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陈国辉是二十世纪初年在莆、泉、永八县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一代枭雄民军司令，而最终又被国民党十九路军以整编为名骗至福州并扣押以致最终被枪决。以下此篇文章让我们了解这个人物传奇的一生，有助于了解当时闽南一带军阀纷争，社会动乱，经济萧条，民不聊生的情况。但限于掌握材料不多，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敬希知情者多为指正

陈国辉

陈国辉位于厦门鼓浪屿的别墅

一、因缘时会、啸聚山林

陈国辉(1897－1932年)，由于排行第五，故小名陈五(因面部有天花麻斑，故大家绰号他为“猫仔五”)，号耀臣，南安县九都西头村人。父陈仰钦，早逝。母朱唇娟(仙游磨头人)，因家贫改嫁于墩兜村陈鸾为妻。国辉年小无依，随母就养于陈鸾家。陈鸾见他聪明活泼，视为已出，颇怜惜。家贫和丧父，给国辉幼小心灵烙下一个很大创伤，但也锻炼他倔强、能耐的性格。

国辉所处的时代，正是社会大变革、大动荡之时，《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大量赔款，军费、饷费、假维新费、伪立宪费……等等，无休止地摊派在广大人民身上；帝国主义虎视耽耽，千方百计要把中国变为殖民地。清统治者已成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西太后语)的“洋人的朝廷”(陈天华语)。要革命，要挽救民族危亡，已成为举国上下的呼声。但领导辛亥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软弱，很快把革命的果实奉献给代表大买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袁世凯，全国人民又重处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中仍过着极为痛苦的生活。

国辉生长在地瘠民贫的山乡，要生活，要建家立业，就须“铤而走险”。“虽欲不作贼，其势自不可尔。”(李挚：《焚书，因记往事》)十八岁的国辉，在生活逼迫下，乃投奔八都山吴瑞玉(诗山苦宅村归侨，参加同盟会，与泉州革命党筹划讨袁活动，化名沈恨海。)吴见他年少机警、勤敏，就用他为随身勤务兵。但好景不常，第二年(1915年)，吴瑞玉率部进驻晋北下井，策应革命党人进攻泉州北洋军，因机密泄漏，组织受破坏，在北洋军严广威围剿下，部队溃败，吴瑞玉阵亡。国辉走投无路，只好收集残兵二十余人，逃归八都山，后辗转到后窟村，自树一帜。到处打家劫舍，派款派饷，绑架富户，以添购枪械弹药，壮大自己。并与同村绿村陈贺(化名杨安邦)合作，探知盐馆防卫薄弱，先后劫取水江、洪濑盐馆，缴获一批武器，并抓到盐馆师爷，换得白银五千元(一说是五百元)充饷。由于打劫贪官、富户，轰动遐迩，声威骤增，势力延及眉山、高田、钱塘、贞洋、镇抚一带。并联络东田、凤巢山诸绿林“英雄”，以壮大声势。

国辉羽毛渐丰，从一个目不识丁的贫苦牧童，经一、二年奋斗，居然成为独占一方的草莽英雄。因此，开始建家。先娶大眉乡魏三娘为妻，随因患鼠疫而死；又续娶苏宜，未育儿女，早逝；再续娶永春坑头村黄汝娟(又名林信德，乃护法军副司令兼师长王恩之外甥女，文革期间病死)，人称为“大太”。虽有温暖的家庭，但作为无产者的阶级本能，并不是从此洗手不干，而是要继续干，干出一番“大事业”。

二、南北纷争、崭露头角

一九一六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窃国大盗袁世凯“黄袍加身”八十三天，在众叛亲离下倒下去，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失去了一个共同的代理人。为了继续统治中国，帝国主义国家又各自寻找代理人，于是中国大地出现了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

一九一六年，北洋军阀进驻泉州，由于华侨富户对陈国辉的控诉，即令团长马步云带队进剿。为减少损失，国辉邀请豪绅黄贻攀、吴序金及牧师林潜道向北洋军表示愿缴械投诚，结果只缴交一些坏枪，避免一场剿办，得以保存了实力。

一九一七年，陈民志(同安县人)奉厦门国民dang组织之命，到南安招编民军，组织武装力量，以策应东路“护法”军北伐。于是陈在南安县大眉乡设立司令部，并罗致杨居(绿林土匪，官桥塘上人，清末白旗会首领)为营长，陈国辉为副营长，陈荣亮为参谋，李恒美、江汉长为连长，共集二百多人向诗、淘、码进军，实际是在这一带敲榨勒索，继续干着“土匪”的打家劫舍的勾当。当北洋军马步云前来进剿，陈民志先是退回凤巢山，继又把所有不义之财卷逃到厦门，实现他的“富翁”梦想，过着那纸醉金迷的生活。其所收编的民军，以司令潜逃，树倒猢狲散，各自寻找出路，陈国辉只好率领自己部属，流窜于南安、安溪交界地带，伺北洋军弱点，乘机突袭。

一九一七年七月，靖国、护法两军在永春发生火拼、护法失败，接受改编。原护法军第四支队编为独立团，陈荣亮为团长，陈国辉为副团长兼第一营营长。这样，靖国军就据有安、南、永、德四县地盘。护法军失败后，宋渊源(护国军司令)、王荣亮(护国军付司令)等向驻漳州陈炯明乞援，陈听其请，即调兵进击靖国军。泉州、厦门两地士绅王雨亭、陈清机、陈存瑶、李硕果等，怕战争一起，危及地方，在张贞、许卓然协助下，通过漳州《闽声报》社社长梁水弦的引见，向陈炯明恳切要求，于是陈乃令许崇智带粤军由海上运军，在仙游枫亭登陆，进攻靖国军，从此，靖国军便一蹶不振。

一九二○年秋，北洋军旅长贾云翔驻泉州，收买民军洪英、汪连等部为其耳目，当时民军庄文泉旅驻溪美一带，杨持平旅驻安溪一带，王荣光部队驻永春一带，这三部分民军为与北军言和，共设办事处于石垄与北军接洽，地方相对安宁。嗣后，王荣光与庄旅的团长黄孙坚两人和杨持平有隙，乃借开会为名，诱杨持平到办事处，捕送北洋军请功，杨遂遭害。北洋军采取边分化边派团长高树林从西溪一带进攻；李芳范从南、永方面夹攻；并利用民军降俘高义、赖乾、汪连为前导，于是陈国辉等被迫退出诗、淘、码。先是逃匿群山中；继而埋藏武器，解散部队，逃往鼓浪屿；又因外国工部局搜捕甚急，被迫重回八都山。这时国辉身边只有十多人，流窜于眉山、凤巢山一带，与围剿的北洋军相周旋，仍操着打家劫舍的绿林生活。

一九二二年，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先生令许崇智所率领的北伐军，改称为东路讨贼军，先入闽扩编，再回粤讨贼。闽南民军代表开会响应。永春王荣光，安溪杨汉烈，长泰叶定国，南安陈国辉等到会，秦望山代表晋江许卓然到会并主持会议，议定组织自治军讨陈(指陈炯明)。王、杨、陈、秦、叶分任一、二、三、四、五各路司令，共同推举许卓然为总指挥。王荣光回永春，亲往德化招林青龙参加，结果反被林捕送北军请功。这个原护法军军长遂成为枪下鬼。

陈国辉在讨贼声中壮大起来，同时地盘也得到巩固和发展。1922年，许崇智入闽北，联合皖系北军王永泉，东下福州，驱逐直系北军李厚基。又南下泉州，组织讨袁军，以张贞为第八军前敌司令，杨汉烈为第一路司令，许卓然为第二路司令，黄炳武为第三路司令；并委任陈国辉、陈荣亮、秦望山、王振南分任支队统领。陈国辉乘机勒索大宗军饷，招兵购械，成为独占一方精悍能战的军队。

一九二三年五月，东路军奉令赴广东讨贼，这时陈国辉率领黄国治、叶世泉、陈玉兴、陈祺麟等四营兵力，心怀叵测，不思赴粤，反而后退至诗、淘、码老巢，原资望比他突出的陈荣亮所部，全部出动，在广东一战，全军溃败。其诗山营盘和所有幕僚，尽被陈国辉所控制。

不久，陈炯明进行反攻，打垮了东路讨贼军陈荣亮。这时，第一军军长黄大伟叛变，投靠陈炯明，改称东路军，封李厚基旧部张毅为第一师师长，仍驻漳州。陈国辉看形势不对，也改投张毅，担任第四旅旅长，并兼任第十团团长。当时，他管辖陈春光、王庆忠、潘温和、陈昆、吴晋源、王振南诸部队，防地也扩到安溪、永春。

一九二六年九、十月，国民革命军东征，第一军何应钦部入闽，闽南民军高义、杨汉烈、叶定国、吴威等纷纷趁机趋附，福建北洋军闻风瓦解，或降、或逃。陈国辉也趁机猎取名利，立即招集旧部，随北阀军到省整编。国辉与德化徐簪枝部合编为新编军第一独立团，留榕整训。国辉为少将团长，下有中校团副林启东，少校团副王怀英。辖四个营，吴晋源为第一营营长，辖陈育才、彭棠、吴辉煌等三连；陈佩玉为第二营营长，辖黄玉玺、邱崇(有的说是邱成崇)、李忠等三连；涂飞龙(有的说是徐簪枝)为第三营营长，辖张某、徐金泰、徐会春(有的说是徐金春)等三连。还有收编德化民军为补充营，国辉自兼营长由龙再德代理，龙与占方珍分任该营一、二连连长。这时，陈国辉已拥有一千多人实力，在民军中逐渐露出头角。

三、西上“剿共”、省方器重

一九二七年，在周恩来等同志领导下，掀起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部队迅速南下潮、汕，赣、闽、粤三省边境同时紧张。新就任刚一个月的国民dang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树庄，军务厅厅长方声涛(黄花岗烈士方声洞弟)，自己手中无实力，决定先利用福建民军进行“huangong”、，继而从中乘机削弱民军实力，借以达到他们在闽的统治地位。但当时民军中只有陈国辉独立团驻榕整训较为完整，遂决定调陈国辉独立团和高义独立旅开赴闽西防堵，以阻“叛军”入闽。此时陈犹豫难决，急驰函南安诗山，要他的参谋长(心腹)吕俊星去榕面议行动方略。经反复计议，最后一致认为若继续留驻福州，不仅难求发展，且有被吞拼的危险；拔回南安老巢，势必同驻泉属各地的郭凤呜部(新编军第二师)争夺地盘，发生摩擦，较有希望的唯一出路还是开赴闽西去争个局面。随即设立军士教导队，召集正副班长以上军官，在福州后街光禄坊进行集训。但闽南官兵都不愿为国辉卖命，纷纷借词请假或逃亡回乡，如吴晋源、涂飞龙、彭棠均先后溜走。

为了解决面临困难，陈国辉一面回南安筹借饷款，安排吕俊星主持后方留守处，承包南安烟苗捐，经办汽车交通及盐运并于此时肃清内部“阻力”，先后镇压了溪美抗税请愿农民，禁止南安农会活动，拘捕了诗山农会负责人。另一面，从张宗昌部俘虏五百多名士兵进行补充整顿，始较充实。其人事和编制也略有更动，以少校团副王怀英代理第一营营长，补吴晋元之缺；方之光代理第三营营长，补涂飞龙之缺；同时成立机枪连和特务连，统由李忠负责。此外，还由郑明智、戴同山为第二、三补充营营长，令其回晋江、南安招编旧部，以充实力。

部队开赴龙岩时，又在漳州设立办事处，担任护送军需任务。这时又有两人投效陈国辉，一为原张贞部侦察连连长吴镇国(即南靖著匪吴虎)及杨汉烈编余无职的李雄(安溪湖头人，又名祖茂)，为第四、五补充营营长，这两人在日后都是“huangong”、“清共”、“溶共”的急先锋。临出发前，国民革命新编军军长谭曙卿还拨给新造步枪一百余支，马克沁重机枪二挺及子弹十余万发，以资鼓励。

陈部接防岩城，适值叶、贺大军挥戈南下，酣战潮、汕之后不久。中gong闽西地方党组织，乘国民dang福建省党部改组之机，利用派系间矛盾，恢复1927年“四·一五”清党时被捣毁的国民dang龙岩县党部。共产dang人郭滴人为组织委员，谢宝萱为宣传委员，邓子恢为党部秘书。他们通过公开和秘密的方法，广泛建立农会组织，领导人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龙岩革命运动如火如荼，正处在蓬勃发展之时。陈军初到，人地生疏，既慑于革命声势，又缺泛统治基础，因而迫使陈国辉不得不伪装“开明”。对革命农民协会听之任之，暂且不加以干涉，还大吹大擂要为地方修建交通，兴办教育，兴革庶政，企图拉拢地方反动势力(如土劣林尚轩、林树宏，教育界败类翁剑鸣，商会头子蔡励斋、杜池溶等便与陈勾结，充当陈huangong爪牙)，树立自己威信；同时也以修建公路，改良市政为名，横征暴敛，摊派马路捐、公路捐、牲畜捐……等等，向人民进行搜刮钱财，以充军饷。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蒋光鼐、蔡廷楷的第十一军和杨树庄、方声涛合作，以新编军军纪太坏，扣捕其军长谭曙卿，并加以缴械解散。各部“民军”头目们见状惶惶不可终日，各自逃回老巢据守。国辉虽适外调，幸得无祸，但也惊惶万状，坐立不安，匆忙集队撤离岩城，退入漳平。此时，中gong地方党组织，抓住有利时机，发动四、五千群众在龙岩城举行暴动，召开大规模群众大会，捣毁了陈国辉的爪牙林尚轩在武安坊的老家，烧掉公路局长林树宏的房子。陈国辉收到事情发展的报告后，面色铁青，马上派陈育才率领第一营先入城镇压。

陈国辉既卷土重来，白色恐怖顿时笼罩龙岩古城。他早就了解闽西地方党组织直接参与龙岩县国民dang党部的活动，因此首先向县党部开刀，然后对遍及全县的农民协会和工会下毒手。此时龙岩四乡农会仍在中gong闽西地方党组织领导下暗中进行活动。陈乃采取三管齐下的恐怖手段，加强搜捕和镇压。首先，他派遣刽子手吴镇国率第五补充营到大、小池及湖雷一带“搜剿”，命他联合当地地主豪绅，及所谓“靠得住的人”，彻底查清和逮捕一切嫌疑分子。吴镇国利用有利时机，边清剿、边搜刮，从中敲榨了不少财物。其次，陈利用当地“地头蛇”，作为镇压革命的急先锋。如林尚轩就拉拢了刘烈波等一些“旧民军”班底，正式投靠陈充任第六补充营营长，到处进行搜捕和报复。此外还责令特务连加强城区的防卫工作。在他白色恐怖下，三十多位共产dang员和革命群众遭到逮捕和关押。

新编军既被蒋光鼐等十一军缴械遣散，使陈国辉深感自己名位不正，难予在闽西立威和发展。于是便致函在厦门鼓浪屿的亲信洪文德，请他专程赴榕向代福建省政府主席兼军务厅厅长方声涛疏通，表示愿为他“效命”。由于早年方、陈间曾有过一定历史关系，而且方正想在福建取得一定的实力，早就计划收编新编军余部为福建省防军；同时也看到陈国辉业已壮大自己的实力，不可不用，于是就立即委任陈为“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这样，陈国辉便逐渐成为省内独霸一方的“土霸王”。

四、卖力“清剿”、全军惨败

陈国辉既得省方青睬，飞黄腾达，自然是感激涕零，乃于一九二八年二、三月间亲赴省城晋谒方声涛，一面表示愿为他“效忠”，另一面也要聆听方声涛的指点。方告他：“第一要建设交通，兴办教育；第二要努力‘剿匪’，以绥靖地方”。并特别对陈交代：现共产dang比贺龙、叶挺更厉害的还有朱德、毛泽东，闽西地处三省交界，易为共产dang利用，必须格外注意布防，加强“清剿”。陈返防后，大力执行省方意图，于是加紧扩充部队，如李雄、吴镇国、林尚轩三个补充营均增加到二、三百人，诗山留守处也大力搜罗旧部达千人之多，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部队已增至三千多人。陈国辉也多少懂得利用封建关系作为维护自己地位的纽带，于是大用亲信和本地人来控制这个迅速增大的部队。与此同时，在一九二八年二、三月间，与驻闽南一带的张贞部加强勾结，进行对进步青年、学生、教师的迫害。同时，又借贯彻省方意图，大力修建岩平、漳龙、岩永三条公路，既可便于“清剿”的军事行动，又可借此搜刮民脂民膏。于是关卡林立，苛捐杂税种类繁多，并采取赎罪罚款办法，勒索巨款。通过“清剿”军事行动，除到处烧杀抢掠外，还先后下令通辑三十多名，逮捕二十多名共产dang员和革命群众。中gong闽西地方党组织的重要干部谢宝萱、陈国华和党员柯玉湘，就在这时横遭逮捕。

一九二八年春，后田暴动后，在中gong闽西地方党组织领导下，先建立一支游击队，并在一九二八年七月间扩充为红军团。此时永定的溪南、金丰也发生暴动，三、四千人攻进永定县城。陈国辉为维护自己在龙岩一带的地盘，决定进行血腥镇压。于是亲率张汝劻一个团和陈育才、卢演崐、吴镇国三个营及特务连二个排，急忙开赴永定进行大规模“清剿”。当时留守龙岩城仅400多人。农历六月十四日，地下红军配合白土武装群众进攻龙岩城，未果，乃转奔袭坎市。国辉闻讯后，为了老巢安全，急从永定赶回。而红军又转移到永定活动。国辉一到龙岩城，暴跳如雷，采取更残暴的镇压来压制革命活动，于是先后在西门、北门杀害革命志士计三十三人，其中谢宝萱、陈国华及柯玉湘等同志，都在这时壮烈牺牲。

一九二九年四月间，广东军阀发动反蒋，国辉率五个营大部主力协同张贞暂编第一师(即后来的四十九师)的一部开赴潮、汕讨伐徐景唐。留守在龙岩只有第一营及第一、二(只一个排)和第六补充营及特务连、机枪连负责龙岩县及漳平、永定等地。国辉很担心这里兵力太弱，一面胆怯地将姨太太送往厦门鼓浪屿；一面再三交代部属要严密布防。

一九二九年五月，毛主席、朱总司令亲率红军第二度入闽，五月下旬，神不知鬼不觉地经古田、新泉，直至距龙岩城三十华里的小池，然后分四路从城西北、西、北、东四方逐步攻迫县城，彭棠、庄凤骞及旅部人员先后逃到漳平、永福等地。此役陈部损失惨重，彭营官兵伤亡三十多人，枪械丢失五十多枝，两挺重机枪，旅部文件、枪弹、被服、粮食及白银、纸币五万余元悉数丢失。第五日红军自动撤出龙岩城。后由逃到漳平的参谋长庄凤骞作决定，派彭棠和特务连凑集三百名败兵，战战兢兢奔回龙岩城，但城外武装农民千余人立即袭击彭棠残部，最后岩城再次攻入，彭棠等不得不再度潜逃到永福。

当国辉得悉红军二度进占龙岩后，急忙率主力自粤返闽，红军得悉之后，即制定奇策。布下罗网，既集中永定、大池、坎市、岩城兵力会攻上杭白沙，消灭卢新铭之一部，又以灵活的战术诱惑和麻痹陈国辉。陈部开抵大埔，红军正撤离永定；陈部到永定，红军即撤出坎市。当陈部分兵两路，准备进攻龙岩城时，城内红军早已转移得无影无踪。红军仅以零散队伍沿途袭击，一经接触，即行退却，使陈国辉认为红军太薄弱，笑骂红军是：“漏屎马”，不敢交锋，终于趾高气扬开入岩城。国辉虽目不识丁，从十八岁流窜，利用军阀间矛盾，时起时伏，但总的说，还是平步青云，三十挂零些已渐成为省内较有实力的军阀。因此逐渐滋长了刚愎自用，暴戾骄横的作风。其他大部官佐，加上张贞师部代表李玉茹也个个麻痹大意，于是当他们入岩城后，便草草将兵力配置完毕，然后大肆举行庆功祝捷大会三天，张灯结采，火炬游行，日夜唱戏，狂饮、滥嫖、聚赌，真是群魔毕集，处在一片狂欢之中。

当陈国辉部正胜利结束庆功祝捷高枕酣睡时，就在这一天(六月十九日)晨五时多，枪声密集，到处哀号：“红军入城了”。步兵正在进行短兵相搏的巷战。但此时官兵离散，群龙无首，一片慌乱。由于仓促应战，难以抵挡得住红军的反击，只好纷纷投降缴械，当了红军俘虏。顽抗而被击毙的官兵不计其数。计此役陈部共损失第二营两个连，第三营、第二补充营和第五补充营全部均被缴械遣散，被歼两千多人，占陈部官兵总数(三千人左右)的百分之七十。被处决十余人，其中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沈鹤天(旅部军法处长)，林忠(副官)，李玉茹(张贞部代表)，吴镇国(营长)等七人，在中山公园公审处决。此外，步枪损失约近二千支，机枪、弹药及其他辎重，则全部作为红军的胜利品。

至于陈国辉本人也狼狈不堪，原来他在红军攻城前的夜晚，就移住水门公馆，被攻城枪声惊醒后，就立即跑回旅部，见旅部己被红军占领，就化装并带着十余随从冲出水门。涉水过溪后，只剩两名马弁，至龙岩洞、见有伏兵，即甩掉马弁，独自经田洋沿山沟向永福方向逃走，在岔道口走错了路，误入十八乡增坪村，途遇当地土劣林石山，便以身上现款向其收买，林石山便将陈暗藏了六、七天，躲过了农民武装的多次搜查，然后送他经和溪、南靖、而只身回至漳州。

五、重整旗鼓、东山再起

陈国辉回至漳州后，“雄”心不死，即设立收容所，收容各县幸存的残部，陈育才、彭棠、林尚轩及逃散官兵二百余名，并令原驻漳平、永福等地的队伍，集中同安。陈不久亦来到同安，纠集残兵败将，重振旗鼓，希重挽既倒之狂澜。但所收集人马仅有一千，枪械也只有八百多。

当陈正在同安进行整顿时，方声涛已不在福州，失却了靠山。而国民dang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树庄又立即令他“反攻龙岩，收复失地，将功赎罪”。这时陈国辉有如漏网之鱼，惊魂未定，不敢再返龙岩，推言弹药饷糈欠缺，要求省府补给，然后出发。但省方既不补给，又责其抗命，即以“剿共不力，擅离防地”的罪名公开宣布取消东部省防军第一混成旅番号，接着许卓然在漳州四十九师师部会议上力主消灭陈部和高为国(原姓纪名哮，晋北福山腰村人，泉州民愤最大的著匪。踞泉时，勒派南门商户，征收门牌捐，劫掠树兜侨属，残杀当地民团，无恶不作。)部，要求发兵进剿。由于张贞正在进兵闽西“围剿”，力不能及；又因前段曾与陈国辉勾结，碍于情面，于是借故避开。许卓然无法，只好联合海军载运省防军教导团到厦门，从集美登陆，进兵同安，并由省府下令通辑拿陈法办。陈见势不妙，不敢与之对垒抵抗，即放弃同安，逃遁到南安老巢东田甘八都山区。不久又突袭驻溪美海军陆战队林寿国一个营，夺得百余支步枪，后转移至南安大眉山区。又进攻安溪县城，由于县城驻军李昭言部，官兵均系土著，毫无战斗力，听任陈所为，自己西退湖头，陈得获“善战”之名。接着他又与林寿国争夺诗、淘、码，国辉退入深垵、高田，相持数月，外来士兵因不堪苦战，多弃枪而逃，陈部将近复灭。幸得海军陆战队不久被调回泉州，教导团也调回福州，陈国辉方有可能重回诗、淘、码。在此进行勒派大宗饷，招兵购械，重整旗鼓。这时营长陈佩玉，也取得安溪县城，以为声援。

一九三○年四月，中原大会战，各省军队大都被蒋介石调去打内战，省城空虚，闽北尤溪卢兴邦把军队开入省城，目空一切，把民政厅长陈乃元、教育厅长程时奎，捕送尤溪。这时蒋介石为了维持福建统治秩序只好再起用方声涛代理省主席，并准其便宜行事。这对陈国辉东山再起有很大关系，于是国辉重新派人奔走方氏左右，诉说几年来惨况，表示再次“效忠”，恳乞提援。方氏毫无实力，亦须陈部支持，即应其所求，先取消陈国辉通辑令，继恢复其省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官职。嗣后又加封陈为兴、泉、永警备司令，地盘扩展到晋、南、惠、安、莆、仙、永、德八县。省财政厅为确保泉、永税收，又委任陈部军需处处长刘超然兼任泉、永财政处处长。为了解决“人枪、粮饷”根本问题，于是大力提倡并强迫各县大种鸦片烟，一下子迫种百万来亩。陈利用这笔横财，大购枪械，大事扩编，扩充实力。并把军队开进泉州，旅部设在泉州旧府衙，成为名实相符的“土皇帝”。陈之妻妾明友，故旧部属，以及一般行政人员，均称国辉为“头人”，依附他而生活的人当以万计，他们狼狈为奸，弹冠相庆。

国辉从恢复省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之后，青云直上，不久就兼任永、德、安、南警备司令，接着又剿平高为国，捣穴福山腰(高的老窝)缴获财物、枪械一大批，也放了几十个“肉票”(被绑架)，有功晋升为陆军中将。辖内八县县长和文武官员，尽是他手中人物。连泉、永等八县税务，也归他包办，一手控制军、政、财三大权，俨然成为闽南八县的“霸主”，人称他为“泉南王”。

一九三一年，闽南民军以陈国辉的实力最为雄厚，窃踞泉州、永春、莆田等八县广大地区，部众曾发展至一万五千人以上，包括陈育才、陈佩玉、彭棠三个团，刘超然一个补充团及特务营、工兵营、独立营、巡辑大队、机枪连、炮兵连等几个直属部队，武器有步枪一万五千余杆(两千杆老旧的除外)轻重机枪七十余挺，四·五和七·五公分大炮各六门，德造大炮一门，迫击炮四门，飞机两架(在永春云龙桥及泉州西门外曾设有小型飞机场)。(其中在1931年，曾通过海关厦门航空处关系用100余万元从德国买来轻重机枪六十余挺，大炮一门，步枪六千杆，子弹一百五十万发。随后又订购为数更巨的第二批，因被十九路军扣留，故未运回。)此外，还设有修械工厂。这样的装备，莫说是省防混成旅，即当时省内的一些所谓“正规军”，也相形见绌。这应该是陈国辉的全盛时期，由于力量过分膨胀，也为陈国辉招来横祸，开始走向末日的起点。

六、暴戾恣睢、死罪难逃

国辉又是从草莽出身，到军阀纷争中发展成为“民军”的，其部队不少是流氓、浪荡汉，这些人破坏性大，一到地方就奸淫掳掠，受其害者，难以数计。以致日后海外文电控诉，雪片飞来。

一九三二年夏初，曾在淞沪抗日的十九路军调闽消息传出后，久困暴政的闽南人民，特别是国外华侨，大为振奋，迭向十九路军控告，强烈要求铲除地方之大害。原来十九路军与陈国辉部早有宿怨，加上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时，得海外华侨大力支援，此次调闽，也想争取华侨拥护，利用华侨财力建设福建，以扩大影响，故对华侨意见颇为重视。而海外华侨对陈国辉恨入骨髓，前此则多方控告陈国辉，均未被国民dang反动政府注意。此次十九路军入闽，海外控告陈国辉文电，数月不断，使十九路军除陈之意益决。

对十九路军入闽，陈国辉初是采“疑虑”，后又表示“欢迎”。当听到十九路军入闽消息，陈以长期艰辛“奋斗”，好不容易在这块“闽南”地盘立下脚跟，为所欲为，十九路军一来，原视为“禁脔”的闽南，就无法再继续横行无忌，称王称霸，因此是疑虑万端。同时为了保住搜刮来的五、六百万财产，抗拒也对他不利。再加上长期割据泉州，享尽奢侈淫乐生活，也不愿再尝绿林滋味。(据传闻当时十九路军入闽时，国民dang何应钦曾命何成浚转告陈国辉：“如十九路军入闽后，情势不佳时，立即将部队转移闽赣边境入江西，自有接应。”但陈国辉不听，不愿放弃他的老巢。)何况十九路军入闽又是省方意图，真是无可奈何？当他去电向主子方声涛请示后，省方复电只云：“让其登陆，不可擅自阻栏”。陈忽然轻松乐观起来，不管下属如何主张：(有的主张转移重要物资到永春，有的主张派人察看动静，有的更主张趁十九路军立足未稳之时，先下手为强。)但陈国辉另有想法，根据以往自己经验，政局每有变动，自己都得到好处。因此对部下的各种主张都怒形于色，责备地说：“还要造反吗？你们本性不改，不想走大路，难道还要上山？我看你们一定没有出头的日子。”但陈的意图是不言而明，他希冀借十九路军入闽，实现其“走大路”(当正规军)、“找出路”(当正规军的大官)，因此对十九路军表示“欢迎”，并在六月间将泉属驻地让与十九路军，把自己驻军移驻仙游，伺机整编。

十九路军要对付这个地头蛇，亦不是轻而易举的。首先必须取得省府代主席方声涛的支持，方认为不与十九路军合作，自己没有实力，立即祸起肘腋。而十九路军目的在“倒蒋”，不会长久在闽，希望通过合作，待倒蒋后，能把福建政权重新交给他。对陈国辉的混成旅，方声涛内心亦是矛盾重重，不用陈，他自己没实力，站不住脚。用陈，力量又一天天膨胀，会造成尾大不掉。在权衡轻重后，方采取牺牲陈国辉以取得十九路军对他的支持，这是方声涛出卖陈国辉的根源。

十九路军要对付这个“地头蛇”，确也深谋远虑的。首先派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及参谋长赵锦文先后到九都、安溪、永春等地，籍游览名胜为名，察看国辉部队动静。当毛维寿和陈国辉双方搞得十分火热时，毛有意无意说出：“陈旅长放心，方主席是我们总指挥(蒋光鼐)的老上司，彼此都是一样，有什么事情，总是好商量的。”所有这些迹象，使陈国辉认为十九路军可能与方声涛合作，疑虑态度也逐渐消除。其次，由方声涛派亲信林知渊(省府委员)、陈维远(第四混成旅旅长)到仙游专程造访，邀请陈国辉赴省(带有担保之意)，以福建省绥靖公署主任蒋光鼐名义，借口面商有关绥靖工作事宜，这点使陈吃了定心丸，疑虑自然消除。再加上福建绥靖公署主任蒋光鼐通过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到仙游特邀陈赴省，又由方声涛、林知渊再次函催，最后才于九月二十六日午后由林知渊陪同，搭海军航空处处长陈文麟驾驶的航空飞机，飞往福州，当夜住青年会，翌日，由林知渊陪同到绥靖公署时即被扣押，交由福州警备司令严密监禁。当时关陈的拘留所增以铁链，用六把大锁锁住牢门，六把钥匙分交六个连长保管，以防其脱逃或被下属卖放。陈颈上也锁有铁链。

当陈被扣消息一传出，他的亲属故旧和手下一班狐群狗党对他安危非常焦急，专门研究对策。除陈的四太蔡瑞棠携巨款赴省活动进行营救外，还拟出如下的营救应变计划：

(一)马上扣留仙游基督教的美国传教士，并告发“中央”作为同十九路军交换陈国辉的条件，以图“中央”对十九路军施加压力甚而引起国际干涉。

(二)突击永春、德化，作为根据地；派队进入晋江、南安、惠安，破坏公路桥梁，阻断交通；派队分别骚扰六十一师在安溪、惠安、晋江、仙游、南安八都等处的驻军。

(三)组织六十人为敢死队，乔装商人、小贩、乞丐，潜入泉州城，设法活捉毛维寿或张炎、或家属以作人质。

(四)派人与卢兴邦、张贞联络。

由于群魔无首，众议纷纭，会未散而围剿部队已至，主力先后退入永春一带，除溃散外，也有部份被沿途土著截击缴械，陈部到此星散殆尽。经过近两个月侦查、审判，虽然对陈的处理，十九路军蒋光鼐和蔡廷楷之间有不同意见，但最后蒋光鼐为维护十九路军声誉，及争取华侨的拥护，以陈国辉民怨滋深，非予究办，难平民愤，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农历)闽南著名一代枭雄陈国辉在福州东湖被枪决。

国辉被枪决后，绥靖公署布告仅以“陈国辉国人皆曰可杀应予枪决”等寥寥数语作为定谳，没有具体数陈罪状，后又感不妥，为争取人心和收回十九路军声誉，乃重新发布枪决陈国辉全文，具体如下：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华民国二十一年)福建省绥靖公署枪决陈国辉报告：

为布告事：照得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陈国辉系剽骑鸣镝之徒，因缘时会，啸聚闽南，暴戾姿睢，无恶不作。如庇匪掳勒，渎职殃民，横征暴敛，擅创捐税，勒种罂粟，屠杀焚村，摧残党务，拥兵抗命，种种罪恶，擢发难数，皆属社会共见共闻，无可掩讳之事实。当本军入闽之初，接受海内外民众团体及被害人控诉的文电，积存盈尺。本主任犹一再优容诫勉，冀其悔悟自新，不图该犯怙恶不悛，荼毒地方，拥兵抗命如故，如今拿办，业已呈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组织军事法庭会审，并经详细研讯，罪证确凿，法无可宥，该犯陈国辉一名，合依陆海、空军刑法第二十五条，及二十七条、三十五条、四十七、六十三条。各条规定，合并论罪，判处死刑，即于本月二十三日，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以昭炯戒，切切此布。

计开陈国辉一名，年三十五岁，福建南安县人。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绥靖公署主任蒋光鼐

七、“莫谓武人无卓识”，功过自有后人评

“兴学四百，辟路三千，贤者所难能，莫谓武人无卓识。”这是当时上海市长吴铁城輓陈国辉的联语，但作为一个目不识丁的地方军阀，陈国辉确曾在其辖区内重用了不少人才，修建了不少公路，倡办了不少学堂，建设了不少市镇，鼓励了不少华侨来祖国投资，比之当时各地大小军阀确是略胜一筹。他的目的不外是：①有了交通网，有了为他使用的人才，有了取之不竭的钱财，就能加强其辖区的控制，也可由此而得到不断的壮大。②要改变绿林打家劫舍的不美之名，也要改变土军阀的受人歧视的现状，要实现长期梦寐以求的“走大路”(当正规军)，“找出路”(做正规军的大官)，就要讲点“洋”气，学点“西学”。要达到这目的，就一定要力加倡导，表明自己是能跟上形势，并不是象人家所想象的“土里土气”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确也做一些有益于民生的公益事业，这表现：

首先，重视人才，重用人才：一个草莽英雄能注意起用人才，应该说是难能可贵，这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地方军阀统治的需要。一九二二年，陈国辉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东路讨贼军任第三路司令，就重用亡命书生陈佩玉为副营长，从此佩玉逐渐成为他的左右手，言听计从。国辉常常指责部下说：“你们这些土巴佬，懂得什么，要是多几个象佩玉这样，那就好了”。在十九路军电召赴榕时，国辉把部队全权交由佩玉指挥，说明在国辉心目中佩玉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心腹”。同时采纳了一些学者的建议，聘请上海哲学家李石岑硕士。江苏省教育家熊翥高来泉讲学，并指导教育工作。接近泉州移防仙游时，陈国辉又任用了日本军校毕业生余承尧为参谋长，目的是要把部队进行更新。至于从闽南各地聘请好教师、好校长、好技术员为数不少。如聘燕大理学士陈允敦为安溪矿务中学校长，北大毕业生曾广元等三人任旷务中学专科教员。可以看出，尽管陈国辉为了自己的统治而聘用不少专家学者，但作为一个目不识丁的武人，又是骄横傲物的地方一霸，能这样谦恭下士，确是不多见的，这一点应该说是陈国辉的高人之处，应该予以肯定的。

第二、文化教育方面：为了培养统治人才，国辉第一步先着手发展教育。除在龙岩两年注意兴办教育外，在一九二九年秋，成立了“南安诗、淘、码、鹏教育委员会”，聘当地有资历有名望的人士叶壁轩、吴国器、杨序英等十八人为委员，并互推杨序真为主任，会址设在诗山。成立后，一面派人到江浙参观，吸取人家办学经验；一面邀请四区各乡富有华侨及地方各界人士在各自所在乡兴办学校，发展教育事业。要求各乡成立校董会，募集资金并择定校址，兴建校舍，限期建筑完成。同时立即聘请教师，筹备招生开课，取缔原有私塾。通过这些措施，即使穷乡僻壤，也不能例外。

当时学校的教师，除就地择优选聘外，还向泉州、晋江、厦门、惠安等地招聘，并拟订开设课程，派人购置大量校具、教具，为新型学校创造条件。

为了推动教育的发展，教育委员会创办了《南安周刊》，报导国内外和本地区的教育动态，交流教育经验，研究有关教育问题。通过各方面宣传和推动，乡乡里里掀起大办教育、兴建校舍的热潮，各乡普遍办起高小、初小学校。并在“乡乡有学校”，普及小学基础上，在诗山创办“南安诗山农林中学”(现南师校舍)，停办后，陈国辉又利用校舍创办军官学校，自兼校长。在金淘创办“南安金淘女子师范学校”(现侨光中学旧校舍)。在诗山还创办产科职业学校和工业职业学校，培养医务和轻工业工人。

在诗、淘、码、鹏四区教育委员会的推动下，陈国辉部下陈佩玉等人也做了不少具体工作，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陈佩玉首先在一九二二年于家乡办好莲塘小学。除组织强有力的校董会进行扩建校舍，充实设备，填筑符合标准的运动场外，最主要是聘请学识较富的人当校长，学有专长的人当教师。在他影响下，西溪一带乡乡有他的下属、地方人士也相继仿效，因此确实起了模范和促进作用。这样，西溪乡乡学校如雨后春笋出现，如黄玉玺的“美林”，张友云的“溪霞”，洪万发的“翁山”，王岫松的“烟山”，洪源契的“篮溪”，李云锦的“杏莲”，李忠的“园美”等学校。侨办也很快跟上，如洪泽涂的“镇山”，周献瑞的“凤村”等等。同时有条件的小学，如西溪、莲塘、翁山、美林等校还附设幼儿园。

除小学外，佩玉也创办几所中、专学校。一九二九年创办安溪矿务中学。一九三一年泉州商会蔡光华、蔡鼎常等创办晦鸣中学(今泉七中)。到了陈国辉被杀后，佩玉还倡办昭昧国学讲习所(今泉一中)，码头成功中学，南安县中学等。同时佩玉对自己的母校泉中、培元两校也不遗余力的资助，对南星中学也积极予以支持。

为了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陈国辉认为必须行家来把关。当佩玉力荐陈昌侯(铭)(曾担任“泉州府中”兼晋江县教育会长，被排挤后投靠民军高义当参谋长。)时，国辉就任命他为“泉永教育促进处处长”，由于采取一些较得当的措施，学校如雨后春笋，大大推动了全区教育的发展。

除兴办学校外，国辉也注意保护和倡办一些有益于社会的文化事业，如修理泉州孔庙，倡编南安县志，建立诗山图书馆、龙岩图书馆，支持创办诗山同仁医院，建设诗山公园和龙岩中山公园，开辟诗山公共体育场和龙岩体育场，曾主持南安、永春、安溪和岩、平、宁三县中、小学学生的体育运动会，盛况空前，大大推动三县体育活动的发展。还在龙岩建立纪念塔，在泉州开办“教育讲习班”，邀请各地名流前来演讲；并办“双江日报”和南京“小报”来宣扬他的“治绩”。很明显，这些目不识丁的草莽英雄，为了适应时代潮流，在实践中认识到“笔尾好用”，舍得花些取之于民的钱来办文教事业，这些的确为后人所津津乐道。连当时省教厅程时奎视察时也说：“人家说他们是土匪，土匪也拿钱办学校、开路那就确实不错嘛！”因此在诗、淘、码教育委员会的推动和各地学校的创建下对南安文化教育的发展，确是起了促进和影响的作用。

第三、发展交通。为了巩固实力，扩兵备战，陈国辉在其驻防区内拆城墙、筑公路、建造桥梁。当时闽南运输干线，泉、永、德公路的主线及副线，大部分是陈国辉等民军所开筑。自1918年至1930年，晋、南、惠、安、同、泉、永、德所开筑的公路，除德化县比较落后，其余各县均已略具公路网。其中南安最发达，计414公里；晋江次之；计310公里，全区平均里程是福建全省一九三八年通车县分平均里程的二点一倍。当时主要公路干线有溪安线(溪美至安溪)，诗安线(诗山至安溪)，诗溪线(诗山至溪美)，诗码线(诗山至码头)，码九线(码头至九都)，码洪线(码头至洪濑)，安湖线(安溪至湖头)，泉永德线(泉州至永春、德化)。至于较大的乡镇公路，也普遍开辟，不胜枚举。实现“乡乡有公路”的要求。在龙岩驻防两年时，也先后开筑岩平线(龙岩至漳平)，漳龙线(漳州至龙岩)岩永线(龙岩至永定)等三条，计160公里。

当时发展交通也不是轻而易举的，陈国辉为了交通方便，往往通过实力，采取强制执行。首先对公路的测量和定线工作，就有一番争辩，国辉对此采取积极支持公路技术人员的决定。公路通车后，又出现公路分段割据、各自经营的局面，国辉采取创办汽车公司，逐步从分割进行统一合并。如泉永汽车公司，这段长仅75公里的路线，经过八年时间的演变，十一个公司并为一个公司，统一经营。这使陈国辉对管辖区的统治收到良好的效果，当然客观上也带来商贾称便，推动全区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局面，这些应该是陈国辉的重视和努力的结果。

为了促使公路全线通车，必须大力建造桥梁。陈国辉对此也积极进行。当他一九二九年从龙岩溃败逃回南安重整军务时，陈国辉除修建泉州新桥(木桥改钢筋混凝土桥)外。一九三一年又动工兴建了永春云龙桥和洪濑大桥，一九三二年这两座钢筋混凝土大桥胜利完成，泉州到德化全线122公里，始直达行驶，畅通无阻。陈国辉除建造泉州、洪濑、永春三座大桥外，尚在泉永等主线上建造中小型钢筋混凝土公路桥十余座，如九都渡潭桥、鹏溪桥、罗溪桥、诗山的潭尾桥、长潭桥、淘口桥……等等，至今在南安九都、罗溪、仙游等地尚有部份存在，这些也与陈国辉重视公路分不开。

在水路上，晋江上游分为东西溪，东溪至永春锦斗乡，西溪至安溪感德乡；它们均向东南流，至南安双溪口相汇；东溪长约二百公里，西溪长约一百四十公里，船主大都是延陵、九都、大宇、溪美、湖头等地的人。在泉溪公路尚未开辟以前，溪运是相当发达。西溪木船最盛时，日过几百艘，是当时驿运要站，这对国辉的辖区水运带来了很大方便。除此外，石井的轮船码头当时业经开工，后因陈国辉伏法而中止。

在航空上，有永春云龙桥和泉州西门外开辟小型飞机场，购买两架飞机，在必要时进行飞行。

第四、大兴土木，新建扩建城镇市场：随着工商业发展，对原来狭窄不适应的街道进行扩建，在南安对溪美、诗山、码头、九都、官桥、水头等市镇进行拆迁。在泉州、龙岩也同样进行，如龙岩中山街经过拆建，宽三丈六尺，能容两辆汽车并行，商店一律二至三层楼房，辟五脚架(骑楼)为人行道，下通沟渠。经过拆迁、新建、扩建，不仅市容壮观，而且活跃了市场，出现了欣欣向荣、盛极一时的局面。

第五、保护华侨投资：陈国辉发迹初期，尚是对富侨派黑单充饷，强占侨眷为妾，侨房居住。但经过长期起伏，逐渐也学点乖，懂得“华侨回来愈多，地方上的钱也会愈多，什么利头也就愈活”的道理。当他成为“泉南王”时，便断然下令：“如有勒索华侨，一律严惩不贷。”以示“护侨”姿态。在自已部属陈佩玉的大力贯彻和有效措施下，东溪通过“宗亲”归侨陈台拔(厦门和昌信局经理，永春县长)，西溪通过部下黄玉玺的堂亲黄则盘(巨侨黄奕住老伙计，曾任上海昌兴行经理)和石井奎霞侨胞林文质的搭造桥梁，大有收效。因此，巨侨黄奕住(南安人)曾在上海一次宴会上说：“现在国内治安最佳，地方有欣欣向荣之概者，当推福建闽南泉属安、南、永数处”。有人以为那是土匪陈国辉的统治的，他说：“不管是否土匪，地方安定，气象良好是事实”。恰好当时南洋光景不错，一时侨汇激增，“大厝纷起”因此华侨对这时期的闽南都称他是“路头好行，冥夕(晚上)好睡，番钱好寄，大厝好起。”

此外对南安迁治的大事，也做了不少工作。

可以看出，陈国辉确是时代的产物，能随时代发展的需要；虽从自己统治需要出发，但在客观上确是有益于人民，因此人民在对陈国辉所作所为的坏事进行指责的同时，也经常津津乐道“国辉时代”。对于这些连当时国府主席林森也在挽联上说是：“兴学五百，筑路三千，谁言武林无学识；三十而立，拥兵十万，堪称草莽出英雄”。这虽是有些歌颂，但也反映这个土军阀不同凡响，确有他的独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