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周恩來作為總理，退而只管外交工作

眾所周知，四九建政後，周恩來擔任政務院總理兼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書記，全面主持政府工作。但至1953年3月10日，根據毛澤東提議，全面變更了中央政府工作的領導體制，周恩來作為總理，退而只管外交工作。文件指示：

“國家計劃工作，由高崗負責；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檢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羅瑞卿負責；財經工作，由陳雲、薄一波、鄧子恢、李富春、曾山、賈拓夫、葉季壯負責；文教工作，由習仲勛負責；外交工作(包括對外貿易、對外經濟、文化聯絡和僑務工作)，由周恩來負責；其他不屬於前述五個範圍的工作(包括監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鄧小平負責。”①

按該文件，原本對政府工作負總責的周恩來，所分管事務，已只有之前的六分之一。而且，隨着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的撤銷，周恩來的幹事會書記一職也被取消；政務院各分黨組，轉歸中央領導。

誘發此一重大人事變革的導火索，乃是“新稅制風波”。所謂“新稅制”，用陳雲的話說，是一種迫在眉睫的改革：

“我們解放以後，到去年為止，加工訂貨、代購代銷的比重逐漸增加。這樣一來，就相對地減少了買賣關係，稅收也隨之減少，需要想辦法來補救。在這種情況下提出修正稅制是有理由的。”②

薄一波認為，問題出在“新稅制”一事毛澤東“看報始知”

但出人意料的是，1952年底，“新稅制”由財政部提出，經政務院討論並批准頒布後，卻引起了毛澤東的震怒。肇因是地方上出現物價上漲和私商囤貨現象，一些地方幹部向高層報告，說社會和民眾出現了“思想混亂”。毛澤東隨即致信周恩來、鄧小平、陳雲、薄一波，措辭嚴厲：

“新稅制事，中央既未討論，對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達通知，匆率發表，毫無準備。此事似已在全國引起波動，不但上海、北京兩處而已，究應如何處理，請你們研究告我。此事我看報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無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稅制與舊稅制比較利害如何？何以因稅制而引起物價如此波動？請令主管機關條舉告我。”③

由財政部研究提出，經政務院討論通過，本是當日行之已久的經濟政策頒布流程，並無問題。當事人薄一波，時任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兼財政部部長。據薄理解，毛澤東之所以“詞鋒甚嚴”，關鍵在於“此事我看報始知”：

“周總理收信後，連夜給毛主席寫回信，談了處理辦法。可見他把毛主席這封信的分量是看得很重的，而且周總理一向辦事勤敏精細，這是他的過人之處。我看信後，也立即召集中財委有關人員開會，匯報各地執行新稅制的情況。我當時的心情半是沉重，半是茫然。信是批評出台剛半個月的新稅制，而且詞鋒甚嚴，顯然事出有因。我很注意信中兩句話：‘此事我看報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已預感到事情有些嚴重了。”④

實際上，稍後，毛澤東批示：“凡政府方面要經中央批準的事件，請小平多管一些”⑤，可以視作薄一波上述理解的腳註——周恩來是政務院總理，凡政府事務，理當由他“多管一些”，毛澤東反讓鄧“多管一些”，其對周的看法與態度，不難明了；若僅系“新稅制”程序、內容上有問題，修正即可，當不必如此。毛澤東謂：“西花廳【周恩來居所——轉載者注】車水馬龍，頤年堂【毛澤東居所——轉載者注】門可羅雀”，亦可為參照。

周退管外交工作之後，政務院所屬八個工業部的財經大權，轉劃給了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高崗。據高崗秘書趙家梁說：“在1953年春節前後一段時間(半個月到一個月間)，周總理批給中央領導人參閱的文件時，還批(給)主席、高崗，把高崗排在主席之後。”⑥由此不難窺見高層權力轉移的脈絡。至於高崗何以能得毛澤東的格外青睞，則是另外的話題了。

注釋：

①《中共中央關於加強中央人民政府系統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及加強中央對於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草案)》，1953年3月10日。收錄於《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四冊)，中央文獻研究室編，1993，P70。②陳云：《克服財經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1953年9月14日)，收錄於《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四冊)，中央文獻研究室編，1993，P397。③《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P27。④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P237。⑤《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P72。⑥楊繼繩：《高崗秘書談“高崗事件”》，《炎黃春秋》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