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東兵訪談了中國政壇上曾經風雲過的一些人，寫下了《政壇秘聞錄》。在這些訪談錄里，被訪問者講了一些不為外界所知的事情。一般而言，被訪問者在說到別人的事情時都比較客觀，在說到自己的事情時就免不了粉飾貼金。轉貼在這裡，以饗對那段歷史有興趣的同學。原作沒有照片。考慮到很多同學沒見過本人，有些同學甚至連名字都沒有聽說過，給每位被訪談者配上一張照片,並加上了生辰死忌。

師東兵：《政壇秘聞錄》(1)“文化大革命，對我來說是一場大夢”

——訪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 王力（1900年8月10日–1986年5月3日）

這些人都當過高官或者高官的秘書。在訪談中,他們都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層次,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或所見所聞,披露了當年政壇台前幕後許多鮮為人知的內情。本書努力挖掘歷史真相,深入了解文化大革命爆發以來二十餘年的重大事件。本書是作者採訪了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期間在中國政壇風雲一時的政要的談話匯編而成的。具有特殊的參考價值。

“文化大革命，對我來說是一場大夢”——訪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 王力

　　聽到王力身患癌症的消息後,十分惋惜,覺得應該看望他一下。研究文革歷史,他可以稱得上是重要的知情人。這倒不是僅僅因為他當過一年零兩個月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參與了文革初期一些重要的活動，更重要的是他從六十年代就擔任《紅旗》雜誌副總編，中聯部副部長，列席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所以，他對中央最高層的決策過程，應該是充分的發言權的。目前，能夠在文革前文革中兩個歷史時期列席常委會的活着的人中，大概只剩王力一人了。我很清楚這個[活擋案]的價值，但是我也知道這個人的虛榮心很強，也不會把有損於他的形象的那些的那些歷史事實輕而易舉地公布出來，他會利用他獨特的身份繼續不切實際地拔高自己，但是他不一定會像某些人那樣厚顏無恥地打擊別人。

　　毛主席對王力有過評價：“王力這個人不可重用，不可輕信他的話。他是不當家不知柴米貴，把整個國家的攤子當破爛的來整，要堅決地打倒他。”

　　早在文革時代，我就接觸過這個人。不過那時，他是身居高位的文革要員，而我只是一個普通的中學生。無論從哪個角度，我們都不會坐下來好好地交流一下思想的，更別談能夠研究歷史了。今天，他的地位變了，使我們能真正有時間和機會坐下來了。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認為這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我和他接觸幾次以後，我覺得他的最大的缺點，或者說他的全部悲劇就在於他總是不能正確地認識自己。他整天是在想象和唯最高領導之命而是聽的生活里過日子，這就決定了他的歸宿只能是隨着政治風雲的變幻而起伏。他自己的歷史和思想已經不能允許他有屬於自己的自我，他的行動歸結了他自己的一切。而他卻想入非非地企圖東山再起。

　　“文化大革命，對我來說真是一場大夢。”王力對我說，“我參加了一年多文化大革命，卻坐了整整十多年的牢房。可是有人還是認為我是什麼文革的紅人。真正文革的紅人應該是華國鋒、汪東興這些人。歷史對我實在是太不公平了。”說到這些的時候，他的神情很激動。我對他說：“你還是稍安勿燥，激動對你的身兔不利。歷史對每個人歸宿應該都是公平的，只是我們許多人不理解而已。”連我也覺得奇怪，怎麼對他說了這樣的話？

　　據他說，1981年12月26日，鄧小平委託鄧力群和他談話，傳達了鄧小平對他的評價：“從三中全會以後，王力寫的東西我全看了。我認為，他的立場是正確的，態度是端正的，是有理論水平的，是有文字修養的，也是能夠為黨工作的。”王力聽到這些話，激動得淚水縱橫，發誓要為黨再努力工作十幾年。他曾在同年4月19日給黨中央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我這個人，屬於鄧小平曾對我講過某某時所說的[不可重用]的一類人。我言過其實，有很大的片面性，容易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過去十四年，通讀了馬恩列全集，積習恐怕還是難改的。毛主席說我‘沒有當過家，不知柴米貴’。我只能是在正確路線下做一點文字技術工作，不能做負責工作，個人摔跤子事小，禍國殃民事大。我好提意見，但對我的話不可全聽。毛主席信用我時說是[頂多聽三分]。超過三分，我就會連累他老人家，也就要犯錯誤了。我深知黨不要我，照樣鵬程萬里；當我離開黨，寸步難行。在新時期，別人從零開始，我是從負開始。時刻準備着，在任何一個為人民服務的崗位上，結束自己的生命。”

　　應該說，王力的自我解剖是誠懇的。小平對他的評價，是準確而又恰如其分的。在我和他未接觸之前，我已經聽許多的老同志對他作了充分的介紹，他們都沒有過多的成見，有的顯然對他表現出極大的同情。有人說：“這個王力，還是可交的，他沒有太多的壞心眼，別人對他不能原諒，是因為他見風使舵，落井下石，傷害人往往是最慘重的。”這，也許是事實吧，但是豈但一個王力呢？

　　1987年2月20日下午，我敲開了王力的家門，他的夫人王平權告訴我他正在午休。我給她打了個手勢，示意她不要驚動他。於是，我進了王力的書房，和他的夫人先聊了起來。

　　王力生於1921年8月11日（陰曆七月初八），江蘇淮安人。1935年參加青年團，那年他才14歲。四年後他在國民黨東北軍里秘密參加共產黨，介紹人是現在的國務委員谷牧。黨組織從東北軍撤出後，他到了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工作，擔任《大眾日報》記者、編輯、編輯部主任。1943年有擔任山東分局黨刊《鬥爭生活》的主編。解放戰爭開始後，他歷任華東局宣傳部教育科科長、華東局駐勃海區黨委土改工作總團團長兼黨委書記、土改幹部訓練班主任。優秀的共產黨員焦裕祿曾是這個訓練班的學員。在此期間，他創作了《晴天》等幾部反映我黨土改的革命小說，成為全國作家協會的第一批會員，第一次文代會的代表。建國以後，他又在上海擔任華東局宣傳部秘書長兼宣傳處處長。1953年底調到越南勞動黨中央當宣傳文教顧問組組長。兩年後奉調回國，任中共中央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副秘書長。不久，又出任中聯部對外宣傳處處長，主管新華社的國際部。1958年6月1日黨中央創辦《紅旗》雜誌，他當了第一任編委，負責國際評論，他用[於姚力]的筆名發表了大量的文章。他還參與並負責編輯了[社會主義教育課程]這套書，為培養、教育全黨從新民主義轉化到社會主義階段作出了一定的貢獻。中蘇關繫緊張後，他參與了我黨同蘇共交往的一系列重大活動，是一至就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等重要文章的起草人之一。

　　王平權在談到王力這些經歷後，深有感觸地說：“他不僅對建國以來我黨在各條戰線上所取得的成就有較深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他對1957年至1967年8月這段時期里，黨所犯的錯誤，也有切膚之痛般的總結。黨和人民應該發揮他的餘熱，這對我們的事業是大有好處的。事情已經過去二十多年，我們黨作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為什麼不能諒解一個犯了嚴重錯誤而又願意改正的人呢？”

　　我們正談着，王力走了進來。

　　和二十多年前相比，他明顯地蒼老了。前額上已經謝頂，稀疏的頭髮灰白，走起路來遲緩而穩重，但精神良好，滿面笑容。他使勁地搖晃着我的手，久久沒有鬆開。他說：“我很願意和你們年輕人談談。寫歷史，一定要真實。只有真實地把過去的經歷寫出來，才能使後人吸取經驗和教訓。現在有些回憶錄和所謂紀實文學歪曲歷史，在提到我的時候把別人的罪行也往我頭上扣，這怎麼能叫人心服口服呢？”

　　我說：“歷史背景的真相是任何人也封不住的、歪曲不了的。假的只能蒙蔽一時，絕不能得逞永遠。現在市場上不是經常有偽劣產品嗎？我們黨內現在也有不少這樣的偽劣產品。”他很欣賞我的這句話，不住地說：“好在我們是處在光明的時代。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一再強調實事求是。這不但是研究歷史的正確態度，也是我們處理一切問題的出發點。不久前，上海一位叫葉永烈的作家採訪我，他把錄音機往桌上一放，我就說：‘我的歷史不怕錄音，我認為錄音比記錄可靠。我對我講的每一句話都敢負責。我只是反對對錄音和記錄進行歪曲和利用，更反對莫須有、誹謗性的剪輯。’這方面，我是有苦頭和教訓的呀！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完全是一場人為的災難，一言難盡呀。”

　　我知道他是指1967年8月7日晚上那次所謂他的[講話]。正是根據那次未經他本人審閱的記錄，給他扣上了“反總理”、“反陳毅”、“五一六黑後台”等的帽子，幾乎置他於死地。直到最近一兩年，還有一本“紀實文學”的小冊子在寫到這段歷史時，竟說王力在那一天，“氣急敗壞地跑到外交學院的大禮堂，發表了“王八.七講話。”其實，作者連地點與背景也沒搞清楚，怎麼能不出笑話呢？王力自7月20日的“武漢事件”後，腿和腳嚴重骨折還打着石膏，怎麼能跑到外交學院發表什麼講話呢？

　　王力回憶着那天晚上的情景說：“中央文革接到外交部姚登山和一些群眾組織的報告，說他們有事要向首長匯報。正好那天晚上有文藝演出，中央文革的人全部看節目去了，釣魚臺只有我在家養傷，所以他們讓我聽匯報。我在十六號樓我的床上聽取了姚登山等人的匯報，同時我有一些插話。後來他們把這些插話串起來，整理了一個所謂的[王力八月七日講話]的記錄。此件我沒有審閱過，後來我發現我的一些重要的話沒有收進去，他們的一些話也沒有寫進去。比如我說[任何群眾組織，只要是反對總理的，就要同他們堅決劃清界限。]還有姚登山、王宗琪等人說：[我們並不是真要打倒陳毅，只是要給他點壓力。什麼時候毛主席和中央保陳老總，我們立即擁護。]我說：[不是真打倒，這我就放心了，要報告總理，讓總理也放心。]後來康生、江青把他們幹的事也栽到我的頭上來了。”

　　事後不久，周恩來曾經讓他的秘書錢家棟問王力：“你是不是有一個[八月七日的講話]”，王力回答：“不是我的講話，而是我在接見外交部一些群眾組織的負責人的時候的插話，他們沒有經過我的審閱，也不是我的原話。”他把當時的情況匯報了一遍。

　　毛澤東看到那個“八月七日講話”和其他的材料後，問江青等人：“王力到底是什麼人？”江青說；“我早就一眼看出王力是壞人。”康生連夜查了王力的檔案後，向毛澤東匯報：“王力是國民黨特務兼蘇修特務，王力確實像江青講的，是壞人。”毛澤東十分生氣地說：“他胡說八道什麼？他的錯誤要比陳毅和其他的人的錯誤大得多。”馬上，毛澤東對王力的問題作了一個重要批示，決定對他進行審查。

　　提到這些，王力至今激動不已：“我是在國民黨東北軍作地下工作時，有谷牧同志介紹入黨的，怎麼能成了國民黨特務？是的，我在參加莫斯科裁軍會議時同蘇共安德羅波夫談了一次話，那也是黨中央交給的任務，而且有很多人在場，怎麼能成了蘇修特務？江青這麼不擇手段地整我，完全是另有原因。她早就說過：[誰犯了我的疑，我就叫他不得了！][就是無辜的，也要這麼定。]就在整我的前兩天，康生和江青有個密謀。那天，我在輪椅上坐着休息，正好被屋裡的門擋着，就見康生和江青邊走邊談走過來，因為他倆都是近視眼，沒看見我，我也沒啃聲。他倆進了屋裡後又接着談。康生說：[王力是在蘇北參加革命的，蘇北的黨員是紅旗黨，全是假的。他還是華北局的幹部，華北局沒一個好人。]他還說：[王力的老婆家裡也是一窩黑貨。]其實，我老婆一家都是老黨員、老幹部。她父親和大姐都是建黨初期的黨員，她姐和鄧小平在莫斯科是同學，這又怎麼能說成是一窩黑貨呢？江青和康生他們當時都對我有很大的意見，說我是最不老實的人。”

　　我問：“你究竟是在哪些問題上得罪了江青，使得她那麼恨你呢？”

　　“說來話長。”王力陷入往事的沉思和回憶之中，他緩慢地向我講了起來……

　　1964年9月，王力隨着彭真去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時，在講到京劇改革和學術批判的問題時，王力說：“我們不要輕易地把學術性的問題提高到政治領域來，學術批判要有界限，不要弄得人人自危。京劇改革我是贊成的，現代戲也很好。但是我不贊成傳統戲都不要演了，還是可以演一些的，鬼戲也不一定一律禁止。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不就是鬼戲嗎？”

　　毛澤東聽了這些話，臉上馬上露出不高興的神色。事後，他還是接受了一些意見，曾說：“看來江青有一點[左]。”江青聞訊後，對彭真、王力等人大為惱火，罵他們是“破壞京劇革命。”她說：“還有一些人也不是好東西，跟着那些壞人在我背後說三道四，這沒有多大的意思。無產階級的革命潮流是任何人都阻擋不住的。”

　　這一年下半年，劉少奇決定王力列席常委會，並委託彭真向毛澤東匯報。匯報中，彭真說了王力一寫好話，誇他是“優秀幹部”。江青對別人說：“這充分證明，王力早就是彭真的人了。我們選拔中央文革小組的領導班子的時候，已經知道王力是彭真、陸定一他們一夥的，但是考慮到他已經揭發了彭真的許多問題，總覺得中央文革小組有這樣的一些人可以了解他們的黑幕。就是考慮到這些，把他也吸收進來的。”

　　1966年夏天，王力和賈一學、李鑫三人聯名寫了一篇題為《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長篇文章，發表在當年第十五期《紅旗》雜誌上。文章從八個方面闡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意義。認為：“第一，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國內階級鬥爭的必然發展，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然發展，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新的高級階段；第二，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歷史上最廣泛、最深刻、規模最大的革命群眾運動；第三，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防止反革命修正主義篡奪領導權的鬥爭；第四，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創造了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制度下的大民主的新經驗，創造了實行民主集中制的新經驗，第五，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培養和造就一支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隊伍打下了基礎；第六，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個強大推動力；第七，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場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和反對以蘇共領導為中心的現帶修正主的鬥爭。第八，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推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大發展。”

　　這篇文章最後還有精彩的幾句話：

　　“對於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世界革命人民，同聲讚揚。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謝列平之流的叛徒，夥同約翰遜、臘斯克之流的帝國主義者，切齒咒罵。他們開動了全部的宣傳機器，用最惡毒的語言，掀起了反華歇斯底里，大肆攻擊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這些反動傢伙為什麼這樣暴跳如雷呢？就是因為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燎原大火，不能不傳播到世界人民中去，不能不對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發生巨大的影響，不能不衝擊和震撼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搖搖欲墜的統治。史無前例的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更加響亮地敲響了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喪鐘。”

　　這些話現在看來，已經是很可笑的東西了。但是在當時，他的這些高論的確鼓舞了億萬人民的革命鬥志和決心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信念。

　　1983年，中央林彪、江青兩案辦公室於8月20日寫出了《關於王力問題的審查報告》，說他“竭力為林彪、江青、康生一夥篡黨奪權製造輿論”，其中的一條罪證是他在“1966年3月，根據康生的授意，起草《紅旗》社論《徹底批判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羅織十大罪狀，誣陷彭真同志為首的北京市委是‘一個陰謀家、野心家集團，是一批大惡霸、閻羅王’等等。”所以，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決定開除了他的黨籍。

　　由於《審查報告》用詞不夠準確，對事實沒有很好地核准，讓王力抓住了把柄。王力在給中央的申述中聲稱：“第一，《紅旗》社論發表與7月1日，而不是3月。3月份彭真同志還在主持書記處的工作。第二，社論的題目是《徹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負責人的修正主義路線》，《審查報告》把原來題目中的[一些負責人]去掉了，又增添了[反革命]三個字，意思就改變了。這種做法是很不正確的。第三，起草這篇社論的背景是：1966年6月18日，毛主席在上海批評了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沒有系統地批評彭真的錯誤。毛主席說：[彭真把北京變成了獨立王國，為什麼北京的同志至今不總結教訓，難道對那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黑色王國還有保留嗎？]劉少奇聽到主席的批評，於6月下旬召集常委擴大會議，討論並決定在《紅旗》和《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系統批判彭真的錯誤。會上把彭真的問題議了一下，派康生飛往上海向毛主席匯報。康生把彭真的問題歸納為十條，在匯報中毛主席又插了許多的話。康生回京後把這十條和毛主席的指示向常委和書記處分別作了匯報，會上決定把這十條和毛主席的指示寫成一篇社論。因此，我起草社論是根據中央的決定而不是根據康生的授意。社論所說的大部分是毛主席的原話，因此，根本不應該追究這篇社論的責任。何況，王力只是參與寫作而已，更不能認定是王力的錯誤。”

　　我找出當年王力起草的這篇社論作了仔細的研究，社論給彭真和北京市委強加的十大罪狀，在今天看來已經是功而不是過。就是這十大罪狀，在當時也未必就是真實的。請看：

　　“第一，抗拒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第二，反對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第三，拋棄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觀點，企圖‘和平演變’；第四，變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專政；第五，為復辟資本主義、顛覆無產階級政權作輿論準備；第六，反對毛主席和黨中央提出的教育方針，實行資產階級的、修正主義的教育方針；第七，反對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第八，招降納叛，結黨營私；第九，對黨中央實行嚴密封鎖；第十，打着紅旗反紅旗。”

　　同樣，這十條中的若干條，就是在當時也是在拼湊罪名，根本不嚴密，也很荒唐。

　　但是，裡面有許多精彩的段落，的確是毛澤東的語言，如：

　　“黨中央對前北京市委主要負責人的修正主義路線是逐步有所察覺的。但是，他們修正主義本質的徹底暴露，還需要有一個過程，需要有一定的土壤和氣候。毒蛇也要在一定的氣候條件下才會出洞的。毒蛇一出洞，就立即被毛主席和黨中央把它捉住了，就立即被廣大的黨的幹部、廣大的群眾打倒了。”

　　“毛澤東同志早就告訴我們，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鬥爭，黨的生命就停止了。黨內的矛盾，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由非對抗性矛盾變為對抗性矛盾。我們黨能夠及時地識破和摧毀由一小撮修正主義分子壟斷的前北京市委這個反動堡壘，恰好表明我們黨是強大有力的，表明毛主席和黨中央的領導是非常英明偉大的。”

　　這些決非是王力敢於和能夠加以編造的。

　　《審查報告》中，還有這樣給王力定罪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王力一再宣揚不要怕武鬥，不要怕亂。”引用了許多王力在記者站的講話，說明他的罪行。

　　王力是這樣申訴的：“第一，這些引文，從未同本人核對，沒有確實可靠的根據；第二，記者站，即文革小組的快報組，其成員主要是從軍隊抽調團以上的政工幹部組成的。任務是向毛主席和黨中央常委反映文革動態。因此，毛主席和黨中央常委有什麼新的指示和意圖，王力都要向他們傳達吹風。這是中央給王力的任務。對他們規定有嚴格的紀律，不准把中央機密外傳，更不准參加和干預下面的運動。發現有違紀者，立即調離。因此，說王力的[這些謬論，通過記者站在各地廣為散布，煽動了武鬥，製造了混亂]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為記者站是中央的核心機密部門，所以王力在記者站內部傳達的話，都不能成為王力的罪狀。第三，《審查報告》把‘不要怕亂’同[不要怕武鬥]這兩種不同的概念混為一談了。《報告》列舉王力的話，並沒有一句說過[不要怕武鬥]。第四，關於工廠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基層黨組織領導問題，當時領導核心中有兩種意見。毛主席堅持成立文化大革命委員會，[有群眾選出能夠代表自己的組織來領導]。並且發出了中央文件，即1966年12月9日的《中共中央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王力向記者站這樣的核心機密部門傳達毛主席的指示，是正常的。第五，至於[不要怕亂]的問題，那時毛主席反覆堅持的觀點。1966年7月8日，他寫道：[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同年8月23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說：[主要問題是各地所謂亂的問題，採取什麼方針？我的意見是亂它幾個月。我看北京亂得不厲害。]1967年4月軍委擴大會議期間，毛主席說：[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全面內戰。]5月25日，他又說：[北京也在分裂為兩大派，打亂架，亂就可以亂出名堂來。]7月13日，毛主席又說：[南京街上鬧得很厲害，我越看越高興。鬧得三派那麼多人，反對內戰，反對武鬥，這很好嘛！]7月28日，毛主席又說：[一年來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雖然有點亂，這裡亂，那裡亂，並沒有什麼關係。象武漢就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出來，就好解決。]我列舉的這些，都是現在還有文字可查的。由此可見，王力所傳達的都是毛主席的指示，只有不足，並無過頭。”

　　王力這個申訴里，有不少是強詞奪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並不完全是唯毛澤東之命而是從的，如果是這樣，他就不會是由中央文革小組把他打倒，而很有可能是在抓江青之時就把他捎帶了，但是《審查報告》所羅列的那些東西，無疑給王力以推卸之詞。因為是王力，這些問題就完全推到他的身上，顯然是有失公平的。但是，這並不能給王力減少絲毫的責任。這一點，王力生前始終沒有充分地認識，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1966年8月，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剛開過，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指示批判劉少奇，江青同時提出也要批判鄧小平，並讓張春橋動員王力在會上發言，王力覺得自己發言不妥，所以始終保持沉默。江青認為王力是在“觀測風向”。當時，王力擔任中央文革辦公室主任，他主張劉少奇、鄧小平未撤銷職務前，都應該按規定分發文件。這也引起了江青對他的不滿和憤恨。江青曾經對張春橋說：“王力這個人其實是個滑頭鬼，總想八面玲瓏，四面討好，偏偏我這裡就不讓他討上好。”

　　1967年7月，毛澤東在武漢巡視時，對王力說：“我不贊成對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進行面對面的鬥爭，那樣勢必造成武鬥。”王力提醒說：“主席，你不是經常說小平的好話嗎？是不是劉、鄧還要區別對待？”毛澤東點點頭。王力回到北京後，立即把毛澤東的話整理出來，送給戚本禹和江青。這時，江青得出了王力是“劉、鄧埋在中央文革的黑釘子”的結論，準備對他下手。

　　回憶到這裡，王力笑着說：“我對江青始終採取的態度是敬而遠之。當她給我下指示時，我總愛問：[這是你的意見還是主席的意見？]有時江青會沉下臉，不高興地說：[這是主席的意見。]當我感到她轉達的意思和主席過去講的話不一致時就當面給她提出來，總弄得江青下不了台。這也是江青整我的一個原因吧。”

　　眾所周知，王力是1967年7月20日“武漢事件”的重要當事人之一。正是這一導火線，使“揪出軍內一小撮”的聲浪響徹全國，天下大亂到最高峰，以至連毛澤東也不得不收縮部署，重新思考若干問題。時隔二十多年後，王力對我說：“7. 20 事件在歷史上的重大意義在於，它是第一次大規模的群眾性的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情緒的總爆發。即使毛主席這樣偉大領袖親自坐鎮，只要是違背民意的事，也要碰大釘子的。這裡，真正的教訓是林彪利用了這個事件，在軍隊裡排除異己，重用親信。從前逐步在中央內部形成了林彪集團，並逐步掌握了相當大的一部分領導權。”

　　王力向我提供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

　　早在7月初，毛澤東就去了武漢，住在東湖賓館指導全國的文化革命。而當時，王力正在重慶完成中央交待的赴西南的任務。

　　7月13日晚，周恩來總理打電話到重慶，要謝富治第二天趕到武漢，去執行緊急任務。周恩來沒有也不可能在電話里說是去“負責毛主席的安全”一類的話。謝富治請示總理，要王力、余立金和隨行的紅衛兵一起去，周恩來同志同意了。當謝富治把總理的決定告訴王力後，王力一怔，說：“我西南的任務還沒完成呀，為什麼改變計劃？”謝富治也回答：“不清楚。我們馬上趕去執行任務就是了，不要再過問了。”

　　王力馬上給北京的關鋒打電話，詢問原因。關鋒說：“任務電話里不能講，你去就是了。”第二天，王力陪同謝富治、余立金到了武漢。陪同人員有北航紅旗的井崗山、段聚平、胡慧娟、武介之等紅衛兵。

　　謝富治到武漢後，要王力等人陪他到街上去看大字報，他們在武漢測繪學院門口時被群眾認了出來。立刻，該校的群眾組織就用高音喇叭廣播並貼出了歡迎標語。王力把這個情況報告了周恩來。周恩來說：“這也有好處，群眾正在亂猜為什麼東湖賓館的燈亮了，現在就說謝富治、王力、余立金來了，倒可以掩護毛主席。”當即，同在武漢的周恩來親自布置正式通知軍區支左辦公室，請他們發出通知。

　　當時，武漢地區兩大派武鬥激烈。周恩來從維護毛主席的安全出發，要群眾組織都離開據點，各回本單位去，不許武鬥。謝富治、王力根據這一精神，在7月15日、16日兩天內多次重申了這一指示。到了7月18日，毛澤東提出：“為什麼不能把工人學生武裝起來？我看要把他們武裝起來。”就在老人家召集的這次會議上，王力提出：“第一個把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的，不是武漢，而是江西，是中央文革決定的。”毛澤東聽了，很惱火地說：“這樣大的事為什麼不請示。你回去以後把這個文件送來我看，要中央文革作公開檢討。”王力回去把這份文件找出來，上面有陳伯達、康生、江青三人親筆簽名的字樣，提出對某類群眾組織“要採取專政措施。”

　　在此前後，王力傳達的經中央研究共同制定的四條指示，即“軍區支左大方向錯了，要為工總司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向群眾傳開了，武漢的一些部隊和群眾組織極為憤怒，紛紛議論和抗議來自中央文革的這些精神，把鬥爭的鋒芒首先對準了王力、謝富治等人。

　　在毛澤東召集的匯報會上，當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提出：“中央文革有威信，解決武漢問題希望中央文革能講話。”毛澤東接着說：“這要看什麼人，我看百萬雄師就不一定聽中央文革的。”

　　當武漢軍區在強大的壓力下被迫寫檢討時，王力還幫助他們修改，有的地方都改輕了，軍區的有關同志看了都表示很滿意。

　　但是，百萬雄師及部分軍隊同志的憤怒反抗終於還是爆發了。7月20日，他們衝進東湖賓館，包圍了王力、謝富治的駐地，並將他們綁架走，進行批鬥、遊街。同時，也有部分群眾包圍了毛澤東的住地。毛澤東當即帶領警衛員、秘書等四、五個人從另一個後門跑了出來，到了火車站後才給汪東興打電話。武漢事件發生後，陳伯達、康生、江青以及在北京的林彪驚得目瞪口呆，他們立即分頭行動，準備在這個問題上大作文章。周恩來為了保衛毛主席的安全，乘飛機親臨武漢，將王力、謝富治先後從群眾手裡解救出來。這時，康生、江青等人一口咬定武漢事件是“反革命暴亂事件”，是“兵諫”。毛澤東起初也很震怒，說：“想不到這次我竟然掉進賊窩子裡了。”後來冷靜下來後，才說：“看來，他們是想以王力為人質，迫使中央改變處理武漢問題的方針。”

　　在北京的中央文革成員開了碰頭會，決定組織百萬人熱烈歡迎王力、謝富治等人回到北京，並要在天安門廣場召開大會，聲援武漢地區的造反派，聲討百萬雄師和武漢地區軍隊的領導同志。王力建議：“不要這麼多人迎接我，這樣影響不好。”

　　江青說：“這不是為了你，而是為了主席。”

　　當王力講到這段歷史事實的時候，我就有點耽心，是不是果真如此？後來我聽一位熟悉內情的人說，當時決定召這樣的大會的並不是江青，而是周恩來。周恩來對在京的中央文革和主持工作的林彪建議：“要用全國的力量來打擊把矛頭對準中央文革小組的反革命逆流，北京要召開百萬人的群眾大會，給一小撮走資派迎頭痛擊。”如果真是這樣，王力提供的材料就是一個虛假的東西了。

　　於是，當王力、謝富治走下飛機時，中央文革碰頭會的全體人員全部前往迎接。王力、謝富治乘坐敞篷小臥車，接受了百萬群眾的歡迎。然後，一起登上天安門，使武漢事件的消息迅速傳遍全國、全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來主持會議決定在天安門城樓開大會時，並沒有通知林彪。但開會的前一天，關鋒接到葉群的電話。葉群問：“聽說天安門廣場有個會，是不是？”關鋒回答：“是有這麼個會。”並把會議的內容講述了一遍。葉群又問：“林彪同志想參加這個會，不知行不行？”關鋒說：“那當然好啊！”葉群說：“如果你們同意了，那我就正式請示江青同志了。”

　　由於林彪親自出場，大大地提高了天安門廣場會議的規格。緊接着，《人民日報》又發表了《北京在支持你們》等社論，把“打倒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口號變成了反軍亂軍的行動。

　　回憶到這些往事，王力痛心地說：“在天安門上開會的時候，我就對江青說：我擔心這樣下去，全國會出現反軍的連鎖反應。江青置之不理。果然沒多久，我的擔心變成了現實。我沒想到，我的這些活動還使江青等人引起嫉妒和憤怒。謝富治回京後同我交談說：[我同你相處一個月，沒想到中央文革還有你這麼右的人。]他的話，同樣引起了我的震動。”但是，我翻了當時的文革材料，從王力的各次講話里，看不到他這樣的情緒，連一點痕跡也沒有。

　　很快，毛澤東以他那敏銳的政治嗅覺，察覺了“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對黨和革命事業的危害，他以革命家和政治家的偉大氣魄，開始糾正極左派們的錯誤。毛澤東發出了一系列不點名的警告，同樣引起了林彪、康生等人的不安。林彪在8月下旬，向毛澤東請了一個月的病假，坐着火車到處跑，他曾經對中央文革的人說：“我只有睡在火車上，聽着火車的輪子的聲音才能睡得着覺。”實際是躲了起來。王力也覺得空氣反常時，曾給康生的秘書說：“我們首長不得了了，三天沒吃東西沒睡覺了。”那時，他們包括林彪在內，都猜不透毛澤東的心思，都不知道他每天究竟在想什麼，都怕戴一頂跟不上毛澤東戰略部署的帽子。王力既要顯示他是毛澤東司令部里的人這個形象，又把不准毛澤東的政治脈搏，只好在紅衛兵那裡打聽消息，然後再來一個總批發，名其曰：“聽取群眾的意見。”這就導致了他1967年8月7日接見紅衛兵和外事口群眾組織的講話，實際上是他聽取姚登山等人的插話。群眾組織把他的片言隻語整理出來，登在他們辦的小報上，形成了他垮台的導火線。

　　其實，真正導致他們垮台的原因並不僅僅是那些東西，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有人密報他們在背地裡整理和搜集了張春橋、姚文元、江青，當然也包括陳伯達等人的材料。張春橋對江青等人說：“王力、關鋒、戚本禹這些人越來越象群眾組織的領袖了，他們在千方百計地抓隊伍，根本不把中央文革小組的原則放在眼裡。這樣下去，後果不堪設想。”這話傳到毛澤東的耳朵里後，毛澤東特意指示江青和張春橋：“你們要注意，和王力、關鋒這些人劃清界限，要讓群眾和紅衛兵感覺到你們和他們不一樣。”

　　中央關於王力的《審查報告》，把武漢事件再次作為王力的罪狀。為此，王力在《申訴》裡提出了六點意見：

　　“第一，1980年政法部門在預審中已經宣布：關於武漢事件不再追究王力的責任了。那時中紀委要王力謄清兩份筆記，一份是毛主席1967年7月18日在武漢的談話記錄全文；另一份是周恩來同一天在武漢軍區高級幹部座談會議上總結髮言的要點。看了這兩份記錄之後，就知道王力講的話，正是毛主席、周總理講的話。例如：確定[鋼派]等為無產階級革命派，要以他們為核心來團結其他群眾組織，把[百萬雄師]當作團結對象，等等。周恩來傳達的方針更厲害，要把[百萬雄師]定為保守組織。這一點王力恰恰沒有說。”

　　“第二，至於要各派群眾組織都[撤除據點]，當時不但如此，還要各派都把武器交給軍區保管。這是周恩來為保衛毛主席安全而採取的措施，並不是專門對[百萬雄師]一派的。這不能成為[使矛盾激化]，爆發7.20事件的原因。說王力[竟然宣布事件是徹頭徹尾的反革命事件]，這完全是無中生有。王力沒有宣布，也無權宣布。《審查報告》把已經否定了的罪狀又翻出來加在王力頭上，是不應該的。”

　　“第三，7.20事件以後，王力在一系列問題上同江青發生了激烈的矛盾和衝突，如：王力反對機場歡迎儀式，認為不正常，不應該開這個先例；王力反對在天安門召開百萬人大會，反對在全國遊行示威，認為這太反常，會引起連鎖反應，衝擊軍隊；王力反對鬥爭陳再道、鍾漢華，認為他們沒有責任。在鬥爭會上王力一言未發；王力反對拍攝《北京支持你們》的電影，並拒絕審查，等等。事實很快就證明王力的反對都是對的，果然在全國掀起了衝擊部隊的風潮。這不是王力的責任，而是能由當時反對王力意見的江青等人負責……”

　　但是，根據我的調查，王力羅列的這些事實，沒有一件是客觀存在。他沒有反對也不可能反對江青的任何意見。相反，他是在許多的問題上是背着江青等人單獨行動的。這正是江青等人對他惱火的原因。據我掌握的事實可以證明：王力和關鋒都喜歡打着毛澤東和江青的旗號行事，為此，江青幾次當着中央文革小組的人員質問他：“我什麼時候指示你干某某事情了？你為什麼總是要打着我的旗號幹事？這樣下去，我是要講話的！以後，凡是沒有我的親筆簽字的東西你們不能亂說！”這些，王力偏偏隻字不提。

　　王力申訴的第四條是：“7.20事件後的武裝左派問題，是毛主席8月4日致江青的一封信中提出的，中央常委會上討論貫徹執行，決定武漢地區武裝左派的試驗由王力負責。因為江青主管這件事，王力向她作報告，是正常的。這構不成罪狀。”

　　“第五，8月8日‘中央首長接見武漢代表’。接見者是周恩來、康生、謝富治和王力。當時中央就宣布，各群眾組織的代表自己記錄的都無效，以文革辦事組統一整理的紀要為準，根本沒有介紹是哪一個人講的話。所以，《審查報告》列舉的都是流言而已。[軍內一小撮]這個詞，王力不但沒有使用過，而且一直到自己打倒時還不知道有這種說法。”

　　這就是王力睜着眼睛說瞎話了。當“打倒”和“揪出黨內軍內一小撮”的口號震天響的時候，王力明明參與了其中的許多活動，怎麼能推得一乾二淨呢？正是他這種文過飾非的態度，使得本來不是他的問題都弄得人們不敢為他作證了。他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時候，就有這個毛病。當時，連張春橋都說他：“總是把一切功勞歸於自己，把一切錯誤推到別人身上，好象你王力是一貫正確的，其實你王力是一貫的不正確！一貫的裝腔作勢，一貫的弄虛作假！”當然，這話也有過頭之處。

　　王力申訴的第六條是：“《審查報告》羅列的，以及社會上還流傳的所謂王力[毀我長城]的罪狀，絕大部分都是江青等人捏造的，王力一貫反對江青等人對軍隊的做法。周總理在批評陳再道的會議上，稱讚王力是[處處維護軍隊]。江青等自己搞亂了軍隊，反過來拿王力作替罪羊，說王力[毀我長城]。現在到了該澄清的時候了！”

　　其實，王力的這些解釋有的起作用，有一些一看就知道是假的。為什麼？無數大量的原始證據都在，王力自己是怎樣也賴不掉的。至於是否王力本人的責任，這已經不需要解釋了。因為無論王力怎樣興風作浪，畢竟是一個大氣候下的卒子，沒有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這場運動，王力就是使出渾身的解數，也翻不起半點水花。但是，在大風浪中王力使點小聰明，搞點個人的小動作而被毛澤東所拋棄，那是另外的一回事了。

　　王力還把當年的一張小字報給我拿出來，上面記錄着當初對武漢事件的過程：

　　“這次反革命暴亂，是預謀的，是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的。這次暴亂的直接指揮就是武漢軍區和8201部隊中的一小撮壞蛋。他們坐鎮軍區大院，應匯報，下指示。行動前他們就調查好了謝副總理和王力同志的住處，連離二號樓只有幾步遠的一號樓，他們都沒有去碰一下，這難道是偶然的嗎？他們故意把謝副總理推到屋裡糾纏不休，這邊卻綁架王力同志，這難道是偶然的嗎？他們搶走了王力同志的文件，可是其他東西都沒有動，這難道是一般的搶劫嗎？再聽聽這次反革命叛亂喊的是什麼口號吧！什麼[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組的定時炸彈！]、[王力是劉少奇的走狗！]、[絞死王力]、[打倒謝富治！]、[中央文革小組滾出武漢！]、[陳再道的政權萬歲！]等等。他們的矛頭指向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他們的反革命的政治上目的不是很清楚嗎？”

　　王力對我說：“這個歷史怎樣才能完整無缺地記錄下來呢？看來真正要準確地記錄一個事件真是不容易呢，現在就更要有勇氣了。”我默契地無語。（後來我寫出了真實地記載這個事件的長篇紀實文學《武漢. 毛家灣. 釣魚臺》，了卻了我的一個心願）但是，王力等人知道，他們如果離開了毛澤東和江青，是什麼事情也辦不成的。所以，他們在公開的場合，特別是在北京一部分紅衛兵中，總是要把自己打扮成江青和毛澤東的化身。他們到處講話，引起了中央許多同志的不安，使毛澤東再也不能容忍了，於是江青等人下了最後的決心，要把他們拋出來了……

　　1967年8月30日下午3點，中央文革召開了批判王力、關鋒的內部會議。會議的主要發言人是康生。他給王力定的主要罪狀是：反軍亂軍，毀我長城；反對周總理、反對江青、陳伯達，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還說王力是劉少奇、鄧小平、王稼祥鼓吹“三和一少”的黑幹將。

　　這是一個以生活會的名義召開的絕密會議。事前王力毫無所知。到會議開始的時候，他還在那裡考慮文章，陳伯達沉下臉來說：“現在不是你考慮文章的時候了，是考慮你的問題的時候了。你想一想，你們最近在幹什麼？你們搞了多少鬼名堂，根本不和中央文革商量，更別提報告毛主席了！你王力簡直要把自己打扮成江青同志的化身，這是在丟江青同志的人，她根本不需要你這個化身！你已經昏了頭腦！”

　　當吳法憲發言說王力是“火燒英代辦的罪魁”時，周恩來插話說：“火燒英代辦處沒有王力的事。”他還對其他爭先恐後發言的人說：“你們讓王力講講，聽聽他本人的意見嘛。”那時，人們一聽是批判王力，大家都在爭先恐後地發言，竭力要和他劃清界限。謝富治嚴肅地說：“王力是個投機客，背着中央文革作了大量的壞事，他把許多的情報偷偷地給一些有問題的人透露，這裡包含着不可告人的用心。你還有什麼要狡辯的呢？”

　　王力當時已心灰意冷，搖搖頭說：“我沒有什麼可說的了。”

　　最後江青作總結說：“根據大量的事實，充分證明王力是鄧小平、彭真的人，完全是黑線上的人。”她當即宣布叫王力“請假檢討”，實際上從此關了起來。

　　這個會一直開到8月31日凌晨2時半。

　　會議剛散，有關人員就叫王力搬家，先是搬到釣魚臺一號樓，切斷了他與外界的一切聯繫。10月16日，又把他關到西山一座別墅里，交給衛戍區看管。1968年1月26日，正式將他送到秦城監獄，直到1982年1月28日釋放，整整14年之久。

　　王力被關押後，毛澤東明確指示：不准任何人提審王力。所以，他住的房子都用白布遮擋着，也沒人知道他的真實名子。

　　講到這裡，王力的雙手激動得微微顫抖，他聲音有些哽咽地說：“因為我知道的東西太多了，康生一夥就想殺人滅口。五年多把我關得死死的，不讓我放風，不給我任何帶字的東西看，連《毛主席語錄》本也不給。飯不讓我吃飽，一天只給三小杯水，24小時不時地用喇叭宣布要槍斃王力，我就高聲喊：[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 高唱《國際歌》。他們每天搞這麼幾次，目的就是想把我王力折磨死。”

　　王力站起來，從書案上找出幾頁紙，遞給我說：“每到黨的生日這天，我都要默默地紀念黨。這是我在1981年7月1日寫的一首《哀情寄給黨》。”說着，他又深有感觸地朗誦起來：“尺尺天涯青鳥忙，蓬山日夜在心房。黃鐘樂奏鳴宵漢，瓦釜刑宣棄大荒。殘驥但求征路險，病蠹嘔願吐絲亡。白頭未悔相思志，越是多磨情越長。”

　　早就聽說王力善詞工詩，文章寫得漂亮。今日拜讀他的詩詞，果然名不虛傳。應我之求，他信手將這首詩抄寫下送給我。第二天，他又揮毫將他另一舊作用宣紙寫出來贈送於我。詩是這樣的：“驚雷發出囹千根，風雨如磐我自春。出土初生先有節，凌雲直上永無心。風霜百折柔堅骨，山石千磨申屈身。夭折飛升回首笑，龍孫擇約又成林。”

　　我對詩詞恰好也有一定的研究和愛好，但是詩詞並不等於作詩人。這個我已經有了許多的例子。但是對王力這個人，我還是很同情他的。畢竟是一個運動的犧牲品。有些真正罪行比他大千百倍的人並沒有得到應有的懲處。這個搖動筆桿子的秀才，卻被兩個截然相反的時代所不容。這也是王力無法挽回的悲劇，就是說什麼也太晚了，只好留下深沉的教訓啟示後人吧。我們一邊讀他的詩詞，一邊談論那個很難一下子說透的崢嶸歲月，話題又回到了文學的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