埃及人民幾乎分裂為兩個陣營，每個陣營都在積極鼓譟互相反對，大批中國專家在媒體上所呼籲的“妥協”，在對立兩方心中，完全就是屁話。

因為衝突雙方都堅信，取得勝利的唯一辦法就是毀滅對方，使用暴力和參加殺戮都是正義、合法的。

今天的開羅街頭滿街都是血性的草根革命者和以死相搏的簡單殉道者，已經有不少人在街頭與廣場抗議中喪生。而且埃及面臨進一步分裂的風險。

民主的根基在於制度認同和契約信仰

民主制度賴以為系的根本原因不在於有些人說的權力制衡與競爭制約那麼簡單，否則，最終仍會淪為誰拳頭大誰說了算的專制體制。穩定延續民主制度的是制度權威和契約信仰，否則，紙面上規定的所有權力與規則，比草紙還不如。

制衡要建立在契約文化的基礎上，建立對民主與自由制度這一根本理念共同認同的基礎上，在人人都認同，人人都願意服從制度的基礎之上，才能確保民主制度的產生與穩固。



埃及沒有像樣的公民社會，這家那家的民主無非都是在自說自話，發動自己的勢力造勢而已。在這樣的宗法社會中，解決問題的方法只能依賴於威權，而最終必然訴諸暴力的對比，或者暴力的較量。這是必然的結果。

埃及社會已經迅速撕裂，國家既失去了以往的威權，也從選舉中找不到任何可以重新凝聚社會的力量。軍隊不是，通過民主選舉出來的領導人和政黨也不是。那麼還有誰有能力發出讓全體埃及人都願意洗耳恭聽的號令呢？難道是重新請回穆巴拉克麼？那更加不是了。

當然，西方更沒有這樣的力量權威，但那裡的法律和制度形成裁決社會各種爭議的權威，構成了大家都願服從的制度權威和契約信仰，這樣的權威是幾百年發展積累出來的，有些也經歷了血的代價。

而各種各樣的發展中國家，其發展背景與西方截然不同，或是脫胎於王權社會，專制人治的痕跡相當濃厚；或是脫胎於宗法社會，成型於中世紀的落後宗教觀念籠罩着整個社會；或是脫身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都比較難以調和。

在這樣的情形下，受西方民主政治教育的少數精英，與大多數人一隻腳還在農業社會、另一隻腳剛邁進工業社會的普羅大眾之間，必然產生諸多利益、觀念的不協調。

精英與大眾不可協調的矛盾

存在同樣問題的並非只有埃及。在另外一個比埃及強大、發達、富裕、文明、先進得多的伊斯蘭大國土耳其（很多人都忘了它是個伊斯蘭國家），世俗的自由派人士一直在向埃爾多安領導下的政府與“正義與發展黨”發出抗議。

不要忘了，凱末爾的現代化革新至今已有90年歷史，即使從開放黨禁，實施競選算起也已有近70年歷史了。但即便如此，延續近千年的伊斯蘭傳統，不是能夠輕易抹殺掉的。

就在今年上半年，伊斯坦布爾反政府示威者的憤怒與今天開羅街頭的抗議聲沒有多大區別。他們指責土耳其政府侵害公民自由、削弱法庭權威、恫嚇記者並支持暗中進行的伊斯蘭化，這種伊斯蘭化對世俗派土耳其人的自由構成了威脅----無論這種自由指的是喝啤酒的權利，還是着裝“輕佻”的權利。

與穆兄會一樣，土耳其正發黨也對自由派人士的抱怨作出了回應，表示自己的權力是選民授予的，有廣大中下階層的普遍支持。與穆兄會不同的是，埃爾多安有紮實的經濟成就可以依仗。埃爾多安最終出動國家機器，強力驅散了示威。



埃爾多安更是直接挑釁反對派：在下一次民主大選中把我選下去！----自由派人士對此只有深深的絕望：正發黨挾民意支持，在大選中擁有絕對的勝算。

有的人士傾向於認為，民主與自由之間的這種衝突，是穆斯林國家所特有的宗教與現代性衝突的問題。但眼下，斯里蘭卡贏得30年殘酷內戰的民選政府也正忙於破壞法庭的獨立性和新聞自由。而近些年來，莫斯科和曼谷的民眾也多次發起了從根子上反對民選政府的示威活動。

在俄羅斯、泰國、土耳其和埃及，衝突的很大一部分根源都在於：相對富足、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城市精英階層發現自己在選票數量上敵不過國內其他群體，因此只能對民主產生了絕望，進而選擇反民主的道路。

六個窮人說幹得好，這就是階層的分化

發展中國家的民主不適症，根源在於落後的政治生態、民眾現實、文化歷史傳統和經濟基礎。說到這，必然有無數的人大肆嘲諷，這不就是早就被批倒批臭的“民主素質論”麼？

不，民主制度的施行本身確實不需要素質論，就如現在最動盪貧窮落後的國家之一海地，施行民主制度已經兩百年了。在這裡要說的是民主基礎論。

民主制度作為上層建築，能否運轉良好，尤其是如何不陷入民粹主義甚至獨裁恐怖的泥沼，的確需要依賴於社會和經濟基礎。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事實判斷，而非價值判斷。

中國就有極佳的標本，那就是前幾年的重慶。那時的重慶是怎麼回事已經無需過多描述了，在本文的大部分讀者看來，那就是無視個人的各項基本權利，包括人身自由權利與財產權利均可被任意剝奪，借用國家機器踐踏司法，肆無忌憚持續肆虐達四年之多，連眾多警察都遭刑訊逼供，那些年的重慶，是恐怖的地獄。

可在相當一部分中下層民眾，以及“左翼”意見領袖看來，重慶就是人間天堂。他抓治安、懲治犯罪，社會秩序大為好轉；他抓經濟，馬路變寬了，建築物新而氣派；他抓民生，建了好多公租房，解決中低收入階層的民生問題。他打擊黑社會勢力，讓正氣上升，邪氣下降。他為民執政，功勳卓著，他是不世出的天降奇才，他是中國的希望，甚至是人類的希望！不信？你去問重慶當地90%以上的老百姓！

重慶複雜麼？重慶一點兒也不複雜，它反映的無非就是階層的分化，以及政治野心家的利用。

就像王立軍的話，劫富濟貧是世界通用，他以普京為榜樣稱：“十個人，普京出手把兩個富的全乾掉，兩個一般富的一看，為了保全自己，也會把自己的東西貢獻出來，剩下的六個窮人會說，幹得好”。

六個窮人說幹得好，這就是階層的分化，各種階層的不同觀點是對立的、衝撞的。這毫不奇怪。

不要天真地以為自己就是多數！



只要有些人打着為民請命的旗幟，把自己打扮成平民百姓的代表，否定其他群體的正當利益及其在社會發展中的積極作用，就能激化平民群眾和精英群體的對立，撕裂社會，從而以剝奪一個階層的利益滿足另一個階層的利益，用黑打手段撈取政治資本和錢財，進而實現個人的政治野心。

有人會說，這和民主完全無關，他根本就不是經過民主競選上台的。但這就進一步思考，以現有的社會現狀，民主選舉難道就能避免麼？恰恰相反，在民主制度的自由競爭下，以正義之名，以窮人之名，只會選出更多薄熙來這樣的民粹主義政客！

你以為你主張的正確觀點能在“思想市場的自由競爭”中獲勝？利益帶有根本性，一涉及到現實利益的屁股問題，“人民群眾”更喜歡這樣的“人民民主”而非真正意義上的法治民主。

你如何保證薄熙來這樣政治野心家、魅力型民粹領袖不被廣大民眾擁戴到台上去？你如何保證普通下層民眾的民粹情緒不被點燃，社會不進入失控狀態？不要天真地以為自己就是多數！

空想的假設很美好，現實中，我們看到更多的是埃及的殺戮，泰國的撕裂，土耳其的抗爭，還有一個又一個拉美左翼政權在民粹主義怪圈中輪迴。縱觀歷史，還有羅馬元老院心甘情願地把手中的權力獻給凱撒，魏瑪共和國的人民真心擁戴希特勒上台。

“重慶模式”的前車之鑑，也一直在警示着我們這一點：如果現在就一人一票，主流民意肯定贊成高福利、分財產，還保護什麼私人財產，先分完再說，它會一下把中國拉入萬劫不復的場景。

民粹主義，無論何時何地，都是現代政治最大的威脅。薄式民粹主義對中國社會危害巨大，但為什麼不同階層對其危害的認識完全不同？為什麼薄熙來那一套能贏得相當廣泛地熱捧？我們對薄式民粹主義的反思是否已經真正地觸及到根本？

誰是大多數？

任何一個社會，無論社會利益、社會情緒，還是由此衍生的社會輿論，都有一個主流，也就是所謂大多數。問題只是在於：這個大多數處於社會的什麼位置？

大多數處於上層的社會，人類歷史上還沒出現過，大概也不會出現。無非就是兩種情況：上頭尖、下頭大的金字塔型社會，以及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

在金字塔型社會，經濟社會資源的分配存在很大問題，大多數人處在下層乃至底層，與上層的利益矛盾、觀念衝突都比較尖銳，二者是天然的敵人，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難妥協，這樣的社會是不穩定的，激進情緒容易蔓延。



而在橄欖型的社會，由於社會的大多數人處於中層，這樣的社會，它的矛盾就比較容易妥協、調和，於是就易於穩定。凡是成熟的民主制國家，必然有一個龐大的以中產階級為核心的市民社會，而且這個市民社會是在市場經濟正常運轉下逐漸出現的。

中產階級不僅是收入概念，更是一種文化概念和政治概念，他們對於社會穩定與發展有着強烈共識。中產階層是維繫社會穩定的基礎性力量，他們是溝通精英和底層的橋梁和紐帶，中產階層的龐大意味着社會經濟資源的分配相對比較合理，階層之間的矛盾和衝突也不會很激烈。

可以說，市民社會是民主政治的社會基礎。沒有這個基礎，談不到真正穩定的民主，現代化進程也極可能一朝夭折。

事實已經證明，埃及，土耳其，泰國，俄羅斯，還有拉丁美洲的一長串國家，在中產階級未占據多數時搞直選，有極高的概率選出宗教或民粹政權，一旦登上權力寶座，民選的民粹主義領導人就能夠一面踐踏城市中產階級所珍視的各種自由，一面到小城鎮或鄉村搞福利撒錢，去爭取“真正”的，數量更多的國民的支持。

結果民粹主義邏輯只能盲目進行福利擴張，置財政赤字增長於不顧，嚴重阻礙了工業化進程，從而導致未來的債務危機與宏觀風險，一個金融危機就可能倒退回了原點，並陷於長期衰退，最終導致了增長陷入停滯以及貧富差距擴大。

更大的悲劇發生在伊朗，在那裡，也曾有過巴列維國王推動下的人類史上最快速的現代化----“白色革命”，在這10年裡，伊朗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進步，平均每年經濟增長率16%到17%，伊朗人充分享受了現代化帶來的物質成果，國家也擁有了此前從未敢想象的現代化重工業，但因為社會結構落後，中產階級發育緩慢，加之國王自身的專制統治，結果被社會底層民眾不滿的洪水淹沒。革命迎來的，是霍梅尼伊斯蘭主義政權。

正面的轉型案例，發生在日本，在韓國，勉強也可以說在台灣和新加坡，其根本出路只能是建立橄欖型社會結構，把“六個窮人”變成“六個中產”，讓大多數人過上小康且安穩的生活，並在這個過程中，實現平穩的民主化轉型。



中產階級的中國製造

除了像印度這樣宗教深度浸染的國家，金字塔型社會不可能建設起穩固的民主體制。中國如果要修得現代化的正果，就要想辦法讓中產階級成為未來中國社會的主流，讓他們代表未來中國社會的富裕程度，代表着經濟上的消費主體及建設主力，政治上的進步與健康力量以及社會的穩定器和進步力量。

薩繆爾遜在《經濟學》第16版的中文版中專門為中國讀者寫有一句話:“如果中國能避免戰爭，政治動亂和烏托邦式集體主義，那麼，當美國和西歐在下一個20年裡經濟增長率徘徊在2%時，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應該是這個數字的兩倍。”

現在我們知道，按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實際增長將大大超過薩繆爾遜的估計。與此同時，我們也知道，除非中國建立起相適應的社會結構，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否則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前提條件就是不可靠的。它事關中國社會的安全、穩定和未來。

社會學者于建嶸教授提出，除了保證經濟持續穩定增長，還至少要從以下三個方面着手改革:

其一，通過社會改革，改寫不合理的社會規則，給民眾提供平等的發展機會，實現各個階層之間的良性社會流動。

其二，通過公共政策的調整，優化資源配置結構和利益分配機制，縮小貧富差距。

其三，通過公民教育和宣傳工作，提高民眾的參與意識和能力，培育健全的公民社會。

中國要真正實現這個目標，需要較長的時間。社會結構的調整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這有賴於兩個方面的因素作為前提條件：其一是中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以及民眾的廣泛參與；其二是執政者要具備真正改革的勇氣和智慧。

按于建嶸教授的估計，只要經濟社會持續發展，人民群眾積極參與各種社會政治改革，只要執政者認識到金字塔型社會結構的危害，並真正下決心改良這種社會結構。再經過約30年的時間，中國的社會結構一定能夠實現由金字塔型向橄欖型的轉變。

若能如此，那麼這個社會就會變得穩定、理性、建設、務實，從而為民主政治建設提供適宜的社會結構。于建嶸教授提出的這個時間看上去很漫長，很殘酷，但顯然是代價最小，最和緩，同時也是最有希望的平穩過渡。



反之，貿然使用對抗力量，急於求成，極有可能會撕裂社會。我們需要改革與改良，但是我們不需要的是那種突然之間的過於劇烈的變革，甚至是革命。因為這種突然的劇烈變革與革命，往往是破壞性的，而不是預期中的通往美好社會的路徑。帶來的後果可能就是這個國家曾經經歷過的歷史那樣，這會給整個國家和社會帶來毀滅性的打擊。

“革命曾經很美好，但是它已經變成一場災難。”

今天，民主制度在西方是非常適合的模式，但不要忘記，西方民主是成長於發展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並經過幾百年的實踐改進而得來的。

實際上，西方自身的歷史表明，選舉權很可能是民眾最後贏得的自由，而不是最先贏得的自由。

在英國，到了18世紀時，對法庭獨立性和新聞自由的尊重已基本確立。但在整個維多利亞時代，人們普遍認為，公民只有擁有一定程度的財產、具備一定程度的教育背景，才能享有選舉權。

1867年英國開始擴大選舉權適用範圍時，一名保守黨人士主張，學校改革必須成為目前的當務之急，他心情沉重地說道，“我們必須教育好我們的主人”。但直到1928年時，年滿21歲的男女公民才全部獲得了選舉權。

今天的發展中國家，制度獲得權威很難是一步到位的，而沒有經濟、社會發展和制度建設支撐的民主絕對是不穩固的。嚴重失序將是伴隨民主進程的最大風險。缺乏共同的民主認同，失去制約的民主運動，走向歧途的民主理念，以及難以把控的政權治理，都是那些國家政局動盪不安的制度原因。

埃及事態，顯然是一次民主的慘痛失敗。它充分說明了一個問題：在公民社會和理性社會形成之前，一人一票帶來的是民粹，而不是民主。搞民主確實不需要條件，但選上的極有可能不會是你喜歡的人，甚至會是不喜歡你的人，或者更糟糕----打算拿你獻祭的人。

當中產階級自由派、世俗派在終於獲得自由選舉的激動中，卻發現“民粹主義者”及“宗教原教旨主義者”上了台，最後可能會發現，擁有了民主，卻喪失了更多的自由。革命只不過是用一種壓迫替換另一種壓迫。

民粹導致多數人的暴政，帶來的不是公正，而是不公。當心懷不滿的少數人得到外力強力援助而推翻多數人統治的時候，國家就要陷入長期的動盪，社會經濟發展就要停滯乃至倒退。

當“少數人的暴政”和“多數人的暴政”在反覆較勁的時候，當“侵犯自由的民主”和“拒絕規則的自由”迎頭相撞的時候，這個國家的悲劇也就不可避免了。



結語

但願埃及發生的悲劇像一陣冷風，多少能讓國內的民主激進派們清醒一點。尋找到一條合適的民主之路的確不是易事，不是動動嘴皮子寫寫微博就可以做到的，它的確需要有充足的物質和合理的分配製度，以及能包容不同信仰、不同觀點的人民。

社會結構的調整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這有賴於中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以及民眾的廣泛參與，需要各階層相互包容、互相理解，從分化、對立、對抗走向融合；更需要執政者要具備真正改革的勇氣和智慧，建立起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公平、公正的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這是根本。

讓我們共同推動整個中國社會更加理性與建設性，逐步建立起一個自由、民主的好社會，而不是貿然就去破壞它，哪怕是出於美好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