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 专访王盛荣(上):“28个半布尔什维克”最后一人 |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6月27日19:38:50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
2005年初冬,我在武汉见到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唯一还健在的王盛荣,他也是中共第一届军委唯一还健在的委员——那一届军委,后来出了六个元帅。第二年9月,百岁老人王盛荣去世
◆高伐林 在中共党史上,有一批人曾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发源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说法,在中共早期历史上曾经相当流行,四十年代以后慢慢被人淡忘,却在“文革”初期因康生断言“‘二十八个半’没有一个好人!”将之妖魔化,而重新引起人们注意,人们才知道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陈昌浩这些党史上的“错误路线代表人物”原来都在其列,“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中的杨尚昆也是其中一员。这个称谓就跟六十年代兴起的“裴多菲俱乐部”“资产阶级司令部”等词汇一样,成了“阴谋帮派”的代名词。以康生当时的权势气焰,这句话仿佛盖棺论定,凡在大陆、还在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都遭到审查批斗,有的甚至被关押,被迫害至死。 岁月流逝,人事代谢,七十年过去,“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陆续作古。其中最年轻而只能屈居“半个”的徐一新,也已经去世,杨尚昆也于1998年寿终正寝。有党史研究者撰文说:“二十八个半”已经无人在世。但笔者因为意外的机缘,却查访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还有一人仍然健在。 他就是王盛荣,2005年时99岁,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号称“百岁”。 病房中的老红军 王盛荣这个名字,笔者在“文革”中就曾听到过、看到过——听到,是在“打倒”的口号声中;看到,是名字上打着黑叉。知道他虽然是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但是在中共历次路线斗争中都“站在反对毛主席那一边”。“文革”中他被打成武汉“反革命组织”“北、决、扬”的“黑后台”,投进监狱。被关押的头三年,他被押解到全湖北省70多个县市,挂着铁牌子,强行反扭双手、弯腰低头(俗称“坐飞机”)接受群众批斗,批斗场次多达190余场,仅在武钢就斗了15场。他是一个残疾人,在战争年代失去一条腿,他的假腿、双拐支撑不住躯体,多次倒在台上……笔者绝没有想到,经历过这么多摧残磨难,他居然顽强地活到了今天。 2005年初冬的一天,经过朋友介绍,获得王盛荣女儿的信任,笔者坐着她开的车,前往位于武汉东湖之滨的一家医院,去探访已经住院23年的王盛荣老人。一路上她告诉我,父亲从1967年坐牢,1978年才平反出狱,尽管高龄,头脑一直非常清楚,接待过不少党史研究人士,只是在最近思维才有点不很清晰了。 医院毗邻万顷碧波,在中国这个特大都市的一隅,这一带勉强算得上相对幽静。医院大楼的这一翼病房,都是长住疗养的老人,多半自己雇人照顾,虽然医院设有专门为病员服务的营养食堂,但病房的空气中仍然洋溢着烧饭炒菜的喧闹。几乎每扇病房的门都敞开着,家属亲友探望,进进出出,却几乎看不到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我们一路排闼直入,无人把关询问。 对于老人,或许这浓郁的人间烟火气,倒比寂静无声更为他所需要。王盛荣老人正坐在病房正中轮椅上休息,见到我们进来,显得格外惊喜。听他女儿说我来自美国,他“哦,哦”几声,投向我的眼神更带了几分好奇。 老人独住一个带卫生间的单间,还有一个兼作厨房的阳台。房间不算多么宽敞,就像日常家居住房,电视、茶几、沙发一应俱全,对于日常需求十分简单的老人,足以让他安享晚年。只是屋角多了吊瓶架和准备应对不时之需的氧气瓶,提醒我们,这里毕竟是随时提防死神的医院。 我们是突然闯来的不速之客,老人并未着意修饰,但面容干干净净,衣着整整齐齐,他不拒绝我给他照相,抓拍、摆拍,都非常配合。与所有年迈者一样,他的身躯已很瘦小,左腿从大腿根部起就没有了;但是目光炯炯有神,喜怒哀乐的表情相当丰富,一口地道的武汉乡音,口齿相当清楚,很愿意跟我们多聊聊,问长问短。他问:你从美国来,那边中国人多吗?中国人在那儿都干些啥呢?美国现在情况怎么样?……当然,他也很乐意对我这个后生小子讲讲他自己的往事——虽然他已经无力将百年岁月天翻地覆的大事一一剥离开来,要想从他混蒙的脑海中去捞取某一个事件中的细节、某一个印象,已经不可能了。当问起他的留苏生涯时,他说:“一起去了三个,一个去了国民党,一个死掉了,还剩一个——王盛荣在这里。”风趣地指着自己的鼻子。 王盛荣老人度过六十年跛腿生涯。(高伐林摄) “我不够格进‘二十八个半’” 九九老人王盛荣,在“文革”中被斗得死去活来,其罪名之一,就是说他属于这个“二十八个半”。他本人对此坚决否认,认为这是个被康生强加、被江青认可的“罪名”。他说:“二十八个半”是以王明为首的党内高级知识分子的小圈子,这些人学识渊博,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示都是由他们翻译,他们自以为握有上方宝剑,可以号令天下。而自己虽然也在莫斯科学习过,可肚子里并没几滴墨水,与他们也无密切交往,就是想往“二十八个半”里面钻,也不够格啊。 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七十年来不实之词确实很多,“文革”中的大字报语言更作不得准。近年来禁区逐渐被突破,比较实事求是的研究著作不断出版和引进。汪云生的专著《二十九个人的历史》(昆仑出版社,1999年2月),翔实介绍了这个群体的来龙去脉;当年也属“二十八个半”之一的杨尚昆和盛岳,分别在《杨尚昆回忆录》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辟出专章来从根到梢地讲了这件事。笔者还查阅了《罗章龙回忆录》等书,相对可信的多数史料中,是确凿地将王盛荣列入“二十八个半”的。 为什么会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样的称谓? 对于今天的读者,得首先解释“布尔什维克”。这是俄语“多数派”的音译。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围绕党纲、党章问题展开激烈争辩。以列宁为首的一派在选举中央领导机关成员时获得多数,就叫“布尔什维克”,“成者为王”,他们自居为“革命派”,后来把少数派驱逐出党,成为独立的社会民主党(布),即俄共、苏共的前身。 中共是俄共按自己的模式在“十月革命”后一手建立起来的,中共早期领导人难免采取“拿来主义”,直接搬来“苏维埃”“布尔什维克”这些音译词。这其实并不策略,很难为文化不高的工农大众理解,更在与反共势力的宣传战中丢分——很容易被对方说成是“卢布党”。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称谓得追溯到20年代的莫斯科中山大学。这所专门招收中国学生的大学成立于1925年秋,全名是“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1928年改为“中国劳动者中山共产主义大学”)。冠名“中山”表示铭记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恩泽。经费主要来自“赤色职工国际”,而这个机构是苏联工会中央委员会掏钱操办。被选派的第一期学生共340名,并不限于国民党人,共产党人更多,我们不妨将之看成为国共两党按照莫斯科的意旨培养政治理论骨干的“海外联合党校”。在第一、二期学生名单中,我们能发现如下名字:蒋经国,冯洪国、冯弗能、冯弗伐(均为冯玉祥之子女),于秀芝(于右任之女),邵志刚(邵力子之子)…… 该校学制两年,课程有历史(包括中国革命运动史、俄国革命史等)、哲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军事学等。先后有三个校长:拉狄克、米夫、威格尔。其中米夫通过学生控制中共的野心最大,但他后来也成了斯大林“清洗”的牺牲品。 从1925年到1929年,每年都有一批人由中国长途跋涉、辗转赶赴中山大学学习,莫斯科成为中国精英荟萃之地。不过,1927年春夏,蒋介石在上海“清党”、汪精卫在武汉“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取缔”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之断绝一切关系,严禁再向莫斯科派遣学生,莫斯科中山大学成了苏共为中共独家开办的党校,直到1930年夏大学宣布解散。 “二十八个半”的确切名单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于1929年夏天诞生。中山大学照例进行一次学期总结大会,中心议题是“大学支部局的路线是否正确”。大会争议激烈,开了十天,史称“十天大会”。最后只好就中大支部局的报告举手表决。有28人投票拥护支部局,一人既年龄小又观点“摇摆不定”,“二十八个半”便由此而来。 汪云生在其著作中考证指出: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头头的王明,几个月之前就被共产国际派回了中国,其实并没有出席“十天大会”,没参加的还有张闻天、王稼祥等。汪云生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专用名词是在‘十天大会’上产生出来的,但其具体人物则不是在那次会议上确定的。”在大会上投赞成票的,未必就是“二十八个半”之一;没有参加那次会并投赞成票的,也未必就不是“二十八个半”之一。当事人杨尚昆也加以澄清说:大会上拥护支部局有90票,仍属少数。 早在1927年夏初,年仅23岁的王明心眼多多,向时任副校长的米夫献计,趁所谓“教务派”和“支部派”之争,对反对这两派的“第三势力”加以利用。这为米夫当校长铺平了道路,王明也成了米夫的心腹。之后,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联络了一批看法接近的人,在反托派、反瞿秋白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反其它各种派别像“江浙同乡会”、共青团“光泽派”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二十八个半”。 笔者看到过好几种“二十八个半”名单,颇有出入,涉及的人数都加起来,超过一倍都不止。为何众说不一?原因即在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并非确定的群体,没有明确的成员,这个说法其实是因为王明一伙以“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意即“绝对正确”)自居,被反对派扣的一顶帽子,是一种表达反感的蔑称。 笔者这里采纳汪云生给出的名单。他比较了多种资料后说:比较通行、也比较可信的说法,是指以下29个人: 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绪)、王保(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纯)、孙济民(际明)、杜作祥、宋潘民(盘铭)、陈原(源)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以(一)新。 盛极一时,贻祸百载 有史以来像苏共、中共这样将党内斗争看得如此严重而绝对,斗得如此执着而残酷者,数不出几个。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共学生本来就带来国内的矛盾分歧,山头林立,“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红楼梦》语),而校方和共产国际又将苏共党内的路线、宗派之争掺合进来,更搅得你死我活。善良的人往往不解:同在镰刀斧头红旗下,怎么自己人斗得这么狠?原因并不复杂:为了在敌我斗争中取胜,本来就无所不用其极,专制君主是谁有父王授命谁上台,民主领袖是谁有民意拥戴谁上台,而当时中共拼的是路线——谁能证明自己路线“正确”谁上台,证明不了就下台。为此,就得将论敌打成“内奸”“叛徒”“反革命”和“托派”。 1929年夏天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陆续回到国内。1930年底,米夫来华。他此行就是要把王明等人扶上台,控制中共权力,以保证“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化”,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 1931年1月7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提出中央委员补选和政治局改组名单,要求中共“按照组织纪律”必须通过。翻脸大吵一番之后,王明、沈泽民、夏曦等九人补进了中央政治局。连中央委员都还不是的27岁青年王明,就成了中共掌舵人——不过,挂名总书记还是向忠发。王明将“二十八个半”派往各苏区当“钦差大臣”,赋予他们推行极左路线、生杀予夺的极大权力:王稼祥、杨尚昆和笔者见到的王盛荣,被派到中央苏区,陈昌浩、沈泽民等被派往鄂豫皖苏区,夏曦等派到湘鄂根据地……王明重新赴苏联,就任共产国际代表临行前,在一家小酒馆“任命”博古为接班人,总管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二十八个半”控制了从中央到各根据地的权柄。他们推行的对敌斗争的路线策略错得一塌糊涂,这里姑且不提;他们残杀自己人不眨眼,让人毛骨悚然。 1932年4月,夏曦开始以“肃反”为名实施第一次大清洗,捕杀红军、地方干部达千余人,师以上干部27人,都是贺龙红二军团和湘鄂西根据地创始人和骨干。在洪湖地区屠杀基层干部和群众达一万多人。当年8月,夏指挥第二次“肃反”又杀掉一大批人,这一次被屠杀者无法统计,仅团、营、连干部就有241人。1933年3月,夏曦结合根据地内“清党”又开始第三次“肃反”,这次杀掉红军数千名干部战士,连洪湖红军杰出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段德昌,毛泽东诗词中“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柳”即柳直荀,也被杀了。当年6月,第三次“肃反”未结束,又开始第四次“肃反”,杀了三千多人,其中甚至有同属“二十八个半”但不赞成“肃反扩大化”的宋盘铭。经过四次“肃反”,曾经有两万多人的红三军,下降到三千余人。夏曦在位只有两年多一点,竟然杀掉数万红军官兵和群众,他是不折不扣的杀人魔王。 夏曦同张国焘比起来却是小巫见大巫。去给张当助手的陈昌浩任红四军政委,沈泽民当鄂豫皖中央分局副书记,从理论和行动上支持张国焘“肃反”密令,堪称帮凶。仅1931年秋天两个月,鄂豫皖苏区的红军指战员就被杀掉十分之一,达2500多人。1933年3月,红二十五军内一次就逮捕3900人,当即杀掉2500人。军长许继慎被用绳子活活勒死,另一个军首长周维炯被乱棍打死。1933年6月以后,张国焘、陈昌浩又在新开辟的川陕根据地大屠杀,杀了红四军第一任军长邝继勋;另一领导人曾中生在红军中威望很高,他们不敢公开杀,是长征途中在张国焘住房里被用绳子勒死的…… 大浪淘沙,分道扬镳 “二十八个半”后来分道扬镳。 王稼祥到达中央苏区后,转而支持毛泽东领导红军;在遵义会议上他与张闻天站在毛这一边;毛泽东在“七大”时专门讲:“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他们却没熬过“文革”,在受冲击和批判中去世。 博古与德国顾问李德指挥红军作战一败涂地,不得不承担责任,交出了权力。后因飞机失事而亡。“二十八个半”在战争年代牺牲、病故或因意外而死的还有:沈泽民、夏曦、殷鉴、陈原道、何子述。 李竹声(上海中央局书记)、王云程(团中央书记)、孙济民(组织部长)、盛忠亮(代理上海中央局书记)、汪盛荻、袁家镛(江苏省委书记)、朱阿根(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等人被捕后叛党;杜作祥(上海中央局妇女部长)被捕后下落不明。 凯丰(中宣部副部长)、陈昌浩(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王盛荣、杨尚昆、徐以新(外交部副部长)、张琴秋(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等人,有幸活到建国以后,还担任过许多不同职务,也程度不同受到许多冲击。其中陈昌浩在“文革”中自杀。杨尚昆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最走运的。抗战胜利后,他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后来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66年,他因对毛泽东录音窃听事件被打倒,关了12年。“文革”后平反进入权力中枢,当了国家主席。 王明、孟庆树夫妇对于造成的灾难未曾悔改。党的“七大”召开时,王明患病,开幕式时被抬进了会场,历时15分钟。毛泽东劝服代表仍将之选为中央委员。1956年2月他去苏联治疗定居,1974年3月27日,在莫斯科寓所抱病写完《中共五十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出版中文版)的第四天病死,享年70岁。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中共党史上交织血与火的一页永远翻过去了。他们,不是神,也不是魔,然而,不论其初衷多么不同——从最高尚到最卑劣——他们却在不短的一段时间内,左右了中共的走向,共同写下了一出大悲剧,包括他们个人的悲剧(而其中像夏曦,不论当权者将他供奉在什么样堂皇的先烈祠里,都是中华民族的罪人,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对于后人来讲,或许更重要的是思索:即便是有憧憬、有信念的年轻人,怎么才能避免落入阴谋和残忍的万劫不覆的梦魇。 王盛荣老人与女儿。(高伐林摄) 附录: 杨尚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来龙去脉 中山大学坐落在莫斯科河西的沃尔洪卡大街16号,是一幢四层的楼房,里面有教室、办公室、图书馆和餐厅,据说革命前是俄国一位贵族的府邸,屋宇宽敞豪华,大厅里浮雕精致,吊灯堂皇。楼前一片树林,间有排球场地。楼后的篮球场上,我们到达时,泼水成为冰场,许多学员在溜冰。早期的学生就住在这座楼里。后来学生增加了,楼里已容纳不下。到我们去的时候,学生上课是一个地方,住的是另一个地方,那里像大礼堂一样,一排排床,房子还整洁,但没有单间房,厕所是公用的。已经结婚的夫妻,就用铁丝拉起白布,划出一块来。学员生活待遇很好,衣食住行都由学校供给,每周还有两次晚餐改善伙食,星期六有蛋炒饭、火腿肠、鸡蛋,每月津贴25卢布,一般用于买烟酒和吃中餐。 “江浙同乡会”事件 中大的学员基本上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大革命失败以前进校的知识分子,其中有的是留校的毕业生。他们俄语比较好,不但在党校里占有重要的地位,有的任副校长,有的是支部局委员,有的还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和校内中国问题研究所的实习生或研究生。王明是米夫的翻译,中共在莫斯科举行六大期间又担任大会的翻译,斯大林和中国领导人谈话时也由他口译。张闻天和博古先后担任过向忠发的翻译。我是翻译班的,又担任特别班的口译。人们称我们为“翻译派”,对领导比较靠近。 另一部分人是大革命失败后从国内来到莫斯科入校的。他们中不少是老干部,是大革命斗争中的骨干,被称为“实际派”。 这两部分人经历不同,心态也不同。 “翻译派”自称“新知识分子”,许多人自命不凡,看不起国内的领导人,认为他们不懂理论,认为“实际派”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把中国革命搞垮了。王明更是如此,他瞧不起原来的领导人,讥讽他们不知道怎么革命,甚至骂他们是“罪人”。 所谓“实际派”,他们对大革命的失败既不甘心,又有埋怨情绪。有的责备领导无能;有的认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鲍罗廷有严重责任,甚至责怪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王明和米夫盛气凌人地指责这些同志是“右派”、“工人反动派”、“共青团先锋派”和“教务派的残余”等等,帽子满天飞。后来,凡是对支部局有不满的,一律被列为搞“第二条路线”,将反托派、反“第二条路线”的斗争结合在一起,捕风捉影地闹出一个“江浙同乡会”事件。 中大的江浙籍同学,出于同乡情谊,常在一起吃中国餐。一次,在东方大学当翻译的孙冶方,约请董亦湘、俞秀松等老乡在家里聚餐,有人开玩笑说:他们是开江浙同乡会。无独有偶,蒋经国转到列宁格勒的军政学院后,月津贴增加了,俞秀松、董亦湘等老乡写信要他作点“贡献”,戏称“缴会费”。王明便诬陷这是一个秘密的“政治派别组织”,不但莫斯科有,列宁格勒也有,头头是原教务派的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重要成员有蒋经国、左权、朱务善等,而“工人反对派”是受“江浙同乡会”指使的群众。米夫请“格别乌”(克格勃前身)派人参加调查。结果“只发现一些微不足道的证据”。王明不肯罢休。这时,中共中央派向忠发、李震瀛到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届代表大会,米夫和王明就请向忠发到中大来作报告。向忠发偏听偏信,9月14日在大会上放炮,说“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领袖和中心人物要“予以严厉的制裁”,积极分子“应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这一来,中大江浙籍学员人人自危,他们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代表团申诉,要求重新调查。代表团指定瞿秋白等处理这件事。王明控制的支部局同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展开一场调查和抵制调查的斗争,这就是后来延安整风时博古所说的王明宗派“反对中国党的第一战”。 瞿秋白派中共代表团成员邓中夏、余飞来中大查对事实,支部局拒绝合作。代表团经共产国际同意到“格别乌”机关查阅“江浙同乡会”调查材料,他们又予以拒绝。代表团只好通过在中大学习的亲属,像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弟弟瞿景白、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等找人交谈。支部局又说他们是拉帮结伙,想夺学校领导权;他们和谁来往,讲了什么,都有单子记着,甚至用窃听等极不正派的手段。最后,瞿秋白向中共中央写报告指出:被指控为“同乡会负责人”周达文是贵州人,“重要成员”左权、朱务善是湖南人;而张闻天、沈泽民和博古等虽然是江浙人,却和“同乡会”的人观点不同,可见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组织;这些学员确实对支部局有意见,但并不是派别活动。代表团要求王明等提供新的证据,王明等置之不理。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中央和中共代表团为此组成审查委员会。这时党的六大已经闭幕,留在莫斯科处理未了事情的周恩来参加审查委员会,召集中大支部局负责人和被指控的董亦湘、孙冶方等进行对质,结论是:指控不实,不存在“江浙同乡会”。周恩来在中大全体师生大会上宣布了这个正确结论。米夫和王明反中共代表团的“第一战”输了。 “十天大会”两军对垒 为了报这“一箭之仇”,1929年暑假前,在10天总结工作大会上又发生一场斗争。 总结工作的党员大会是例行的,但这一次却不寻常:第一,它是在联共党内正在开展反对托派和右派联盟的紧张气氛下召开的;第二,米夫和支部局想借这个时机同“第二条战线联盟”摊牌,所以特地请莫斯科区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到场讲话,共产国际远东局也派人参加。在这样的状况下,瞿秋白没有应邀出席,而派张国焘到会作代表。王明已在3月间回国,但他和米夫长期以来对中共代表团散布的流言蜚语,却早在群众中煽起了对立情绪。我和博古担任这次大会的翻译。 会议开始后,区委书记在讲话中全力维护支部局,说它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对“第二条路线联盟”进行批评。李剑如和余笃三气愤不过,很不理智地当场起来抵制,会场秩序混乱,不但打断了区委书记的讲话,还不让博古和我翻译下去,张闻天也遭到大家的反对,沈泽民几乎被赶出会场。 大会对支部局的工作辩论了10天,最后只好付诸表决。李剑如等的鲁蛮行动,既激怒了共产国际监委会,又失去了许多群众的同情,但即使这样,多数党员宁肯采取中立,也不愿支持支部局。拥护支部局的只有90票,仍占少数。 会后,联共中央派人调查,因为米夫和王明排除异己的活动是打着反托派和反右倾的旗号进行的,所以调查报告虽然对支部局日常工作中的许多缺点作了批评,在政治路线上仍给予肯定。 清党运动 我们在达那英卡海滨度过暑假后,回到中大,学校的清党运动就开始了。米夫离开了学校,但共产国际东方部仍然管理中大。10月,支部局调整组织,博古转到中国问题研究所去了,我可能因为人缘比较好,被选为支部局委员。从1929年10月到1930年底,我不读书了,主要搞社会工作。当时,支部局成员正职都是苏联人,书记苏联人托景是米夫派,操纵一切,宣传部长希季钦,夏曦和我是副部长。王明走后,张闻天和博古也不在支部局了,但是这条线还在,张闻天和博古同米夫主持的东方部有直接联系。领导中大清党运动的三人委员会是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派人组成的,主任委员柏烈仁。柏烈仁指责瞿秋白政治上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富农路线,在中大学生中培植派别势力。这在学生中造成一种空气,凡是过去不支持支部局而和中共代表团接近的,都将受到追究,他们因此愤愤不平。瞿秋白弟弟景白一气之下,把联共的预备党员证书交还支部局,第二天,他失踪了。 1930年5月,米夫向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宣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委员会作出的决议案,声称:李剑如、余笃三已“走到实际上与托派联盟的道路”,中共代表团须担负“部分责任”,“中共代表团的多数(瞿秋白、邓中夏、余飞)领导了李剑如、余笃三派的活动”。对瞿秋白等三人下逐客令。他们被迫来中大作检讨。 清党第二阶段是停课搞人人过关。由柏烈仁坐镇,中国学生逐个地在大会上“过筛子”,从个人历史讲到现实斗争中的立场,不会俄文的有人翻译。讲完后,台下200多党员都可以向你提意见、揭发、追问,直到没有人提意见了,就算Pass。提意见和通过的关键,是看你是不是紧靠学校支部局。紧靠的,就保护你过关;半靠的,特别是不靠的,就揪住不放,进行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是拥护支部局的,清党委员会对我的结论是:出身不好,但基本立场正确,派回国内做实际工作。清团和清党同时进行,如法炮制。结果,全校有百分之五六十的学员被扣上“托派”、“托派嫌疑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右派”等政治帽子,有的开除党团籍,有的送到工厂农村劳动改造,还逮捕了30多名“主要分子”。瞿秋白的爱人杨之华被送到工厂劳改,陆定一的爱人唐义贞、沈泽民的侄女沈莲春、我的爱人李伯钊都被开除团籍。中大停课清党,先后闹了100多天。 1930年秋,清党结束。中大宣布停办。瞿秋白等随恩来同志回国。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当事人和党史界一直有争论。1980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曾邀请19位当年中大学员开过一次调查会,会上达成共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说法,不能准确反映王明教条宗派的形成、发展和分化的实际情况,也不能说明它的性质和危害,建议今后不要再使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专用名词。我是出席会议的成员之一,同意这个建议。具体地说,当时确有以王明为核心的教条宗派,主要是指一部分靠近中大支部局的党员,在政治立场和思想情绪上比较一致,但是,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成员。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只是别人对他们的一种笼统的说法,所指的人也不尽相同,谁也没有列出过一个确定的名单来。有人说:1929年夏,在支部局召开的总结大会上,最后表决时只有28名党员拥护支部局,因此得名。这根本不是事实。那次表决,支持支部局的共有90多票,另外还有30票是苏联人,但仍居少数。 还有人说“二十八个半”中的“半个”是指一名共青团员,年纪很轻,所以称为“半个”。这更经不起推敲。因为参加10天总结大会的是党员,团员不参加,更没有表决权。 以后的历史证明,王明的教条宗派经过多次分化,经延安整风分清路线后,这个宗派就不存在了。 米夫和王明在学校中培植这个宗派是有政治野心的。米夫是想在中国党内安插亲信,王明则想借机在党内夺取最高权力。1927年来武汉时,米夫就向陈独秀推荐王明,没有得逞。据周恩来同志说:六大选举期间,米夫在筹备选举的委员会上说过,中国党负责人理论上很弱,现在有些较强的同志如王明、沈泽民等,暗示可以提拔他们参加中央。当时没有什么人理他。这就是后来中大学生中流传米夫要提拔王明当中央委员的原因。1931年1月,在党的四中全会上,米夫一手操纵,将没有实际工作经验而在会前并非中央委员的王明,一步跨进政治局。足见米夫培植亲信的苦心。 (摘编自《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 下篇预告:专访王盛荣(下):中共党史上资格最老的健在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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