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7)

谭合成

卷二

第七章 祭刀

据地质学家考证，道州盆地由古代海洋退落衍变而成，看来古人对此也早有认识，道县许多地方都是以海命名，如深海、海龙、大海州、乐海等等。县城西北部12公里的乐海边上，有一个地方叫寿雁镇，镇中有一座庙叫寿佛寺，背后有一座山叫雁峰山，寿雁因之得名。(距寿雁镇三公里处有一个叫白石寨的小村庄，村旁山上有一个岩洞叫蛤蟆岩，俗称麻拐岩，后被考古学家命名为“玉蟾岩”。岩洞为石灰岩结构，宽12至15米，深6至8米，高约5米，其中古代堆积物厚1至2米。1993年12月我国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一万二千多年前的人工种植水稻壳4粒，以及大量一万四千余年前的古陶器碎片。这一发现将人类水稻种植史向前提早了约4000年。)1967年，寿雁镇远没有现在的规模，仅有丁字形两条街道。青石板和泥土路面的老街，弯弯曲曲，宽约2米，长约千米，两边多系木板青瓦和土砖青瓦的平房。1964年，修建道（县）全（州）公路，公路从老街北面通过，这段沙石公路两边修建了不少红砖房屋，逐步形成了所谓的新街。由于地处交通要冲，寿雁镇成了道县最大的农村集镇，有供销社，有粮店，有铁木社，有学校，还有卫生院……历来为区、乡政府机关驻地。

老街中心的区公所里，陈智希躺在床上，碾转反侧，难以入眠。身上的病痛又在折磨他了……这位寿雁区抓促小组组长，区公安助理员，从县里开完会回来，感到疲惫不堪。近年来，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工作往往力不从心，可是高度的阶级斗争警惕性却一刻不敢松懈。县领导的讲话再一次崩紧了他心中阶级斗争这根弦，阶级敌人要翻天了，他睡不着啊！他从土改参加工作起，就一直搞治安工作，对区里的那些四类分子，心中一本册。他闭着眼睛，把领导的讲话与区里的现实情况一一对照，象过电影一样，把一个一个四类分子“拎”出来审查……一个格外惹他恼火的影子出现在脑海里，晃来晃去，挥之不去，这家伙就是寿雁公社下坝大队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伪乡长朱敏(朱敏，男，1921年生，家庭出身中农，解放前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曾担任伪乡干事，1950年被判刑12年，1964年社教中定为四类分子，交群众管制劳动。)。朱敏出身下中农，光棍一条，坐了十二年大牢放回来以后，仍然很不安分。据说陈部长曾多次宣称要砸烂朱敏的狗头，但朱敏一句话差点没把陈部长气得闭过气去：“陈部长钢刀虽利，难杀我守法之人。”陈智希敢断定：四类分子要翻天，朱敏肯定就是还乡团长。

第二天上午，区干部开会，陈智希传达了县抓促会议的精神，又大谈了一通本区的敌情。他说：“同志们，我们区的阶级斗争厉害得很呀！牛路口那边有敌人的电台活动，团结大队地主份子造谣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有些共产党员要退党，民兵不敢背枪了。下坝大队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朱敏搞反革命组织……气焰嚣张得很。”(本历史纪实记录的人物讲话、谈话都经过查证、核实，即说话人起码说过这样的话，起码是这样说的。)

陈智希把捕风捉影的“罪行”一桩桩一件件安到朱敏头上，经他绘声绘色一渲染，就象真有其事一般，搞得寿雁公社的干部大吃一惊：朱敏在自己眼皮下面搞了这么多反革命活动，自己竟一点没有察觉，太麻痹大意了。（在这个会上，陈智希还点了下莲塘大队右派分子唐松的名，后唐也被杀。）

会后，陈智希向区长李来文建议：“朱敏不老实，要交群众捆起来批斗，杀杀他的气焰。”李来文举双手赞成。可是，仅仅“捆绑批斗”就可以了吗？朱敏难道还斗得少吗？这家伙皮子厚不怕斗。象这样的危险分子不除掉，后患无穷啊！

8月11日，正逢寿雁赶圩。寿雁圩是道县通往广西桂林、全州、灌阳的要道,赶圩的人熙来攘往、人山人海。陈智希站在路边，看见寿雁公社半脱产干部公社妇女主任朱清花从区公所前面经过，就把她喊到屋里……对她说：“你回去给胖子（下坝大队支书朱家训）说一下子，是不是把朱敏搞掉算了。”“搞”这个字眼是现代汉语中最微妙的词汇之一，内涵十分丰富，经天纬地如“搞好阶级斗争”，卑鄙龌龊如“搞女人”，但不论用在什么地方，国人都能心领神会。朱清花家在下坝大队，回到村里，立刻找到朱家训传达了陈部长的指示。

朱家训一时拿不定主意，当晚召集大队干部和生产队政治指导员开会研究。十来个干部挤在大队打米厂的机房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气氛莫名的紧张。有人说：“搞掉就搞掉，朱敏这家伙早就该搞掉了。”有人质疑：“杀一头猪也要批个条子，搞掉一个人，就凭一个口信妥不妥当？”有人附合：“要搞掉也行，让陈部长拿个文来。”研究到半夜也没个结果。

搞掉朱敏的事就这样暂时搁置起来。

8月13日上午，寿雁公社召开各大队“五巨头”（大队支书、贫协主席、文革主任、民兵营长、治保主任）会议，商议组织民兵自卫队和“双抢”工作等事宜。会前，公社文革主任兼公社“红联”司令徐善明，根据陈智希和区长李来文的指示，(8月11日，徐善明道区里向区长李来文汇报寿雁公社抓阶级斗争的具体打算：一是各大队治保主任召开四类分子训话会；二是将不老实的四类分子交群众批斗；三是朱敏和唐松准备在批斗时捆一索子，打一打他们的嚣张气焰。李答复说：“你们这样干很好，我们要打主动仗。贫下中农发动起来，斗争四类分子，捆一下有什么要紧，打两下有什么关系。打死了还不是打死了，今后也找不到是哪个打死的。你们回公社就这么大胆的干吧!”)躲在房里与公社武装干事何建锡私下交换意见。

何建锡说：“现在形势越来越复杂，光是喊口号，不来点真格的，怕是越来越没人听了。”

徐善明深有体会地说：“关键是拿谁开刀的问题。区里陈部长说，下坝大队朱敏到闹子（圩场）上开了几次秘密会，几次拿刀要杀大队干部，是不是请你和胖子商量一下，趁这个机会，把他搞掉算了。”

何建锡当即表示：“搞掉就搞掉吧！”

前来开会的朱家训一到公社，何建锡连忙迎上来问：“胖子，你们大队的朱敏搞掉了没有？”

“没有。”

“回去赶快搞掉，越快越好。”

会上，公社武装部长又在讲话中，重点点了朱敏的名，说他与“革联”有联系，搞反革命组织，要杀贫下中农等等。与会的区领导陈智希的讲话更生动：“‘革联’要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干部，你们还不行动起来，还睡着不醒？”

会后，朱家训一行人带着公社领导的指示精神，匆匆赶回大队去。从区公所到下坝约四里路，是一条沙石机耕路。路边有一片很漂亮的小树林子。

“上面已经开口了，你们说，怎么办？”回村路上，支书朱家训向同来公社开会的其它四位“巨头”讨主意，或曰统一认识。

治保主任程辅说：“还有什么好商量的，上面开了口，我们就只有执行。”

几个人就站在一棵树下，议了一个方案：晚上，召开两个会，一是大、小队干部、党员和贫下中农代表会，传达公社会议精神；二是四类分子训话会，训话时找岔子把朱敏拖到外面山上搞掉。这样做有两点好处，一是可以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二是可以稳住朱敏和其他的四类分子，保证不出问题。

这是道县大屠杀的第一刀，看得出，杀得颇费周章，反复动员，反复研究，究其原因很简单：杀一头猪还要批个条子，何况杀一个人呢？非得确认上头开了口，才敢杀人。岂可诬道县农民法制观念淡薄。就连古代的《道州府志》都有记载：道州民“性朴而不华，最好斗殴，一言不合，辄摩拳持械奔赴。尚知畏法，闻官府至则解。”

这天晚上没有月光，天气特别闷热。年纪大的人回忆，午夜后下了一场暴雨。

四类分子训话会在大队小学的一间教室里进行，十来个四类分子（包括子女）成一排低着头靠墙站着。昏暗的马灯把浓重的阴影投到他们脸上，使一张张十分憔悴的脸更显丑陋。朱敏没有家小，吃了晚饭早早地来了，他随随便便站着，不象其它人那样诚惶诚恐，俯首贴耳。据下坝村的老人说，朱敏这个人读过不少古书，说话酸文假醋，如果不是头上这顶“帽子”压着，是个飞得起的角色。训话会由大队民兵营长周吉兰和治保主任程辅主持，程照例念过“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象扫地一样，扫帚不倒，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等最高指示后，开始训话。他首先表扬了几名表现老实的地主富农，然后点名批评朱敏。朱敏斜眼瞄他，很不以为然。程辅厉声喝道：“朱敏，你为什么赶闹子（赶圩）不请假？”朱满不在乎地说：“赶闹子又不是外出，请什么假？”这时，有人喊道：“朱敏不老实，怎么办？”众人一声吼：“捆起来！”早有两个民兵拿出事先备好的索子，把朱敏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这时，朱家训带着开干部、党员、贫下中农代表会的人，涌进教室。按照事前的安排，有的说：“把朱敏送到农中去劳改。”有的说：“把他押到公社去。”上来七、八个民兵把朱敏拖起就走。

19年后，参与杀害朱敏的大队民兵营长周吉兰回忆那晚情景说：“拖着朱敏出门的时候，他还晓不得是要搞掉他。他讲，去就去，到哪里不是一样劳改。就坦坦然然出了门。走到半路上一个三岔路口，一边是去公社农业中学，那时候关了许多人在那里劳改，一边是上山的小路，我们就把他往山上推。这下，朱敏才晓得大事不好，赖在地上不肯走了。不知是谁踢了他一脚，朱敏刚喊了一声‘哎哟’，大家就就拳脚打鼓一样擂上去。朱敏哼都没哼一声就断了气。后来就被丢到水塘里。我从来没杀过人，吓得心都跳到口里。回来后，好久还睡不着，心口直冲，睡着睡着听得外面哗哗地下起雨来……”(有证据表明，杀朱敏时寿雁公社妇女主任吴九翠就在现场督促杀人。)

好容易天亮了，果然“一雨成秋”，厚厚的积云散去，湛蓝的天空游移着几缕薄云，和煦的阳光注进泥路上浅浅的牛蹄窝里，闪闪发光。下坝村的农民们照例收中稻的收中稻，插红薯的插红薯，昨晚的事就像没有发生一样。这样的早晨，使人想起《圣经》中的一段话：“上帝说：我把生命赐予世界。魔鬼说：我用死亡惩罚它们。上帝动怒了说：我把太阳从东方举起，又有谁能阻止它从西方落下？魔鬼无言。”诗耶？画耶？还是永恒的哲学命题？

打死朱敏后，周吉兰心里不踏实，第二天一大早急急忙忙赶到圩场上向公社公安助理员何龙喜、区公安助理员陈智希报告情况。陈智希说：“搞得好！杀了不要紧的，不但要杀他，还有一些坏家伙也要杀。”

传信搞掉朱敏的公社妇女主任朱清华也向区妇联主任和区长李来文作了汇报。李来文看到朱清花一脸紧张的样子，说：“打死了还不是打死了，怕什么！告诉胖子（朱家训）一声，群众出于义愤打死的，哪个搞得清是谁动的手。”

就在打死朱敏的同一天，“红联”与“革联”发生武斗。又一说法是“红联” 派人到县粮店“搬运” 粮食，“革联” 出面阻止，双方发生武斗。不管哪种说法，结果是“革联”开枪打死“红联”二人。“红联”抬尸游行，沿途高呼口号：“誓与‘革匪’血战到底！”“血债要用血来还！”

这就是震憾道县的8·13事件。

有人说，这场武斗诱发了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但我们实在想象不出这其中的必然联系。也许他们有他们的道理。

不过，这场武斗在二中里面（注意，我说的不是“革联”里面）引出了一个人物，该人就是当时被囚禁在二中，接受革命群众批判的县委副书记、县长黄义大先生，他对制止道县大屠杀的蔓延和发展，以及揭开大屠杀的真相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应就此写来，但因其间情节曲折复杂，恐怕把杀人事件来龙去脉切割得太零碎，故此先留个口子，后面辟出专门的篇章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