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駐華大使李潔明在其回憶錄《中國通》中說過這樣一句話：“對於任何一件事情的發生，都有三個版本：你的版本、我的版本和事實真相的版本”。這話說的很有道理，看待歷史，每個人最後都會形成自己的版本，並以這個版本為依據試圖影響他人，這就是歷史觀。本文是百度歷史吧網友“順流耶逆流矣”的長貼《一些易被忽略的近現代人物言論》的整理版，該貼搜集了一些不太容易找到、易被忽視的近現代人物言論，主要涉及從北洋時代至共和國前40年的政治、軍事領域的局中人。資料庫是國家圖書館縮微文獻閱覽室的微縮資料，CA000037以後的細項。引述此文，並非贊同文中摘錄的內容，只是作為參考。作者也承認不能保證資料的真實性。這裡摘的，一般是會議發言、黨組內部的通氣會，或者懇談會，都屬於相關高層內部的消息傳遞，一般比較敏感和直白，通常不見諸公開媒體。我黨照稿宣讀的，文采比較流暢的，一般出現在新聞聯播，或者人民日報上。二者屬於不同的信息傳導類型。

大陸篇：

"同志們，我們的鬥爭策略，將發生巨大的變化。這一點，每一個在白區工作的同志，都要十分清醒。隨着日寇滲透我華北，在今後很長一段時期內，中日民族矛盾將越來越尖銳，並在局面地區，超越階級矛盾，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我們共產黨人認為，民族矛盾的本質是階級矛盾，任何民族矛盾都是階級矛盾激烈化的產物。我們同樣認為，在一定時期內，民族矛盾可以較獨立地產生群眾影響，並為革命創造機遇。

現階段，我們的白區工作，要逐漸向激發群眾的抗日熱情、揭露蔣汪政權（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共對南京國民政府的稱謂之一）的不抵抗政策轉變。我們在城市中的爭取對象，由勞工群體、青年學生群體，向較有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群體、較關心時事的小資產階級群體和部分較具有愛國心的產業主群體擴張。我們尤其要積極爭取華北地區各大城市中的抗日軍人親屬，通過他們，積極向較具有抗戰精神的國民黨地方武裝表達善意，並進行人員接觸。

我們的任何行動，都是為了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同時，在行動中，我們要嚴格恪守人與人交往中的道德標尺，在點滴中展現共產黨人的人格與胸襟。我們，與蔣汪政權的特務，正是在這一點上，有着本質的區別。這也保證了我們必將取得勝利！"

——李克農，原中國工農紅軍第1方面軍政治保衛局局長，原紅軍工作部部長，原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1935年11月《今後一段時期的工作導向》

我們的秘密工作，要始終堅持三個點：入戲、交友、耐心。

入戲，就是要我們的同志忘記自己的身份，忘記作為一名共產黨員的一切，徹底地全面地融入到工作的環境中，每日吃什麼、做什麼、看什麼，都要完全的符合所扮演人物的身份；

交友，就是要在符合身份的情況下，較多的結交各個層面的人，較多的與各方勢力打交道，較多的建立跨行業跨地理的社會關係，並利用這種複雜的社會關係，為我們開展工作提供保護；

耐心，就是不急於求成，不讓激烈的革命理想影響自己的工作，要善於在較無收穫的情況下堅持崗位，在長期無法開展革命工作、甚至長期無法與組織取得聯繫的情況下，隱藏自己，保護自己，等待機會。

我們的工作，是細緻而瑣碎的，是緊張而危險的，是需要大膽實踐與謹慎實驗的。任何衝動的心理，都是我們的敵人，哪怕它包含有高尚的目的性。”

——胡底，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國家政治保衛局偵察部部長，原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野戰司令部特派員，原國家政治保衛局紅軍工作部執行部部長，1932年3月《培訓工作中的講話》

我們有些同志，有急於立功的心理，這是十分有害的。白區工作的特殊性，決定了我們較少有機會畢其功於一役，而只能循序漸進。副主席（指周恩來，時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立下的‘施緩手，布閒棋’規矩，一直是我們工作的座右銘。我們對同志們的要求，第一是堅持，第二是堅持，第三還是堅持。在形勢緊張的時刻，你們會很長時間失去組織支持，失去戰友的保護，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甚至更長……

你們不能有任何衝動的舉動，只有堅持，在積極準備中堅持。同志們，你們是我們打入敵人肌體的釘子，是扎入敵人心肺的尖刀，你們只要堅定地釘在那裡，就會一直讓敵人流血，在不知覺中侵蝕敵人的生命……”

——錢壯飛，原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機要秘書，原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政治保衛局局長，1933年4月《對一些不良工作傾向的批判》

同志們，我們之所以要優先關注印度次大陸的問題，是因為那裡的局勢很緊張。葉海亞·汗（時任巴基斯坦總統）進行了鎮壓，拉赫（時東巴基斯坦獨立派領袖）被拘捕，美國人開口支持，這些是有利因素，不過是表面有利。據我們的情報，那裡（指東巴基斯坦地區）現在很亂，有至少30支獨立傾向的游擊隊，獨立軍占了大部分鄉村，巴中央軍只能在若乾重點城市困守，出了城寸步難行。這種情形很熟悉，老蔣當年也這副樣子，就被我們消滅了。從我們的革命鬥爭經驗分析，巴中央很難全勝，甚至有失去東巴的危險。這還僅僅是印度在暗、東巴獨立軍在明的情況。根據戰情研判組（指原國防部戰略情報分析委員會下屬的時情研判小組）的預測，一旦印度人站出來，甚至不用老大哥（指蘇聯）出手，巴中央在東巴的統治將全面崩潰。這在本質上，是巴政府自身的問題，是一系列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的延伸，是偶然中的必然。但就我們而言，東巴、西巴是鉗制印度的兩把鋼夾，也是抵禦老大哥在次大陸滲透的兩個堡壘，戰略意義至關重要，不容有失。一旦東巴變天，西巴就有在強勢壓力下，局部妥協的可能。同時，我方在次大陸將處於更加孤立的局面，甚至不得不做出某些退讓。因此，同志們，這是個嚴重的問題。一旦印度站出來，或者老大哥開口，局勢將如何發展，我方要做何應對，我們必須預而有備！”

——耿彪，原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巴基斯坦大使，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1971年2月《在南亞局勢通報會上的講話》

註：1971年3月25日，租吉布·拉赫在東巴基所坦發動不合作運動，並代表穆吉布·拉赫曼伊斯蘭教族長宣稱孟加拉國的獨立。

1971年3月底，巴基斯坦總統葉悔亞汗下令，對東巴基斯坦進行軍事鎮壓，孟加拉國獨立戰爭爆發。

1971年12月，印度在蘇聯的支持下，對巴基斯坦發動武裝進攻,肢解了巴基斯坦，第三次印巴戰爭爆發。戰爭爆發時，西巴基斯坦向中國求援，由於當時中國正處於文革時期未能對西巴實行軍事援助，但在輿論上對印度進行了譴責。

這個地方（指阿富汗），一直在亂，以後會更亂。塔拉基（指原阿富汗阿富汗民主共和國革命委員會主席）被處死，這應該是一個起點。當然，他（指塔拉基）也可能還活着，但無關緊要，他已經失去控制權，等於政治死亡。阿明（指原阿富汗部長會議主席）清洗了反對派，改組軍隊，向宗教勢力妥協，最關鍵的是向美國人試好，這些舉措，我們可以肯定，是要觸怒勃列日涅夫的。他（指勃列日涅夫）現在自認為是個神，是比列寧、斯大林還高大的存在。他個人不會喜歡阿明的挑釁，蘇聯的地緣利益也不允許這種做法。按照老大哥的一貫作風，或者找代理人打一仗，或者自己上陣打一仗，總之，是要打仗，這點不用懷疑。

怎樣的做法，符合我們的利益？

參見尼克松在印支的境遇，我們認為，蘇聯人赤膊上陣比較好（全場笑）。阿富汗沒有越共這樣硬的領導核心，但那裡有一百年來的反侵略傳統，還有一處處手握實權的部族、宗教首領。在我們看來，這些勢力是極端反動的，但正是因為他們的反動，他們要拼死維護自身的利益，這是他們的階級本性。這一點，或許會讓那位比列寧更偉大的人物頭疼好久（全場笑）。我們，美國人，包括歐洲人，都會關注蘇聯的動向。一句話，我們不主動參與，但要默認鼓勵，這是一個機會，一個讓老大哥崴腳的機會，我們要把握住！

——劉寧一，原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原世界工會聯合會副主席，原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1979年10月2日《在阿富汗局勢通報會上的講話》

註：1979年9月14日，阿明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極端親蘇的塔拉基政權。

1979年9月16日，阿明任阿富汗人民民主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阿富汗民主共和國革命委員會主席團主席、保衛祖國最高委員會主席、保衛革命全國組織中央委員會主席，併兼任政府總理兼國防部長和武裝部隊總司令。

1979年10月23日，阿明宣布蘇聯駐阿富汗大使普拉諾夫為“不受歡迎的人”，要求蘇聯召回。

1979年11月11日，阿明拒絕蘇聯政府邀請其“訪蘇”的建議，並直言“擔憂人身安全遭到威脅”。

1979年12月初，阿明派遣外交人員，分別前往美國、中國、聯邦德國、英國、巴基斯坦等國，表達改善外交關係，增進友好交往的意見。

1979年12月3日，中國政府稱讚阿明為“致力於阿富汗民族獨立、保護阿富汗傳統文化的堅強的戰士”，阿明隨後表示感謝。

1979年12月27日，蘇軍入侵阿富汗，擊斃阿明，並殺其4個妻子和23名子女。

“敵約200人，或更多，

射擊精準，

掩護隊形完整

判斷為設（此處無法看清，疑為設伏二字）

我無法突圍，

車燃（此處無法看清）

……

決心抵抗到底，

我方35人，

寧死不降

我（此處無法看清）

祖國萬歲”

——孫福喜，原中國人民解放軍43軍129師387團政治處主任，1979年3月3日《戰場絕筆》

註：1979年3月3日，孫福喜帶領部分官兵和支前民工88人，分乘兩輛軍車走在全團最後，向雅南地區轉移。途徑憑壟地區時，遭遇越軍一個連在公路邊設伏襲擊，孫福喜帶領35名官兵奮勇抵抗，終因地形十分不利，彈藥不濟，孫福喜和35名官兵全部戰死沙場，無一倖存。孫福喜時年40歲。此《絕筆》在其臂袋中被發現。

關於（毛）主席搞的對外援助的問題，有些同志意見很大，甚至說怪話，說勞民傷財等等，我要說兩句。在那個時候（指1960、1970年代），我們先後完成了兩件大事：

一是通過援助東南亞、非洲國家，讓他們反殖民，鬧共產，拖住了美英法等國的步子，讓他們頭疼；

二是通過和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等社會主義國家的交往，拖住了蘇聯的步子，讓他也頭疼。

就這麼一拖二拖，給我們拖除了搞原子彈、搞衛星、搞三線的時間。現在，我們其實是在吃他老人家（指毛）的家底。至於當下我們跟美國人挨得近，跟蘇聯人搞緩和，個人意見，這是權宜之計。終有一日，這兩方依然是大禍患。到那年月，為了爭取發展時間，我們大概還會搬出對外援助的老辦法。那時候，我們才能更深的理解他老人家的眼光。”

——姬鵬飛，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原國務院副總理，原外交部長，1987年3月《對黨內一些思想問題的意見》

現在有些同志，特別是年輕同志，對中央搞基建，有不同意見。他們認為，修鐵路，修公路，修水壩，是花銷多，收益小，是賠本的買賣。他們還認為，把錢投進生產里，能賺錢；投進計劃保障里，能提高工人農民的生活。這種看法，不能說錯，只能說，眼光不夠長遠。

咱們中國，之所以自始皇帝到如今，都是統一的國家，恰恰就在於修路與治水，這兩件事情上。修了路，中央的政令才能通達全國每個角落，各地物產才能四通八達，邊境線上才能一日行軍；治了水，荒地才能變耕地，國家才有資源去發電，國防軍工產業才有廉價的動力源。62年，我們為什麼打到了藏南，卻又退回來？一是蘇聯人大兵壓境，二就是沒有路，補給困難，我們怕被包了餃子。建國後，我們修了不少路，建了不少壩，但還遠遠不夠。在西北、西南，我們還做不到72完整進兵；在中原、嶺南，我們還沒有足夠的水利動力。這都是我們要不惜一切，砸鍋賣鐵也要做的。（毛）主席當年說，就是當了褲子，也要搞原子彈。現在，我們還要說，就是傾家蕩產，也要修鐵路，建大壩！這是原則問題！

——葉如棠，原北京市建築設計院院長，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部長，1987年1月《答年輕同志們的話》

這次中央能及時出兵，我看就很好。這幾年，我們把繩子放鬆了，對這些老貴族們客氣了。人家就覺得我們好欺負了，覺得有外國人撐腰了，覺得又可以裂土封侯、繼續做主子了！表象上，是民族問題；根子上，還是階級鬥爭。中央讓一步，人家進十步；中央好言好語，人家拔刀相向；中央息事寧人，人家上房點火……

還是他老人家（指毛）說的好：有些問題，不張嘴，不動刀，是不行的！要我說，不用統計殺了多少人，掀了多少房，這些都沒意義。叫嚷自決的、自治的、獨立的，有一個算一個，殺了不為過！在這點上，天王老子老了，也干涉不得！

——黃經耀，原黑龍江省軍區副司令員，原蘭州軍區副司令員，原寧夏軍區司令員，1986年2月《這就是平叛，沒什麼可隱晦的》

咱們黨內有淵源，軍內有山頭，這個不用迴避，是客觀存在。如果沒有，他老人家（指毛）也不會大動干戈地整軍、整黨，自然也不會把人得罪光（全場笑）。有山頭，但不能唯山頭論，這時原則，否則我們就變成了軍閥。宣傳的時候，刻意避重就輕；但做戰例總結，咱們必須實事求是，不能為尊者諱，也不要為死者諱。就拿東線（指1979年中越邊境反擊戰的東線戰場）來說，現在說許瘋子（指許世友）是胡鬧，是昏頭，有沒有同志反對？三個軍，十幾個師，六成機械化行軍，大縱深突破，連人家一個完整的防區集團軍都沒兜住，最後搞了個交叉火力線（指東線停戰時，雙方火力接觸區的情況），讓人家打了幾個反擊。這打得什麼仗？爛仗、蠢仗、糊塗仗！說句不好聽的，當年和印度人也這麼打，直接火線槍斃，也沒人去喊冤！許瘋子人沒了，咱們不是揪住不放。只是拿來做個比方，讓同志們知道，黨內軍內要民主，要實事求是，不要搞虛的。該怎麼說就怎麼說，該怎麼罵就怎麼罵。不讓說，不讓罵，都成了悶嘴葫蘆，將來打起仗來，是要吃苦頭的！“

——陳錫聯，原人民解放軍炮兵司令員，原瀋陽軍區司令員，原北京軍區司令員，原國務院副總理，1988年1月《黨內要讓人說話，說真話》

”現在軍內有沒有問題？有！不只有問題，而且有很大問題！

什麼問題？明面上，是搞經營，搞三產，軍區大院變成貿易公司，當兵的不扛槍，改做買賣了。實質上，是軍內劃山頭、軍區分派系，一個山頭一個坑，自家坑裡無法無天啊！老書記（指萬里）說的對：自己山頭怎麼撐起來？要由錢嘛，沒錢誰跟你玩？怎麼有錢？搞買賣嘛，倒騰軍需嘛，吃後勤嘛，搞這些個來錢快，那時其他買賣比不了的！就是這些個山頭主義，讓我們軍內畫地為牢、不務正職、空耗軍需，也讓我們沒了當年的精氣神兒。這些年搞輪戰（指兩山輪戰），搞大比武（指1985年中原大比武），戰鬥力提高了嗎？我看未必！

各個山頭都領着跑着做買賣，搞副業，指望低下的兵多厲害，這可能嗎？該幹什麼，不幹什麼；不該幹什麼，牟足了力氣干！這個鬼樣子，日後中央由行動，指望誰？槍都鏽了，黨去指揮誰？

——秦基偉，原雲南軍區司令員，原成都軍區司令員，原北京軍區司令員，原華北軍事演習總指揮，1988年4月《軍內的問題，需要認真對待》

現在有人覺得，當年的地主也有好人，不該搶他們的土地，更不該殺人。

對這種看法，同志們應該怎樣理解？

首先要承認，地主里肯定有好人，而且有很多好人。就中國中央財政弱勢，地方上很多修橋補路的營生，都是地主鄉紳出錢做的。有些地主，說是大善人也不為過。我們要實事求是。

但，地主里有好人，與地主階級是好的，有因果聯繫嗎？沒有。地主作為一個階級，代表着舊土地所有制度，是一個禁錮流動資本、抗擊大工業化進程的反動的集團，是一個占有不動產產權、收窄不動產資本流轉的落後的階級，從整體上講，是必須消滅的。個人的善惡屬性，與其所屬階級的進步或落後，沒有必然的關聯，這是馬克思主義階級論的核心，也是階級鬥爭的根源。好的地主，和不好的地主，都是激進式大工業化的障礙，在這一點上，我們和資本家們，沒有本質的分歧。

——李學先，原廣東省監察廳廳長，原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1983年《與青年同志的座談》

"從蘇聯發生的事中，我們應該得出什麼樣的教訓？我認為：

首先，敵人在內，不在外。真正威脅我們事業的，是我們內部的那些渴望斬斷組織監管、渴望竊取國有資產、渴望成為資本家的幹部，是那些國有企業的領導、軍工產業的頭頭、強力部門的負責人們，他們在感到手中的權力越來越受到組織約束時，就會跳出來倒戈一擊；

第二，制度要健全，這不是說好聽的話，而是為了我們事業的生存！只有健全的制度，才能將所有內部的野心家們，都置於組織的監管體制下，讓他們沒有機會實現野心，讓我們的事業始終處於高度的安全狀態；

同志們，外部的威脅始終存在，我們從來不怕；內部的危險也長期存在，我們要嚴陣以待！"

——羅志敏，原四川省第四屆政協副主席，原中共四川省委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1990年《我們當前面臨的局勢》

“中樞會妥協嗎？這是當前華人輿論普遍關心的問題。

認為會的居多，理由是此為‘民心所向’。的確，大街小巷的繁花似錦，確實有點‘民心所向’的意味。不過，這一招在別的國家管用，在大陸，未必管用。

不要忘記，人家就是玩民心起家的，對所謂‘民心’是怎麼回事，比哪一個人都更明白。

各式精英人物，想持國秉政，身登高位，這是民心嗎？不，這是野心。

民心永遠是求安、求富貴、求體面、求康健。這份民心，可以被野心推動，卻不會為野心殉葬。

所以，中樞最可能的選擇，就是強力打擊野心，耐心安撫民心。一旦民心安撫住了，野心就不攻自破。

我們拭目以待。”

——蔣奉天，原《南洋商報》國際版特約評論員，原馬來西亞華人媒體聯合會理事，1989年5月21日《誰懂“民心”？誰為野心！》

“關於中央的指示（指1988年4月中共關於“協助友鄰國家相關機構清剿金三角地區非法武裝組織”的公開指示），

我們應該怎樣理解，怎樣執行？

中央的指示是一個筐，

把原則與大方向貼在標籤上，

裡面的鮮貨要精挑細選，

同志們要明白這一點

……

掌握好大原則，

第一，我們精神上支持緬甸政府維護國家統一的行動，但行動上不配合；

第二，我們譴責非法武裝，但我們不承認我們保護的人是非法武裝；

第三，我們要公開強調對地區武裝衝突的反感，並強烈呼籲地區和平

……

同志們，這是外事工作，

不是政工工作，

我們需要靈活與智慧

希望同志們深入理解”

——普朝柱，原中共玉溪地委書記，原中共雲南省委書記，1988年5月1日《臨時動員大會上的講話》

註：

1980年代初，緬甸政府開始對金三角地區的非法武裝集團進行“常規清理”，並向中國提交外交照會，希望中方“不支持有可能具有華裔血統的非法武裝分子”。

1985年起，中方連續回應緬甸政府的訴求，表示“支持緬甸的國家統一與領土完整，支持緬甸政府維護行政主權的努力”，並表示將“努力協助緬甸人民擺脫武裝衝突的威脅”。

同時，中央向西南各省做出內部指示，確立“公開支持，行動謹慎，維持現狀，保護重點人員與地區”的方針。

“最近這麼高調（指1993年毛誕辰100周年時，中央大規模的宣傳活動），

有幾人是真心的呢？

我看不多，群眾真心的多，越往上邊越少。

這陣子風，多往軍事上刮，

不錯，主席在打仗上是傑出的，這個你承不承認，都是事實。

但主席之所以是主席，你後面的人，第二代、第三代……都取代不了，

就不只是軍事上的事情

……

主席在建國後，幹了三件大事：

一是徹底剝奪文人群體的特權，打破他們對輿論的壟斷；

二是堅決摧毀敵方宗族勢力與家族經濟割據，讓國法完全取代族權、族規

三是堅決打掉黨內的資本集團，誰拉起山頭來就整誰。

這三點，是主席區別於歷史上“定鼎中原”的各家皇帝的主要方面，

不宣傳這三點，卻去糾纏於軍事問題，

可笑啊

……

如今路走得不穩了，

需要主席這面大旗撐腰了，

等哪天又站穩了，

這面旗是不是就可以徹底丟了？”

——宋任窮，原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團長，原東北局第一書記，原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原中央書記處書記，1993年5月《在老幹部座談會上的發言》

“同志們，我們的工作，

要講求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的統一。

這是外事工作的基本要點，

也是考驗我們業務素質的必要條件

……

對於他們（指越南），

我們現在不打了，是友好鄰邦了，這是必須要公開強調的；

我們尊重越共的執政地位，支持它維護國家統一與領土完整的行動，這是我們的外交政策核心；

我們沒有招降納叛，沒有干涉別人的內政，我們只是不禁止外國公民通過合法途徑入鏡，這是重點；

最後，我們的任何舉措，都是本着希望中越兩國世代友好的大原則，體現革命的人道主義。

……

同志們，

話如何說，

事如何辦，

怎樣把事情做得合情合理，

這是學問，

是需要長期實踐的”

——趙富林，原中共湖北省委書記，原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1992年3月《堅持原則，靈活執行》

註：1989年，歷時十年的中越邊境自衛反擊戰結束。在冷戰趨向終結的大背景下，中越兩國開始嘗試接觸，並出於各自需要，轉向睦鄰友好的合作關係。

自1990年起，中方多次強調加強與越共的黨際交往的重要性，強調中越兩國是“具有傳統友好關係的鄰邦”。

但越南方面多次指出，中方陸續接納、收容越共黨員幹部、越南中央與地方行政官員、越南人民軍軍事主官等，超過11000人（越南有關方面1999年的統計數據為33291人），並抨擊中方為“干涉內政的行為”。

中共官方不承認越方的相關指控，一直強調這屬於“正常的國別間人際流通”，並強調“中方無權干涉他國公民通過合法渠道入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