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在國共內戰敗逃台灣之後，民國政府人人都在總結經驗教訓，“點點滴滴記心頭 ”！啊！蔣介石怪美國，特別是馬歇爾和杜魯門不支持他；國民黨高官怪蔣介石任人唯親，軍事指揮失敗；普通國民怪蔣介石家族貪腐、權貴斂財、政府經濟破產；有人說是“失去民心”，“失去知識分子”等等，不一而足。   

網右津津樂道民國“黃金十年”，怎麼又突然飛快“經濟破產”了呢？主要當然主要是日本入侵，另外就是權貴集團貪腐，湊巧在網絡看到這篇文章：

國家資本主義的末路:權貴食利葬送國民黨

作者：海外視角

正如許多亞非拉美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民族民主革命之後的發展道路一樣，國家資本主義不失一個不錯的選擇。國家意志集中全社會資源發展建設，集中力量辦大事，尤適合於經濟基礎薄弱的國家。

國民黨政府在國家資本主義道路上，有了抗戰前的“黃金十年”，但卻在權力與資本的結合之下，由國家資本而官僚資本，進而權貴資本，官僚權貴大發橫財，民族資產階級、民眾深受其害，國家淪為寡頭政府，一步步使中華民國走上絕路。

1935年的上海外灘街景，各式各樣的廣告占滿了公共汽車的車身，可見當時上海的繁榮，由國民黨一黨領導下中國近代史上的

國家資本主義造就“黃金十年”（1927年－1937年）

1927 年初步實現國家形式上統一的國民黨中華民國政府，面臨國家發展道路的選擇，自由資本主義還是國家資本主義。作為國家領袖的蔣介石，對於經濟並不怎麼在行， 能夠依靠的是連襟孔祥熙、妻弟宋子文。宋子文作為深受英美自由資本主義薰陶的國民黨內財經專家，對於自由資本主義有着天然的親近，也曾邀請工商界人士出任國民政府經濟委員會委員，參與經濟決策，曾經支持蔣介石的江浙財團的虞嘯卿、陳光甫、錢新之等人都在國民政府財經系統任要職。國民政府與資本家合作的自由資本主義，支配着這一時期的經濟。

政府之所以與資本家合作，給予其自由，關鍵在一個字——錢。縱觀整個國民政府在大陸二十2年的歷史，沒有那一年財政不是為赤字，為錢發愁，靠借債維持。1929年至1937年，國民政府平均每年的收入五分之一來自借款、政府公債、銀行墊款和透支，1927 年至1934年政府光發行公債就達到146,500萬。通常政府發行的債券在銷售時候給銀行有一定的折扣，最低能達到六折，在加上每年7-10%的利息， 銀行是穩賺不賠的，年收益最高能到25%。這是一筆巨額的、令人垂涎的收益，但反之也成為政府的巨大負擔，為平衡預算宋子文殫精竭慮。

繼宋 子文之後掌控國民政府經濟大權的孔祥熙，同樣為平衡預算發愁，試圖尋求一勞永逸的解決辦法，當然這樣的辦法不是沒有——那就是印鈔票。要印鈔票，首先要收回鑄幣權，要有具有足夠金融實力的銀行支持。

當時的國民政府掌控的銀行，只有中央銀行一家，實力弱小。實力強大曾為北洋政府控制的私人銀行中國銀行、交通 銀行進入了國民政府的視野，通過向兩家銀行發行債券，以債券強行入股的形式，國民政府空手套白狼地掌控了兩家銀行。中央銀行也通過債券增資到1億，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銀行。由此中央銀行、交通銀行、中國銀行與新成立的中國農民銀行，構成了國民政府金融的支柱。

1935年的白銀危機，更給了國民政府貨幣改革的機遇，以四大行發行的法幣統一全國貨幣，印鈔票解決赤字問題成為可能，巨額的債券收益也可肥水不流外人田。貨幣的適度超發不但可以填補財政赤字，也有助於刺激國民經濟的發展。到抗戰爆發前，國民政府控制了全國金融資本的70%，中央銀行經理國庫，交通銀行負責固定資產投資，中國銀行負責外匯兌換，中國農民銀行特許經營鴉片特貨，郵政儲金匯業局特許經營郵政匯兌，中央信託局特許經營全國信託業務，國有金融企業完全掌控了國家金融命脈，作為經濟中樞的金融業，先於其他行業建立了國家資本主義。

在掌控金融的同時，一批所謂的“敵產”，曾由北洋政府及地方軍閥掌控的企業被收歸政府所有，包括鐵路、郵政、輪船招商局等等，建立了最初的國有企業。以國有金融企業為核心，國民政府也投資興建了一批工礦企業，將觸角伸向實業。

1927 年至1937年抗戰爆發前的十年，在國家資本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推動下，國家經濟有了長足的進步，史學界將這十年稱為“黃金十年”，是國民政府統治大陸 22年中唯一的建設時期。

十年間，國民政府修築了浙贛、粵漢、隴海淮南等鐵路3，793公里（不包括東北1,600多公里），全國鐵路通車里程達到 12，000多公里（不包括東北）；

修築公路超過4萬公里，全國公路通車里程超過10萬公里，尚有65，979公里未完工；

國民政府交通部設立郵電總局， 各地建立分局，局長、副局長由中國人擔任，全國長途電話線路超過4萬8千公里。

1931年至1936年，中國工業平均增長率達到9.3%，其中鋼鐵工業更 是達到40%，1936年中國工農業總產值達到306.12億元，是近代以來的最高水平。此外，中國還實現了關稅自主，廢除了領事裁判權，收回了鎮江、廈門的英國租界、天津的比利時租界。

十年間，伴隨着國民經濟的大發展，國家資本已經在交通運輸中的鐵路、公路、空運、郵電等部門壟斷乃至獨占地位，但其相對於整個中國經濟來說仍很弱小，並且主要集中在交通運輸、廠礦等需要大額投資的重工業、基礎設施領域，而當時的中國工業經濟中占據主導的是麵粉業、紡織業、火柴業這樣的輕工業。就算是在工礦業中國家資本也不占主導，據統計1936年中國國家、民營工礦業資本總額為13.76億元，其中國家資本只有2.06億元，僅僅占15%。

總的來看，在國家資本主義之下，以國家力量集推動經濟發展，中國社會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中國開始走上資 本主義工業化的道路，開始由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可以說沒有這十年的發展未來的八年抗戰將更加艱難。不過國家資本在顯示其推動經濟發展的正面功效時，其與生俱來的追求壟斷的本性也開始顯現，以金融業為中心向民營經濟伸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被宋子文控制即是一例。

抗戰中的國進民退與國退民進

1937 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全面侵華，十年的黃金時期由此結束。短短一年之內，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半壁江山淪於敵手。為了開發西部資源堅持抗戰，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資源委員會轉隸經濟部，專責後方的資源開發、工礦企業，在自己創辦工礦企業之外，鼓勵其收購合併公私工礦企業。

資源委員會原名國防設計委員會，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籌建，次年成立，隸屬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本部，負責國防經濟調查研究及創辦國防重工業，力圖在中 西部地區建立重工業區，以應對國防需要。

1935年，與軍委會兵工署資源司合併，改稱資源委員會，獲得鎢、銻等稀有金屬的壟斷專營。盧溝橋事變後，又獲得汽油、煤炭、國防物資運輸的專營，以及協助私營工礦企業內遷。國民政府拿出每年預算的1%，以及允許從鎢銻壟斷貿易中抽取部分利潤，用作建設資金，據統計自1936年起至1945年間資源委員會獲得收入折合抗戰前法幣1.8億元。

以充足的資本為後盾，有“戰時所需之礦業、製造軍用品之各工 業、電氣業收歸政府辦理或由政府投資合辦”的政策便利，資源委員會大展拳腳，無論國企、民企只要被看上只有乖乖合併的份。截至1945年，資源委員會下屬工礦企業79個，其中28個來自吞併的公私企業，30個與地方合辦，自己創辦僅21個，而抗戰前資源委員會僅有16家工礦企業。1942年時資源委員會總資產高達法幣8億元，約占整個大後方工業資本（不包括軍需工業）的40%，占國有資本的55%。

資源委員會高歌猛進，國民政府其他機構也未放棄這場權力與資本的盛宴。財政部下屬的中國銀行創辦了雍興實業，總資本2,000萬法幣，下屬18家企業經營遍及紡織、麵粉、機械、皮 革、製藥、火柴等。其中僅紡織一項就擁有紗錠過10萬枚，占當時後方紗錠總數的三分之一，1942、1943兩年棉紗產量更占到40%。糧食部與中央信託 局、中國農民銀行合辦中國糧食工業公司，資本1,000萬法幣，是當時後方最大的糧食加工企業。交通部、鐵道部也有交通工具製造、電廠、煤廠、酒精廠等 22家，資本過法幣1億。至於資源委員會的東家經濟部，其對工礦企業的投資據不完全統計達到4億法幣。

乘着抗戰統制經濟的東風，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則，國民政府大力投資工礦企業，掀起一波國進民退的高潮，大批民企破產或被吞併。但與此同時，也有一些“民企”，同樣高歌猛進，瘋狂發展，中國建設銀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1934 年，因與蔣介石產生矛盾，而辭去公職的“國舅”宋子文，在上海發起成立中國建設銀公司，註冊資本法幣1,000萬，包括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在內 的11家商業銀行為主要股東，個人股不到9%。宋子文任董事長兼總經理，其弟宋子良為協理。作為一家現代意義上的投資銀行，抗戰前主要致力於債券發行，憑藉良好的政府關係，至1937年就為國民政府代理發行債券2.6億，獲利上千萬。其間也曾為企業發行債券，近代著名的上海永安公司就曾因資金困難出現危機，在建設銀公司幫助成功發行抵押債券500萬渡過難關，建設銀不但獲得了債券發行收益，還以極低的價格獲得了永安公司10%的股份。

1937 年開始建設銀公司不再滿足於代理發行債券，將目光轉向實業，通過參股控股蠶食公私企業。首先被看中的是三家國企，隸屬於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的首都電廠、戚 墅堰電廠、淮南煤礦，三家企業經過多年經營規模實力與盈利能力都屬行業前茅、國企中的典範，正常情況下是不可能私有化的。就像許多侵吞國有資產一樣，首先得將企業弄得經營困難，才好名正言順地出售。

1937年5月9日，建設委員會突然宣布三家企業發展需要巨額資金國家無法解決，提請國民政府允許引入民間資本，推薦由建設銀公司負責相關事宜。三天后，國民政府行政院火速批准了計劃，飭令將兩家電廠改組為揚子電氣股份公司，煤礦及鐵路兩局改組為淮南礦路股份公司。兩公司資本1,000萬，除保留200萬官股外，全部由建設銀公司募集民間資本充實，其中建設銀一家所占股份就接近50%，取得了兩家 公司的控制權。

幾天之內，三家國企完成私有化，效率之高令人嘆為觀止，原因何在，都是自己人也。建設委員會委員長、江浙財團大佬張靜江，同時還是建設銀公司監事長，常務理事李石曾、張嘉璈為公司常務董事。三家企業私有化後，又有一批建設委員會高官進入建設銀公司任職，包括事業處處長秦瑜、設 計處處長潘銘新等。大家都是自己人，揩國家的油何樂而不為。

在整個抗戰時期，建設銀公司一邊吞併實業，一邊擔當外國援華的通道，大發橫財。 與此同時，它還完成了自己的私有化，成為宋子文等少數權貴掌控的企業。建設銀公司原本由11家銀行占主導私人資本極少，從性質上來說也算是國企，但到抗戰中後期，隨着國有銀行所持股份的低價隱秘轉讓給包括孔宋家族在內的權貴，其國有股已不足5%，完全成為權貴漁利的工具。

抗戰八年，國家資本主義企業憑藉國家資本，以權力為後盾，在統制經濟政策之下大力擴張，國進民退。而與此同時，權錢結合的權貴資本也沒閒着，憑藉權力內外勾結、暗箱操作，將優質的國企私有化，化公為私，大發橫財。追根溯源，其資本原始積累期的代理國家債券發行、創辦企業，都離不開權力的開道。孔祥熙就曾令中央銀行向其私有的裕華銀行，授予1億法幣的無抵押擔保貸款額度，為其擴張打開資本之門。

政府“劫收”官僚資本大發橫財

抗戰的勝利是國家資本的另一場盛宴，淪陷區一切與偽滿、汪偽、日寇相關的動產、不動產，工礦企業、房地產、金銀外幣、銀行、鐵路、公路及各種物資，都被冠以“逆產”之名，全部收歸國有，由國家處置。

按照國民黨政府的安排，經濟部負責工礦企業，交通部負責公路、鐵路、航運、空運及郵政，財政部負責銀行，中央信託局負責房地產的接收。實際在執行過程中，各部委根本沒按計劃辦，誰先接收就是誰的，誰胳膊粗就是誰的，經常是一個地區經濟部接收一遍，財政部再接收一遍，交通部再接收一遍，甚至軍方還插手接收一 遍，無論逆產非逆產只要被看上了，就是逆產，被接收。

接收後的處理方式包括歸接收單位所有、發還原所有人、移轉、標賣，除發還外基本都是由 接收單位自行處置，尤其是移轉、標賣貓膩尤多，低價內定自己人中標是常事。根據經濟部長王雲五的一次報告，經濟部共接收廠礦企業2,411家，其中僅 127家發還，標賣、移轉681家。國家資本吃肉大發橫財，權貴資本喝湯獲益不小，民族資本、升斗小民深受其害。

截至1946年底，除東北外全部逆產接收處理工作完成，刨去各種國防軍用物資及軍方接收的資產，國民黨政府接收逆產總資產折合戰前法幣232,456萬元。而東北地區作為日本建設的大後方，僅工礦業投資就有20億美元，約合戰前法幣155,882萬元。不過由於東北同時存在中共、蘇聯紅軍、國民政府三方接收，總體接收資產總額很難說的清楚，不過僅瀋陽一地接收資產總額就折合戰前法幣33,216萬元。

老資格的經濟部資源委員會，按照國民政府的安排只能接收工礦企業， 實際上在其接收的292家企業中，除了電力、鋼鐵、煤礦、機械、化工、水泥、電工、金屬礦、石油之外，還包括台灣的13家製糖企業，平津、台灣、東北的 12家造紙企業，以及37家其他行業企業，總資產折合戰前法幣24,216萬元。資源委員會所接收的企業，幾乎囊括了日本在華興辦企業的精華，包括鞍山鋼鐵公司、本溪煤礦、撫順礦務局、東北電力公司、華北鋼鐵、天津化學等等。

經濟部下屬的紡織事業管理委員會，雖沒有資源委員會資格老，但其在接收中同樣獲得大豐收。1945年12月，紡織事業管理委員會將其接收的112家紡織、印染及相關的機械、化工、木工等企業，整合為中國紡織建設公司，這 一中國紡織行業的巨無霸。1947年其擁有紡錠170餘萬枚，線錠33萬餘枚，布機4萬餘台，分別占全國的39.26%、70.7%、60.9%；當年布 匹產量1612萬匹，占全國的40%。作為國民黨政府首屈一指的特大型的國有企業，中紡公司董事長法定由經濟部長出任，總經理同時兼任紡織事業管理委員會 主任，被授予全國紗布的收購與分配的特權。背靠政府，一手壟斷生產，一手壟斷分配，高額利潤可期。1946年中紡公司盈利10,000億，1947年也有 7,000億。1948年，中紡公司資產膨脹到金圓券11億，約合2.75億美元，如果當時有世界500強企業的排名，中紡一定名列前茅。

抗戰後的幾年，國家資本通過接收，迅速在經濟中占據壟斷地位，尤其是重工業幾乎是獨占，資源委員會、中紡公司只是其中的典型。依靠壟斷，國家資本獲得了巨額利潤，民營企業深受其害，大失人心。（過去一直說中國沒有要日本的戰爭賠償，其實日本先後在東北和華北華南的投資和工業企業鐵路建設投資 ，被國民政府接收，也應該看作是戰爭賠償吧？——蜜蜂）

權貴食利將政府推上絕路

抗戰期間，在物資緊缺、統制經濟、大發紙幣、權貴食利合力之下，通貨膨脹極其嚴重。抗戰勝利後，為了緩解物資短缺、通貨膨脹，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的宋子文宣布廢除統制經濟政策，完全放開市場。企圖以大量進口物資緩解短缺，抑制通貨，卻因此給了權貴又一次撈錢的機會，揚子建業、孚中實業就是其中的典型。權貴的參與，不但未使經濟形勢好轉，反而使通貨膨脹加劇，肥了權貴，虧了黨國，失了天下。

揚子建業公司，大名鼎鼎，1946年1 月在上海成立，註冊資本1億法幣。總股本100萬股，其中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獨占24.9萬股，其餘大股東包括杜月笙、范紹增、趙季言、顧心逸、姚文凱等上 海灘名人，孔令侃出任董事長兼總經理。公司獨家代理美國60餘家公司產品的進口，其下屬的利威汽車獨家代理美國雪佛蘭、奧斯汀汽車的進口，每輛進口成本不到1,200美元的汽車，其售價常年在5,000美元以上，獲得了三倍以上利潤。1948年蔣經國打虎查封了揚子公司在上海的倉庫，雖未發現違禁日用品的囤積，卻也曝光了其進口量的巨大，其中僅汽車就有100輛，零配件幾百箱。

孚中公司相對名氣不顯，同樣也是成立於1946年1月，由中國國貨銀行、交通銀行、金城銀行發起，孔祥熙任名譽董事長，交通銀行董事長錢新之任董事長，國貨銀行董事長宋子良任總經理實際掌控公司。公司總股本1億，孔祥熙、錢新之、宋子良三人合占三分之一。孚中公司獨家代理美國13家公司的產品，其中僅鋼鐵一項就占全國總進口量的90%。汽車也是孚中公司的主打產品，早 在公司成立前宋子良就獲得了吉普車的獨家代理權，僅1946年就進口吉普車700餘輛、旅行車數百輛，獲利頗豐。此外，孚中公司還壟斷了豬鬃、茶葉、桐油、生絲等工業原材料的出口。

孚中公司雖然有大量的獨家代理進口業務，但反映在其賬簿上的卻是銷售業務的連年巨虧，盈利極少。1947年全年虧損77億，依靠外匯兌換差價獲取的80億其他收入，才勉強盈利3億。盈利少了，國貨銀行、交通銀行、金城銀行這些國有大股東自然分紅極少，1946、 1947兩年的股東分紅為2312.1萬元、19,530萬元，從數額來看不算少，卻拖到1948年12月才予以發放。在通貨膨脹嚴重，物價一天一個樣的 時代，到分紅髮放時超過兩億的法幣只能兌換一百多美元，對於國有大股東來說，股票僅比廢紙好一些。與對國有大股東的吝嗇成反比的是，對個人股東的大方，董事長錢新之一次獲得的分紅就有8,000美元，還曾獲得交通補助2,400萬法幣。

權貴買辦公司壟斷進出口，獲利豐厚，為了規避通貨膨脹造成的貨幣貶值，利用官方外匯匯率的偏低再撈一筆，買辦商行通常在獲得法幣後最短時間內利用特權兌換為美元外匯。以工業原料硫化元為例，一擔硫化元進口成本 為40美元，出售所得的法幣按官方外匯牌價，卻可以換的500美元，又可訂購12.5擔的硫化元。1947年7月29日的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第4版 披露，孔宋家族的揚子、孚中公司套取外匯超過3億美元，輿論一時譁然。雖然第二天《中央日報》登文澄清，是編輯將小數點弄錯，將數額放大百倍，實際只有 300多萬美元。無論是3億還是300萬，毋庸置疑揚子、孚中都從中獲利豐厚。

《中央日報》的小數點錯誤，故意也好，無意也罷，都從側面體現出社會對權貴資本不顧民生，依靠特權大發橫財的憎恨。民情洶洶，社會掀起倒宋倒孔風潮，國民政府的處置無力，大失民心，埋下了國民黨政府敗亡的伏筆。

中國國內的大規模聲討權貴資本，也傳導到了美國，美國政府發現其對華援助為權貴套取，杜魯門異常憤怒，不查封了被懷疑為國民黨政府權貴在美國銀行中的存款，還停止了對華援助，這對全靠美國輸血吊命的國民黨政府是致命的，不到一年即敗亡。

縱觀國民黨政府在大陸的22年統治，國家資本主義道路的選擇沒有任何問題，並在抗戰前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的發展。然而，國家資本在權力與資本結合之下，畸生出官僚資本、權貴資本，所謂的國有企業就成了官僚集團謀取私利的工具，損公肥私，化公為私，以權謀私，比比皆是，肥了官僚權貴，虧了國家、民眾。官僚權貴食利，一步步將國民黨政府推上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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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應該吸取的教訓，在台灣國民黨一致聲討宋子文孔祥熙“發國難財”罷了他們的官，蔣介石認識到這些了？應該認識到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