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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杜月笙為何不回大陸
送交者: 求真知 2013年09月10日20:36:55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杜月笙為何不回大陸








    導讀:杜月笙一眼便看到“黃老闆掃街”的那張照片,
他的表情始則驚駭,繼而切齒,然後便是深切的痛苦與悲哀。他臉色灰敗,身子搖搖晃晃,勉強地將那一段新聞讀完……

    《杜月笙傳》系上世紀50~70年代港台文壇知名作家章君榖的長篇紀實作品,作者詳細採錄杜月笙身邊門人、親屬、好友等口述,真實還原了杜月笙生平行跡。該書由中國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印行。2010年12月1日授權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在中國大陸出版發行。本文摘自該書的部分章節。

    陳毅長電拉他回去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國軍撤出上海,是日楊虎、吳紹澍等自大西路引入共軍。共產黨指派陳毅為上海市長,陳毅上任以後所辦的第一件事,便是“情詞懇切”地公開致電旅港上海耆紳、金融工商領袖五大亨,是為杜月笙、陳光甫、李馥生、宋漢章和錢新之。

    由於長電之來,猶如石沉大海,陳毅心目中的五大亨,並無隻字片語答覆,陳毅還不死心,也可能是徐采丞在為他自己亟於脫離虎口,又耍了一記噱頭,陳毅“派”他以上海市地方協會秘書長的地位與關係,專程跑一趟香港,迎迓杜、陳、李、宋、錢五大亨返滬。徐采丞抵達香港以後,其結果是他自己從此也不重蹈覆轍,他留在香港,不再回到黃浦灘。

    統戰分子勸誘無功,陳毅的“笑靨迎人”又被杜月笙視若無觸,置之不理,共產黨亟需杜月笙重返上海,於是,他們方始又施一計,派出杜月笙的一位老友,被李宗仁任為和談五代表之一的章士釗。章士釗專程跑一趟香港,為共產黨儘量爭取可資利用的人物,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厥為杜月笙。

    章士釗“銜命而來”,力圖“立功、報效”,他深知中共心目中主要目標何在,因此集中全力,先解決杜月笙的問題。到香港後,他便不時出入堅尼地台杜公館,登堂入室,有時直趨病榻之側,和杜月笙接席密談,他分析天下大勢,國際動向,尤其對他的同鄉後輩毛澤東歌功頌德,捧得來肉麻之至。

    第一次長談,杜、章之間,便有一段頗為精彩的對話,約略如下。

    當章士釗滔滔不絕,盛讚毛澤東是如何的尊老敬賢,求才若渴時,杜月笙很巧妙地接過他的話來,用非常關懷的口吻,問起章士釗:“章先生是決定在北平定居了,是嗎?”怔了一怔,章士釗方答:“是的。”

    “章先生是否照舊掛牌做律師?”“這個———”頓一歇,章士釗只好老老實實地回答:“誠然,共產黨統治下是用不着律師的,我不能再掛牌,不過……”

    這一次,杜月笙接口很快,他不等章士釗把話說完,便問:“章先生既然不能再做律師,那麼,你有什麼計劃?是否想改行做做生意?”

    “做生意嘛,只怕制度也不容許,”章士釗被杜月笙逼得太緊,唯有直話直說,坦然吐露,卻是接下去他又得意起來:“不過,毛主席當面告訴過我,我在大陸,一切有他負責。有了毛主席的這一句話,個人的生活種種,那還用得着擔心麼?”

    於是,杜月笙像在自言自語,他一疊聲地說:“啊啊,只是生活不用擔心,只是生活不用擔心。”

    章士釗聽後,頓即面紅耳熱,囁囁嚅嚅地支吾了幾句,第一次長談,自此草草結束。

    等到章士釗告辭離去,姚、孟二氏、兒子女兒,還有親信諸人,都在等候消息。杜月笙坐久了,有點累乏,可是他仍然說出了兩人之間所談的這最要緊一段,然後他搖頭苦笑地說
:“章先生年紀一大把,做官的興致高極!只要有官做,他跟誰都可以,但是他投了共產黨毛澤東,卻只說是保障他的生活。既然只為了生活的話,台灣、香港、美國……隨便哪一個地方,也要比共產黨那邊的日子舒服得多。”

    講過了這兩件往事,在一旁凝神傾聽的妻子兒女,心裡都有了數目。照杜月笙的看法,章士釗自顧尚且不暇,他本身的欲壑始終不得一填,又怎能說服杜月笙?

    然而章士釗使命在身,他不能死心也無法死心,堅尼地台還得三日兩頭的來,有時候就在杜公館吃中飯,和滿座嘉賓、杜門中人同席用餐,說說笑笑,情景依稀當年,卻是許多熟朋友間已有相當的距離,場面也顯得尷尬來兮。

    勸人的反被人勸去

    章士釗要不斷地往杜公館跑,就無法避免和國民黨的要人劈面相逢,相逢時更免不了有窘迫的場面出現。

    頭一回是碰到多年交好的老朋友吳開先。晚飯過後,杜月笙邀章士釗、吳開先一同到陽台上歇涼,看香江夜景,任輕風拂面。當時,章士釗有點倚老賣老,忍不住地重彈舊調,盡在為共產黨說好話,稱夸毛澤東何等的禮賢下士,獎掖人才,他口口聲聲地作保證,只要杜月笙肯回大陸去,不論在何種情形之下,共產黨絕對不會虧待杜月笙。

    吳開先在一旁聽得忍無可忍,他一聲冷笑,亦莊亦諧地加以駁斥:“章先生,你在騙什麼人呢?我從民國十六清黨之役算起,跟共產黨交手了二十多年,共產黨的真面目,難道我還不認得?老實不客氣說,就講有關共產黨理論的書籍,只怕我也要比章先生多看兩本。”

    章士釗窘透,當下強詞辯解地說:“你這種說法,可拿得出事實、證據?”

    吳開先打個哈哈,再調侃地追問:“章先生,此地此刻只有你、我和杜先生。章先生你的這一套,究竟要騙我呢,還是要騙杜先生?

    趁此機會,杜月笙哈哈一笑,替章士釗暫時解了圍,同時也顯示了自己絕不會輕易上當的決心。

    不斷糾纏,常時登門,章士釗的這場牛皮糖攻勢,要到幾時方休呢?杜月笙不耐煩時,自有他的退兵之計。多一半也是出乎一片愛顧老友的誠意,一部分則在於早日結束這一場必無結果的冷戰。漸漸地,在跟章士釗談論之間,杜月笙開始反轉來勸章士釗。他勸章士釗到台灣去,或者遠走高飛,保全晚節,他苦口婆心地說:“最好早早脫離,圖個清吉平安。”

    杜月笙不曾留章士釗蹲在香港勿走,那是因為他早已獲知,共產黨放章士釗出來辦事的同時,即已在他身邊布置了監視人員,除開上杜公館,章士釗一直在監視之下。

    因此,他甚至於極其誠懇地對章士釗說,如果章先生決心脫離共產黨的羈絆,無論是到台灣或者到外國,行程和安全問題,杜某人可以拍胸脯包管解決。

    章士釗不覺倒抽一口冷氣,但是他無法發作,更不能提出任何抗議。幾十年來杜月笙對章士釗的好處多矣,何況,杜月笙態度的誠懇,也令人不容置疑。

    恰好在章士釗和杜月笙反覆辯論、不得結果的這一段時期,毛澤東在北京喊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口號,章士釗見這“六字真言”時連他也大不以為然。那日他到堅尼地台杜公館去,座中偏有王新衡在,章士釗說民主與專政根本上是兩極端之事,毛主席焉可混為一談?王新衡於是便正告章士釗說:“章先生,我是到過俄國的,我懂得這就是列寧的基本理論,共產黨所極力提倡的正是這個。他們跟英美國家不一樣,‘民主’和‘獨裁’在共產黨是二者為一,混淆不清的。你莫聽他們口口聲聲地喊‘民主’,其實他們的所作所為無一而非‘獨裁’!”

    王新衡用醍醐灌頂之勢,正是要喚醒章士釗的迷夢,因此杜月笙接下來便勸章士釗“倒向蘇俄不如倒向英國”,何不就在香港住下,不要再去上共產黨毛澤東的當了。章士釗聽後默然,使杜月笙、王新衡都覺得,這一次勸他懸崖勒馬,可能會得生效。

    可能是章士釗聽過杜月笙、王新衡的循循善誘後,神情舉止的變異使負責監視他的人起了懷疑。一日,章士釗在他的港寓,剛派傭人出去買東西,他正一人在家等候,監視人員推門進來,請他即刻登車回大陸。據章士釗家的鄰居後來對杜公館的人說:當時章士釗曾要求等傭人回來,作一交代,但是不准,章士釗又說要去樓上向某人辭個行,對方還是拒絕,於是,章士釗自此不告而別,他等於是給架走的。

    回北京後的章士釗,其後也曾出來到過香港幾趟。除了做人民代表大會聊備一格的代表和文史館副館長,支幾文乾薪維持生活。

    王新衡首次返台行

    一九五○年五月,王新衡奉召返台,行前,他去向杜月笙辭行,問杜月笙有什麼事情交代?杜月笙則鄭重其事地答道:“我已經寫好了一封信,請你轉呈。”

    他把那封上最高當局書取出,請王新衡先看一遍。杜月笙在信中備述他聽說最高當局身體健康,精神奕奕,心中非常之高興,他並且力陳自己決以“民國十六年時之反共及效忠領袖態度”,繼續努力,以求貫徹,他又說共產黨雖已占據上海,但是他自己仍在上海留有若干關係,尤且隨時可以派人潛往工作。杜月笙十分熱烈懇切地自動請纓,他說,不論最高當局有任何任務交辦,他一定竭盡力量,設法達成。

    王新衡赴台未幾,旋又返港,他帶來一份最高當局發給杜月笙的密電碼本,同時告訴杜月笙他晉謁最高當局的經過。最高當局起先有意留王新衡在台灣工作,但在看過杜月笙的信,並且聽了王新衡的補充說明後,遂又決定派遣王新衡常駐香港,擔當香港方面的重任。得到如此圓滿的復示,杜月笙實有無限的感奮。早先,杜月笙決心離開上海,赴港避亂之前,曾經扶疾往訪黃老闆,力勸他的金榮哥預早為計,也跟他一樣,作避難香江的打算。當時,黃老闆推心置腹,向杜月笙吐露自己不得而已的苦衷。黃金榮說:“月笙,我老了,這些年來,我跟你的境遇不同,我是能不出門便不出門,能不動頂好不動。你算算,我今年已經八十歲,俗話說得好:‘人生七十古來稀。’我活到了八十一,就已經多活了十一年,今日死或者明日死,對我並無多大的關係。”

    黃金榮接下去娓娓細訴地說,自從他六十歲那年正式宣告不問世事,安享餘年,他生活的目標,就只剩下每天抽幾筒大煙,上一趟混堂淴一個浴,湊幾位牌搭子碰幾副銅旗。除此三者以外,無復他求,也非有此三項享受而不歡。

    因此他堆滿臉苦笑訴與杜月笙:“月笙,你替我想想,假使我去了香港,頭一樁,差館裡發現我抽大煙要捉。第二樁,你叫我到哪裡去找碰銅旗的搭子?第三樣,香港有沒有混堂,能否容我這八十多歲的人每天去淴趟浴,也是問題。何況,樹高十丈,葉落歸根,我已風燭殘年,能有幾年好活?”

    杜月笙聽他金榮哥說得如此剴切透徹,心知其意已決,也就不再勸了,卻是辭出來時,意味得出這便是最後的訣別,他忍不住灑了兩行熱淚。

    到香港堅尼地台十八號定居,第一次聽到金榮哥的消息,為上海來人說得繪聲繪影,言之鑿鑿。

    忽有一日,足有一百多人氣勢洶洶地直撲鈞培里,圍在黃金榮公館大門口,大呼小叫,揚言要把黃老闆家中打得稀爛。“要打爛,我會得自家來!現在我把大門關上,我自家來打給你們看!等歇你們進來查,有一件物事勿曾打爛,你們儘管把我的房子拆了!”

    言訖,便命手底下人關大門,童顏鶴髮的黃金榮,擄起衣袖,抄根門閂,就此要自己打爛自己的家。這時候,偏生又有不知從何而來的“調解者”,隔扇大門之外,作好作歹,高聲排解,在說什麼:“好啦,好啦,黃金榮已經知錯,看在他一大把年紀的分上,饒他一次!”



    隔了幾天,又有共產黨的幹部上門來,他們滿臉堆笑,卻是態度硬,逼牢黃老闆,叫他“向人民大眾坦白”,黃老闆雙手一攤地問:“叫我坦白啥末事?”

    “你這一生的事,”共產黨幹部字字着力地說,“從你八歲起,到八十歲為止,請你詳詳細細寫份自白書。”

    黃金榮有意反抗,但是家中各人苦苦勸他忍耐,“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反抗是沒有用處的。迫於無奈,請位朋友寫了厚厚一疊的自白書呈上去,從此以後便坐立不安,提心弔膽地等候判決。

    當時,共產黨對他倒也並不為難,招出來槍支來源就此作罷。然而,正當祖、叔、孫三代,黃金榮、黃源燾和黃啟予之弟黃啟明衷心慶幸,逃過一場大禍。又數日,共產黨來了一份通知,黃金榮的自白書看過了,上級認為他“有罪”,所給他的處罰是,每天早晨到黃老闆自家開的“大世界遊樂場”門口掃街。

    “處在矮檐下,不得不低頭”,老邁龍鐘的黃金榮,八十歲的白髮老翁,由共產黨幹部押解,開始在大馬路大世界門口手執長帚掃街了。消息傳出,全上海人為之震動,當日,也不知有多少人麇集街頭,親眼目觸黃老闆掃街。有人欷歔,有人憤慨,黃金榮則面部毫無表情,一步一步地在掃地,矮胖身軀,仿佛一具笨重的機械。

    黃老闆大世界掃街的照片,刊登在上海各報顯著地位,不久報紙傳到香港。一日,杜月笙心血來潮,忽然問起上海報紙為何多日不見?他很關切上海方面的消息,家中各人則因為時值上海清算鬥爭期間,唯恐杜月笙看到老朋友如何受到迫害,心中難過妨礙病體,所以有時候便藏過幾張,不給他看。齊巧這一日杜月笙一定要看新到的上海《新聞報》,家人無奈,只好再找出來,交到他的手上。

    杜月笙一眼便看到“黃老闆掃街”的那張照片,他的表情始則驚駭,繼而切齒,然後便是深切的痛苦與悲哀。他臉色灰敗,身子搖搖晃晃,勉強地將那一段新聞讀完,自此便坐在沙發里咻咻的氣喘。那幾天他精神略好一點,金榮哥所受的折磨,帶給他莫大的刺激,於是當日又告病倒,家人十分慌亂,因為他的喘勢越來越急。

    又是纏綿病榻,中醫、西醫川流不息,那天,黃老闆的長媳黃李志清到訪,除了探病,她還有重要事體要跟杜月笙商量。

    敲黃金榮美金兩萬

    杜月笙在病榻上很親切地喊黃李志清“妹妹”,請她坐下,問她有什麼要緊事?於是,黃李志清拿出了一封方自上海寄來的信,黃金榮向他的媳婦“求援”,他叫黃李志清趕緊設法籌款匯寄上海,因為,共產黨要黃老闆捐獻兩萬美金。

    看完了信,杜月笙又是一陣憤恚與激動,好不容易用藥物把他的急喘壓制下去,他漾一抹苦笑,有氣無力地問黃李志清道:“妹妹,你打算怎麼辦?”黃李志清告訴他說:她正是得信以後急如熱鍋螞蟻,一時打不定主意,所以才到杜家伯伯這邊來討教。

    於是,杜月笙開口說話了:“妹妹,倘若是共產黨網開一面把老闆放出來,只要老闆平安無事到了香港,莫說是兩萬美金,便是美金二十萬,我和你傾家蕩產都不夠,哪怕去求,求借,我們也是願意的。”

    黃李志清也是傷心難過,她點點頭說:“就是說麼。”

    “倘使老闆到了香港,我們有飯吃飯,有粥吃粥,苦日腳一樣過得快活。”“是啥。”“現在的問題是老闆絕對出不來,”石破天驚,杜月笙點入正題,“因此之故,我們無論寄多少錢回上海,結果一定是毫無用處。”

    黃李志清急得掉下了眼淚,她焦灼萬狀地說:

    “杜家伯伯,你說我們到底應該怎麼個做法?也不能看着老闆受逼啥!”“妹妹,你不要急,事已如此,急煞也沒有用處。”杜月笙柔聲地安慰她說,“要末你照我這一個辦法做,回信老闆,告訴他在香港籌錢很不容易,跟親眷朋友開口,必定要說接得出老闆來,方始可以籌到這一筆大數目。唉!”浩然一聲長嘆,杜月笙又不勝欷歔地說:“老闆八十一了,他還害得有老肺病,一生一世不曾起過早,如今喊他天天起早掃街,風塵殘年,能夠熬得了多久?依我看,即使要接他到香港,這件事也得趕快。”

    得了杜月笙的應付之策,黃李志清興辭離去,她為了盡孝道,怕發生意外,因此她湊集一部分現款,又變賣了些手飾,準備先匯一筆數目到上海去,也好讓黃金榮在上海有個緩衝的餘地。

    湊了一萬美金,不日即將匯出。其餘部分,慢慢交再想辦法。

    在這件事情過後不久,陳彬龢從上海逃出來,他帶來黃老闆的口信,告訴旅港親友,實際上黃老闆已經獲悉,共產黨所掌握的資料,證明他在過去若干年裡並不曾直接殺害過共產黨,因此之故,他不成為共產黨清算、鬥爭的對象,大概還不至於有生命危險。

    能夠裝聾作啞,虛與委蛇,黃老闆運用其八十年的人生體驗,處世手段,苟延殘喘,可能還拖得下去一段時光。至此,杜月笙稍覺心寬。

    老兄弟倆命喪黃泉

    杜月笙在香港每天都看上海報,眠食難安。一日,上海的報紙上面講,中國通商銀行大樓,已經被布置成為“工人文化之宮”,而且當時正在裡面舉行什麼汪壽華血衣展覽,他便大叫一聲不好,心想早年共進會弟兄中不及逃出的葉綽山和馬祥生,一定糟了。

    果然,旋不久便傳來新聞,馬祥生和葉綽山兩個,一同被綁赴楓林橋,當年處死汪壽華的現場,舉行“規模特別龐大”的公審,“參觀者”人山人海,樹頂、汽車和三輪車上,全都成了臨時看台。馬祥生、葉綽山被牽上台時,主審人先“慷慨激昂”,高聲地一問:“馬祥生!葉綽山!民國十六年三月十一日夜裡,殺害上海總工會理事長汪壽華的血案,你們兩個人,是不是有份?”當時,馬祥生年紀大了,膽量轉小,他以為自己並未實際下手殺汪壽華,還在剌剌不休,多方辯白,和他並肩而立的葉綽山,則早已心知難逃這一關,一意速死,當下他便頗不耐煩地高聲說道:“好咧,祥生哥,大丈夫死就死!多說這些廢話有啥個用?”

    據此,主審宣布馬祥生、葉綽山二人坦白認罪,立時三刻,判決槍斃。拖下公審台便是一連串清脆嘹亮的槍聲,便在數以萬計的觀眾之前,兩人雙雙臥身血泊。

    “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杜月笙回想當年,馬、葉二位和他一道赤手空拳,打出一片花花世界,組織共進會,參加清黨,原是他的一力主張,馬祥生、葉綽山兩位兄弟,無非唯自己之命是從,如今殺汪案的主動人避居香江,馬祥生、葉綽山則落了如此下場。此一事件給予他的打擊,分外地大。杜月笙聞訊以後淚下沾襟,痛哭失聲,於是心力交瘁,臻於極頂,他的喘疾驟然間如山洪爆發。

    這一次喘,發得來勢兇猛,將人嚇壞,杜月笙喘時但見他滿頭滿頸青筋直爆,大汗淋漓,身上穿的絲襖,過一陣濕淋淋地像是方自水中撩起。他每一次喘,都有幾度窒息、幾度暈厥,使家人以為他已長瞑不視。喉頭吸不進空氣時,他會從床上直跳起來,伸張雙臂,十指揸開,仿佛失足溺者亟於抓到一塊浮木。喘到這步田地,吃藥、打針、噴煙,一概失卻功效,中醫西醫穿梭般跑來跑去,商議、會診,始終無法使杜月笙的喘勢減輕,更弗論使他止喘恢復呼吸平順。

    一位有名的西醫戚壽南,他斟酌再三,提出了一個無可奈何的辦法:“喘到這樣,只好用氧氣。”

    從此,杜月笙套上了枷鎖,他卜晝卜夜,長與氧氣罩、氧氣筒為伴,隨身多了笨重的配件,使他八九個月不能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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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不如意的最後六年


杜月笙是20世紀上半葉上海灘上最富有傳奇性的一個人物,他從一個小癟三混進十里洋場,成為上海最大的黑幫幫主;他文質彬彬,卻心狠手辣,殺人如麻,他的一生充滿驚心動魄的傳奇故事,他所建立的龐大黑幫王國和在中國現代史上刻下的獨特印記至今還被人津津樂道。

1927年到1937年,杜月笙的勢力達到頂峰。1937年抗戰爆發,杜月笙離開上海,先到香港後赴重慶;1945年抗戰勝利,杜月笙以無可爭議的民間幫會總代表的身份返回上海,但他一呼百應的黃金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了。而此時,已進入了他生命中的最後六年。
* 重回上海灘挨“當頭一棒”*
1945年8月底,在中國歡慶抗戰勝利的喜悅氛圍中,57歲的杜月笙返回闊別8年之久的上海。火車上的杜月笙有喜有憂,心事重重。
杜月笙喜的是自己在抗戰中不但沒有像上海另一“大亨”張嘯林那樣落水當漢奸,還積極參加了各種抗日救國運動。他和浦東同鄉、好友黃炎培等籌組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為抗日活動募捐了不少錢款;組織了抗日民間武裝“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多次配合正規軍作戰;他還部署門徒協助軍統刺殺了上海市偽市長、大漢奸傅筱庵以及自己幾十年的把兄弟、投敵的張嘯林。有這樣的累累功勞,如今抗戰勝利,杜月笙想蔣介石理應給他一碗好飯吃——當時上海坊間也確實傳說他即將被任命為上海市市長。
他的擔憂卻更深重。老於世故的他十分明白,抗戰勝利後上海的租界消失了,市政歸於統一,他的黑社會組織不僅失去了賴以生存、繁衍的治安死角,而且失去了最有力的後援——享有治外法權的租界當局,他和他的集團已不再具備租界別動隊的價值;國民黨現盡可使用軍隊、警察、特務等統治上海,犯不上再利用這股名聲不好又頗難駕馭的黑社會勢力——自己過去呼風喚雨、縱橫捭闔的好時光只怕要成為明日黃花。
然而好事沒有出現,立即有消息傳來,上海市長一職已由錢大均出任;壞事倒比想象的還糟:杜月笙人還未到上海,上海北站已出現大字標語:“打倒社會惡勢力!”“打倒杜月笙!”驚惶之下,杜月笙臨時決定改在南站下車。
杜月笙得知,他一返滬就挨當頭一棒是他的門生吳紹澍主使。
當過他10年徒弟的吳紹澍如今已是身兼上海市政治軍事特派員、上海市副市長、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主任委員等六職的接收大員。吳紹澍知道蔣介石“對幫會的長遠政策是消滅”的內部精神,他既要和杜月笙脫離瓜葛,又要扳倒杜月笙以樹威,因此公開向杜月笙樹起叛幟。
杜月笙尷尬抵滬後一直等待他的拜見,然而始終不見人影。後來吳紹澍終於上門,杜月笙大喜,抱病熱情接待,不料吳紹澍態度倨傲,丟下幾句官話即揚長而去。杜月笙的親信顧嘉棠、葉焯山及杜門中人咬牙切齒,發誓要把“欺師滅祖”的吳紹澍剁成肉泥。杜月笙強壓怒氣,一一勸止。他很清楚,如今已非當年。
接着,打擊接踵而來。他的門徒謝葆生因漢奸罪被槍斃,他也相救不得;他的總管家、萬昌米行老闆萬墨林被上海市警察局長宣鐵吾投進監獄,罪名是“經營私運,壟斷市場,操縱物價,資款作弊”;甚至,杜月笙本人後來也被變相扣押。國民黨在上海徵集“救濟特捐”支撐內戰,籌款目標無法達到,宣鐵吾就變相扣押杜月笙8小時。杜月笙被迫出錢才贖回自由之身。
上海市當局已把當年的“親密朋友”杜月笙當成重點打壓的對象,杜月笙及其集團的伸展空間大為壓縮。他悲哀地看到,昔日左右逢源、一呼百應的黃金時代一去不返了。

* 勉力維持“龍頭老大”局面*
在不斷的被動挨打之中,杜月笙逐漸緩過勁來。畢竟,他在上海有完整的班底,有一批精心栽培多年的得力幹將。杜月笙一邊韜光養晦以適應新局,一邊努力重建“滬上聞人”的尊榮。
首先,他通過國民黨上層最可依賴的密友戴笠開始收拾吳紹澍。戴笠抓住吳紹澍私放汪偽上海稅統局局長邵式軍以謀取錢財的鐵證,以“縱放巨奸、吞沒逆產”的罪名呈報蔣介石。不久中央電令下達,先是免了吳紹澍的副市長職務,接着又罷黜了他兼任的上海市社會局局長一職,改由接近杜月笙的中央委員吳開先繼任。吳紹澍從此一蹶不振,杜月笙“被徒弟欺負”而失去的顏面得以挽回,並出了一口惡氣。
1948年8月開始,為挽救統治危機,蔣介石以蔣經國為特派員,到上海執行財政經濟緊急措施,打擊巨商、富戶、大官僚,此活動被稱為“打虎”。杜月笙知道自己已被看成上海社會複雜、局面混亂的總根源,這次一定會首當其衝,立即叮囑長子杜維藩將其維昌證券號關閉去北平躲避。
但其三子杜維屏還是被蔣經國抓住把柄——因場外拋售永安紗廠股票2800股,鋃鐺下獄,登報示眾。被逼到牆角的杜月笙在蔣經國召集的上海工商、金融巨頭會議上公開發難。他說:“我本是個壞人,但總統執政以來,把我當好人,我就沒做過壞事。我兒子的事,料想當局會調查核實,秉公辦案,我完全服從政府。不過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也望特派員一視同仁,查實公辦,這樣才能服人心。如果找不到該公司倉庫,在下可以派人擔任嚮導!”言畢即稱“身體有恙”拂袖而去。1
杜月笙所說的“該公司”即孔祥熙的長子孔令侃和二小姐所有的揚子建業公司。在當時,這個公司所囤積的物資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他這番話令很多人折服。蔣介石聞知“打虎”打到了自家親戚頭上,立即趕往上海命令蔣經國再不可蠻幹,杜維屏也被釋放。
在這有進有退、有得有失中,杜月笙勉力維持着“龍頭老大”的體面,他對國民黨的憤恨與日俱增。他對密友范紹曾說:“淪陷時上海無正義,勝利後上海無公道。”還說:“過去帝國主義統治租界時期還有些建設,秩序也比較好,國民黨來了以後只知道要錢,搜刮民脂民膏的手段超過帝國主義十倍不止。”甚至還說蔣介石拿他當夜壺,用完就往床底下一扔。
幾番掙扎,看透了國民黨政權的卑劣腐朽,雖然戴上了全國麵粉業公會理事長、全國棉紡織業公會理事長、全國輪船業公會理事長、中國紅十字總會副會長、上海市地方協會會長等70多個桂冠,身患嚴重哮喘症的杜月笙深感力不從心了。

* 江山易幟 去留兩難*
1949年,國共兩党進行最後決戰。杜月笙觀察着形勢,知道必須再作一次重大選擇了。
以“會做人”而發跡的杜月笙信奉“事不做絕兩面光”的處世信條,多年來,他積極助蔣反共,同時又跟共產黨結下“紅色情緣”。
1947年,杜月笙應中共要求,收了到上海活動的共產黨員、演員金山為“關山門弟子”,並為其工作提供幫助。他還掩護過周恩來的堂弟周恩霪。到1949年春,國民黨在大陸垮台已成定局,國共雙方加強了對社會上實力派人士的爭奪,杜月笙已無法再兩面騎牆。解放軍兵臨江南之時,杜月笙跟黃炎培、章士釗、史良、張瀾等知名人士頻繁接觸,商討時局,黃炎培等都力勸他留下。據杜月笙說,周恩來還通過黃炎培想約他面談。上海灘另一“大亨”、輩分在杜月笙之上的黃金榮,經中共多番工作,加之不願以八旬高齡流寓海外,已決定留在上海迎接新時代到來。在此情況下,杜月笙也考慮過留下。
然而,他有沉重的歷史包袱:1927年4月11日夜,他誘捕共產黨員、上海市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將其活埋於龍華荒野;在第二天的“4?12”大屠殺中,他部署徒眾將300多名共產黨員和工人殺害在血泊里。杜月笙不相信共產黨會不計如此深仇大恨,如果留下,前景實在難測。同時,國民黨方面絕不願意杜月笙被“統戰”過去,也加強了對他的脅迫。1949年4月10日,蔣介石召見杜月笙,要求他立即前往台灣。反覆權衡,杜月笙決定遠離政治漩渦,既不留上海,也不去台灣,而是定居香港。
1949年5月1日,辭別黃金榮後,杜月笙舉家登上了擁擠的荷蘭寶樹雲號客輪,駛往香港。輪船經過黃浦江,直駛吳淞口,杜月笙的出生地浦東高橋近在咫尺。47年前,一個衣褲綴滿補丁的鄉間少年從這裡來到上海,赤手空拳打下一個花花世界,如今一切都被雨打風吹去。老病的杜月笙佇立船頭,唏噓不已。

*一代梟雄客死香江*
抵達香港的杜月笙住進朋友為他選定的堅尼地18號,這裡成為最後一個杜公館。
此時杜月笙的哮喘病癒加嚴重,治療方法是中西並重,藥石兼投。經常來為他把脈開方的醫生有中醫4位、西醫3位,在香港個個都有名望。醫生越請越多,用藥越來越雜,杜月笙身體卻不見起色。幾個月下來,他自嘲說:“如今我是拿藥當飯吃,拿飯當藥吃了!”
臥病中的杜月笙時時關心着大陸形勢,而中共也在力爭對上海經濟和社會有重大影響的他能返回。老友章士釗受託到香港在杜宅一住多日,反覆向他宣講中共的政策。杜月笙依舊顧慮重重。他看到中共對留在上海的黃金榮的確兌現了“不殺不捕”的承諾,黃老闆依舊過着泡澡堂、抽大煙的一貫生活;後來他又得知,黃金榮響應“改造”號召,開始掃大街。報紙上風燭殘年的黃金榮手拿掃帚、灰頭土臉站在垃圾車前的照片映入眼帘時,杜月笙又暗自慶幸自己沒有留下。
因為跟法租界打過多年交道,杜月笙一直對法國感到親切,他想遷居法國,徹底遠離政治是非。仆傭除外,杜月笙全家和追隨他的顧嘉棠、萬墨林兩家,遷法共需27張護照。杜月笙向敗退在台灣的國民政府提出申請,結果台灣方面要收取“護照費”15萬美元。杜月笙的產業全留在大陸,轉移出來的只有出售一處房產的30萬美元,供應幾十號人在香港的龐大開支,這筆護照費杜月笙已支付不起!遷法在此遇阻。
晚年的杜月笙在香港唯一帶喜氣的事,是和著名京劇演員孟小冬結婚。當初,杜月笙對孟小冬有很多照拂;杜月笙病倒後,孟小冬感念其恩情,一直服侍在側。孟小冬是杜月笙的第五房太太,也是最後一房。
進入1951年夏,杜月笙已經病入膏肓,該立遺囑處置遺產了,外人均很好奇這位最盛時僅為其一人服務的僕人就達97名的“大亨”到底有多少財產留給家人,結果杜月笙報了數:11萬美元。這筆錢原為10萬美元,被他早先寄存於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處,經宋子良代為投資,略有盈餘。現在這11萬美元就是曾經揮金如土、鐘鳴鼎食的杜月笙的全部遺產。
其女杜美如回憶,分配大致如下:每個太太拿1萬,長子拿1萬,沒出嫁的女兒拿6000,出嫁的拿4000。在此前,杜月笙銷毀了歷年別人寫給他的所有借據,他對子女說:“我不希望我死後你們到處要債。”
分配完遺產,杜月笙把所有事務都交給得意門生陸京士處理,自己安心等死。1951年8月16日下午,63歲的杜月笙咽下了最後一口氣。他的骨灰葬在台灣,而他的遺願是葬在故鄉上海浦東高橋,至今沒有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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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莽英雄,深明春秋大義,留得大名照汗青  /無內容 - david101 09/12/13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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