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题目，有人或许会问：曹雪芹有文艺观、美学观、宗教观和哲学观，难道还有取名观吗？这样说是否有故弄玄虚，牵强附会之嫌？我倒不这样认为，曹雪芹的确没有写过有关取名方面的专著，但这并不能说他就没有取名观，就如同他没有写过文艺学或美学的专著，并不影响他有着丰富的文艺观和美学观一样。曹雪芹的取名观是通过《红楼梦》中的人物之口说出的，是与他的文艺观和美学观渗透融合在一起的，尤其是在《红楼梦》的第十七——十八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中，曹雪芹借为亭台楼榭等自然景观命名之机，集中阐释了自己的取名观，可以说此回就是一篇独到的取名宣言！

        曹雪芹的取名观，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点，首先是不落俗套，新奇别致。

        取名最忌落俗套，也最难不落俗套。中国人多，姓氏又主要集中在很少的几个大姓上，男女取名又有较为稳定的用字范围或习俗，因此，想取出个真正超凡脱俗的名字并不容易，稍不留心，就会落入俗套，甚至出现重名。《红楼梦》中的人物有名有姓的达四百多，不用说故事情节的创作，仅给这些人物每个人取个既恰如其分，又过目（耳）难忘的名字，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曹雪芹在《红楼》人物的姓名上是煞费苦心的，人物姓名的命取，是他整个创作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红楼梦》中的许多不解之“谜”，大部分都是“姓名谜”；《红楼》人物的成功，也可以说，首先是姓名取的成功！而这恰与他的强调不落俗套，追求“新奇别致”的取名观分不开。

        在取名上，曹雪芹是坚决反对落入俗套的，第一回他借石头之口就说道：“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这里明确点出了旧小说在人物姓名上的两大弊端：一是俗套，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等俗名套名；二是假拟，在旧小说中，人物姓名只是作者虚拟的符号，因无真情实感，故更易落入窠臼，难怪第五十四回，贾母一听女先儿说出故事中男女主人翁的名字，分别叫熙凤和雏鸾，就马上拦住道：“不用了，我猜着了。”为什么呢？因为“都是一个套子。”在深刻揭示了旧作品“千篇共出一套”的致命弱点后，曹公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即强调自己的作品“不比那些胡牵乱扯，忽离忽遇，满纸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而是要追求“新奇别致”，以“令世人换新眼目”。

        曹公不仅如此说，而且如此做，他笔下的姓名既新奇又不俗。他用自己的艺术实践，生动地阐发并验证着他自己的取名观。比如，第二回，当冷子兴谈到贾府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四春”名字后，贾雨村道：“更妙在甄家的风俗。女儿之名，亦皆从男子之名命字，不似别家另外用这些‘春’‘红’‘香’‘玉’等艳俗字的。何得贾府亦乐此俗套？”子兴道：“不然。只因现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日所生，故名元春，馀者方从了‘春’字。上一辈的，却也是从弟兄而来的。现有对证，目今你贵东家林公之夫人，即荣府中赦、政二公之胞妹，在家时名唤贾敏。”用“春”字命名，在中国无论男女都很多，贾府作为诗书礼仪之家，以此为名，并用作“范”字，的确流入了俗套，贾雨村如此说有道理。但贾家取此名，并非是沿袭世俗，套用艳字，而是根据元春生日所取的，至于之后三春为何随着用“春”字，也完全是因为她们都生在春日的缘故。很显然，这是因“实情”而名，按三姑娘探春的话说：这名字“虽然俗些，真有此事，也就不碍了。”（第三十七回）如果我们再了解了这名字中还隐含着“原应叹息”的意义，就知道它更不俗了。

        关于《红楼》命名之不俗，历来评家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其中尤以“脂批”，最言简意赅。如，在谈到“雪雁”之名时，“脂批”道：“（新）雅不落套”；在谈到“鹦哥”之名时，“脂批”道：“妙极，……最厌近之小说中，不论何处，满纸皆是红娘、小玉、嫣红、香翠等俗字”；在谈到“李纨”之名时，“脂批”道：“一洗小说巢（窠）臼俱尽，且命名字，亦不见红香翠玉恶俗”；在说到袭人、媚人、晴雯、麝月之名时，“脂批”道：“看此四婢之名，则知历来小说难与比肩”；在说到贾府“四春”的丫鬟名时，“脂批”道：“妙名，贾家四钗之环，暗以琴棋书画四字名之，省力之甚，醒目之甚，确是俗中不俗处。”

       曹雪芹强调取名不落俗套，并非要“搜奇捡怪”（妙玉语）；强调“新奇别致”，也并非要玩文字游戏。纵观《红楼梦》中的人物姓名，并无稀姓、怪名、僻字，使用的均是常用之姓，常用之名，常用之字。有些甚至在别人那里是俗名俗字，一经曹公之手，也立即化俗为雅，转成新鲜。如，在说到上述贾府“四春”丫鬟之名时，“脂批”道：“琴、棋、书、画四字最俗，上添一虚字，则觉新雅。”由此可见曹公在取名上，善于“旧瓶装新酒”，“化腐朽为神奇”的工夫。