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丁（1265-1321年）用意大利地方語言而不是拉丁語撰寫《神曲》，就預示了即將到來的近代社會所具有的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或譯國民政體）的基本形態，但丁之後蓬勃興起的文藝復興（14世紀末-16世紀）發軔於意大利北部，更直接地呼喚着超越出小範圍地域的城邦共和形態（city republics）的、不同於舊封建帝國（如法國、西班牙、神聖羅馬帝國）的新型組織形態的確立。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的佛羅倫薩共和體，誕生了開近代政治思想史先河的馬基雅維里（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年）。

一個人的生成是偶然的、渺小的，馬基雅維里所經歷的政務（主要是外交）並不特別值得一提，作為政治思想家，馬基亞維里的貢獻在於他通過這些經歷（以及歷史閱讀和獨慎思考）提煉出貫穿於近代政治生活中不同於個人交往的“國家（主權）”關係的實質，即馬基雅維里主義。一個主義的誕生並被延用至今是必然的，但馬基雅維里主義卻是一部誤解與廣泛適用並發揮影響的歷史。

馬基雅維里為後來的盧梭、孟德斯鳩以及馬克思、韋伯等，提供了參照。首先由羅馬史認識世界，他的《李維（之羅馬史）論》就是一篇範文。在閱讀羅馬史中，對比親身經歷，馬基雅維里獲得了完全拋棄神學說教、以人性的眼光審視人類社會生活的歷史觀，使他可以完成開近代史學先河的《佛羅倫薩史》。僅以上兩部論著（也可再加上不太重要的《戰術論》）本已奠定其思想史上的地位且不至引發任何誤解。但馬基雅維里不是、也不甘願做一個純粹的思想家，他晚年雖丟失職務卻仍然老驥伏櫪，為當權者美第奇出謀劃策，獻出一冊簡略的小書，祈求達成意大利的統一，反為他帶來四百年來洗滌不清的罪名。

《君主論》的學術價值並不值得特別推獎，其內容也是《李維論》與《佛羅倫薩史》的自然延伸，無非就是以人的觀點來考察君主即“國家”這麼一個人類組織形態的行為特點。其結論“為了國家利益可以不考慮一般道德（特別是教會指令）因素”是現實生活中實際存在（並沒有明示），也得到各方（國家或國民）普遍認可的準則。被稱為馬基雅維里主義精髓的“目的證明手段的正當性”這一思想也只是從教會等世俗權勢的行為中歸納出的結論。例如在17世紀上半葉的“三十年戰爭”中，法國首相黎塞留（天主教大主教）解釋為何要與荷蘭（新教）結盟時就說：“這個問題看看羅馬就行了，在那裡，對事情的判斷如同神學爭論的標準一樣，是依據權力和利益進行的。”當然，馬基雅維里只是以世俗的關係分析由現實的人組成的羅馬教會形態在意大利外交事務中的表現（阻礙意大利的民族統一），並沒有從信仰上(如德意志的宗教改革)更徹底地認識教會的腐敗本質（如出賣贖罪符）。既然羅馬教會不可能統一意大利，就應當由新的、不顧教會權威干涉的世俗權力來完成，這樣露骨的筆鋒就決定了教會永遠不容

找出其利益高於一切道德約束的國民政體作為意大利民族迎接新時代的追求並沒有成為現實，其實，哪一個領主、諸侯不想統一意大利，又有哪一個領主、諸侯有能力（僅靠政治的權術）統一意大利呢？美第奇、斯福查（由傭兵隊長成為米蘭公爵）不用說，以後的馬志尼[1]都沒有這一幸運，倒是墨索里尼以法西斯（古羅馬帝國的亡靈）統合了意大利，這表明民族國家的理想要成為現實還需要更廣泛的社會經濟等因素的成長。我們不可能要求馬基雅維里能認識到新教（西、北歐）比天主教（南歐）更適合於民族國家的時代潮流，意大利北部阿爾卑斯山那邊的日耳曼人以宗教改革為先導就成功地在俾斯麥手中完成了德意志帝國的統一（1871年）。那些首先達成民族國家的民族都受益於此並成為殖民擴張的列強，而那些後來者（包括前幾年還在受蘇聯支配的各民族）以及至今還沒有達成獨立建國的民族（如庫爾特）都無一例外地成為了馬基雅維里主義的犧牲品。

需要指明的是，“為了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馬基雅維里主義並沒有推及個人之際的關係，即便是君臣之間，也必須遵守普通的“基本人權”：“為了避免人民的憎惡，懲罰要寬大，特別不要掠奪人民的財產。”（《李維論》第三章第十九節）。“因為人們很快會忘掉父亡，卻不會忘掉遺產的喪失。”（《君主論》第十七章）。對於馬基雅維里主義這方面的誤解容易認識，但馬基雅維里的局限更在於他一方面感受到了國家（君主）權力對外關係的行為，另一方面卻仍然以舊的眼光（古羅馬）看待即將來到的新型國家的內部組織形態。他出於政治勢力均衡的可能，讚賞法國的必須改革的議會，又認為市民主權如同建立在泥水上一樣並不可靠（《君主論》第九章），完全沒有理解民族國家的更重要原則是“主權在民”（雖然形式有待改進）的民主制度。民族國家作為近代社會形態的完成，還必須經過英國光榮革命的進化和法國大革命的洗禮，正如老密爾所說：“無論什麼樣的單一形態的政府都不可能保障人民不受權力的濫用之害”（《政府論》，1824年）。

抹去那些無意有意地籠罩在其上的誤解，可以下一個中肯的評定：馬基雅維里主義以民族國家的到來預告了舊型的教會國家（包括新興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和城邦共和國的衰落，這個預示同樣適用於以精神、意識形態為準則建國的大英聯邦、意、德法西斯帝國以及蘇聯共產主義強權的不可避免的命運；另一方面，馬基雅維里主義指明（同時部分刺激)了新建的國民政體在對外擴張方面“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的侵略本性。如果我們看到：即使是“最民主”的國度如美國，其參與越南戰爭[2]不僅沒有國際正義同時也踐踏美國國民的利益，那麼，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專制或半開明的、半民主的）國度所標榜的“國家利益”有多大程度可以服務於普通國民呢？至今為止的、包括民族國家形態在內的所有人類歷史都是小部分人類集團支配、剝削大多數人類的罪惡歷史，“國家利益”的實質是少數統治階層（地主、財閥、僧侶、政黨、官僚、政客、學者等等）欺騙、壓迫普通國民的工具。如果說政府權力不得不讓出少許本來就屬於國民的天賦人權來，只不過是出於更順利統治的需要而已。特別在一個政府勾結外國強權迫害本國的僅僅行使“言論自由”權力的公民的場合，其“國家利益”的實質還不夠昭著嗎？

自近代史以來的“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為了國家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馬基雅維里主義四百年來不但造成了弱小民族及個人的災難，也幾乎把全球人類的命運推入毀滅的邊緣（如世界戰爭與核武器軍備）。今天，一個新的原則（主義）已經出現並在不斷得到認同，那就是：個體基本人權的尊重與全球人類的生存價值（如環境保護、銷毀核武器和生化武器）高於任何形式的國家主權。

[趙京，1993年10月9—10日，靜岡縣三島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