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一九五八年的春天，一股大跃进的热浪迅速在中华大地上卷起。随着气温一天天升高，大跃进的温度也与日俱增。

毕业回到村里不久，大办人民公社的运动立刻席卷全国。郝家沟、王家桥的两个农业社合并为一个“前进人民公社”，公社的成立，不过是敲锣打鼓贴贴标语开个大会呼呼口号而已。但“大跃进”、“技术革命”、“文化革命”这些命到底怎么革？干部们心中无数，上边像催命鬼一样，又是评比又是批评，再拿不出点儿大跃进的成绩来，你这个“当方土地”立刻就会走马换人。几经商量，干部们才抠出一点儿门门道道：一是实现全村“车子化”，二是办“土化肥厂”。

村支书把只要有一点儿木工技术的社员集中起来，砍树的砍树，锯木的锯木，发扬大跃进精神，“一天当两天，两天当十天，晚上当白天，雨天当晴天”（大跃进口号），日夜不停，力争在十天内为户户做一辆鸡公车（独轮车），实现全村“车子化”。其余的社员统统派出去，到附近各地去捡各种骨头，按骨头的重量记工，办起“化肥厂 ”，生产土化肥。

办“化肥厂”的速度最快，一两天就捡回骨头一大堆，然后开始砍树弄柴，架起火来焚烧。于是，整个村子都笼罩在烟雾缭绕之中，而且臭气熏天，几里外都能闻到焦肉腐骨的气味。烧朽了的骨头碾成粉末，装在盒子里，就成了土化肥。村支书在盒子上系上红绫，带领大家敲锣打鼓到乡上报喜，乡领导高兴万分，赞扬“前进人民公社”的干部，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精神，开动脑筋，土法上马造出了化肥。还组织其他公社前来参观。号召大家“向前进人民公社学习，迅速掀起大跃进的新高潮。”

村里的独轮车一辆接着一辆出厂，领头的木匠郝志印，两只眼睛熬得血红，其他的几个徒弟个个累得东倒西歪。

天刚蒙蒙亮，村前村后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在郝家沟的大院场里，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院场靠西的土墙上贴着“大跃进技术革命现场会”几个大字，二十多辆独轮车一字儿排开，散发着树木的清香，车架上贴着红纸条，由小有名气的老先生郝全升写上每户户主的名字，单等乡领导带领各个公社的人，前来召开“大跃进技术革命现场会”。

太阳刚刚吐出第一缕霞光，震天的锣鼓便从四面八方陆续响了过来，最后汇聚在一起，把郝家沟敲打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支书和两位公社正副社长风风光光忙前忙后。现场会上，先由领导讲话，接着村支部书记郝德清登台介绍开展大跃进和技术革命取得的先进经验，随后，其他公社的支书社长纷纷上台发言，表示一定要向前进人民公社学习，来个“跃进！跃进！再跃进！”，争取更大成绩，向党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报喜。最后，乡领导把一面“技术革命搞好生产”的锦旗颁发给前进人民公社党支部。

实现车子化，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绝对是好事，但一开始它的目的就错了，它不是用的，而是摆给人看的。社员们看在眼里明在心里，但谁也不敢提出异议自找麻烦，也只能在背地里悄悄发发怨气：“为了得到上级的表扬，尽干他妈些不长屁眼的事，不知道把人害到啥时候！”

用车子就得有路，没有路，再好的车子也就没有用武之地。郝家沟地处黄土丘陵，坡坡梁梁，沟沟岔岔，要把路开到田间地头十分困难。“天干一块铜，下雨一包胧”，这是黄土地的特色写照，就是修好了路，没条件硬化，鸡公车的轮子也会陷进泥里，让你寸步难行。村里的干部只是为了响应上级的号召，取悦于领导，保住自己的官位，却不顾实际情况，难怪遭到社员们的唾骂。

再说，做车子的木头是刚砍的树木，木料是湿的，做好的车子要不了多久，由湿变干铆窍一松，全都散了架。这一点支书不是不知道，但是为了“大跃进”、“技术革命”早出成绩就顾不了这么多。本来社员家里有一些干木料，前几年听说要合作化时，村民们怕连树木也要“合作”进去，家家户户忙着把自己田坎地头的树木砍了，现在早已风干，正好派上用场。支书曾命令各家拿出来做独轮车的材料，可是遇到了村民的极力抵制。特别是老人们骂儿孙不孝，抱住木头死活不松手，怕自己死后连口棺材也睡不上。

因为要搞大跃进，为抢时间，做出来的车子粗制滥造，轮子上又没有条件安装轴承，推起来又涩又重很不灵便，所以辛辛苦苦造出来的东西，只能是现场会的摆设，落得一个好名声而已。银样儿蜡枪头，中看不中用，一点儿实用价值都没有。

这可乐坏了孩子们，在月光下你推着我，我推着你，在院子里戏嘻玩耍，乐此不疲。

没过一年，全国进入了困难时期，农村里烧柴困难，“红极一天”的独轮车让社员们拆了，填进灶口敬了灶神爷。我曾经在村里发现有两家的粮缸上，盖着独轮车的轮子，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任凭老鼠的牙齿再利，也啃不穿两寸厚的车轮，废物得到了利用。只是现在已经找不到当年遗留下来一辆完整的鸡公车，否则，还是大跃进、技术革命的见证和纪念品。

“化肥厂”也只开了一次工，哪儿有源源不断的骨头让你捡？成了砂锅里砸蒜——一锤子的买卖。

经过几次砍伐，郝家沟的坡梁上还没“跃进”多久，很快就变得光秃秃的了。临解放时，沟坎两边的大树能同坐四个人在上面打牌，现在沿河沟两岸的树木也只剩下一些小不点儿。随后，为了解决公共食堂的燃料问题，连老祖宗给后辈子孙留下的南面坡、马家坡的公用灌木丛，也被砍个干干净净，还刨出老根塞进灶口，为“生活在天堂里的人们”熬了稀菜粥。

以往每到春夏，伴随着村民的劳动，各种美丽的鸟儿，敞开歌喉主动为你歌唱，如今已离开了这片不毛之地不知逃向了哪里。像“布谷”、“热乎乎”、“换工做活”、喜鹊、斑鸠、乌鸦……有的已经很难见到踪影，有的已经绝迹。

“革命”是全方位的，不但要“革”人的命，同时，也要“革”树的命，“革”鸟的命。

2010年农历腊月三十，我回家给祖先烧纸，在四弟家刚坐定，意外的听到几声喜鹊喳喳喳的鸣叫，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同坐的六弟郝祥德说那是老鸦在叫，祥德已是年过五十的人，从来没见过喜鹊，误把喜鹊当作老鸦，而且老鸦至今还没有见着。可见自然生态环境破坏起来容易，恢复起来该有多难。

没过几天，当“技术革命”“文化革命”还在继续时，放“高产卫星”的高潮又突然来临。

郝家沟因为造出了土化肥、鸡公车而闻名于全区全乡，放“高产卫星”也就不甘落后，在全乡的“夺高产放卫星”大会上，放出了明年小麦亩产达到一千斤的卫星，震动一方。支书郝德清身披红绫，胸戴红花，由乡上敲锣打鼓呼着口号送回村里。

“放！放！放！放他妈个屁，分明是在放狗屁！上坟烧报纸，哄鬼！只有鬼老二才会相信这些鬼话。”

“老家伙，少遭点口孽，俗话说的好，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不说这些话，就能憋死你？”

“今儿个我把话撂在这儿，总有把牛皮吹破的时候，再这样吹下去，非得吃风叭屁不可。郝家沟的沟滩地在周围是上等好地，最好年成也只能收到三百来斤，要想产一千斤，连地里的土称还差不多……”

“别说了。你是不是身上的皮在遭痒哩？鼻子下面的两片肉还想不想再吃东西唠？这年头，上边咋说就咋说，上面咋喊就咋信，不然的话，说不定哪个二杆子来个积极表现，就会大祸临头，你老家伙又要像郝志发一样，不打你个七死八活才怪哩，你这把老骨头能经得起几拳头？”

“到时候，碍当官的啥事？当官的一个个猴精猴精的，只知道顺着杆儿向上爬，倒霉的还不是咱老百姓？”

“走一步算一步，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管他妈的，想多了也是白想。咱们还能吃上几斤盐？要是死不了，到时候人家咋过我咋过，用不着现在咸吃萝卜淡糙（操）心。”

老者叹一口气，摇摇头，陷入沉默之中，再也不说一句话。

这是村里几个老人的对话，他们和年轻人的看法截然不同，老年人惯于逆向思维，而年轻人喜欢顺向思维。所以，老年人常常思想顽固，年轻人则易于接受新事物。

也许，年轻人还没有完全脱离孩子气，好玩是他们的天性。觉得隔不到几天锣鼓喧天，既热闹又新鲜，还调节了天天上工干活的枯燥乏味，还盼望着能时常如此就好了，至于后果怎样，却不去多想。这在以后的深翻土地、大炼钢铁、四清社教等一系列无休无止的运动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年轻人总是冲在前面。特别是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里，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其实，郝德清放的卫星连他自己也不相信，社员的议论，他也不是一点儿不知道，只是上面催得紧，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应付应付而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说得好听，做得到吗？想想自己在前段的大跃进里已经捞到了资本，再信口开河，在群众中就越发说不下去。所以，在以后上级的催促中，或是挨了批评后，不再抢先，任凭别人亩产两千、三千、五千的卫星不断往天上放，也不去凑热闹争高低，所以乡领导说：“郝家沟的卫星已经落了地”。不再把他当成先进模范典型人物看待，这样反而使他变得清净，减少了许多麻烦。

就以后的形势发展情况而言，郝德清的明年小麦亩产超千斤，实在是太落后了，这在全国地图上无法标注的金寨乡当时是个大卫星，而从全局来看，用高倍放大镜也找不出它的位置，况且，郝德清的卫星明年才能上天，而许多地方的卫星已经在太空飞行了。在学校的政治课和每天例行的“习会”上，对这些高产卫星，我们早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

《人民日报》经常在第一版位置上用特号字（有时套红）登出粮食高产卫星。

6月8日 河南遂平卫星公社五亩小麦平均亩产2015斤。

6月9日 湖北谷城东民公社亩产2357斤。

7月12日 河南西平亩产7320斤。

8月1日 湖北孝感长风公社亩产15361斤。

自湖北孝感长风公社放出亩产超1.5万斤的大卫星后，随即农业部公布夏粮产量同比增长百分之六十九。总产量比美国多出40亿斤。

后来的报道，更是让你瞠目结舌匪夷所思。

到了秋季，亩产万斤的报道接踪而来比比皆是。更有甚者，亩产不但能超万斤，而且能产十万斤。《天津日报》报道，天津市东郊新立村水稻试验田亩产十二万斤，并称在田间的稻谷上可以坐人，让群众参观。

到了10月8日和10日两天，《天津日报》又分别报道了天津市双林农场试验田，亩产稻谷126339斤的特大喜讯。新立村的试验田毛泽东主席亲自视察过。既然是伟大领袖首肯的事情，在全国也就名声大噪。

毛主席在1958年8月4日，到河北徐水县视察时，县委书记张国忠（还好，此君多亏没姓杨，不然，真成了当代的杨国忠）亲自向毛泽东汇报后，主席听了大加赞扬，于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便在中华大地上空迅速飞扬。

毛主席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自称是农民的儿子，不可能对农业生产一无所知，怎么会对亩产几千斤、几万斤、乃至十几万斤的鬼话就相信就肯定哩？而且还无不炫耀地问赫鲁晓夫：“你说，粮食多了怎么办？”叫人无法明白。

原本打算在暑假里好好割点儿柴草补贴家用，后来的情况证明那只是我的一厢情愿。

我从五六岁起，便是村里的打鼓能手，乡亲们说我打鼓打得“圆范”，就是大人的鼓点也没有我的手快敲得好听。于是遇到拜庙会过大年的时候，非要带上我和周围的乡邻比试比试显摆一阵。随后还专门培养了一个娃娃班，锣鼓敲得丝丝入扣有板有眼，让别村的乡党羡慕赞扬，给村里人的脸上添光增彩，“真不愧是戏班子的老窝，连不到十岁的娃娃个个都才艺惊人。”

五八年是个跃进年，新鲜事儿层出不穷，今天要报喜，明天要开现场会。突然间初级社转成了高级社，突然间高级社变成了人民公社，又突然间变成了一个乡成立一个人民公社，据说马上还要变成县联社，即一个县成立一个人民公社，落实毛主席“一大二公”的伟大号召……喜事连连，自然少不了锣鼓助兴，我也很少空闲。

我还有一个任务，便是用石灰水在墙上写宣传标语。这本来是老先生郝全升的拿手戏，可是老先生得了哮喘病不能爬高趴低。父亲的字虽然写得很好，却又是个戴了帽的“分子”。一放暑假，乡上派了杜华德老师来搞“文化革命”，杜老师又忙着画大跃进壁画。村里还有会写字的人，但他们是社员，写了标语要记工，我还没有取得社员的资格，用不着记工分，属“无偿劳动”，所以，任务就落在了我这个“半罐水”的头上。

村支书把上级新发的口号交给我，上面是：

人民公社好。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一天等于二十年。

齐心协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

大跃进的速度很快，口号标语的变化也跟着变快，昨天的口号今天也许落后了，不适用了。

接到任务，我的第一件事是改标语。村里原有一条标语是“大干快上，十五年赶超英国。”，后来郝全升老先生改过一次，刮掉“十五”，用一个大大的“五”字填补两个字的位置。现在要我把它改成“大干快上，两年超过英国。”这要改动三个字。过去是五年，现在是两年；过去是赶超，现在是超过。但无论我怎样努力，写出来的字跟老先生的字差远了，左看不顺眼，右看也不顺眼，最后无奈，只得将就过去。看来要写楷书我是无能为力，只好采用仿宋体。笨人笨办法，我先用粉笔在墙上画出字框，左看右看上改下改，直到自己觉得满意了再用石灰水填空，慢是慢了点，但字体整齐划一，还能说得过去。

我和杜老师在王家桥的一堵墙边相遇（他的二爸就是去年整风整社第一个挨打的人）。画壁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农村都是土墙，得先和好麦糠泥，等到半干后再搪一层石灰泥才能作画，所以杜老师既是画师还得是泥水匠。我在旁边专心写我的方框字，偶尔见他一会儿上到凳子上画上几笔，一会儿又下来远观，唉声叹气烦躁不安。

“郝龙德，你帮我看看，画出来的小孩脸，为啥咋画都像大人的？”

我记起了课堂上美术老师方怀宣教我们的“三停五眼”和孩子五官的特征，就说：“我也不会，我试试看。”

杜老师画的是时下最流行的一幅大跃进宣传画：一个小女孩坐在高产的稻子上竟然掉不下来，这是既令人震惊又令人振奋的奇事，许多地方都画有这幅画。方老师曾讲过：孩子的脸型和大人的不同，五官比较紧凑，两只眼睛大但距离要远一点。我试着一改，果然画面上的中年妇女立刻变成了娃娃脸，问题解决了，杜老师兴奋得比壁画上的孩子还高兴，一再称谢。我见他这么谦虚，顺便向他请教仿宋字的写法，杜老师在墙上我画的字框里修修改改，使我的仿宋字一下子规范了许多，从此我俩结下了师生情谊。

眼看我的任务快完成了，支书又派来了新差事，要我明天赶早到公社里去学唱新歌。学唱新歌的地点在王道池小学（原梓童庙），教歌的老师是城里剧团里来支援搞“文化革命”的演员。虽是个男的，却一口娘娘腔，走起路来颇具女人的身段，大概是个旦角。“旦角”声音又尖又细，和所教的慷慨激越的歌曲不太匹配，但教起歌来既热情洋溢又认真负责，直到正午过后方才罢休，回到家里我已饿得两眼发花。

我学会了两首歌曲。一首是“人民公社好”：

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好，

人民公社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集体主义强，私有消灭了，

个个争先进，掀起了生产大飞跃。

人人都说共产党领导好，共产党领导好。

另一首是“人民公社赛天堂”：

欢庆的锣鼓响呀么响叮当，

欢乐的歌声多呀么多嘹亮。

唱的是总路线放光芒，

唱的是人民公社赛天堂。

……

我担心的是教歌的时间，社员们个个参加大跃进，人人忙得屁滚尿流，哪有学唱歌曲的功夫？我把我的担忧向支书作了汇报，“这有啥难的？上工之前收工以后不是时间？”

当时农村里已经实行了军事化，天麻麻亮连长郝德才的哨音一响（实行军事化时不叫社长或队长）,上工的男女老幼都得扛着劳动工具列队上操。男人们还好说，却苦了中老年妇女，她们掂着一对小脚，跑起操来跟不上，动作也实在没有当兵的模样。唱起歌来，年轻人热情豪放，中老年人则只见嘴动不闻其声，支书、连长发了几次火也不管用，只好睁只眼闭只眼随它咋样就咋样。

就在我要到城固上学的头一天晚上，支书又递给我两条标语口号，我说我明天搭早要去学校报到。

“咦！当先生了是不是？使不动你了！全国都在大跃进，你就不能拿出点儿大跃进的精神来？晚上全连战士都要突击挖塘，你不能挑灯夜战？”

支书的话就是命令，你不能不听也不敢不听，因为他是代表党中央毛主席管辖一方执行政策的，得罪了他就是得罪了党中央，反对他就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

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上初中时每周都要回家，以后只能一学期回来一次，本打算今晚和家人团聚，一起谈天说地，可是父母不得空，我也闲不了，还得叫上弟弟帮我挑灯夜战。

天气虽已立秋，但厉害的秋老虎使得晚上的酷热依旧难耐，蚊虫又不断地向我的光腿光膀子频频偷袭，可我一点儿也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弟弟手里的那盏煤油灯，平时我们宁肯摸黑也很少用它。买煤油不但花钱而且还是定量供应，家家户户省着省着还接不上茬儿，不到万不得已谁家舍得？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全民皆兵，打倒国内外一切反动派！”

当我画上标语的感叹号回到家里，却怎么也睡不着，只听到田野里青蛙一迭连声的聒噪和村里的狗如泣如诉地吠叫。直到公鸡叫了头遍，“人民公社好”的歌声在村头隐隐响起，全连的“民兵”才收了工，这时离天亮已为时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