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43)

谭合成

卷五

第四十三章 不甘落后的杀人亚军

祥霖铺区位于道县南部，辖祥霖铺、审章塘、下蒋、新车、岑江渡五个公社，区政府驻地祥霖铺圩距县城20公里。该区南面铜山岭、黑头山、猫儿山、马鞍山横亘数十里，地势南高北低。东部紧靠沱水北岸，西部永明河从桐溪尾入境，流经新车、岑江渡二个公社，在两河口与沱水汇合，形成一大片广袤平坦的土地，素以盛产茶油、稻米、烟叶而著称。

祥霖铺区是道县文革人事件中的区亚军，共杀916人（被迫自杀52人）。其中，枪打495人，刀杀152人，沉河88人，炸死28人，投岩洞9人，棍棒打死88人，绳子勒死4人，其他致死52人；灭门57户。

笔者特别提供一份祥霖铺区文革杀人进度统计表，这些单凋枯燥的数字，也许能给我们一些有血有肉的思考。

时间（1967年）人数（人）　备注

　8月24日　　　 8　　　区上渡民兵指挥部率先杀人。新车公社召开会议煽动杀人。

　8月25日　　　24　　　审章塘公社召开会议煽动杀人。岑江渡公社召开会议煽动杀人。

　8月26日　　 105

　8月27日　　 242　　　区上渡民兵指挥部派民兵下队突击“补火” 杀人。

　8月28日　　 218

　8月29日　　 109　　　“突击”补火杀人结束。47军6950部队进驻道县制止杀人。

　8月30日　　　40

　8月31日　　　55

　9月1日　　　 35　　　区召开会议传达47军制止杀人的通告。

　9月2日　　　 13

　9月3日　　　 15

　9月4日　　　　2

　9月5日　　　 23

　9月6日　　　　4

　9月12日　　　 1

（注：本表统计时间较早，杀人数字与最后落实人数略有出入）

从上面这张表中可以看出，祥霖铺区杀戒开得晚，8月24日才开始杀人，十个区它是倒数第一名。

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从1967年8月13日开始，8月21日到8月25日形成第一次杀人高潮，祥霖铺区只赶了个尾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笔者请教过好几位道县朋友，一位重量级的人物这样回答笔者：“我县由于地处湖南边陲，文化大革命乱得比较晚。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县委执行了所谓‘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了工作组，也抓了‘政治扒手’、‘右派分子’等等，要把运动纳入县委的轨道里来。这个情况大概全国都差不多。也好理解。当时作为县里的领导并不清楚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所以只能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比照反右斗争的经验来搞。结果一下子翻过来，受到很大的冲击，县区两级党委系统处于半瘫痪状态。公社一级稍好一点，也受到不小的冲击。这个时候，中央来了一个指示，人民解放军介入支左。县人武部作为人民解放军地方部队序列就在县里支左，从这个时候开始，县里的大权实际上掌握在他们手里了。人武部这些人，原先在同级党委里位置比较低，一般就是一个常委，有些人常委都不是，所以他们无论做什么事总要把原来党委里的某些人拉出来坐在前面，我不是说杀人的问题党委这边的干部就没有责任，我是说不管表面上看起来怎么样，实权在人武部手里，这些人缺乏地方工作经验，简单粗暴，胆子大得嚇人。1968年，47军支左部队和县革命委员会搞了一个‘揭盖子学习班’，针对1967年发生的‘乱杀风’进行查处，这个学习班我参加了，我可以负责任地讲，到现在为止（1986年）所有的查处，无论是力度还是深度都没有超过这次‘学习班’。当时我们揭出很多问题，可以说铁证如山。县里的问题，我现在不敢乱讲，但每个区杀人问题的主要责任人几乎都是武装部线上的人，这个话走到哪里我都敢讲。红岩区杀人杀得最少，就是王先志（红岩区武装部长）说：‘让他们先杀，我们看一看再说。’就这么简单，一句话的事。祥霖铺区杀人杀得迟，就是因为陈国保（祥霖铺区武装部长）是个病壳子，当时在家养病，他的工作由下蒋公社武装部长暂时代理，一个公社武装部长要在一个区里布置杀人显然名不正言不顺，哪个会听他的呢？这就需要区里有人站出来。最后苑礼甫站了出来，但是走迟了一步。祥霖铺开始杀人的时候，全县已经杀起了风，到8月25号，整个祥霖铺还只杀了三十几个人，所以26号蒋光德从营江打回电话以后，苑礼甫要‘补火’突击杀人三天。结果一下子杀了500多人，全区60%的人都是这三天杀的。苑礼甫这个人你们可能不了解，从材料上看，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杀人魔王，实际上文质彬彬，也很正直，还有郑友志也一样，从材料上看好像杀人不眨眼，其实蛮忠厚老实的。如果杀人可以不偿命而且还是‘革命行动’，人太容易变成杀人犯了。”

祥霖铺区杀人虽然起步晚，但也因其起步晚而呈现出一种不甘落后，奋起直追的态势，各个公社紧急行动，连轴转，杀人数字直线上升，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审章塘公社。

审章塘公社是祥霖铺区杀人最早也是杀人最多的公社。笔者在本文开始时讲的那个杀害蒋勋父子、强奸蒋勋妻女的黄土坝大队就隶属这个公社。该公社也是全县的（公社级）杀人亚军，共杀285人，其中被逼自杀14人。最先杀的3个人是该公社松柳大队的三个地富子弟。前面已经讲过，这三个人因为听得“又要杀地富”的风声，害怕被杀嚇得跑出去，想到广西那边去避风头，（1967年）8月23日在永明河新车渡浮桥过河的时候，被八家大队的民兵抓住，送来上渡民指。当时苑礼甫等人正在水龙农业中学召开全区脱产干部、大队文革主任、民兵营长会议，煽动部署杀人，这三个背时鬼正好是送上门来的典型材料。第二天（24日）经过审问，没审出什么名堂，当然也审不出什么名堂，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名堂。黄尚森和审章塘公社党委组织委员蒋贤柘、公社秘书杨景荣、公社武装部长杨家旺等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借这三个“坏东西”脑袋发动群众。按照当时道县杀人的惯例，区和公社这两级单位一般都不亲自动手杀人，即便是点名要杀的对象，也是交给大队，交贫下中农“处理”，有人提出是不是打电话给松柳（大队），要他们来人领回去杀。黄尚森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搞烦琐哲学。简单处理，由（上渡）指挥部解决问题。”当晚将3人打死，第二天（25日）正逢圩日，黄尚森等人又在祥霖铺圩场上张贴杀人布告，轰动效应可想而知。

同一天，蒋贤柘、杨景荣、杨家旺、以及公社红联头头周建斌等人又在洞民大队召开全公社大队干部、文革主任、民兵营长会议，部署杀人。会后，蒋、杨、杨、周等亲自下到各大队督促杀人，形成了审章塘公社第一次杀人高潮。第二次杀人高潮虽然是由苑礼甫派上渡民兵指挥民兵下来“突击补火”引发的，但蒋、杨、杨、周等人坚决执行、大力配合也是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