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話－－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17)

譚合成

卷三

第十七章  血染的梅花

唐林賢是車頭（梅花）區文革“殺人風”中第一遇難者。受唐林賢事件影響，8月21日，車頭公社社灣大隊經請示公社黨委組織監察委員楊正東批准，殺了一名叫吳志承（50歲）的地主分子。

8月22日，車頭區召開全區“文革”委員會議，區委秘書楊繼富主持，討論和貫徹縣抓促領導小組電話會議精神，會上大肆渲染所謂敵情。

第二天（8月23日）上午，又召開全區脫產幹部會議，何田主持，區委副書記兼區長吳榮高講話。吳在講話中大肆渲染各種虛假的敵情煽動殺人，他說：“理家坪的反革命分子搶槍搞暴動，被貧下中農鎮壓了，這說明什麼？說明我們區的群眾真正發起來了。人民群眾起來之日，就是反動分子滅亡之時。殺四類分子的問題，表現了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對於那些罪大惡極的四類分子，不殺行不行？我們不殺他們，他們就要反過來殺我們……今後，殺罪大惡極的，一律由貧下中農討論做主。”

臨到散會的時候，吳榮高又笑眯眯地站起來，意味深長地對全體與會幹部說：“同志們哪，我有一個建議，吃了飯以後，大家可以到梅花大隊去看一看。”

本來安安靜靜地會場一下子熱鬧起來，熟悉吳榮高脾氣和工作作風的區社幹部們都知道，梅花大隊肯定有好戲看了。但，究竟是什麼好戲呢？有人迫不及待地向坐在身邊的梅花公社幹部打聽起來：“好傢夥，你們公社又有什麼新動作走在我們前面了？”梅花公社的幹部帶着點小得意的微笑，跟着吳區長一起賣點小關子：“去看看嘛，一看不就曉得了。”

原來，早在區里開會動員殺人之前，梅花公社已於8月22日搶先一步召開了各大隊支部書記、治保主任、民兵營長、貧協主席“四巨頭”會議，煽動部署殺人。會議由公社書記蔣益信親自主持，公社秘書廖隆國作重要講話。散會後，廖隆國將梅花大隊的幹部專門留下來，指示他們在23號召開一個聲勢浩大的群眾大會，經商議決定在會上殺該隊地主分子何文成（50歲）以發動群眾，震撼敵人。廖秘書再三交待：“到時候會有人來參觀學習，你們可別搞得不像樣子，丟公社的臉哦。”

殺何文成時，先是把他丟到一眼廢石灰窯里，治保主任何賢富站在窯眼前向他交待政策：“想活命不？想活，把浮財交出來，保你不死。” 這個政策土改時就有，何文成是土改的過來人，自然懂得，連連表示願意交錢保命。讓他沒想到的是，交了180元(何文成一個勞動日收入不足3角錢，180元相當於他兩年的勞動收入。)的買命錢，結果還是殺掉了。此次處遺工作組進場後，何家遺屬反映了這個情況。工作組找何賢富談話，他只承認拿了80元，其餘100元到哪裡去了，至今還是個迷。據何賢富說：“（拿了錢）本來確實想饒他一命，可有人來參觀，不殺一個不行，沒有別的辦法好想，只好殺了。”

參觀梅花大隊的殺人現場會後，車頭、理家坪的幹部馬不停蹄趕了回去，第二天就召開公社幹部大會，傳達貫徹區8·23會議精神和梅花大隊經驗，部署殺人行動。會後，短短5天時間，全區殺了170多人（不包括理家坪公社的殺人人數）。

8月25日，何田離開車頭到營江參加政法工作會議。這個會議是以“紅聯前指”的名義召開的，會期3天，26日至28日，主旨是制止濫殺，卻出人意料地開成了一個動員殺人的會議。會議之後，道縣出現了第二次殺人高潮。

營江政法工作會議8月28日散會，8月29日車頭區再次召開脫產幹部會議，由何田傳達營江政法工作會議精神。就像營江會議一樣，這個會也開成了一個動員殺人的大會。區委秘書廖隆國在會上念了由47軍轉發的零陵軍分區起草的《社情電報》，何田作重要講話，在談到前一段時間的殺人問題時，他說：“貧下中農起來殺了一些調皮搗蛋、罪大惡極的四類分子，這是革命行動，好得很！我們應該大力支持。但是，也出現了一些偏差，殺亂了，有些不該殺的殺了，該殺的又沒有殺。現在不要亂殺了，特別是反動組織的頭頭，殺了，斷了線，損失太大。留下他們，不是因為他們不該殺，而是要通過他們繼續深挖，把背後的反動組織一網打盡。至於那些罪大惡極的，群眾要求一定要殺的，還是可以殺他幾個，但是不要濫殺。”

這個講話實際上就是營江政法工作會議鄭有志等人講話的一個翻版。這次會議後，車頭區也像道縣其他各區一樣，出現了第二次殺人高峰。

下面我們且就梅花、車頭兩個公社的殺人情況做一簡述。（理家坪公社現已劃歸雙牌縣，殺人情況由雙牌縣負責查處。）

前面說過，梅花公社在區殺人動員會召開之前已經率先開了殺人動員會，並在會後樹了一個先進典型——梅花大隊。我們對這隻麻雀進行了解剖。梅花大隊在梅花公社殺人不算最多，僅殺7人（其中自殺1人）。8月23日殺何文成，地主，50歲。8月26日殺王進成，地主，50歲；王炳生，地主子弟，21歲，王進成之子。8月29日殺莫德生(據處遺工作組材料披露，富農莫德生家住在區政府門口不遠，區幹部感到這是一顆埋在區政府邊上的炸彈，危害性太大。區公安特派員何田親自點名，指示梅花大隊殺莫。)，富農，44歲；文尚易，貧農，53歲；文守福，貧農，22歲，文尚易之子。8月29日，吳男珠（女）自殺，地主，62歲。

在筆者看來，它的典型性主要表現在兩點上，一是緊跟上級領導，上面開一次會，它就殺一次人，配合十分默契；二是殺人雖不多但聲勢浩大，每次都要召開群眾大會進行批鬥，由貧協代表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罪狀”，然後浩浩蕩蕩地押赴刑場“執行死刑”，還要押着沒有被殺的四類分子及其子女陪斬，“接受改造”。

且以8月29日該大隊最後一批殺的三個人為例說明之。這一天，區里開會貫徹營江政法工作會議精神，梅花大隊決定抓緊時間再殺一批，說是“再不殺，以後就沒有這樣的好機會了”。開會研究時，治保主任何國慶、文革主任何安桃和大隊幹部吳德學提了文尚易父子的名。可是文尚易是貧農，總不能只殺貧農不殺地富，於是又把富農莫德生搭上了。另一種說法是，殺富農莫德生時，把文尚易父子作為搭頭搭上了。殺莫德生好理解，階級敵人嘛，可是為什麼要殺文尚易父子呢？據查，是因為吳德學與文尚易有私仇，“社教”時文尚易批判了吳德學。吳德學想報仇不是一天兩天了，一直沒有機會，眼前得了這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豈能讓它錯過。他勾通大隊幹部何國慶、何安桃等人決定搞掉文尚易，但文尚易那個崽文守福不是一盞省油的燈，恐怕會要報復，斬草不除根，來春又復生，又決定乾脆一起搞掉算了，利利索索，安安然然。不過殺貧農畢竟不像殺地富那麼方便，搞不好恐怕惹出麻煩。為這事，何安桃利用他文革主任的身份專門請示了公社領導廖隆國。廖隆國說：“貧農又不是紅色保險箱，該殺的還是要殺。”

殺文尚易父子時，吳德學、何國慶等人把他們和富農分子莫德生用索子捆在一起，用炸藥炸，也就是俗稱的“坐土飛機”。不知是炸藥放得少了，還是位置不對，“轟”的一聲炸響後，文尚易和莫德生倒是血肉橫飛、當場斃命，文守福卻沒有死，只是炸脫了屁股，痛得在地上打滾。吳德學趕上去，用手指頭把文守福的眼珠挖出來，塞進文的嘴裡。這裡頭有個說法，就是要讓文守福到了陰曹地府變成個瞎子，找不到回來報仇的路。看到文守福還不斷氣，吳德學又用馬刀將他的喉管割斷。殺了文家父子後，吳德學覺得還不解恨，他拎着帶血的馬刀，跑到文家。文尚易的老婆正在家裡哭天哭地，吳德學拿刀比着她說：“哭什麼哭？你兒子就死在這把刀上，你把刀上的血吃了，我們就算了。不然就殺了你。”硬是逼迫着文母將刀上的血跡舔干，這才罷手。

地主婆吳男珠（62歲）看到莫德生等人被炸死的慘狀，嚇得魂不附體，當天晚上，自縊身亡。

殺地富的故事太多，前面已經講過一些，後面讀者還會大量接觸到，在此再講一個斜皮渡大隊殺貧農的故事。道縣大屠殺4500多名被殺人員中有350余名貧下中農，關於這些人被殺的情況，筆者也有責任給一個交代。

斜皮渡大隊在整個文革“殺人風”中共殺3人（其中自殺1人），用當地農民的話說就是：“殺了兩個貧農，嚇死一個地主。”

8月22日，梅花公社召開殺人動員會後，公社幾位主要幹部都下到基層督促殺人，比如公社黨委書記蔣益信親自到了赤源大隊，副書記王國祥、社主任何昌寶到了唐家山大隊等。到斜皮渡大隊指導工作的是公社團委書記李仁桃，前段時間，農村搞“社教”，他就是這個大隊的駐隊幹部。8月24日，斜皮渡大隊召開有民兵骨幹和群眾代表參加的幹部擴大會，貫徹公社8·22會議精神。李仁桃以公社領導和駐隊幹部的雙重身份主持會議。會上，他講了大隊的生產問題和全縣的階級鬥爭形勢，提出：“我們大隊有沒有調皮搗蛋的也要殺他一兩個？”基幹民兵李君生，李次生（鐵匠）站起來答道：“怎麼沒有，何仲功就是一個。”但是群眾都沒有做聲，沒有出現其它地方那種有人提名，大家就跟着喊殺的局面。原因有三，一是何仲功是個貧農；二是李家兄弟與何仲功有過節；三是李家兄弟毛病太多，喜歡小偷小摸，還經常亂搞男女關係，特別是李次生因盜竊罪還被勞改了半年。雖然革命性很堅決，但品質太壞，群眾不擁護。散會以後，李仁桃把大隊主要幹部留下來研究。大隊支書何如順認為：“何仲功這號人確實調皮搗蛋不好領導，殺也殺得。”但是李仁桃沒有批准：“殺貧下中農還是要慎重一點，先關到起，把問題審查清楚再說。”李君生、李次生等人拿着雞毛當令箭，立即把何仲功捆起來，關進大隊的倉庫里。當晚何仲功跑掉了。他是怎麼逃跑的，由於兩個當事人（何與他的兒子）都已遇害，現在很難搞清楚。要命的是何仲功逃跑時把兒子何如長也帶走了。這是他最不明智的地方，自己逃跑就算了，把兒子帶上算怎麼回事？可能何仲功怕自己跑了，大隊會找他兒子算帳，可就沒有想一想，帶着兒子一起逃跑，危險有多大！整個道縣到處都有民兵攔關設卡，天羅地網一般，何仲功父子跑出去沒兩天，就在東門公社被抓住了。斜皮渡大隊派人領回後，捆在大隊祠堂的柱頭上。有人問:“怎麼處理？”何如順嘆了一口氣說：“這回想不殺都做不到了。”不過還是做慎重地搞，打發李君生到公社請示李仁桃。李仁桃答覆：“打鐵趁熱，幹掉。”李君生一路小跑回了大隊，傳達道：“李書記批判我們了，叫我們打鐵趁熱，趕快把他們兩爺崽通通幹掉。”何如順說：“打鐵就打鐵。”

8月30日，殺何家父子的時候，李仁桃親自去了。因為步槍子彈非常珍貴，所以用鳥槍打。執行的民兵開槍沒有打死，李仁桃急得直跳腳，叫何如順趕快上去補槍。何如順穿一身白褂子，怕把衣服弄髒了，隔着老遠打了一鳥銃，還是沒打死，氣得李仁桃直罵他沒用。幸虧一個基幹民兵衝上來跟着補了一銃，才算解決了問題。

殺了何家父子後，9月2日，一名叫吳成媛的地主婆嚇得上吊自殺了。

梅花公社殺人最多的是東風大隊，即處遺工作組同志總結的十大特色殺人案例中那個吹號殺人的大隊。該大隊包括西田、正鵠、黃土洞三個自然村，文革“殺人風”中，共殺28人（其中自殺3人）。

8月22日，公社書記蔣益信在公社主持了殺人動員會後，23日，馬不停蹄來到東風大隊督促工作。東風大隊當即召開大隊幹部會，研究殺人名單。8月24日，第一批殺5人。8月29日，區里召開脫產幹部會議，貫徹營江政法工作會議精神。9月1日，該大隊抓緊時間大殺一批，這一批16人。之後又零零碎碎再殺了幾個。

該大隊有一個名叫何鐵賢的基幹民兵排長，一個人就親手殺害11人，強姦被害人妻、女多人。筆者手頭有一份控訴材料，控訴他殺害地富子弟何若盛（30歲），強姦何若盛的妻子周教玉，還企圖長期霸占周教玉為妻。

那麼吹號殺人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東風大隊的一名基層幹部說：“其實簡單得很，殺第二批時，何國生這個背時鬼吹了衝鋒號。那刻（時候）我們大隊殺得不算最惡的，樟武坊(樟武坊大隊原屬車頭區梅花公社，1984年行政區劃調整時，劃到了清溪區青口鄉。文革“殺人風”中，樟武坊大隊殺33人。)比我們惡得多，就是不該討論殺人時，何國生提出吹號為令，號聲一響，三個村子一齊動手。他在部隊裡當過號兵，生怕人家曉不得。結果這一次處遺運動中被揭發出來，搞得我們大隊一下子出了大名，全縣都曉得了。”

這時，該幹部突然問道：“反正都是殺，吹號也殺，不吹號也殺，吹不吹號有那麼重要嗎？”

我的心頭猛地一梗，千言萬語堵在喉嚨口，卻一句話說不出來。實際上要說的話很多很多，能說的話也很多很多，但在當時那個場合下，最明智的選擇還是“多聽少說，只聽不說”，否則我們的採訪難以進行下去。

9月1日，東風大隊殺了16名四類分子及其子女後，上級關於制止“亂殺人”的精神傳達到了大隊。9月2日上午，大隊召開幹部會，傳達上級制止殺人的會議精神。傍晚時分，該大隊社員何若貝從縣城搞副業（打工。那個時候人員流動是受到嚴格管制的，外出打工必須得到生產隊、大隊同意，並出具證明，打工收入要按規定數額上交生產隊，折算成工分，年終再參與分配。）回來，晚上，一個名叫何定信的中農社員和他的兒子何若英到何若貝家談白（天），鄉下人想聽聽城裡的新鮮事也是正常的，更何況當時道江鎮“紅聯”、“革聯”打得天翻地履，有消息說地富分子翻天了，搶了槍，盤踞在二中做大本營，在裡面掛起了蔣介石的像，還散發反動傳單……何定信父子怎麼說也是村里見多識廣的人物，感到有些不可思議，來找何若貝探個究竟，也在情理之中。這個情況被何若貝的鄰居看見了，認為何若貝從“革匪”窩子裡回來一定是來搞串連的，馬上報告了基幹民兵何友賢，何友賢打起飛腳跑到水庫管理所報告了大隊民兵營長何子良。何子良當即吹起緊急集合的哨子，帶着十幾個民兵把何定信和何若英抓了起來。為什麼不抓何若貝呢？據說何若貝是回生產隊交副業款的，是何定信和何若英心懷鬼胎，找他打探“革匪”的情況。可見何氏父子的狼子野心何其毒也。只是剛開過會，殺人已經不像以前那麼隨便了，上頭說了實在是“罪大惡極”，貧下中農堅決要求要殺的，也要整材料，報上級(公社)批准。不過，這也難不倒何子良等人，他們迅速以大隊支部的名義整了何定信通匪的十條罪狀，附帶整了一個“漏網的富農分子”何喜生（中農）的材料，一同報請公社批准。公社同意了大隊殺何定信的意見。(據處遺工作專案組有關材料披露，涉嫌報復殺害何定信父子的還有副大隊長何開賢，因何定信在“社教”運動中，按照工作組指示，批鬥過何開賢。此次“亂殺風”中，大隊研究殺人名單時，大多數不同意殺何定信，但何開賢堅持要殺，民兵營長何子良也支持他。他們為首殺害了何定信，後又殺了何的兒子何若英。)

9月5日上午，何子良等人召開社員大會，宣讀了何定信和何喜生的罪行材料。會後，他親自帶領民兵二十多人把何定信、何喜生五花大綁押到獅子山槽古里去執行。何定信的兒子何若英也被捆去陪斬。先殺了何喜生，要殺何定信時，何子良喊了聲：“慢點，我還有句話要問你。”原來，何子良要讓何定信死個明白，免得他到閻王爺那裡報到時，問起為什麼死的，講不清楚，惹閻王爺不高興。他走到何定信面前，問道：“我問你，你還砍不砍我屋裡的樟樹？”

原來，1950年何定信任區代表時，曾帶人將何子良的父親何上光與他兩家有爭議的生在眾人塘邊的一株樟樹強行砍了，做了禾桶。為這株樹兩家此前已爭吵多次，何上光說是他家的，何定信說是他家的，何定信仗着區代表的身份，在上面走得起，強行把樹砍了，霸為已有。於是兩家發生了糾紛，還到了鄉、區政府打官司。官司是何定信打贏了，但兩家從此結下了仇。何子良說：“那時候你嘴巴大，我們講你不過。但是那棵樹實實在在就是我屋裡的，還是我爺爺親手栽種的。”

“什麼樟樹？”因為年頭隔得太久，何定信一時沒回過味來。

“什麼樟樹？你記不得了，我還記得哩。你到閻王那裡好好想去吧。”

殺了何定信以後，何子良感到心裡還是不踏實，我殺了何定信，他的兒子會不記恨?這個何若英也不是個吃素的角色，萬一哪天得了勢，保不住又要來殺我，索性一趟水做了，心裡安安然然。當天晚上，何子良假傳聖旨，說：“公社來了電話，何若英參加了反動組織，今晚去幾個民兵把他押到公社去。”帶領三個民兵把何若英從關押的神堂屋提出來審問：“你參加了什麼反革命組織，搞了些什麼活動，老實坦白交待！”何若英說：“我沒有參加任何組織，也沒有搞過任何活動，就是在外面搞了一點副業。”何子良說：“你同你老父親一起參加了神岩的那個反革命組織，公社來電話說有你一個。你要老實交待，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何若英說：“你們去調查，如果查出來我有一個，坐牢、槍斃都可以。”何子良一拍桌吼道：“你還不老實，給我捆起來。”兩個民兵上來把何若英五花大綁起來。何若英一看這個架式，知道不服軟不行，他向何子良求情道：“子良哥，我究竟犯了什麼錯，你給我提個頭，讓我好好想一想，我保證老實交待。”何子良說：“你還沒犯錯誤？你老子砍了我家的樟樹。”何若英說：“那是我父親的事，我那時還年輕，曉不得，你怎麼怪到我身上？我父親已經死了，也算是罪有應得了吧……”何子良聽得心裡煩燥，打斷何若英的話：“不要講了，話講多了是水。”一邊就喊上路。幾個人將何若英押到盤家石灰窯邊時，何子良命令民兵開槍。三個民兵覺得，不是講押到公社去嗎？怎麼就在這裡搞掉算了呢？都不肯開槍。何子良狠狠地罵了一句：“屌你老母親的，留着他不怕翻天啊！”拿過一杆鳥銃親自將何若英打死。何若英臨死前大叫：“何子良，你敢公報私仇！”何子良冷笑道：“就是公報私仇，你又咬得我個卵脫！”

然後叫手下民兵用馬刀將何若英的腦殼砍下來帶回去示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