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丢掉了中国:官僚权贵贪腐 |
送交者: 花蜜蜂 2016年09月16日19:22:34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
蒋介石在国共内战败逃台湾之后,民国政府人人都在总结经验教训,“点点滴滴记心头 ”!啊!蒋介石怪美国,特别是马歇尔和杜鲁门不支持他;国民党高官怪蒋介石任人唯亲,军事指挥失败;普通国民怪蒋介石家族贪腐、权贵敛财、政府经济破产;有人说是“失去民心”,“失去知识分子”等等,不一而足。 网右津津乐道民国“黄金十年”,怎么又突然飞快“经济破产”了呢?主要当然主要是日本入侵,另外就是权贵集团贪腐,凑巧在网络看到这篇文章: 国家资本主义的末路:权贵食利葬送国民党作者:海外视角 正如许多亚非拉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之后的发展道路一样,国家资本主义不失一个不错的选择。国家意志集中全社会资源发展建设,集中力量办大事,尤适合于经济基础薄弱的国家。 国民党政府在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上,有了抗战前的“黄金十年”,但却在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之下,由国家资本而官僚资本,进而权贵资本,官僚权贵大发横财,民族资产阶级、民众深受其害,国家沦为寡头政府,一步步使中华民国走上绝路。 1935年的上海外滩街景,各式各样的广告占满了公共汽车的车身,可见当时上海的繁荣,由国民党一党领导下中国近代史上的 国家资本主义造就“黄金十年”(1927年-1937年) 1927 年初步实现国家形式上统一的国民党中华民国政府,面临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自由资本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国家领袖的蒋介石,对于经济并不怎么在行, 能够依靠的是连襟孔祥熙、妻弟宋子文。宋子文作为深受英美自由资本主义熏陶的国民党内财经专家,对于自由资本主义有着天然的亲近,也曾邀请工商界人士出任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参与经济决策,曾经支持蒋介石的江浙财团的虞啸卿、陈光甫、钱新之等人都在国民政府财经系统任要职。国民政府与资本家合作的自由资本主义,支配着这一时期的经济。 政府之所以与资本家合作,给予其自由,关键在一个字——钱。纵观整个国民政府在大陆二十2年的历史,没有那一年财政不是为赤字,为钱发愁,靠借债维持。1929年至1937年,国民政府平均每年的收入五分之一来自借款、政府公债、银行垫款和透支,1927 年至1934年政府光发行公债就达到146,500万。通常政府发行的债券在销售时候给银行有一定的折扣,最低能达到六折,在加上每年7-10%的利息, 银行是稳赚不赔的,年收益最高能到25%。这是一笔巨额的、令人垂涎的收益,但反之也成为政府的巨大负担,为平衡预算宋子文殚精竭虑。 继宋 子文之后掌控国民政府经济大权的孔祥熙,同样为平衡预算发愁,试图寻求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当然这样的办法不是没有——那就是印钞票。要印钞票,首先要收回铸币权,要有具有足够金融实力的银行支持。 当时的国民政府掌控的银行,只有中央银行一家,实力弱小。实力强大曾为北洋政府控制的私人银行中国银行、交通 银行进入了国民政府的视野,通过向两家银行发行债券,以债券强行入股的形式,国民政府空手套白狼地掌控了两家银行。中央银行也通过债券增资到1亿,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银行。由此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与新成立的中国农民银行,构成了国民政府金融的支柱。 1935年的白银危机,更给了国民政府货币改革的机遇,以四大行发行的法币统一全国货币,印钞票解决赤字问题成为可能,巨额的债券收益也可肥水不流外人田。货币的适度超发不但可以填补财政赤字,也有助于刺激国民经济的发展。到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控制了全国金融资本的70%,中央银行经理国库,交通银行负责固定资产投资,中国银行负责外汇兑换,中国农民银行特许经营鸦片特货,邮政储金汇业局特许经营邮政汇兑,中央信托局特许经营全国信托业务,国有金融企业完全掌控了国家金融命脉,作为经济中枢的金融业,先于其他行业建立了国家资本主义。 在掌控金融的同时,一批所谓的“敌产”,曾由北洋政府及地方军阀掌控的企业被收归政府所有,包括铁路、邮政、轮船招商局等等,建立了最初的国有企业。以国有金融企业为核心,国民政府也投资兴建了一批工矿企业,将触角伸向实业。 1927 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的十年,在国家资本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推动下,国家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史学界将这十年称为“黄金十年”,是国民政府统治大陆 22年中唯一的建设时期。 十年间,国民政府修筑了浙赣、粤汉、陇海淮南等铁路3,793公里(不包括东北1,600多公里),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到 12,000多公里(不包括东北); 修筑公路超过4万公里,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超过10万公里,尚有65,979公里未完工; 国民政府交通部设立邮电总局, 各地建立分局,局长、副局长由中国人担任,全国长途电话线路超过4万8千公里。 1931年至1936年,中国工业平均增长率达到9.3%,其中钢铁工业更 是达到40%,1936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06.12亿元,是近代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中国还实现了关税自主,废除了领事裁判权,收回了镇江、厦门的英国租界、天津的比利时租界。 十年间,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大发展,国家资本已经在交通运输中的铁路、公路、空运、邮电等部门垄断乃至独占地位,但其相对于整个中国经济来说仍很弱小,并且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厂矿等需要大额投资的重工业、基础设施领域,而当时的中国工业经济中占据主导的是面粉业、纺织业、火柴业这样的轻工业。就算是在工矿业中国家资本也不占主导,据统计1936年中国国家、民营工矿业资本总额为13.76亿元,其中国家资本只有2.06亿元,仅仅占15%。 总的来看,在国家资本主义之下,以国家力量集推动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开始走上资 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开始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可以说没有这十年的发展未来的八年抗战将更加艰难。不过国家资本在显示其推动经济发展的正面功效时,其与生俱来的追求垄断的本性也开始显现,以金融业为中心向民营经济伸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被宋子文控制即是一例。 抗战中的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 1937 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十年的黄金时期由此结束。短短一年之内,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半壁江山沦于敌手。为了开发西部资源坚持抗战,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转隶经济部,专责后方的资源开发、工矿企业,在自己创办工矿企业之外,鼓励其收购合并公私工矿企业。 资源委员会原名国防设计委员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筹建,次年成立,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负责国防经济调查研究及创办国防重工业,力图在中 西部地区建立重工业区,以应对国防需要。 1935年,与军委会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称资源委员会,获得钨、锑等稀有金属的垄断专营。卢沟桥事变后,又获得汽油、煤炭、国防物资运输的专营,以及协助私营工矿企业内迁。国民政府拿出每年预算的1%,以及允许从钨锑垄断贸易中抽取部分利润,用作建设资金,据统计自1936年起至1945年间资源委员会获得收入折合抗战前法币1.8亿元。 以充足的资本为后盾,有“战时所需之矿业、制造军用品之各工 业、电气业收归政府办理或由政府投资合办”的政策便利,资源委员会大展拳脚,无论国企、民企只要被看上只有乖乖合并的份。截至1945年,资源委员会下属工矿企业79个,其中28个来自吞并的公私企业,30个与地方合办,自己创办仅21个,而抗战前资源委员会仅有16家工矿企业。1942年时资源委员会总资产高达法币8亿元,约占整个大后方工业资本(不包括军需工业)的40%,占国有资本的55%。 资源委员会高歌猛进,国民政府其他机构也未放弃这场权力与资本的盛宴。财政部下属的中国银行创办了雍兴实业,总资本2,000万法币,下属18家企业经营遍及纺织、面粉、机械、皮 革、制药、火柴等。其中仅纺织一项就拥有纱锭过10万枚,占当时后方纱锭总数的三分之一,1942、1943两年棉纱产量更占到40%。粮食部与中央信托 局、中国农民银行合办中国粮食工业公司,资本1,000万法币,是当时后方最大的粮食加工企业。交通部、铁道部也有交通工具制造、电厂、煤厂、酒精厂等 22家,资本过法币1亿。至于资源委员会的东家经济部,其对工矿企业的投资据不完全统计达到4亿法币。 乘着抗战统制经济的东风,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国民政府大力投资工矿企业,掀起一波国进民退的高潮,大批民企破产或被吞并。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民企”,同样高歌猛进,疯狂发展,中国建设银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1934 年,因与蒋介石产生矛盾,而辞去公职的“国舅”宋子文,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建设银公司,注册资本法币1,000万,包括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在内 的11家商业银行为主要股东,个人股不到9%。宋子文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其弟宋子良为协理。作为一家现代意义上的投资银行,抗战前主要致力于债券发行,凭借良好的政府关系,至1937年就为国民政府代理发行债券2.6亿,获利上千万。其间也曾为企业发行债券,近代著名的上海永安公司就曾因资金困难出现危机,在建设银公司帮助成功发行抵押债券500万渡过难关,建设银不但获得了债券发行收益,还以极低的价格获得了永安公司10%的股份。 1937 年开始建设银公司不再满足于代理发行债券,将目光转向实业,通过参股控股蚕食公私企业。首先被看中的是三家国企,隶属于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的首都电厂、戚 墅堰电厂、淮南煤矿,三家企业经过多年经营规模实力与盈利能力都属行业前茅、国企中的典范,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私有化的。就像许多侵吞国有资产一样,首先得将企业弄得经营困难,才好名正言顺地出售。 1937年5月9日,建设委员会突然宣布三家企业发展需要巨额资金国家无法解决,提请国民政府允许引入民间资本,推荐由建设银公司负责相关事宜。三天后,国民政府行政院火速批准了计划,饬令将两家电厂改组为扬子电气股份公司,煤矿及铁路两局改组为淮南矿路股份公司。两公司资本1,000万,除保留200万官股外,全部由建设银公司募集民间资本充实,其中建设银一家所占股份就接近50%,取得了两家 公司的控制权。 几天之内,三家国企完成私有化,效率之高令人叹为观止,原因何在,都是自己人也。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江浙财团大佬张静江,同时还是建设银公司监事长,常务理事李石曾、张嘉璈为公司常务董事。三家企业私有化后,又有一批建设委员会高官进入建设银公司任职,包括事业处处长秦瑜、设 计处处长潘铭新等。大家都是自己人,揩国家的油何乐而不为。 在整个抗战时期,建设银公司一边吞并实业,一边担当外国援华的通道,大发横财。 与此同时,它还完成了自己的私有化,成为宋子文等少数权贵掌控的企业。建设银公司原本由11家银行占主导私人资本极少,从性质上来说也算是国企,但到抗战中后期,随着国有银行所持股份的低价隐秘转让给包括孔宋家族在内的权贵,其国有股已不足5%,完全成为权贵渔利的工具。 抗战八年,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凭借国家资本,以权力为后盾,在统制经济政策之下大力扩张,国进民退。而与此同时,权钱结合的权贵资本也没闲着,凭借权力内外勾结、暗箱操作,将优质的国企私有化,化公为私,大发横财。追根溯源,其资本原始积累期的代理国家债券发行、创办企业,都离不开权力的开道。孔祥熙就曾令中央银行向其私有的裕华银行,授予1亿法币的无抵押担保贷款额度,为其扩张打开资本之门。 政府“劫收”官僚资本大发横财 抗战的胜利是国家资本的另一场盛宴,沦陷区一切与伪满、汪伪、日寇相关的动产、不动产,工矿企业、房地产、金银外币、银行、铁路、公路及各种物资,都被冠以“逆产”之名,全部收归国有,由国家处置。 按照国民党政府的安排,经济部负责工矿企业,交通部负责公路、铁路、航运、空运及邮政,财政部负责银行,中央信托局负责房地产的接收。实际在执行过程中,各部委根本没按计划办,谁先接收就是谁的,谁胳膊粗就是谁的,经常是一个地区经济部接收一遍,财政部再接收一遍,交通部再接收一遍,甚至军方还插手接收一 遍,无论逆产非逆产只要被看上了,就是逆产,被接收。 接收后的处理方式包括归接收单位所有、发还原所有人、移转、标卖,除发还外基本都是由 接收单位自行处置,尤其是移转、标卖猫腻尤多,低价内定自己人中标是常事。根据经济部长王云五的一次报告,经济部共接收厂矿企业2,411家,其中仅 127家发还,标卖、移转681家。国家资本吃肉大发横财,权贵资本喝汤获益不小,民族资本、升斗小民深受其害。 截至1946年底,除东北外全部逆产接收处理工作完成,刨去各种国防军用物资及军方接收的资产,国民党政府接收逆产总资产折合战前法币232,456万元。而东北地区作为日本建设的大后方,仅工矿业投资就有20亿美元,约合战前法币155,882万元。不过由于东北同时存在中共、苏联红军、国民政府三方接收,总体接收资产总额很难说的清楚,不过仅沈阳一地接收资产总额就折合战前法币33,216万元。 老资格的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按照国民政府的安排只能接收工矿企业, 实际上在其接收的292家企业中,除了电力、钢铁、煤矿、机械、化工、水泥、电工、金属矿、石油之外,还包括台湾的13家制糖企业,平津、台湾、东北的 12家造纸企业,以及37家其他行业企业,总资产折合战前法币24,216万元。资源委员会所接收的企业,几乎囊括了日本在华兴办企业的精华,包括鞍山钢铁公司、本溪煤矿、抚顺矿务局、东北电力公司、华北钢铁、天津化学等等。 经济部下属的纺织事业管理委员会,虽没有资源委员会资格老,但其在接收中同样获得大丰收。1945年12月,纺织事业管理委员会将其接收的112家纺织、印染及相关的机械、化工、木工等企业,整合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这 一中国纺织行业的巨无霸。1947年其拥有纺锭170余万枚,线锭33万余枚,布机4万余台,分别占全国的39.26%、70.7%、60.9%;当年布 匹产量1612万匹,占全国的40%。作为国民党政府首屈一指的特大型的国有企业,中纺公司董事长法定由经济部长出任,总经理同时兼任纺织事业管理委员会 主任,被授予全国纱布的收购与分配的特权。背靠政府,一手垄断生产,一手垄断分配,高额利润可期。1946年中纺公司盈利10,000亿,1947年也有 7,000亿。1948年,中纺公司资产膨胀到金圆券11亿,约合2.75亿美元,如果当时有世界500强企业的排名,中纺一定名列前茅。 抗战后的几年,国家资本通过接收,迅速在经济中占据垄断地位,尤其是重工业几乎是独占,资源委员会、中纺公司只是其中的典型。依靠垄断,国家资本获得了巨额利润,民营企业深受其害,大失人心。(过去一直说中国没有要日本的战争赔偿,其实日本先后在东北和华北华南的投资和工业企业铁路建设投资 ,被国民政府接收,也应该看作是战争赔偿吧?——蜜蜂) 权贵食利将政府推上绝路 抗战期间,在物资紧缺、统制经济、大发纸币、权贵食利合力之下,通货膨胀极其严重。抗战胜利后,为了缓解物资短缺、通货膨胀,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宣布废除统制经济政策,完全放开市场。企图以大量进口物资缓解短缺,抑制通货,却因此给了权贵又一次捞钱的机会,扬子建业、孚中实业就是其中的典型。权贵的参与,不但未使经济形势好转,反而使通货膨胀加剧,肥了权贵,亏了党国,失了天下。 扬子建业公司,大名鼎鼎,1946年1 月在上海成立,注册资本1亿法币。总股本100万股,其中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独占24.9万股,其余大股东包括杜月笙、范绍增、赵季言、顾心逸、姚文凯等上 海滩名人,孔令侃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公司独家代理美国60余家公司产品的进口,其下属的利威汽车独家代理美国雪佛兰、奥斯汀汽车的进口,每辆进口成本不到1,200美元的汽车,其售价常年在5,000美元以上,获得了三倍以上利润。1948年蒋经国打虎查封了扬子公司在上海的仓库,虽未发现违禁日用品的囤积,却也曝光了其进口量的巨大,其中仅汽车就有100辆,零配件几百箱。 孚中公司相对名气不显,同样也是成立于1946年1月,由中国国货银行、交通银行、金城银行发起,孔祥熙任名誉董事长,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任董事长,国货银行董事长宋子良任总经理实际掌控公司。公司总股本1亿,孔祥熙、钱新之、宋子良三人合占三分之一。孚中公司独家代理美国13家公司的产品,其中仅钢铁一项就占全国总进口量的90%。汽车也是孚中公司的主打产品,早 在公司成立前宋子良就获得了吉普车的独家代理权,仅1946年就进口吉普车700余辆、旅行车数百辆,获利颇丰。此外,孚中公司还垄断了猪鬃、茶叶、桐油、生丝等工业原材料的出口。 孚中公司虽然有大量的独家代理进口业务,但反映在其账簿上的却是销售业务的连年巨亏,盈利极少。1947年全年亏损77亿,依靠外汇兑换差价获取的80亿其他收入,才勉强盈利3亿。盈利少了,国货银行、交通银行、金城银行这些国有大股东自然分红极少,1946、 1947两年的股东分红为2312.1万元、19,530万元,从数额来看不算少,却拖到1948年12月才予以发放。在通货膨胀严重,物价一天一个样的 时代,到分红发放时超过两亿的法币只能兑换一百多美元,对于国有大股东来说,股票仅比废纸好一些。与对国有大股东的吝啬成反比的是,对个人股东的大方,董事长钱新之一次获得的分红就有8,000美元,还曾获得交通补助2,400万法币。 权贵买办公司垄断进出口,获利丰厚,为了规避通货膨胀造成的货币贬值,利用官方外汇汇率的偏低再捞一笔,买办商行通常在获得法币后最短时间内利用特权兑换为美元外汇。以工业原料硫化元为例,一担硫化元进口成本 为40美元,出售所得的法币按官方外汇牌价,却可以换的500美元,又可订购12.5担的硫化元。1947年7月29日的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第4版 披露,孔宋家族的扬子、孚中公司套取外汇超过3亿美元,舆论一时哗然。虽然第二天《中央日报》登文澄清,是编辑将小数点弄错,将数额放大百倍,实际只有 300多万美元。无论是3亿还是300万,毋庸置疑扬子、孚中都从中获利丰厚。 《中央日报》的小数点错误,故意也好,无意也罢,都从侧面体现出社会对权贵资本不顾民生,依靠特权大发横财的憎恨。民情汹汹,社会掀起倒宋倒孔风潮,国民政府的处置无力,大失民心,埋下了国民党政府败亡的伏笔。 中国国内的大规模声讨权贵资本,也传导到了美国,美国政府发现其对华援助为权贵套取,杜鲁门异常愤怒,不查封了被怀疑为国民党政府权贵在美国银行中的存款,还停止了对华援助,这对全靠美国输血吊命的国民党政府是致命的,不到一年即败亡。 纵观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22年统治,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选择没有任何问题,并在抗战前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然而,国家资本在权力与资本结合之下,畸生出官僚资本、权贵资本,所谓的国有企业就成了官僚集团谋取私利的工具,损公肥私,化公为私,以权谋私,比比皆是,肥了官僚权贵,亏了国家、民众。官僚权贵食利,一步步将国民党政府推上绝路。 ~~~~~~~~~~~~~~~~~~~~~~ 这是应该吸取的教训,在台湾国民党一致声讨宋子文孔祥熙“发国难财”罢了他们的官,蒋介石认识到这些了?应该认识到了。嘿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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