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中國是個多民族國家，至今還存在一些少數民族問題，這與農業政體和草原政體幾千年的衝突歷史不乏關係。所謂“農業政體”和“草原政體”，便是指代慣稱的“農業帝國”和“游牧部落”，前兩個詞更加中性、對稱一些。

游牧民族對整個歐亞大陸都曾產生影響，但一些大型的游牧帝國主要出現在中國境內，比如匈奴，突厥等等。中國的游牧民族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西部的羌人、藏人；一類是北部的蒙古人、鮮卑人；一類是居於東北，漁業和游牧混雜的滿人、女真人、遼人等。歷史上，羌人、藏人對中國的影響不大，僅僅出現在東漢和唐朝初期。北方蒙古帝國雖然軍事力量強大，占領中國全境也不過幾十年而已。真正對中國產生影響的是東北人，即便他們的軍事力量並不非常強大。

游牧民族與中原民族真正起衝突始於戰國晚期。此前的戎人和狄人都是蒙滿人，雖然他們是游牧民族，但不是騎在馬上的民族。到公元前8世紀，由於培育的馬越來越大，少數民族才慢慢開始騎馬，成為“馬背上的民族”。南宋時期，中國北方曾被多個游牧帝國控制。元朝和清朝的統治者在占領中國之前也是游牧或半游牧民族。

游牧民族雖然傳入了很多新的歷史和文化，但並沒有根本改變中國儒法國家的政治結構。歷經千年歷史，中國游牧民族能始終在地緣政治競爭中保持活力，主要依靠三個結構性因素及相關機制。包括氣候條件、雙方管理者的智慧，而更重要的是草原政體和農業政體在地理、生產方式、組織上的比較優勢，他們相互學習模仿，以及在競爭中同化。以下介紹決定競爭勝負的幾大因素：

氣候

縱觀歷史上游牧民族與中原民族間此消彼長的關係，不難發現氣候條件的重要性。結合著名氣象學家竺可楨重建的中國千年氣候變化的規律來看，每一段寒冷期，碰巧都有游牧民族移民或入侵中原。如公元前1000~前700年，獫狁、戎、狄進入中原。公元1000年後持續了較長一段寒冷期，游牧民族則不斷進犯中原，導致西夏、金、元、清王朝的興起。不過，公元1000年以前，游牧民族入侵帶來長期戰亂，而之後卻只導致王朝的更替，可見東漢開始出現的儒法國家系統比較穩固。

西周垮台時，氣候變冷導致游牧部落遷徙，到戰國時期氣候變化終止，雙方的衝突開始減少。到魏晉南北朝，氣候又變冷，再次導致游牧部落南遷，又與中原漢人發生大規模的戰亂。漢朝時期，匈奴帝國的衰弱不僅僅緣於漢武帝的軍事勝利，也和其內部分裂以及氣候惡化有關。嚴冬時期，牛羊數十萬計地死亡，經濟上的嚴重損失逼迫南匈奴向漢朝投降，變成了半農業半游牧的形態。

游牧部落的活動與氣候之所以密切相關，緣於氣溫下降對游牧民族的影響遠勝於農業部落。第一，由於氣溫波動大，大部分草原牧民的農作物已經到了存活極限，即使很小的溫度變化對作物也會產生很大的影響。第二，游牧式生活對人口壓力更敏感。簡單的馬爾薩斯人口論並不適用游牧民族，對他們來說，牲畜既是投資也是食物。困難時期，部分牲畜充當食物，部分進行勞作，但由於飼料缺乏，可能連日常勞動、耕作都無法進行。游牧民族需要在馬爾薩斯循環發生之前進行有效的人口控制，保證資源與人口的平衡。第三，寒冷的氣候不僅降低游牧民族的承載力，還會增加暴風雪等其他自然災害發生的可能性。災難同樣會迫使游牧民族南遷。

時機與領導人的智慧

氣候變化僅僅描述了游牧部落活動的粗略輪廓，要解釋其入侵的成功與失敗，就要看影響農業政體和草原政體關係的第二個結構性因素——領導者的智慧。中國的許多王朝都有游牧或半游牧血統，王朝疆土面積與統治家族的民族血統息息相關。即使已經統治中國多年，清朝皇帝仍然有強烈的欲望控制草原，因為其骨子裡就一直企圖征戰亞洲內陸。而漢朝、宋朝、明朝等中原帝國的疆域則相對小一些。

從西漢到清朝，中國一直是儒法國家。除了儒學思想外，重視工具理性的法治也很有影響力。中國古代開國皇帝傾向於法治，很少受儒家思想的束縛。由於他們通常靠戰爭獲得王權，而且建國初期儒家官僚未正式建立，更傾向於用武力征服周邊部落，因此中國歷史上的遠征軍通常出現在王朝初期。

到了王朝的中期，不同血統的政體開始顯現出區別。農業政體一般靠封君、聯姻、賜禮等來控制游牧民族。其統治者對草原上的貧瘠之地興趣不大，一方面出於安全考慮，一方面征戰草原耗資巨大，一般國家很難支持。而更重要的是，中原血統的王君受儒家官僚的影響，更傾向於支配，而非武力奪取來處理外交關係。

繼承了游牧血統的王朝君主，雖然有不同的視野及執政自主性，遲早也會被儒學統治意識同化，最後依靠儒家官僚體系。儘管清朝統治者更有野心征服亞洲大陸，也更擅長對付游牧民族，但多數情況下，清朝依然延續了以費正清式“中國的世界秩序”作為意識形態之本的儒家外交政策。

除了領導者的智慧外，時機對於游牧部落的成功也很重要。農業帝國向來非常穩定，即使受到游牧部落的打擊也不至於崩潰。從歷史上來看，游牧部落對農業帝國的絕對優勢時期，也是漢人內亂程度較高的時期。游牧部落往往趁此攻入中原，得勝率比較高。歷史上農業政體的滅佛運動也為北方草原政體提供了進攻機會。比如五代十國階段，二者之間的衝突就很激烈，而且中原軍隊處於劣勢。

農業政體在組織技術上擁有優勢

影響草原政體與農業政體之間關係的最重要因素，在於比較優勢以及兩類人群在競爭中的相互學習。這些因素的背後，蘊藏着很多複雜的機制。草原政體擅長軍事，農業政體的優勢在於組織、文化、人口和積累。歷史的發展一直是二者相互學習的過程。

1.生產方式

一般的研究會用生產方式來解釋游牧文明相對於農業文明的優勢，現有的分析理論包括自然戰士理論、貪婪理論、需求理論和解構理論。

筆者採用的研究方法是從氣候入手分析。降水量和溫度會影響當地的生產方式、食物鏈和人口。長城一帶大致可以看作400毫米等降水量線，降水量低於400毫米的地區無法開展種植業，只能發展畜牧業。草原政體位於長城以北，以畜牧業為主；農業政體位於長城以南，以種植業為主。農業的差別會進一步影響到食物鏈。中原人吃草，游牧民族吃肉。食物鏈的原則是每高一層級，就需要十倍的能量。這意味着在兩地同等肥沃的情況下，游牧部落承載的人口只是農業帝國的十分之一。更何況該地溫度比較低，植物生長困難，恐怕連十分之一都不到。

兩種政體在累積性方面也存在差異。農業政體通過投資和積累，技術和優勢一點點開始展現，其增長方式是漸進式上揚。相比之下，游牧部落的發展趨勢屬于震盪徘徊。這樣經過幾千年的文明累積，農業政體漸漸趕超草原政體。

2.農業政體具有組織技術優勢，游牧部落具有軍事技術優勢

農業政體的優勢在於組織能力。生產方式決定政體形式，農業政體的穩定性大，草原政體的流動性大。草原政體只能採用部落制度，形成部落聯盟，並根據部落之間的協調需要，產生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民主協定。相比之下，農業帝國的組織形式遠超於游牧部落，可以組織常規軍隊和日常文官制度，這一點是草原政體達不到的。

草原政體擁有軍事上的優勢。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戎狄非常厲害。這種情況迫使漢人發生改變，作戰方式從以戰車為主調整為以步兵為主。秦始皇的統一使漢人有能力攻擊匈奴部落，各部落不得不聯合起來以求對抗秦朝的攻擊。但意想不到的是，剛建立帝國的匈奴見證了漢人的內亂——秦漢交替花了6年時間。這時候漢人發現自己輸給了向漢人學習的匈奴帝國，於是漢朝人也開始學習匈奴人的行軍征戰方式。漢武帝時期，已經任用匈奴人來訓練部隊，霍去病也開始採用突襲方式作戰。

同時，我們發現，偉大的游牧部落都集中出自東亞地區。這是因為中國帝國的強大，游牧部落背靠着世界上最強大的農業政體，會通過學習形成游牧部落軍事優勢和農業文明組織優勢的合體，從而提升自己的實力。

3.農業帝國的地域動態和邊遠地區統治機制

生產方式同時也決定戰爭的代價。草原政體可以經常採取突襲戰術，這是農業政體無法比擬的優勢。草原政體可以在一個時間內集中打垮敵人的部隊或者城樓，但農業政體的軍隊無法及時殲滅草原政體。

首先，游牧軍隊移動太快，攻打對方沒有好處，他們可以隨時攜帶所有財富銷聲匿跡。第二，雖然農業帝國可以出動大軍，但最後部署在前線的不過數千人。諸如漢朝經常派遣十萬軍隊入境，但每前進至一地都需要留下部分兵力保障。所以一路下來，到最前線的也不過幾千人。中原帝國維持補給和保障代價過大，使得游牧部落的戰略迂迴得以形成，他們可以縱深後退幾百里，而農業帝國軍隊前進的腳步遠遠跟不上游牧部落。同時，草原政體承受失敗的能力遠大於農業政體，農業帝國的軍隊一旦失敗就徹底失去了進攻能力，而游牧軍隊即使失敗了也可以繼續向後撤退，然後趁其不備進行反擊，往往便可大獲全勝。

游牧--農業政體衝突中的中國歷史

亞歐大陸上最強大的游牧帝國都出現在中國邊境，例如匈奴、突厥、蒙古。這可以用以上相互學習和模仿的分析來解釋。農業政體在其盛極之時非常強大，游牧部落統治者為了生存不得不努力地學習、適應。出奇強大的中原帝國系統，也啟發了野心勃勃的游牧統治者去效仿。

游牧民族的軍事力量再強大，也沒有能力建立一個跨越長城內外的帝國（除了短暫的元朝）。歷史上，反而是軍事實力並不強大的東北部族在游牧民族與中原帝國的競爭中得利，並多次建立了持久的帝國，控制長城內外的人民。東北部族很少處於游牧帝國與中原帝國的戰爭前線。這種邊緣地位也為他們提供了機會，同時吸收雙方的優勢。當其中一方衰弱或瓦解的時候，東北的王國就開始擴張。東北半游牧部落所處的夾縫位置，使其經常成為東北亞戰爭中出人意料的勝利者。

18世紀，清朝、俄國、準噶爾三大王國相互競爭。準噶爾能夠與清王朝長期競爭嗎？歷史學家濮德培（Peter Perdue）給出了肯定答案。筆者認為其機會微乎其微：一方面清朝經歷過康乾盛世，中期發展很穩定，清朝能夠在遠離北京的邊疆上攻擊準噶爾，但其卻無力回擊。准葛爾面對的不再是明朝一樣的敵人，而是游牧部落出身、並很有野心控制亞洲大陸的清王朝。另一方面準噶爾內部鬥爭不斷，游牧帝國容易因領袖去世或者掠奪無力實現，產生內部爭鬥。準噶爾在清王朝盛極之時興起，時機不對。最終噶爾丹失敗，領土被中國和俄國瓜分。這個結果並非巧合，這皆由於在農業政體對抗草原政體的千年歷史中，農業政體占據了組織和技術上的絕對優勢。

（原刊於《文化縱橫》雜誌。由觀察網朱康琪、周小婷、劉曉丹根據趙鼎新講座及書稿：Competition and Structure：The Rise of 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nd Patterns of Chinese History 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