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早:我們什麼時候變成了龍的傳人 |
送交者: chang le 2014年09月13日17:56:04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騰訊 大家 2014-09-14
網上有篇文章叫《龍圖騰是七零後》,有點兒標題黨的意味,不過,如果我們大而化之一點,將抗日救亡時期聞一多等知識分子創造出來、但未能真正推行於民間的“龍圖騰”,等同於“龍的傳人”這個為全球大多數華人認同的身份符號,那麼,確實可以說,“龍的傳人”只是與我一樣的七零後,比我還小五歲。 因 此,我們這一代人正好經歷了“龍”在中國乃至華人社會的全面回潮與建構的過程。1978年美國與台灣“斷交”,台灣一片悲情氣氛,侯德健激於此,創作了 《龍的傳人》。不想這首歌很快傳遍全球華人圈,引發強烈共鳴。只是,在傳唱過程中,這首歌明顯被過濾了原初的情緒,而被傳唱者與受眾注入了“中華民族”的“百年悲情”。 我是在成都的小學課堂上學會這首歌的。對於我們這班小學生來說,“龍的傳人” 是一種不言自明的固有的知識。中國不就是一條巨龍嗎?所有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的中國人不都是“龍的傳人”?這有什麼問題嗎?我們當然不知道“龍的傳人”最 早的政治挪用,是被當時台灣的代理“新聞局長”宋楚瑜用作向軍訓學生訓話的題目,就像很長一段時間,我們也不知道羅大佑等獻給世界和平年的《明天會更 好》,曾被國民黨挪用作為選舉口號一樣。 1983年《龍的傳人》作者侯德健回到大陸,這讓大陸當局可以更方便地挪用這首歌,將之變成對全球華人的召喚,“龍的傳人”和“炎黃子孫”相輔相成,同樣用一種神話的形式,遮蔽近代以來的整個民族的分歧與離散,整合全球華人的認同資源。1988年龍年春晚,之前在大陸經歷亦有坎坷的侯德健現場演唱這首歌,是這種挪用與整合的巔峰。 僅僅指出這種挪用並非目的,我們更應該思考何以一首歌,一個說法,會有偌大的魔力?能夠激發全球華人對於“同祖同族”的認同感,以至於2000年王力宏翻唱此曲,以ABC(America Born Chinese)的身份又賦予了這首歌新的識別意義。與侯德健版相比,王力宏版已經刪去了“百年前寧靜的一個夜……四面楚歌是洋人的劍”(“姑息的劍”是政治審查的產物)那段悲情歌詞,但增加了“別人的土地上我成長,長大以後是龍的傳人”的“ABC宣言”,不管它是唱者的真情表白或是市場策略,王力宏版的大行其道,證明它作為一種敘事,在22年之後仍然有效。2012年王力宏受邀在龍年春晚上演唱這首歌,更增大了它在80後、90後中的影響力。
(2012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現場。王力宏、李雲迪攜手表演創意鋼琴《金蛇狂舞》和歌曲《龍的傳人》) 官方借用、市場流行、受眾認可、漸成傳統,《龍的傳人》的經典化只是一個標誌性事件。回頭看,“日本侵華期間,出於愛國主義的時勢需要,熱心學術救亡的知識分子強行糅合‘龍’與‘圖騰’二者,生產出一個喚做‘龍圖騰’的想象共同體、一個有‘教育價值’的‘謊’”(《中國龍的發明》),卅年之後“中國龍”重登寶座,兩者之間有無勾連? 而相隔卅年的這兩次“中國龍熱”, 其文化心理基礎,源自整個近代,西方一直將“龍”作為中國的代表,他們醜化也好,攻擊也好,在這種他者不斷的指認與形象化之下,中國人自己也漸漸接受了 “龍”作為民族的共同象徵符號。施愛東在《中國龍的發明》裡指出,在現代中國社會將“龍”視為封建帝王的標誌,日益淡漠其符號意義的同時,歐美與日本的華 僑仍在使用龍旗,並作為春節這一華人代表性節日的最佳符號。在海外華人社會中,“西方指認”與“自我認同”在“龍”這個符號上已經合二為一。當政治力量需 要整合全球的華人認同時,還能找到比“龍”更順手、更有影響力的符號嗎? 但這並非意味着“中國龍”沒有反對者。在我 的成長曆程中,對“龍”的認識出現反轉與顛覆,緣於1988年那部電視政論片,那裡面找了好幾個學者談龍,對“龍”完全是否定性的描述:龍是兇惡的生物, 我們民族居然用這麼兇惡的生物當作圖騰,這說明我們的民族多麼落後和野蠻!這種敘事當時也是嘩一下就傳播開了,大家覺得“龍”代表黃土文明,在與海洋文明 的搏鬥當中它必然會輸。現在回頭看來,如果把這些話畫出來,就是西方近代漫畫的中國版,就是一條老態龍鍾、奄奄一息的龍,怎麼樣被西方遠來的勇士,打倒、 征服與改變的過程。 如果你願意,甚至可以將整部電視片改名叫《龍殤》,黃河本身就是龍形象的一個源頭。當時我年紀雖小,但是也感到很振奮,覺得是啊,我們應該擁抱蔚藍色,我們應該拋棄封閉的、保守的黃土文明,去擁抱整個海洋。 因 此在上世紀80年代,整個中國、整個華人圈對“龍”的認知與傳播,都充滿着糾結而艱難的心態。因為龍紋在皇家生活中的廣泛應用,“龍”被西方人視為中國的 象徵符號,後來又由於近代的中西衝突,被描繪成一種醜陋兇惡的生物,正如《中國龍的發明》作者施愛東的概括:到了西方用堅船利炮轟開中國大門的19世紀, 西方漫畫裡的中國龍往往是各種中國元素的滑稽組合,象徵着中國形象在西方主流社會想象中的變遷。“中國龍”的每一次出現,都會將中國的醜陋形象推向一個新 的高度。 近代以來,中國人面對“龍”,情緒十分複雜,各種文化心態戰作一團,既有傳統社會對權力的崇拜(明清時平民禁止使用龍紋,但百姓們會在死後往喪服里塞一套龍袍),又有對西方醜化“龍”的悲情回應(清末的留學生大抵對龍紋或龍旗深惡痛絕,認為是清王朝的象徵),還有尋找“龍的傳人”之類民族共同象徵符號的衝動。 2000 年之後,有學者陸續提出,不應該將“中國龍”與“Dragon”對應,而應該音譯為 “Long”,以區別於西方文化傳統中固有的兇惡殘暴的噴火龍形象。只 是,考察近代以來西方主流社會中的“中國龍”想象,就會發現,西方社會並非因為“龍”與 “Dragon” 的互譯才對中國發生惡感,而是對中國“野蠻”、 “落後”的定位,讓原本在西方社會頗為時尚的“中國龍”,演變成了被王子、騎士與女神用劍砍、用錘打,或一堆代表性動物(鷹、牛、熊……)蠶食瓜分的大怪 獸。 這種種的細節與變化,在《中國龍的發明:16-19世紀的龍政治與中國形象》一書中,被梳理得近乎殘忍的清晰。一位90後女孩問我:為什麼要了解“中國龍”?僅僅是為了掌握一些冷門的知識嗎?我說不是,如果你不了解這條“中國龍”,是怎樣從歷史的深處游來,被斫殺至傷痕累累,鱗片間滿是硝煙與血淚,蟄伏多年,突然又被人塗脂抹粉,奉上神壇,或是揭開瘡疤,指為怪獸,你就無法了解中國。
(《The Economist》近期封面) 近日《經濟學人》有一期封面專題是“What China wants” (中國要什麼),而配圖正是一條中國龍,凝睇着前爪中抓着的地球。與近代西方漫畫的中國龍相比,《經濟學人》封面上這條龍不算醜陋兇惡,反而說得上威風凜 凜,不過,中國龍鋒芒畢露的眼睛、半張開的嘴、用力的爪,仍然表現出貪婪與興奮。這條他者眼中的中國龍,正反映了當下西方對中國的重視、疑懼與不安。 1988年春節聯歡晚會上,主持人蔚華問侯德健:“你說中國人為什麼對龍這麼情有獨鍾?”侯德健回答說:“十二生肖里,其他十一種動物都是上帝創造的,只有龍是中國人自己想象創造的,希望中國人在龍年裡有更多新的創造。”侯德健說的,也對也不對。“中國龍”是中國本土的產物,卻在中西方大棋局的風雲幻象里,不斷地上演着“變形記”。 (《中國龍的發明:16-20世紀的龍政治與中國形象》,施愛東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6月版)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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